9月1日，著名作家、剧作家、编辑出版家玛拉沁夫先生，永远离开了我们，享年97岁。

在文艺界，玛老可谓德高望重，是公认的文坛泰斗；在国内文化系统，他是后辈们敬重的老领导；在海内外文学研究界，他更被认为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在当代最重要的代言人。

但在我心里，玛老更像是一座山，宽厚、深沉、笃定，让所有走近他的人都感到一种踏实的依靠。

“作家们要写灵魂，要写独一无二的灵魂！”

2006年5月，国家民委和中国作家协会共同策划了“文学名家进校园”活动，邀请玛拉沁夫等作家走进我的母校西南民族大学。那时，玛老是中国作协方面级别最高、资历最老的嘉宾，而我当时只是一名普通本科生，主要负责玛老的接待工作。

阶梯教室里坐了数百人。玛老上来的第一句话就让人意外，他对“80后写作”“身体写作”“网络文学”这些当时的热门话题并不陌生。他的观点很清晰，“80后”写作要支持，网络文学要引导，但对游走在灰色地带的“身体写作”则必须批判。

“‘80后’作家们哪，你们可以写在纸上，也可以写在网上，但千万别写在肉上。”他诙谐地指了指自己的肚子，“这玩意有啥可写的？你有我也有，小说不是大澡堂子，绝不能放眼望去都是光溜溜的人。这种东西生命力注定不会长久的！”

全场先是愣住，随即哄堂大笑。玛老等笑声稍歇，正色道：“我是建议作家们要写灵魂，要写独一无二的灵魂！要让灵魂落到笔端！世界上所有的经典小说，都是让灵魂在纸上跳舞的。灵魂怎么写？我给你们一个诀窍——以叙事取代故事，用细节推动情节。”

这句话，他后来在很多场合都说过。在他心中，文学的本质从来不是题材的猎奇，而是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勘探、反思与批判，比如，他被誉为“新时期民族文学一声春雷”的《活佛的故事》就是。

我因那场讲座和玛老相识，后来到北京办事时，专门到他当时居住的虎坊桥寓所拜会。他对我特意谈到了“80后”作家的身份问题。当他得知当时中国作协会员中还没有“80后”成员时，他当即表示：“你们最大的都26岁了，写了这么多东西，不能得不到国家的认可。现在作协不养活作家，但这是一个荣誉和一个切磋平台。就像打羽毛球，水平再高进不了国家队，就是个爱好者，爱好者很难真正提高技术。”

他以自己的切身经历，讲述了加入中国作协的重要性。作为中国作协的“初代会员”，他正是在作协这个大家庭里得到了交流机会，才得以快速成长。上世纪50年代，他曾给周扬、丁玲等作协领导写信，呼吁关注少数民族作家。2006年，时年76岁的他再次提笔，给时任中国作协创联部负责人提交了一份建议，建议作协应重点关注“80后”作家，并专门与时任中国作协主席的铁凝进行了工作沟通。

从此，中国作协这个大家庭里，开始出现“80后”作家，尤其是网络作家的身影。已步入晚年的玛拉沁夫，依然心系文学事业，时刻关注着这些文坛新人的成长。

“五十六个民族，我主张唯才是举”

玛老是世所公认的少数民族文学拓荒者，但他在晚年关注的议题，远远超出“少数民族文学”这个范畴，而且他对人才的重视、对文学现象的关注，也早已超越了少数民族文学。

他少年成名，20多岁便名满天下。长篇小说《茫茫的草原》被写进《中国共产党历史》，短篇小说《科尔沁草原上的人们》被改编为电影，散文《缝纫鸟》入选语文教材，创作的歌词《敖包相会》传唱半个多世纪，儿童文学《草原英雄小姐妹》影响了数以亿计的中国少年。这些经典，成为几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但玛老从未把自己局限在某个标签里。

从他个人的生平来看，他曾与茅盾、郑振铎等前辈作家参加亚非作家会议，多次担任中国作家代表团团长，带领铁凝、莫言、王安忆等作家出访海外，与大江健三郎、马哈福兹等世界级作家都有交往。显然，他不只是在少数民族文学领域建树斐然，更是一位有着宽阔国际视野的文化大家。

在我和他多次的交谈中，他时常强调“大文化”的重要性。他主张，研究文学不能只盯着文学本身，要把视野放宽到民族史、丝绸之路、中外文化交流等宏大议题上去。他认为，中国文学的创作者、研究者都应该胸怀“国之大者”，主动承担起跨文化交往的使命，而不是蜷缩在某个小圈子里自娱自乐。

在2009年一个冬天午后，我在他和平里民旺园的公寓客厅里聊天，说到当时文坛的一些“圈子”现象，玛老忽然有些激动：“我这个人，一辈子没有‘圈子’。有人说我只关心少数民族作家，我不同意。在我看来，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五十六个民族，我主张唯才是举。”

很快，他又恢复了他一贯的幽默：“我今年79，还差一岁到‘80后’，你们这个‘80后’圈子恐怕暂时是不会要我喽！”说完自己哈哈大笑。

从“大文化”出发，玛老对“民族文学”这个概念在中西语境下的差异有很深的思考。他认为，中国的“民族文学”不应当被理解为西方意义上的“族群文学”，而应当放在中华民族、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框架中去理解。有一次我专门向他求教这个问题时，为了帮助我厘清这个概念，他专门写了好几页的“谈话提纲”，从概念定义、历史脉络到研究方法，一一梳理。

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见证者与重要参与者，玛老对于文学史写作，也有独到见解。他认为上世纪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是一次很好的实践，但可惜没有传承下来。因此，他反复强调，当代文学批评和当代文学史并不是一回事。文学作品的历史价值，不能只靠批评来彰显，而要放在历史与未来的坐标中去衡量。

在人生的最后几年，他还特别关注中国文化“走出去”这个议题。在他看来，中国文学要走向世界，不能只靠翻译推广，更要从文化根脉上去打通与世界的对话通道。而且，因为他精通蒙古文，因此对中亚、西域文学与汉文学的互动关系有浓厚的兴趣与深入的研究。

“白纸黑字的事情决不能马虎”

世人多知玛老是作家，却少有人知道，他一生履职最长的职业其实是具有编审高级职称的编辑。

从牵头创办《民族文学》《草原》，到担任作家出版社总编辑，玛老大半辈子都在和编辑出版打交道。他住在虎坊桥时，书桌上的笔筒里长期插着几支红笔；后来搬到和平里民旺园，改在客厅读书，茶几上仍然放着一支红笔。

有一次，我认识的一位曾采访过玛老的年轻记者问我，玛老退休这么多年，怎么桌上还有红笔？我笑答: 世界上红笔不离手的有两种人，一是老师，二是编辑。玛老做了大半辈子编辑，用红笔批注已经成了习惯。

而在玛老看来，红笔代表的不只是职业习惯，更是对“白纸黑字”的敬畏。

2014年时，我曾给玛老寄了一本我自己出版的新书。不久后我在玛老家中拜访他时，发现我的那本书被他用红笔标出了四五个错别字、两处病句和几处不该空格的排版错误。他把那本书摊在茶几上，表情严肃地说：“这本书校对不合格。这样的书，在我手上是不能发行的。”

他随即指向茶几上摞着的几本其他书册——都是作家们寄来的，有的还是相当著名的作家。“我不是只批评你。你看这些书，全都有问题。有的还拿了某某文学奖，结果呢？有的人名前后不一致，这不是笑话吗？还有的书里把六块加六块写成十三块。作家不认真，编辑和校对也这么不负责任，这怎么行啊！”

这时，玛老开始讲述自己担任作家出版社总编辑时的经历。“我在作家出版社工作时，差错率要求控制在二十万分之一。一部长篇小说，错别字或病句一般不得超过两处。”

这个容错率，放在今天的出版界几乎普遍无法做到。但在玛老主持作家出版社的那段时期，这是铁律。

而且，他还在作家出版社率先制定了校对和编辑同工同酬的政策，优秀的校对员也可以评职称。每本书下厂前，他本人都会从头到尾通读一遍。发现问题，他会直接把编辑、校对叫到办公室，要求说明情况、退回整改，严重的甚至影响职称评定。

“莫言、余华、王安忆，都在作家出版社出书。我们还出儿童文学、学术理论著作，都控制在这个差错率。”他说，“白纸黑字的事情决不能马虎。”

玛老担任作家出版社总编辑时，自己的文学创作几乎完全停滞。他坦言自己也犹豫过，但巴金先生的一席话让他坚持了下来：“好编辑能把二流作品提升为一流作品，差编辑能把一流作品降格为二流作品。你认真，也懂创作和理论，办过杂志，你干这个最合适。”

玛老回忆起这段对话时，颇有“舍我其谁”的架势：“那我就答应了呗，自己少写或不写，多帮帮年轻作家。”

他年轻时，文学编辑家崔道怡做过他的编辑。崔先生编稿极其认真，有些小说涉及账目或土地面积，他会拿个算盘噼里啪啦地帮小说里的人物算账，看看有没有硬伤。玛老说：“我那时就对他说，崔编辑，您说怎么改我就怎么改。”

这种对文字的敬畏，被玛老完整地传承给了下一代编辑人。玛老主持作家出版社的那段时期，被出版界公认为该社的“黄金时代”。莫言的《十三步》、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王安忆的《长恨歌》以及苏童的《城北地带》等一批当代文学的重要作品，都是在他任内提议、策划或推出的。他很少在人前谈这些书的发行量或影响力，他只在乎一件事，那些白纸黑字，是否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在玛老临终前，我曾应家属的邀请为其整理生平，我提议在生平中增加“编辑出版家”这一项。这个建议后来被中国作协书记处采纳，从而出现在了他的讣告里。

我想，玛老若在天有知，应会认同这个身份。毕竟在他心中，“编辑”从来不只是职业，而是一种对文化传承的郑重承诺。

“你们要向前看，中国文学才能往前走”

玛老老两口晚年住在和平里民旺园的一套公寓里，子女都不在身边。客厅不大，餐桌兼做书桌，上面常常摊着书和杂志。

与普通老年人相比，玛老晚年保持着对新生事物的惊人敏锐。他常常坐在餐桌旁用平板电脑刷短视频，微信视频号里点赞的内容，多是十几分钟的文史知识普及视频。为此我和好几位熟悉玛老的朋友都深感疑惑，一位世纪老人，怎么会对短视频感兴趣？

但玛老有自己的判断。他曾在一次闲谈中指着手机说：“你看这个手机，现在不只是打电话、发信息的东西了，它也是文学的载体。有些短视频博主讲古典文学讲得很好，这就是文学啊。我们这个时代好的文学，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他尤其推崇那些能把知识讲得生动有趣的内容。有一次，他兴致勃勃地向我推荐“意公子”讲古典文学的短视频。他说：“这个姑娘讲得就很好，通俗但不浅薄，能让更多人走近文学。”

作为一名饱经风霜的文坛泰斗，他经历了纸笔、电脑与人工智能等不同时代，他对新技术充满期待。在他看来，文学的载体一直在变——从竹简到纸张，从书本到屏幕，但好文学的灵魂不变。他认为，文学不能固守旧有的形态，要主动靠近新技术。“现在新技术势头很猛，文学要主动靠近这些技术，希望在你们身上。”

在他病逝前几年，曾主动和我聊过新技术对文学的影响。他曾带着几分感慨说：“你们要向前看，中国文学才能往前走。”

这句话，正是他一生不断求新、创新的姿态。1954年，日内瓦国际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曾请喜剧大师卓别林欣赏电影《草原上的人们》，这正是脱胎于玛老代表作《科尔沁草原的人们》的电影杰作。当时玛老才24岁，该电影的主题曲《敖包相会》亦由玛老执笔撰写歌词，传唱半个多世纪经久不衰。他的创作生涯横跨了小说、散文、电影剧本、歌词等多个领域。2025年，青年相声演员岳云鹏在包头的一场演出中，全场观众齐声合唱“市歌”《草原晨曲》，词作者正是玛老。

不言而喻，从卓别林到岳云鹏，他的“花期”横跨了半个多世纪。

但玛老从不沉湎于过去的荣光，他永远在看“下一步”——下一批年轻作家在哪里，下一个文学形态会是什么样，下一个时代的读者需要什么样的文字。

在玛老人生最后几年，每次有年轻人去家中拜望，他都很高兴。他和来访者聊文学、聊历史、聊短视频、聊年轻人写的书。他从不倚老卖老，从不把谈话变成“训话”。他总是把对方当作平等的对话者，哪怕对方比他小半个多世纪——当中包括我的“00后”学生们。

玛老曾说，自己年轻时深得前辈作家栽培，因此终其一生，他都把提携后辈视为己任。但他从不把“培养年轻人”挂在嘴边，他只是默默地去做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写信、推荐、审稿或谈心。

有人说，玛老是中国作家中，一直在传递爱的那个人，但在我看来，玛老是一座山，一座包容、温暖且厚实的山峰。

这尊山峰曾为无数人指过路，为白纸黑字守过门，为年轻的写作者挡过风，见证了共和国波澜壮阔的文学史。

如今，山依旧在那里，沉默如初。风过山间时，处处都是历史的回响。

（作者系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