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蕉风兄是我微友——即微博好友，彼此素未谋面，却有很好的交往记忆。我知道黄兄的经历很特殊，自幼秉承严父要求，在珠海、香港等地求学，常组织社会文教活动，视野极其开阔，因此，他虽年纪轻轻，却涉猎广泛，尤其热爱宗教，对许多问题有着深刻的见解，也时常在自媒体与公共媒体上发表高论，令人击节。这本《草鞋十字架》，便是他高论的结晶，也是他求学、治学道路上一个值得铭刻的起点。黄兄信得过我，嘱我作序，我本推辞，但实在勉强不过黄兄的一番盛情与好意。

坦率地说，我对宗教了解甚少，或者说根本谈不上有什么理解。在中国传媒大学攻读硕士时，硕士论文写过基督教与中国话剧的关系，后来到全国各地（当然也包括黄兄的母校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参加过一些宗教学的会议，结识了宗教学界、宗教界的一些师友，使我倍觉荣幸，时常受益匪浅。我深知宗教是一门深刻的学科，非智力过人者不能学。因此，自知愚钝的我，只能用最简短的语言写序，谈谈自己一些粗浅的看法。

我始终认为，中国社会能够有今天的成就，当然与西方传教士的努力分不开。基督教之于近现代中国，意义非凡。历史的看，在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文学、科学影响的是表象性的东西，而基督教恰是影响最本质的灵魂。而且近代中国人对于西方最早的理解，便是传教士的传教，尔后才有西方的艺术、科学、政治制度与历史文化。但是，传教士在中国的命运恰是最不好的，在教案频发的清末，传教士时常被义和团、小刀会等社会团体杀害，到了民国，绑架传教士似乎成了许多政党、地方武装发人命财的方式；而在抗战期间，一批传教士又保护了不少居住在大城市里的中国人，譬如南京的国际安全区、武汉的昙华林瑞典教区等等，期间，许多了不起的中国传教士、教徒们在圣灵的感召下，又前赴后继，为中国民族的独立与社会的和平而献身——其中包括我敬爱的乡贤、上海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博士，他们正是以信仰为笔，以血为墨，努力让中国走向现代、民主与法制。

简而言之，基督教传教士与教徒们对于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影响，功莫大焉！可惜现在几乎未有一本官方的出版物，对于他们的贡献有系统性的梳理。但他们的精神却一代一代地被传递下来，我很高兴地看到，年轻的黄蕉风老兄，正是受这些先辈魂灵的感召，既勤于治学，又没有放弃在尘世的耕耘，他这本《草鞋十字架》，既是他内心的明志，又是实践的成果。

基督教与墨家文化的融合，实际上构成了基督教文明在中国本色化发展，这是文化碰撞的结果，也是文明融合的趋势。数千年来，天主教、基督教的不断变化、适应，实际上就反映了它极强的包容性与普适性。经历了胡思战争、文艺复兴、科技革命与马丁路德改革等一系列变化、碰撞的天主教、基督教，今天的它与伊里奈乌(Ireneaus)、阿诺庇乌 (Anubiaus)甚至托•阿奎那（Thomas Aquinas）等早期基督教先哲们所强调基督精神或许相去甚远，但信、望、爱之心却始终依然。我相信，基督教精神在21世纪里或许会与中国的墨家思想有所融合，但墨家的“兼爱”思想会与基督教文明中的“爱”殊途同归的走到一起，成为了世界人类文明一个大趋势。

在文学家洪深的戏剧《青龙潭》里，有一个角色叫林公达，这位林先生读过西书并通晓西学，民国时期，他跑到中国农村去为人治病、开设学堂，但却遭到当地村民的不理解甚至迫害，最终将生命献给了自己的启蒙事业。我曾写过一篇论文，认为深受基督教影响的洪深，在这里实际上塑造了一个“中式使徒”的形象，林先生仿佛也反映了基督徒在现代中国的使命——在中国这片土壤里，他们的命运是艰苦的，但又是荣光的，因为他们不但选择的是侍奉主的事业，还承担了为了一个民族乃至全人类的文明而奋斗的光荣使命。因此，在呼唤当代中国的“林公达”时，黄兄的这本《草鞋十字架》，仿佛是那无声的呼应。

我看好黄兄，默默为他祝福。

韩晗

2012年12月30日于武汉硚口

（韩晗，85年生人，当代中国最活跃的青年学者与随笔作家之一，武汉大学中文系博士。已连续三次以最年轻获奖者的身份问鼎中国戏剧文学奖一等奖。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中华美学会会员、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学会理事、中国戏剧文学学会理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黄石港区第七届委员会常务委员、第五届黄石市青联委员，兼任“武汉大学文艺生产与消费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学术方向为文学史语境下的文艺生产、消费与传播问题研究。著述《新文学档案》、《可叙述的现代性》在两岸三地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