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文子其人是《文子》一书的依托对象，学界基本默认文子是“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之说，如此，则与文子问答的平王为楚平王的可能性较大；较早的传统观点认为文子是范蠡之师计然，近代以来有学者认为文子可能是文种。鉴于文种与计然在言语、思想、行事以及时代、地缘、人物关系等方面的诸多相似，其思想与后来的黄老之学可谓丝丝入扣、无不相合，故可以推断文种与计然是一个人，亦即《文子》一书依托的对象。
作 者：高新华，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原 载：《文史哲》2012年第4期，第133-138页
文子其人其书及其与《淮南子》的关系，是个延续了两千年而至今没有解决的公案。随着马王堆《黄帝四经》特别是八角廊《文子》残简的出土，这个公案再次成为学界的热点话题。就文子其人而言，从现有的《文子》文本尚看不出文子究竟是历史上的哪个人物，而历来较有理据且影响较大的观点有两种：一说是范蠡之师计然，一说是越大夫文种。在多方参比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本文首次提出计然、文种极可能是一个人。此说为古所未有，实为大胆假设，绝不足成定谳。兹略陈鄙见，以就正于方家，或有助于学术焉。
一、关于文子其人的争论
要解决文子其人的问题，首先是明确文子的时代。《汉书·艺文志》载《文子》九篇，班固注：“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而称周平王问，似依托者也。”老子、孔子之与周平王的时代矛盾，班固已经怀疑，故以“依托”释之。但不论传世本《文子》还是1973年出土的简本《文子》，“平王”前都没有“周”字，故后人颇疑此平王乃楚平王（前528-前516在位），牟献《文子缵义序》及孙星衍《文子序》即持此说。近年来亦有学者怀疑可能是齐平公（前480-前468在位）。但简本《文子》中有“天王”之称，作为华夏区周天子的重要封国，齐平公在国内称王尚有可能，其称“天王”则绝不可能；蔡邕《独断》卷上谓：“天王，诸夏之所称，天下之所归往，故称天王。”而楚及吴、越远在蛮荒，久已窃取了王的称号，《国语》之《吴语》、《越语》中都有称吴王夫差为“天王”的记载，则楚王之被尊称天王自然是可能的。至于《韩非子·内储说》中关于文子与齐王的问答，已有学者论证其可疑：一是此文子的思想更近法家，故此文子未必即彼文子；二是先秦古籍中从未有称齐平公为平王者，况此齐王未必就是平公。所以在周平王、楚平王和齐平公三者之中，应以楚平王的可能性为最大。唯一的疑问是，假设文子与孔子同龄，与楚平王问答时，至迟在公元前516年之前，则其年龄仅35岁左右，是否太嫌年轻呢？联想到孔子在30岁时（前522）曾被造访鲁国的齐景公召见，时间正是楚平王当政之时，楚平王卒年，孔子在齐闻韶，而齐景公问政，则楚平王生前与文子问答是可能的。
关于文子其人，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是文子为计然，是范蠡之师。此说首见北魏李暹《文子注》，亦见《史记》裴骃集解所引《范子》。对此，古人有信有疑，而今人多疑之。其实，这一说法中的信息真假混杂，是需要梳理的，因疑其一点就全盘否定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还有一种说法影响也较大，就是“文种即文子”之说，最早由江瑔发之，他在《读子卮言》中说：“以文子即文种，古人所未言，自余始发之，颇足惊世。”他首先力辩“文子”非计然之字：“古者名、字相应，其义必同（原文按：王引之作《春秋名字解诂》曾详言之）。计然与文子字义绝不联属，岂敢必其一为字、一为名？且古人所称为某子者，其例有二：一为合姓而称之，某姓即某子，如孔子、庄子之类是也；一为于名字之外，别以一己学问之宗旨或性情之嗜好署为一号，以示别于他人，亦称某子，如老子、鹖冠子之类是也。……文子为道家之学，道家所贵在于抱朴而守真，黜文而崇质，则更无号曰‘文子’之理。”所以，他提出“文”是姓，文子即越大夫文种，计然另有其人，绝非文子。其理由可概括如下：
1．老子为楚人，文子亦生于楚，故得受业于老子。
2．文种当越灭吴称霸之时，正与孔子同时，与班注合。
3．文种入越之前既仕于楚，故能与楚平王问答。
4．文种既为老子高足，姓字必显于时，范蠡知其负才而屈于宛令，故设计要之，文种也自以言不见听于王，遂决然与蠡弃楚适越。
5．范蠡隐去，自齐遗书于大夫种曰“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此数语见今《文子》书。盖《文子》当成书于范蠡遗书之后、属镂未赐之前。
6．文种生平行事无一与计然同，不能强而一之。孙星衍以《唐志·农家》之计然为别一人，《史记·货殖传》之计然也当是别一人。
７．《汉志》兵家有《大夫种》二篇，何以不名《文子》？这正如法家有《商君》而兵家有《公孙鞅》，杂家有《由余》而兵家有《繇叙》，盖刘向校诸子而任宏校兵书，故有此异。
江瑔的说法是有理据的，尤其是文子之“文”应为姓而不是字的说法及上列数条中对时、地的叙说。《文子》中有范蠡给文种的忠告，似也是一证，然而据此推定《文子》的成书时间则有所不足，而且此语为谣谚格言，出现在《文子·上德篇》中，前后多此类格言，似乎不必然与范蠡有关。江瑔力证文种与计然不是一人，则正与笔者观点相反，以下将详论之。
赵逵夫从思想的角度论证，认为文种的思想是黄老一派，合乎司马谈《论六家要指》。《国语·越语下》载范蠡对勾践语：“四封之内，百姓之事，时节三乐，不乱民功，不逆天时，五谷睦熟，民乃藩滋，君臣上下交得其志，蠡不如种也。”这与司马谈所说“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因时为业”、“因物与合”的道家思想一致；《越语上》文种说的“夏则资皮，冬则资，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也与《论六家要指》中“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的道家思想一致；吴伐越而勾践欲迎战时，文种劝越王求和，说：“夫一人善射，百夫决拾，胜未可成也。夫谋必素见成事焉，而后履之，不可以授命。”（《国语·吴语》）与老子虚静柔后的思想也是相合的。此外，赵逵夫还指出，李善注陆机《豪士赋》“文子怀忠敬而齿剑”句，引《史记》与《吴越春秋》，认为指文种，而《抱朴子外篇·知止》说“文子以九术霸越”，亦指文种甚明。这是文种称“文子”的例证。吴光也主文子即文种说，然主要论据不外时代相合，遂成为后人依托著书的对象，兹不详引。
此外，还有人提出田文、尹文子和子夏弟子等多种说法。不论结论如何，多数论证都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很难令人信服。
综合以上观点，学界基本默认文子是“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之说，如此，则与文子问答的平王为楚平王的可能性较大；较早的传统观点认为文子是计然，近代以来有学者认为文子可能是文种，但除江瑔明确认为文种与计然绝非一人之外，其他学者没有论及文种与计然是一人还是两人的问题，原因在于多数学者在致力于寻找文子的最佳人选，而没有注意这些史料之间的联系。
二、相关史料的启示
既然从姓氏、时间、地点和思想、行事各方面看，文种是最合适的人选，而又有文子是计然的传说，必事出有因。本文要进一步论证的，是文种即计然，也就是文子。
今存最早记载计然的是《史记·货殖列传》。计然，又作“计研”，《汉书·叙传》载班固《答宾戏》有“研桑心计于无垠”之说，颜师古注：“研，计研也，一号计倪，亦曰计然。”颜注引孟康曰：“研，古之善计也。”可知所谓“计然”之“计”，是因为他善于心算如桑弘羊，计然之称，亦犹医和、工倕、击磬襄之比。裴骃《史记集解》引《范子》曰：“计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氏，字文子，其先晋国亡公子也。尝南游于越，范蠡师事之。”在《越绝书》作计倪，《吴越春秋》中作计。虽然如江瑔所说，从字面上看不出计然（倪）或辛研与文种有何关系，但相关史料记载二人在行事、思想等诸多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如：
计然曰：“……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史记·货殖列传》）
大夫种进对曰：“臣闻之，贾人夏则资皮，冬则资，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以待乏也。”（《国语·越语上》）
这是其言语之相同，亦可视为“以因循为用”的黄老思想之先声。更可注意的是《史记》本书的“内证”：
越王乃赐种剑曰：“子教寡人伐吴七术，寡人用其三而败吴，其四在子，子为我从先王试之。”（《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喟然而叹曰：“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国，吾欲用之家。”（《史记·货殖列传》）
《越绝书》、《吴越春秋》有“九术”之说，并有具体的名目，不过这些名目应是对越国内政外交的总结，是否即为计倪之策，似不可全信。《史记》前后两处皆为“七术”，不论是用其三还是其五，这显然是一个人的计策。而且，“从先王试之”与“既已施于国，吾欲用之家”，在思维方式上又是何其相似！司马迁在记述上之所以前后不一，在《货殖列传》中说辅佐越王勾践者为范蠡、计然，不提文种；在《越王勾践世家》中则只提范蠡、文种，不及计然，大概是他对计然、文种在史料中的相似与混杂不无疑心，因而两存之，正符合太史公所谓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著述原则和互见的体例。到了向、歆校书，班固著史，已经不能明了太史公之用心，所以《汉书》中《艺文志》与《古今人表》皆两存之，显然已判为二人。到《越绝书》、《吴越春秋》等小说家言中，更敷为演义，杂诸神怪。
然而这些历史的迷雾后面，并非没有蛛丝马迹可循。如《国语·越语上》记载：
越王勾践栖于会稽之上，乃号令于三军曰：“凡我父兄昆弟及国子姓，有能助寡人谋而退吴者，吾与之共知越国之政。”大夫种进对曰：“臣闻之，贾人夏则资皮，冬则资，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以待乏也。夫虽无四方之忧，然谋臣与爪牙之士，不可不养而择也。譬如蓑笠，时雨既至，必求之。今君王既栖于会稽之上，然后乃求谋臣，无乃后乎？”勾践曰：“苟得闻子大夫之言，何后之有？”执其手而与之谋。
这是讲文种批评勾践困而求才，为时太晚了。《越绝书·越绝外传·计倪》也有一段类似的记载：
昔者，越王句践近侵于强吴，远愧于诸侯，兵革散空，国且灭亡，乃胁诸臣而与之盟：“吾欲伐吴，奈何有功？”群臣默然而无对。王曰：“夫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何大夫易见而难使也？”计倪官卑年少，其居在后，举首而起，曰：“殆哉！非大夫易见难使，是大王不能使臣也。”王曰：“何谓也？”计倪对曰：“夫官位财币，王之所轻；死者，是士之所重也。王爱所轻，责士所重，岂不艰哉？”王自揖，进计倪而问焉。
这里的情形与《越语上》是相同的，而与越王问答的主角则换成了计倪，且演义的成分有所增加。假如《越绝书》原有所本而非向壁虚造，可想而知计倪与文种应是一个人的两个影子。如果真是一人，就不难解释为什么人名“计然”而书叫《文子》了。
三、文种、计然思想之相似
上述记载已可见文种、计然在思想上都有后来黄老思想中善于因循的因素。不止此，我们从现有史料还可以看出，文、计皆长于百姓农商之事。《国语·越语下》载文种之所长曰：
王曰：“蠡为我守于国。”对曰：“四封之内，百姓之事，蠡不如种也……”
王曰：“不穀之国家，蠡之国家也，蠡其图之！”对曰：“四封之内，百姓之事，时节三乐，不乱民功，不逆天时，五谷睦熟，民乃藩滋，君臣上下交得其志，蠡不如种也……”
而《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的计然的内政措施，正好是对范蠡描述的文种能力的说明：
计然曰：“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故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国富，厚赂战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饮，遂报强吴，观兵中国，称号“五霸”。
这段话亦见《越绝书·计倪内经》，较此为详。此处专论货殖，故多经商理论，但其中水旱丰穰、农末（商）俱利等言论，正与《越语下》“时节三乐，不乱民功，不逆天时，五谷睦熟”相应。
值得注意的是《越绝书》，虽然其中羼杂了不少小说家言，但某些篇章可能成书较早，保留了不少珍贵的史料，其可信度要远胜《吴越春秋》。田汝成《越绝书序》说：“《内经》、《内传》，辞义奥衍，究达天人，明为先秦文字；《外传》猥驳无论，《记地》两篇，杂以秦汉，殆多后人附益无疑也。《本事》、《篇序》则又依托《春秋》，引证获麟，归于符应，若何休之徒，为《公羊》之学者。故知是书成非一手，习其可信而略其所疑，亦可以苴埤史氏之阙脱矣。”田氏“习其可信而略其所疑”，是很好的治学态度。将不同的史料拿来，多方参比，或可祛惑。
尤可注意者，是《计倪内经》在词汇和语言风格上与新出土马王堆《黄帝四经》有几分相似。比如，《计倪内经》有“独受天之殃，未必天之罪也”的话，又曰：“阴阳万物，各有纪纲。日月、星辰、刑德，变为吉凶，金木水火土更胜，月朔更建，莫主其常。顺之有德，逆之有殃。是故圣人能明其刑而处其乡，从其德而避其衡。凡举百事，必顺天地四时，参以阴阳。用之不审，举事有殃。”“天殃”一词在《四经》用得很多，如“过极失［当］，天将降央（殃）”（《经法·国次》），“伓（倍）逆合当，为若又（有）事，虽无成功，亦无天央（殃）”（《经法·四度》），“兴兵失理，所伐不当，天降二央（殃）”（《经法·亡论》），“天有环（还）刑，反受其央（殃）”（《称》），其阴阳、刑德、顺逆之论亦随处可见。
再如，《计倪内经》说，“臣闻君自耕，夫人自织，此竭于庸力，而不断时与智也。时断则循，智断则备”，“故散有时积，籴有时领，则决万物不过三岁而发矣。以智论之，以决断之，以道佐之。断长续短，一岁再倍，其次一倍，其次而反。……故圣人早知天地之反，为之预备”。注重天时，当断则断，而且要知“反”，这样的思想在《黄帝四经》中不止出现一次，《十大经·观》、《兵容》皆曰：“当天时，与之皆断。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称》亦云：“（观）前□以知反，故□□（观）今之曲直，审其名以称断之。积者积而居，胥时而用（观），主树以知与治合，积化以知时。”而《计倪内经》中下面这句话，也像极了《黄帝四经》的风格：“师出无时，未知所当，应变而动，随物常羊。卒然有师，彼日以弱，我日以疆（强）。得世之和，擅世之阳。”更可注意的是，计倪还有一段话，特别提到了黄帝及五方帝治理天下的事：
臣闻炎帝有天下，以传黄帝。黄帝于是上事天，下治地。故少昊治西方，蚩尤佐之，使主金；玄冥治北方，白辨佐之，使主水；太皞治东方，袁何佐之，使主木；祝融治南方，仆程佐之，使主火；后土治中央，后稷佐之，使主土。并有五方，以为纲纪。
这里说黄帝继炎帝之后，事天治地，并派五正五佐以治五方，俨然为上帝的代表。五方帝及五帝佐的观念兴起甚早，在甲骨文中已有萌芽。传世文献则见于《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其时尚没有五方帝之名，仅有木正句芒、火正祝融、金正蓐收、水正玄冥、土正后土之称；至《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和《淮南子·天文》，则已形成整齐的五方帝、五帝佐：太皞、炎帝、黄帝、少昊、颛顼，句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对比以上三种五方帝、佐的不同，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计倪所说恰处于《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前513）与《吕氏春秋》之间的形态，可以视为五方帝、佐之说整齐化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这说明此段文字可能不是秦以后的人所加。但计倪之说还有一个与前后诸说明显不同的特点，就是黄帝高居五方帝、佐之上，这一点或许只有将之视为黄老学派的学说，才能解释得通。
以上对比进一步说明，计然的思想是非常接近黄老学说的，战国中后期逐渐成熟的黄老学说如《黄帝四经》等很可能从计然思想中汲取了许多营养。若果如本文所推测，计然就是文种，则后世道家学者在著书时依托其名，而号《文子》，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四、关于文子其人的地域渊源之推测
李暹《文子注》说文子“姓辛氏，葵丘濮上人，号曰计然，范蠡师事之。本受业于老子，文子录其遗言十二篇”。按诸舆图，葵丘濮上在今山东曹县西，当时盖属宋地，去老子故里之苦县亦不甚远，以时地论，受业于老子是可能的。裴骃《史记集解》引《太史公素王妙论》，说范蠡本南阳人，张守节《史记正义》进一步引《吴越春秋》说：“大夫种姓文，字子禽，荆平王时为宛令，之三户之里，范蠡从犬窦蹲而吠之，从吏恐文种惭，令人引衣而鄣之。”文种为宛令，故与范蠡早年相识而友善，或其时正当楚平王在位，故能与平王问答。如此，则何以又说范蠡师事计然呢？我想可能是人们由范蠡的话而引起的误解，因为范蠡说过：“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国，吾欲用之家。”也就是说范蠡后来的经商才华，都是计然理论的发挥，从这个意义上，遂有范蠡师事计然的传说。
上述裴骃引《范子》，以为计然是葵丘濮上人，姓辛氏，字文子，其先人乃晋国亡公子。这个说法虽不完全可信，但似非空穴来风。这至少为我们传递了两个信息：一是文子的籍贯，二是其姓氏。葵丘，据《左传·僖公九年》（前651）“会于葵丘”杜注：“陈留外黄县东有葵丘。”从文子姓辛来看，“文”可能是他的氏，后人姓氏不分，故有“姓辛氏，字文子”之误，诸子绝无以字为称者，江瑔已指出。辛姓即莘姓，源自上古部族有莘氏，《史记·殷本纪》张守节《正义》：“《括地志》云：古莘国在汴州陈留县东五里，故莘城是也。《陈留风俗传》云：陈留外黄有莘昌亭，本宋地，莘氏邑也。”据何光岳考证，有莘氏出于黄帝族，与夏血缘极近，最早在甘肃南部，不断东迁，商灭夏时，已迁至今山东曹县北。据《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载，城濮之战时，“晋侯登有莘之虚以观师”，此有莘之墟即曹县北之有莘故国，同在陈留外黄，距葵丘很近。若这不是巧合，那么文子极可能是有莘族的后裔。或许因为其地曾属晋国，故有文子先人是晋国公子的传言。还有一种可能，是其地（有莘之虚）以晋文公重耳（曾为晋国亡公子）在城濮之战时曾登临而闻名，后世讹传，遂谓文子先人为晋之亡公子。
五、结论
对于文子其人，笔者虽有上述推测，但古人姓氏本无必然的规律，正如黎翔凤《管子校注》所言：
章炳麟云：《小匡》“蒙孙”作“曹孙宿”，渊如（孙星衍）谓“曹”、“蒙”声近而字通，于音理固不合。王怀祖（王念孙）谓：“隶书‘蒙’字或作‘’，其上半与‘曹’相似，故曹讹作‘蒙’。”然细案“蒙”、“曹”上体实不相类，况下体犹远，无缘致误。此盖孟仲、士范之类，一人二氏者也。
翔凤案：人名无理论可言，范蠡、陶朱，张禄、范睢，若非史有明文，谁知其为一人者？证形证音之说，有时而穷。
的确，与文种同时的范蠡亦有陶朱之名，或许文种、计然二称也是“证形证音之说”所无能为力但实为一人的那一类。
当然，说文子可能是文种只是说《文子》作者是托名文种，并非《文子》之思想就代表了文种的思想，这完全是两码事。文种作为勾践的大臣，可能无暇授徒，范蠡倒是可能把他的思想传之于后，而《文子》真正的作者在写作时也并不一定要考虑文种是否有此思想。至于《文子》其书，从它与《庄子》相似的文字来看，其成书似应在《庄子》之后，而《文子》又推崇仁义礼智，且以精气论道，则极可能受到了稷下黄老道家的影响。而它与《淮南子》之间谁抄谁的问题，实是古今聚讼纷纭但迄无定论的一桩公案，正反双方各言其是，但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双方都承认的，即原本《文子》至少是汉中期以前就已成书，而今本《文子》保留了许多原本的内容，不过也经过了后人的改动。
综上所述，鉴于文种与计然在言语、思想、行事以及时代、地缘、人物关系等方面的诸多相似，其思想与后来的黄老之学可谓丝丝入扣、无不相合，所以，我们有理由推断，文种与计然是一个人，是《文子》一书依托的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