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新华:齐威王“高祖黄帝”再认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55 次 更新时间:2020-07-18 2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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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华 (进入专栏)  


摘要:学界一般认为,《陈侯因(敦)》铭文中齐威王“高祖黄帝”一语,是齐威王追认黄帝为远祖。为了把自己与姜氏区别开来,齐威王利用黄帝战胜炎帝的神话来神化自己的顺天应命,于是稷下诸子也积极为田氏的帝制运动造势,故《管子》对黄帝十分尊崇。但笔者以为这是对“高祖黄帝”一语的误读,其意实为远则祖述、效法黄帝,而非以黄帝为高祖。齐威王“高祖黄帝”的真实用意在于争霸,而《管子》对黄帝的推尊,目的在于引重之以入说而已,我们不应过度引申,认为这是稷下学者在为田氏的帝制运动造势。


关键词:高祖黄帝 齐威王 《管子》 黄老 田齐政权


原载:《齐鲁文化研究》第七辑,2008年12月。


对《陈侯因 (敦)》铭文中齐威王“高祖黄帝”一语,是大家经常引用的。但是,在对这句话的理解上,学者们几乎不假思索地理解为是以黄帝为高祖,这就未免有些随便了;而许多人又在此基础上加以引申,认为黄老之所以盛行于稷下,与齐威王以及田齐政权的“高祖黄帝”有关,田氏为了把自己与姜氏区别开来,便利用古史传说中黄帝战胜炎帝的神话来神化自己的顺天应命,于是稷下诸子也积极为田氏的帝制运动造势,故《管子》对黄帝十分尊崇。


经过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多方对比,并联系古代文献进行研究,笔者以为并没有田齐政权以黄帝为高祖的直接证据,这不过是对“高祖黄帝”一语的误读。“高祖”是个动词而非名词,“高祖黄帝”意为远则祖述、效法黄帝。齐威王“高祖黄帝”的真实用意在于争霸,而《管子》对黄帝的推尊也不过将之视为远古圣王之一,目的在于引重之以入说而已,我们不应过度引申,认为这是稷下学者在为田氏的帝制运动造势。


(一)  误读源于两种不同的释读和理解


对该铭文的释读,是经历了几代人的努力才有现在的认识的。影响最大的读法有两种,分别以徐中舒和郭沫若为代表。不过,现在人们在用这段铭文时往往将前人的两种释读混而不分,从而导致了今天的误读。因此,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妨从这两种释读入手。


徐中舒的释读载在1933年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册第4分上,按照他的考释,铭文当读如下:


唯正六月癸未,陈侯因曰:皇考孝武桓公恭哉,大墓克成。其惟因扬皇考,绍统高祖黄帝,侎嗣桓文,朝问诸侯,答扬厥德。诸侯寅荐吉金,用作孝武桓公祭器,台台尝,保有齐邦,世万子孙,永为典尚[①]。


依此读法,“其惟因扬皇考,绍统高祖黄帝,侎嗣桓文”一句就应理解为齐威王要发扬光大父亲(的事业),继承高祖黄帝,接续齐桓、晋文的功业。这一理解为丁山、杨宽、童书业等所采纳,他们引《世本·帝系》、《大戴礼·帝系姓》、《五帝德》以及《史记》的记载论证田氏以黄帝为高祖是信而有征的。又以为黄帝之传说实以此铭文为最早,其次则为邹衍之五德终始说,《史记·封禅书》称秦文公已祠黄帝,但彼为天神,此乃人王云云[②],这些说法也被今人所继承。


第二种释读是郭沫若在1935年修订完成的《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中作的解读。他的释文在后来的《十批判书·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中写为今文如下:


唯正六月癸未,陈侯因曰:皇考孝武桓公(陈侯午)恭哉,大谟克成。其惟因*,扬皇考昭统,高祖黄帝,迩嗣桓、文,朝问诸侯,合扬厥德。诸侯寅荐吉金,用作孝武桓公祭器敦,以蒸以尝,保有齐邦,世万子孙,永为典常[③]。


关于“高祖黄帝”的理解,郭沫若与徐中舒的释读重要的不同在“*”字,徐中舒释为绍,意为继承;郭释为昭,意为光明。如此一来,二人的断句也就不同了,郭断为:“其惟因*,扬皇考昭统,高祖黄帝,迩嗣桓文。”因为他认为“‘高祖黄帝’与‘侎嗣文’ 为对文,言高则祖述轩辕黄帝,侎则承嗣齐桓、晋文。(按:郭老初解侎为弥,义为低。在《十批判书》中解为迩,义为近。)……唯‘高且’字,徐作名词解,于文例不适。”[④]


对比两种释读,我以为郭沫若的解释更为合理。因为若如徐氏所读:“其惟因*扬皇考,绍统高祖黄帝,侎嗣桓文。”一则“扬皇考”本身不辞,必须补字方可解释得通,徐氏文中所引《书·洛诰》“以予小子扬文、武烈”,有“烈”字反而与郭读“昭统”同例;二则“绍统高祖黄帝”与“侎嗣桓文”,虽然“绍统”与“侎嗣”词义相近[⑤],然而“高祖黄帝”与“桓文”却不对称,不如郭读文从字顺。今人汤余惠在《战国铭文选》中采用了徐中舒先生的释读,不过,他认为“作器者因齐自命为黄帝后裔,但田氏为黄帝之后于史无征,其详待考”,并解“桓文”为“文考桓公”,如此,黄帝为高祖,桓公即威王的父亲齐桓公田午,似乎很通顺了[⑥]。然而很明显这是作者的一种曲为之说,因为这样一来,“扬皇考”与“嗣桓文”意思上就重复了,而且释“桓文”为“文考桓公”,似乎没有先例,且铭文前后两言“孝武桓公”,则此处言“文考”似不妥,若铭文为“桓考”,倒是能讲得通。


此外,郭沫若《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一文,也对将黄老与田齐政权结缘有很大的影响。他说:“这里的‘高祖黄帝,迩嗣桓、文’,是说远则祖述黄帝,近则继承齐桓、晋文之霸业。黄帝的存在已经为齐国统治者所信史化了。齐威王要‘高祖黄帝’,这应该就是黄老之术,所以要托始于黄帝的主要原因。黄老之术,值得我们注意的,事实上是培植于齐,发育于齐,而昌盛于齐的。”[⑦] 看来,郭沫若虽然把“高祖黄帝”解释为“远则祖述黄帝”,但认为齐威王采用了黄老之术,黄老之术的创始、兴盛与发展是在齐国稷下学宫进行的,并都和齐威王祖述黄帝的思想有关。


今人在运用这则材料来研究黄老思想及其与齐国的关系时,都是顺着郭沫若的思路进行的。但问题是,在采用徐、郭等人的观点时,学者们几乎都忽略了他们的区别。比如有的学者在研究黄老与稷下、田齐的关系时,采用的是郭沫若的释文,翻译“高祖黄帝,迩嗣桓、文”时也用郭氏的翻译,但是在谈到田齐与黄帝的关系时,则认为齐威王是以黄帝为高祖,并用徐中舒、丁山等前辈用过的文献资料来论证黄帝到田氏的传承世系,以说明他们以黄帝为高祖是信而有征的[⑧]。这就很奇怪,如果用郭氏的释文,无论如何是得不出“高祖黄帝”就是以黄帝为高祖的意思的,因为“高祖”是个与“迩嗣”对文的动词,而非名词,对此上引郭沫若的释读中已有非常清楚的注解。


那么,田齐政权祖述黄帝的真实用意究竟何在?《管子》一书与黄老和稷下学宫又是何种关系?《管子》的作者是否特别地尊崇黄帝并以此为田氏帝制运动服务呢?


(二)  田齐“高祖黄帝”的真实用意在争霸而非认祖


学界的一个普遍看法便是认为田齐之追宗黄帝,目的是为自己篡位正名。因为田氏的政权是从姜氏那里篡夺来的,所以他们底气不足,便追认黄帝为祖先,利用黄帝战胜炎帝的神话,为自己的取代姜氏寻找依据。这似乎有一定道理。但是我们也可以举出如下的反对理由:


首先,田氏自齐景公时,田乞以大斗出、小斗进的方式邀买民心,晏婴就已经察觉到田氏必将取代姜氏,这说明田氏的代齐乃民心所向,所以后来他们对齐侯的放逐和篡弑才会那么轻易而少有反抗。其实,真正反对田氏的,是齐国的旧贵族高氏、国氏和鲍氏,因此田氏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把这几家势力消灭后,才完成了他们篡位的阴谋。因此,齐威王没有必要在篡齐两代之后(前面两代是太公田和、桓公田午),才信誓旦旦地声称黄帝是自己的高祖。


其次,从当时各国的世系来看,田氏强调自己是黄帝后裔,实在没有任何的优势可言。黄帝子孙的世系传承,前人考之已详。虽然起初可能很多诸侯贵族在血缘上都与黄帝无关,但到了战国时代,黄帝的传说十分盛行,以致司马迁在《史记》中认为尧、舜、禹及夏商周三代的天子都成了黄帝后裔。战国七雄,田齐不必说了,秦、赵、楚出颛顼,颛顼为黄帝孙,韩、魏与周同姓,燕是召公之后,也是姬姓,都是黄帝后裔。田氏出陈,可上溯至舜,当然也是黄帝之后,但其他国家没有谁不是黄帝后裔,在这点上田氏似乎没有丝毫优势,又何必强调自己的高贵血统呢?


再次,当时的三晋和田氏境遇相似,都是从大夫篡升为诸侯,但他们不是寻求血统上的被承认,而是努力获得周天子和各国诸侯的承认,因为周天子虽已名存实亡,但名义上仍是各国共主,他的册命仍然非常重要。田氏也效仿三晋,早在田成子时,就特别注意发展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关系以取悦诸侯,“田常既杀简公,惧诸侯共诛己,乃尽归鲁、卫侵地,西约晋、韩、魏、赵氏,南通吴、越之使。”(《史记·田敬仲完世家》)田常之子田襄子也特别注意维持与三晋的和睦,所以太公田和能够通过魏文侯的引荐,被周天子所承认,这才是田齐正式立为诸侯的开始。


再者,论者以为田氏盛推黄帝,是为了与作为炎帝后裔的姜氏相区别,然而在《管子》或其他任何传世的先秦典籍中,是没有推尊黄帝而贬黜炎帝的记载的,并且现存《管子》书中也没有黄帝战胜炎帝的神话(下文有说)。而这个神话,似乎更应该理解为如黄帝胜四帝、胜蚩尤同类的传说,而不是田齐利用这个神话打击姜氏的证据。


所以,我以为齐威王说要“高祖黄帝,迩嗣桓、文”,绝不是要追宗认祖,而是要效法黄帝和齐桓、晋文,战胜诸侯,称王称霸。


齐桓、晋文的霸业是春秋五霸中最辉煌的,也是离战国列强最近、最为人称道的人物。所以当孟子到齐国后,齐宣王问的,还是齐桓、晋文之事[⑨],足见威、宣父子两代,都对桓、文霸业心仪不已。所以威王励精图治,二十六年大败魏于桂陵之后,已是“最强于诸侯”,然而他在“周贫且微,诸侯莫朝”之时,独率天下诸侯朝周,不能不说是在有意地效仿桓、文霸业。另外,关于稷下学宫的设立,除了当时养士风气的影响,白奚还特别提出了齐国具有养士的传统,尤其对齐桓公小白的养士措施进行了钩稽考证,认为田齐桓公午之设立稷下学宫是对前者的特意效仿[⑩]。这一论证是很有意义的,这也是“迩嗣桓、文”的一个注解。


关于黄帝,则有黄帝战胜四帝、炎帝和蚩尤的传说。《孙子·行军》载:“凡此四军之利,黄帝之所以胜四帝也。”这应该是春秋末年齐地旧有的传说,在齐威王之前约百年。《逸周书·尝麦解》载:“昔天之初□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于宇少昊,以临四方,司□□上天末成之庆。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河,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鹖冠子·世兵》篇更有黄帝百战的记载:“五帝在前,三王在后,上徳已衰矣,兵知俱起。黄帝百战,蚩尤七十二。”《逸周书·尝麦解》的时代,据黄怀信的考证,主体部分当在西周初年的成王四年[⑪];鹖冠子是楚人。这些都说明,不仅田氏或齐国有黄帝以兵取天下的传说,从时间上看,黄帝胜炎帝、杀蚩尤的传说在周初甚至更早就已流行;从空间上看,在战国时百家、各地也都有类似的传说。所以齐威王将之与齐桓、晋文并列,一起作为自己效法的榜样,故铭文透露出的齐威王的真实意图在于争霸而非认祖。


如果如郭老所言:“齐威王要‘高祖黄帝’,这应该就是黄老之术,所以要托始于黄帝的主要原因。”那么,田齐君臣是否采用过具有明显黄老特征的政治措施呢?从《战国策》和《史记》等现有资料来看,齐威王的政治措施之根本在其用人之道。


(一)他特别重视人才,并善于纳谏。他听从淳于髡的谏议而“一鸣惊人”,听从邹忌的讽谏而“战胜于朝廷”,在与魏惠王会猎时以人才为宝,齐国人才济济,稷下学宫也日趋兴盛,都说明威王知人善任、虚心纳谏。


(二)威王对即墨大夫和阿大夫的赏罚分明,“赏一人,诛一人”而使“齐国震惧,人人不敢饰非”,达到了大治的效果。


这两方面,杨宽的《战国史》认为都是法家措施。对比汉初清静无为、休养生息为特征的黄老之治,这的确不具备黄老之术的特点,我们顶多可以说,他的赏罚分明有些接近刑名思想。联系齐威王的子孙,宣、湣、襄王和王建来看,既不具备行黄老之术的形势,更无其行动,而且从历史上人们的评价来看,尚没有人认为田齐政权的政治措施是黄老之术的。


综上来看,首先,齐威王宣称“高祖黄帝”的真实意图,在于效法黄帝战胜诸侯、雄霸天下,而不是追宗认祖;其次,齐威王也没有采用过黄老治国之术。


(三)  对《管子》推尊黄帝的考察


稷下学者中有不少人或者是黄老学派的一员,或者与黄老之学关系密切,这在学术界早成共识;《管子》书中有些作品明显属于黄老性质或具有明显的黄老倾向,极可能是稷下黄老学者的作品,这在学术界也已有共识。因此,通过分析《管子》与稷下学者,并将之与其他诸子进行比较,我们或许能从中看出“黄帝”在稷下黄老学者中的存在状态,并进而探寻《管子》中黄帝与炎帝的关系、稷下黄老学者与田齐政权之间的关系。


稷下黄老学者的著作,除了《管子》中有所保存外,还在《尹文子》、《慎子》中有所残留,其余皆已不可考见[⑫]。而现存的《尹文子》、《慎子》中没有关于黄帝、炎帝的记载。《管子》一书则比较复杂,刘蔚华、苗润田在《〈管子〉与稷下学》一文中指出,《管子》既非一人一时之作,而且也不是稷下学者的论文集,《管子》各篇的情况是相当复杂的,如《大匡》、《中匡》、《小匡》、《牧民》、《权修》等篇,可能是春秋时流传下来的管仲遗说;《轻重》、《侈靡》等篇,则可能是秦汉间的著作,即使战国文字,也未必尽是稷下之作,还应具体分析[⑬]。所以本文仅从该书中找出有关黄帝、炎帝的记载进行分析,对各篇的具体情况,除非直接相关则不作交代。《管子》有关于炎帝的记载一处,关于神农氏者五处,关于黄帝者九处。其中《封禅》篇神农氏与炎帝、黄帝同时出现,孙星衍云:“《礼记·王制正义》引‘炎帝’作‘少皞’。”[⑭]可能是对的,因为古书皆以炎帝与神农氏为一人,这样,则关于炎帝的记载在《管子》中有五处。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可以分析黄帝与炎帝(神农氏)及其他古帝王之间究竟是何种关系,有无高下之分。


黄帝与炎帝(神农氏)同时出现的有以下二处:


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昔无怀氏封泰山,禅云云。虙羲封泰山,禅云云。神农封泰山,禅云云。炎帝封泰山,禅云云。黄帝封泰山,禅亭亭。颛顼封泰山,禅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禅社首。皆受命然后得封禅。” (《封禅》)


桓公问于管子曰:“轻重安施?”管子对曰:“自理国虙戏以来,未有不以轻重而能成其王者也。”公曰:“何谓?”管子对曰:“虙戏作,造六峜以迎阴阳,作九九之数以合天道,而天下化之。神农作,树五谷淇山之阳,九州之民乃知谷食,而天下化之。黄帝作,钻鐩生火以熟荤臊,民食之,无兹胃之病,而天下化之。黄帝之王,童山竭泽。有虞之王,……夏人之王,……殷人之王,……周人之王,循六志[⑮],合阴阳,而天下化之。”公曰:“然则当世之王者,何行而可?”管子对曰:“并用而毋俱尽也。”公曰:“何谓?”管子对曰:“帝王之道备矣,不可加也。公其行义而已矣。”公曰:“其行义奈何?”管子对曰:“天子幼弱,诸侯亢强,聘享不上。公其弱强继絶,率诸侯以起周室之祀。”公曰:“善。”  《轻重戊》


从以上两段文字来看,《封禅》篇中黄帝不过十二君之一,并未受到特殊尊崇;《轻重戊》篇也看不出黄帝比其他帝王有何特殊之处,而且,管子在回答桓公“何行而可”的问话时,认为应“并用而毋俱尽”,并不认为黄帝就比神农或其他帝王更值得效法。可见,在这两篇中,黄帝没有受到特别的推尊,炎帝(神农氏)也没有作为反面形象被加以否定,而是与黄帝一样,是作为古代圣王而受到尊敬的。事实上,《管子》书中没有否定某个古代帝王的说法,就连黄帝战胜炎帝的神话也没有出现。《形势解》将神农与禹、汤、武并论,认为:“明王之动作虽异,其利民同也。故曰:万事之任也,异起而同归,古今一也。”与上引两段的性质并无二致。《揆度》篇引神农富民之术,大概是农家言。只有《侈靡》篇所说的神农不易理解,其言曰:“故书之帝八,神农不与存,为其无位,不能相用。” 尹知章注以为八帝指五帝(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和三王(夏、殷、周)之和,所谓“神农不与存”,尹氏认为是“神农所存事迹独少”之故。但《管子》明言“神农不与存”,似乎神农不在八帝之列。黎翔凤解释说,“八帝为四正四隅八方之帝,日影所移,普至八方。当时北方观察较易,而南方远,不能设位观察,故曰‘无位不能相用’。炎帝指南方。”[⑯]本篇文字多天文历法词汇,黎氏的解释似可从。


再看出现“黄帝”的各篇。若将各篇的学派流别作个大致的分析,则:《法法》、《任法》两篇是本于黄老的法家;《五行》篇属阴阳家;封禅的提倡者,有儒家、阴阳家和方士,而道家无与焉,《管子·封禅》已亡,今据《史记·封禅书》所引,似属儒家,但阴阳家如邹衍本出儒家,也是常常称道仁义的,所以也有属于阴阳家的可能;《桓公问》在杂篇,颇合儒家听于刍荛之意;《地数》、《揆度》、《国准》和《轻重戊》四篇属经济(轻重)方面的作品,与法家尽地力、富国强兵的主张近似。由此再看各篇中所述的“黄帝”,或许能把握得更准确些。


在以上九篇文章中,多数是将黄帝与其他古帝王并列的,与上文分析的《封禅》、《轻重戊》两篇并无二致。如《法法》篇黄帝、唐、虞并列,《揆度》篇燧人、共工、黄帝、尧、舜并列,《国准》篇以黄帝、有虞、夏后、殷人、周人并称,《桓公问》篇以黄帝、尧、舜、禹、武王并列,说法虽错杂,但看不出对黄帝有特殊尊崇。不同的是《五行》、《任法》两篇,对黄帝的溢美之辞是显而易见的。如《任法》篇:“昔者尧之治天下也,……其民引之而来,推之而往,使之而成,禁之而止。故尧之治也,善明法禁之令而已矣。黄帝之治天下也,其民不引而来,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禁而止。故黄帝之治也,置法而不变,使民安其法者也。” 尹知章注:“比黄帝之于尧,则尧有为而黄帝无为。”这应该是本于黄老的齐法家思想,其推尊黄帝是可以理解的。《五行》篇是阴阳家思想的体现,可能是邹衍一类人的作品,《史记·孟荀列传》说邹衍“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术,大并世盛衰,因载其禨祥度制。”黄老派及阴阳方士推尊黄帝,并不足为奇,正如《淮南子·修务》所批评:


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乱世闇主,高远其所从来,因而贵之;为学者蔽于论而尊其所闻,相与危坐而称之,正领而诵之,此见是非之分不明。


这就直接道出了诸子假托黄帝的真实意图,而《淮南子》本身就有多处是托神农、黄帝以入说的。可见尊崇黄帝的,不独《管子》一书,也不独稷下学者为然,正如《史记》所言,是“百家言黄帝”,诸子多托言于黄帝,作为自己立说的始祖。


比如,兵家孙武言“黄帝胜四帝”已见上文,又如《六韬·兵道》:“武王问太公曰:‘兵道如何?’太公曰:‘凡兵之道莫过乎一。一者能独往独来。黄帝曰:“一者,阶于道,几于神。”用之在于机,显之在于势,成之在于君。’”《尉缭子·天官》也说:“梁惠王问尉缭子曰:‘吾闻黄帝有《刑德》,可以百战百胜,其有之乎?’尉缭子对曰:‘不然,黄帝所谓“刑德”者,以刑伐之,以德守之,非世之所谓《刑德》也。……黄帝者,人事而已矣。’”可知不仅兵家奉仰黄帝,魏惠王也是推崇黄帝的。


法家也有托黄帝言法治之论。如《商君书·更法》言:“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意在托古变法;《画策》篇说:“神农既没,以强胜弱,以众暴寡。故黄帝作为君臣上下之仪,父子兄弟之礼,夫妇妃匹之合,内行刀锯,外用甲兵,故时变也。”意在为“以战去战,虽战可也;以杀去杀,虽杀可也;以刑去刑,虽重刑可也”的论调加以辩护。韩非也推尊黄帝,《五蠹》篇说:“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诛,上之所养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无所定,虽有十黄帝不能治也。”可见在韩非看来,黄帝是治世之明君。《扬权》说:“黄帝有言曰:‘上下一日百战。下匿其私,用试其上;上操度量,以割其下。’”又是从性恶论的角度来揣摩人情而托之黄帝了。


其他如道家之《列子》、《庄子》、《文子》,杂家之《吕氏春秋》,以及《战国策》中的游说之士,无不托黄帝以立言,他们与《管子》并无本质区别,无非是引重之以入说耳,与《庄子》所谓“重言”同义。


从以上考察可见,《管子》的绝大多数篇章只是把黄帝视为诸多古代圣王之一来加以称扬的,它没有贬低炎帝(神农氏),其托言炎、黄,目的和其他诸子并无二致,无非是引重之以入说而已。因此,如果我们将齐威王的“高祖黄帝”和《管子》中的托言黄帝联系起来,认为黄老产生在齐国,是受了田齐政权的支持或倡导,而稷下学者的著书立说是在为田氏的帝制运动造势,则未免有过度引申之嫌了。


综上所述,所谓齐威王“高祖黄帝”,实在是学术界长期以来一个断章取义的误读,“高祖黄帝”应该是和“迩嗣桓、文”相对为文,“高祖”是个动词,而非名词,意谓齐威王远的要效法黄帝,近则继承齐桓、晋文的霸业,而不是以黄帝为高祖之义。从齐威王当时面临的形势,以及他所采取的政治措施来看,他没有运用黄老之术的可能,他的“高祖黄帝”,用意仅在于争霸,这与黄老的产生、发展没有什么关系。再从《管子》的情况来看,其中绝大多数篇章对古帝王并没有特别地推尊谁,而是并尊,黄帝只是其中之一,而没有将其置于其他古帝王尤其是炎帝之上;《管子》的尊崇黄帝,和其他诸子一样,目的是引重之以入说,其中虽有黄老之作,但我们无法从中引申出它与田齐政权的“高祖黄帝”有什么联系,至少现在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黄老思想一定产生于齐国,并得到了齐国君主的支持或倡导。


[①] 徐中舒:《陈侯四器考释·黄帝之传说》,1933年史语所集刊第3册第4分,第498——504页。按,此为笔者据作者注解写成简体文,并加标点。

[②] 参见丁山《由陈侯因 铭黄帝论五帝》,史语所集刊第3本第4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3年;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吕思勉、童书业主编《古史辨》第七册(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3月影印1941年初版,第191——193页;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校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8月第1版,第5页。

[③] 郭沫若:《十批判书》,《郭沫若全集历史编(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第1版,第155页。

[④] 郭沫若:《周代金文图录及释文》(三),台北:大通书局1974年初版,第220页。

[⑤] 笔者按:徐氏于“侎”字之义无解。

[⑥] 汤余惠:《战国铭文选》,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3年9月第1版,第13、14页。

[⑦] 《十批判书》,第155——156页。

[⑧] 这一点,胡家聪在《管子新探》(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1版)、《稷下争鸣与黄老新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版)中体现得最为明显。此外,白奚在《稷下学研究-中国古代的思想资源与百家争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9月第1版)一书中同时使用了两种说法,在“稷下学宫的性质与功能”一章中说齐威王要“远则‘高祖黄帝’,近则继承齐桓、晋文的霸业”,用的还是郭沫若的释读(作者虽自称释文转引自民国九年《临淄县志》,但实际上用的是郭读,《临淄县志》的释文尚未认出“黄帝”二字,其他不同处更多。);而在“稷下的主流学派黄老之学”一章中则认为田氏为了把自己和炎帝后裔的姜氏相区别,便“声称自己是黄帝之胄”,实际上仍沿袭了徐中舒以来的说法,大概作者对此问题是没有特别留意吧。陈鼓应、王博、蔡德贵等均持田齐以黄帝为远祖之说,但没有具体论证。

[⑨] 《孟子正义·梁惠王上》:“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

[⑩] 《稷下学研究》,第35——41页。

[⑪] 黄怀信:《〈逸周书〉源流考辨》,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1月第1版,第116页。

[⑫] 有些学者认为马王堆出土的《黄老帛书》(或曰《黄帝四经》)也是稷下之作,但也有许多学者反驳这一观点,认为可能产生于楚地或吴越,尚无定论,故本文暂置不论。

[⑬] 《管子学刊》1987年创刊号,第46页。

[⑭] 转引自黎翔凤:《管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6月第1版,第954页。

[⑮] “志”字原作“”,此从黎翔凤说改。

[⑯] 《管子校注》,第7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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