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老龄化加速推进，老年人心理健康与主观幸福感备受关注，其中“老有所乐”是积极老龄化的重要内容。本研究以宁波市北仑区25位城市老年人为研究对象，采用深度访谈与扎根理论，从社区传播视角解析城市老年人“老有所乐”的实践形态、影响因素与现实困境。研究发现，老年人快乐实践呈现身体-健康型、关系-社交型、意义-精神型三重递进结构，其实现依托个体资本与社区传播网络双重支撑，同时面临时间-身体错配、供给-需求错位两大结构性悖论。研究可为社区养老服务优化与老年精神福祉提升提供实证参考。

关键词：老有所乐；社区传播；积极老龄化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持续加深，老年群体规模不断扩大，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与主观幸福感问题日益成为老龄事业发展的重要议题。2021年第五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显示，我国约23.76%的老年人存在不同程度的孤独感，26.3%的老年人表现出抑郁倾向。 [1] 在此背景下，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不仅需要夯实“老有所养、老有所医”的物质保障，更需关注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与生活质量提升。《“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将“老有所乐”纳入老龄工作核心目标，将其作为衡量老年生活质量、体现积极老龄化理念的关键维度，重要性日益凸显。

然而，当前“老有所乐”在政策实践与学术研究中，均未获得与其重要性相匹配的系统性关注。在实践层面，“老有所乐”常被窄化为广场舞、棋牌娱乐等单一休闲形式，老年群体被预设为同质化的服务被动接受者，既忽视了其在年龄、身体状况、家庭角色、数字能力上的个体差异，也遮蔽了其作为“快乐实践主体”的主观能动性。这最终导致了社区服务供给与老年人差异化、层次化的快乐需求难以形成有效的匹配。学术层面，现有研究多从社会学、心理学视角出发，侧重量化分析老年休闲行为与幸福感的相关关系，缺乏从中观层面对快乐实践生成机制的深入拆解。其中尤其缺少社区传播视角的系统分析，未能将老年人的快乐实践置于社区信息流动、关系网络与意义建构的整体系统中考察，也较少揭示社区传播在老年人快乐需求满足中的作用机制。

基于此，本文通过对25位城市老年人的深度访谈，从社区传播视域出发，探讨以下研究问题：第一，城市社区中老年人“老有所乐”的实践图景与类型特征为何；第二，其实现过程中存在哪些影响因素和结构性困境。

二、文献回顾

围绕“老有所乐”这一议题，现有研究主要从老年幸福感、社会参与、数字媒介使用等多个维度展开，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

在老年幸福感与生活质量研究领域，“老有所乐”通常被纳入主观福祉的分析框架之中。 [2] 相关研究普遍认为，休闲活动与时间结构的变化是影响老年人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亦有研究表明退休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3] 。此外，还有研究指出不同类型的休闲活动对老年生活质量具有显著影响。Lee Joo Hyun等通过对韩国城市老年人的实证分析发现，媒介使用、体育活动及兴趣爱好等均与生活质量呈显著正相关，其中兴趣类活动的预测作用最为突出 [4] 。

部分研究进一步从社会参与视角探讨“老有所为”与“老有所乐”之间的内在关联。在积极老龄化理念框架下，社会参与被视为提升老年人心理健康的重要路径。公益参与能够显著改善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并呈现“社会补偿效应” [5] ，使“老有所为”通过参与过程转化为个体层面的情感满足与心理收益。此外，志愿服务同样有助于提升其认知能力与心理健康水平 [6] 。也有研究从结构性因素出发，强调健康状况、经济条件以及社区环境等因素对老年人社会参与具有重要影响 [7] 。

同时，数字媒介与老年生活之间的关系也逐渐进入相关研究的视野。研究表明，互联网的使用能够显著地提升城市老年人的休闲生活质量，提高休闲活动频率、拓展休闲活动类型，并通过社会资本的积累对生活质量产生间接影响 [8] 。从具体应用层面来看，微信等社交媒体已经成了不少老年人数字生活的重要入口：老年人使用媒介，并不只是为了获取信息或维持联系，也常常和娱乐消遣、社会参与以及自我价值感联系在一起 [9] 。在旅游等休闲场景中，数智技术还会进入信息搜索、出行决策和体验分享等环节，使老年人的旅游体验从出行前延伸到出行中和出行后 [10] 。

总的来说，现有研究虽从多个维度对“老有所乐”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探讨，但仍存在明显的拓展空间：一方面，既有研究多依赖量化分析，对老年人主体经验与意义建构过程关注不足；另一方面，现有研究普遍缺乏从社区传播视角出发的中观分析，未能揭示老年“快乐实践”在社区信息系统中的生成机制与运行逻辑。基于此，本文尝试引入社区传播视角，将“老有所乐”理解为嵌入社区信息网络中的综合性传播实践，并基于质性访谈材料，对其具体实践图景和影响因素进行系统分析。

三、研究方法

现有研究多采用量化方法分析老年群体“老有所乐”的类型、影响因素与幸福感关联，虽能呈现宏观趋势，但在理解老年人主观快乐体验、行动意义及其背后的社会逻辑方面仍显不足。尤其难以充分反映其快乐实践的复杂性、本土性与差异性。因此，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以深度访谈为核心资料获取方式，依托扎根理论开展三级编码分析，深入挖掘城市老年人“老有所乐”的实践图景、影响机制与现实困境，还原老年主体的本土叙事与真实需求。

宁波市北仑区新 碶 街道作为北仑区的核心城区，老年人口规模大、结构多元，社区老年服务起步早、覆盖广、模式成熟，涌现出多个标杆性实践案例：早在2003年便探索创立“以老助老”新型养老模式，2006年诞生了第一批低龄老人主动帮扶高龄老人的助老志愿者，2010年成立了全国罕见的“善后志愿者服务队”等银发志愿实践品牌。 [11] 这种多元、完善的老年服务生态，使“老有所乐”的实践样态、需求与困境都能得到充分呈现，为“老有所乐”研究提供了理想的在地化样本。

基于此，本研究在宁波市北仑区新 碶 街道下辖的成熟配套社区、老旧小区、拆迁安置社区等不同类型社区中，选取25位60—81岁的城市老年人作为深度访谈对象。受访者在性别、年龄、兴趣爱好和日常活动方式上存在一定差异，能够较好呈现城市社区老年群体“老有所乐”的多样面貌，基本信息详见表1。访谈以半结构式提纲为基础，主要围绕日常休闲、社区活动、家庭互动、数字媒介使用和晚年快乐认知等问题展开。在具体访谈中，研究者会根据受访者的回答继续追问，例如追问其参加某项活动的原因、是否有人陪同、是否受到身体或家庭事务影响等。全部访谈均在受访者家中或社区活动室等较为熟悉的场所进行，平均时长约40分钟。访谈前，研究者向受访者说明研究目的、访谈内容和匿名处理方式，并在征得同意后录音、转写。

访谈资料整理后，研究者反复阅读逐字稿，重点标记老人关于身体活动、家庭关系、邻里交往、社区参与和数字使用的相关表述，并将相近内容进行归并。最后，本文从快乐形态、影响因素和现实限制三个方面整理访谈材料，归纳结果见表2。

四、社区传播视域下“老有所乐”的三重实践图景

社区是老年人日常居住、活动交往、信息获取与情感依托的核心场域，既是“老有所乐”发生的物理空间，更是关系建构、情感流动与意义共享的传播空间。从社区传播视角来看，老年人的快乐实践并非孤立、偶然的个体休闲行为，而是以身体为媒介、以关系为纽带、以社区为载体的持续性传播过程，是信息流动、情感联结与意义再生产的综合呈现。基于对宁波市北仑区新 碶 街道25位老年人的深度访谈，本研究将城市社区中老年人“老有所乐”的实践形态，归纳为递进但关联的三重图景：身体-健康型快乐、关系-社交型快乐、意义-精神型快乐。三者分别从生理基础、社交载体与精神内核层面，构成了老年人完整的快乐体验体系，而社区始终是贯穿其中、支撑其实现的核心场域与传播枢纽。

（一）身体-健康型快乐：身体传播实践下的在地化快乐

身体-健康型快乐是老年人“老有所乐”最基础、最普遍的实现形态，也是社区场域中最为日常化、最具稳定性的快乐来源。其核心逻辑是老年人通过规律性的身体实践维持身体机能、获得舒适体验，在对身体的掌控中重建退休后的生活秩序。社区提供的步行道、广场、公园、活动室等基础空间，直接决定了老年人身体实践的可达性、安全性与持续性，是身体快乐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

社区场景中，身体-健康型快乐主要表现为两种稳定的实践方式：日常化规律锻炼活动和流动性空间实践。22号被访者坚持每日快走长达12年，固定路线与稳定节奏使其在简单重复的运动中获得身心舒展与情绪稳定。被访者1长期参与社区太极拳、八段锦与广场舞，固定时间、场地与同伴的锻炼模式使其将锻炼视作日常生活的核心组成，并在持续的社区实践中获得稳定愉悦感。

“北仑体育馆离我们家也比较近嘛。我们就早上去打太极，晚上广场舞。打太极呢，他们武术协会专门有组织的。老年人嘛，就是每天就做这些事情。大家一起很开心，身体也越来越硬朗。那这是自己的兴趣爱好嘛，你做了（身体运动）以后人都轻松了。”（被访者1）

这种日常化规律锻炼高度依托社区公共空间，是老年人最核心的身体传播实践。社区将零散的个体行为转化为日常秩序的一部分，也让老年人在持续的身体活动中获得了稳定的快乐来源。

第二是流动性空间实践，以社区周边徒步、近郊短途出游为主要形态，是社区内日常规律身体锻炼的空间延伸，在身体活动与环境转换中获得身心愉悦。这类流动性身体实践看似脱离了社区物理空间，实则全程以社区为核心支撑节点：出行的同伴多为社区内相熟的同龄老人，社区组织的短途游是常态化身体实践的重要补充，出行的信息获取、安全兜底也高度依赖社区搭建的老年互助网络。

3号被访者将外出行走、旅游视作退休后最核心的身体实践与快乐来源，形成了高频次、全范围的流动性身体活动体系。

“退休了就是外面走走，或者到附近乘车钱不用的奥，聊聊天，旅游去了嘛。跟我们熟悉的人一起去的，社区里的，浙江省里的一天就可以回来了呐，今年去了好几趟。放松放松，旅游去会开心一点。”（被访者3）

被访者24的休闲方式随着年龄增长发生了变化。年轻时，她偏好跨省旅游，曾去过张家界、厦门、云南等地；现在由于爬山和长途出行较为吃力，她更愿意选择家附近散步、近郊短途游等低强度活动。

“现在年纪大了，爬山高高低低吃不消，还是在家里散散步最好。散步每天走了以后，特别是天冷的时候，脚很热的，一下就暖和了，那夏天出出汗也蛮好的。”（被访者24）

在她看来，散步后身体发热、夏天出汗，都会带来比较直接的舒适感，也使这种日常活动成为更适合晚年阶段的快乐来源。

日常在社区开展的规律性锻炼，能够帮助老年人维持良好的身体状态；而社区提供的同伴支持与出游平台，则能够进一步拓展身体活动的边界。对老年人来说，这类活动的意义不只在于“出去走走”，也在于活动过程相对安全、有人同行，身体能够承受，心情也能得到放松。因此，身体-健康型快乐并不是单纯追求运动量，而是在熟悉、可控的社区生活半径中获得身体舒适和心理安定。

（二）关系-社交型快乐：人际传播网络中的联结性快乐

关系-社交型快乐是老年人“老有所乐”的核心载体，也是社区传播价值最集中的体现。在访谈中，几乎所有老年人都将“有人陪伴、有人说话、有事同做”视作快乐的核心来源。从社区传播视角看，快乐本质上是一种关系产物，在家庭传播、邻里人际传播与社区组织传播所构成的三级网络中生成、维系与深化。社区则是这张关系网络得以编织、维系与运转的核心平台。老年人通过在社区中建立情感联结、开展互动交往，消解孤独、获得归属，从而实现稳定而持久的快乐。

1.家庭圈层：家庭传播是快乐体系的情感压舱石

家庭关系是许多受访老人谈到快乐时绕不开的内容。对子女的牵挂、子女是否常回家、家里是否平安，都会影响他们对晚年生活的感受。对中国老年人来说，“开心”常常不是单纯的个人情绪，而是和家庭是否和睦、子女是否省心联系在一起。社区生活虽然发生在家庭之外，但一个安全、熟悉、邻里关系较好的居住环境，也会让老人更愿意走出家门，参与社区里的活动。

“我就一个儿子呀，他也很忙的，离得也近，没事一般不来。有事打个电话，偶尔来家里吃顿饭，一年不会超过10次的。一般有事情了，打电话叫他们来，他们才来。饭吃了马上就走，（但）老年人也希望子女常回家看看嘛，是不是啊？”（被访者10）

被访者10的叙述显示，子女是否来往、是否有日常联系，会直接影响老年人的情绪感受。家庭传播中代际之间的日常沟通与情感陪伴，本质上是持续的情感意义传递过程，这为老年人走出家庭、参与社区社交与集体活动，提供了最根本的心理安全感。

2.同伴圈层：邻里人际传播是快乐实践的核心载体

除了家庭关系，邻里和同伴交往也是老年人获得快乐的重要来源，也是最具日常性、最低成本的社交方式。地缘相近、志趣相投的老年人通过日常结伴、聊天互动、兴趣组队等持续行为，形成稳定的同伴支持网络，既填补了退休后的社交空白，也为老年人持续参与快乐实践提供了核心动力。而社区则为这种高频次、低压力的人际传播，提供了稳定的场景与平台。

“我们都是一些，自己的要好的朋友、闺蜜，打太极也是在一起的。有时候偶尔出去玩玩啊，这些之类的。我们几个有时候偶尔中午到外面去吃吃饭啊，走走啊这样子。”（被访者1）

以打太极等集体活动为例，老年人并不是只在完成一项锻炼动作，每天在相近的时间来到同一地点，和熟悉的人一起练习、聊天，时间久了，原本并不熟悉的邻里也会慢慢建立关系。这些日常化的邻里互动，本质上就是社区场域中持续的人际传播过程。对老年人来说，太极、广场舞、散步等活动之所以能够持续，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中有熟人陪伴，也有轻松的交流机会。由此，原本偏向个人兴趣或身体锻炼的活动，逐渐变成了带有陪伴感和互动性的社区日常。

3.社区圈层：组织传播下的集体参与是快乐的归属感来源

社区通过组织传播的方式搭建集体活动平台、发布信息、维系秩序，把原本分散的老年群体凝聚为一个紧密的社区共同体。在这些集体活动中，老人可以认识更多熟人，也可以通过表演、服务或共同参与获得归属感。相比家庭和邻里交往，社区层面的活动把老年人的社交范围进一步扩大，也让他们在集体参与中感受到自身与社区之间的联系。

“每年重阳节我们都有活动的，每年的高龄老人，我们都给他们别上大红花，给他们祝福，然后我们再表演，还有每年的趣味运动会。”（被访者15）

社区组织传播为老年人的集体参与提供了制度化支撑，通过集体活动、公共参与的形式，让老年人的社交边界从家庭、邻里，拓展到整个社区共同体。老年人在集体互动中完成社区认同的建构，让关系-社交型快乐从单纯的情感陪伴，升华为归属感与价值认同的双重满足，也让社区真正成为老年社交网络的核心枢纽。

（三）意义-精神型快乐：意义传播与自我实现的超越性快乐

意义-精神型快乐是“老有所乐”的最高层级，也是积极老龄化在精神层面的集中体现。如果说身体快乐指向生理舒适、社交快乐指向情感联结，那么意义-精神型快乐则指向自我价值、生活意义与精神安顿。从社区传播视角看，这类快乐是一种意义传播：老年人将个人兴趣、人生阅历、价值追求融入社区生活，在兴趣深耕、奉献参与与生活体悟中完成意义生产，并通过社区场域传递、确认，最终实现超越物质层面的精神满足。社区为老年人提供了发挥余热、展示自我的舞台，使其从“被照料者”转变为“参与者、奉献者、组织者”，在角色升级中获得深层快乐。

意义-精神型快乐首先体现为兴趣深耕带来的自我实现。老年人在社区支持下持续投入爱好，在技能提升与成果展示中获得成就感。被访者23自学唱歌、绘画与雕刻，曾在社区晚会上获奖，在长期坚持中找回退休后的自我价值。

“本来那个疫情没有发生的时候，我一直在这里教老年人唱歌的，后来疫情发生了以后，大家都戴口罩，怕传染就停掉了，大概教了两年多不到三年。很多都是自学的，就自己喜欢爱好。画画也是自学的，原来出黑板报都不错，唱歌也是自学，都没有拜过老师。”（被访者23）

其次体现为公益参与与奉献带来的价值认同。从社区传播视角来看，这类实践是典型的利他性意义传播：老年人将自己的时间、精力与人生经验，转化为对邻里、对社区的服务与奉献，在帮助他人、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过程中，打破了“老年人是社会负担”的刻板认知，完成了从“被服务者”到“服务者”的角色转变，在持续的奉献中收获深层的价值认同与尊严感。被访者25长期担任社区义工，参与环境清理、秩序维护、为老服务，在奉献中感受自身价值。

“我会做做义工，紫金社区的城管义工，做了十多年了。主要就是搞卫生、捡垃圾，疫情核酸的时候，我们跟社区里的社工一起，天天都去，每天都在，真的比医生还要苦，医生的还要轮岗，我们天天都在。街道还给我们发了感谢信，今年还拿了优秀志愿者，虽然今年做得少了拿了有点难为情，但做这些事我乐意，自己喜欢做，也没想怎么样。”（被访者25）

尤为典型的是被访者20，作为参加过17次核试验的参核老兵，他虽因核辐射身患多种重疾，却始终以军人的精神信念支撑自己，将晚年生活全部投入到义务红色宣讲与公益文艺演出中。对他而言，这些活动早已超越普通娱乐：一方面，宣讲革命历史的过程，是他传承红色精神的方式，让他在晚年依然能实现自我价值；另一方面，全身心投入公益的状态能让他暂时忘却身体的病痛，获得强大的精神慰藉。

无论是兴趣深耕带来的自我实现，还是公益奉献带来的价值认同，最终都落回到中国老年人对晚年快乐最朴素的本土认知之中。不同于个体化的自我实现叙事，本地老年群体对晚年快乐的意义建构，始终围绕“身体健康、家庭平安、生活自理、不给子女添麻烦”的核心展开。这种朴素的认知并非消极的生活态度，而是老年人基于一生阅历形成的、适配晚年生活的精神安顿方式，而社区所提供的安全环境、基础服务、和睦氛围，则直接支撑了这种“安稳式快乐”的实现。

“那当然身体健康最快乐，最快乐。现在过好每一天，过好当下，开开心心，你不要生病，你就吃得香，睡得着，这样最开心。年纪大了，不求热闹，平平安安、家里省心，不拖累孩子，我就开心。”（被访者13）

意义-精神型快乐以社区为意义承载空间，以传播为意义实现路径，使老年人在兴趣、奉献与体悟中完成晚年生活的意义建构，真正实现积极老龄化所倡导的有价值、有尊严、有快乐的晚年生活。

五、“老有所乐”的影响因素与现实困境

（一）个体资本与社区传播：老有所乐的双重生成机制

1.个体资本：快乐实践的内在约束与基础条件

老年人参与快乐实践的基础，主要涵盖了客观能力资本与主观观念资本两个方面，前者决定了老年人“能不能参与”，后者则影响着他们“愿不愿意参与”，二者共同塑造了老年人快乐实践的基础形态 [12] 。

客观能力资本是老年人参与快乐实践的重要前提，核心包含健康、时间、数字三类可量化的能力积累。健康资本作为最基础的生理前提，直接决定着老年人能够参与的活动强度、范围与持续性：身体状况良好的老年人，能够更自由地参与多样化项目；而身体机能下降、行动受限的老年人，其开展快乐实践的空间也会随之被大幅度压缩。

“我不求别的，身体好、不生病、能走能动，吃得下睡得着，就是最大的福气。年纪大了身体要是有毛病，子女肯定要操心，自己哪里也去不了，什么乐趣都谈不上。”（被访者7）

与健康资本相伴的，是受家庭角色与照料责任强烈约束的时间资本，这是老年人稳定参与娱乐活动的关键前提。承担孙辈看护、家务劳动等家庭责任的老年人，可自由支配时间被大量挤占，难以持续参与社区集体活动；而家庭负担较轻的老年人，则能将更多时间投入兴趣与社交，形成更稳定的快乐实践路径。

“现在主要给孙女烧晚饭、做家务，时间都被家里占住了，近几年一年也就出去旅游一次，大部分时间只能在家附近散散步，远一点、久一点的活动都参加不了。”（被访者24）

数字资本则是数字时代快乐实践的工具性门槛，特指老年人使用智能设备、获取线上信息、参与线上互动的能力。数字技能的学习本质上是为拓展“老有所乐”的渠道服务，熟练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能够便捷获取活动信息、参与线上社交、拓展娱乐边界；而数字技能不足的，则容易陷入信息滞后、渠道收窄、参与受阻的现实限制，其娱乐选择被明显压缩。

“不会呀，真的不会。现在社会发展太快，我年纪大了，眼睛花、耳朵聋，学手机怎么那么困难？我年轻的时候不傻，现在怎么就不会了呢？好像跟不上这个社会了。线上挂号、报名这些都弄不来，很多活动都没法去。”（被访者13）

“微信步数排名我们都有，每天都会互相点赞互动，微信、支付宝买菜付款都会用，这些东西会用了，出门、跟老伙伴联系都方便，也能知道哪里有活动可以参加。”（被访者24）

与客观能力资本相对的是主观观念资本，核心体现为老年人的休闲消费观念，以及对“老有所乐”的价值认知，是影响老年人快乐实践参与意愿的核心主观因素。国外实证研究发现，老年人休闲消费与多维福祉显著相关，且受年龄、生活情境等个体因素调节 [13] 。

受过往生活经历与传统消费习惯的影响，大多数老年人形成了节俭务实的消费认知，更看重实用价值、不追求过度享受。他们更愿意将钱花在生活必需品、家庭开支和支持子女上，对于休闲娱乐、兴趣消费这类则持保守态度，即便拥有一定的可支配收入，也不愿主动为休闲娱乐的相关快乐体验付费。

“我们以前苦日子过惯了咯，不舍得大把花钱，能省就省，娱乐方面更舍不得花钱的。年纪大了，平平安安、家里省心，不拖累孩子，我就很开心了。”（被访者7）

除此之外，老年人对“老有所乐”的价值认知，也直接影响着他们参与的积极性。有一部分老年人将晚年生活的重心放在家庭与子女身上，认为“年纪大了就该安安静静过日子”，对休闲娱乐、兴趣拓展的价值认知不足；而秉持积极老龄观念的老年人，则更愿意主动尝试多元的快乐实践，拓展自身的晚年生活边界。

2.社区传播网络：快乐实践的外部支撑与场域保障

现有研究已注意到，老年人多方面的精神需求很大程度上需要依托社区服务体系实现 [14] 。但当前社区精神养老服务普遍存在供给不足、结构失衡等问题 [15] 。针对这个问题，有学者提出应通过完善社会支持网络与社区服务体系，来提升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与幸福感 [16] 。

从社区传播视角来看，上述研究虽揭示了社区场域的重要性，但尚未从信息流动、组织传播、人际传播的中观机制予以解释。本文发现，社区传播网络正是连接老年需求与社区供给的关键中介，老年人“老有所乐”的实践落地，是个体内在资本与社区外部传播网络共同作用、双向支撑的结果。

社区组织传播为老年人开展快乐实践提供了基础的场域保障与制度支撑。借助场地供给、活动统筹与团队组织，社区能够将老年人零散的个体休闲行为转化为稳定、有序且可持续的集体实践，让各类娱乐活动更具持续性，也让老年参与者更具安全感。

“我们社区有体育馆、文化礼堂可以活动，老年协会很规范的，太极、广场舞、腰鼓队这些都有，活动一直很稳定，每天都有地方去、有事情做。”（被访者1）

这种规范化的组织传播，不仅为老年人提供了固定的活动空间与稳定的活动安排，还降低了他们的参与门槛，让快乐实践从自发行为转变为可预期、可坚持的日常生活节奏。

邻里间的人际传播也为老有所乐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情感纽带与同伴支持。这种基于地缘与兴趣形成的邻里交往，以低压力、高信任的互动方式，为老年人提供了陪伴、情感共鸣以及同行的伙伴，从而进一步强化持续参与的内在动力。

“我们都是小区里的老伙伴了咯，一起锻炼、一起聊天，年纪差不多、爱好也合得来，有人陪着一起活动，心情不一样的，也更愿意出门了。”（被访者7）

同伴同行所带来的归属感与陪伴感，能将单纯的身体锻炼或休闲活动转化为具有情感联结的共享体验，既能有效缓解孤独感，也让快乐实践更具黏性。

与此同时，信息传播渠道也是连接老年人与社区资源的重要桥梁，直接影响着老年人参与快乐实践的可达性，以及资源供给与实际需求的匹配程度。数字时代，活动通知、服务信息与参与渠道能否顺畅抵达老年群体，不仅影响文娱活动的参与，更关乎老年人日常生活便利与安全感的获取。

一方面，数字化通知确实提高了社区发布信息的效率，但对不会熟练使用手机的老人来说，也会带来新的不便。有些活动虽然已经发布，但老人未必能及时看到；即使看到了，也可能不知道如何报名、向谁咨询。被访者14的情况就比较典型：她平时主要会用微信，对手机的其他功能不太熟悉，如果社区活动主要在线上通知，就容易错过参与机会。

“手机我只会用微信，有时候人家有事情微信说一下，别的不太会弄，也不太懂。想学但脑子笨，学不会。社区活动很多在网上通知，我不怎么看手机，有时候消息收不到，就参加不了。”（被访者14）

另一方面，老人需要的信息并不只限于文娱活动。生活中的维修、装修、便民服务等问题，如果缺少可靠的对接渠道，也会影响他们的日常心情和参与意愿。只有生活中的琐事与难题能通过便捷渠道顺利地解决，老年人才能真正放下顾虑，安心投入到休闲娱乐、社交互动等活动中。

“烦心事么就是家里的卫生间、厨房设备都老化了，想换油烟机、灶台这些，但年纪大了没决心，也不方便跑材料找人装修。最好能有个老年人信息台，方便联系维修或者装修的人，出钱都可以的。”（被访者19）

因此，社区信息渠道不能只理解为“通知活动”。它还关系到老人遇到实际困难时能不能找到人、问到路、获得可靠帮助。只有活动信息能传到老人那里，生活中的麻烦也有地方咨询和解决，老人才能更安心地参加休闲、社交和社区活动。

（二）结构性梗阻与现实困境：老有所乐的实践矛盾与衍生问题

从访谈情况看，老年人的快乐实践虽然形式多样，但真正能不能持续参与，还受身体状况、家庭事务和社区供给方式的共同影响。有些老人想参加活动，却被做饭、家务、照看孙辈等事情占住时间；有些老人时间相对充裕，却因为身体机能下降，只能选择低强度、近距离的活动；还有一些老人觉得社区活动不少，但并不一定适合自己的身体和兴趣。由此看，“老有所乐”的困难并不是老人个人“不愿意参加”这么简单，而是和生命周期变化、家庭责任分配以及社区活动安排都有关系。

采访过程中发现，老年人面临的最突出矛盾，就是时间与身体的错配悖论。低龄老人往往身体状态尚可、活动能力也较强，但常常因为要照料孙辈、料理家务，被挤占大量自由时间，没法持续参与社区活动与兴趣实践；高龄老人虽时间相对充裕，却受限于体能下降、行动不便，无法开展强度稍高的户外活动，只能局限于居家休息或简单的周边散步。这种“有身体没时间、有时间没身体”的结构性矛盾，让不同年龄段老人的快乐需求都难以得到充分满足。

“我今年也77了，路远的走不了了，身体不允许了，年纪大了，身体各方面都会有毛病，想出去多走走也没办法，现在就是到公园里稍微活动一下。”（被访者10）

与时间-身体错配相伴而生的，是供给-需求错配悖论。社区作为支撑“老有所乐”的核心场域，所组织的活动往往偏向集体化、标准化、展示性强的形式，如大型演出、集中比赛、统一节庆活动等，但老年人真正需要的有时是安静、轻松、低强度、个性化的休闲方式，二者难以匹配。更关键的是，社区出于安全责任、组织成本、管理便利等考虑，更倾向提供可控、统一、低风险的活动内容，与老年人分散、多元、灵活的真实需求存在明显差距，导致社区供给难以完全对接老年群体的快乐期待。

“社区活动是你自己的活动，又不一定非要社区组织。我们喜欢做的事情，社区不一定有的么，社区组织的，我们也不一定适合的。”（被访者25）

“现在两年老年协会连会都没开，这两年活动少了很多，以前经常有比赛、表演，现在都不弄了。”（被访者13）

上述两类矛盾叠加之后，最直接的结果就是不同老人之间的快乐体验开始拉开差距：数字能力较强、身体条件较好、家庭负担较轻的老人，通常更容易知道活动信息，也更容易参加旅游、锻炼、兴趣小组和社区活动；相反，身体较弱、不会熟练使用手机、家里缺少支持的老人，能够选择的活动就明显少一些。久而久之，他们的休闲范围会越来越窄，和社区生活的联系也会变弱。

除此之外，老年群体内部还出现了明显的社交圈层固化与年龄隔离的问题。老年人的社交圈层也存在分化。低龄老人和高龄老人之间，身体较好的老人和行动不便的老人之间，喜欢热闹的老人和偏好安静的老人之间，往往各有自己的小圈子，彼此之间交集较少，不一定会自然形成互动。这种圈层化不仅限制了社交广度，也让部分独居、内向或体弱的老人更容易陷入孤独与疏离的状态。

“我们这些属于低龄的老人，八九十岁的高龄老人有他们固定的聊天室，我们不会去，年纪差一辈了，说不到一起了，圈子也不一样的。”（被访者24）

此外，不同社区之间的资源差异也会影响老年人的快乐机会。成熟社区如果有比较稳定的场地、活动团队和组织力量，老人就更容易找到适合自己的活动；而设施不足、活动较少的老旧小区，则更多依靠老人自发聚集。这样一来，“老有所乐”的实现就不只是个人选择问题，也和社区资源条件有关。总体来看，时间与身体的不匹配、社区供给与个人需求的不匹配，再加上数字能力、社交圈层和社区资源差异，共同影响了老年人快乐体验的持续性和均衡性。

六、结语

在我国深度老龄化的时代背景下，“老有所乐”绝非养老服务的补充性内容，而是守护老年心理健康、提升晚年生活质量、实现积极老龄化的核心基石。本文以宁波市北仑区新 碶 街道25位城市老年人的深度访谈为一手资料，从社区传播视域切入，系统梳理了城市老年人“老有所乐”的实践图景、影响机制与结构性困境，为理解积极老龄化背景下老年群体的精神需求与本土实践提供了社区传播的分析维度。

研究发现，城市社区场域中老年人的“老有所乐”并非单一的休闲娱乐行为，而是呈现为层层递进的三重实践图景：以身体实践为基础的身体-健康型快乐、以社交联结为核心的关系-社交型快乐、以意义实现为目标的意义-精神型快乐。三者共同构成了老年人完整的快乐体验体系，还原了老年群体对快乐体验的本土意义建构。

研究进一步揭示，老年人“老有所乐”的实现，是个体主观能动性与社区传播网络共同作用的结果。健康、时间、数字三类客观能力资本与休闲观念等主观资本，构成了快乐实践的内在基础；而社区作为集物理空间、关系网络与意义场域于一体的传播枢纽，是支撑快乐实践落地的核心外部条件。当前城市老年人的快乐实践仍面临两大结构性悖论：一是时间-身体错配悖论，低龄老人有身体条件却无自由时间，高龄老人有充足时间却无行动能力；二是供给-需求错配悖论，社区偏好的集体化、标准化活动，与老年人差异化、个性化的需求脱节。在此基础上，社区资源分布不均、数字鸿沟加剧快乐分层、老年社交网络固化问题，进一步制约了“老有所乐”的均衡实现。

本研究将老年人的快乐实践置于社区信息流动、关系建构与意义生产的整体系统中考察，在中观层面拓展了“老有所乐”的研究视野，也为积极老龄化理论的本土应用提供了实证支撑。当然，本研究仅聚焦于宁波北仑的城市社区，研究结论的地域普适性有限，未涉及农村老年群体及城乡差异对比；同时作为横截面质性研究，未能对老年人快乐实践的动态变化进行长期追踪。未来可进一步拓展研究范围，开展城乡老年群体快乐实践的对比分析，或持续关注数字时代老年快乐实践的新形态。

基金项目：论文系浙江省社科规划“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和省委十五届五次全会精神研究阐释”专项课题，“代际融合视域下青年志愿者参与智慧助老服务的影响因素和推进策略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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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东南传播，2026年第5期，总第261期

本文引用格式：江可懿，王蔚.社区传播视域下城市老年人“老有所乐”的实践图景和影响因素[J].东南传播，2026（5）：131-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