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北魏六镇等北边军镇，是在秦汉以来以重兵机动对付草原强敌，辅以边地州郡和长城构成戍防警候体系的基础上，再立军镇分头分层设防。这是一种很不寻常的措置，尤其不合北方民族及其所建王朝喜进击而不喜固守的风习，其功能似非单纯抗御柔然可以解释。考虑到拓跋鲜卑与北方各族渊源深厚，作为中国史上第一个北方民族所建并长期稳定统治中原的王朝，北魏的建立和巩固，势必带来民族关系与对外关系的新局面，导致北方族部纷纷南下求生觅机的连绵浪潮。从北魏与柔然等各族关系和北边相关事态的发展来看，六镇等军镇的设立，主要不是为抗御柔然汗国有组织来袭的大规模军事活动，而是为阻遏无时不来的北方民族部落形形色色的南下冲击和侵扰，同时也安置、收编和消化源源不断涌来的人口资源。基于上述认识，才可以准确理解六镇功能，把握与之相关的一系列历史问题。
关键词：北魏；六镇；镇人；戍防体系；北镇功能
关于北魏六镇，[1]学界多年研究之余，还有一些待发之覆。事关重大的如六镇功能，旧说主要是抵御柔然，似过于简单，已有学者予以补充、修正。[2] 本文认为，只盯住柔然考虑六镇功能，据其盛衰起伏来解释六镇功能的演变、转移，这样的看法是有缺陷的。即便是所谓柔然的威胁，除考察柔然汗国有组织地南下征战外，还须考虑北方各族各种无序或自发的侵扰。需注意的是，拓跋鲜卑建立北魏入主中原，稳定地统治北方，实乃旷古未有之事，也就旷古未有地发生了百余年中包括柔然在内的北方民族部落纷纷南下以求生存发展的大势，使得魏廷也须像东晋南朝建立淮水至襄阳防线既抗御北方政权来侵，又留置大量南下流民那样，设法阻遏、缓解源源不断北来族落的冲击，对之予以安置、收编和消化利用。由此出发，才能较为准确地理解六镇的设置和功能，进而更深入地讨论北魏及六镇历史的相关问题。
一、六镇并非寻常御边之举
派遣将领镇驻要地，历代皆有其制，北魏亦不例外。周一良《北魏镇戍制度考及续考》述之甚晰，指出北魏“镇之设立，始自皇始”，并认为其后“镇戍遍四境，而以北面、西北面及南面诸镇为重”。[3]其南面诸镇，当然是与东晋南朝相峙。北边及西北诸镇，则是针对柔然等草原各族，尤以北边六镇及太武帝太延二年(436)设于陇山以北至黄河后套地区的高平镇和薄骨律镇为要。[4]这些军镇地位和实力似非他镇可比，常驻兵力因时期而浮动，大抵当在数千人至万人。[5]不过仔细揣度，仅仅抵御柔然，似乎很难解释北魏为什么要在北面和西北设立这么多军镇。以下先从历代御边建制来看六镇设置的极不寻常，这本身即表明其功能并不单纯。
众所周知，处于分散状态的北方族部，通常不是与之相邻的华夏地方强权之敌。春秋战国时期“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晋、秦、燕、赵等国皆有驱除戎狄、拓地开境的成功纪录。[6]至秦汉之际，匈奴崛起，大漠南北至西域渐尽归其统辖，北方族部的诸多资源皆被整合。秦汉王朝的应对，大致也是举全国之力，以沿边郡国与长城烽候构成戍防体系，再于五原等一二要地屯兵出击或增援。[7]自汉武帝以来，以重兵机动作战为主，辅以边郡加长城体系的对匈战略效果显著。以后历代王朝，很少会以边地多个屯驻重兵的固定军镇，在来去不定的强敌面前守株待兔，[8]宋元以前只有北魏这一个特例。[9]况且除六镇以外，北魏在不同时期还设置过肆卢、云中、和龙等镇。这样的重叠建制，实非抵御柔然可以解释，而必另有理由。
北魏北边戍防体系是皇始元年(396)至天兴初建立的。当时道武帝灭后燕，定河北，迁都平城，相继设立并、冀、幽、定和司州，皆由大将督领。[10]其时离散部落尚在开始阶段，各级将领除所统郡县外，还领有一定数量的部落兵。如《刘玉墓志》述其先人在汉代随李陵没虏，“便习其俗”，“大魏开建，托定恒代，以曾祖初万头，大族之胄，宜履名宦，从驾之众，理须督率，依地置官，为何浑地汗。尔时此斑例亚州牧”。[11]可见北魏入主中原后，从驾大军被分遣各地驻守，刘玉之祖即领有部分军队驻于某地，称“何浑地汗”，正说明其所统为部落兵。又如司州所在京畿四方四维置八部帅以监之，“劝课农耕，量校收入，以为殿最”，[12]至少保留了部分部落组织，实行平战结合的半军事化管理。又《魏书·杨椿传》称：“自太祖平中山，多置军府，以相威摄。凡有八军，军各配兵五千，食禄主帅军各四十六人。自中原稍定，八军之兵，渐割南戍，一军兵才千余，然主帅如故。”[13] 道武帝所设“八军”是要威慑新土，以后才渐南移，则当时其他后燕要地，亦当驻兵设防。此外，北边郡县之间和以北地区，还有相当数量的领民酋长存在，也具备一定的屯戍听调功能。[14]综合这些方面来看，北魏北边如并州的平阳、新兴，幽州的范阳、渔阳、北平、密云，司州的代、上谷、广宁、雁门等郡之地，[15]军力相当雄厚。考虑到道武帝还在新占邺城和中山各设行台，分命日南公和跋、卫王拓跋仪统兵镇抚河北之地；[16]相比之下，主力南移后的北边及京畿地区的捍御，也就有了派遣大将镇抚的必要。因此，北镇始设于皇始年间确有可能，即后来广阳王元渊所述“昔皇始以移防为重，盛简亲贤，拥麾作镇”，[17]唯不知其具体如何而已。
道武帝以后，随着部落兵逐渐消亡，明元帝以来在北边修筑了多条城堑。《魏书·太宗纪》载泰常八年(423)二月乙巳，“筑长城于长川之南，起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二千余里，备置戍卫”。[18]拓跋氏入主中原以来，其政权形态有一个适应中原统治需要而变迁的过程。明元帝始修长城，所承为秦汉魏晋王朝传统，即可视为这一变迁过程接近完成的标志。至太武帝朝，北魏再修城堑。《魏书·世祖纪》载太平真君七年六月丙戌，“发司、幽、定、冀四州十万人筑畿上塞围。起上谷，西至于河，广袤皆千里”，[19]事在太武帝屡次北击柔然之后。太平真君四年(443)和五年，太武帝两度亲征柔然，敕连可汗避战远遁而死，柔然自此转弱。[20] “畿上塞围”东起上谷，西抵黄河，位于武川、抚冥、柔玄、怀荒镇南部或以南而“广袤皆千里”。这显然不是一般所说的长城，而是从几面守护北魏京畿，并从南部加强了北镇体系。[21]需注意的是，在北边渐无大患的趋势下，魏廷仍屡议修筑长城，其主要用意恐已不再是抗御柔然。《通典·边防》载献文帝皇兴(467—471)中，柔然犯塞，征南将军刁雍上表建议以中原所长，克北狄之短，表文称：
古人伐北方，攘其侵略而已。历代为边患者，良由倏忽无常故也。六镇势分，倍众不斗，互相围逼，难以制之……今宜依故，于六镇之北筑长城，以御北虏。虽有暂劳之勤，乃有永逸之益。即于要害，往往开门，造小城于其侧，因地却敌，多置弓弩。狄来有城可守，有兵可捍，既不攻城，野掠无获，草尽则走，终必惩艾。[22]
下文明载“帝从之”。[23]而《魏书·高闾传》载高闾太和(477—499年)时上表安边，请筑长城，孝文帝亦积极回应。[24]两处所载表文内容略同，所涉文献和史实问题至今尚难定论。内蒙古地区考古学界经多年调查试掘，认为明元帝所筑长城与献文帝以来所修“六镇长城南线”“北线”，皆部分利用了秦汉以来长城旧垣，呈东西向穿行于六镇之间的扁平状X形，其东则有孝文帝时所修“太和长堑”，另有太武帝时所筑的“畿上塞围”。[25]虽这些城堑的名实和走向学术界还有争议，[26]但其较之历代长城更为错综而立体则无疑义。加之北边州郡防守、诸领民酋长屯戍和以六镇为主的镇戍系统，所构成的是一个严密程度空前绝后的军政体系，使人难以置信其仅是为了抗御威胁业已不断减弱的柔然。
更何况，拓跋鲜卑形成于匈奴故地的草原地区，[27]其长期与草原各族交流、联盟，由其主导建立的北魏，在处理民族、对外关系上自有特点，捍御边境威胁不太可能优先考虑严防死守。同出东北民族的女真人所建金朝，其北境的界壕、戍堡系统，皆分别由所在路招讨司、州节度使等节制，不像北魏长城那般错综繁复，更没有类似六镇的建制。[28]金朝先前仅在要地建立戍堡，至章宗承安三年(1198)才最终修成东北、西南向绵亘近三千里的界壕，原因在于每次议修时都有人质疑。例如，金世宗时朝臣质疑界壕的作用，即称“敌国果来伐，此岂可御哉！”[29] 自此又争论二十多年才全面动工，亦因北方民族传统喜出击而不喜固守。[30]由此来看，像抵御柔然这类事情，拓跋鲜卑最为擅长和习惯的，恰恰就是道武帝以来北魏诸帝所选择的屡次亲征柔然，以攻代守。此举在既有警候体系基础上以机动对机动，较之华夏王朝耳目更为灵通，较之草原政权装备远为精良，从而克敌制胜，而不是像上述重重设置那样投入巨大，分兵多处而耗于守御。要之，综合北魏各种措置来看，六镇代表的边镇建制远远超过了一般军事需要，除去抗御柔然以外必定还有其他重要的功能。
二、“柔然威胁”再分析
柔然与拓跋鲜卑曾共生于匈奴故地。拓跋珪复国以来，四面征战，除用兵后燕和征讨支持拓跋珪死敌窟咄的铁弗刘卫辰部外，还用兵柔然、高车、库莫奚等族部。当时其出击柔然，虽然经常轻易获胜，但是规模与所获不及对高车等其他族部的战争。《魏书·太祖纪》记载所示：
(登国三年)五月癸亥，北征库莫奚。六月，大破之，获其四部杂畜十余万，渡弱落水。班赏将士各有差……十有二月辛卯，车驾西征，至女水，讨解如部，大破之，获男女杂畜十数万……五年春三月甲申，帝西征，次鹿浑海，袭高车袁纥部，大破之，虏获生口、马牛羊二十余万……(六年)十月戊戌，北征蠕蠕，追之，及于大碛南床山下，大破之，班赐从臣各有差。其东、西二部主匹候跋及纥提，斩别帅屋击于。[31]
随后，拓跋珪灭刘卫辰部，战后燕。天兴元年(398)，拓跋珪克定河北，称帝建制，次年破高车种落近四十部，掳获近十万口、马三十五万余匹、牛羊一百六十余万头，“以所获高车众起鹿苑”。[32]
据此，北镇若始设于拓跋珪皇始年间(396—398)南征后燕之际，所针对的应主要不是柔然，而是高车等其他族部。当时的柔然正在远遁漠北的缊纥提之子社仑率领下，整顿军法，吞并高车、匈奴等诸多族部，建立“西则焉耆之地，东则朝鲜之地”的柔然汗国。其对北魏的威胁，是从天兴五年(402)寇边开始的。自明元帝永兴二年(410)，社仑死，其弟斛律继位，“北边安静”。[33]不久，斛律被长兄步鹿真取代，步鹿真又被社仑季父仆浑之子大檀取代，自明元帝泰常四年(419)起，柔然犯塞不绝，遂有太武帝即位后多次大规模北征。太平真君十年(449)，北魏再伐柔然，其可汗吐贺真“远窜，边疆息警矣”。[34]此后，尽管文成帝太安四年(458)、献文帝皇兴四年(470)均曾亲征柔然，但北魏与柔然从太武帝时期开启的通使往来已络绎不绝。因而所谓柔然的威胁，主要集中于道武帝天兴五年至明元帝永兴二年的九年间，再者为明元帝泰常四年至太武帝太平真君十年的三十年间。
考察柔然与北魏和战之局时，应当明确两个相互联系的问题：一是要区别柔然汗国有组织的侵扰，与其境内各族部的无组织随机南下活动。前者包括可汗亲自率军来犯在内，往往由多种因素引起，主要集中于上面所述近四十年中；后者包括那些泛泛而载的“蠕蠕犯塞”或“寇边”，[35]更多的则不见于史载，应是大部分时期的常态。二是大漠南北各族关系状态远比想象的复杂，柔然汗国包括了诸多族部种落，其粗放的管辖系统存在无数空隙，为柔然及高车、契丹、山胡、奚人和鲜卑别部的自发活动提供了空间。
《魏书·蠕蠕传》载登国六年(391)蠕蠕(柔然)降后，社仑几经周折远遁漠北。
侵高车，深入其地，遂并诸部，凶势益振。北徙弱洛水，始立军法……其西北有匈奴余种，国尤富强，部帅曰拔也稽，举兵击社仑，社仑逆战于頞根河，大破之，后尽为社仑所并。号为强盛。[36]
可见，社仑建立柔然汗国时，即吞并了成分复杂的高车诸部和匈奴余种。[37]《魏书·太祖纪》称：
(天兴五年正月戊子)材官将军和突破黜弗、素古延等诸部，获马三千余匹，牛羊七万余头。辛卯，蠕蠕社仑遣骑救素古延等，和突逆击破之于山南河曲，获铠马二千余匹。班师。赏赐将士各有差。[38]
黜弗、素古延等诸部，《魏书》附传于《高车传》末，当为高车或鲜卑别种。和突率骑六千袭之，必是因其不服或侵扰，仅获马牛羊而无“生口”数，应是被社仑所遣骑兵救走了，[39]这也可见柔然治下有各族之人。
又《魏书·库莫奚传》载其为宇文氏之别种，[40]前已述登国三年(388)曾为拓跋珪大破于弱洛水南。拓跋氏南下进取中原后，史称：
十数年间，诸种与库莫奚亦皆滋盛。及开辽海，置戍和龙，诸夷震惧，各献方物。高宗、显祖世，库莫奚岁致名马文皮。高祖初，遣使朝贡。太和四年，辄入塞内，辞以畏地豆于钞掠，诏书切责之。二十二年，入寇安州，营燕幽三州兵数千人击走之。后复款附，每求入塞，与民交易。[41]
库莫奚等族部活动于辽西一带，属于“东则朝鲜之地”的柔然汗国势力范围，而皆滋盛于拓跋鲜卑入主中原后。所谓“开辽海”云云，即太武帝延和元年(432)至太延二年伐和龙，灭北燕，经略东夷之事。引文表明库莫奚等族部自此“朝贡”不绝，每求和市，恐亦不免像其北“频来犯塞”的地豆于那样，[42]相互“钞掠”或入塞侵扰。
除因“震惧”而献方物外，势力较小而数量更多的北方民族部民则为“忻慕”而来。《魏书·契丹传》载其与库莫奚皆活动于松漠之间，“异种同类”，也在拓跋鲜卑入主中原后发展了起来：
经数十年，稍滋蔓，有部落，于和龙之北数百里，多为寇盗。真君以来，求朝献，岁贡名马。显祖时，使莫弗纥何辰奉献，得班飨于诸国之末。归而相谓，言国家之美，心皆忻慕，于是东北群狄闻之，莫不思服。悉万丹部、何大何部、伏弗郁部、羽陵部、日连部、匹絜部、黎部、吐六于部等，各以其名马文皮入献天府，遂求为常。皆得交市于和龙、密云之间。贡献不绝。[43]
前文已指出，作为北方民族建立的王朝，北魏的民族关系与对外关系存在不同于两汉和魏晋之处。引文所谓“国家之美，心皆忻慕”，即包含了彼此同为北方民族，早先不无交流互动，现实反差却已如此之大等内涵。也正是民族文化上的这种渊源和亲切感，以及不能不受之影响的民族关系态势，使得两汉魏晋时期即已纷纷内徙的北方民族，更增南下发展之强劲动力。其突出表现，即北方民族各部在北魏特多投附之例。如《魏书·高车传》载道武帝天兴二年(399)大破高车，次年十一月：
高车侄利曷莫弗敕力犍率其九百余落内附，拜敕力犍为扬威将军，置司马、参军，赐谷二万斛。后高车解批莫弗幡豆建复率其部三十余落内附，亦拜为威远将军，置司马、参军，赐衣服，岁给廪食。[44]
北魏历史上此类“内附”“内属”之例极多，是耐人寻味的。《魏书·官氏志》太和中所定官品有高车羽林郎将，从四品上；高车虎贲将军，从四品下；其下还有高车虎贲、高车羽林等职官品阶。[45]上述职官设置表明在孝文帝以前高车内附者不少被编入禁卫，而这正是上文引文所示敕力犍、幡豆建拜将开府以来的传统。又《魏书·蠕蠕传》记载太武帝神二年北讨柔然，其可汗大檀“绝迹西走”，“高车诸部杀大檀种类，前后归降三十余万”；[46]文成帝太安四年“车驾北征”，柔然可汗“吐贺真远遁，其莫弗乌朱驾颓率众数千落来降”。[47]孝明帝时柔然已经极衰而又内斗，可汗阿那瑰败逃来朝，自认“臣先世源由，出于大魏”，[48]得到魏廷确认。其后，阿那瑰与从兄婆罗门各为可汗，又因外患内乱各来投附，[49]即与柔然前已近乎“认祖归宗”直接相关。
因此，当看到《魏书》所载众多内附部落时，不可忽视拓跋鲜卑本就与匈奴、乌桓、鲜卑各部共生交流于大漠南北地区的事实，彼此语言、风俗多有相通，不少官职同以北方民族语音为称。[50]在其最为核心的帝族十姓中，至少有纥骨氏(胡氏)和乙旃氏(叔孙氏)原出高车，[51]诸多勋贵亦来自各族，彼此牵连，可谓千丝万缕。因此，北魏的民族关系与对外关系，必不同于秦汉魏晋王朝这些多少持有文化优越感和华夷之辨的朝廷。比如《魏书·官氏志》载道武帝时：
诸方杂人来附者，总谓之“乌丸”，各以多少称酋、庶长，分为南北部，复置二部大人以统摄之。时帝弟孤监北部，子寔君监南部，分民而治，若古之二伯焉。[52]
北魏的南北部大人和南北部尚书制度，或可视作后来契丹所建辽朝南北面官的滥觞，寓有一定的胡汉分治和北优于南内涵。从明元帝以来对“北部诸落”“北部”的举措来看，[53]魏廷对之确有优遇，允许他们在相当程度上保留部落习俗，体现了拓跋鲜卑与北族各部长期共生发展的传统。而这绝不可能在北魏入主中原后就中断、消失了，也一定会影响到北魏的相关事务，促使其设置“高车羽林”“高车虎贲”之类的职官，并使北方民族部落抚今忆昔的“忻慕”南向之心不可遏止地滋蔓起来。
讨论至此，已可明确所谓“柔然威胁”的很大一部分，其实为柔然汗国境内各族部落及其形形色色的南下活动。无论其南下动机和实际状态如何，也无论其是否已半农半牧，一旦成批逼近或进入北魏边境，都不能不构成对北魏北边州郡秩序事实上的破坏和冲击，即如上引《魏书·契丹传》所说“多为寇盗”，也就都可被视为一种侵扰和威胁。按北方民族慕强附强，“以大人健者名字为姓”的习惯，[54]将这些民族部落归为“柔然”多半也算合理，其况正如东汉和帝以来匈奴西徙后，“鲜卑因此转徙据其地，匈奴余种留者尚有十余万落，皆自号鲜卑”。[55]明白了这个因北魏国体所致，汇聚了无数涓涓细流的北方民族部落的南下浪潮，才能真正厘清六镇为什么要控扼大漠南北及阴山各要道隘口，并与北边州郡和多道城堑共同构成显得有些繁复的军事体系。其主要目的并非为对付本应以重兵机动击之的柔然大军，而恰恰是要据以展开堵截作战，阻遏这些无孔不入南下以求生存发展的北方民族部落。由此再看前引刁雍所奏“六镇势分，倍众不斗，互相围逼，难以制之”，正可说明这种结合边地州郡戍防和长城烽候，再以镇城戍堡分头分层屯驻守御而常备不懈的布置，对于对付南下侵掠的柔然大军可谓“倍众不斗”，耗费巨大，收效却甚微；但要围堵阻截必定会来的众多小股北方民族部落，安置、收编这源源不断且极其可贵的人口资源，则是切合实际的。[56]这恐怕也就是六镇之中，有怀朔、抚冥、柔玄、怀荒镇名的原因。
三、北方民族部民的安置与消化
北魏入主中原以来，无论是征战所获北方民族人口，还是陆续归附的北方民族部落，往往都被安置于北边。如前所述，天兴二年道武帝会军大破高车，以俘获的近十万口起鹿苑，《魏书·高车传》载其事：
太祖自牛川南引，大校猎，以高车为围，骑徒遮列，周七百余里，聚杂兽于其中。因驱至平城，即以高车众起鹿苑，南因台阴，北距长城，东包白登，属之西山。[57]
鹿苑“北距长城”，即秦汉以来长城，因而这次被安置的高车部众有相当一部分是在戍边。至天兴六年(403)正月，“朔方尉迟部别帅率万余家内属，入居云中”。[58]云中盛乐为阴山以南、平城以北自拓跋力微以来的旧都所在，至晚明元帝时已置云中镇捍御平城，[59]命将镇抚当在道武帝迁都平城以后。尉迟氏为自拓跋力微以来“诸姓内入”者中的西方首姓，被视为“魏之别种”“与魏同起”，[60]故被安置于云中重地。又《魏书·太宗纪》永兴五年(413)四月乙卯，车驾西巡，命前军奚斤等先行，讨越勤部于跋那山。七月己巳，“奚斤等破越勤倍泥部落于跋那山西，获马五万匹，牛二十万头，徙二万余家于大宁，计口受田”。[61]跋那山在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东南，大宁在今张家口一带，即六镇的怀荒镇南，越勤倍泥部落二万余家即被安置于大宁川计口受田。
至太武帝神二年北征，俘获柔然和高车部民各数十万。[62]《魏书·世祖纪上》载其安置之法：“列置新民于漠南，东至濡源，西暨五原、阴山，竟三千里。诏司徒平阳王长孙翰、尚书令刘洁、左仆射安原、侍中古弼镇抚之。”[63] 这比六镇全境之地还要更广一些，前揭延和初来大千巡抚以前已有“六镇”之名，即以此为重要背景。[64]《魏书·高车传》载有这次安置之后高车各部的状态：“皆徙置漠南千里之地。乘高车，逐水草，畜牧蕃息，数年之后，渐知粒食，岁致献贡。由是国家马及牛羊遂至于贱，毡皮委积。”[65] 安置于“漠南千里之地”的高车，初仍“逐水草，畜牧蕃息”，显非城居镇民；而“数年之后，渐知粒食”，说明其也渐像道武帝时期京畿建制那样被“劝课农耕”，以及像明元帝迁徙越勤倍泥部民于大宁川那般计口受田，其中不少应当已是六镇屯戍所属。这表明北方民族部民被初步安置于北边后，仍不免会有南下“侵扰”的冲动，直至其生产和生活方式完全被纳入北镇屯戍体系后，才能算收编消化成功。
六镇等北边镇戍往往安置有高车等北方民族部民，早已被周一良指出。[66]《魏书·陆俟传》载其在太武帝朝为平东将军、怀荒镇大将：
未期，诸高车莫弗讼俟严急，待下无恩，还请前镇将郎孤。世祖诏许之，征俟还京。既至朝见，言于世祖曰：“……夫高车上下无礼，无礼之人，难为其上。臣所以莅之以威严，节之以宪网，欲渐加训导，使知分限。而恶直丑正，实繁有徒，故讼臣无恩，称孤之美。孤获还镇，欣其名誉，必加恩于百姓，讥臣为失，专欲以宽惠治之，仁恕待之。无礼之人，易生陵傲，不过期年，无复上下，然后收之以威，则人怀怨怼，怨怼既多，败乱彰矣。”[67]
可见，怀荒镇多有高车部民，其酋首仍有较大影响，陆俟对之持法甚严。而“渐加训导，使知分限”，则可与前述高车部民“渐知粒食”相证，皆指被纳入六镇平战结合屯戍体系的秩序。又《魏书·杨椿传》曰：“初，显祖世有蠕蠕万余户降附，居于高平、薄骨律二镇。太和之末，叛走略尽，唯有一千余家。太中大夫王通、高平镇将郎育等，求徙置淮北，防其叛走。”此为献文帝朝安置柔然降附者于高平、薄骨律等镇之例。其下文又载杨椿以为不可徙，上书称“今新附者众，若旧者见徙，新者必不安。不安必思土，思土则走叛”。[68]可见从献文帝朝至孝文帝朝，再至宣武帝朝，北方民族部落新、旧来附而被安置于六镇等边镇者络绎不绝。
在孝文帝迁都以后，北镇事态可注意者，如《魏书·源怀传》记载其宣武帝景明(500—504)中使持节巡行北边六镇及恒、朔、燕三州，表上事宜四十余条，皆见嘉纳。其中一条谓“北镇边蕃，事异诸夏，往日置官，全不差别。沃野一镇，自将已下八百余人，黎庶怨嗟，佥曰烦猥。边隅事鲜，实少畿服，请主帅吏佐五分减二”。[69]这是要削减六镇将吏编制，说明北镇需要阻遏和安置收编诸蕃，在管理上不宜像内地郡县那样多设吏佐，以致烦扰。其后文又载正始(504—508)时，源怀受命“案视诸镇左右要害之地，可以筑城置戍之处”，表上事宜五十八条，其中提到：
今定鼎成周，去北遥远。代表诸蕃北固，高车外叛，寻遭旱俭，戎马甲兵，十分阙八。去岁复镇阴山，庶事荡尽，遣尚书郎中韩贞、宋世量等检行要险，防遏形便。谓准旧镇东西相望，令形势相接，筑城置戍，分兵要害，劝农积粟，警急之日，随便翦讨……游骑之寇，终不敢攻城，亦不敢越城南出，如此北方无忧矣。[70]
可见北镇原有的戍防设施在迁都后迅速崩坏，宣武帝时“复镇阴山”针对的，主要也不是柔然，而是代北“诸蕃”与外叛高车的侵扰。至于在外患内乱中急剧衰落的柔然，前已指出阿那瑰和婆罗门两可汗已于孝明帝正光二年(521)分别归降。魏廷安置阿那瑰于怀朔镇北的无结山吐若奚泉一带，婆罗门被安置于敦煌镇北的西海郡地，“各令总率部落，收离聚散”，[71]是为魏廷安置北方民族来附者于北镇之地的尾声。
以上可见，从道武帝入主中原至孝明帝时，北魏都在陆续安置北方各族部民于北边诸镇，可视作其一大国策。有必要指出的是，上引杨椿所述“旧者见徙，新者不安”，折射了镇人不断被补充、征调与迁徙的现象。从人口、物资等各方面供需平衡来看，被俘或内属部民不断被安置、收编、消化于六镇等镇，再听调征战或配充各地为兵，应是一种常态。
《魏书·世祖纪下》载太平真君五年六月：“北部民杀立义将军、衡阳公莫孤，率五千余落北走。追击于漠南，杀其渠帅，余徙居冀、相、定三州为营户。”[72] 此“北部民”有“渠帅”，必是北部大人所领“诸方杂人来附”的部落民，莫孤为柔然来降的部帅，[73]与北部民皆被安置于“漠南”，即大碛以南之地，而这正是六镇管区。这些部民“北走”，或许亦如上引杨椿所言“不安而思土”。类此之例，还有《魏书·高祖纪上》相关记载：
(延兴元年十月丁亥)沃野、统万二镇敕勒叛。诏太尉、陇西王源贺追击，至枹罕，灭之，斩首三万余级；徙其遗迸于冀、定、相三州为营户。
(延兴二年正月乙卯)统万镇胡民相率北叛。诏宁南将军、交趾公韩拔等追灭之……(三月)连川敕勒谋叛，徙配青、徐、齐、兖四州为营户。[74]
这些镇人被配发各州的事例，是因他们叛乱被俘才被载于史册，却不能认为只有叛乱被俘的镇人才会被配为各州营户。事实上，镇人听从朝廷征调乃是义务，[75]太武帝时镇压盖吴之乱，即“诏发高平敕勒骑赴长安”；孝文帝借南征而迁都洛阳，命广陵王羽持节安抚六镇，“发其突骑”。[76]延兴年间诸镇敕勒和胡民频有北叛，除受柔然南侵影响外，[77]还因为北魏新收南朝青齐之地，亟须征调北镇之兵充实营户和强化淮北防线，而北镇部民则多不愿南徙。《魏书·尉元传》载其自献文帝以来都督徐、兖，镇彭城，后屡出将入相，于太和十六年(492)上表，称彭城一带戍兵“多是胡人”：
臣前镇徐州之日，胡人子都将呼延笼达因于负罪，便尔叛乱，鸠引胡类，一时扇动。赖威灵遐被，罪人斯戮。又团城子都将胡人王敕勤负衅南叛，每惧奸图，狡诱同党。愚诚所见，宜以彭城胡军换取南豫州徙民之兵，转戍彭城；又以中州鲜卑增实兵数。于事为宜。[78]
这些“胡将”“胡军”，必来自北边被陆续安置收编而转配者，适可佐证上举延兴年间北镇部民频频北叛的原因，并可与前述宣武帝时高平、薄骨律镇柔然部民徙于淮北之议相证。要之，六镇人口肯定不是一旦被调配至北边就世世代代固定于此，而是陆续被安置、收编，再不断被调配至各地征战或充营户。
就此而言，在传记、碑志中，那些号称祖先早已至六镇而世代在此的各族人口，有相当一部分都隐瞒了其本为被俘或投附部民的家世。比如《王善来墓志》称志主“晋西河人也”，其家世如下：
祖居伏，上仪同三司，魏道武皇帝以其有雄干勇毅，补任迴荒镇将，御捍北蕃，狁见之，无不胆碎，是以不敢内侵猾夏。[79]
赵万里以为“迴荒即北魏六镇之怀荒”，故此志为怀荒镇始于道武帝时之证。佐川英治据志主王善来大业元年(605)六十三岁卒，提出其祖父不可能是道武帝时人物，认为“道武”或为“宣武”之误。[80]按魏初以来北镇之将，每“盛简亲贤”，非“国之肺腑”即“中原强宗”，[81]这与诸处所载镇将以下多出自统治集团中下层的情况，存在反差。[82]其原因在于国初情况到后来已有变迁，而发迹于魏末六镇之乱的军士豪杰，又多愿托附祖上为早先的北镇将领或僚属。《王善来墓志》亦不免这种攀附伪托之风，却露出了破绽。与之相类的又如《周书·文帝纪》载宇文泰祖上宇文陵为后燕驸马都尉，归魏“拜都牧主，赐爵安定侯。天兴初，徙豪杰于代郡，陵随例迁武川焉”。[83]至于追随宇文泰的隋文帝杨坚之父杨忠，其高祖杨元寿“魏初为武川镇司马，因家于神武树颓焉”。[84]但天兴初究竟是否曾徙豪杰于武川？魏初有没有武川镇？皆大可怀疑，宇文泰和杨坚祖上较晚投附，或被俘而被安置于武川镇的可能性也就不能完全被排除。北朝后期出身六镇的大人物，多言祖上早以良家子而家于北镇，唯高欢自认其祖高谧“坐法徙居怀朔镇”，[85]此或史臣所以述其机权“人不能测”欤？[86]
结 语
在讨论北魏六镇等镇的功能时，不宜把北边面临的各种侵扰都泛泛归于柔然，也不能仅就柔然犯边或威胁来讨论北镇功能，而须把包括柔然在内的北方各族动态都考虑在内。北魏作为北方民族所建王朝，对于整个北方草原各族态势不能不产生巨大影响。长期以来，正是由于对此影响认识不足，对北魏民族关系和民族政策的特点缺乏认识，也就影响了对北魏北边戍防体系本末体用及相关史实的梳理，制约了对北镇设立原因及其功能的理解。
六镇等北镇不只是为了抗御柔然汗国有组织的侵扰，更是为了阻遏、安置、收编和消化包括柔然在内源源不断南下发展对北魏边境构成侵扰的各族部众。这一认识，除可以帮助理解北魏北边戍防体系如此布局的原因外，还有助于认识以往学界并未很好解答的一系列悬疑。如历经近百年反复展开的汉化改革以后，北魏各地各领域面貌至孝文帝迁都前后均已发生了显著变化，为什么独有六镇等北镇依然胡风浓郁，[87]以至于北镇军人主导的东、西魏和北齐、北周多有排汉胡化甚至恢复胡姓之类的逆反之举？北镇这种犹如汉化“法外之地”的现象，似只能以不断南下的北方民族部众首先被阻截、安置于六镇等镇，俟收编、消化又不断配充各地的史实来解释。再如历代边军无论编户服役还是职业募兵，虽受军法约束，但并不卑贱。北镇人物传记和碑志常称祖上以“良家子”来此，北魏诸帝更有不少颁给北镇的德音，却为何镇人大都“号曰府户，役同厮养”，必须由朝廷下诏才能成批上升为平民？[88]这恐怕也是北镇军人主体来自络绎被俘获或投附的北方民族部众，初来地位本就类于奴婢的缘故。[89]另如镇守边境立功虽易而风险尤大，故历代皆非特恩，为何唯独北魏从一开始就要“盛简亲贤”“配以高门子弟”充任北镇将吏？原因亦在于北镇乃是面对草原民族部落大小酋首的前沿，故其大将与要职必须以声望较著且与北族渊源深厚者担任为妥；兼之北镇多有源源被俘获或来投之北方各族部民，为其将吏多可“侵夺”大量“生口”牲畜，快速扩展私家财富和实力，故派赴北镇为将作吏实际上也成为赋予他们的一项特权。诸如此类的问题，均切关乎北朝尤其是北魏末年至东、西魏和北齐、北周历史，有待学界的进一步研究。
(附记：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曾蒙薛海波教授提供宝贵意见，特此深表谢忱！)
作者简介：楼劲，山东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史、中古制度与思想文化史。
[1]关于“六镇”所指，参见[日]佐川英治撰，付晨晨译：《北魏六镇史研究》，《中国中古史研究》编委会编：《中国中古史研究》第5卷，中西书局2015年版，第55－128页。
[2]参见张金龙：《北魏中后期的北边防务及其与柔然的和战关系》，《西北民族研究》，1992年第2期；周杨：《北魏六镇防线的空间分析》，《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7年第12期；等等。
[3]周一良：《北魏镇戍制度考及续考》，《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15－238页。关于北魏六镇等军镇建制情况，参见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691－797页。
[4]《魏书》卷三○《来大千传》载其延和初“巡抚六镇”(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25页)；卷五《高宗纪》记载，太安五年(459)十二月，诏以“六镇、云中、高平、二雍、秦州，遍遇灾旱，年谷不收”，遣使开仓赈济(第118页)。可见“六镇”在延和以前已是北镇的专有名词，且不含云中、高平等镇。
[5]北镇军力可从以下数例度之：《魏书》卷三八《刁雍传》载其于太平真君五年(444)为薄骨律镇将，上表请用四千人修渠；七年(446)上表又称“奉诏高平、安定、统万及臣所守四镇，出车五千乘，运屯谷五十万斛付沃野镇，以供军粮”，需时三年(第867－868页)；卷五八《杨播附弟椿传》载“显祖世有蠕蠕万余户降附，居于高平、薄骨律二镇，太和之末，叛走略尽，唯有一千余家”(第1286页)；卷七上《高祖纪上》载延兴元年(471)十月，沃野、统万二镇敕勒叛，诏太尉源贺追击，“斩首三万余级”(第135页)；卷五四《高闾传》载其太和(477－499)中建议发近州及京师兵六万，加六镇兵“计十万人一月必就”(第1202页)；卷四一《源怀传》载宣武帝朝源怀上表言北边之务，称六镇置官过多，“沃野一镇，自将已下八百余人”(第926页)。
[6]参见(清)顾栋高辑，吴树平、李解民点校：《春秋大事表》卷四《春秋列国疆域表》之《晋》《秦》二表，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511－518、536－541页。
[7]《史记》卷八八《蒙恬列传》载其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渡河据阳山，逶迤而北，“威振匈奴”(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565－2566页)。同书卷六《秦始皇本纪》载始皇帝三十三年(前214)“西北斥逐匈奴”，沿边四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命蒙恬渡河“取高阙、阳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第253页)。
[8]如东汉所设度辽营和渔阳营，营兵仅千人或数千人。《后汉书》卷五《安帝纪》称建光元年(121)十一月甲子“初置渔阳营兵”，李贤注引“伏侯《古今注》曰‘置营兵千人’也”(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34页)。度辽营由度辽将军节制，规模稍大。《后汉书》卷九○《乌桓鲜卑列传》称顺帝阳嘉四年(135)，度辽将军耿晔率二千余人追击乌桓，不利，又“发积射士二千人，度辽营千人”讨之(第2983页)。据此，度辽营兵在三千上下，但度辽将军还可奉诏征发相关边郡之兵及诸郡积射士充实营兵。
[9]元以后只有最终留下惨痛教训的明代九边。据相关记载和研究，明中后期蓟、辽东、宣府、大同、山西、延绥、宁夏、固原、甘肃镇军队总计六十万左右，为拖垮财政的一大要素。其中最高的一组数据是嘉靖四十五年(1566)的近九十万。参见(明)申时行等修：《明会典》卷一二九《兵部十二·镇戍四》、卷一三○《兵部十三·镇戍五》，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65－671页；王尊旺：《明代九边军费考论》，天津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25－83、331－343页。
[10]参见鲁力：《魏晋南北朝方镇年表新编·北魏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版，第59－63页。
[11]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12页。
[12]《魏书》卷一一○《食货志》，第2850页。
[13]《魏书》卷五八《杨椿传》，第1287页。
[14]参见牟发松：《北魏解散部落政策与领民酋长制之渊源新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魏斌：《从领民酋长到华夏长吏：厍狄干石窟的兴造与部落记忆》，《历史研究》，2018年第3期。
[15]参见牟发松、毋有江、魏俊杰：《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十六国北朝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451－459页。
[16]《魏书》卷二《太祖纪》，第31页。
[17]《魏书》卷一八《太武五王·广阳王建附孙渊传》，第429页。
[18]《魏书》卷三《太宗纪》，第63页。《魏书》卷一○五之三《天象志三》载泰常八年春“筑长城，距五原二千余里，置守卒，以备蠕蠕”(第2400页)。今本《魏书·太宗纪》和《天象志三》皆宋人基于魏澹、张太素等书而补，“以备蠕蠕”四字不知出处，原诏或未突出柔然问题。
[19]《魏书》卷四下《世祖纪下》，第101页。本卷后文载太平真君九年(448)二月癸卯帝幸定州，以山东民饥，“罢塞围作”(第102页)。太平真君七年载“塞围”“广袤皆千里”(第101页)，此处又载“塞围”，则围绕说不能被轻易否定。
[20]《魏书》卷一○三《蠕蠕传》，第2295页。
[21]参见李逸友：《中国北方长城考述》，《内蒙古文物考古》，2001年第1期；朱大渭：《北朝历代建置长城及其军事战略地位》，《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2期；刘溢海：《北魏畿上塞围考》，《史志学刊》，2015年第6期。
[22] (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一九六《边防十二·蠕蠕》，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379－5380页。其事不载于《魏书·刁雍传》等处，其全文皆在《魏书·高闾传》所载高闾于太和年间上安边之策的表文中。
[23] (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一九六《边防十二·蠕蠕》，第5380页。
[24]《魏书》卷五四《高闾传》载高闾上表安边，内容与《通典》所载刁雍所上之表略同，但多出了表文应有的首、尾文字(第1200－1202页)。这表明两者属同一表文而《魏书·高闾传》所载更为完整，但仍难断定刁雍与高闾是否都曾建议修筑长城。又学界以往认为高闾上表于太和八年(484)，误。据《魏书·高闾传》叙次，此表当上于太和十一年(487)。
[25]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局、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内蒙古自治区长城资源调查报告》(北魏长城卷)，文物出版社2014年版，第2－6页。
[26]魏坚、孟燕云：《北魏长城考辨》，《文物》，2019年第7期；张文平、包桂红：《内蒙古魏晋北朝考古综述》，《草原文物》，2019年第1期。
[27]参见楼劲：《西向祭天与拓跋鲜卑的形成》，李国强主编：《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总第9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版，第56－79页。
[28]《金史》卷六《世宗纪》称大定五年(1165)正月乙卯“诏泰州、临潢接境设边堡七十，驻兵万三千”(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35页)；同书卷九○《阿勒根彦忠传》载此为“安置堡戍七，驻兵万三千”，校勘记以“七十”为是(第2003、2009页)。可见，金朝各边堡平均驻兵不到二百人，与汉以来长城烽候体系相类。
[29]《金史》卷八八《纥石烈良弼传》，第1952页。同书卷九四《内族襄传》载章宗时北部复叛，命完颜襄任枢密使兼平章政事屯北京，“因请就用步卒穿壕筑障，起临潢左界北京路以为阻塞”(第2090页)。史臣称“迹襄之开筑壕堑以自固”，“金之势可知矣。势屈而兵胜，亡国之道也”(第2096页)，则又体现了元人对此的认识。
[30]参见王国维：《金界壕考》，《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712－737页；孙秀仁：《关于金界壕边堡的研究与相关问题》，《中国长城博物馆》，2006年第4期。
[31]《魏书》卷二《太祖纪》，第22、23、24页。《魏书》卷一○三《高车传》言高车六种，即有引文中的解如部(第2307页)。
[32]《魏书》卷二《太祖纪》，第34－35页。
[33]《魏书》卷一○三《蠕蠕传》，第2291页。
[34]据《魏书·蠕蠕传》载太武帝始光元年(424)、始光二年(425)、神元年(428)、神二年(429)、太延四年(438)、太延五年(439)、太平真君四年、太平真君五年和太平真君十年(449)共九度亲征柔然，其间自神四年(431)起双方通使，至太延二年又绝和犯塞。太平真君十年再征后，太武帝“意存休息，蠕蠕亦怖威北窜，不敢复南”。参见《魏书》卷一○三《蠕蠕传》，第2292－2295页。
[35]如《魏书》卷二《太祖纪》天兴五年十二月辛亥，“蠕蠕社仑犯塞”；天赐三年(406)四月，“蠕蠕寇边，夜召兵，将旦，贼走，乃罢”(第40、42页)。同书卷三《太宗纪》永兴元年(409)十二月，“蠕蠕犯塞”；永兴二年(410)正月，“诏南平公长孙嵩等北伐蠕蠕”；五月，“长孙嵩等自大漠还，蠕蠕追围之于牛川。壬申，帝北伐，蠕蠕闻而遁走”(第50页)。不难看出，凡柔然可汗来犯，或“追围”魏军，闻大军来而“遁走”者，均可归为有组织的汗国军务，而泛泛言“蠕蠕寇边”“犯塞”，可由“北镇游军大破其众”者(第2295页)，则很难说是不是自发的侵扰，不见于史载者尤其如此。
[36]《魏书》卷一○三《蠕蠕传》，第2290页。
[37]《魏书》卷一○三《蠕蠕传》载社仑死后，斛律继为大汗，“北并贺术也骨国，东破譬历辰部落”(第2291页)；其后大檀在纷争中自立为可汗，亦得高车叱洛侯之力(第2292页)。
[38]《魏书》卷二《太祖纪》，第39页。同书卷一○三《高车传》末附传：“黜弗、素古延等诸部，富而不恭，天兴五年，材官将军和突率六千骑袭而获之。”(第2313页)又《魏书·蠕蠕传》载天兴五年，社仑犯塞，“入参合陂，南至豺山及善无北泽。时遣常山王遵以万骑追之，不及”(第2291页)。在常山王遵追击之前，和突已与柔然骑兵遭遇。
[39]《魏书·蠕蠕传》载天兴五年，社仑犯塞，“入参合陂，南至豺山及善无北泽。时遣常山王遵以万骑追之，不及”(第2291页)。同书卷二《太祖纪》载常山王遵追击在天兴五年十二月辛亥(第40页)，可见此前柔然前锋已抵魏境。
[40]参见[日]白鸟库吉著，方壮猷译：《东胡民族考》下编，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85－92页。
[41]《魏书》卷一○○《库莫奚传》，第2222－2223页。
[42]《魏书》卷一○○《地豆于传》，第2222页；[日]白鸟库吉著，方壮猷译：《东胡民族考》下编，第1－23页。
[43]《魏书》卷一○○《契丹传》，第2223页。
[44]《魏书》卷一○三《高车传》，第2308－2309页。同书《太祖纪》载敕力犍来附在天兴三年(400)十一月，又载天兴四年(401)正月，“高车别帅率其部三千余落内附”(第37、38页)，当即解批莫弗幡豆建来附之事，“三十”与“三千”未知孰是。
[45]《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2983、2985、2986、2988页。
[46]《魏书》卷一○三《蠕蠕传》，第2293页。
[47]《魏书》卷一○三《蠕蠕传》，第2295页。
[48]《魏书》卷一○三《蠕蠕传》，第2299页。
[49]参见周伟洲：《敕勒与柔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2－108页。
[50]参见张庆捷：《北魏文成帝〈南巡碑〉碑文考证》，《考古》，1998年第4期；张庆捷、郭春梅：《北魏文成帝〈南巡碑〉所见拓跋职官初探》，《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2期。
[51]姚薇元：《北朝胡姓考》，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9－10、21－24页。
[52]《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第2972－2973页。
[53]例如《魏书》卷三《太宗纪》永兴四年(412)七月庚寅“幸北部诸落，赐以缯帛”(第52页)；卷四下《世祖纪下》太平真君元年(440)五月辛卯，“行幸北部”(第93页)。
[54]《三国志》卷三○《魏书·乌丸传》裴注引《魏书》，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832页。
[55]《后汉书》卷九○《鲜卑传》，第2986页。
[56]《魏书》卷四一《源贺传》载其在献文帝时都督三道诸军，屯于武川镇。“是时，每岁秋冬，遣军三道并出，以备北寇，至春中乃班师。贺以劳役京都，又非御边长计，乃上言：‘请募诸州镇有武健者三万人，复其徭役，厚加赈恤，分为三部。二镇之间筑城，城置万人……足食足兵，以备不虞，于宜为便。不可岁常举众，连动京师，令朝庭恒有北顾之虑也。’事寝不报”(第922页)。源贺的建议，正说出了六镇分头、分层堵截“北寇”之用意。
[57]《魏书》卷一○三《高车传》，第2308页。
[58]《魏书》卷二《太祖纪》，第40页。
[59]《魏书》卷三○《安原传》载其“太宗时为猎郎，出监云中军事……遂任以为将，镇守云中”(第714页)。
[60]参见姚薇元：《北朝胡姓考》，第189－198页。
[61]《魏书》卷三《太宗纪》，第53页。其后文载八月辛未，“赐征还将士牛、马、奴婢各有差。置新民于大宁川，给农器，计口受田”(第53页)。
[62]《魏书》卷一○三《蠕蠕传》载是役大檀绝迹西走，其“国落四散”。六月，太武帝分军搜讨，“高车诸部杀大檀种类，前后归降三十余万，俘获首虏及戎马百余万匹”。八月，闻东部高车在巳尼陂，遣安原等往讨，“高车诸部望军降者数十万”(第2293页)。可见，北魏在神二年六月所获为柔然四散部落，八月所获为高车诸部。
[63]《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第75页。所述“新民”，含义与上引《太宗纪》所载以所获越勤倍泥部落为“新民”相同。同书卷三○《安原传》载其在大获高车还后，“与建宁王崇屯于漠南以备蠕蠕”(第714页)。漠南即大碛以南阴山南北之地，《魏书》卷四一《源贺传》载其在献文帝时屡督诸军屯漠南，而同卷《源怀传》则称其督军于白道以北的武川(第921－922、925页)。
[64]严耕望已指出六镇设置与此相关。参见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第704－705页。
[65]《魏书》卷一○三《高车传》，第2309页。同书卷二八《刘洁传》称不久后，“敕勒新民以将吏侵夺，咸出怨言，期牛马饱草，当赴漠北”；刘洁等建议分徙三万余落于河西，新民惊骇，欲西走凉州，“洁与侍中古弼屯五原河北，左仆射安原屯悦拔城北，备之”(第687页)。可见，刘洁与古弼皆驻节于其北的六镇一带。
[66]周一良：《北朝的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第153－155页。
[67]《魏书》卷四○《陆俟传》，第902页。
[68]《魏书》卷五八《杨椿传》，第1286页。
[69]《魏书》卷四一《源怀传》，第926页。
[70]《魏书》卷四一《源怀传》，第927－928页。
[71]《魏书》卷一○三《蠕蠕传》，第2300－2302页。
[72]《魏书》卷四下《世祖纪下》，第97页。
[73]《魏书》卷二六《尉眷传》载其太武帝初与刘库仁等八人“分典四部”，“蠕蠕部帅莫孤率高车骑五千乘来逆，眷击破之，斩首千余级”(第656、656－657页)。
[74]《魏书》卷七上《高祖纪上》，第135－137页。关于“敕勒”“丁零”与“高车”之同族异称，参见周伟洲：《敕勒与柔然》，第3－9页。
[75]陈寅恪即就上述诸例指出，“配降人为营户，是北魏的旧制”。参见万绳楠：《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黄山书社1987年版，第269－270页。
[76]《魏书》卷四下《世祖纪下》、卷二一上《献文六王上·广陵王羽传》，第99、546页。
[77]例如《魏书·高祖纪上》延兴三年(473)十二月壬子，“蠕蠕犯边，柔玄镇二部敕勒叛应之”(第140页)。这次叛乱显然有蠕蠕(柔然)鼓动的原因。当然镇人为将吏侵夺，所受奴役尤重是重要原因。另参考《魏书》卷四四《孟威传》载孝文帝时“四镇高车叛投蠕蠕”之事(第1005页)。
[78]《魏书》卷五○《尉元传》，第1113－1114页。
[79]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卷八，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2页。
[80] [日]佐川英治撰，付晨晨译：《北魏六镇史研究》，《中国中古史研究》编委会编：《中国中古史研究》第5卷，第55－128页。
[81]《魏书》卷一八《太武五王·广阳王建附孙渊传》，第429页；《北齐书》卷二三《魏兰根传》，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329页。《魏书》卷三七《司马楚之传》载其于晋宋间投附北魏，从太武帝至文成帝、献文帝时，与其子金龙累为云中镇大将，可谓“中原强宗”之代表(第857页)。参见山西省大同市博物馆、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山西大同石家寨北魏司马金龙墓》，《文物》，1972年第3期。
[82]参见薛海波：《5—6世纪北边六镇豪强酋帅社会地位演变研究》，中华书局2020年版，第30－76页。
[83]《周书》卷一《文帝纪》，中华书局1971年版，第1页。
[84]《周书》卷一九《杨忠传》，第314页。
[85]《北齐书》卷一《神武帝纪上》，第1页。
[86]《北齐书》卷二《神武帝纪下》，第24页。
[87]其典型如《北齐书》卷一《神武帝纪上》载其“姓高名欢，字贺六浑，渤海蓨人”。祖父高谧坐法徙居怀朔镇，高欢因“累世北边，故习其俗，遂同鲜卑”(第1页)。
[88]《北齐书》卷二三《魏兰根传》述缘边诸镇，昔时初置“或征发中原强宗子弟，或国之肺腑，寄以爪牙。中年以来，有司乖实，号曰府户，役同厮养”(第329－330页)，似乎成为“府户”是后来的事情。但北镇军人主体既由俘获或投附的柔然、高车等各族部众构成，其为府户厮养，当自道武帝以来即如此。
[89]《周书》卷一一《晋荡公护传》载宇文护之母被执北齐，写信给宇文护回忆当年被元宝掌所率官军擒入定州城之事，“时宝掌营在唐城内。经停三日，宝掌所掠得男夫、妇女，可六七十人，悉送向京。吾时与汝同被送限。至定州城南，夜宿同乡人姬库根家。茹茹奴望见鲜于修礼营火，语吾云：‘我今走向本军。’”(第170页)元宝掌掳掠生口送京，正是北镇将领惯技，宇文护武川同乡姬库家有“茹茹奴”，也是北镇常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