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们提出AI技术替代人类劳动状况下的非-劳动时间，以揭示存在于技术时代并有别于传统休闲的时间空余问题。现代性强化了生产性与工作性的劳动时间及其剩余时间，但随着AI机器人对人类劳动的替代，已经出现完全有别于劳动时间的作为纯粹空余的非-劳动时间。经常性的无事可干及无所事事，是AI时代人类的真实生存状态。安置非-劳动时间及其空余，需要调用传统资源，还需要理解人类在回应非-劳动时间时已经形成的诸种体验方式，使非-劳动时间不必成为“虚度”的空间，而是成就人的内在的生命活动，并赋予生存论义涵。回应AI化的非-劳动时间及其空余，伴随着人文的复兴。提出非-劳动时间，绝非否定劳动时间，劳动时间指向非-劳动时间的限度，并使其免于价值虚无。
关键词：AI机器人 非-劳动时间 空余 哲学人类学 生存论
邹诗鹏，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暨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基于加速发展的技术社会尤其是AI技术及其劳动异化状况，在确定并分析劳动时间的基础上，提出非-劳动时间概念，以分析技术社会日益加剧的空余现象。传统的闲暇概念，有着一定的非-劳动时间义涵，或可看成原初的非-劳动时间，但其显化并与劳动时间分离出来，还是技术加速并替代人类劳动的结果。非-劳动时间本质上是技术社会概念，在那里，空余不是虚无，而是多样的和非劳动性的消遣样态。在非-劳动时间及其空余中，人们形成了多种生活形式，对非-劳动时间内的休闲也需要展开生存论阐释。
被现代性巩固的传统劳动时间观及其理论资源
我们有必要从传统观念及其相关理论资源上讨论劳动时间观，因为从中可以看到，非-劳动时间的提出，必定意味着对传统时间概念的更新与突破。传统的时间概念，虽然也指作为自然历史过程及其历史之流的自然时间，但主要还是指人们理解人自身生命活动进而理解世界的方式，这一时间概念由人的劳动及其历史所规定和解释。一直以来，时间都是由人的活动并主要由人的物质劳动所规定和解释，由此形成了劳动时间观，且由现代性持续巩固。
人的生命活动分为两种：一是为满足人自身物质生活资料的活动，即劳动，具有生产性质；二是作为人的自由的闲暇活动，此活动具有享受性质。因为传统时代的典型表现便是生产力低下以及物质生活资料匮乏，因而物质资料的生产，亦即劳动是前提，闲暇及其享受从属于物质劳动。按照马克思的分析，物质资料的生产是历史的前提，并决定着精神生产、人口生产以及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精神生产以及抽象的精神劳动，属于人的自由的闲暇活动，直接受物质劳动支配，物质资料的生产规定着劳动，并规定了劳动时间以及人类生存的劳动性质。
现代性尤其是工业及其现代分工体系所要求的生产效率，进一步强化了物质资料生产及其劳动对时间的支配，形成了内涵不尽一致的劳动价值论。劳动支配时间，并规定工作伦理，成为现代性的本质方面。现代传统的诸种理论资源，新教伦理、国民经济学、黑格尔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均在不同意义上强调劳动价值论。劳动价值论巩固了劳动时间，并赋予劳动时间以世界历史意义。
古希腊哲学倡导闲暇，轻视劳动，中世纪亦对劳动持消极理解。新教伦理兴起的一个重大意义，就在于赋予劳动神圣性，形成劳动天职观念，倡导勤俭、积蓄、忙碌，为资本主义精神作了价值上的奠基。国民经济学特别强调劳动价值论，其所讲的价值，即由人类一般劳动所规定的时间性。长期以来，劳动是安顿身体的基本方式，人类也习惯于通过劳动及其忙碌表达和安置身体。劳动成为衡量人类生存合法性的标准，无劳动基础即意味着无意义、无价值，中文成语“不劳而获”，西谚“游手好闲，魔鬼上门”，均意味着一种天经地义的劳动伦理。古希腊哲学倡导闲暇，实是在形而上学意义上展开的，并不代表普通希腊人的价值观。就其一般形式而言，劳动价值论并非由新教伦理与国民经济学开创，它本身就是千百年以来人类生活的原则，是人类持存的动力源，并得到工业及其现代分工体系的进一步强化。
国民经济学道出了现代性状况下人的活动的一般性质，是谓抽象的劳动价值论。黑格尔也秉持抽象的劳动价值论，并且将思想以及精神劳动也看成劳动之一种。但无论是国民经济学还是黑格尔都没有看到，真正阻碍劳动价值论的还是受所有制制约的劳动异化或异化劳动，揭示异化劳动并重新规定劳动价值论的是马克思。
一般的劳动价值论，即主张抽象劳动创造价值，也创造了抽象时间。抽象时间，并非与具体的时间体验无关，而恰恰是指对具体时间的总体规定与控制，抽象劳动同样是指劳动的总体性或总体的劳动，而不只是精神劳动，抽象劳动创造价值进而创造抽象时间，指的正是总体的劳动。作为现代性的一般活动，总体的劳动规定了现代性的时间存在。
马克思并不反对一般的劳动价值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明确指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这一表述揭示劳动对于现代世界历史及其现代性的总体规定，其实质正是一般的劳动价值论，马克思将一般劳动或抽象劳动时间具体确定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强调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价值的内在关联。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不管生产力发生了什么变化，同一劳动在同样的时间内提供的价值量总是相同的。”在马克思那里，凝结在人类一般劳动活动之上的抽象时间，是其展开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社会存在基础，即使揭示剩余劳动时间或劳动的剩余性，也没有改变必要劳动时间（抽象时间）及其劳动规定性。但马克思坚决反对像国民经济学家与黑格尔那样，将一般的劳动解放论看成全部的劳动解放论，并将一般的劳动价值论看成抽象的劳动价值论。马克思探讨的关键问题是：何以抽象劳动不能上升为具体劳动，其限制条件究竟是什么？马克思指出，这一限制，正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日益被强化的劳资对立，即被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支配下的劳动异化或异化劳动。马克思的杰出贡献在于揭示剩余劳动时间及其剩余劳动创造了剩余价值，且被资本家无偿占有。正是在资本主义劳资对立状况下，抽象时间无法转化为劳动者作为人类一员的感性体验及其自由自觉的类本质活动，从而呈现为“劳动的外在性”，即“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连其精神生产以及人口生产，都只是为了维持剩余价值生产的延续而存在，剩余时间一方面表现为物质资料生产的极限掠夺，另一方面则是对自由精神的褫夺，即精神生活的虚无化，完全不能体现为闲暇的享受。
马克思四种生产的思想，也反映了对劳动时间的理解。第一种生产，即物质资料的生产是历史的前提，形成劳动创造历史与价值的基础。第二种生产即精神生产，受物质生产决定和支配。第三种生产（人口生产）与第四种生产（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也都是以物质生产为前提的。在马克思那里，劳动乃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与闲暇本质上相通。明眼人可以看出，马克思已在为非-劳动时间的出场作先行的理论铺垫。在很大程度上，马克思是通过肯定闲暇而肯定劳动作为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但一旦受制于私有制因而劳动者不能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即出现异化劳动，进而抽掉了闲暇。必要劳动时间，便是马克思所设定的能够留出闲暇的劳动时间。然而，剩余劳动时间不再属于劳动者，而是被财产所有者侵占和剥夺，并成为异化劳动的前提，异化劳动是死劳动的呈现，其实质正是闲暇时间的被褫夺。马克思也赋予闲暇以一般劳动的意味，在劳动与生俱来的肯定意义上，闲暇也是劳动之一种，脑力劳动是劳动，思想也是劳动，且是劳动的特殊类型，精神生产本质上也是劳动。但马克思关注的重点，还是物质劳动领域及其异化，以及由此导致的精神生活的实质的缺失及虚无化。
值得注意的是，经过一百余年，海德格尔再次引用马克思当年有关劳动关联着世界历史的判断，并评论说：“许多人会拒绝马克思这种对世界历史的解释以及作为这种解释之基础的关于人之本质的看法。但没有人能否认，技术、工业和经济在今天决定性地作为人的自身生产劳动规定了现实的一切现实性。”海氏认同马克思劳动支配现代世界历史的判断，但他意在显化“思想”作为劳动的意义：“……‘劳动’（Arbeit）一词在此并不是指单纯的活动和事功。这个词是在黑格尔的劳动概念意义上讲的，在黑格尔那里，劳动被思考为辩证过程的基本特征，通过这个辩证过程，现实的变易展开和完成它的现实性。与黑格尔相对立，马克思并不认为现实的本质在于绝对的自我把握的精神中，而在于生产自身及其生活资料的人身上，这一点固然把马克思带入一种与黑格尔的极端对立中，但通过这种对立，马克思依然处于黑格尔的形而上学范围内；因为现实生活和作用处处都是作为辩证法的劳动过程，也就是作为思想的劳动过程，只要每一种生产的真正生产性因素依然是思想——不管这种思想被当作思辨形而上学的思想来实行，还是被当作科学技术的思想来实行，或者是被当作这两者的混合和粗糙化来实行。每一种生产在自身中就是反思，是思想。”海德格尔是在为黑格尔式的抽象劳动观作一种辩护。不过，他依然还是在技术化以及纯粹精神方面定义劳动，从而误解了马克思的劳动概念。海德格尔没有看到：思想有可能指向的闲暇，依然被种种过劳状态困厄，现代劳动者并没有从劳作及其物化状态中解放出来。显然不能将马克思的论域置于黑格尔的抽象劳动概念中考察，而是要将黑格尔以及国民经济学的抽象劳动置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由此才能真正揭示劳动的现代本质，劳动时间批判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题中应有之义。海德格尔基于闲暇的劳动概念，并不优越于马克思通过扬弃私有制、并在同样肯定闲暇的意义上所形成的劳动解放思想。而就一般的人类劳动状况而言，问题也在于，不能停滞于现代性效率原则的劳动力，而在于面对技术时代劳动的可替代性以及人类劳动必然减少的趋势，从而解释和分析作为纯粹空余的非-劳动时间。
AI技术何以凸显非-劳动时间
虽然人类习惯于劳动性的存在方式，但技术社会还是给人留下越来越多的非劳动性的空余时间。随着高技术条件下的高效劳动以及尤其AI机器人等替代性劳动工具的出现，人力性社会生产劳动时间大大缩减，渐渐出现了非劳动前提的社会空余时间即非-劳动时间，并表现为相应的生活方式。
在体力劳动以及脑力劳动有可能逐渐被AI技术替代的情形下，人类生命时间有理由被区分为劳动时间与非-劳动时间。由此，非-劳动时间须得到自身的生存论阐释。非-劳动时间的空余，是指人类生命时间中不再由劳动时间支配和占有的纯粹空余时间，其不能再被规定为作为劳动剩余的闲暇或多余，而就是空余。同时，空余的存在与生存方式，也应该获得本己的阐释与解释。
技术世界中的非-劳动时间及其生活方式，虽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包含劳动的剩余时间及其休息时间——技术世界中，物质劳动与非物质劳动混杂以及同样由于技术的引入导致物质劳动强度大大下降，人的身体状况对于应付物质劳动尚有余力并且余力越来越大，人即有了更多的休息时间。休息时间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物质劳动以及非物质劳动的剩余时间，人们享受休息的程度也应由劳动付出程度来决定。但是，高技术条件下的非-劳动时间，越来越不由生产性劳动决定，而由高技术对人的劳动的替代程度决定，AI机器人的应用，必然导致人力的大量减少，甚至出现一些领域无事可干的情形。无事可干，并非劳动剩余的时间，而是因为原本属于人类的劳动被机器替代，无所事事是纯粹空余的结果。
劳动者的休息时间一直从属于劳动时间，这显然是受社会生产水平决定的。此观念的背后其实有一种来自农业及手工业时代的非工业技术的逻辑。通常，在较少考虑也没有条件考虑技术的情况下，劳动者在劳动之外的剩余时间，即其休息时间。但是，工业革命以来，这个逻辑逐渐发生了改变，因为以技术发展为引擎的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导致社会劳动时间的缩短，因而不仅在理论上，也在实践上使劳动者获得了更多的休息时间。技术作为人手的延长，本身就有着减少劳动量的功能，减少劳动损耗，也是技术得以发展的动力，技术越发展，劳动消耗越少，空闲时间越多，技术的改进更是沿着工作舒适并有利于提高效率、减少工作时间的方向推进。
不过，在机器主导的技术时代，人的空闲时间大体还是劳动时间的剩余。按照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剩余劳动，剥夺的就是原本属于工人的剩余时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论域中，工人的剩余时间仍然从属于其生产劳动，而不是作为非-劳动时间的空闲时间，作为无产者的工人，也没有被赋予劳动时间之外的空闲。马克思视技术为资本有可能增长的要素，不太可能撇开社会劳动审视技术世界的非-劳动时间问题。在马克思所处时代，技术发展也没有突显出非劳动性的空余时间问题，人们还在为缩短工作日而斗争。19世纪70年代，在工人们的不懈斗争下，西方国家开始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以保证八小时之外的休息时间。八小时工作制延续了由工作时间决定休息时间的逻辑，设定技术发展将导致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从而保证可以出现越来越多的剩余时间与休息时间，但它并没有面对这样的情形：即当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休息时间并不是或不只是由劳动时间来决定。
随着AI技术的大规模使用以及相应管理水平的提高，智能化劳动替代工具，使得整个劳动力大大减少，改变了休息时间由劳动时间决定的传统观念。技术世界的时间，并非都从属于劳动逻辑，而是越来越多地由技术生产力所决定。传统的观念是做足够的事情，才可以获得相应的休息时间。但是，随着高技术的运用，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无事可干、时间空耗等状况。在这种情况下，技术世界的问题不只是通过发展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还要求人们直面和安置非-劳动时间，形成相应的活动方式，也体现为社会空余时间及其生活方式的社会管理问题。
在目前情况下，确证一种堪与劳动时间并置的非-劳动时间看上去还颇为“奢侈”——就现实而言，大量存在的还是种种残酷的劳动异化、极限劳作状态、赤裸的劳动力奴役，以及陷入现代分工体系时的消耗、迟缓与无力感。这种状况有如下三方面原因。一是劳资对立状况仍在加剧。劳动从属于资本必然导致很大一部分人的劳动被迫陷入异化，劳动力的商品化及其私有制加剧了这一状况，财富自由者享有的非-劳动时间，多是由于占有别人劳动时间的结果。二是技术与科层化的叠加及其导致的科层化劳动，出现大量重复的形式化且无效的劳动。由于劳动时间获得了来自科层化的理性化保证，加班成为常态，重复的形式化的和无效的劳动仿佛具有了合法化机制，劳动时间也染上了科层劳动所固有的冗余、拖沓、慵懒与消耗等性质。三是不少人沉迷于技术世界，形式上的“快乐至死”掩蔽了实际的身心消耗及其“过劳死”状态。但是，这三方面原因不仅无法证否非-劳动时间，在很大程度上还证实了非-劳动时间的存在。前两个方面乃是无视非-劳动时间的存在而出现的劳动时间本身的内卷化表征，而第三方面原因，本身就表明人们对于实际上已经存在的非-劳动时间的消极应对。
技术社会中的空余及非-劳动时间问题还是不可避免地呈现出来。劳动体现为分工以及生计上的劳作，劳动时间体现为工作时间。从很大程度上说，工作日即工作时间的不断缩短，给非-劳动时间留下了空间，国家层面越来越多的节假日制度安排及其实践，也可以看作非-劳动时间的制度或习俗性的确证。即是说，制度层面已经确证了非-劳动时间的存在。目前，全世界范围内的节假日是平均11.7天/月，几乎每两天工作日配一天休息日，节假日较半个世纪前增加了近一倍。而且，人们发现，虽然上班时间忙得一塌糊涂，但节假日一路玩下来，也耽误不了多少事情。日常工作中的不少事情做来做去，似乎总在原地打转，有时不进反退。不少事情领导要求加班加点，但拖沓一些、延误一些，也很难说会耽误多少，事情往往仍是“老样子”。如果说效率规定了劳动时间的充盈与实在性，那么，分工体系中普遍存在的“磨洋工”及拖沓现象，本身就意味着非-劳动时间的存在。这种状况在技术时代更加明显。从很大程度上说，技术的加速发展对社会生活的影响，除了非-劳动时间的显化外，也伴随着社会事务的迟缓，大概因为技术的加速发展要求的社会事务越来越多，而“拖延症”愈加明显，并且人们对“拖延症”也已见怪不怪。
技术的引入特别是AI机器人的广泛使用在事实上降低了劳动力需求。首先，技术替代人力劳动现象的大量存在，必然导致用工量的减少，反过来加剧劳动力及其生产过剩。2022—2024年，全球每年新安装约50万工业机器人，其中中国每年新增数量约30万，将来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机器人特别是家用机器人进入劳动领域。机器人的大规模使用，无疑加剧了劳动力的过剩问题，失业率增加，甚至高学历人才也严重过剩。受技术革新支配的劳动过剩已成为全球性问题。与此同时，“现代技术使人们有可能大大减少每个人获取生活必需品所需的劳动量。”不少AI理论家乐观地认为，AI技术的发展本身会创造更多在传统时代难以想象的工作，但实际情形有待观察。而且，AI化带来的工作，本质上已不同于传统的劳动型工作，而是具有一定的非-劳动时间性质——至于AI技术是否真的使死劳动变成活劳动，则应另当别论。技术发展带来非劳动性行业的增加。“如果技术在所有这些方面能起到作用的话，其意义不仅在于用自动化消灭更多的工作，而且在于开发新的娱乐/创新领域。”娱乐/创新领域作为非劳动性行业，本身就是非-劳动时间的结果，并对应着人类生活及其活动方式。
本文用非-劳动时间，而不是一般所使用的闲暇与休闲，主要是因为闲暇（spare time）与休闲（leisure）都保留着传统的劳动及其生产性意味，且已经从属于劳动时间范畴。就其语义而言，闲暇总是意味着劳动时间之余的闲暇，休闲则总是意味着劳作之外的休息与悠闲，闲暇与休闲是同劳动、工作相对应的概念，劳动（工作）与闲暇（休闲）总构成一种矛盾性的关系，同时也是因果性关系，在那里，劳动与工作总是前提，闲暇与休闲总是从属于劳动与工作，是劳动与工作的“剩余”。当然，在本文非-劳动时间语境中也可使用闲暇与休闲，在这里，闲暇与休闲就是安置并充实非-劳动时间及其空余的活动形式，是为休闲而休闲，而不是为劳作而休息。非-劳动时间不是与劳动时间相对应的时间，而是高技术条件下与劳动时间无关的自由时间。
空余问题
非-劳动时间，就其本义而言，就是不工作不劳作的时间。但习惯于工作与劳作的人遇到非-劳动时间，会迅速感到时间的空余乃至空无，无劳动充实其间的时间，本身也会带来虚无感。因此，必须直面非-劳动时间带来的空余（无）问题。
空余有两种状态：一是作为劳动剩余的空余，也即传统的闲暇（spare time）；二是并无劳动剩余前提的“空无”（emptiness）。从症候上看，非-劳动时间的空余，是指后者，其意味着生命个体越过或无视劳动时间前提而直接感受到虚无，“虚无”一方面与荒诞相通，另一方面本身又是消耗性的和消费性的，且通向犬儒主义。
“空无”的背景，越来越指向无人的世界。高技术社会也已造就了N种无人空间，如无人机、无人驾驶、无人商店、无人酒店、无人银行等。这些无人空间同时也是无人类劳动的空间，在那里，人从劳动中抽离已经是技术社会施加我们的现实想象。在无人类劳动空间中，人仿佛只是被服务的对象，其存在方式即舒舒服服地被支配和控制，同时空余问题直接指向人类。
空余问题，常因非-劳动时间及其空余被形式上的劳动占据。如果社会个体迟迟不能从劳动时间转入非-劳动时间，而社会结构也限定于劳动时间，那么大概只能放任劳动时间卷入大量无效劳动，在这种情况下，出现大量无意义劳动即“狗屁工作”，对于缓解社会工作的实际紧张也许有一定意义，但无意义劳动与官僚制相互“卷”，相互消耗，加剧“铁笼”效应——技术社会的确也在如此这般地进入内卷化。空余被劳动占据并消耗，显然会加剧空余的苦恼或无意义感。
为缓解无意义劳动问题，社会及企业想方设法使劳动快乐化。鲍曼甚至设想一种“娱乐式工作”，即“完全抹去工作与兴趣、爱好、娱乐之间的界限，把工作本身变成最令人愉悦的娱乐”。鲍曼以工作伦理来理解问题，还是在劳动时间意义上处理空余问题，他认为，劳动不仅没有与工作分离，而且还被看成生命的全部，问题就在于并没有那么多工作，必须设想人们在工作之外的非-劳动时间中获得快乐。技术化必然带来社会劳动量的减少，因而必然存在着生存个体在从劳动时间到非-劳动时间转变过程中的空余体验。一旦引入非-劳动时间及其生存方式，在社会关系允许的条件下，劳动最终会被快乐活动取代。
空余原本启示快乐，但是，一些非-劳动时间及其消遣方式，已命运般地为沦为虚无。网游尤为典型。网游者多既与生产无关，也与消费无关，而就是在对他们有着巨大意义的网络世界消耗其非-劳动时间，并生产出自己并没有意识到的虚无（空），网游者实际上只存在于网络集聚其个人而形成的管道之中，他们以为自己通过网络管道通达整个世界，但这不过是生活在管道化所形成的信息茧房中。网游者并没有在地性的交往，社会对他而言成为虚无，网络却成为真实。实际上，还有不少尚未列入消遣方式名单或隐匿于其中的非-劳动时间方式（当然不意味着尚未列入名单者均属于这类不便给出名谓的非-劳动时间消遣方式），均是已经给予了虚无。
社会的技术化，已愈来愈导致非劳动性时间及其空余的焦虑。此焦虑与劳动时间的减少有关，但本身还是源于面对突如其来的非劳动性空无的张皇失措。人类通过劳动造就技术物，人与技术物之相处，也依赖于劳动。在西蒙东看来，人类与技术物的生存世界，有理由超越劳动。“直到今天，技术物的现实已经成为人类劳动现实的背景。人类通过劳动来掌握技术物，视其为工具、辅助物或劳动产品。然而，我们必须能够进行逆转（这样也有利于人类自身），让技术物中人的部分直接出现，而无需通过劳动来呈现。我们应该视劳动为技术性的阶段，而不是把技术性当成劳动的阶段，因为技术性是总体，而劳动只是其中一部分。”西蒙东清楚，劳动因从属于效用原则，从而远离人的自然（本质）。“在劳动中，人类参与到一种非人类的现实……它表达了一种效用或必要性，但它并非来自自然。”我们有理由从劳动逆向推至人的原初的非对象性活动，即面对自然的本质直观，进而给出非-劳动时间以原初的生存论解释，由此理解非-劳动时间中的空无。
在理解非-劳动时间的空余问题上，古老的哲学资源有一定启示。时间是人类把握自身存在的方式，时间的劳动化或劳动时间，乃是当中最积极的方式，其以占有并有可能创造对象世界的方式体现人类自身的生存。“有”（To have）是人类劳动呈现自身的方式，但劳动及其“有”并不因此体现时间的全部。从道的意义而言，“有”自“无”而来，劳动时间之“前”即非-劳动时间，老子所言，“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道德经·第四十章》）。从生成的意义而言，这里的“无”并非“虚空”或“空无一物”，而是指自然，自然而然，也是本质的自然。世界从自然（本质）转化而来。老子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且“道法自然”，“自然”与“无”相通，但意味着生命之源。同样，按照老子的说法，万物为“刍狗”，人也无非万物之一员，碌碌而无为，劳动与劳作成为人之常态，但高不过“无”与“自然”，甚至反对人通过智识而通达“天道”，所谓“损智无益”。“无为”或提示了非-劳动时间的原初状态，或可称之为原初的非-劳动时间。这里有着存在论的给予与生存论阐释的区别。从存在论上讲，劳动时间由原初的非-劳动时间所规定，但从生成论及生存论上讲，就人作为已经在世者而言，劳动作为人之为人以及历史之为历史的前提，必然规定着非-劳动时间，非-劳动时间也只能被把握为在世者的闲暇。按恩格斯的说法，人猿揖别的关键就是人之劳动，且劳动创造人，劳动创造美，劳动创造文化。融入孔孟思想，劳动不外乎入世的方式。孟子的劳动也包括智力劳动，所谓“劳心”与“劳力”之分。孟子轻视“劳力者”而抬高“劳心者”，但劳心者之为劳心者，又特别取决于“为己之学”以及“忠恕之道”，如果有某种非-劳动时间存在，那么儒家会以慎独与修为来充盈非-劳动时间，诸如六艺、琴棋书画、养生之道，入世的另一面即出世。自古以来，文人骚客把玩时间的生活方式无数，或沉溺于书籍典章、论古释经、羽扇纶巾、吟诗作画、把盏品茗，或放浪形骸、仗剑行侠、浪迹天涯，或大隐于市、大俗大雅，或寄情于山水、归真返璞、悠哉乐哉，所谓“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确，古人已然给原初的非-劳动时间提供了表现空间。回溯自然，乃是中国古人安顿闲暇的基本方式。他们的精神世界往往强调一种素朴恬淡的超越境界，向往虚壹而静的生活方式，虚空只是闲暇的一种体验，而且，就是这种体验，也未必是虚无主义。虚无主义是现代人的病理体验，但于古人而言，则可能是一种境界，或者说就是一种养生方式。《黄帝内经》所谓“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此虚无之境及其安顿虚无的生命体验方式，无非是本真性的“朴”。古人眼中的“虚无”显然非时人所讲的虚无主义的无意义，而是蕴含着人生潜隐、质朴自然的大智慧，是一种面对空灵之境的生活方式，蕴含着对空余的先行领会。
回应技术社会下的空余，实非一心向古，回归自然、返璞归真就已足够。古代哲学大多是农业文明时代打发空闲的方式，在那里，技术只是低端工艺，被称为“奇技淫巧”之术，不仅谈不上是人类生存的“座架”，且是悉数被人类控制的工具。几乎所有回返自然的古代哲学资源，其所因应的乃是传统时代有闲人的悠闲，而非当今时代普通人都会遭遇的非-劳动时间。AI技术社会，因技术对人力的替代及其技术催逼，非-劳动时间越来越多地呈现为空余，非-劳动时间注定置于技术之天命之下，而不是逃避与隐遁。一旦这种空余与劳动时间完全分离，换句话说，非-劳动时间不再与劳动时间关联起来，所谓非-劳动时间的空余，便表现为纯粹的空无。
空余问题是AI时代的时间剩余问题，前无古人，传统资源有限，回应空余问题，取决于当代人的智慧。时间是存在的历史之流，其源于人类纪（Anthropocene），置于人类世（The Anthropocene），并显化为人的自然历史过程。同一概念，其从地质性的时间概念向人类历史时间的转义，显示人类对自身历史命运的时空压缩及其焦虑。但在技术时代时空压缩状况下实现人类时间的延展，正是回应非-劳动时间及其空余问题的历史之钥。从目前情况看，在回应空余问题方面，人类自信心严重不足。人类不得不接受AI的主体性，意味着接受了人类劳动的替代性，当下，人类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动接受非-劳动时间及其空余。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观念越来越成为人类适应空余的障碍，人们或以无所事事，或以无意义的工作回应空余。但是，若轻率地断言劳动观念已成为人类适应空余的障碍，那就得反问：我们是否已获得空余的劳动前提？如此一问，竟也问出了所谓双主体的主次位序来，然而，哪怕是AI机器人的创造性活动，也依然是对人类创造性活动的模仿与集成。AI技术总还是人类的工具，人类世的核心问题还是人对AI的控制，这的确对人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类发展必须回应这一更高要求，并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如何安顿非-劳动时间及其空余？
在安顿非-劳动时间及其空余方面，人类实践已走在前面。我们可以罗列出N种安顿非-劳动时间的方式，诸如发呆、闲聊、退休、节日、旅游度假、网游、健身、静默、散步、养宠物、垂钓、才艺表演、读书会、广场舞等等。对这些形式的分析可以留给实用人类学或休闲学，这里不妨做一些哲理性分析。
以上N种非-劳动时间及其消遣方式，有的可能包含着（甚至于来自）劳动时间，但在技术社会，诸个体都存在着从劳动时间到非-劳动时间的转变。直观非-劳动时间，那些习惯于劳动时间的人有可能顿悟：进入非-劳动时间，需要从价值世界、习性以及心理等多个方面从劳动时间中退出，并把发展空间留给仍处于劳动时间中的诸个体，有时候，面对志业的表达方式也要发生变化，退出劳动时间仍然可以从事学术，但未必著书发文，世上事务离了谁都可以，该淡出时就淡出，该放下时即放下，非-劳动时间正提供了一个放下（了断）的空间。非-劳动时间，即个人自由支配的空余时间，这样的时间有理由不劳动不工作。节日本身就被赋予了如此意涵且受法律保护，换句话说，节日即法律规定的非-劳动时间之典型。非-劳动时间尤其表现为（并不限于）退休，退休生活也能较好地理解非-劳动时间及其消遣方式。传统的退休，已然包含着非-劳动时间的消遣，在技术社会，随着非-劳动时间的凸显，退休尤其显现其作为社会分工基本要求的必要性。劳动时间因置于工作时间，从而将自身置于并限于诸多公共关系之中，非-劳动时间则意味着从诸多公共关系中解放出来。
有别于劳动时间的效率及其进步强制，非-劳动时间的消遣方式以“慢”为特征，慢呈现生活的流淌，并体现为快乐与自我满足。岁月悠悠，不疾不徐。相比于技术社会本身的快节奏，源于古老传统的“慢生活”有了新的呈现。诸多传统习惯大都存在着对“慢”的默许与包容，文人更以慵懒自许，显示对于不断延宕的职志的保存，慢条斯理或许也会成为值得称道的品性。于官僚体系而言，“慢”既是症候，同时也未必不是对某些官僚习性的拆解：因为“慢”，从而使得一些并无实际意义的形式主义行为不断延宕，甚至被消解。技术时代，科层制的高效率同样伴随着高内耗与高风险，内卷程度更深，责任者隐匿度更高，在这种情况下，“慢”可能也避开了很多冲突与危险。这里完全无意于为各种“不作为”开脱，“慢”也并不等于不作为，而只是指与人应有的自信从容匹配的恰当的“慢节奏”。当技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本身也必然要求放慢节奏，唯此方可获得高质量发展，并且可以持续。
慢下来，是回应非-劳动时间问题的有益方式。由于大量可替代性的AI机器人的使用，非-劳动时间越来越多，而人的工作机会变得越来越稀缺，工作的享受及其生命意义越来越彰显。未来岁月里，可能会出现两个人甚至更多人共享一份工作的情形，由于劳动本身的享受性质越来越显著，劳动及其工作的安置，有可能成为社会系统安置非-劳动时间的必然要求。
古人将技术置于自然以及“役物而不役于物”的智慧，不仅是抗御技术异化，也是回应非-劳动时间的基本资源。劳动时间乃是物化时间，是“役物”的时间，非-劳动时间则有理由领会何以“不役于物”，并领会人的自由时间，由此安顿非-劳动时间及其空余。但回应技术社会，又不能原封不动地移植古人的智慧，而是化用和转化。有别于圣人由自然而入虚无之境，常人则由自然开出N种非-劳动时间的消遣方式，发呆、闲聊（这是海德格尔反复提及的一种形式）、散步、钓鱼等，其中，人们体会到时间的逗留，生命不再以短长及其流逝为限，而在每个个体的当下体验。有别于劳动时间的线性并且催逼性的身体消耗过程，非-劳动时间的虚空，竟也促成了时间的空间化，即在多重表达空间表现个体生命的丰富性。多样化的非劳动消遣方式，乃是常人非-劳动时间丰富而充盈的表现。
非-劳动时间的合法性在一段时期被理所应当地认为来自必要劳动时间，但如果劳动时间越来越多地由AI机器人提供，生活保障则越来越多地来自技术社会的整体给予。在这种情况下，非-劳动时间的合法性并不必然来自劳动时间，休闲也并不是劳动时间的剩余，而是安顿自己的空无时间。旅游常被看成上班族节假日的出行，是休息日的休闲安排，但越来越多的旅游者已不再是在劳动与休闲区分的意义上定义旅游——这不是指那些职业旅行者，也不是指那些财富自由者的旅游生活，而是指旅游越来越被纳入非-劳动时间，被纳入并非节假日的出行。没有一定的生产劳动，当然难以讨论旅游，但今天沉迷于旅游的人士，有不少并不只是与生产关联，而已经有了享受非-劳动时间的意味，越来越多的人享受度假，在他们那里，度假乃是生产剩余与享受非-劳动时间的合题。
非-劳动时间问题不是仅通过政治经济学就能够解决的问题，而更多需要生存论的解释。生存论的解释重置劳动时间与非-劳动时间，但不必将非-劳动时间简单看成“无所事事”。有必要将字面上的“无所事事”与休闲加以区分。“无所事事”与休闲的区别在于，后者总是被赋予意义，且意义往往来自劳动及其剩余，我们试图强调的是，“无所事事”就是“无所事事”。比如闲逛、发呆等，虽然是非-劳动时间的存在方式，但依劳动的意义，这类状态便是无聊，正是“无所事事”的表现，但并不等于就是休闲。尽管休闲生活有时候也以闲逛、发呆之类的方式表现出来，但这类样态单独呈现出来时，却得不出休闲的结论，这类活动，也可能并非休闲，闲逛与溜达经常就是漫无目的，可与休闲并无关涉。从另一方面讲，当我们讲到传统的某些典型休闲活动时，其本身是有条件的，往往有着很高的人文雅好及其德性生活要求，对于习惯现代性的人而言，习得传统的休闲，本身就是一项很高的要求。
由此需要重新理解休闲。在当今高技术时代，已不能仅仅在劳动剩余的意义上把握休闲，而应对非-劳动时间给予解释，在那里，休闲的字面义涵要高于“无所事事”。人们会罗列林林总总的非-劳动时间的生存样式，但关键还是培养与非-劳动时间匹配的“艺兴”，一定的、多样的、健康的艺兴，本身就是非-劳动时间的积极的体验方式。沉浸于一定的艺兴，尤其是创造多样性的艺兴，会使得非-劳动时间不再“虚度”，而成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内在体验，从而成就休闲。
如何使非-劳动时间不被“虚度”，这是真正的难题。时间是用来度的，不只是用来忙的，但不忙，则无以为度。无所事事，似乎是人世间的清醒与告诫，所谓“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然而，不扰，又何以度众生？于是又进入正当的或各种形式的劳动，当然包括种种无谓的折腾，来填充事实性的非-劳动时间，仿佛这样总比“无所事事”要好，仿佛无谓的折腾也比“虚度”要好。劳动是享受的前提，也规定了享受的性质，没有劳动的享受便是享乐主义，便是玩物丧志，徒增负罪感与空虚感。然而，如果非-劳动时间成立，那么，纯粹的“玩”就应该是可能且现实的，不必受到世俗伦理的苛责，但这本身显然是一个巨大的理论课题。
在更大意义上，非-劳动时间的安顿，会带来人文的复兴。AI技术对人类生存的挑战，越来越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智能化对人的智识及其创造能力的挑战；二是技术对人类劳动的替代带来的非-劳动时间及其安顿问题。第二方面正是人文学科发挥作用并大有可为的方面，哲学、文学、艺术、体育、人类学、史学、考古、博物，均有理由进入休闲空间，成为公共生活中愈加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巨大的休闲生活需要，将会促成人文的全面复兴。人文的复兴，当然体现为人文学科的全面复兴，某种科技发展尤其是人工智能将导致人文衰落的论调显然是看走了眼。AI化可能导致此前某些壁垒化的人文学科设置及其学科建设模式的危机，但这绝非人文以及人文学科本身的危机。人文的复兴，也将从视域、境界、心智以及想象力等方面直接助益人类自身智识创造能力的培植，以回应AI化的挑战。而且，由空灵的人文精神生发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也将积极回应AI技术的发展与进步，至于人文学科在概念创造、意义阐释、价值引导以及理论原创上的独特优长，更是AI不可代替的。人文对人类智能的作用本就显著，而在当下以为一切逐渐被AI化时，更具稀缺性，而本质的问题，越来越从AI+人文升级为人文+AI。AI可以译为中文的“爱”，人文本身就充满着爱，且是世界之大爱。
最后回到一个总问题，即提出非-劳动时间绝非否定劳动时间，而是在肯定劳动时间的人类历史基本支撑意义，并直面技术加速发展状况下人的劳动减少这一事实，从而对显化并实际存在的非-劳动时间的肯定与分析。劳动时间不仅是非-劳动时间的前提，也是其限度。非-劳动时间的多样体验及其享受，均建立在劳动时间之上，一旦抽掉劳动时间，非-劳动时间的多样化形式即告中止。技术加速发展催逼非-劳动时间，但从生产方式上并没有改变劳动时间对非-劳动时间的决定关系。非-劳动时间与劳动时间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非-劳动时间不是否定劳动时间的结果，技术社会存在着从劳动时间到非-劳动时间的转化，但非-劳动时间的空余问题，还需要从传统的劳动时间以及闲暇观中吸取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将非-劳动时间简单看成无所事事并以为可以为全面的懒惰与躺平张目，或在非-劳动时间的领会上有意强化在上者的虚无与在下者的享受之对立，或将空余看成虚无，促成犬儒主义，进而引向一种毫无责任意识的人类幻灭，其实都是简单否定劳动时间的结果。否定人的劳动时间，不仅是对人的历史的否定，而且放弃了人的权利并放弃了人的生命活动的基本规定性，在这一意义上，非-劳动时间的研究，仍然需要对人的劳动时间进行辩护与捍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