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其中，“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与人民至上的政治观念相融”，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这样指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引用古代典籍中的“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修其心治其身，而后可以为政于天下”等经典名句，提出“以人民为中心”“人民至上”等重要论述，展现出对民为邦本、为政以德治理思想的高度认同，反映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汲取与升华。
中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核心理念
中华民族具有重视总结历史经验、善于总结历史经验的优良传统。民为邦本、为政以德，就是中国先秦时期古代先贤在总结人类社会运行规律与王朝兴亡演替经验过程中提出来的。几千年来，这一中国古代政治治理思想的核心理念，对中国传统社会运行产生深远影响。
——以民本德政维系政权稳固的政治逻辑。
中国古代统治者最初用“天命”解释政权的合法性，比如商人认为“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西周建立后，进一步提出“以德配天”，强调统治者通过德行来维系天命。周公旦以“保民”政策缓和社会矛盾，使周王朝统治延续数百年，民本思想由此萌芽。
春秋战国时期，动荡的社会现实催生百家争鸣的思想繁荣。在对国之兴亡的反复探讨中，民本思想开始形成并发展。《尚书》中“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表述，标志着民本思想从西周“保民”理念中脱胎而出，开始形成系统的理论命题。此后，儒家将“天命”具体化为“民心”，认为统治者守德方能赢得百姓信服，将“德治”与“民心归附”直接关联。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点，明确将百姓置于国家与君主之上，使民本思想升华为“重民”。荀子提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将君民关系比作舟与水，提供了更直观的警示，推动民本思想从理论认知走向实践层面。以法家思想为核心的《管子》一书，提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的治理理念，从政治实践角度阐释了民心向背的重要意义，使民本思想与具体的治国举措结合得更加紧密。
从天命到民本的转变，让政治理论从“天意”落到实实在在的民生问题上，为后世“重民”政策提供思想基础。秦汉以后，随着儒家思想独尊，民本思想成为历代统治者治理国家的重要原则，在缓和社会矛盾、维系政治稳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比如，汉代纠秦苛政之弊，推行休养生息，放宽刑罚，安定民生，迎来“文景之治”。唐代统治者常以隋炀帝暴政失民心为警醒，推行均田制与轻徭薄赋保障百姓生存，由此开创“贞观之治”盛世。
——以立德修身教化天下的为政准则。
古代统治者的治国理念，经历了从“天命”向“人事”的深刻转变，由此产生如何修习“人事”的问题。沿着“求诸己”的思路，他们逐步形成以向内求索的“修德”为核心，以德束权、以正律己的理政共识。孔子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强调执政者唯有先修其身、正其德，才能规范施政行为、践行仁政理念，进而实现国家有序治理。在古代政治实践中，君主标榜“内圣外王”，并深知上行下效的道理，要求官员德位相配，留下许多可借鉴的实践范例。
执政者的道德修养，首要体现为修身正己、率先垂范，这是古代德政的基础。在约束执政行权方面，中国古代形成了一套以政德为核心的官员选拔、考核与监督机制，从制度层面倒逼统治者及各级官吏守德履职。
汉代推行“举孝廉”“举贤良”察举制度时，将道德品行作为选拔的重要标准，涌现出一批治世良吏。后世诸朝清官廉吏都将“德”视为为官从政的基本准则。无论是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勤，魏征“犯颜直谏”的刚正，还是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胸怀，海瑞“两袖清风”的廉洁，都体现出中国历代先贤对“为政以德”的共同恪守。
以人民为中心的时代回响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一代代共产党人深刻把握民为邦本、为政以德所蕴含的国家治理智慧，将其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相结合，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实践价值。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民心是最大的政治”，鲜明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创造性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一思想深深植根于中华文明沃土，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芒——
批判继承并根本超越了传统民本思想。传统民本思想蕴含着朴素的爱民情怀和德政理念，其重民心、顺民意、安民生的治理智慧，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滋养。同时，古代民本思想的出发点并非完全出于对民众的关怀，也不是让百姓当家作主，多是缓和、消除社会矛盾的一种“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与封建社会的民本思想的本质区别，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在权力归属层面，是“人民当家作主”与“君主专制下的为民”的差异；在根本目的层面，是“实现人民利益”与“维护封建统治”的差异；在实践方式层面，是“系统性制度保障”与“依赖君主道德与贤能”的差异。
赓续发展了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的人民立场。唯物史观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坚守马克思主义人民观，汲取传统德政爱民思想精髓的基础上，立足时代和国情实现思想升华与制度创新。新时代，我们党深刻回答“发展为了谁、发展依靠谁、发展成果由谁共享”的根本问题，始终恪守人民至上的价值导向。通过对传统民本思想的创造性转化，推动“为民做主”向“人民当家作主”、“保民安民”向“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理论跃升，为新时代治国理政实践提供根本遵循。
为政以德蕴含着重视官德、以德治政的合理内核，为新时代政德建设提供了宝贵的智慧源泉。但其本质上是君主本位、维护专制意义上的“德治”，落脚点是巩固一家一姓的王朝统治，缺乏刚性制度约束，难以跳出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历史循环。中国共产党对为政以德进行根本性改造，把政德从“为君主”转向“为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领导干部要讲政德。政德是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风向标。”这一重要论述清晰表明，政德的主体是领导干部，新时代我们党把领导干部政德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要求把领导干部的个人品德与为人民服务贯通起来，既重内在修养，又重外在实践；既靠自觉自律，又靠制度约束。新时代的“德治”，要求领导干部将修身立德与为民用权统一起来。我们党强调政德，核心是让每一名领导干部明白：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只能用来为人民谋幸福。领导干部做到以德修身、以德用权、以德惠民，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带动全社会向上向善，形成德治与法治相辅相成、良性互动的善治格局，才能更彻底地实现服务于人民的新时代“德治”。
进入新时代，民为邦本回答的是“为谁执政”的问题，为政以德回答的是“如何执政”的问题，二者内在统一、缺一不可。中国共产党将民为邦本与为政以德有机融合，既创新性发展固本安民、以德化人的传统治理观，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人民观为指导，推动民本理念、德治要求转化为治国理政的制度化安排和长效化机制，充分彰显“两个结合”赋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丰富成果。
激发时代价值 破解治理难题
作为中华文明积淀数千年的政治智慧，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在新时代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深厚文化资源，也为破解当代治理难题提供深刻启示。
从国内维度看，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融入新时代国家治理理念与制度设计，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体系的鲜明底色。
坚守人民立场，厚植执政根基。古代民本思想强调百姓是国家安稳的根本，为政者要以德理政、体恤民众。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汲取民本思想的精华，把党的执政根基深植于人民沃土。比如，在顶层设计上，我们党作出一系列科学的制度安排。从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到将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再到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国家制度设计始终围绕保障和改善人民福祉展开，切实回应民众的期待和向往。同时，完善监督体系和政绩考核制度，把为民办事的实绩作为评价干部的重要标准，等等。一系列安排和部署，推动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彰显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与民本思想的统一。
创新社会治理，夯实稳定底盘。汲取古代民本思想的养分，新时代的社会治理实现从“单向管理”向“多元共治”的深刻跃升，致力于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一方面，通过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引导群众从“被动管理”向“主动共治”转变，充分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另一方面，将传统德治智慧与现代社会治理深度融合，统筹用好村规民约、公序良俗、先进典型、志愿服务等多元力量，妥善调处基层矛盾。这种广泛凝聚社会共识、激发社会活力的治理模式，有利于处理现代化进程中发展与秩序的关系，为国家长治久安夯实最深厚的稳定底盘。
恪守修身之德，涵养社会新风。进入新时代，恪守修身之德首先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发挥“关键少数”的示范作用。对领导干部而言，“德”是修身履职的根基，必须坚守初心、廉洁自律，踏踏实实为民办事，躬身力行带动全社会崇德向善。对普通民众来说，应自觉恪守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践行社会责任，汇聚文明新风。如此以上率下、双向发力，在锻造高素质干部队伍的同时，也涵养向上向善的社会风气。
从国际视角看，“民为邦本、为政以德”所蕴含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等全人类共同价值，为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治理赤字提供重要启示。
维护公平正义，倡导共商共建共享。民为邦本、为政以德蕴含处事公道、体恤万民的价值理念。将其投射到国际关系与全球治理之中，体现为尊重世界各国主权独立与地位平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与发展意愿，维护国际社会公平正义。面对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挑战，中国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主张世界的事务应由各国人民商量着办，反对少数国家垄断国际事务，强调国际规则的制定应反映大多数国家的意愿和利益。这种治理观坚决反对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的不公行径，持续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提供了中国方案。
兼顾普惠共赢，助推均衡发展。为政以德理念强调“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担当精神。面对全球发展失衡、南北差距拉大等现实，中国以“义利相兼、以义为先”的价值取向，推动国际发展合作从“输血式援助”向“赋能式发展”转型。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将减贫、粮食安全、数字经济等作为重点合作领域，切实回应发展中国家最紧迫的发展需求。这种发展观超越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体现出“立己达人”的传统智慧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时代要求的有机结合。
坚持和而不同，深化交流互鉴。“为政以德”强调以德服人而非以力服人。在国际交往中，中国始终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反对“文明冲突论”和意识形态对抗，主张不同文明之间应平等对话、交流互鉴，承认各国治理模式的多样性，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民本思想和德治理念涵养出高效的“中国之治”，中国以自身国家治理实践回应“时代之问”，其所彰显的中华优秀传统治理智慧，为破解全球治理难题、推动不同文明交流持续拓展广阔空间。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瞭望》2026年第3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