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永州八记》被视为游记之鼻祖，前人多从柳宗元贬谪经历以及六朝山水传统诠释之，此固有其合理性，然柳宗元游记与亭记创作密切相关，别有重要的观念基础。元和四年的《始得西山宴游记》为柳宗元游记之起点，但导源于法华寺西亭的修筑及亭上观游活动，西亭之游使柳宗元重新认识观游之精神意义，进而提炼出观游有助养心，养心有助为政的论述，此意不仅见诸其亭记，也是其永州诸游记的观念基础。柳宗元不仅寻访胜景，而且树立景观，其游记发掘并标志永柳二州的山水胜概，可见其为地方树立游观之地、以观游助为政之思想，体现出中唐吏治的新观念。柳宗元的游记与亭记在叙事上也有同构关系，前者正是由后者脱化而出。以亭记为代表的建筑记在中唐大兴，背后体现中唐文士地方官的共同关怀，柳宗元游记的出现也应由此一新的政治脉络解释之。
关键词：中唐/ 柳宗元/ 游记/ 亭记/ 吏治/
作者简介：吕家慧，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香港 999077）。
原文出处：《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京)2026年第1期 第128-139，244-245页
标题注释：香港研究资助局优配研究金资助(11600123)。
引言
柳宗元(773-819)的永州八记被视为游记的鼻祖，前人多将之与陶、谢的田园山水诗联系起来，甚至追溯到汉赋。高步瀛(1873-1940)引李刚己(1872-1914)语曰：“子厚山水诸作，其寄兴之旷远，状物之工妙，直合陶谢之诗，杨马之赋”，①就是代表性的观点。这种观点着眼于柳氏游记与山水诗的超脱精神及赋体写物传统之间的联系，固有其道理，但柳宗元游记别有更重要的脉络，即柳宗元关于观游的观念及其与亭记之间的关系，而此两者又与中唐的政治观念及文体密切相关。
明人朱同(1339-1385)《杜君游观图序》云：
柳柳州谓：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宁平夷，然后理达而事成。夫气烦则虑乱，视壅则志滞，是以邑之有游观者，实为政之一助也……余谓醒心、丰乐、醉翁之亭，黄溪、西山、钴鉧潭、袁家渴之记，昔贤为政，游观之胜，发前人所未发者。②
游观有助为政之论出自柳宗元《零陵三亭记》，朱同认为此论“发前人所未发”，乃是新观念，也是柳宗元游记和亭记共同的观念基础，且影响宋人的亭记创作。在游观的观念下，亭记和游记产生关联。林纾(1862-1924)称“柳州之记池亭，其精妙处，不减于记山水也”。③记池亭即包括亭记，记山水则是游记，林纾称两种文类同样精妙。朱同和林纾之评论值得玩味。朱同指出柳宗元亭记和游记之观念基础相同，林纾则指出二者的书写模式及艺术特征相通。二人的评论启发我们从新的脉络观察柳宗元之游记与亭记。
一、柳宗元游记与亭记的共同观念基础
游记作为一种记游的文体，与游的观念密切相关。游之所以成为记述的对象，要涉及游之所以值得记的价值与功能问题。正是由于游之有值得记述的价值与功能，才成为记的对象，才造成游记的产生。朱同特别指出观游(或游观)是柳宗元游记与亭记的共同观念基础，换言之，游观的新观念是游记产生的前提。
柳宗元对观游问题的思考与其贬谪的经历有关。④柳宗元被贬之后心情幽郁，“拘情病幽郁”(《法华寺石门精室三十韵》)⑤是其心态的概括。游观可以排遣幽郁，故称“仆闷即出游”(《与李翰林建书》)。⑥《始得西山宴游记》是柳宗元游记之始，谓“自余为僇人，居是州，恒惴栗。其隟也，则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日与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穷回溪，幽泉怪石，无远不到。到则披草而坐，倾壶而醉，醉则更相枕以卧，卧而梦”。⑦正是他当时精神与生活状态的写照。“恒惴栗”是一种持续的惊恐不安的心态，与前说“幽郁”可以互相印证，此可以见出柳宗元的整体心境是低迷的，而游与醉乃是排遣的方式。
但是，法华寺西亭之游造成了柳宗元的整体心境的转变，游观的功能也发生了变化，由作为排遣负面情绪的途径而成为建构正面心境的方式，这促使他重新思考游观的功能与意义。西亭是元和二年(807)柳宗元用其俸禄所筑之亭，《永州法华寺新作西亭记》曰：“余时谪为州司马，官外乎常员，而心得无事，乃取官之禄秩以为其亭。”⑧又有《构法华寺西亭》诗以咏其事。亭成后，柳宗元常于此观游，而也正是在此亭，发现西山之特异。《始得西山宴游记》称“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华西亭，望西山，始指异之”。⑨从西亭望西山之异者为何？即柳宗元所谓西山“颢气”，即浩大之气。而“颢气”之发现又与西亭的建筑密切相关，《法华寺西亭夜饮赋诗序》“遂伐木为亭，以临风雨，观物初，而游乎颢气之始”。⑩正是由于西亭之建，才得以临观西山，而见颢气。颢气在《始得西山宴游记》中的地位重要，是其在精神上能“与造物者游”(11)从而得以解脱的关键。
颢气的发现与西亭所见的广阔空间相关。柳宗元曾言幽树好石所带来的愉悦是有限的，“时到幽树好石，暂得一笑，已复不乐。何者？譬如囚拘圜土，一遇和景出，负墙搔摩，伸展支体，当此之时，亦以为适，然顾地窥天，不过寻丈，终不得出，岂复能久为舒畅哉？”(《与李翰林建书》)(12)幽树好石之景带来的是视觉的美感，愉悦受限于空间与时间，因而是短暂的。但是，颢气则充溢于天地间。颢气无法见于一树一石，然西亭所见西山天地之广阔，让柳宗元感觉到颢气。他在西亭“游乎颢气之始”，在西山则“与颢气俱”，这时的游观已经超越了具体的山水景物，超越了身经目历的美感愉悦，而达到一种更深的精神层次的游，柳宗元称之“与造物游者”。欣赏“幽树好石”是与物游，“游乎颢气”则超出了物。“造物者”，道也，因而也就是与道游，这种游达到了精神与自然的冥契，“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其境界超越普通的审美愉悦，而是一种更深层的生命体验。
新的生命体验使得柳宗元的精神世界与心理状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内心发生变化之后，柳宗元重新审视此前的游观，“然后知吾向之未始游”，以为昔日之游并非真正的游，于是宣称“游于是乎始”。(13)这是一个分水岭，标志柳宗元对于游的体验与认识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与境界。昔日之观游仅是排遣郁闷的情绪，以一种审美的陶醉暂时摆脱现实的苦恼；但西亭之观游则使他体悟宇宙之道，对生命及生活有了新的认识与经验，因而具有正面的积极的精神建构的意义，正是基于对宇宙人生的新体悟，他的整体的心境才变得积极正面，成为一种新的人生与情感基调。
西亭观游可谓是永州诸游记的起点，章士钊认为《西亭记》是柳宗元一生游运的关键：“西山怪特之忽尔发见，又兆端于法华寺西亭之宴坐，然则此一记也，实为管领子厚一生游运之神经中枢。”(14)西亭的故事始于《永州法华寺新作西亭记》，与《西山记》的叙事前后相承，在此意义上，《西亭记》可视为永州八记的前文本，而《西山记》作为永州诸记之首，又下启柳宗元系列游记的写作。由于有了新观念，游观有全新的意义，于是游才值得记，于是而有游记，故可以说柳宗元关于游的新观念是其游记的观念基础。
西亭之观游对于柳宗元贬谪人生有重要意义，基于观游的切身经验及体悟重建了他的人生观，改变整个心境。其后在《零陵三亭记》中，(15)柳宗元更进一步，将观游之对于个体生命的意义扩大到政治领域，提出观游有助为政：“邑之有观游，或者以为非政，是大不然。”(16)观游非政，这是一种传统观念。这种观念有其经典基础与历史传统。《尚书·无逸》，已经指出游与政之间的紧张，“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以万民惟正之供”。(17)扬雄(前53-18)以游观侈靡，穷妙极丽，有违先王三驱之意，《羽猎赋》称：“非章华，是灵台，罕徂离宫。而辍游观，土事不饰，木功不雕，烝民乎农桑，劝之以弗怠。”(18)在扬雄看来，观游之娱乐与农桑之政是相冲突的，故要“辍观游”。在以上脉络中，游观的意义及功能是身体及感官的娱乐。游观还有另外一种意义与功能，那就是寄托超越的情怀。白居易(772-846)曾将唐代以前的地方官概括为两种类型，“昔谢、柳为郡，乐山水，多高情，不闻善政；龚、黄为郡，忧黎庶，有善政，不闻胜概”。(19)乐山水代表一种出世的高情，自然不会用意于俗务。按照白居易的论述，唐前地方官分可为寄情胜概和追求善政两种类型，也隐含观游与为政二者对立之意。要之，在唐前的观念中，游观或是追求娱乐或是寄托高情，或有害为政或无益为政，正是柳宗元所谓“非政”之意。这种观念延至唐代，影响犹在。潘好礼在玄宗开元(713-741)年间任邠王府长史，“王每游观，好礼必谏谕禁切”。(20)唐宪宗欲于安国寺立颂碑，李绛(764-830)谏曰“述游观且乖理要，叙崇饰又匪政经”。(21)这些表明，游观和为政依然被时人视为对立的观念。盛唐官员喜欢在城市郊区经营别业，休沐的时候便在其中过着隐士般的生活，(22)享受山水林泉之美，但游观之乐与政治实践界限分明。
传统观念认为游观非政，柳宗元却认为“是大不然”。他否定传统的观念，提出一套相反的论述，“夫观游者，果为政之具欤！”观游既非与为政对立，也非与为政两不相关，而是为政的基础！他说：
夫气烦则虑乱，视壅则志滞。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宁平夷，恒若有余，然后理达而事成。(《零陵三亭记》)(23)
为政是事，为政的成功(事成)建立在识理的基础上(理达)，要确保对事理认识的正确性，就要保持认识者内心处于一种良好的状态，这种良好的内心状态就是平静而有余裕，而人的愤懑的情绪会影响正常的思考，视野会影响心志。对于官员来说，个人的心理状态不止是个人之事，其所虑者乃政事，故影响为政。观游恰能够使人达致一种良好的心理状态，从而可以正确认识事物，发之政事乃有善政。因而观游不仅不害为政，也不是吏治之余，而是有助于为政。柳宗元的这种论述也有经典的依据，那就是《学记》君子游息之说，曰“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24)以及《月令》所谓“居高明，远眺望”。(25)君子游息则可舒愤气，居高明可以通视壅，从而避免虑乱志滞。柳宗元将君子为学所必须的游息之道延伸到为政，沈德潜说“学问有藏修游息，为政亦然”，(26)正指出此点。
柳宗元强调为政者之游息在于观游，观游之地的树立正是经典高明游息之道的体现。《零陵三亭记》述薛存义的政绩，称其莅县之后重建当地的社会秩序，其举措为其他州邑长官所效法，“州牧尚焉，旁邑仿焉”。这是其为政方面的成功。然后叙其树立三亭的过程，“乃作三亭，陟降晦明，高者冠山颠，下者俯清池”。而后盛赞薛存义曰“高明游息之道，具于是邑，由薛为首”。(27)薛氏为政的成功得益于心之高明，而这种高明之心与观游关系密切，在这种意义上，邑之有观游乃是吏治建设的一环。薛氏为政之道既已为他县所效仿，观游之地的建立也以薛为首，便隐含郡邑树立观游之地必然会为后来者所仿效的意思。章士钊(1881-1973)评此文曰“本文开篇数语，即将近世邑政必多设公园之理，都收摄去”，(28)恰是看出柳宗元鼓励树观游之地是一种新的吏治观念，并与后世邑政观念相合。
当观游获得了正面的道德及政治价值，那么游记也就有了观念与价值基础。从文学史的角度看，柳宗元作为游记之祖，其关键在此；欲理解柳宗元之游记，关键亦在此。
二、观游与柳宗元的游记
柳宗元《零陵三亭记》所提出的游的观念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其一是游可以养心，其二是游有助为政，而养心是为政的基础。第一方面实即《西亭记》及《西山记》所强调者，提出时间在元和二年，至于强调为政与观游之联系的《零陵三亭记》，其系年则有不同的说法，翟满桂认为出于元和七年，(29)但根据户崎哲彦的考证，可以限定在元和五年九月以前，(30)时间稍早。柳宗元的游记在永州和柳州作成，章士钊《柳文指要》曰“柳文以游记称最，而所记统言永、柳，顾集中收记共十一篇，九篇在永，仅两篇在柳”。(31)永州的九篇当是永州八记加上《游黄溪记》；柳州的两篇则是《柳州东亭记》和《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记》。在永的诸游记又可分成两个阶段，根据翟满桂《柳宗元年谱长编》，西山、钴鉧潭、小丘、小石潭和小石城山诸篇成于元和四年，袁家渴、石渠、石涧等游记则作于元和七年。元和八年则有《游黄溪记》。将柳宗元的游记放到其关于游的观念的时间轴上，元和四年的游记对应前一阶段的观念，较突出游之养心对于个人的精神意义；元和七年及以后的游记对应后一阶段的观念，不仅突出了游可以养心，同时带入了为政的视野。因而可以说，柳宗元的游记都是其游的观念的产物，也呈现了游的观念。
柳宗元自称其真正意义上的游始乎西山，但西山之游又肇始于法华寺西亭。浦起龙(1679-1762)指出“始得西山诸记，于此造端”，(32)即指出《西亭记》与西山诸游记的关系。《西亭记》叙述西亭的修筑塑造了新的景观：“天为之益高，地为之加阔。”正是这种天高地阔，使得柳宗元感觉到天地之间的颢气，让他在精神上摆脱挈挈自狭的困境。《构法华寺西亭》诗可见此意，“神舒屏羁锁，志适忘幽潺。弃逐久枯槁，迨今始开颜”。(33)由观游而志适神舒，故而开颜，与《西亭记》正相一致。《西山记》以下诸篇实延续这条观念线索。《钴鉧潭记》云：“于以见天之高，气之迥。孰使予乐居夷而忘故土者？非兹潭也欤？”(34)柳宗元在此所见之天高气迥实类乎西山之天高地阔与颢气，使得其“居夷而乐”，即前诗所谓神舒志适者也。《钴鉧潭西小丘记》：“枕席而卧，则清泠之状与目谋，瀯瀯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35)状与目谋，声与耳谋，这是耳目感官之乐，是审美愉悦，而虚者与神谋，静者与心谋，则是超越了感官之乐、审美愉悦而至精神上之恬适与澄静，即《西山记》所谓“心凝形释”也。《御选唐宋文醇》注意到柳宗元的记文有内在的共通处，那就是养心，“则古人之能述以文者，不越几研之间，而人自得于湖山千里之外，夫亦藏修息游之最善地矣。宗元善记，故录之多，以其可为养心之助云尔”。(36)此所谓宗元“善记”当包括游记与亭记，其同处在养心，也就是达到心神上的恬静。永州诸记在观和游的层次上与西亭有相同的意义，只是山水记之游观是随作者的行动而完成，重点在游；亭记则依托于固定的建筑，重点在观，但二者的本质都是游和观的配合。尤其重要的是，柳宗元所谓游已经包括了精神意义上的神游，即与造物者游。西亭提供高明游息的空间，西山为无碍无滞的神游提供可能。前代批评家已注意到柳宗元这个阶段的游记与修养精神的关系，林纾指出柳宗元的山水体验对于舒气涤志的作用，他评《钴鉧潭记》称“得潭后，行泉观月，则心空无滓，故转以居夷为乐耳”。(37)高步瀛《唐宋文举要》甲编卷四引李刚己评《至小丘西小石潭记》也说“尘劳中读之，可以涤烦襟而释躁念”。(38)李氏虽是从读者的角度批评柳宗元游记，但涤烦释躁恰是去除气愤志滞的结果，正与柳宗元游观的观念相通。因此，方苞(1668-1749)说“子厚诸记，以身闲境寂，又得山水以荡其精神”。(39)
观游并不只是排遣负面的情绪，更有积极的养心即建构良好的精神与心态的正面意义，而这种精神与心态也具有积极的政治意义，此即《零陵三亭记》所谓观游乃“为政之具”。柳宗元不止认识到游观对于他本人的养心的作用，也通过发掘、建造景观将这种养心作用推广到士民当中。观游涉及观览胜概的方式，自然景物固然本来就存在，但自然景物要通过人的发现与塑造才能成为景观。通过设置观景的角度，使得特定的自然景物进入视野，遂构成特定的景观。《訾家洲亭记》详述因吏亭而呈现的胜概，“常所未睹，倏然互见”，又说“苞漓山，涵龙宫，昔之所大，蓄在亭内”。(40)景物被摄入吏亭的空间当中，也就是吏亭决定了景物被观看的方式，而吏亭也成为景观的一部分。吏亭的建立使訾家洲晋身为天下名胜，“则凡名观游于天下者，有不屈伏退让以推高是亭者乎？”(41)又欲以万石亭“附零陵故事”，(42)也就是要以万石亭的景观代表永州胜概之意。地方官员赴任所之后发掘胜景，并于其上树立楼阁亭榭等建筑，这些建筑成为地方胜概的标志，胜概也因为建筑而被确认。
柳宗元的游记是另一种以文字标志名胜的方式。柳宗元谓薛存义在永州树零陵三亭，使邑有观游之处，是其重要的政治成就，曰“高明游息之道，具于是邑，由薛为首”。(43)但柳宗元在永所作游记揭示在地景观，亦是对永州胜概的发掘，也有建立游观之地的意义。《袁家渴记》发掘永州百姓所未曾发现的胜景，正是要为永人提供观游新地，曰“永之人未尝游焉，余得之不敢专也，出而传于世”。(44)石渠从未传到有传，所赖正是柳宗元的游踪与游记。柳宗元发掘石渠之景，并将形诸文字，此地的景观才得以被注意。《石渠记》称“惜其未始有传焉者，故累记其所属，遗之其人，书之其阳，俾后好事者求之得以易”。(45)《石涧记》曰“古之人其有乐乎此耶？后之来者有能追予之践履耶？得之日，与石渠同”。(46)其意与石渠之游相同，亦贯穿柳宗元在永的系列游记。元和八年的《游黄溪记》结尾说“既归，为记，以启后之好游者”。(47)为记的目的在于启游，正是想为永州树立胜概。柳宗元透过游记确立永州的胜概所在，正与邑之有观游可以养心助政的观念一脉相承。卢元昌(1616-？)说“天欲洗出永州诸名胜，故谪公于此地。观其穷一境，辄记一笔，千载下知永州有钴鉧、石渠、西山、石涧、袁家渴诸地者，皆公之力也”。(48)
元和十年，柳宗元出任柳州刺史，成为具有实际权力的地方官，此前的观游经验为他的为政奠定了心理基础。柳宗元任刺史后致力于为政，韩愈《柳子厚墓志铭》称“元和中，尝例召至京师，又偕出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叹曰：‘是岂不足为政耶！’”(49)这一时期，柳宗元记文的创作大减，章士钊认为个中原因在于柳宗元在永州为散员，在柳则是刺史，责任有别，谓“子厚以司马莅永，而司马闲员，不直接任民事，以故得任性广事游览，至莅柳则不然。刺史亲民之官，子厚认地小亦足为国……存记两首，大抵登录地理，用备参稽之作”。(50)章氏所云柳宗元柳州游记减少的原因大体可以成立，但以为这一时期的游记已截然别乎永州时期，并不正确。其《柳州东亭记》叙其在柳州建东亭，与永州之亭记、山水记一脉相承。《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记》备列“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对各处景致的特征都有简要的描写，可知柳宗元亲自游观过。这实质上可视为一组缩微版的山水游记。此篇所记“可游者”恰与“邑之有观游”的观念一脉相承，而不仅是用作地理书之用。
从以上观念脉络看，观游不仅可以养个人之心，公共的景观可以养士民之心，成为名胜之后也可以提升地方的声望，形之文字更可以传之久远。在这种意义上，永州游记并非与为政对立，也非与为政无关，而是为政的基础，整体上是为政的一部分。尽管柳宗元在永州属于散员，未能实际为政，但仍具备地方官的身份，其在永期间的创作仍体现出地方官的为政视角，《捕蛇者说》即是观风之作，曰“以俟夫观人风者得焉”。(51)这种视角亦可见于其游记，《钴鉧潭记》载潭上居民“不胜官租私券之委积”，(52)赋税对百姓所造成的压力本就是吏治的核心关怀。柳宗元游记所现之为政视角与观游养心有助为政的观念具有深层的一致性。
三、柳宗元游记与亭记的同构关系
柳宗元的游记与亭记不但在游的观念层次上相通，在叙事的层次上亦有同构的关系。
《西亭记》与《西山记》在叙事模式上具有一致性。两者均详述人为开垦的过程，而开垦过程就是发现与塑造景观的过程，经过此一过程，形成胜景。《西亭记》称“夫其地之奇，必以遗乎后，不可旷也”，“遂命仆人持刀斧，群而翦焉。丛莽下颓，万类皆出，旷焉茫焉，天为之益高，地为之加辟，丘陵山谷之峻，江湖池泽之大，咸若有增广之者”。(53)剪除草莽的过程乃塑造景观的过程。《西山记》也有类似的开垦过程，“遂命仆人过湘江，缘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穷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则凡数州之土壤，皆在袵席之下。其高下之势，岈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攒蹙累积，莫得遯隐；萦青缭白，外与天际，四望如一”。(54)二者都是命仆人翦除榛莽茅茷，使万类皆出于其下，莫得遁隐，游记所写外与天际、四望如一的景观正是亭记所述天高地阔之意。游西亭与游西山的叙述模式一致。
这种拓荒成景的模式亦见于西山记之外的亭记与游记。柳宗元特别强调胜景的发现与塑造。其叙裴中丞“厚货居氓，移于闲壤，伐恶木，刜奥草，前指后画，心舒目行，忽然若飘浮上腾，以临云气，万山面内，重江束隘，联岚含辉，旋视具宜，常所未睹，倏然互见”。(55)此景致“非公之鉴，不能以独得”(《桂州裴中丞作訾家洲亭记》)。(56)景观的形式渗透着人的理解与设计，开荒的过程就是实现人之景观设计意图的过程。《零陵三亭记》谓其景“为县者积数十人，莫知发视”，薛存义独“乃发墙藩，驱群畜，决疏沮洳，搜剔山麓，万石如林，积拗为池……伐木坠江，流于邑门；陶土以埴，亦在署侧。人无劳力，工得以利。乃作三亭”。(57)永州山水游记屡屡强调弃地胜景之发现与开垦，经塑造成景，与吏亭记的叙事模式相类。钴鉧潭西小丘是“唐氏之弃地，货而不售”(《钴鉧潭西小丘记》)。(58)要经过发现与开垦，其地之胜概才被彰显出来，“铲刈秽草，伐去恶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显”。(59)这种景观塑造虽然不涉及观景建筑之建造，但在景点的选择、景致的构成仍像景观建筑一样渗透人的理解与设计。石渠“惜其来始有传焉者”，(60)“予从州牧得之，揽去翳朽，决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酾而盈。惜其未始有传焉者，故累记其所属”。(61)石渠之美也要得柳宗元的开发才得以彰显。《石涧记》：“揭跣而往，折竹箭，扫陈叶，排腐木，可罗胡床十八九。居之。”(62)吏亭景观被地方官员发现，彰显的是官员的政德；柳宗元发现弃地所蕴含的胜景，说明弃地有遇，故要“书于石，所以贺兹丘之遭也”(《钴鉧潭西小丘记》)。(63)二者角度有别，但都强调胜概的发现与塑造过程，其叙事逻辑相似。
亭记与游记的最大差别在于前者的描写对象有建筑标志胜概，后者所记乃纯山水。但物质的建筑会随时间而消逝，建筑所见景观的流传依靠的是记文的记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亭记和山水游记对山水的描写及其功能并无不同。柳宗元为了揭示法华寺西的胜概，故特树西亭，并作《西亭记》解释其义，西亭建筑早已不存，西亭之所以能传诸后世，依托的实是这篇记文；正如柳宗元所自言，“伏以境之殊尤者，必待才之绝妙以极其词”(《上裴行立中丞撰訾家洲记启》)。(64)殊尤之境要靠文词发显。柳宗元宴游西山虽未依托于建筑，但他发掘西山胜景，并“为之文以志”，实即已用文章为西山树立丰碑，《袁家渴记》“出而传于世”亦是此意。《钴鉧潭西小丘记》更是直接刻石铭文。正如林纾所言，“是永州诸胜，均系诸公之一言”。(65)
《游黄溪记》是柳宗元在永最后一篇游记，成于元和八年，在此之后，柳宗元仍有亭记之创作，包括元和十年《永州崔中丞万石亭记》，出为柳州刺史后，又有《柳州东亭记》，以及元和十三年的《訾家洲亭记》。这些亭记对于山水的展示与游记亦有相似之处，《万石亭记》也是先述开辟荒地的过程，再展示登亭眺望的风景，曰“于是刳辟朽壤，翦焚榛秽，决沟浍，导伏流，散为疏林，洄为清池……直亭之西，石若掖分，可以眺望”。(66)《訾家洲亭记》也是如此。就开垦的过程而言与其对西山、小丘等地整顿并无差异；就景观的呈现来说，《万石亭记》以虎斗鸟厉的姿态描写石头，“绵谷跨溪，皆大石林立，涣若奔云，错若置棋，怒者虎斗，企者鸟厉。抉其穴则鼻口相呀，搜其根则蹄股交峙，环行卒愕，疑若搏噬”(67)和《小丘记》用牛马熊罴状石，思路相类，曰“其嵚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罴之登于山”。(68)在訾家洲亭眺望山水，心舒目行者与在西山、小丘的临眺之景亦有类似之处，都可见亭记山水与游记山水的相互一致。
《柳州东亭记》在柳集中的位置也是值得注意的。此记被刘禹锡编在永州诸游记之后，也就是紧跟《小石城山记》其后，这种编排正呈现出亭记和游记之间的联系。章士钊不同意刘禹锡的编集方式，认为《东亭记》的性质与游记有异，不当列于永州八记之后，“《柳州东亭记》应视为政治建制之一种记录，与曩在礼部所为监察使或馆驿使诸壁记等同一类型，而不应列在永州八记之后。刘梦得当年为子厚编集，或未及注意到此”。(69)但这恰启发我们进一步思考柳宗元的亭记和游记之间的关联。柳宗元厅壁等政治建制记突出的是实际的政务，而东亭记所记仍属于景观建筑，二者虽都涉及建筑，但性质有别，故东亭的叙事仍以景观的呈现为主，这恰与游记的表现高度相似。《东亭记》的叙事也涵盖发现并开辟弃地的过程，正如孙琮所言，“(《东亭记》)一段写弃地，一段写辟地，一段写建亭筑室，一段写四时序室之宜”。(70)先叙柳发现弃地，“出州南谯门，左行二十六步，有弃地在道南”。然后开辟之，呈现东亭景观“至是始命披刜蠲疏，树以竹箭松柽，桂桧柏杉。易为堂亭，峭为杠梁。下上徊翔，前出两翼。凭空拒江，江化为湖。众山横环，嶛阔瀴湾”。(71)永州胜概被柳宗元发现，因游记而流传；东亭风景也因柳宗元而昭显，由亭记所发扬。二者区别只在于永州诸景在野，东亭在邑，“当邑居之剧，而忘乎人间，斯亦奇矣”。(72)刘禹锡或许正是意识到游记与亭记的内在联系，故将《东亭记》置于游记之后，这种编排也正说明柳宗元亭记与游记之间的共通性。
四、柳宗元游记与中唐的政治和文体
柳宗元的游记是记体之一类，与亭记关系密切。亭记从属于建筑记，而中唐以亭记为代表的景观性建筑记乃是非常突出的文体现象，(73)而这种文体现象与大量官修地方性景观建筑的出现相关，背后折射出的是政治观念的变化。故研究柳宗元游记有必要将其放到这一脉络中去考察。
中唐景观建筑的兴盛有其政治背景。初盛唐文士排斥地方吏务，安史之乱后，地方事务受到重视，地方官的身份与价值受到认可，中唐著名文士多有长期的地方经历。大批文士地方官在心理上积极接受地方官的身份，承认以地方庶务为中心的为政价值，但同时，他们也并未放弃文士的精神超越的传统。前面说过，白居易将前代地方官概括为追求高情与倾心为政两类，前者寄情于胜概，后者专注于政务，两者之间存在紧张关系。中唐文人地方官认同了为政的价值，但并未放弃追求高情，“沧州吏”与“郡斋诗”的创作大兴，(74)正是这种追求的体现。一些地方官文士进一步探索平衡超越精神与入世精神、游观与为政的新途径。这种平衡的意图在中唐地方官文士修筑的亭台楼榭等景观性建筑上呈现出来，景观性建筑成为连结两者的物质载体。白居易《江州司马厅记》云：
刺史，守土臣，不可远观游，群吏，执事官，不敢自暇佚，惟司马，绰绰可以从容于山水诗酒间。由是郡南楼，山北楼，水湓亭，百花亭，风篁，石岩，瀑布，庐宫，源潭洞，东西二林寺，泉石松雪，司马尽有之矣。苟有志于吏隐者，舍此官何求焉？(75)
观游是超越精神的体现，吏而能游、为官而能超脱便是“吏隐”。超越精神与山水关联，白居易为了突出自己身为司马的特殊性，故要强调地方长官有超越精神，但限于官守，不能远游，因而吏而难隐；只有自己作为司马得以有余闲，可以纵情观游，寄托高情，实现所谓“吏隐”。(76)但实际上，限于地方官的身份，白居易观游之处也未能超出江州范围，换言之，地方官观游有其地域限制，所游览者乃是当地的景观。值得注意的是，白居易观游的对象包括建筑与自然风景，但观游建筑乃是透过建筑观风景，故二者在观游的层次上原本相通。白居易所观游的是胜概，所呈现的是高情，其所谓“隐”即代表了这种高情，但这种高情的出世取向与为政之间依然存在紧张关系，白居易所谓吏隐代表了两者的消极的统一，因为两者的价值取向是不同的。
白居易的论述揭示出中唐文人地方官追求超越精神以及寄托这种精神的途径，即寄情于地方景观。这也是中唐地方官修景观性建筑的观念基础。晚唐杨夔指出这类建筑有共同的功能：“夫楼阁亭榭之建，其名既殊，其制亦异。至于瞰江流，跨岭脊，延亲宾，合歌乐，晴朝月夕，肆坐放怀，盖其致一也。”(《题望春亭诗序》)(77)楼阁亭榭虽属于不同类型的建筑，但在观游娱情的功能上相通。崔雄到郡莅事后重修龙兴观，称“而城隅跬步，瞰郭倚山，下临巨川，东注溟渤，青山白日，目极烟树，实一郡之胜概矣。将来好事君子，得不继其阙欤？”(《新修龙兴观记》)(78)寺观本身具有宗教功能，但龙兴观同时具有景观的游观功能，在这方面与景亭具有一致性。邓衮《望雪楼记》“维雪山彭之殊观，独莫经意，岂非天待我公作赏迹乎？”(79)望雪楼乃是观景建筑，其建筑虽与观景亭异，然功能却同。颜真卿谓西亭“实资游宴之美”(《梁吴兴太守柳恽西亭记》)；(80)皇甫湜(777-835)记朝阳楼“兹焉观游，其政优优。密亲严客，嘉肴旨酒。兹焉宴喜，其乐亹亹”(《朝阳楼记》)，(81)都是此意。
但当观游本身对于为政的正面价值尚未得到普遍承认的时候，地方官员需要为景观建筑的建造提供正当性。因此，地方官员于观游的建设往往强调是出自于为政之余力，不妨碍为政。符载“期月而苛细去，周岁而兵食足，三年而风俗清，即观游池沼之作，出于余力矣”(《长沙东池记》)。(82)此言景观的构建并未影响为政，反而是为政有余力的结果与体现。白居易也是如此，“利兴，故府有羡财。政成，故居多暇日，繇是以余力济高情，成胜概，三者旋相为用，岂偶然哉？”(83)韩愈(768-824)不但以汴州东西水门的建设是出乎董晋(724-799)为政的余力，“既庶而丰，人力有余”，并且要强调水门的修筑并非为了观游的目的，曰“黄流浑浑，飞阁渠渠，因而饰之，匪为观游”(《汴州东西水门记并序》)。(84)符载甚至要赋予景观观风等传统的政教功能来去除景观性建筑为穷欢娱、供视听的疑虑，曰“况其新栋宇，重威容也；陈享宴，均慈惠也；肆观览，省风俗也；采讴谣，裨政教也；岂止穷欢娱，供视听，临江迟客，当宵待月而已哉！”(《五福楼记》)(85)皇甫湜《枝江县南亭记》强调南亭供百姓忻游，有惠众的实际作用，而不单只是观景，“岂直目观而已乎”，(86)亦见此意。
由上可见，观游虽尚未被认为有助于为政，然已被视为地方官有治理能力的体现，因而景观性建筑在一定意义上成为地方官治绩的象征性符号，具有纪念碑性，是吏治叙事的重要组成。元结(723-772)述零陵水石成为当地名胜的过程，曰“刺史独孤愐为吾翦辟榛莽，后摄刺史窦泌为吾创制茅阁，于是朝阳水石始有胜绝之名。已而刻铭岩下，将示来世”(《朝阳岩铭》)。(87)先有独孤愐开辟荒地，后有窦泌创制茅阁作为标志，水石方成为零陵景观的代表。茅阁是观水石胜概的特定空间，它历经两任刺史的建设而成，遂成为吏治成绩的象征。有的名胜建筑甚至被描述成跨代刺史的合作结果，白居易述湖州白苹亭胜境历经柳恽(465-517)、颜真卿(709-785)和杨汉公(785-861)三代建设而成，“盖是境也，实柳守滥觞之，颜公椎轮之，杨君绘素之。三贤始终，能事毕矣”。湖州名胜成于跨代刺史的建设，也被归属于一套吏治的叙事。杜牧(803-852)《杭州新造南亭子记》将这类景观建筑与治绩的关系说得尤为清楚，曰“予知百数十年后，登南亭者，念仁圣天子之神功，美子烈之旨迹，睹南亭千万状，吟不辞已”。(88)南亭是李播(789-？)治绩的物质性载体，南亭所见的四时千万状也笼罩在这套政治的框架中，成为政治叙事的元素。欧阳詹以二公亭作为席项、姜公辅(？-805)的政德象征，曰“懿哉二公！智周德厚，卜地如此，感民若彼。某非饰说，入吾邑者，升吾亭者知之”(《二公亭记》)。(89)当人们来到泉州，登上二公亭的同时，也进入到亭子所象征的吏治成就的展示当中。这类景观建筑在此意义上类似一道纪念碑，其义由通常要刻石树碑的建筑记所揭示阐发。
在一些地方官文士的论述中，观游的正面精神价值也开始受到重视与肯定。元结强调登高远望对于舒愤畅达的重要性：“古人有蓄愤闷与病于时俗者，力不能筑高台以瞻眺，则必山巅海畔，伸颈歌吟，以自畅达。”(《峿台铭》)(90)要宣泄郁闷最好是登高台以瞻眺，若无力筑高台，那也要登山临海，以自畅达，畅达即宣滞之意。元结强调瞻眺有宣滞畅达的功能，这也是官修楼阁亭榭的观念依据。符载《襄阳北楼记》认为台观有疏气导性的作用，“天时有晦明，人情有舒惨，或感瘁交构，郁凝不发，非登高远眺望，则无以疏达其气，导冲和之性焉”。(91)《五福楼记》也强调居高明有养气之功效，“人之气刚而直，灵而无方，欲其全也，唯其所养。故处卑陋则痾恙惨怛，而邪僻淫戾生焉；居高明则遐旷博大，而和平康乐生焉。其或将移志气，张耳目，耸形体，使百祥九德，沛然洋溢，台观不作，孰为起子？”(92)居高明之意来自于《月令》，曰“可以居高明，可以远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处台榭”。(93)居高明，极远望能使心胸开阔，心气和平，故称和平康乐生焉。这种观念适用于各种类型的景观建筑，符载《钟陵东湖亭记》谓“楼观台榭，宣人之滞也。天气郁则两曜不明，地气塞则万物不生，人气壅则百神不灵”。(94)气的畅达与否是天地万物能否建立理想秩序的关键。欧阳詹也有同样的看法，《二公亭记》称“降及中古，乃有楼观台榭，异于平居，所以便春夏而陶湮郁也”。(95)陶湮郁就是宣滞之意。气的畅达可透过观游的方式达成，张友正称“处高明所以荡阴滞，临显敞所以穷远睇”(《歙州披云亭记》)，(96)荡阴滞也是宣滞，正是此意。随着中唐由地方官所主持营造的景观性建筑逐渐增多，宣滞的观念成为修筑楼观台榭的正当性来源。元结等人强调建筑景观可以宣陶滞郁，柳宗元强调游观的养心作用实与元结等人的观念一致，但元结等人还未有直接说其有助为政，到柳宗元虽同样基于宣陶的观念，却更进一步，直接断言良好的心境是为政的基础。
与众多的景观建筑相应，中唐出现大量以景观建筑为书写对象的记体文，我们称之为建筑记或营造记。中唐著名文士都有建筑记的写作，如白居易的《冷泉亭记》《白苹州五亭记》，刘禹锡《汴州郑门新亭记》《武陵北亭记》，欧阳詹《泉州北楼记》《二公亭记》等，柳宗元所作建筑记尤多，《零陵三亭记》《潭州杨中丞作东池戴氏堂记》《桂州裴中丞作訾家洲亭记》《永州崔中丞万石亭记》《永州龙兴寺东丘记》《永州法华寺新作新亭记》等，俱是他于贬谪期间所作。大量景观类建筑记的出现是唐前期所没有的现象。
这类建筑记以亭记最多最具代表性。亭记的写作目的在于揭示筑亭的意义，欧阳詹《二公亭记》说“古之制器物，造宫室，或有铭颂，以昭其义。斯亭也，岂无敩古而为之章句者？”(97)欧阳詹将筑亭归入器物、建筑的营造类，而将亭记的功能与铭颂相类比，在于揭示其意义。因这些建筑往往位于山水佳胜处，故记其建筑，往往也要涉及地方官员对建筑所在地的开辟与景观的营构过程，以及建成后的景观的书写。中唐亭记往往要强调吏亭的胜概是由官员所发现，韩愈《燕喜亭记》“凡天作而地藏之以遗其人乎？”(98)冯宿(767-837)《兰溪县灵隐寺东峰新亭记》“崇山峻谷，佳境胜概，绵亘伏匿，一时发朗，又何能也！”(99)俱是此意。亭记所写景观与一般的自然风景有别，因为这种景观是人发现并建构的，因而建筑的选址、设计、营建过程也就是营造美的过程，是自然与人工的结合，其中体现出地方官个人的精神。元结《寒亭记》述江华县令瞿令问建吏亭的过程与建成后的景观，曰“得洞穴而入，栈险以通之，始得构茅亭于石上。及亭成也，以阶槛凭空，下临长江，轩楹云端，上齐绝巅，若旦暮景风，烟霭异色，苍苍石，含映水木”。(100)筑亭首先要心中有个立意，亭名往往概括其用意，此所谓“寒亭”即是如此。亭之于景观的意义就在于设置了观景的角度，因而塑造了景观，观景亭自身也成为景观的一部分。筑亭者之塑造景观往往蕴含精神意义，亭记则成为这种意义的阐述者。景观并不仅仅是自然风景，更是建设者精神的寄托与表现。在这种意义上，建立一处景观就相当于创作一首以景抒情的诗作。景观的营造过程相当于诗的创作过程。寒亭要立于临江的石上，通过洞穴栈道才能到达，乃是将其与世俗人境隔离开来，而立于石上面临长江山崖，乃将观者之目与心皆从世俗世界移开，所欲寄托者乃是脱俗之意。此亭所见的风景正好呈现了建亭者的立意。刘禹锡记北亭亦是如此：“于是，撤故材以移用，相便地而居要，去凡木以显珍茂，汰污池以通沦涟。自天而胜者列于骋望，由我而美者生于颐指。”(《武陵北亭记》)(101)李德裕(787-850)《怀崧楼记》也有类似的书写模式：“余尽去危堞，敞为虚楼。剪榛木而始见前山，除密筱而近对嘉树。延清辉于月观，留爱景于寒荣。晨憇宵游，皆有殊致。”(102)建筑塑造并标志了景观，景观打上了建造者的主观印记。
从文体角度说，柳宗元所开创的文类游记与其营造记尤其是亭记的创作密不可分，而柳宗元的亭记又与中唐建筑记尤其是亭记有关。这类建筑的记体文在揭示其意义与价值的时候，往往涉及胜概的开发过程与呈现，而这部分恰与柳宗元的游记叙事模式高度相似。吴汝纶已经注意到柳宗元游记与元结山水记之间的联系，“次山放恣山水，实开子厚先声”。(103)所论元结山水记，亦实包括《殊亭记》《茅阁记》与《寒亭记》等建筑记。(104)吴汝纶指出柳宗元游记与建筑记之间的联系是值得关注的。根据柳宗元本人所述，其所提出的观游养心的观念是西亭观游所触发，跟柳宗元的个人经历与生命经验有关，未有文献显示，柳宗元受到元结观念的影响，吴汝纶认为元结“开子厚先声”，只是基于两人前后的一致性，尚不能证明元结的观念与作品直接影响了柳宗元，而且符载也有类似的观念。但无论元结甚至符载是否真正直接影响了柳宗元，吴汝纶所揭示的这种一致性恰恰启发我们思考其背后的原因。这就是中唐地方官文人群体所面临的共同政治社会环境与人生处境，他们所享有的共同的文化传统与价值系统。无论是元结、符载还是柳宗元，他们在肯定观游的正面价值的时候，都不约而同地追溯到儒家经典中的论述。
中唐以后地方官大量修筑景观建筑，这类建筑恰又兼摄游观与为政两个观念传统。柳宗元在亭记文体中明确指出游观有助于为政，这是中唐吏治观念的突破，也是其游记的观念基础。柳宗元的游记由其亭记脱化而出，二者在观念与叙事模式上均有相通处。前人注意到柳宗元游记对宋代亭记的影响，蒋之翘辑注《柳河东集》卷二九评《钴鉧潭西小丘记》称“苏子美《沧浪亭记》大略本此”。(105)苏舜钦的亭记之所以可以柳宗元的游记为本，正是因为游记与亭记的叙事相通。明人朱同更指出宋代亭记的观念基础上承柳宗元，更显示出柳宗元游记亭记的影响深远。
注释：
①高步瀛：《唐宋文举要》甲编卷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496页。
②朱同：《覆瓿集》卷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22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4页a—b、第5页b。
③林纾：《韩柳文研究法·柳文研究法》，上海：商务印书馆，1914年，第112页。
④目前学界对柳宗元被贬后的研究多强调他在游记中寄托其幽愤之情，参见尚永亮：《寓意山水的个体忧怨和美学追求——论柳宗元游记诗文的直接象征性和间接表现性》，《文学遗产》2000年第3期，第25—33页。
⑤柳宗元著，尹占华、韩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卷四三，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891页。
⑥柳宗元著，尹占华、韩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卷三○，第2008页。
⑦柳宗元著，尹占华、韩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卷二九，第1890页。
⑧柳宗元著，尹占华、韩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卷二八，第1857页。
⑨柳宗元著，尹占华、韩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卷二九，第1891页。
⑩柳宗元著，尹占华、韩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卷二四，第1616页。《法华寺西亭夜饮赋诗序》作于元和四年，但对于颢气的描述当是追述元和二年西亭建成之后的景观。
(11)柳宗元著，尹占华、韩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卷二九，第1891页
(12)柳宗元著，尹占华、韩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卷三○，第2008页。
(13)柳宗元著，尹占华、韩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卷二九，第1891页。
(14)章士钊：《柳文指要》上册《体要之部》卷二八，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825页。
(15)柳宗元《零陵三亭记》是为零陵县令薛存义所筑读书亭、相秀亭和俯清亭所作，因为它们是由地方官员主持修筑，所以性质有别于私人园林内的山亭，属于公共性的亭子，我们称之为吏亭。
(16)柳宗元著，尹占华、韩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卷二七，第1821页。
(17)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222页。
(18)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之《全汉文》卷五一，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406页上。
(19)白居易著，谢思炜校注：《白居易文集校注》卷三四，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005页。
(20)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二八，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466页。
(21)刘昫等：《旧唐书》卷一六四，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286页。
(22)葛晓音：《山水田园诗派研究》，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19页。
(23)柳宗元著，尹占华、韩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卷二七，第1821页。
(24)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第1522页。
(25)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第1370页。
(26)沈德潜选评，于石校注：《唐宋八家文读本》卷八，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270页。
(27)柳宗元著，尹占华、韩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卷二七，第1822页。
(28)章士钊：《柳文指要》上册《体要之部》卷二七，第813页。
(29)翟满桂：《柳宗元年谱长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第248页。
(30)户崎哲彦：《论柳宗元〈送薛存义之任序〉》，陆建林译，《柳州师专学报》2001年第2期，第11页。
(31)章士钊：《柳文指要》上册《体要之部》卷二九，第861页。
(32)浦起龙：《古文眉诠》卷五三，清乾隆九年(1744)三吴书院刊本，第12页b。
(33)柳宗元著，尹占华、韩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卷四三，第2922页。
(34)柳宗元著，尹占华、韩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卷二九，第1899页。
(35)柳宗元著，尹占华、韩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卷二九，第1905页。
(36)弘历辑：《御选唐宋文醇》卷一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447册，第12页a。
(37)林纾选评，慕容真点校：《林纾选评古文辞类纂》，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398页。
(38)高步瀛：《唐宋文举要》甲编卷四，第505页。
(39)余祖坤编：《历代文话续编》之《古文辞类纂诸家评识》，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年，第1777页。
(40)柳宗元著，尹占华、韩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卷二七，第1786页。
(41)柳宗元著，尹占华、韩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卷二七，第1786页。
(42)柳宗元著，尹占华、韩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卷二七，第1814页。
(43)柳宗元著，尹占华、韩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卷二七，第1822页。
(44)柳宗元著，尹占华、韩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卷二九，第1918页。
(45)柳宗元著，尹占华、韩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卷二九，第1926页。
(46)柳宗元著，尹占华、韩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卷二九，第1930页。
(47)柳宗元著，尹占华、韩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卷二九，第1880页。
(48)孙琮：《山晓阁选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三，上海：广益书局，1915年，第20页a—b。
(49)韩愈撰，刘真伦、岳珍校注：《韩愈文集汇校笺注》卷二二，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2408页。
(50)章士钊：《柳文指要》上册《体要之部》卷二九，第861页。
(51)柳宗元著，尹占华、韩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卷一六，第1117页。
(52)柳宗元著，尹占华、韩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卷二九，第1899页。
(53)柳宗元著，尹占华、韩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卷二八，第1857页。
(54)柳宗元著，尹占华、韩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卷二九，第1891页。
(55)柳宗元著，尹占华、韩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卷二七，第1786页。
(56)柳宗元著，尹占华、韩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卷二七，第1787页。
(57)柳宗元著，尹占华、韩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卷二七，第1821—1822页。
(58)柳宗元著，尹占华、韩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卷二九，第1904页。
(59)柳宗元著，尹占华、韩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卷二九，第1904页。
(60)柳宗元著，尹占华、韩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卷二九，第1926页。
(61)柳宗元著，尹占华、韩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卷二九，第1926页。
(62)柳宗元著，尹占华、韩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卷二九，第1930页。
(63)柳宗元著，尹占华、韩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卷二九，第1905页。
(64)柳宗元著，尹占华、韩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卷二九，第2304页。
(65)林纾：《韩柳文研究法·柳文研究法》，第113页。
(66)柳宗元著，尹占华、韩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卷二七，第1813页。
(67)柳宗元著，尹占华、韩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卷二七，第1813页。
(68)柳宗元著，尹占华、韩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卷二九，第1904页。
(69)章士钊：《柳文指要》上册《体要之部》卷二八，第856页。
(70)孙琮：《山晓阁选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三，第24页a—b。
(71)柳宗元著，尹占华、韩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卷二九，第1939—1940页。
(72)柳宗元著，尹占华、韩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卷二九，第1940页。
(73)根据《全唐文》所载，今存亭记共有45篇，除游方《任城县桥亭记》作于开元二十六年(738)外，余皆属中唐以后的创作。其余地方建筑记的数量甚微，有楼记15篇，台记7篇，阁记4篇。
(74)葛晓音：《中晚唐的郡斋诗和“沧洲吏”》，《北京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第89—102页。
(75)白居易著，谢思炜校注：《白居易文集校注》卷六，第249—250页。
(76)白居易《白萍亭记》叙述湖州刺史杨汉公因政成而有余力以济高情，成胜概，可见刺史也可以观游，并不限于司马一职。
(77)董诰等编：《全唐文》卷八六六，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9077页上。
(78)董诰等编：《全唐文》卷八○二，第8426页上。
(79)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七五七，第7858页上。
(80)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三三八，第3429页上。
(81)董诰等编：《全唐文》卷六八六，第7027页上。
(82)董诰等编：《全唐文》卷六八九，第7062页下。
(83)白居易著，谢思炜校注：《白居易文集校注》卷三四，第2005页。
(84)韩愈撰，刘真伦、岳珍校注：《韩愈文集汇校笺注》卷三，第323页。
(85)董诰等编：《全唐文》卷六八九，第7058页下一第7059页上。
(86)董诰等编：《全唐文》卷六八六，第7027页下。
(87)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三八二，第3886页上。
(88)杜牧撰，吴在庆校注：《杜牧集系年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794页。
(89)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五九七，第6037页下。
(90)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三八二，第3883页上。
(91)董诰等编：《全唐文》卷六八九，第7057页下。
(92)董诰等编：《全唐文》卷六八九，第7058页上。
(93)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第1370页。
(94)董诰等编：《全唐文》卷六八九，第7061页上。
(95)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五九七，第6036页下。
(96)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五三六，第5442页下。
(97)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五九七，第6037页下。
(98)韩愈撰，刘真伦、岳珍校注：《韩愈文集汇校笺注》卷三，第336页。
(99)董诰等编：《全唐文》卷六二四，第6301页下。
(100)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三八二，第3876页下。
(101)刘禹锡撰，陶敏、陶红雨校注：《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卷一四，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1666页。
(102)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七○八，第7266页下。
(103)高步瀛：《唐宋文举要》甲编卷一，第87页。
(104)有关元结的山水游记研究，参见霍松林：《元结的山水诗与山水游记刍议》，《甘肃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第50—52页。王立群认为柳宗元游记脱胎于山水记，故有游踪记写不明确的特征。见王立群：《游记的文体要素与游记文体的形成》，《文学评论》2005年第3期，第155—160页。
(105)蒋之翘辑注：《柳河东集》卷二九，明崇祯六年(1633)癸酉蒋氏三径草堂本，第3页b—4页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