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柳宗元的《蝜蝂传》，描写了一种名为“蝜蝂”的行为怪异的小虫：它喜欢拾取爬行中遇到的东西，仰头背着走，哪怕背负之物越来越多、越来越重，爬行都十分困难了，也不肯停止拾取，直到被积物压在地上动弹不得。有人可怜它，为它去掉背负之物，可它只要能爬行，又拾取如故。它还特别喜欢向高处爬，极尽其力而不肯止息，终于从高处坠落而死。接着，柳宗元笔锋一转，由蝜蝂联想到“今世之嗜取者”：他们遇财就贪，全然不顾贪污之危害，唯恐积聚不够多；虽然因此遭到罢黜贬谪，吃了苦头却不接受教训；一旦再被起用，仍然不思悔改，变得更加贪得无厌；观前之贪官覆亡，也丝毫不知道戒惧。文章末尾感叹：这些人“虽其形魁然大者也，其名人也，而智则小虫也。亦足哀夫”。
《蝜蝂传》短小精悍，笔锋犀利，描写精细，构思巧妙，想象奇特而丰富。文章借蝜蝂这样一种可笑的小虫，类比官场一些可悲、可怜、可憎的人物，通过人与虫之行为的详细对照，层层递进，入木三分，活灵活现地刻画出贪官污吏的贪婪本性，具有极其深刻的社会批判意义。
那么，自然界究竟有没有蝜蝂这种小虫呢？学界有两种说法：陈蒲清先生《中国寓言史》讲：“蝜蝂，俗称屎壳。”孙昌武先生《柳宗元传论》认为：“出自柳宗元虚构。”笔者较为赞同孙氏的观点，屎壳螂背部硬而光滑，并非“甚涩”，它推着粪蛋在地上滚，并非负于背，也不“好上高”，偶尔从高处坠地，也绝不会摔死，与蝜蝂对不上号。又鉴于《蝜蝂传》与柳宗元其他寓言作品颇有不同，如《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等所写动物，为人们所易见熟知，而蝜蝂却鲜为人知。倘若没读过柳文，大都不知有此小虫。加之顾炎武曾经指出，唐人“不当作史之职，无为人立传者，故有碑、有志、有状而无传”，顾氏以此认为：韩愈、柳宗元之《毛颖传》《李赤传》《蝜蝂传》等，“盖比于稗官之属耳。若段太尉，则不曰传，而曰逸事状，子厚之不敢‘传’段太尉，以不当史任也。自宋以后，乃有为人立传者，侵史官之职矣”（《日知录》卷十七“古人不为人立传”条）。因此，笔者在拙作《传记，还是传奇——论韩、柳“传”作兼谈唐传奇的风格类型》一文中，将韩、柳包括《蝜蝂传》在内的所有以“传”名篇的作品，从写实的传记类划出来，而同元稹的《莺莺传》、白行简的《李娃传》、蒋防的《霍小玉传》、李朝威的《柳毅传》、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等作品一样，归之于唐传奇小说之类。或可算是对于陈寅恪先生《元白诗笺证稿》中“今日所谓唐代小说者，亦起于贞元元和之世，与古文运动实同一时，而其时最佳小说之作者，实亦即古文运动之中坚人物是也”的论断，作出了补充论证。
全国第三届唐代文学研讨会期间，河南大学宋景昌教授谈及拙作，认为：“《蝜蝂传》虽然有虚构，应该还是写实的成分居多。作为‘十三经’之一的《尔雅》中，就提到过蝜蝂，比柳宗元要早得多。我的家乡汝阳县，就有这种小虫，但是乡间不叫它蝜蝂，叫作‘背不够’。”经笔者核查，《尔雅·释虫》确实记载有蝜蝂，写作“负版”。
此后，笔者在河南各地参与扫除文盲工作，在汝阳等多地调查过蝜蝂这种小虫。经实地走访，中州确有这种小虫，民间还有不同的称谓，汝阳县叫它“背不够”，登封县叫它“拾柴禾孩儿”。如果说“背不够”还比较中性，既可指贪得无厌的“嗜取者”，亦能够让人联想到臧克家的《老马》“总得叫大车装个够，背上的压力往肉里扣”等诗句所描写的负重前行者的形象的话；“拾柴禾孩儿”则纯粹是旧时乡间常见的正面形象。在工业落后、运输能力低下的时代，煤炭是穷人家消费不起的，乡村普遍使用地锅炉灶烧火做饭，儿童时代砍柴、拾柴禾，可谓老一辈人人有过的经历。给这种小虫取这个名称，显得可亲可爱，不含任何贬义。民间的这两个称谓，来自实际观察，并没有受柳宗元寓言的影响。可惜的是，笔者一直未能找见这种小虫。
其后，笔者在《辞海》《词源》《现代汉语词典》等工具书中查阅“蝜蝂”一词，大都只是简略引述《蝜蝂传》的内容，而没有进一步的解释。直到去年，笔者才得河南农业大学张龙现教授帮助，在《中国动物志·昆虫纲·脉翅目·草蛉科》找到了“蝜蝂”有关论述：
草蛉，也叫草蜻蛉，其幼虫因捕食蚜虫等小虫习性而称之为“蚜狮”，同时还因其幼虫把吸食后的蚜虫等空皮粘在背上作为伪装，中国古书上也称其“蝜蝂”或“负版”，皆喻其幼虫背负碎片的习性。
由此反观《蝜蝂传》，文章前面对于蝜蝂的描写，大多属于写实；但“又好上高，极其力不已，至坠地死”等句，应当属于虚构。蝜蝂，既然有“捕食蚜虫等小虫的习性”，那么它在地上爬行，应该是为了觅食，或者寻找栖息与繁衍之地，不可能有特别“好上高”的癖性；退一步讲，无论就此小虫自身的重量，还是它背负之物——“吸食后的蚜虫等空皮”的重量而言，即使偶尔从高处坠地，也绝不至于摔死，则是可以肯定的。
综上所述，柳宗元以经典文献早有记载的蝜蝂为描写对象，在基本写实的基础上，通过想象加工，虚构了蝜蝂“又好上高”“极其力不已”向上爬等癖性，以及爬得高、跌得重，终至坠地而死的结局，从而触目惊心地刻画出了贪官的贪婪本性及其罪恶行径必然导致的结果。这体现出作者鲜明的憎恶情感，无疑是对贪官污吏的严厉抨击和警示。
（作者：高培华，系郑州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