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陷入长达近400年的分裂动荡。中原动荡之际，岭南地区因五岭阻隔、交通险远，长期处于相对独立的状态。当地俚、僚、汉等民族杂居，部落林立，彼此攻伐不休。就在那样一个群雄逐鹿、政权更迭如走马灯的时代，一位女性政治家以卓越的远见和坚韧的实践，将岭南一步步引向国家统一的轨道。她就是历经梁、陈、隋三朝的冼夫人（513—602年）。
冼夫人出生于高凉（今广东阳江一带）俚人大族，自幼“贤明多筹略”，善于抚循部众，深得拥戴。她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从南北对峙走向天下一统的关键转折期。在这近一个世纪里，作为部族首领，冼夫人始终致力于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融合、推动岭南发展，可谓是主动融入“大一统”国家治理体系的典范。
归中央——于鼎革之际坚守国家统一
冼夫人身处政权更迭频繁的乱世，却始终将国家统一置于地方和家族利益之上，展现出对“大一统”政治伦理的坚定信仰。这在她一生中三次重大历史抉择中体现得尤为鲜明。
第一次抉择发生在梁朝末年。太清二年（548年），高州刺史李迁仕趁侯景之乱举兵谋反，派人征召冼夫人的丈夫、高凉太守冯宝。冼夫人敏锐察觉其中异样，力劝冯宝按兵不动，自率千余精兵以送礼为名奇袭李迁仕。李迁仕败走之后，她顺势率众北上，与后来成为陈朝开国皇帝的陈霸先会师赣石，为平定江南、稳定梁朝残局贡献了重要力量。此时的岭南，各地方势力纷纷拥兵自重，而冼夫人却选择了一条看似艰难却符合历史大道的路径——维护中央权威。
第二次抉择发生在陈朝。《隋书》载，广州刺史欧阳纥据州叛乱，为胁迫冼夫人就范，竟将其子冯仆诱至高安扣为人质。消息传来，族中人心浮动，有人主张妥协以保全冯仆性命，冼夫人却凛然道：“我为忠贞，经今两代，不能惜汝，辄负国家！”她不惧幼子安危，发兵拒守边境，把忠于国家置于骨肉亲情之上，配合朝廷大将章昭达内外夹击，最终平定叛乱。
第三次抉择发生于隋开皇九年（589年），隋灭陈，天下重归一统。隋军南下，岭南一时群龙无首，数千部众共同推举冼夫人为“圣母”。以她当时在岭南的声望和实力，完全可以选择割据一方，做偏安之主。但隋使出示陈后主所遗犀杖及信物后，她“集首领数千，尽日恸哭”——这一恸，既是对故国的深情告别，更是对天下大势的清醒判断。痛哭之后，她毅然派遣孙子冯魂率众迎接隋军总管韦洸入广州，岭南遂定。她晚年对子孙所言“我事三代主，唯用一好心”，此“好心”，正是超越一姓一朝之兴替、始终忠于国家统一的赤诚之心。
以上三次抉择体现了冼夫人在政治立场上的“归中央”，而她推动海南置崖州，则是在地理版图上对国家统一的实质性巩固。海南岛自西汉元帝罢弃珠崖郡后，近600年来游离于中央管辖之外，当地俚峒部落“各立酋帅”，彼此争斗。《隋书》载，冼夫人以其崇高威望，“自岭表至南海，皆供其调度”，使“海南、儋耳归附者千余洞”。归附之后，她并未将诸峒视为私产，而是于梁大同年间请命于朝，推动朝廷在海南设立崖州，委派官吏，编户齐民。这是自西汉以来中央政权首次在海南恢复正规行政建置，结束了该岛“域外之地”的历史。此举不仅从政治上巩固了海疆，更为后世历代中央政府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奠定了深远的历史根基。
和百越——以和合智慧促进民族交融
岭南自古为多民族聚居之地，俚、僚、汉等族杂处，部落之间常因世代仇怨兵戎相见。冼夫人以“和辑百越”为核心理念，开创了民族融合的和平典范。
这种融合格局的开启，首先源于冼夫人自身在婚姻与礼法上的率先垂范。梁大同初年（约535年），罗州刺史冯融闻俚族冼夫人贤明有才干，为其子高凉太守冯宝纳聘。这场婚姻远非简单的政治联姻，而是汉俚两族深度交融的标志性事件。作为俚人世代尊奉的女首领，冼夫人嫁入汉家后，要求族人尊重和学习中原礼法。每逢重大节庆，冼夫人与冯宝并坐理事，既依俚俗又循汉制，两族百姓耳濡目染，族群界限逐渐消融。在此示范下，汉俚通婚日渐增多，语言和风俗相互融合，为岭南社会树立了跨越藩篱的标杆。
打破族群隔阂的同时，冼夫人又以公正和信义化解了长期困扰岭南的部落仇杀。其兄冼挺恃强凌弱，多次率部侵掠周边郡县，引发连绵不断的部落冲突。冼夫人深明大义，晓以利害，反复劝说其兄停止征掠，“由是怨隙止息”。她巡行诸峒时，常召集各族首领集会宴饮，面对积年宿怨，不是以武力压服，而是以“信义”调解，使彼此仇杀数十年的部落最终握手言和，海南、儋耳千余洞首领因此“归附”其麾下。更为可贵的是，她主张，凡有犯法者，无论亲疏远近，一视同仁秉公处置。这种以公正法律取代血腥复仇的做法，既有效保护了普通百姓的切身利益，也使各族心悦诚服，由此建立起超越血缘和族群的公共治理秩序。
这种融合之道得以持久深入，还在于冼夫人秉持了“和而不同”的包容理念。她一方面积极引入中原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礼法制度，另一方面充分尊重俚人世代相传的生活习俗、社会组织形式和酋长权威，善于在“俚俗”与“汉制”之间找到平衡点。这种以尊重为前提的整合，既避免了因文化冲突引发大规模反弹，又通过长期的经济往来、通婚联谊和文化交流，潜移默化地增强了各民族的共同认同，最终形成了“汉俚共处、互信共生”的和谐格局。
兴岭南——以务实举措推动区域发展
冼夫人不仅善于推进政治整合与民族融合，更是一位实干兴邦的治理者。她深知，岭南要真正融入国家体系，仅靠政治归附和文化融合远远不够，还必须让百姓的日子好起来。数十年间，她从生产、经济、文教诸方面入手，极大地推动了岭南社会的全面进步。
生产技术的革新，是冼夫人推动岭南开发的起点。当时岭南大部分地区仍处于“刀耕火种”的原始耕作阶段，冼夫人从中原引进牛耕和铁制农具，推广选种、施肥、兴修水利等技术，彻底改变了这一面貌。在海南，她深入乡村山峒，指导民众因地制宜发展坡地旱作。与此同时，她组织越人移民跨海入岛，不仅充实了海南人口，还传授纺织、制陶等手工业技术，有力促进了当地制造业的发展，使生活物资自给能力大幅提升。岭南百姓从食不果腹逐步走向仓廪充实，这为后续的文明进步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与经济生产相配套的是制度化的经济互助机制。冼夫人深谙“仓廪实则知礼节”的道理，建立了官仓储备体系。官仓所得收益主要用于调节租税、修桥铺路和救济贫弱，形成了良性循环，在灾荒之年有效避免了因饥饿引发的社会动荡。她还利用高凉滨海之地的地理优势，亲自部署力量肃清沿海盗匪，保障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安全。一时间，番禺、高凉等港埠商船往来不绝，岭南与内地及东南亚的贸易日益繁荣，为区域商业经济的长期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物质进步的基础上，冼夫人将目光投向更长远的文教与法治建设。她深知安民必先教民，与丈夫冯宝一道依据中原律法裁断民间争讼，使百姓遇事有法可依，而非诉诸武力私斗。同时，她大力鼓励俚人子弟学习汉字和儒家礼仪，以教化移风易俗。史载其治下“华夷感敬，称为大化”——汉族与少数民族皆被感化，无不敬服其德政，岭南社会由此从蛮荒之地迈向了文化昌明的新阶段。
冼夫人用一生践行了“唯用一好心”的承诺。这份“好心”，是忠诚于国家统一的赤子之心，是促进民族和合的包容之心，是惠泽民生的务实之心。正因如此，周恩来赞誉其为“中国巾帼英雄第一人”。千余年来，岭南民间世代感念其德泽，今日仍盛行的军坡节，便是民众对她最深切的缅怀。她从乱世中走来，将岭南带上了一条归中央、和百越、兴岭南的正道。这些跨越千年的历史经验，为今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边疆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宝贵的精神滋养。
（作者系海南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