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珠江南岸的康乐村，绿树成荫，与风景如画的二沙岛隔江相望，原是岭南大学的校址。1952年院系调整后，中山大学迁校于此，校园沿用旧名，仍称康乐园。
我于1953年秋季考入中山大学历史系，成了康乐园里的一颗幼苗。四十多年过去了，自己虽谈不上成材，但师长们灌溉之劳、润物之恩，总是难以忘却的。至今依然记得，在当年那个简朴的迎新会上，系主任刘节先生郑重介绍：“我们系里拥有中古史两位大师：陈寅恪先生和岑仲勉先生，他们都是著作等身，满门桃李。二老同系任教，是全体师生的光荣。”随后断断续续听到一些来自师兄、师姊们的传闻，才知道“二老”一盲一聋，但却具有非凡的智力。于是，在光荣感之外，又增添了几分神秘感，至于“二老”的学问如何博大精深，则还茫然无知。
按50年代的教育体制，升上三年级可选修专门化课程。1955年至1956年的隋唐史“专门化”,分别由“二老”执教：陈寅恪先生讲“元白诗证史”,岑仲勉先生讲“隋唐史”,前一门课在陈宅听，后一门课在教室听。当年“二老”均达高龄：寅恪先生六十六岁，仲勉先生七十一岁，都是祖父辈的长者了。
寅恪先生的名著《元白诗笺证稿》,是一部忧患之书，草创于烽火连天的40年代，直至他“无端来作岭南人”之后，才于1950年在广州问世。初版是铅印线装本，定价五元。对每月伙食标准十二元五角的大学生来说，确实难以购置。幸好1955年上海文学古籍刊行社重印此书，寅恪先生即分赠选修诸生，人手一册，作为教材。在他的学术构思中，《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是法制史，《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是政治史，《元白诗笺证稿》则是社会史，“三稿”组成唐史研究的完整系列。至于书名命意，寅恪先生曾经夫子自道：“我作的三本书都叫稿，就是准备以后还要改。”真是说到做到，他讲白居易《新乐府·陵园妾》中“三岁一来均苦乐”,涉及唐代京官迁转之制，叫学生在书上增补两句，进一步充实史源：“可参白氏长庆集〔新授左拾遗〕谢官状。奏陈情状及〔新授京兆府户曹参军〕谢官状。”到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新一版印行时，“附校补记”已长达万余言了。寅恪先生讲课，坐在藤椅上，拄着那枝从云南蒙自带来的黄藤手杖，诚如他的自咏：“独倚一枝藤，茫茫任苍昊。”引据繁富，论证精详，自不待言。有时，也用自己的经历来印证史事。例如，在讲《时世妆》即“摩登之妆束”时，他追忆起1913年在巴黎观剧，忽见观众中有位女郎备受关注，原来她的秀发染绿，成了人丛中独具一格的“花魁”。讲《立部伎》述百戏“跳七丸”之句，他说起1944在成都观出土唐砖上的跳丸刻像，友人初数仅有六丸，寅恪先生举白氏诗句，再数果得七丸。无论讲课还是著书，他都给人留下思细如发、达于无间的深刻印象。
院系调整之后，寅恪先生没有指导过历史系学生写毕业论文。但在岭南大学任文、史两系教授期间，则担任过论文导师。1950年6月15日，他为中文系学生的学位论文《李义山无题诗试释》写过一段三百多字的评语(原件存中山大学陈寅恪纪念室),全文如下：
李商隐“无题诗”自来号称难解，冯浩、张尔田二氏用力至勤，其所诠释仍不免有谬误或附会之处。近有某氏专以恋爱诗释之，尤为武断。此论文区分义山“无题诗”为三类，就其可解者解之为第一、第二类。其不易解者则姑存疑，列于第三类，守不知为不知之古训，甚合治学谨慎之旨。其根据史实驳正某氏之妄说，诚为定论。又于冯、张二氏之说，亦有所匡补。近年李赞皇家诸墓石出土，冯、张二氏大中二年义山巴蜀游踪之假设，不能成立，“万里风波”一诗始得有确诂。此关于材料方面今人胜于前人者也。唐代党争，昔人皆无满意之解释，今日治史者以社会阶级背景为说，颇具新意，而义山出入李、刘(牛),卒遭困厄之故，亦得通解。此关于史学方面今人又较胜于古人者也。作者倘据此二点立论，更加推证，其成绩当益进于此。又第二类中仍有未能确定者，此则材料所限，无可如何，惟有俟诸他日之发见耳。
真是大手笔，评语包含着对学术史的回顾和展望，熔诗论与方法论于一炉。其重点不在“评”而在“导”,即引导学生如何在“材料方面”和“史学方面”去超越前贤。这是金针度人的陈寅恪式“评语”,既有学术鉴定，又有学术规范，我认为这样的高标准，至今依然可供学士、硕士、乃至博士的导师取法的。
50年代中期，康乐园里还颇重师道，贺岁之风未歇。1956年春节，我们四个选修生一起去陈府拜年。师母盛情招呼大家品尝“冬果”(广州过年特制的油炸面食),过一会寅恪先生才出来。接受致贺之后，他逐一询问各人的籍贯，以及家乡有何物产。当时只觉得是家常闲话，过后回想起来，犹如经历一场有关土产物俗的测验，只愧自己对“乡情”所知太少了。陈府每年张贴的春联，都是寅恪先生自制、师母书写的。这些联语，并非应景之物，按其意图来说，简直就是陈寅恪的年度宣言。可惜无人留心抄录，以致没有一部《金明馆楹联集》传世。尽管完璧不可求，遗存下来的三联，已经相当耐人寻味了。请看1955年春联：“万竹竞鸣除旧岁，百花齐放听新莺”;1957年春联：“野老已歌丰岁语，暗香先返玉梅魂”;1964年春联：“丰收南亩春前雨，先放东风岭外梅”。这些雅人深致的话语，古色古香，旧瓶新酒，蕴涵着一位冷眼旁观的智者的心声。到了60年代初，尽管撰联标门一如既往，但寅恪先生已经完全谢绝拜年，从此庭院深深，历史系师生便罕到了。如此自我封闭，口头上的理由是遵“老者安之”的古训，实际的思绪则凝结在他的诗作中：
北风凄紧逢元旦，南亩丰登卜甲辰。闭户高眼辞贺客，任他嗤笑任他嗔。
晚年“闭户”的陈寅恪，常常以“衰殊野老”自况。他对苏东坡贬谪黄州之后，自元丰四年(1081)至六年每逢正月二十必赋的同韵七律，情有独钟，不仅用作春联集句，甚至还引进自撰年谱《寒柳堂纪梦稿》的弁言中。坡翁这三首分别以“断魂”、“招魂”和“返魂”作结的“野老诗”,为何在寅恪先生心中频频激起共鸣，尚待进一步研究。至于他摘引过的诗句，则不妨列举备考：“事如春梦了无痕”、“九重新埽旧巢痕”、“暗香先返玉梅魂”。其着意之处，当有“今典”在，不止是一般“怀旧”而已。
寅恪先生的晚年心境，确实一片悲凉。在呕心沥血的《柳如是别传》完稿之后，“心史”虽成而心事未了，他于1965年秋季竟写下这样的诗句：“纵有名山藏史稿，传人难遇又如何。”绝学失传，这就是七十六岁“文盲叟”的真正悲哀。按科班意义而言，我并不算他的“入室弟子”,只是受业一年，略亲謦咳而已。但从道义上说，总觉得有一种无法补偿的负债感，久久梗在心头。此情无计可消除，我只能衷心祝愿：“义宁之学”自有后来人!
岑仲勉先生是另一种风格的长者。此“老”不同彼“老”,有他自己的话为证：“竞病之学，少即不近，诗家之鸣者多怨愤若柔婉，余持达观，又躁率，宜乎凿柄也。”(《读全唐诗札记》前言)。照我看，“达观”是实，“躁率”是谦，仲勉先生的为人，十分可亲可敬。他似乎蓄意不沾“殊遇”之边，家住市区，往返费时，竟拒绝学校派专车接送，宁愿挤公共汽车来康乐园。一身唐装布鞋，左上口袋挂个旧式怀表，右下口袋放包“白金龙”牌的中档卷烟，每次都是提前来到课室，边抽烟边与学生闲聊。谈笑风生，甚至自我调侃，说出版社登门约稿，预支稿费是逼他“老大嫁作商人妇”,推上“花轿”了。岑老乡音(粤语)甚重而坚持说普遍话，担心听者难懂不得不勤于板书。手已微颤，两节课还是写满一黑板的人名、地名、官名。在我心目中，仲勉先生没有丝毫精神贵族的气味，他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平民学者”。
岑老人到中年才开始学术生涯，在学生面前一再戏称自己“半路出家”。这当然是有来历的。他早岁就读于北京高等专科税务学校，后来长期在财政、税务、邮政部门供职，30年代初投身教育界，才从职员变成教员。多年理财的实际锻炼，养成办事不厌其烦的好习惯。真的，没有苦干实干的精神，要校注《元和姓纂》、考证郎官石柱题名、辑释唐人行第，谈何容易。对有唐一代，仲勉先生可说是正史熟、文集熟、金石也熟，因而，一题到手，八面来风，左右逢源，令人叹为观止。可惜，在当年那种名为“以论带史”、实则“以论代史”的风气下，包括我在内的学生，对岑氏之学的精微之处，仅仅限于观赏，是完全学不到手的。
仲勉先生深知学术为天下之公器，提倡朋辈、师生之间可以“争鸣”,并且身体力行。他对唐代的历史和文化，有不少见解与寅恪先生相左，各持一说。“二老”相识多年，两度同事，但仲勉先生并不掩饰分歧，总是在讲课时一一挑明。据我粗略统计，当年用作讲义、后来公开出版的《隋唐史》,与“陈氏”商榷之点，就多达二十三四处。不解其意者，认为大可不必，甚至埋怨此“老”对彼“老”未免太过分了。至于仲勉先生本人，却十分坦然，宣称“我的看法，讨论与友谊，应截然划分为两事也。”(《岑仲勉史学论文集》,第305页)
仲勉先生平易近人，没有“权威”架子，因此，学生也就敢于私议，甚至宣泄某些微词。例如，有人认为他尽管文献如数家珍，理论思维则完全是门外汉。这样的误解，当然带有时代的烙印。其实，仲勉先生并不排斥概括，在著于1937年的《唐集质疑》中，他就对郡望问题作过卓越的观察：
唐世习称郡望，弗重里居，迨五代离乱，人口播迁，郡望之别就湮，古籍之邦是举，由是李姓者唯号陇西，王姓者只知太原，俗与世移，本不足怪。奈攻学之士，昧于掌故，徒抱现代之观点，尚论古代之民风，弊遂至于格格不相入，学之与用，判然两途，非廓清而沟通之，终无以致学术于光明，且徒耗学子之脑汁也。
立论如此富于历史感，试问没有“理论思维”,怎能说出这席话来!
岑老一贯要求学生要重视基本功的训练。对扎根未深而醉心“高空作业”,他是敲过警钟的。在《中外史地考证》前言中，即指出“专之过早的毛病”:
记得弱冠时朋辈论学，开首便以专哪一经、四史中专哪一史为问，然而刚能独立研究，基础未厚，即便进入专的途径，论求学程序，似乎是躐等的。清代研究家很少能够全面展开，这恐怕是专之过早的毛病吧。试看名学者如王高邮父子、德清俞氏，他们的著作都是兼涉群经，成绩辉煌，相信他们的学习，不是开始便专于一部的，史地也不能例外。
以上云云，语气相当婉转，类乎“劝世良言”。其实，在课堂上他更开诚布公，是严厉批评过“专家无常识”的。当今“泡沫学术”颇行其道，“精品”满天飞，“文化快餐”也几乎连锁化了。“躁率”的仲勉先生如果健在，不知他还有什么话要说呢。
岑老于1961年谢世，作古已经多年。他从学术反思得来的上述那番告诫，却如此新鲜，似乎是为“跨世纪”的学人而说的。环顾饱经沧桑的康乐园，四季常青的巨榕依然根深叶茂，对“树人”的事业来说，这岂不是一个无言的启示。
1998年5月写于中山大学
来自：《学林往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