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入大学的年代正是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华，并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时候，北平的大学不是改变性质成为敌伪大学，如伪北大，就是与英美有关而被封闭，如燕京大学。只有辅仁大学因为是德国教会主政的大学，而德国是轴心国，与日本是盟友，自当给点面子，所以成为一所形式上独立的教会大学。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都向往入辅仁，许多知名学者纷纷应聘执教于辅仁，尤其是校长陈垣教授颇能礼贤下士，所以当时文史方面可说是名师毕集，那个时期的辅仁大学称得上是鼎盛时期。我刚入学就受到名师效应的困扰，不肯放弃受业于名师之门的机遇，但又被每学期选课学分所限，只好分先后选自己喜欢的课程。四年中，我选读了许多由名师讲授的课程。虽然我因努力不够，没有达到高徒的水准，但是这四年的修业却使我一生受用不尽。有几位名师对我的教诲之恩也是终生难忘的。

一  童颜鹤发的系主任

我入校后第一位遇见的名师是张星烺(亮尘)教授，因为他是历史系主任，选课单必须拿到他办公室去请他签字。他童颜鹤发，慈眉善目，据说他中年时就已如此，有一次乘胶济路火车去青岛，张宗昌的兵看他须发皆白居然让座位给他。其实那时亮尘师尚未满四十岁。后来援庵师曾调侃他鹤发童颜，连张宗昌的大兵都被感动了。他虽然苏北口音很重，但亲切的问语常常使学生紧张的神经很快地松弛下来。原来高山仰止的名教授就是如此平易的普通人。亮尘师是位有传奇色彩的名人，据说他是理科出身，先学采矿，后在德国学化学，因患肺结核在青岛养病。亮尘师的父亲张相文先生是著名地理学家，中国地学会的创始人之一，家富文史藏书。亮尘师利用养病的时间，博览家藏，以他聪颖天资，加以家学的长期熏陶和相文先生的劝导，便转而研究历史，很快遍读正史和重要史籍，达到了较高的史学造诣。他具有多种语言基础，就发挥其优势，致力于中西交通史的研究，翻译了《马可·波罗游记》,辑著了多卷本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为研究中西交通史的学者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他自己也在这一过程中成为声名卓著的中西交通史专家。从此，他就以史学教授终其身。他除了开设《中西交通史》课程外，还开设《宋辽金元史》。由于他中西淹贯，文理交融，所以听亮尘师的课比较难，有时英、德、法语的语词会同时出现于黑板，乡音又重而快，笔记很难记全，需要课后互相对证才能大致完整，但是考试比较容易过关，只要熟读讲义和笔记就可以得高分。他写的文章不多，所以在他身后总让我感慨他未能充分发挥他的才华。

二 读已见书斋主人

余嘉锡(季豫)老师是我第二位接触到的名师，因为我选修的目录学是中文系一年级的课程，余师既是授课老师，又是中文系系主任，所以从历史系出来就到中文系。我震于季豫师的声名没有敢面对，而是请助教朱泽吉先生签个字就离开办公室。我正式瞻仰到季豫师的风采，是在他第一次上课时，当时他已年逾花甲，但仍然精神矍铄，了无老态。

季豫师非常严肃，不苟言笑。他的课讲得好，虽有湖南乡音，但口齿清晰，手不持片纸而滔滔不绝，侃侃而谈，如数家珍，使人若饮醇醪，陶醉于这门形似枯燥而内涵丰富的学术领域之中。这门课规定以《书目答问》为基本教材，季豫师要求我们准备《书目答问补正》作读物，分二年按四部循序讲授。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书目答问补正》这个书名。当时，我幼稚得以为由此就可以进窥古典目录学的堂奥。孰知展卷一读，只是一连串鳞比栉次的书名，彼此毫无关联，读之又枯燥乏味，昏昏欲睡，但还是硬着头皮通读一遍。但久久不得其门，遂求教于先生。先生告我通读一过，注意字里行间，并嘱以姓名、著作为序反复编三种索引即可掌握其七八。归寓试作，果如所言。他主张学术当追求本原，如要查李贺的诗就应去查《艺文类聚》等书。他诲人不倦，要求甚严，亲自批改作业，即使细微处也用红笔标出，甚至打叉。至今我所保留的作业上还有先生的批语。遇有问学，虽无长篇大论，但一点一拨，即可祛除迷雾。他解答学生疑难，不仅能指教读什么书，还能告知在几册几卷。他要求学生非常严格，有时还面斥其非。有一次期末考试，我得了个“B”,我当时基本上靠奖学金生活，所以非常注意成绩高下，就斗胆到中文系去问余师，措辞婉转，以请求指点不足为借口，孰知余师一眼看透，直指其非说：“我读了半生的书，只得了半个‘B’”,我一看势头不对，敢紧唯唯而退。后来高年级同学相告，余师给个C就很难，最高给分就是“B”,已经很可贵了。我深悔自己的鲁莽。

季豫师并不像一些学者那样以杂乱自喜，而是字必恭楷，行必矩步。藏书井然有序，随用随还原处。这对学生也是一种身教。他博学而不猎奇，曾读书五千余部，自题书房名“读已见书斋”,语虽平淡而意义深远。这是针对当时有些人的矜奇夸秘，以获读人所未见的孤本残篇为荣的时弊而发。人所未见书本身有一定的珍贵价值，但若只以标榜和垄断奇书为独得之秘，而弃常用书不读，那就如陈垣老师所批评那样：“舍本逐末，无根之学”,所以，余先生用读已见书来表示对时弊的不屑。抗战时，曾愤日军残暴，乃取陶渊明《桃花源记》立意，改题为“不知魏晋堂”。读已见书谈何容易，中国的已见书量大，门类广，敢以读已见书名书斋，亦可以想见先生的自信，而从先生的著作中又可看到他是如何博观约取的。要想做到读已见书，纵然皓首穷经，也颇有难度，但它启示后学一种读书门径，而我几十年的学术生涯正是遵师教在这条学术道路上努力前进，只是自愧没有做好!

余先生著述宏富，有《四库提要辨证》、《世说新语笺证》及《余嘉锡论学杂著》诸作，而以《四库提要辨证》一书最为学术界所推重，并以此被称为近代古典目录学大师。《四库提要》由清代目录学家纪昀总纂，是中国古典目录学名著,余先生从十七岁开始读《书目答问》和《四库提要》,日夜不休，遇有疑问，就查书考证，并记录在书的天头上。以后读书每有所得，随时修改，密行细字，书的四周上下空隙，几乎朱墨淋漓至不可辨认，则另换一册。历经三十余年，这类积稿，据余让之老师(季豫师之哲嗣)告之，殆有二十余册。他非常推崇《四库提要》,自承：“余之略知学问门径，实受提要之赐。”并认为这是“自《别录》以来，才有此书”。他对提要的不足之处也持一种客观公正的态度。他萃一生之精力完成《四库提要辨证》二十四卷四百九十篇，并以这部“掎庶利病而为书”的著作，承担了纪氏诤友的重任。这部书对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学、文学、哲学及版本目录学等都极有参考价值。抗战初起，先生深惧手稿散佚，“乃取史子两部写定之稿二百二十余篇排印数百册，以当录副。”1937年至1952年，先生又增写二百六十余篇，并依提要原目次重加编定，题名《四库提要辨证》。1958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1980年，中华书局又改正错字，标点重排，印成四册出版，流传于世。

1956年2月11日，己未年除夕，先生以久病辞世，享年七十二岁。哲人其萎，天夺我师!如果允许学生向老师进私谥的话，我愿尊为我奠定学术基础的余嘉锡老师为“读已见书斋主人”,而把读已见书作为终身的治学指南，并时时鞭策自己，不断地力行以无负于余先生的身教与言教。

三 为“智者不为”的智者

我在入辅仁大学前就读过陈垣师的《史讳举例》等专著,用过《二十史朔闰表》。虽然对著者心向往之，但一直没有瞻仰风采的机会。真没有想到，当我升入大学二年级时，竟然有幸面受当时学术界号称二陈(另一是陈寅恪先生)之一的陈垣师的教诲。近年有些人不对“二陈”的学术进行研究评论，竟以援庵师靠近政治为逊寅恪老一筹，实非确论。援庵师历经国运艰难，最后看到自己所向往之情景，毅然有所选择，正如其治学之严谨态度。士各有志，何得以此而有所轩轻。后学以一孔之见妄议前辈，诚难苟同。那时，陈垣师已年逾花甲，但依然精神矍铄。我应算是他的晚期弟子，在学期间曾先后听过陈师讲授“中国史学名著评论”、“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和“史源学实习”等课程。

陈师学问的广博深厚，久为学术界所公认。他自谦是“专重考证，服膺嘉定钱氏”。这只是表明他从乾嘉清学入手，具有坚实功底，而并非其学问的极致。从他在抗战时期的一些著作看，可以证实他是从专注文献达到阐发思想的高度的。他的短篇札记如《书全谢山与杭堇浦论金史第四帖子后》及《书全谢山先侍郎府君生辰记后》等篇都是借题发挥来表达爱国之情的。他在40年代所写《明季滇黔佛教考》和《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二书，明言道佛，实抒胸怀。而于字里行间可约略得其微言，如前篇说：“明季中原沦陷，滇黔犹保冠带之俗”,后篇更慷慨其词说：“呜呼!自永嘉以来，河北沦于左衽者屡矣，然卒能用夏变夷，远而必复，中国疆土乃愈拓愈广，人民愈生而愈众，何哉?此固先民千百年之心力艰苦培植而成，非幸致也。”1957年，陈师在为二书重印所写后记中就明确地揭示出写二书的真实意图。写滇黔佛教是为表彰明末遗民的爱国精神，民族气节；写南宋初河北道教是因河北相继沦陷，自己又备受迫害，所以要阐扬这些抗节不仕的道士，以表明自己隐于教会大学的私衷。这才是陈垣师“专注考证”的真谛所在，而最为集中表达这种真谛的专著莫过于《通鉴胡注表微》。陈师辑胡注精语七百数十条，引书二百五十多种，详加考证而撰为二十篇，借胡三省的慨叹议论，抒自己肺腑的爱国热诚。此书之成，虽示后学以考证抉微的窍要，实则为陈师的一部思想专著。他写论文或专著都很注重选题，题目用字尽量求精练，如早年撰《元代也里可温考》,几经推敲，认为“代”字为辞费，遂定名为《元也里可温考》。他于史推重赵翼，于诗则钟爱陆游，曾自撰一联：“百年史学推瓯北，万卷诗篇爱剑南。”

陈师不仅是位大学问家，还是一位大教育家。他以大学校长之尊，仍然像普通教授一样，担任几门课程，达到现在一般教师满工作量的标准。他教学极其认真，一丝不苟，而且深谙教学方法。他授课时不像有些知名学者那样，天马行空，不着边际，也不炫奇逞博，使学生感到高不可攀；而是踏踏实实，循循善诱，使学生由浅及深，自然地走进学术之门。当时一些有名教授不大喜欢批改作业，陈师则认真仔细地批改，他曾在我的一篇作业上批改过几个错别字，其中有一个“本”字，我不经意地在一直下面随手往上一勾，写成一个“本”字。陈师就在这个字旁打了个叉，并加眉批说：“本无勾”,时经半个世纪，我每写“本”字时，还格外注意，犹如陈师仍在耳提面命。他布置作业只发一张红格作文纸，多写不成。我曾耍过小聪明，在一行格内写成双行小楷，结果被发回重作，并告诫我：只有能写小文，才能放开写大文章。陈师还和学生一起写作业，然后把自己的和学生的作业并贴在课堂墙上做比较性示范，使学生们不仅叹服陈师功底之深厚，也从中学到如何写考据文章的法门。援庵师常教诲我们：“一篇论文和专著,完稿后，不要急于发表，要给三类人看：一是水平高于自己的人，二是和自己平行的人，三是不如自己的人。”他自己写稿也往往四易其稿。后来我从实践中认识到只有如此，才能从不同角度得到反映来修改以减少错误。他也常提醒其他教师要一面教书，一面读书，一面著述以提高教学质量。

大学者往往不屑做为他人服务的学问，包括像编工具书这样的重要工作，甚至某些号称学者的人也以编工具书为小道，不仅不屑为，还歧视甘为人梯的学者。陈师则不然，他把“工具”提到与“材料”、“方法”共为治学三大要件的高度，不为俗见所扰，深刻地指出“兹事甚细，智者不为，不为终不能得其用”的道理，足以振聋发聩。以他这样一位智者，甘愿去为“智者不为”之事，实在难得。他更身体力行地亲手编制过《中西回史日历》和《二十史朔闰表》等等嘉惠几代学者的大型工具书。这种精神也影响了他的学生。就以我为例，我的一点微不足道的学识，视陈师的学术造诣诚若小溪之望大海，唯独于工具书一道，我一直奉行师教不辍。我曾历时二十余年，中经艰难的年代，重写被毁手稿达数十万字，终于撰成《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呈献于学术界，虽不能达到陈师水平的高度，但自以为唯此一点，尚可称无负师教。

陈师待人诚信可敬，对学生要求严格，但并不疾言厉色。我在大学四年中只有一次惹他老人家生气。那是一次迎新会，我因是班长而主办会务。有一位同学名徐福申，是徐树铮之孙，人很聪明，摹仿能力很强。当时为我们授课的有许多位知名学者，他们在课堂上都各有方言口头语和某些习惯动作。徐福申和我就夸大摹仿这些，编成一段相声演出，其中也包括陈师漫步讲台，以手抓须的习惯动作，结果引起哄堂大笑，我和徐福申为此得意非凡。不料第二天，我俩被传唤到办公室，受到了陈师一次严厉的批评，大意是以嘲弄别人取乐是不道德的，何况是老师，不懂得尊师是做不好学问的。我们知错认错，又分别向有关老师道歉，才算过了关。陈师虽然严厉，但从不抱成见，对我们这类不安分的学生也不视为朽木不可雕也，照旧教诲不倦。事隔五十多年，我每当想起这件事，总感到对那些浇灌我们成长的恩师们所做的恶作剧是残酷的而深深地内疚。

在临毕业那年，我把读高中时在陈师《史讳举例》一书启示下仿作的《汉唐改元释例》一文的文稿恭恭敬敬地用墨笔小楷誉清，诚惶诚恐地送请陈师审正。他没有计较我过去的调皮行为，同意我把它作为毕业论文的初稿。我在陈师的亲自指导下认真修改，终于成为被陈师认可的一篇毕业论文。我一直非常珍惜此文，曾手写两个副本。所以，虽经“文革”之火，仍能幸存一稿。直到四十多年后，在陈师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纪念会上，我才原样不动地作为一个曾经耗费过老师心血的学生习作奉献给陈师，后来又承会议收入纪念文集，留下了师生情谊的可贵记录。

为了纪念大学这段我一生中最值得留恋和怀念的历程，我利用一次送作业的机会，送去一把洒金笺扇面，要求陈师赐字以作纪念。就在毕业论文口试那天，陈师告诉我到他的兴化寺街寓所去谈谈。我遵嘱到后，陈师指点了一些读书、治学的方法。临别时，从案头拿起经我要求而写好的扇面给我做毕业纪念。我当时对这位年近古稀、声名卓著的老师如此用情非常感动。回家以后，展读内容，发现这是陈师自己所写的一段小考证，全文是：

曾南丰：《徐孺子祠堂记》引《图记》言：晋永安中于孺子墓碑旁立思贤亭，至拓跋魏时，谓之聘君亭。孺子墓在江南，与拓跋氏何涉?南丰盖以此语出《水经注》,元文“至今”,故改为至拓跋魏时。然《水经注》文本引自雷次宗《豫章记》。所谓“今”者，指宋元嘉间也。南丰文有语病，不能为之讳。

全文虽然只有一百零六字，但却使我感到陈师用心之深，不仅可从中领会到读书、治学的门径，还很有针对性。因为我在青年时读书的最大毛病是贪多图快，对先贤盲目迷信。陈师在授课时曾多次指出读书要能疑、致思、得理，而我却改进不大。这次临别赠言又是一次言教。曾巩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有深通目录学之称，无疑是个大名家，但名家也有错的时候。陈师从拓跋魏的辖境与孺子墓在江西的矛盾中，始而疑曾文有误，进而思其致误之由，终而得其正确之理。他并不盲目迷信名人而为之讳。陈师读书、治学之绵密谨严，于此可见。这一赠言对我后来的读书、治学确是起了座右铭的作用；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在此扇面恰恰满了二十周岁的时候却险遭不测，幸而被埋压在抄家翻乱的群书堆中而残存下来。直到扇面的三十周岁的时候，我方有机会请人把它装裱出来，作为我的重要财宝而珍藏。

几十年的岁月飞快地流逝，陈师为“智者不为”的智者形象在我的心上却更为清晰、高大。我多么企盼有更多像陈师那样的大学者肯于做为“智者不为”的智者，尽心竭力地去做些“兹事甚细”的研究撰著工作。让我们的学术研究摆脱每一次都从零起步的艰辛，让莘莘学子在进入学术之门时“能得其用”。

来源：《学林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