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战略是美国国家战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进入19世纪，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推进和世界市场的逐步形成，全球大国间的竞争不断由陆地向海洋延伸，海洋日益成为国家力量投射、资源配置与国际秩序塑造的重要空间。19世纪末期以来，美国为谋求并巩固海洋霸权，其海洋战略几经调整。一部美国的海洋战略演变史，是一部利用“航行自由”包装霸权政治，以建立排他性海洋联盟的规则操控史。

转入海洋竞争，谋求全球海洋霸权

美国自建国初期至19世纪中叶，限于国力，当时的海洋战略主要是为美国的独立、国内经济发展以及自己在北美大陆的领土扩张服务。这一时期，美国在一定程度上遵循华盛顿总统《告别演说》的对外原则，刻意避开旧大陆纷争，在海洋安全上实施“以陆制海”的近海防御战略。

到了19世纪末的“镀金时代”，美国经济体量急剧膨胀导致国内产能严重过剩，在“边疆闭合”与经济危机的双重倒逼下，亟须向外拓展商品市场与投资空间。在此背景下，美国海洋战略学者马汉出版《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等著作，其提出的“海权论”为美国的海外扩张提供了理论依据。他提出，海权对国家兴衰影响巨大，其运转依赖三大支柱：雄厚的生产能力、庞大的商船体系、强大的海军及海外基地。受此理论影响，美国实施海洋战略转向。

1890年，美国通过《海军法案》，启动远洋进攻型大海军建设，开启“以海制海”的全球争霸。1898年爆发的美西战争，标志着美国“以海制海”战略付诸军事实战。借战胜老牌帝国西班牙之机，美国将加勒比海的古巴和波多黎各纳入势力范围，夺取关岛和菲律宾，并在同年吞并夏威夷。从地缘政治角度看，这是精心策划的占有“踏脚石”军事行动。为推进这一战略转向，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策动巴拿马独立并开凿运河，且攫取了对运河区的长期控制权。1907年至1909年，美国以16艘新式战列舰组成“大白舰队”，完成了世界海军史上首次大规模环球航行。武力展示是进行战略威慑，这次环球航行让欧洲传统列强和在日俄战争中获胜的日本看到，美国已具备跨洋部署并持续投送武力的强大能力。“以海制海”战略的实施呼应了马汉的“海权论”，标志着美国已走上谋求全球海洋霸权之路。

提出“海上自由”，确立海洋霸权地位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提出“海上自由”，并以此作为政治包装，大力扩充海军实力，力图打破英国的海洋霸权。

1917年，美国总统威尔逊为保护其商贸航道畅通，提出“海上自由”主张，后将其列入重塑战后世界秩序的“十四点和平原则”。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美国提议将“海上自由”写入《凡尔赛和约》，被全球海洋霸主英国否决。因为美国提出的“海上自由”并不像其宣称的那样，是一项反对强权、追求公理的政治宣言。事实上，威尔逊推动国会通过《1916年海军法案》，旨在建立一支“绝不屈居世界第二”的强大舰队，就已经暴露出美国海洋战略的霸权主义底色。美国在一战期间建立起庞大的跨大西洋护航体系。1922年，在华盛顿会议上，实力大增的美国以停止造舰竞赛为筹码，通过《华盛顿海军条约》使英国放弃长期坚持的“双强标准”，又通过《四国条约》拆散“英日同盟”，逐步确立起了美英主力舰吨位持平的海权格局。

第二次世界大战加快了美国攫取绝对海洋霸权的进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面对轴心国的两洋扩张威胁，美国于1940年7月通过《两洋海军法案》，迅速扩大了海军规模并加快了造舰速度。在大西洋战场，美国与英国联合作战击败德国潜艇部队，使盟军掌控大西洋制海权，随后的诺曼底登陆使美国两栖作战、远洋投送、两洋调度的能力大幅提升。在太平洋战场，美国海军又通过中途岛海战、莱特湾海战等战役，击溃日本联合舰队，夺取太平洋制海权。二战不仅摧毁了德、日等国的海上力量，也使英、法等国的海军元气大伤。到1945年二战结束时，美国海军的舰艇总吨位已超过世界其他国家海军的总和。同时，美国依托太平洋、大西洋和地中海的关键支点，建立起全球军事基地网。在战后的雅尔塔体系中，美国凭借其军事和政治实力，正式确立了全球性海洋霸权地位。

至此，从19世纪末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通过美西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三次重要战争，实现了从加勒比海到大西洋再到太平洋的几次跨越，控制了全世界的大洋，最终成为世界海洋霸主。

构筑“边缘地带”，扩张海洋霸权势力

冷战开始后，在美苏争霸的背景下，为占据欧亚大陆主导权，美国将其海洋战略与地缘政治理论深度嵌套，在空间维度和同盟体系上巩固了全球海洋霸权。

20世纪40年代，美国地缘战略学家斯皮克曼在修正麦金德“心脏地带”学说的基础上，提出“边缘地带”理论，断言“谁控制了边缘地带，谁就能统治欧亚大陆”。美国为遏制欧亚腹地大国的崛起，极力掌控环欧亚大陆的沿海边缘弧带。在欧洲大西洋方向，美国主导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将其海洋防御与威慑前线推进至波罗的海、黑海与地中海沿岸。在亚太方向，美国国务院顾问杜勒斯据此理论提出“岛链”的战略构想。美国通过《美日安保条约》《美韩共同防御条约》等一系列双边条约，编织“旧金山体系”。通过北约与岛链在欧亚大陆东西两端遥相呼应，美国织就了在海上封锁潜在竞争对手的弧形包围圈。

美国依据“边缘地带”理论还推行蓝色圈地运动，在资源与法理维度对苏联进行深层围堵。1945年，杜鲁门总统发表《大陆架公告》，单方面宣布美国对毗连海岸的大陆架海底自然资源拥有排他性管辖权，从而引发了世界性的蓝色圈地运动。从战略实质来看，美国此举是将其对“边缘地带”的掌控由海面延伸至海底，由单纯的军事防卫扩展为立体的资源抢占。美国借此引导西方阵营在欧亚大陆周边水域划定排他性管辖区，极大压缩了苏联获取海洋战略物资与向远洋投送影响力的空间。

1982年，为达到美国军工复合体独占深海矿藏的目的，里根政府拒绝签署《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而后却以国内法形式采纳了公约中对自身有利的条款——建立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美国这种选择性攫取公约红利却拒绝承担多边义务的做法，以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是“合则用、不合则弃”的典型反映，尽显霸道。

遏制发展中国家海权发展，维系海洋制度霸权

冷战结束后，美国海军于1992年正式提出“以海制陆”战略，明确将力量投送与影响力辐射至陆地。然而，随着广大发展中国家正当海权的日益发展，美国的绝对制海权面临重塑，正在向“以海制海”的海洋霸权战略回潮。

在这一新变化下，美国实施以武力威慑、规则垄断、话语包装、阵营对抗为主要特征的海洋制度霸权，利用区域海洋问题遏制发展中国家海权发展。一方面，美国通过任意定义“航行自由”，将其作为维系海洋制度霸权的军事辩护工具，并炮制出所谓“过度海洋主张”理论和“国际水域”等概念，将他国正当的领海基线、专属经济区安全管辖权污名化。

另一方面，美国将“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作为其维系海洋制度霸权的核心叙事。但其所谓的“规则”“秩序”不是以《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核心的国际法体系，而是由美国及其盟友基于自身利益构建的秩序话语，把对海洋规则的单边解释包装成国际规则，为一系列军事行动提供合法外衣。这种罔顾国际法并将国内法异化为实施“长臂管辖”政治工具的做法，是其维系海洋制度霸权的直接体现。

纵观19世纪末以来的百余年历史，美国的海洋战略经历了由“海权论”理念提出，到海军实力迅速提升，再到建立并维系综合制度霸权的复杂演变。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经济全球化高度依赖海洋安全秩序，那种依靠坚船利炮来垄断海洋、将海洋视为大国权力角逐博弈场的陈旧霸权思维只会导致灾难。面对共同挑战，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人类只有和衷共济、和合共生这一条出路。中国提出的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这一倡议，契合国际法精神、摒弃零和博弈与海洋强权逻辑，无疑为实现海洋持久和平与人类永续发展指明了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