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歆，法学博士，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研究方向：刑法学及刑事一体化、意识形态批判理论。
文章来源：本文发表于《天府新论》2026年第4期，注释从略。
摘 要：爱的算法化，是将爱转化为可执行的计算步骤：首先是界定输入变量、预设计算逻辑并处理输入信息，最终输出确定结果。其前置条件，依赖于商业和法律主义及性爱主义对爱的话语改装。现代婚恋算法自19世纪60年代萌芽，随着大数据技术、生成式人工智能和平台资本主义的发展步入数智时代，并凭借其对用户海量行为数据的相关性分析实现“又快又准”的婚恋匹配。然而其潜藏着深层危机：精准搜索与概率匹配消弭了爱的相遇所固有的偶然性，将其降格为参数配对的确定性游戏；算法规训下的用户资料设计和两性互动沦为表演性操作；海量的潜在对象制造的“选择过剩”表象瓦解了爱的韧性；爱的算法化潜藏着数字资本权力的隐性操纵。为了应对爱的算法化危机，“必须重新发明爱情”已然成为每一位爱者的革命性义务。在数智婚恋算法这位“全知大他者”的诱惑下，我们应有勇气成为“痴妄之人”，激进地坚持智力平等的解放性设定，以自身意志穿越爱情这片理性之光无法照彻的森林。我们须捍卫爱之相遇作为溢出日常符号坐标的“征兆”的本体论地位。奇迹式的相遇以偶然性开启爱情，但偶然性须经由持久的爱之实践驯服，转化为持存的真理构建。爱者应通过不竭的主体性实践，从中淬炼承诺、忠诚等恒常之物。
关键词：爱 算法 人工智能 拉康派精神分析 巴迪欧
一、引 言
资本主义瓦解封建制度的同时，建立了雇佣劳动制和劳动力市场，这使得人们获得“脱离熟人社会作为陌生个人而生活”和“决定要怎样去生活”的双重解放，进而产生了“为爱而婚”的社会风尚，即以爱情作为婚姻的主要理由。在解构主义破除了将“理想化的人类历史观”等超越生活本身的宏大思想观念视为人类存在意义唯一根据的认知范式后，根植于日常生活之中具有“内在超越性”的爱成为人类存在意义的新答案。如吕克·费希所言：“爱已是生活的中心，我们时刻想为所爱之人创造良好的条件，让他们获得最大的快乐、自由和幸福。”从热播甜宠剧到抖音情侣vlog恩爱展演，从流水线式的流行情歌到广告文案的情感营销，当代大众文化中弥漫的各类爱的话语似乎印证了费希等人有关爱已成为生活中心的理论论断。然而被奉为“好生活”答案的爱，其本身却是个人类理性无法射透的“黑箱”。正如汤显祖所言：“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牡丹亭》）爱虽扎根于现实世界，却是超越世俗法则的纯粹偶发事件，因而无法说清原因，一旦坠入爱河便会越陷越深。
面对爱这个难以捉摸的谜题，人们始终企图对其进行概念化把握，只为将这个不可言说之物拉入理性照射的范围。大众文化中充斥着大量阐释和指导爱情的文化产品便是明证：从大脑状态和神经递质的角度来解释我们为什么以及如何去爱的研究；各种可能存在的爱情关系的解释方案；学术书籍、脱口秀、流行歌词、互联网约会网站，以及婚恋自助手册中对成功的爱情条件、合适伴侣的描述；等等。面对爱的难题，人们不仅求助于专家话语，同时还在虎扑、小红书等社群平台上产生了集体化的“学习”模式，即将爱情拆解为身高、收入、颜值、家庭背景、职业、学历等量化指标，列表打分式的“相亲黑话”被奉为恋爱指南。歌词中“爱情是一个难题，我们一起学习”，已经从情侣相互学习共处之道演变为如何恋爱、如何挑选伴侣、如何应对伴侣出轨的理性计算。当人们将择偶标准拆解为可量化的数学语言，并在社群讨论中相互校准这些参数的权重时，实际上人们正试图构建一套算法化的爱情共识。晚近以来，在域外“爆火出圈”的Tinder、OkCupid、Meetic等婚恋算法平台意味着爱似乎已经被算法化，即爱可以被人类理性设计的计算步骤所精确计算。然而，笔者认为爱作为打破主体孤绝状态的“事件”，是一个突破既有符号秩序的例外性状态，爱的算法化注定无法成功。甚至爱的算法化尝试加剧了爱的危机：其一，婚恋算法通过精准的搜索筛选和概率匹配，消弭了爱之相遇的偶然性，将爱之相遇降解为参数匹配的确定性游戏；其二，婚恋算法指导用户进行的表演性互动，使爱面临沦为“可计算的表演”的危机；其三，婚恋算法提供的海量潜在对象给用户制造的“选择过剩”表象，消解了爱的韧性；其四，婚恋平台作为新兴的爱之场域，潜藏着数字资本权力的隐性操纵。曾几何时，法国剧作家莫里哀在其古典喜剧中多次以“智斗包办婚姻”为核心情节，揭露封建家长制下包办婚姻的荒谬。如今人们宣称“自由胜利，包办婚姻消亡，伴侣是纯粹创造”，但正如阿兰·巴迪欧在《爱的赞礼》中所质疑的：“何种自由？以何为代价？这是真问题——爱为表面的自由偿付了什么？”为了应对爱的算法化危机，“必须重新发明爱情”是每一位爱者（Lover）所应肩负的革命性义务。
二、爱的算法化的前置性操作：话语改装
作为解决爱的问题或任务的计算步骤，爱的算法化首先需要明确输入变量信息，进而根据预设的计算逻辑处理相关变量信息，最后输出明确的结果。如前所言，“爱”本身是一个突破既有符号秩序的偶然性事件，将之符号化甚至是符号化为数学语言，这本身就不具有可能性，进而也就无法明确输入相关变量信息，从而否定了其自身的逻辑前提。那么，人们有意或无意地在社群讨论中进行的算法化尝试又是如何成为可能的呢？其关键在于，讨论者在输入身高、颜值、家庭环境等变量以前，已经在意识层面或无意识层面将爱置换为能够提供量化变量参数的其他话语。英国哲学教授西蒙·梅（Simon May）在其所著的《爱的历史》中虽未直接介入现代婚恋算法的讨论，却在多处提到各种爱的话语直接支配或间接影响了现代婚恋算法的设计。申言之，即使在“为爱而婚”的社会风尚下，为何种“爱”而婚仍然是一个值得深思的前置性问题，并成为算法设计的指导思想。依据巴迪欧的观察，对爱构成威胁的各类话语至少有三种：一是浪漫主义，二是商业和法律主义，三是性爱主义。
浪漫主义痴迷于两者相遇时的狂喜。如生活在希腊莱斯博斯岛的诗人萨福所言：“只需一眼，我已无言，笨嘴拙舌，浑身哆嗦，肉躯之下，暗火烧灼。”因浪漫主义所具备的极致艺术美感，相当部分的经典和当代文化作品将其作为话语内核。商业和法律主义认为，爱情最终必然成为一种契约——两个自由个体之间的契约。缔约双方固然会宣称彼此相爱，但始终不忘关系中必要的对等性原则、互惠性机制等要素。对爱进行商业和法律主义阐释的代表性理论话语，无疑是加里·贝克尔所创造的婚姻理论（其同时也是爱之算法的早期版本）：婚姻的缔结与解体皆以能否达成利益最大化为根本准则，当双方效益皆会因婚姻而有所改善时，便会在一起；当既有关系已经处于均衡状态时，婚姻便会存续。性爱主义认为爱仅是性的装饰性表象，性欲的真实性穿透其中，欲望与性嫉妒才是爱的真实根基。性爱主义是以性的名义解构爱的实质，因而也可称其为爱的怀疑论。在思想史上，叔本华便属典型。叔本华认为人对异性的所有激情渴望，乃至于一切欲望驱动的行为，都是性本能的推动。两性间最具吸引力的特质皆关乎物种繁衍能力，而非其他满足需求的特质。在性爱主义者看来，人们在约会网站上关于理想伴侣的描述，实质上表达的皆是基于生殖本能无意识寻求的品质，“全然直接的本能吸引是陷入爱河的唯一条件”。
相较于“不食人间烟火”的浪漫主义，更贴近日常生活的商业和法律主义及性爱主义显然在大众流行文化中更有市场，也更易于被作为婚恋算法的指导话语。贝克尔的婚姻理论等商业和法律主义话语，其实就是“门当户对”的现代化版本。相较于曾经的门当户对，现代社会的商业和法律主义大幅度扩张了“门”和“户”的内涵，房产、收入、学历、户口、颜值均已成为婚恋市场中的硬通货，通过交换经济能力、生物属性等特质（高收入男性与高颜值女性结合、高学历者与高颜值者结合），达成贝克尔所谓的“龙配龙，凤配凤”（高质量男性与高质量女性、低质量男性与低质量女性结合）的市场均衡。性爱主义话语同样大大降低了将爱算法化的难度，正如某位婚恋算法工程师所言：“一旦你不再谈论灵魂伴侣，而是谈论增加约会成功的可能性，这些承诺就变得合理得多。”资本主义标榜的“自由婚姻的胜利”实际上只是一种怎样都行的自由放任态度。伊娃·易洛恩（Eva Illouz）用“冷亲密”（Cold Intimacies）这一术语指代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性爱主义话语泛滥的现状：在这个时代“爱”之相遇往往是预设好的。在性伴侣（fuck buddies）时代，人们常常沦为“性交之躯体”（fuck bodies），即一种一切皆可为的自由放任态度。正因如此，商业和法律主义及性爱主义构成了爱之算法化的话语内核。
三、爱的算法化进程：从早期约会服务到数智驱动下的“精准速配”
（一）爱的算法化雏形：计算机约会服务
20世纪60年代，计算机技术首次被引入人际社交领域，在“社交媒体”一词流行前几十年，计算机的社交潜力已悄然萌芽，形成了现代算法匹配的雏形。早在1959年，斯坦福大学工程系学生吉姆·哈维和菲尔·菲亚勒便利用IBM650计算机为98人（49男49女）设计相亲匹配系统，并将其命名为“幸福家庭计划”。两位学生以问卷形式收集相亲者的年龄、身高、宗教信仰等数据，并用计算机分析双方的匹配度。早期计算机约会服务的核心是数据收集和多级排序：在数据输入阶段，围绕用户特征和理想的伴侣条件设计调查问卷，借此将复杂的人际关系量化为明确的变量信息。如Operation Match、Contact等早期的计算机婚恋服务平台皆围绕年龄、身高、宗教信仰、性格特质（外向还是保守）等内容设置百余个问题。在计算阶段，婚恋服务平台雇佣打孔卡操作员（punch-card ladies），将每份问卷答案转译到霍勒瑞斯穿孔卡上，再通过IBM1401等早期计算机进行多级排序，即按照年龄、身高、宗教信仰等指标进行分类，逐步缩小匹配池。在输出阶段，用户便会收到链式输出的计算机打印结果，上面包括适配者姓名、电话号码、地址、就读学院等信息。在这一时期，Operation Match、Contact和Eros已形成相对完整的商业模式，甚至爆发了激烈的市场竞争。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计算机约会服务便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媒体甚至发出“计算机将代替丘比特”的惊叹之语。
然而，早期计算机约会服务虽依靠多级排序代替人工筛选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匹配效率，但其尚无法实现精准匹配的目标。其主要原因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婚恋算法仅能处理身高、体重等硬性指标，无法处理兴趣爱好、价值观等复杂变量。用户时常抱怨婚恋算法无法捕捉“魅力”“火花”等抽象特质，而这使得婚恋算法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精准匹配。甚至Operation Match创始人塔尔直言：“我们不想剥夺爱情的浪漫，只想提高效率。火花还得靠用户自己创造。”二是即使承认以爱的诸种改装话语为内核的婚恋算法能够将爱编译为可量化的变量数据，仍无法保证输入变量数据的真实性。如前所言，现代性社会的“结构性不诚”指认的话语与实践之间的裂隙，贯穿于经济结构、法律系统等日常现实的各个方面。对于婚恋算法的用户来说同样如此，人们的自我认知未必与真实状况契合，早期婚恋算法无法解决在输入端存在的虚假变量信息问题。如剑桥大学政治学专业学生格里（Gerry）在填写Contact婚恋服务问卷时，虽然其并无情感经验，却在问卷中自称为“情感老手”并要求对方同样情感经验丰富。三是早期婚恋算法受制于技术门槛和成本，服务规模和迭代速度都十分有限。早期婚恋算法需要租借IBM1401、Honeywell200等造价昂贵、体积巨大的计算机设备，并且通过问卷收集的数据均需要人工转码后才能进行批量处理。这导致早期婚恋算法的服务仅能覆盖高校周边区域，服务的用户数量也十分有限。
早期计算机婚恋算法虽存在诸多局限，但其已经将效率理念引入婚恋过程。20世纪90年代，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勃兴，婚恋算法得以逐渐展现其所具有的社交潜力。加里·克莱曼（Gary Kremen）率先将婚恋算法与互联网技术结合，推出了Match这一商务性婚恋算法服务平台，其首年注册付费用户便突破了6万人次。21世纪初期，智能手机的兴起更使得在线婚恋算法平台风靡全球。Messageries Roses、Matchmaker、eHarmony、Okcupid、Meetic、Tinder等婚恋在线服务平台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这一时期的在线婚恋算法平台仍以用户驱动的问答机制为核心且在计算步骤上有所优化，即用户回答调查问卷，同时标注自身答案、期待对方答案以及问题本身的权重，并根据双方的答案一致性程度以及问题本身的权重生成双方的匹配百分比。
（二）爱的算法化进阶：数智驱动下的“精准速配”
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和平台资本主义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用户输入数据不真实的问题。大数据技术改变了信息在市场的产生和交换方式，将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带入数字时代;平台资本主义则是基于对大数据的独家访问，以及通过有效算法分析捕获最终用户的能力指数。在大数据技术产生以前，在线婚恋算法只能通过问卷调查、现场访谈等方式了解婚恋市场和获取数据，而在大数据技术和平台资本主义形成以后，婚恋平台得以轻而易举地收集、分析和加工用户的行为数据，进而把握用户的完整人格形象。婚恋平台对用户行为数据的准确把握便能够依据用户的实际偏好而非宣称偏好、真实人格形象而非自我描述开展准确匹配。为了进一步实现数字经济价值，市场中的婚恋平台必须提升自身对数据的收集、储存、加工等处理能力。平台资本通过在线婚恋服务吸引用户，并将后者的线上活动转译为数据，用这些数据训练神经网络算法，深度神经网络算法再通过用户的反馈不断优化自身的内部参数和联结结构，进而为用户提供更精准和快速的婚恋匹配服务，从而达成一种良性的商业循环。正如Match算法总监阿玛纳特·汤姆布雷（Amarnath Thombre）所言：“婚配本质是供需游戏。人们并不擅长描述自己或表达他们真正想要什么，但行为数据不说谎。”通过用户在婚恋应用平台上产生的海量行为数据，如资料中使用的性暗示语言、消息回复率、照片点击率、页面浏览停留时间、对话时长等，婚恋应用平台得以按照用户的真实目的匹配对象。
人类社会步入数智时代以来，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通过深度神经网络算法与大数据的深度融合，推动婚恋匹配算法跃升为远超早期婚恋算法的“2.0”版本。数智时代下婚恋算法“又快又准”的关键在于：深度神经网络算法并没有采取传统算法基于知识与规范的符号主义进路，而是采取了联结主义进路，这使得算法得以完全绕过建构意义、规制、律令的符号秩序，从而直接处理事实性数据，进行经验性的试错学习。丹尼尔·卡尼曼曾深入探讨了人类思维的两种运行模式：快思考模式（系统1）的运行是前意识且快速的思考模式，几乎不消耗脑力，完全处于自主控制状态；慢思考模式（系统2）则是将注意力转移到需要耗费脑力的大脑活动上来，如复杂的运算。早期婚恋算法的其中一个技术局限就在于其所采取的符号主义进路使得婚恋算法无法彻底摆脱理由化的、符号性的慢思考模式。例如，其仍然需要执着于爱何以产生的因果性思考。装配了深度神经网络的婚恋算法则不再需要进行因果性思考，而是可以基于经验事实的相关性，迅速给出近乎直觉的匹配结果或爱情指导。数智时代下的婚恋算法能够跳过早期婚恋算法繁杂的问卷环节，直接基于地理位置、照片和简单兴趣等进行推送，因为其只需要基于捕捉行为数据之间的相关性关系，而无需给出任何因果性解释。对于婚恋算法而言，“知道‘是什么’就够了，没必要知道‘为什么’”。相关性分析的核心是用数学方法测量两个变量之间的统计关联程度，在数智时代到来以前，相关性分析便已经展现出把握当下和预测未来的潜质。但由于收集数据能力所限，统计学家需要依靠建立在理论基础上的设定，人工选定关联物或一小部分相似数据从而建立相关关系。在分析的过程中，需要不断收集数据以证明选取的关联物是否适当，若证明关联物选择不当，便需要修改理论设定，如此循环往复。质言之，数智婚恋算法“又快又准”的奥妙是其不再需要通过设定关联物的方式进行相关性分析，而是可以直接对海量的大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在此基础上，神经网络算法还能根据数据的变化，不断调整内部参数，进一步提高匹配准确度。“我们的工作不是理解人类，而是找到今天最适合推荐给你的人。”总而言之，何种因素导致你产生爱意、产生爱意是基于何种理由、用户对这份爱意报以何种理解等，都不在数智婚恋算法的考虑范围之内，其所做的只是在海量数据中找到那个与爱意产生相关的因素X，从而“又快又准”地为用户输出匹配结果或恋爱指导。
四、爱的算法化危机
（一）爱的“去偶然性”：从搜索筛选到概率优化
20世纪90年代推出的Match婚恋平台在创立伊始便将自身定位为“分类广告的电子版”，用户通过填写调查问卷的方式输入数据，系统根据用户数据匹配近似用户，形成可供搜索的数据库。早期的婚恋算法实质上就是一个可搜索的个人广告，使用以这些婚恋算法为内核的婚恋平台的体验与使用数字购物平台的体验别无二致。婚恋平台将用户填写的“价值观”“生活方式”“情感需求”等自然语言分类为可量化的数据点，如“职业”“宗教”“爱好”等关键词和标签。在笔者看来，婚恋平台与购物平台的唯一差别仅在于前者将人本身商品化。用户可以根据本人采取的爱的话语立场，自行筛选自己所需的“商品”：对爱报以商业和法律主义理解的用户可以通过“高级搜索”功能，选定“职业”“房产”“车子”“存款”“家庭环境”等选项，轻松获取在传统相亲中需要通过话语游戏费尽心机才能打探到的消息，从而筛选出符合自身需求的伴侣；针对秉持性爱主义的用户，婚恋平台可以通过GPS技术筛选出物理距离近、活跃度高的用户，同时还能基于相关性分析，根据共同的兴趣爱好推荐开场白，从而提高速配的成功率。近年来推出的婚恋平台的宣传标语更加直白：2009年推出的Grindr声称“500万男性用户中，总有新约会对象”；2012年推出的Tinder以“消除建立新联系的障碍”为目标;等等。与传统邂逅中通过各种方式逐步产生好感相比，婚恋算法可以让你“看见一切”，仿佛忽然获得“超人的X光透视能力”，搜索筛选出“高质量”伴侣。如电影《安妮·霍尔》（Annie Hall）中辛格与安妮费尽心力的迂回试探、相互误解带来的张力，在爱的算法化时代顷刻间便烟消云散，人们在婚恋平台“透视”能力的加持下根本无需再猜。双方“品德相似”这一被亚里士多德视为最高形式的爱的要求也能被算法满足，如婚恋平台eHarmony通过心理量表将美德数据化，用聚类算法将相似用户分组，进而消解相遇双方的差异性。在数智化时代，爱情的“偶然性”被定义为杂质，深度神经网络算法可以通过分析用户的海量行为数据，直接为用户输出最佳匹配结果，“低质量”男女如同杂质般被剔除出匹配范围。婚恋算法系统性地减少了爱的偶然性，使爱情变得更加可控和可预测。资本主义虽声称消灭了封建专制下的父母包办婚姻，人人皆可为爱而婚，但平台资本主义婚恋算法对爱的“去偶然性”操作实际上与包办婚姻别无二致。因为封建专制下的父母也并非以家庭秩序和等级制度为名义干预婚姻，而是以个人的安全为幌子，通过预先达成协议的方式，避免随机性、偶然性，最终消解任何奇迹式的相遇，因为绝对没有风险。
（二）爱的“表演化”倾向：消解爱的真诚性
晚近以来，生成式人工智能凭借其在语言处理、视觉领域等方面展现出的强大通用化能力，席卷人类工作、学习、生活的各个领域。在人机互动层面，不恰当的互动模式便可能消解意识形态话语的严肃性和真诚性，甚至有使意识形态交往沦为符号性空转的风险。爱的算法化同样有使爱沦为一种“可计算的表演”的风险，进而消解爱的真诚性。古罗马诗人奥维德（Ovid）在《爱的艺术》中便指导男女如何通过修饰外表和展示才华来吸引伴侣，如女性应掩饰身体缺陷等。在今天的婚恋平台中，用户的个人形象设计以及两性互动均面临“表演化”的危机。
在用户个人形象的塑造层面，一些用户为了迎合婚恋算法偏好、提升匹配率，会塑造虚假的个人形象。诚然，谎言、出轨就是支撑现代“不诚”社会的底层结构。在两性交往领域更是如此，人们会使用虚假照片、谎报身高等方式美化个人形象。婚恋平台的算法规训加剧了前述状况，用户便会在个人资料的设计上进行形象包装。如通过个人资料刻意强调活泼、幽默等特质以增强匹配“吸引力”。例如，OkCupid的用户曾感慨道：“每次约会都像在表演另一个自己，为了迎合男生们根据她个人资料而产生的期待，不得不刻意展现这些特质。”在婚恋算法的规训下，用户通过精心修饰、设计的照片（特定角度的自拍、特定的滤镜效果）和个人资料进行表演性的自我展示，以此迎合算法推荐的“完美匹配”。在两性互动层面，用户的两性交往行为被异化为表演性互动行为。为了提高匹配的概率，婚恋算法会鼓励用户使用预设的开场白、围绕算法推荐的交流话题展开讨论。用户甚至会为了提升平台活跃度而批量私信大量模板化信息。例如，Match依靠用户个人资料上次更新时间、回复消息频率等认定用户的活跃程度，活跃程度高的用户能够得到算法的优先推荐。套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说，前述表演化的互动行为便是将两性之间的交往行为异化为“策略行为”：用户为提高算法可见度实施的表演性互动行为，其目的是“以言成事”而非“以言行事”，即通过言语活动来追求说话者在理解以外的目的（提升算法可见度），而非通过互动达成彼此理解。
（三）爱的“韧性”消解：“下一个会更好”的选择过剩
在数智婚恋平台大行其道以前，寻找爱情的单身人士会涌入大城市生活，其原因为相较于农村地区，人口稠密的大城市的搜索成本更低，潜在的匹配人口更多，匹配的质量便会更好。即便如此，城市内的单身人士也会基于搜索前景的考量而停止搜索，转而接受一个没有完全符合预期的匹配结果。如女性长时间搜索匹配对象会面临减损生育机会等问题，进而提高搜索成本。数智婚恋平台获得成功的关键便在于其显著降低了搜索成本，在婚恋平台上互动的用户越多，被婚恋平台收集、分析和使用的信息就越多，进而又能给用户推送更多的匹配对象。在数智婚恋平台上，用户只需输入部分变量信息，便可以轻松获取由婚恋算法输出的海量选项。
然而，正如玛丽娜·艾德谢德（Marina Adshade）所言：“当搜索成本低时，伴侣的预期值往往较高，因为人们愿意搜索更长时间，找到质量更好的匹配。”爱的算法化在降低匹配成本的同时，也在无形中消解了爱的“韧性”。一方面，爱的算法化追求的即时匹配和快速见面，将爱缩减为即时交易，如在Tinder等婚恋应用平台上，算法通过GPS定位为用户推送附近用户，用户仅根据平台上其他用户提供的照片选择向左或向右滑动就可以寻觅心仪的对象，若双方达成交往意向，即可进一步确定约会日期。但正如罗兰·巴特在《恋人絮语》中指出的，爱的符号学系统中的精心编写信息、等待回应、协调会面等过程是构建爱情韧性的重要部分。爱的算法化使得用户陷入选择过剩中，人们不必再为未来做出承诺，而是转向短期约会。另一方面，基于资本增殖逻辑，婚恋算法也会引导用户延长搜索周期，而非以建立深度情感联结为目的。例如，有婚恋平台用户在分手后立即注册Match，当其发现平台更高效、用户更多后感慨道：“当我察觉到分手将至时，内心异常平静。似乎不会经历那种盯着墙壁发呆、自怨自艾的疗伤期——不会陷入命中注定孤独终老的悲情戏码，反而迫不及待地想看看外面的世界还有什么可能。”
（四）争夺爱的场域：数字资本权力的隐性操纵
数智婚恋算法对于理性而言，堪称“恐怖性溢出”的算法。深度神经网络算法对于理性来说是完全不透明的，人们无法通过理由化的慢思考模式理解婚恋算法输出的匹配结果，但其输出的匹配结果却能令你心满意足。之所以称数智婚恋算法对人类而言是“恐怖性溢出”的算法，在于他比你更了解你是怎样的人。深度神经网络凭借对用户海量行为数据的提取和分析，可以轻而易举地掌握用户的“未知之已知”，即我们不知道自己已经知道的事物，而这便是弗洛伊德式的无意识。笛卡尔式透明理性主体的预设的最大问题在于其忽视了无意识，“意识只不过是冰山一角，在海面下蠢蠢欲动的庞大部分才是我们需要着手去探索的”。
康奈尔大学数据科学家乔恩·克莱因伯格指出：“社交互动留下的庞大数字轨迹，让我们能够研究那些困扰学界一个多世纪的问题——这正是科学进步的本质，即将不可见之物变为可见。”克莱因伯格所言的“不可见之物”便是“无意识”。数智婚恋算法可以绕开用户对自己的认知偏差，而是通过收集、分析行为数据以及反馈数据，精准地为用户提供超出认识范围的心动结果。如Match会将一位烟民推荐给另一位哮喘缠身、厌恶吸烟的会计师，原因在于会计师虽声称其排斥吸烟，却曾向烟民频频示好，而且两者在教育、婚史、生育意愿等方面高度契合；Plenty of Fish同样可以绕开用户声称寻求长期关系的意愿，为其匹配上称心如意的潜在短期伴侣，因为该用户在“亲密邂逅”板块频频发言的同时在个人资料中使用性暗示语言。数智婚恋算法可以将那些潜藏在无意识里的被文明性禁令压制而无法言说的内容贴心奉上，而你虽有可能在意识层面上为之惊叹（“小秘密”被戳破），却会悄悄地享受这份僭越快感。久而久之，婚恋算法便会从你的恋爱小助手演变为最懂你心思的代言人，进而成为比你更智能的主导决策者。由此，便会诞生新型的数字拜物教现象，由人类创造的“物”（数智婚恋算法）成为一种异己的、在人之外的强制力量反过来支配人的思想和行为（爱情观、两性交往行为）。
在数字拜物教的背后潜藏着幽暗的数字资本权力控制，爱的算法化则强化了数字资本权力对爱之场域的隐性操纵。数字平台收入的来源有以下几个渠道：提取用户的网上活动数据、分析并售卖这些数据以及拍卖广告空间给广告商。对于数字婚恋平台而言，提供精准匹配服务和实现资本增值的关键在于获取和分析更多的行为数据，即全面获取用户的电子邮件、日历、视频历史、消费历史、搜索历史、GPS位置等行为数据。OkCupid、Grindr等数智婚恋平台在将前述数据用来提升婚恋服务质量的同时，也在无形中操纵用户的行为来购买平台提供的付费服务，甚至将行为数据作为新型商品出售给其他商业公司（广告商），满足广告商精准投放广告的需求，从而提高平台的广告收益。更加需要警惕的是，在数字资本逻辑的支配下婚恋算法绝非孤立地存在于爱的场域，而是逐渐延伸至社会生活的各个场域。福柯曾经将生命权力（调节权力）视为资本主义在18世纪出现的一种新的权力形式。生命权力有别于我们熟知的针对个人肉体的规训权力和人体解剖政治学，而是着眼于人口（社会身体）。生命权力通过运用奠基于人口统计学之上的各类安全技术，调节“出生率、发病率、各种生理上的无能，环境的后果”等整体过程，以此起到保证国家人口处于平衡和规律的状态。爱的算法化则是在总体上为资本主义调节人口再生产提供详尽的数据支撑，使数字资本权力能够全方位介入人的生命实践中。
五、爱的革命：重新发明爱情
在数智婚恋算法日趋发展的今天，爱正在遭遇被商品化和被降格为即时匹配的危机。面对爱的诸种现实状况，“必须重新发明爱情”已然成为每一位爱者（巴迪欧语）的革命性义务。
（一）我们需要这位新晋“全知大他者”吗？
大他者（the big Other）即根本性地组织我们生活、框定我们视线的符号性坐标。“世界”就是一个“话语的总体性”，通过“符号化”的系统性工程，大他者创造了一整套符号性坐标，并“由此规制了我们‘现实’的边界及其内部的等级结构（社会‘秩序’、知识‘秩序’、道德价值‘秩序’、审美品位‘秩序’……）。”启蒙思想家在摧毁人类生活的古典形而上学和神学基础后，试图以先验道德原则作为人类生活的“不可动摇的根基”。然而，道德原则虽然能够使健康的人类社会关系成为可能，却并未真正告诉我们生活的核心意义——爱，存在的力度与广度，以及对死亡这一悲剧的直视。以语言为媒介的大他者始终想要通过各种策略将爱拉入总体性的符号矩阵之中，人们面对这个大他者缺位的“爱”的难题，也迫切地希望大他者能够给出指导。面对“什么是爱”“如何去爱”的难题，人们不仅求助于各种恋爱手册、学术书籍，同时也在虎扑、小红书等社群平台上相互讨论。
生成式人工智能凭借深度神经网络的强大表征学习能力和灵活的结构设计，为自身提供了从算法到应用的全面支撑，推动近乎通用于所有领域的智能涌现。然而，“人工智能在人类社会的‘全面赋能’，正在导致人们陷入‘系统性愚蠢’”。在爱的场域，人们同样正在走向“系统性愚蠢”。在数智婚恋算法获得长足发展以前，爱一直是一个费神又费力的难题。数智婚恋算法——这位新的爱之“全知大他者”，肩负起了“完美匹配”的保证者角色。它比你更懂你，它不仅了解你在意识层面包装出来的“人设”，并且还对你潜藏在无意识里的“暗黑小秘密”一清二楚；它比你更懂谁更适合你，它凭借相关性分析和用户的不断反馈，能够为你输出最适配你的那个他（她）；它比你更懂如何去“爱”，它能为你提供从个人资料设计到开场白、日常互动的全方位爱情指导，帮助你俘获人心。如果说面对符号主义进路的早期婚恋算法，人类尚可追问“为何如此”；那么在联接主义进路的数智婚恋算法面前，人类则已经陷入“不问也罢，问亦难懂”的境地。因为数智婚恋算法输出的匹配结果是基于数据分布概率的预测，人类无法通过理性理解输出结果的意义所在。齐泽克曾经以转经轮为例揭示了现代意识形态的运行逻辑：转经轮的奥妙在于其能够代替我祈祷（或者说作为我祈祷的中介），而祈祷者本人可以天马行空般地胡思乱想——不论我在想什么，客观上，我在祈祷。在数智婚恋算法这位“全知大他者”的照顾下，人们只需要购买它的服务、听从它的全盘安排便可坐享心动瞬间。
在生成式人工智能蔚然成风以前，传统教育体系的讲解（expliquer）模式便已经使人的智力钝化（stultification）。讲解模式即教师通过话语传授知识和塑造心智，遵循从最简单到最复杂的进程，让学生在知识上合理渐进并形成判断，从而将自身提升到其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所要求的高度。然而，正是此种被现代教育体系所广泛采取的教育方法制造了人类的智力钝化并维持了社会的不平等状况。讲解模式的首要隐含前提便是有知者对无知者的权威：人们要接受别人的讲解，首先要理解和认同自己不靠讲解人讲解就不能实现理解的这个预设。因而讲解模式不仅没有解放学生的智力，反而会制造一种结构性的、压迫性的不平等，不断地再造着学生的无知性。讲解模式能够不断实现自身再生产的奥妙便在于制造距离和消除距离，其不断制造着讲解人与被讲解人之间的鸿沟，从而使被讲解人对讲解人产生依赖并深信彼此间存在智力等级差异。而讲解人再适时通过讲解消除一部分距离，同时又再制造出新的距离……与此类似，数智婚恋算法同样享有与讲解人一般的“假设应当知道的主体”（拉康语）地位，且这位新晋“全知大他者”位置远比讲解人更稳固。如果说传统讲解人需要在制造距离和消除距离的张力中巩固自身的大他者位置，那么数智婚恋算法要做的便只是缩减距离，更确切地说，是缩减用户的距离感。因为在数智婚恋算法符号话语（心理学话语、经济学话语）伪装之下的，是彻底越出人类理性的“黑箱”。在人类步入数智化时代的今天，数智婚恋算法号称能够为人类提供“又快又准”的爱情匹配服务，但实际上却正在使人类走向智力钝化和结构性愚蠢。
对于数智婚恋算法这位比你更懂“爱”的“全知大他者”，每一位执着于爱的爱者，都会斩钉截铁地采取一种激进的拒绝姿态：不，我不要这位“全知大他者”，我要的是“无知的教师”（朗西埃语）。19世纪法国教育家约瑟夫·雅克托（Joseph Jacotot）偶然开展的一场教学性实践全然颠覆了传统教师（被讲解模式预设为有知者）对学生们（被讲解模式预设为无知者）的霸权性大他者地位。雅克托用自己不懂的法语教材成功教会荷兰学生法语，其既没有向学生们讲解最初级的法语基础知识，也没有向他们讲解任何法语的拼写规则和动词变位，而学生们依靠自己学会了词汇组合和句子拼写，甚至愈发精准。雅克托只是作为一名“无知的教师”，“将一个智力限制在一个任意的循环里，让它只有靠自己才能走出去”，即让学生说出他所见的、他所想的、他所做的（字母的形状、词序和词缀、各种形象、各种推理等）。这颗偶然掺进的沙粒搅乱了传统讲解模式的霸权性宰制，打破了人们对被预设为有知者的教师的幻象。在数智婚恋算法这位“全知大他者”的诱惑下，我们必须有勇气做一个“痴妄之人”（朗西埃语），激进地坚持智力平等的解放性设定，以自身意志穿越爱情这片理性之光无法射透的森林。
（二）捍卫爱的事件性：爱之“溢出性”的本体论地位
若要履行“重新发明爱情”这一革命性义务，那就必须直面“爱是什么”这一看似天真却根本的问题。正如克罗地亚哲学家斯雷奇科·霍瓦特所言：“在探索爱的激进性可能意义的旅程中，我们只有提出看似天真的问题，即“爱是什么？”，才可能得到真正激进的答案。”对爱是什么的探索之旅，将同时揭破爱的算法化之不可能性以及那些意图抹杀爱情的改装话语的错误性。爱是打破主体孤绝状态的奇迹式相遇——它只能以冒险或偶然性的形式呈现，是突破既有符号秩序的例外性状态。与数智婚恋算法精心推送和安排的匹配对象、公式化的开场白以及完美约会不同，爱的相遇往往发生在偶然时刻：《傲慢与偏见》中伊丽莎白曾暗自发誓“绝不嫁傲慢的有钱人”，但当她偶然发现达西默默资助韦翰结婚、挽救妹妹名誉时，那个发生在雨夜的笨拙告白让她看清了达西的真实品性，爱意由此萌生；《风月俏佳人》中的富商爱德华原本计划将薇薇安作为临时伴侣，但当看到她在歌剧院为《茶花女》黯然神伤，以及拒绝被包养的决绝反应时，这位商业和法律主义的资深拥趸第一次感受到了爱之战栗。爱得以萌发与绽放的首要和绝对基点正是两个差异体的相遇事件，两者的相遇是充斥着偶然与错愕的“爱之惊颤”，是永恒的戏剧性场景。如霍瓦特所言：“真正的爱情如同革命时刻，它是世界常规运转中的一道裂缝，是覆盖万物以防新事物出现的尘埃层中的一道裂隙。”之所以将爱称为奇迹式的相遇，是因为爱作为一个理性无法透射的“黑箱”，无法依据大他者提供的符号性坐标加以测算和安排。两个毫无交集的差异个体在命运的十字路口的相遇总是充满偶然，若你早一秒转弯，或他（她）选择另一条路，那么这场相遇便不会发生。
正因如此，爱构成了“现实世界”符号性坐标之不可能性的溢出性征兆（Symptom）。大他者为了实现符号性秩序的自我总体化和封闭化，会致力于将标志着其结构性缺口的征兆整合为“现实”符号秩序的一个正常部分或通过压制性手段阻止其刺入日常“现实”中。商业和法律主义、性爱主义等改装话语就是旨在抹平这个爱的征兆，将爱之偶然性驯化为日常符号秩序的“正常”部分。而以前述改装话语为内核的数智婚恋算法，则更是在深度神经网络的加持下，试图将爱的事件性彻底消解为“完美”匹配。但上述改装话语和婚恋算法面对“女儿国国王”和“卓文君”这类激进主体便全然束手无策：女儿国国王为了这份“女儿情”甘愿放弃王位和一国之富，“说什么王权富贵，怕什么戒律清规”的爱之实践激进地拒绝了“大义”“钱”“权”等“现实”符号秩序的霸权性内核；卓文君贵为蜀中巨贾卓王孙的掌上明珠，却为了一段“凤求凰”的知音之爱，追随“家徒四壁”的司马相如，甘愿过上“文君当垆，相如身自著犊鼻裈，与保庸杂作，涤器于市中”（《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的生活。对于无法驯化的激进主体，“现实”符号性秩序便只得采取后一种抹平手段，即将之标记为“反常”或“精神疾病”。女儿国国王会被日常符号秩序贴上“情劫”（第四十三难）的标签，如孙悟空所言：“要不是她多情，还惹不出这场麻烦来呢。”卓文君夜奔司马相如的痴情之举也会被“现实”符号秩序借助心理学话语、神经生物学话语，贴上“病态依恋”“边缘型人格”“多巴胺失控”等非正常标签。
爱的相遇作为溢出日常符号坐标之外的征兆，是超越世俗诸种法则的纯粹偶然事件。如齐泽克所言，事件具有不可判定性，而不可判定性意味着我们在判断事件时，“并不存在中立的‘客观’标准：事件只向那些在事件的召唤中认出自己的人们显现”。fall in love这一英文短语很好地表明了爱的事件性，“坠入”（fall）爱河本身即爱之相遇的物理性隐喻，即人并不存在所谓的自主选择权，不能够选择何时、何地与何人共入爱河。当相遇发生时，人们便会体会到如同失足跌入深渊（情网）般的失重感。纵使是性能卓越的数智婚恋算法也无法操纵爱之相遇时刻，其只能通过无理由却十分有效的相关性分析，促使人们以为陷入爱中。但这份由算法制造出的冒牌货终究与真正的爱之相遇存在区别，主体只有在真正坠入爱河的那一刻，才能体会到两者之间的现象学差异。坠入爱河并成为爱者，就意味着你必须捍卫爱之“溢出性”的本体论地位，敢于背负日常符号秩序贴上的符号性污名。面对数智婚恋算法，爱者要敢于做一个朗西埃口中的“痴妄之人”，激进地越出婚恋算法给出的诸多充满诱惑力的选项，遭遇真正的爱之相遇时刻。与此同时，那些明知婚恋算法无法制造真爱，却仍然沉浸于其精准匹配的幻象中，并为此暗爽不已的，恰恰是拉康派精神分析意义上自命正常的“变态狂”（pervert） 。
（三）重塑爱的韧性：“二”之视角下的主体性实践
基于奇迹式相遇，爱得以开始并蓬勃发展。但爱绝不能因此而被简化为初次相遇，“真正的爱是持久战胜时间、空间和世界所设立障碍的爱”。浪漫主义的爱情观完全聚焦于两者的相遇瞬间，爱情在相遇的瞬间被点燃并燃尽。好莱坞爱情电影同样执着于展现两者坠入爱河的魔法时刻，但其要么通过制造“大团圆结局”（happy ending）遮蔽情侣在一起后的日常生活中的重重矛盾，要么通过制造一场“小灾难”来掩盖情侣共同生活后将会遭遇的“大灾难”。电影《风月俏佳人》中爱德华在与街头妓女薇薇安坠入爱河后，最终以爱德华手持鲜花和雨伞接走薇薇安为结局，但这个堪称最早的“霸道总裁爱上我”式的大团圆结局，却遮蔽了薇薇安的妓女经历可能给两人生活带来的现实挑战，如她是否能够被爱德华周遭的社会关系所接受等。《泰坦尼克号》中，沉船这一灾难事件的发生，将超越阶级差异的爱情定格在奇迹式的相遇时刻。然而，最大的灾难或许是两人共同在纽约上岸以后，当激情褪去，两者在观念和生活方式上的巨大阶级差异，很可能在顷刻间摧毁You jump, I jump的誓言。编剧正是以沉船这个灾难，回避了露丝和杰克可能将因现实而分道扬镳的另一个灾难。倘若两个坠入爱河的个体在面临第一个障碍、第一次严重分歧时就放弃，那么奇迹式的相遇时刻便毫无意义。
因此，奇迹式的相遇作为偶然事件开启爱情，但偶然性必须被持久的爱之实践所驯服，转化为持存的真理构建。爱是四种真理程序（政治、科学、艺术、爱）之一，只有政治（解放性）、科学（概念性）、艺术（创造性）及爱（不被简化为感性或性欲混合物）存在时，人类之人性才能得以确证。具体而言，爱是将人由“一”带入“二”之场景的真理，爱绝非两人相遇后的内向关系（相互探究“二”中各项），而是从“二”的视角出发，基于差异体验世界和构建世界。柏拉图在《会饮篇》中关于爱情的论述开启了“一”的范式的观念史，即爱令个体“完整”，若无“另一半”，我即非我。然而，彼此的相遇并非让个体重回“一”的统一体，而是经由离散性综合（disjunctive synthesis）“合体”为一个新的爱之主体，经由“二”的视角体验未曾体验到的世界。在此意义上，浪漫主义、商业和法律主义以及性爱主义皆没有摆脱“一”的场景：浪漫主义使爱沦为促使“二”融合为“一”的工具，实质上是对“太一”（the One）哲学观念的复现；商业和法律主义则是将双方视作独立、自主的单元，其所指向的只是人类自身商品化的进程；性爱主义则不过是打着“二”的幌子，确保“一”的存在（实施自渎之举），即通过他者的中介与自身发生关系。
西蒙·梅曾感叹：“纵观历史长河，爱情始终偏执于一极：它要么利己要么奉献；要么占有要么顺从；要么制造幻象要么追寻真理；要么有条件要么无条件；要么善变要么永恒；要么沉溺幻想要么洞见现实。”如今以诸种爱的改装话语为指导思想的婚恋算法同样没有走出“一”的范式。早期“搜索引擎”式的婚恋算法将用户按照相似特征分类，形成同质化的“匹配池”，吞噬了他者的异质性，仅是维持用户“一”的存在方式，而非促使爱者基于差异体验世界。大数据和深度神经网络赋能后的数智婚恋算法则消解了爱的“韧性”。爱之相遇使两者得以超越孤立意识去遭遇世界，即不再将他者作为反射自恋幻想的镜面，但倘若两者仅仅停留在“翩若惊鸿”的状态，没有将自身“合体”到爱之真理生成程序中，便错失了开出“二”的视角的契机，辜负了爱之相遇的事件性。
爱者应通过不竭的主体性实践从纯粹偶然性中萃取承诺、忠诚等持存之物。爱的宣言即“我爱你”通过并置“我”和“你”两个代词的方式将爱的“二”之场景固定下来，否则两者将会从奇迹式的相遇中重返各自的日常生活（即使两者“在一起”，也将重新退回“一”的生存方式）。在数智婚恋算法时代，爱的宣言绝非如歌词“说爱我别说承诺，爱我不需要承诺”般可有可无，其在爱的真理生成程序中具有独特的“静止功能”，即守护“二”的原初命名，防止相遇事件被偶然性本身吞噬。“我爱你”绝非婚恋平台互动中制造虚假亲密感（促使对象误认为进入深度关系）的工具；也绝非保持心理优势，不可言说的“兵家大忌”（保持情感安全距离，从而把握“主动权”）。对于爱者而言，在“二”的视角下持久地进行爱之实践比奇迹式的爱之相遇更加重要。如歌曲中唱道“想要问问你敢不敢，像你说过那样的爱我。想要问问你敢不敢，像我这样为爱痴狂”，履行爱之宣言中“我爱你”的承诺意味着，即使没有事件发生、没有特殊场合，我们依然去爱。唯有如此，我们才没有让纯粹偶然的事件白白发生：“当爱（不仅仅）由世界中的非凡裂隙所激起，也能存在于看似枯燥的日常活动、重复乃至再创造之中。”爱的韧性正是源自持续的重新发明（动态）与忠诚于爱之相遇的事件性（忠诚）之间的辩证运动。
六、代结语：爱作为实质平等共同体的最小单元
吕克·费希将康德主义的“要只按照你同时认为也能成为普遍规律的准则去行动”的绝对命令，改写为“你的行动准则也能够成为你的至爱的行动准则”。费希的论断与当今大众文化中泛滥的爱的叙事形成呼应，此种叙事将爱捧上人类主义价值体系的神坛（生活的中心），而政治、革命则被彻底边缘化。诚然，爱与政治作为两种不同的真理程序需要加以区分，解放性的政治真理虽不直接与爱关联，但其却给爱带来了全新的可能性：“在一个不被私有财产贪婪支配、自由联合与平等的世界中，重塑爱将比在资本主义狂热中更容易。因为任何超功利的事物都无法在此种狂热中安存。”爱与政治在本体论构造上存在着隐秘共鸣，两者同样涉及事件、宣言与忠诚。正如前文所言，爱者在“二”的视角下的主体性实践，能够将两个个体之间的绝对差异转化为创造性的存在。正是基于此，切·格瓦拉在《古巴的社会主义和人》中深情地写道：“即便冒着显得可笑的危险，我也要说，真正的革命者是由伟大的爱所指引的。我们无法想象一个缺乏这种品质的真正革命者。”如果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那么爱的革命便“绝非急速匹配，亦非表演互动”，而是共同致力于构建一个能使所爱之人的特质得以实现的理想世界，即使在当下的交往中无法完全实现这种可能性，但双方会始终保有这份爱，用行动不断兑现爱的誓言。在数智婚恋算法大行其道的今天，爱者比任何时候都更迫切地需要履行“重新发明爱情”这一革命性义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