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人文有真。人文真是信念真。在人文学领域，主体与对象之间，其相互关系是主观见之于主观，人文真是人文领域有限范围内，相关主体的主观约信，人文真在公共对话中实现，其实现方式是主体间的期望一致。人文真是概率真。人文真的置信度，可由概率分布确当表征，其实现过程由贝叶斯定理刻画，其实现形态为概率的正态分布。人文真具有确定性，其真与真理，最终由生活实践所检验。讨论人文真问题，不仅仅是认识论、阐释论问题，更是一个关于人类文明与文化发生、发展的存在论问题。坚定人文真信念，坚定人文真可靠，此为不可忘记的人文初心。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阐释学话语体系建构研究”(25&ZD076)的阶段性成果。
关键词：人文真/ 贝叶斯定理/ 主体间性/ 信念真/ 概率真/
作者简介：张江，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阐释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北京 102488)。
原文出处：《学术研究》(广州)2026年第4期 第10-22页
关于人类认识的“真”与“真理”，其把握与认知，大致呈现两种不同形态。在自然科学领域，主体与对象之间，其相互关系是主观见之于客观。认识的真与真理，是主观与客观相符合，主观认知与客观事实相一致。人类把握世界运动及其规律，发明科学理论与方法，可为物质实践所直接检验，真与真理的客观性、确定性，被普遍认同。在人文学领域，主体与对象之间，其相互关系是主观见之于主观。认识的真与真理，由认知主体主观建构，非物质实践可直接检验，真与真理的偶然性、随机性，乃为基本特征。由此，从世界历史开端便自动发起的人类人文进程，是否生产真与真理，以及如何生产、如何衡准、如何表征，皆应予以审定。特别是当下，在人文学领域，后现代主义思潮依然盛行，极端相对主义、虚无主义之风强盛，对此问题的回答，关乎人文学存在的合法性地位，关乎人类文化创见与累积之可能。定义人文真，确证人文真，意义重大。
一、何谓“人文真”
人类认知的真与真理，是东西方哲学恒久关注的基本问题。3000年来，万千哲人怀抱不同立场，对人类认知可能达及的真与真理，其路径、方法、标准，给出各种分析、判断、结论。大致分类，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自然科学本身的发展及其改变世界的物质成效，无可辩驳地证明真与真理的存在与可靠。自然科学所揭示和说明，关于自然世界的物质存在与运动规律之真，其客观性、确定性，可证实并可证伪，基本为共识。精神科学则不同。精神科学的对象，是人与社会。精神科学重在研究人与人的精神与社会关系，精神主体的意识运动现象、过程、结果、实现形式、检验标准。广义的精神科学，既包含社会科学，亦包含人文学。两者相同之点是，作为精神主体的人置身其中，其展开与运作过程，均受人的主观意志的影响，甚至可能决定人类精神与社会活动的最终方向和结果。但未被重视的是，人文学不同于社会科学，两者之间的差别，与自然科学同社会科学的差别一样，悬殊而深刻。日常的学科命名为“哲学社会科学”，虽然具有把以哲学为代表，包含史学、文学、艺术的人文学，同以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为代表的社会科学相区别的意味，但终究混淆了两者之间，在真与真理的认知和把握上的根本差别。
社会科学重点研究有主观意义参与的社会运行与规律。人文学重点研究具有独立意识能力的主体及主体间的精神关系、运行方式、认知结果。社会科学确证和说明真与真理，相近于自然科学，可重复、可验证、具有可把握的规律性显现。人文学重点研究具有完全主观意义的理解和阐释行为，研究理解与阐释行为的本质、动力、方法、展开过程、实现形态、检验标准。正因为如此，作为主体观念行为的人文认知，不同主体的观念差异，同一主体的观念变化，主体间的观念相通与对立，不同观念之间的碰撞与交融，整体的人文生产，从过程到结果，是否有真，何以为真，如何达及真，并确证为真，就是一个具有学科生命意义的存在论问题。人文活动与现象，从人类具有意识的那一刻就已开始。若人文无真，且真难确证，人文何在?进一步追问，哲学史何在，引领和支撑人类思维与思想框架的哲学何在?若人文有真，且真可确证，其真又如何呈现，如何传承?更集中一点，哲学史既在，无真如何有史?事实与意义俱在，历史却总要重写?20世纪中期后现代思潮兴起以来，所谓反理性、反本质、反逻辑、反真理，以至于反人类基本认知可能的主张，在人文领域引领潮流，人文意义与价值的阐释，能否为真且有无标准，成为直接威胁人类精神进步与思想澄明的巨大陷阱。讨论人文真问题，不仅仅是认识论、阐释论问题，更是一个关于人类文明与文化发生、发展的存在论问题。因此，笔者不揣浅陋，提出一个人文真的初始概念，供学界批判。我的基本表述是：
人文真是人文领域有限范围内，相关主体的主观约信。其实现方式是主体间的期望一致。其实现过程由贝叶斯定理刻画。其实现形态为概率的正态分布。其真与真理，最终由生活实践所检验。
此定义曾在有关文章中发表，①本次表述有新的内容。对曾表达的有关细节，包括人文真只在人文领域有限范围内可用；参与认知与认证人文真之主体，是有类分的主体集合；人文真为主观约信真，即主体间的相互信念为真；其实现过程是认知期望与结果一致；其实现形态，是参与和认可约定的群体置信度，是可度量的高斯正态分布。以上基本内容不再重复，对新的内容，即贝叶斯定律问题，后有专门说明。这里强调以下三点。
第一，人文有真。人文真有事实和价值之分。人文事实如同自然事实一样，可以考察确证。诸如“李白是唐代诗人”“柏拉图是理念论者”。但从根本上讲，人文存在的必要，是生产价值和意义。如果仅仅是确定事实的发现、说明，人文真就没有讨论的必要了。正是在这一点上，人文是否有真，人文真是否可信，才为千古之难。诸如关于世界的存在，一种说法，理念是世界的本源，理念独立存在于客观世界之外，物质世界由理念派生。如此认知，乃真或非真?哲学史上，认此为真的传承流长，认此非真，同样传承源远。另一种说法，世界是物质的客观存在，其存在与运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物质派生精神，而非精神派生物质。此又为真或非真?在哲学基本问题的认知上，无论什么立场，言说者在说，首先是言说者的物质存在，所谓最唯心的哲学家也知道这是事实。在此问题上，有真可言。更复杂一点的问题，譬如性善与性恶，完全的价值判断，何者为真，或者不可论真，抑或可以同真?如此认知，便直指人文真的本质特征。性善与性恶各有其真。孟子言性善，乃言人天生有向善本能。表现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天然于性。此为人之向善的本体论根据，据此可建构普遍伦理，凝聚共同信念，使人与社会可能存在。荀子言性恶，是言人生而好利，私欲自在，同样为人之向恶的本体论根据。性之有恶，如无约束与规范，人与社会亦难生存。由此看，于存在论意义，两者不可绝对割裂，而是共生共存，舍其一方，都将无信念可言。人文有真，与科学真的非此即彼(一方真则另一方必然为假)相区别，不同判断可同时为真，特别是不同判断共存共有乃为真。这就是人类几千年人文史上，无数不同立场、观点，同时并存，且为不同群体信任为真的道理。人文有真，真乃多元，确证人文真之有、之在。
第二，人文真在公共对话中实现。人文生产，在主观见之于主观的阐释过程中展开，由此使人文学与自然科学在对象、目的、方法上有了根本区别。自然科学的对象在人的主观意识之外。其认识的真及真理，只能是主观见之于客观，即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相符合，所谓符合论的真理论的实现，就是如此过程。人文学的对象是人文事件和现象，人文现象本身就是由人的主观意识所生产或建构。人文现象是主体间发生的情感与思想关系。人是现象中的人，现象在主体和主体之间发生。科学家之间的论争，思想家之间的辩护，都是主体间的论争与辩护，是主观见之主观的过程。但前者以客观事实为证据，可物质性地一例证伪。后者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相互承认和约信，是主体间最大可能的似然与共识。人文真在主体间的相关、似然中实现。没有主体间的相互证明，没有真之可言。在此意义上人文真是阐释真。汉语言文字中的“阐”，本义就是主体自身向显、向外、以对话交流为目的的公共行为，而非封闭、自守、独断的私人行为。对话、交流就是互阐。就此而言，阐可以是鲜活生命的直接对话，但更多的是当下生命与古老的思想文本对话。理解和阐释孔子，是当下人的主观意识，与孔子的思想对话，与经典与传统对话。孔子肉身不在，思想却在，对话文本依然乃主观见之于主观，在主体间的对话中显现自身，达及两人以上共同承认，亦即有关孔子理念与思想之真。如此，与符合论的科学真、社会真完全不同，人文真是主观真、信念真，是主观见之主观之真，是主观符合主观之真。真与信的关系，由汉字本义训诂证，真训诚，所谓真者，诚也；诚训信，所谓诚者，信也；由此，真可训信，真乃信念真。此训释可符号化地表述如下：
设：T：真；C：诚；X：信
∀x(T(x)→C(x))，∀x(C(x)→X(x))∴∀x(T(x)→X(x))
此推理为三段论第一格AAA式，形式有效，蕴含必然，逻辑严密。人文真是主观真，是主体间的相互信念真，由真而诚，由诚而信，由信而真。所谓“信以为真”，“以信为真”是也。信至如何范围与程度可以为真?特别是在具有一定规模的主体间样本中，真的置信度如何实现并科学表征?
第三，人文真是概率真。人文真的置信度，可由概率分布确当表征。人文真是主体间的信念度。如果仅为两人，相互言信即可。如果是多人，譬如，由1000个独立意识主体结构的群体，主体间信念一致，达及何种程度，便可在此群体中确证为真?讨论科学问题，譬如麦克斯韦方程的认可，必须百分之百，即概率为1，无一例外。人文真却非如此。对某一价值判断的真之认定，大概率非1，也就是百分之百的确证可能性极小。更重要的是，人文价值的判断，可以证伪，但绝非一个甚至多个反例就可证伪，即小概率证伪无效。孔子的诸多言论，历代都有人反对。但儒学并不因为有人，甚至有广大社会影响的对立学派之反对，就失去其思想地位，就被历史所消解。这段描述，实际上是以文字描述一个数学思想或方法。在人文学领域，对某一命题或判断，其置信或确证，是由命题或判断的信念接受程度所决定。而这个决定，是主观决定。因为主体间的诸多差异，譬如传统影响、知识背景、当下期望，以至种种物质与精神利益诉求，等等，也就是所谓前有、前识、前把握，使处于主体间的复数主体，对人文事件与现象的理解与认知有所不同。所以，人文命题与判断之真，是偶然的、变化的。用概率论的语言说，人文理解与认知过程是随机过程。由此，作为主观真或约信真的人文真，将以概率分布的形态呈现。概率值介于0-1之间，其值越大则置信度越高，其值越小则置信度越低。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说人文真是概率真。概率理论与应用，在自然科学领域已是常识和常规，在社会科学领域也被普遍认知，且广泛应用。然而，在人文领域，其认知与应用几乎为零。这显然是一个落后状态。笔者认为，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哲学思想及诸多具体方法，对人文认知，确切说，对人文真的认知和计量，极为有效。特别是贝叶斯定理、大数定律、中心极限定理，以及高斯分布等，哪怕有最基本的理解和运用，其意义也非常重大。小则对人文学者扩大学科视野，在可靠的常识基础上了解和使用人工智能；大则对知识论与价值论的整合、统一，对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的相互渗透、贯通，都是极好的切入口。
二、人文真的贝叶斯说明
人文真是主体及主体间约信可能的概率分布。这意味着我们承认，人对精神事件和现象的认知，具有极大的偶然性，对确定事物的把握与认知，从发生到完成，是一个有所期望及期望满足的随机过程。应对和解决此问题，人类从有意识开始就有思考和探索。从古希腊时代的粗略猜想，到2000年以后，在帕斯卡、惠更斯、伯努利等诸多科学巨匠，发明早期概率与统计方法的基础上，贝叶斯与拉普拉斯，各自独立给出贝叶斯定理的现代数学表达式，对随机事件和可能现象的预测，作出影响至今的重大贡献。在此以后，随着现代概率与数理统计理论的飞速发展，特别是各学科的广泛运用，科学界对概率论所揭示的真的置信度的描述，其客观性与可靠性，已为普遍共识。20世纪以来，在社会科学领域，概率与数理统计的大面积推广，尤其是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教育学、人类学、新闻传播学等，众多学科的理论与实践应用，也同样证明其普遍有效的实际作用。特别是当下，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包括大数定律、贝叶斯定理，已然是人工智能生成和发展的底层逻辑与根本方法。没有概率论，没有贝叶斯定理，就没有算法，没有智能体，没有人工智能。本文的考量是，在人文学领域，概率与数理统计，对人文认知，或言用以解决人文事件和现象认知的非确定性问题能否同样有效。我的回答是，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或具体说贝叶斯定理，是衡准与证明人文真及人文真之实现的最有效方法。它所确定的真与真的实现，不是形而上的哲学猜想，不是无法证明的模糊论辩，而是以可靠的数学方法，科学定量真的实现程度，表达真的可能性与置信度。这个努力已有长达300年以上的历史，其间虽有无数曲折，至今仍有无数疑难，但方向是正确的，基本方法在进步，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实践中发挥重大作用，为其在人文领域的推广和应用开辟了广阔道路。人文认知，特别是对文本的理解和阐释，是多元可能的，多元与可能的人文知识如何被置信，置信度如何衡准，这是人文学自身必须解决的根本问题，否则难以立世。本节以贝叶斯定理说明独立个体的认知过程，是一个可定性描述和定量分析的贝叶斯过程。
贝叶斯定理标准公式是：
在这个公式里，P(A)为先验概率，即初始信念，在理解过程上可谓前见或前识；P(B)为证据，即在理解和认知的全过程中，阐释主体所得到的来自各方面的证据，包括反面证据的总和；P(B｜A)为似然度，即证据与假设的匹配度；P(A｜B)为后验概率，即更新后的信念。P(B｜ㄱA)假设A不成立的前提下，证据B出现的概率；P(ㄱA)假设A不成立的先验概率。这一公式在各类概率论教材中普遍有录，有的简单，有的复杂，但其要则完全相同。如果用阐释学理论给予表述，所谓“先验概率”，是意识主体对现象或事件理解与阐释结果的期望，此期望由阐释主体特殊具有的认知图式及阐释目标所决定，具有高度的主观性和差异性。所谓“似然性”，是阐释主体认知和阐释过程中，不断搜索和集纳的不同证据与先验概率的比较和鉴别，也可称证据与假设的匹配度；所谓“后验概率”，是阐释主体经过证据更新而生成对现象或事件的认知表达，即阐释的结果。这一公式，对独立意识主体的认知，具有普遍的有效性。
以贝叶斯定理说明和阐述独立意识主体信念建构的具体过程，其核心要点是，个体信念及其信念度，是一个不断更新的动态过程。这个动态过程，就是独立意识主体在本己理解与认知中，遵循贝叶斯定理规程，不断打破先验束缚，真诚集纳似然证据，逐步接近于真的过程。贝叶斯定理将传统哲学形而上的真之猜想，定性为信念实现的置信程度，并对其作出确定可能的定量分析。就阐释而言，阐释主体将意识之中的隐性理解，转向为外在显性之真，其具体路径是，由初始期望起，经过信息收集与调整，最终达及期望与结果的基本满足。与传统的二元逻辑不同，贝叶斯的逻辑不是非真即假的静态独断，而是在动态的、不断更新的证据下真的最大可能。期望可为前识或前见。也就是阐释者怀抱前已所有的“志”或“意”，面向对象，究察本义、推衍义意，②以实现前识与结果一致的期望满足。这个期望可以是自觉的意识活动，亦可以是潜意识的自动浮游，经过意识主体的持续考究和调整，以切实的论证为据，得出与似然性反复比较后的独立结论。当然，这个结论可以与期望一致，也可能与期望不同，甚至相反，但无论什么结果，均以期望实现的概率分布，确切说是以概率分布的可能面积为表征，表达其真或非真的程度。此为贝叶斯定理确证人文认知，如何达及真的基本说明，亦是以主观见之主观的人文学，建构并累积真的可靠路径。为进一步说明贝叶斯定理的实际应用，笔者用DeepSeek做了一个案例，整理如下：
案例：李商隐《锦瑟》主题的贝叶斯分析
待检验的假设有三，一是悼亡说：诗歌主旨为悼念亡妻；二是自伤说：诗歌主旨为自伤身世；三是诗论说：诗歌主旨为诗歌创作论。
关键证据B：诗中“沧海月明珠有泪”一句，结合典故“鲛人泣珠”(《博物志》载“鲛人水居，泣泪成珠”③)。
步骤一：建立先验概率
基于文献综述与学术传统，对三种解读的初始可信度进行赋值。悼亡说的先验概率设为0.4。这一解读在明清以来影响很大，但现代学者多持质疑态度。自伤说的先验概率设为0.5。自伤身世是近现代主流解读，被认为最贴合李商隐生平。诗论说的先验概率设为0.1。这一解读较为小众，但有一定文本依据。以上三个概率相加为1，表示在当前学术讨论中主要考虑这三种假设。
步骤二：评估似然概率
似然概率回答的问题是：如果某种解读成立，诗中出现“珠有泪”这个意象的可能性有多大?先看悼亡说。“珠泪”可联想为妻子之泪或诗人之泪，与悼亡情感直接相关。但李商隐其他悼亡诗如《王十二兄与畏之员外相访》④中并未使用此典故。综合考虑，悼亡说的似然概率设为0.6，属于中等可能。再看自伤说。“珠泪”可象征怀才不遇的悲苦，如“沧海遗珠”的典故暗示才华被埋没。珠生于月明之夜，可能暗示才华需逢时机，而“泪”字表悲慨。这一意象与自伤身世高度契合，因此自伤说的似然概率设为0.8，属于很可能。最后看诗论说。此说认为“珠泪”喻诗歌作品，如“诗如珠圆玉润，然皆以血泪铸成”。珠玉常被用来形容诗文，但直接关联较弱。因此诗论说的似然概率设为0.4，可能性较低。
步骤三：计算证据概率
证据概率是指在所有可能的解读中，“珠有泪”这个意象出现的总概率。根据全概率公式计算：证据概率等于各假设的似然概率与其先验概率乘积之和。悼亡说的贡献为0.6乘以0.4，等于0.24。自伤说的贡献为0.8乘以0.5，等于0.40。诗论说的贡献为0.4乘以0.1，等于0.04。将三者相加，得到证据概率为0.68。这意味着在所有可能的解读中，“珠有泪”这个意象出现的综合概率为68％。
步骤四：计算后验概率
根据贝叶斯公式，后验概率等于似然概率乘以先验概率，再除以证据概率。悼亡说的后验概率计算：0.6乘以0.4等于0.24，除以0.68，约等于0.353。自伤说的后验概率计算：0.8乘以0.5等于0.40，除以0.68，约等于0.588。诗论说的后验概率计算：0.4乘以0.1等于0.04，除以0.68，约等于0.059。
步骤五：解读更新结果
在引入“珠有泪”这一证据后，三个主要假设的后验概率发生了显著变化。悼亡说的先验概率为0.4，在考虑证据后下降至约0.353，呈现下降趋势。自伤说的先验概率为0.5，更新后上升至约0.588，呈现上升趋势。诗论说的先验概率为0.1，更新后下降至约0.059，同样呈现下降趋势。
这一更新过程直观展示了贝叶斯思维的核心逻辑：“珠有泪”这一证据加强了对自伤说的支持，使其从50％提升至约58.8％。而证据对悼亡说和诗论说的支持较弱，这两个假设的可信度均有所下降。如果一位学者最初倾向于悼亡说，但发现“珠有泪”在自伤语境中更常见，即自伤说的似然概率高于悼亡说，那么他就应该根据这一证据调低对悼亡说的信任度，相应调高对自伤说的信任度。
如此计算以后，DeepSeek还做了一些评述，对贝叶斯分析的思维价值给予批判性分析。它试图指出，上述概率值都是假设性的示例，用于展示推理逻辑而非得出精确结论。贝叶斯定理的真正价值不在于计算结果，而在于推理的透明化，在可能认知的不断更新。在实际研究中，我们可以放弃对具体数字的执信，但保留贝叶斯思维：首先，明确自己的“前理解”，即先验信念是什么。其次，寻找文本证据，并思考证据出现的可能性。最后，根据证据与各解读的契合度，调整信念，作出判断。笔者认为，关于李商隐诗的贝叶斯计算，看起来还是非常机械、幼稚、浅薄，对复杂的人文现象的解读，难有令人信服的理论可靠性。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贝叶斯定理的根本意义在于，从认知的底层逻辑和规律说，人的认识生成与发展，其实际过程是从假设、猜想始，经过深入的考究和比较，以切实证据证成其假设与猜想的真或伪，特别是真与非真的置信程度。对贝叶斯定理的思考与运行方式，我们可以称作“贝叶斯思维”，这个思维方式的本质特征是，它不是非此即彼的独断论，更不是绝对真理的强制宣示，而是一个认知置信度的渐近变化的更新过程。认知由先验概率起，主动获取信息，不断作出似然调整，最后得以后验判断。当然，此最后非最终，它只是在确定语境下，对确定事件或现象，作出当下可能获取正确判断的概率表征。如此过程，从可以思维的幼稚儿童到可以影响人类思想进程的思想家，每一位独立意识主体的认知，从发生到完结，无一例外。心理学史上荣格师从弗洛伊德，从个体无意识到集体无意识；哲学史上维特根斯坦从前期强调逻辑语言到后期转向日常语言；文艺理论史上罗兰·巴特从结构主义转向解构主义，如此等等，这不是个例，亦非现象，而是规律，是本质，是概率论可能给予普遍数学概括的本质性规律。当代人工智能就是以此规律为根据，设计了算法，设计了语言，设计了可使人文研究数据化、形式化、人工化的现实路径。这就深刻启示我们，人文史上的事件过程，思想演变路线，均可以贝叶斯定理的精神取向和思维方式重新审视，一切思想、观点的建构与完形，皆是由先验概率开始，经过似然信息的调适，最后达及后验概率，获得信念真的过程。所谓“概率更新”就是在先验理解，甚至是臆见的基础上，依据多重证据，不断优化调整置信度的理性过程。就独立意识主体的认知和阐释而言，重在更新，而非重在前见或前识，是不可否认的一般规律。如此表述本不是什么新的认知，但由概率论而证明，由当代人工智能算法给出定量分析，则完全不同于人类从古希腊哲学起，延至今天的形而上猜想。贝叶斯定理是一个有可靠根据的定量确证，是诸多形而上理论猜想的时代证成。这是人文历史的巨大进步。对概率思想有重大贡献的莱布尼茨有言：“我不止一次说过，我们需要一种新的逻辑来处理可能性的程度。”⑤他所期望的“新的逻辑”，在当今人工智能的实践中，终于建构有成，其广度与深度，远远超越莱布尼茨的天才设想。
三、主体间概率的意义
人文信念，是由个体意识而起。但个体意识的认知，只是“私人意见”。人类知识是公共知识，个体信念上升为群体信念，私意上升为公义，公共的精神世界才为可能。概率如何表述这个过程和结果?贝叶斯定理的群体应用，或曰“主体间概率”，又称“主体间交互概率”就是一条可靠路径。所谓主体间概率，就是将主观概率从个体向群体扩展，达及由群体共享一致的信念度，即有限空间及确定群体间，对现象或事件共同认知程度。主体间概率，由英国哲学和概率论专家吉利斯提出。他在批判传统逻辑概率的基础上指出：“除了存在着一个特定的人的特有信念外，还存在着社会群体的共有信念。实际上后者可能比前者更为根本。”⑥主体间性概率公式如下：
该公式与个体贝叶斯公式差别不大，PI是指群体概率，其中，PI(A)：群体对假设A的先验共识概率；PI(E｜A)：群体共识的似然(假设A成立时证据E出现的概率)；PI(E)：群体共识的边际概率(证据E出现的总概率)；PI(A｜E)：群体对假设A的后验共识概率(获得证据E后的更新概率)。此公式清晰表明，有限群体间共识，无论如何复杂多变，均可中正客观地描述为，由个体信念达及群体信念的概率分布。其实现路径是，以群体先验判断为输入，公共似然为保证，以主体间共识为输出，推进“概率更新”的不断深入与完成。主体间概率是有限群体中共识可能的概率分布，概率更新是有条件的更新。按照逻辑学界的观点，主体间概率的实现，必须具备以下两个条件。
其一，群体特质。一定数量的意趣基本一致的独立意识主体，就共同关注的问题，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自愿结为阐释群体，群体间概率更新过程，最终达及一致意见。吉利斯的原话是：“群体的成员必须被一个共同目标联结起来；无论这个共同目标是导致群体内部的团结还是竞争都不是很重要；重要的一点是，成员们有共同采取行动和达成一致意见的意趣。”⑦这就意味着所谓群体必须具有以下三个特质。
一是可变的规模。就对话而言，哈贝马斯要求两人。中国文字表达的是三人为“众”，从概率论的要求说，样本当有一定规模，且越大越好。当然，对人文信念而言，概率统计是复杂运算，特别是在过去，人工手动的大规模统计与分析很难做到，几千年延续的办法是，以小概率事件做大概率判断，即简单归纳若干个别事实，就做全称肯定判断。这是人文信念难以为真的重要原因。但在今天，人工智能时代，令人瞠目且无限增长的算力，样本规模限制与复杂计算已然不是问题。
二是共同的目标。无论物质还是精神上的目标共同。能够成为精神群体，根本目标必须一致。这个目标就是，争取精神和思想上的共识，共识指引的共同行为或行动。只有在共识目标的凝聚下，才有群体集合之可能。争取共识的过程可以是长期的，不排除几千年不见共识，亦不排除永远没有共识。但在人类生存本能的驱动下，追求共识的永恒性不会褪去，群体总是会在目标凝聚下集合，且充满活力。
三是自愿和主动。能够结为群体，特别是精神群体，一定是自愿的。诸如公共空间中的阐释群体，皆因对共同的话题自有意趣，于是自愿地加入进来。喜欢就在，不喜欢就走，绝无强制。诸如对康德哲学的讨论就是一个精神连续，几百年中一代代学者，在“康德群体”中评说康德，正确或错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话，是交流，是精神上追求共识的一致努力。
正是以上特质，使主体间概率群体的存在成为现实。
其二，信息流动。信息流动是任何群体为群体的最直接表现，或曰实质性表现。在主体间概率公式中，后验概率PI(A｜E)中的E，不是群体之中某独立个体所拥有的背景知识，而是“群体的背景知识”的集合。吉利斯指出：“这可能比群体中任何个体成员所拥有的知识都要宽泛。由于群体内部存在着信息流动和想法交换，因此，如果一位成员有其他成员所缺乏的相关知识，他或她可以通过交流把它传播给别人。类似地，一个群体的逻辑能力和数学能力通常都会超过它任何一位成员这两方面的能力。若有任何人犯了一个逻辑错误，这通常都会被其他人所揭示和纠正。”⑧
主体间概率群体要求的信息及交流，有以下要求。
一是公共知识。对于较为紧密的一般共同体而言，所谓意趣，天然包含有群体共同认可的公共知识。这些知识，经常显化为确切的规则，如此规则可以是传统，可以是常识，能够写在纸上供阅读和传播。但对人文而言，更多的理念和约定可能为默认，即不学而能，不言而知，自觉甚至自动遵守。这是人文领域主体间对话的基本条件和前提。诸如波普尔主张的学术共同体，基本范式是普遍一致、共同承认的。古今中外千年存续和不断形成的学派、思潮等，都有自己的学术规范，根本无须专门申明和说教。如此规范，对足够规模的共同体而言，是“公共”的，舍此无信念群体可言。公共知识通常以规范呈现，这些规范可以是默会的、自明的，也可以是法律、制度，以及教科书中的公式、定理，普遍承认的人文判断和结论。哈贝马斯说：“规范表达了在一种社会集团中所存在的相互意见一致的状况。一定规范所适用的一种集团的全体成员可以相互要求，他们在一定的状况下进行或者放弃各种所规定的行动。遵循规范的中心概念，意味着满足一种普遍化的行动要求。”⑨
二是真诚与真实。群体间信息交流，在阐释学意义上，以对话为主要形式。真与诚是对话有效，从而阐释有效的必要条件。哈贝马斯说：“一个交往性的、成功的言语行为除了语言学表达的可领会性以外，还要求交往过程的参与者准备达到理解，要求他们高扬真实性、真诚性和正确性等有效性要求，并且相互地予以满足。”⑩关于真实和真诚，我们理解，真实是指言语者提出的判断和命题是真实的，且具有可靠的现实条件，使听者能够接受和分享言语者表达的真实；真诚是言语者诚心诚意地表达本己意见、意图、情感、愿望等，使听者相信言语者所言是可以和能够被相信的。
三是警惕强制。主体间的信息流动在主体间自由展开。参与交流的每一位独立主体，都以平等的身份发表私人所知所意。在一个人文学术群体中，参与者自由表达和听取他人意见，可以辩护，可以驳难，但应警惕和抵抗强制。所谓强制，就是以独断论姿态，将一己之私意强制他人接受，拒绝讨论、辩护，如此，则群体不在，群体间概率不在。在伯纳德·威廉斯看来，“任何信念，只要是通过强制性的方式而被迫持有的，就是得不到辩护的，因此必须予以拒斥”。(11)从主体间概率说，后验概率的正当性就在于“似然性”的自然生成，交流、比较、论辩，在排除强制的真诚中，获取群体一致的基本信念。哈贝马斯同样反对交流中的强制。他说：“论辩参与者必须普遍地假设，其交往结构应当以能够纯粹从形式上进行描述的特征为基础，将每一种强制都排除出去，无论是从外部作用于理解过程的强制，抑或产生于此一过程本身的强制。”(12)
在这个层次上分析认知，任何思想共同体，一个学派，一个思潮、一个主义，诸如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之所以能够以此标识，就是因为活跃其中的思想者、信念者，能够以概率论所规定的公理，在一个有限的思想共同体中，真实真诚地对话交流，无强制地相互理解。贝叶斯公式描述的模式及过程，从离散趋向于集中，从无穷收敛于有穷，最终形成群体共识。此类现象，是哲学、史学、文学，即人文学史发展的基本规律。主体间概率对人文的群体理解可以生产真、如何生产真，给予了科学确证。譬如，西方哲学史上分析哲学的生成和发展就是如此。作为当代西方哲学主要流派，“大部分分析哲学家，无论是逻辑实证主义者或批判理性主义者，无论是历史社会学派或新历史社会学派以及20世纪60年代后兴起的科学实在论，都强调哲学应当具有科学性，哲学要以自然科学为模本”。(13)分析哲学信奉者甚多，众多参与者从不同背景，不同立场出发，对分析哲学作出重要贡献。他们之间，对一些具体问题有不同看法和意见，甚至相互对立，争锋激烈，但并不妨碍分析哲学学派作为一个思想群体，在差异甚至对立中，对分析哲学作出重要的理论贡献。诸如“卡尔纳普等人对元科学和科学的区分，对逻辑问题和对象问题的区分，对观察实验在检验科学理论中的作用的强调，赖欣巴赫等人对频率问题的研究，亨普尔等人对科学说明的分析，蒯因对整体论检验理论的发展，波普尔对证伪理论的提出，库恩等人对科学发展动态模式的研究，塞拉斯和普特南等人对科学实在论的阐述”，(14)如此等等，各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和偏好，各有自己的具体理论场域和主攻方向，但这并不妨碍作为一个理论共同体，各独立意识主体之间的交流、对话，在诸多核心与基本问题上形成共识。譬如在所谓“约定论”问题上，就有大致相同的看法。“波普尔认为，科学理论是严格的普遍陈述这样一个论断，并没有客观的科学根据，只是一种约定。”“蒯因在论证他的‘本体论的承诺’这个概念时，就把约定论作为他的论证的依据。”(15)在这里我们不对约定论观点作具体评论，我们可以证明的是，无论对错、真假，在一个具备概率论要件的贝叶斯空间之中，特别是可称为学派、流派，以至主义的思想理论组合，其成员之间，在基本理论范式、规则、底层逻辑、核心方法，以至一些具体问题上，一定会有普遍形式的共享与共识，哪怕他们之间可能经常对立，相互抵牾，但以个人和群体的先验概率为起点，经过多重证据叠加与似然概率的形成，最终会有共同承认的后验概率，并可成为一种可靠知识，嵌入学派理论的底层逻辑。这就是主体间性概率的实现方式和过程。本人反复强调，人文真是“主观见之于主观”的真，即在主体与主体的对话中达及一致，也就是有限共识，如此，就主体间概率说，每一个对话参与者都是一个持续进行信念更新的贝叶斯主体。因此，每一次严肃的对话交锋，对参与者而言都是一次“贝叶斯更新”。共识形成的可能，始于个体在主体间证据交流中的理性信念调整。所以，吉利斯说：“置信度并非完全是私人的或个人的东西。”它应当“属于一个享有某个共同观点的群体会有某种程度的共同意趣，还能达成对于它的一些信念的共识”。(16)所以，哈贝马斯说：“任何理解都表现在一种理性的共识中；否则这种理解就不是‘真正的’理解。”(17)主体间概率的贝叶斯定理，描述并证明的就是如此过程。
四、人文真的确定性
人文真是主观共识。其实现过程可以贝叶斯定理描述。实现主体间概率过程，达及概率空间的主体间的后验概率，主体间的信念便可为真。但令当今人文学者，包括热衷于各种AI应用者所普遍不解的是，人文认知是随机过程，是无法预知的概率分布，是无丝毫确定性可言的无界言说。所谓“一千个读者，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一个主体都有自己的独立体验和认知，且无休止挪移变幻，毫无确定性可言。在此基础上，多个独立主体组合集聚的阐释空间可能获取共识，哪怕是达及或无限接近概率为1的统一共识，就有确定性可言吗?概率是预测，预测的事件乃尚未发生的事件，其真是如何确定并检验，或者证伪?如无可能，人文真的确定性究竟何在?如此，回到问题的起点，人文真是否为确定真?本节回答的是，达及一定概率水准的共识可认为确定真。我们讨论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概率理念的确定性本质。众所周知，概率的思想和方法，是因为赌博的期望实现而刻意建构的。其发生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在非确定性状态下，寻求确定性的可能。追求确定性，更确切地说，在绝对不确定的条件下，创造实现确定性之可能，是概率思想的核心目标。这一点，可由概率论发生发展历史上众多著名人物的经典论断证明。雅可比·伯努利定理描述的是，随着(偶然事件发生)的实验数目增加，观察到的结果接近于确定的先验数学概率值也在增加：
如果所有的事件可以被持久地重复，借此，我们就会从概率进入到确定性。我们将会发现世界上每一事件的发生都是源自确定的原因，并遵循着确定的规则，所以，我们不得不相信，在那些表面看来最偶然的事件中也有着确定的必然性。(18)
这是概率创始人之一的伯努利的概率思想，也是伯努利定理的文字说明。他的话可以证明，概率论的创始目的，是在非确定性条件下，确定确定性。概率，是对偶然事件的客观性、确定性的描述。再过200年，确切说是1921年，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出版概率学史上的重要著作《论概率》，提出一个贯穿其概率理论的中心线索：
某种程度上说，概率可以说是主观的。但就对逻辑学的重要意义言之，概率不是主观的。也就是说，它并不受制于人类的反复多变。一个命题之所以是不可能成立的，乃是因为我们认为它不可能。而一旦把确定了我们知识的事实给出来，在这些环境中，哪些命题可能或哪些命题不可能，就是客观确定的，无关于我们的看法。因此，概率理论是逻辑学的，因为它关注的是信念的程度[在给定条件下，抱持这样的信念程度被认为是合理的]，而不仅是特定个人的那些可能合理或不合理的实际信念。(19)
无论对凯恩斯的概率理论有多少争议，但其核心思想明确，符合概率论发展的本质特征。是被普遍承认和接受的。从根本上讲，概率有客观准则，概率可以描述和度量可能信念的确定性。凯恩斯经济学理论至今仍然发生影响，这与他的概率思想及实际应用密不可分。沿着这条线索再看，又有100年过去，21世纪概率论的新判断：
对于纯贝叶斯主义者来说，理性就是遵循概率法则。(20)
此话虽简，却精准表达了贝努利、凯恩斯概率思想的核心与要害。概率，就是以可靠方法，在偶然中抓住必然，在主观随意性中抓住客观确定性。贝叶斯定理理性把握非理性，如中国古代理性之动意，以理治性，证明理性能够发现并治理非理性。特别是作为人工智能的底层逻辑，贝叶斯定理时时处处发生作用，输入亿万看似互不相关、偶然发生的海量信息，经过分类、降噪，输出取向明确的有限决策判断。在数据库存、算法语言、神经卷积、自主深度学习的浪潮中，那些似乎很古老，且被后现代思潮打入底层的基本哲学范畴，诸如原因与结果、现象与本质、偶然与必然、世界的普遍联系等，在当代概率与数理统计思想不断扩展和普遍应用中，依然生动活跃，为人类思维以框架和灯塔。确定性，是人文真的基本底色。概率论，或以贝叶斯定理为代表概率论的思想和方法，赋予人文真以最高可能的置信度。
第二，主体的即时判断是确定的。后现代思潮比较喜欢以“一千个读者，一千个哈姆雷特”来比拟或证明，人对事件和现象的理解是非确定的，由此而否定理解和阐释的总体有限与收敛。这是一种误解。现象的本质是，因为每一个读者，也就是每一个独立意识主体，在其内心世界，都确定地认为或信任，唯有自己体验与认知的哈姆雷特，才是本然的哈姆雷特。所以，他们都要宣称，自己的哈姆雷特为真。于是有一千个读者，一千个哈姆雷特的表象。我们可以辨识，既然是一种宣称，作为认知结果，在宣称的那一刻，其判断就是确定的。如果是非确定，譬如，某位主体在犹豫，在不知所措，就没有一千个宣称的现象，而应该是一千个读者，九百九十九个哈姆雷特。那一位尚未宣称的读者，可能是清醒的贝叶斯主义者，他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反复运用贝叶斯定理，但尚未得到后验概率的期望满足，得到自己关于哈姆雷特的“人文真”。就此可以深入讨论以下两个问题。
其一，人文真的实现，是主观见之于主观随机过程，独立意识主体的观念意向性始终主导真之确定。但无论如何随意，在随意确定的那一刻，主体对现象或事件的体验、把握、认知，是确定的，是即时认准的“这一个”。所谓那一刻，可能是瞬时的凝固，亦可能是长时间的过程。但无论怎样，他在此时宣称的认知是确定的。譬如，对孔子某论，某主体此时一个体会，在另外之时是其他体会，且与前一体会完全相反。但无论正或反，在主体宣称的时候，正是确定的，反亦为确定。所谓随机过程，是确定的随机。贝叶斯定理讨论的就是，在某一确定时间框架下，认知的确定性的概率可能。也就是要确定随机现象中的非随机的确定。在实际生活中，每一个发言者，在发言的那一时刻，他的发言所指，所谓是非、真假，以至判断、决策，必须是确定的，否则不需要发言。至于经过思考，又有改变，就是另外一次贝叶斯过程，但无论怎样改变，新的改变依然是确定的。没有哪一个意识主体可以随意接受他人对自己情感与思想的表达被任意误读，甚至强制。包括那些极力鼓吹作者死了，文本死了，读者决定文本意义的鼓吹者，譬如罗兰·巴特、米歇尔·福柯、“耶鲁四人帮”，会接受自己的文本悄然死去，或声称自己的表达没有确定性，任由他者赋予一千种意义?绝对不会。他们认定，自己的思想与言说是确定的，且为真。他们鼓吹的是，别人的思想是非确定的，可以任意赋值，无所谓真假。这才是后现代此类主张的本质。
其二，独立意识主体的意识能力，在不同条件下，可以且必须对本体认知以清醒的肯定，对认知的根据有清醒把握。从某论变化至某论，理由是什么，或为因果，或为相关，或为似然。用维特根斯坦的话说：“‘对于我的确定性，我有充分的理由。’这些理由使这种确定性成为客观的东西。”(21)维特根斯坦的这个看法，就先验概率而言，其建构起始就有确定性的理由。所谓建构理由，皆立论于两个必要条件。任何主观认知和主观概率，都必须立足于此。这两个条件，一是知识，二是语境。关于前者，凯恩斯说：“术语确定和可能，描述了关于一个命题的合理信念的不同程度。我们拥有的不同知识量，使我们对该命题怀有不同程度的合理信念。”(22)这就是说，任何信念，皆以信念主体所具有的知识为条件，缺失相关知识，就不可能有相关信念。简单比喻，没有关于苏格拉底哲学的足够知识，就没有对苏格拉底哲学的信念。没有对《红楼梦》全面深入的解读，就不敢确定其作者或文本到底在表达什么。先验概率，很大程度上由主体的“已有”或“己有”知识所建构。维特根斯坦对知识的背景或前提作用强调得近于苛刻：
如果一个人问我们：“但这是真的吗?”那么我们可以对他说：“是的。”如果他要理由，那么我们可以说：“我不能给你任何理由，但是，如果你学得更多，那么你也会有这样的看法。”
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这就意味着他不能比如学习历史。(23)
关于后者，语境，尤其是当下语境，对人文真的确证更加重要。语境有大小。大的语境可以视为历史传承，甚至是人类学专注的集体记忆。在大的历史语境下，确定性认知是基础性认知，共享是普遍长久的共享。小的语境则是具体的语境。具体的语境会把不确定的认知确定下来。某个多义词，在字典上可以有几个甚至几十个义项，但在确定语境下，也就是在确定语句中，词语多义可大概率地确定为单义，除非故意玩梗。语境可以看作场域。譬如，一个科研共同体就是一种语境。在此共同体中，所有成员都必须接受诸多基本规则。这些基本规则是确定的。无须告知，无须讨论，进入共同体，就要遵守。维特根斯坦说：“‘我们对其完全确定’不仅意味着每个单个的人都对其确定，还意味着我们属于一个借助科学和教育而联结起来的共同体。”(24)
第三，贝叶斯定理与中心极限定理的一致性。以贝叶斯定理寻求人文真的展开与实现，无论是独立意识主体的私人判断，还是共同体中独立主体的共识成果，最后描述，均与大数定律、中心极限定理一致。“大数定律是叙述随机变量序列的前一些项的算术平均值在某种条件下收敛到这些项的均值的算术平均值；中心极限定理则是确定在什么条件下，大量随机变量之和的分布逼近于正态分布。”(25)在人文判断上，大数定律的应用有两个方向。其一对独立意识主体而言，对一个问题反复追问，追问得越多，得出结论就越集中，此所谓“回归”。在自我建构的样本空间中，对某一事件或现象，反复理解和表达，其重复次数越多，其确定认知和决断就越加集中，以至回归到一个确定性的判断。譬如，“黛玉葬花”到底意味着什么?在不同语境下本己的体验、认知、判断不同。可能同是一千次观看，一千个理解。但是，大数定律可以证明，重读次数越多，其结果将越集中于一个或几个有限的选择与判断。不会一千次观看，一千个理解。这就是贝努利大数定律所描述的，N次独立重复试验中，事件A发生的可能概率。其二对群体而言，独立主体越多，对同一现象或事件的先验期望越多，最终回归(有限)中心的可能性越大。两者均以正态分布曲线呈现。无论是对独立意识主体，还是对群体，就是主体间概率，也是相同结果。在某个体众多的样本空间，经由充分而真诚地信息交流，摩擦、对抗、妥协，重复次数越多，结果越集中，最后形成有限共识或基本共识，此为中心极限定理的人文表述。用概率论的语言说：“在客观实际中有许多随机变量，它们是由大量的相互独立的随机因素的综合影响所形成的。而其中每一个别因素在总的影响中所起的作用都是微小的。这种随机变量往往近似地服从正态分布。这种现象就是中心极限定理的客观背景。”(26)主体间的后验概率表征为近似正态分布。正态分布的阐释学应用，本人多次谈及，(27)正态分布已是高中数学常识，这里不再重复。
需要补充的是，前述的贝叶斯定理公式重在处理变量的特定取值，但在更多境遇或事件中，我们必处理的情况是，“以某个背景证据e为条件的更通用的公式”：(28)
式中其他符号意义与前面给出的两种形式所指意义相同，但这里添加的e，是代指其他未知因素，比如凯恩斯强调的语境，也包括其他基体条件。在实践中这个规则非常有用。
因为很多情况下我们确实对前3个项有很好的估计而需要计算第4个项。经常，我们将未知因素cause造成的结果effect看作是证据，而确定那个未知因素cause。这种情况下，贝叶斯规则变成：
这就是贝叶斯定理经常使用的考虑更多背景因素的方式。这个“条件概率P(effect｜cause)量化了因果方向上的关系”，(29)也就是说，它能从背景、条件方向上，考虑立论的结果。这种对背景、语境、条件的多因素考虑，为对事件、现象，包括对文本的理解与阐释，开辟了更广阔前景。
我们请豆包给了一个历史考证的例子。由公式
出发，具体说明如下：
事件Y：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的“经世致用”思想，主要源于对明朝灭亡的反思。
事件X：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观点。
额外证据e：顾炎武亲身经历了明朝灭亡的战乱，曾参与抗清活动。
代入公式：
P(Y｜e)：已知顾炎武的经历，其“经世致用”思想源于明亡反思的先验概率，可设为0.75。
P(X｜Y，e)：若思想源于明亡反思，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概率，可设为0.9。
P(X｜e)：已知顾炎武的经历，《日知录》中出现这些观点的全概率，计算得0.9×0.75+0.2×0.25=0.725。
最终：
说明结合文本和经历，该考证结论的可信度很高。
对于这个举例，DeepSeek总体上给予肯定，但它提醒：
这个公式的应用在数学上可靠，但在人文研究中，其可靠性取决于概率赋值是否合理。如果数值基于扎实的史料分析和专家共识，那么结果可以提供参考；但如果随意设定，则可能误导。因此，它更适合作为一种启发式工具，而非严格的证明方法。在实际历史考证中，仍需结合传统史学方法进行综合判断。
本人赞成DeepSeek的提醒。这个提醒不仅对此例有效，且对运用人工智能，用贝叶斯定理讨论人文真亦有高度警醒意义。人文真不同于自然科学真，与社会科学真区别深刻。作为人文真的知识，“不是总结在书本或者维基百科里的词条，那只是一种外在表现；我认为‘知识’是需要长期多人反复使用的记忆”。“但不是所有的记忆都能成为知识，出于长期反复使用的目的，尤其是那些在不同人之间达成了共识的记忆，才能成为知识。”(30)这是人工智能专家的清醒认识。它表明，人文真是以信息流动的方式，存储于人类大脑之中的记忆，历史地发生作用。这些无意存储的记忆，经过生活中百千万次的应用，最终成为用而不知的底层共识。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人工智能狂飙突进，人文学对复杂艰深的人文事件与现象的意义生产及共识，一定会有更加简明确当的集合与描述能力。人文真之在，人文真是信念真，是概率真，一定会得到令人信服的可靠证实。
五、余论
“人文真”是一个重要概念，应当展开深入研究和讨论。以下几个问题应该有新的回应。
一是人文学的结构。人文学仍是统称。就真而言，人文学中的哲学、史学与文学、艺术之间，有深刻差别。哲学、史学的阐释，其目的是获取共识。文学、艺术的创作，其目的是获取共鸣。此乃本质性差别。前者是思想真、命题真，后者是情感真、意志真。前者是理性真、逻辑真；后者是感受真、体验真。严格定义人文真，要有更严格的学科界线。
二是人文真与逻辑学的关系。人文推理，主要为归纳推理。人文真的实现，主要依靠归纳。归纳为真，必须可靠。人文是，由个别、具体的特称判断，做一般、普遍的全称判断。在这个意义上，休谟问题依然是问题。我们认证概率统计方法，是主观与客观之间的桥梁；高斯分布是归纳为真的客观表征。对此，应该充满信心。
三是AI与人文真生成的关系。前文给出的AI推理举例，已然显现一个大概线索，清晰说明AI如何思考和解决人文问题。AI能够解决更复杂、更深刻的人文问题，必须依此路线坚定地走下去。在本质上，AI理念是数学理念。不要说一般的数学方法，就是作为AI底层逻辑的二进制、向量、线性代数、概率统计、渐进分析、包括上文用过的贝叶斯网络理论，等等，充分证明，人工智能，就是用数学方法解决人文问题。这就可以更客观地处理好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数学与人文的关系，也可表述为更客观地处理好知识论与价值论的关系问题。数学化地认证人文的本真存在，要有真诚的态度。
四是人文真与阐释论的相互依存、相互证成。阐释是人文学存在与展开的唯一形态，是人文学生产与建构其真的唯一方式。人文真是阐释真。阐释真由公共理性所衡准。没有阐释，没有人文真。没有人文真，阐释失去意义。人文真与公共阐释的相关问题，要提到讨论议程。
五是人文真的主观形态与客观本质的关系问题。此文讨论人文真，重点是主观见之主观过程中，经过对话、交流、协商而生成的信念真、约信真、概率真，但是这种看起来极具主观色彩的真，归根到底是有其客观根据的。从根本上讲，人文生产是人类全部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物质与生活实践决定其生成与存续。文中指出，诸如为人文真之实现提供可能的语言、逻辑、同然心、共通感等，皆为生活和实践的人所共同具有。文中所突出强调贝叶斯定理的运算过程，从先验概率到后验概率，本身就是根据客观证据而变化和调整的。主观概率通过概率的客观准则与客观确定性相契合，充分证明这一观点。文中专题论述人文真的确定性，就是客观性的同质表达。确定性意味着客观性，反之亦然。强调人文真的主观性，并不否定其客观性本质与基础。对此，作者将撰写另文深入探讨。
总的来看，可以断定，休谟以来，在形而上层次，人文是否有真，其真又如何实现及衡准，没有得到真正解决。AI的兴起，为解决如此深刻且现实的问题，开辟了广阔前景。由此，本文努力表达初步认知，以期引起各方关注。
坚定人文真信念，坚定人文真可靠，此为不可忘记的人文初心。
注释：
①张江：《“真”“诚”“信”辨》，《社会科学战线》2025年第6期。
②参见张江：《“义”“意”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4期。
③此处照录DeepSeek的叙述。《博物志》原文为“南海外有鲛人，水居如鱼，不废织绩，其眼能泣珠”。参见[晋]张华撰，范宁校证：《博物志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4、31页。
④诗题全名当为《王十二兄与畏之员外相访见招小饮时予以悼亡日近不去因寄》。
⑤转引自[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论概率》，李井奎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4年，第3页。
⑥[英]吉利斯：《概率的哲学理论》，张健丰、陈晓平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82页。
⑦[英]吉利斯：《概率的哲学理论》，第183-184页。
⑧[英]吉利斯：《概率的哲学理论》，第184页。
⑨[德]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一卷)——行动的合理性和社会合理化》，洪佩郁、蔺青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年，第120页。
⑩[德]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张博树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32页。
(11)[英]伯纳德·威廉斯：《真理与真诚——谱系论》，徐向东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译者序”第30页。
(12)Jürgen Habermas,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Band I:Handlungsrationalität und gesellschaftliche Rationalisierung,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1988[1981],S.47-48.
(13)涂纪亮：《分析哲学及其在美国的发展》，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738页。
(14)涂纪亮：《分析哲学及其在美国的发展》，第739页。
(15)涂纪亮：《分析哲学及其在美国的发展》，第740页。
(16)[英]吉利斯：《概率的哲学理论》，第187页。
(17)[德]哈贝马斯：《理论与实践》，郭官义、李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8页。
(18)转引自王幼军：《拉普拉斯的概率哲学思想阐释》，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43页。
(19)[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论概率》，第4页。
(20)[法]黄黎原：《贝叶斯的博弈：数学、思维与人工智能》，方弦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21年，第19页。
(21)[奥]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论确定性》，楼巍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4年，第94页。
(22)[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论概率》，第4页。
(23)[奥]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论确定性》，第79页。
(24)[奥]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论确定性》，第101页。
(25)盛骤、谢式千、潘承毅编：《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第121页。
(26)盛骤、谢式千、潘承毅编：《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第123页。
(27)参见张江：《论阐释的有限与无限——从π到正态分布的说明》，《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10期。
(28)[美]罗素、[美]诺维格：《人工智能：一种现代的方法(第3版)》，殷建平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14页。
(29)[美]罗素、[美]诺维格：《人工智能：一种现代的方法(第3版)》，第414页。
(30)吴翰清：《计算》，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23年，第37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