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南宋基于立国钱塘与高宗海上避难等现实经历，在抗金防御中逐步构建起两浙濒海防区。该防区在宁宗时期形成长江口、钱塘江口和甬江口三大防御中心，分别由许浦、澉浦和定海水军驻防。元灭南宋后，继承该防御格局并发展出“三海口”防区体系。随着军事和商业环境变化，新兴的上海取代许浦，与澉浦、定海共同构成元代“三海口”防区。元朝将“三海口”防区与新成立的沿海万户府融合，构建出以庆元路为中心，并以南宋防区为底色的元代濒海防区，成功实现其海防从蒙金旧制中以经略司、招讨司、元帅府为代表的内陆体系，向适应海洋防御的专门化制度化体系转型。关键词：宋元  三海口  濒海防区  沿海制置司  沿海万户府

从南宋背海立国到元朝混一南北，中国在海洋开发和利用方面发生深刻变化，贸易制度与海防制度构成王朝国家海洋制度的核心。该时期中国对外贸易重心已由西北陆路转向东南海路，标志以海洋贸易为主导的对外贸易格局正式形成。面对金朝、蒙古的军事压力，南宋高度重视海洋防御，逐步建立起以两浙地区为核心的海防体系，并发展出专门性海防军队。元朝灭宋后，在江南面临防范南宋残余势力、确保江浙行省海运安全以及维护海疆秩序等挑战，因而推行相应的军事镇戍制度，并创置水军万户府。就时段而言，本文聚焦南宋至元代。北宋立国重心在中原，海防制度尚未成型，故不纳入本文讨论。

海防是为抵御海上入侵、捍卫国家安全与海洋权益而采取的综合防御措施，而濒海防区是海防活动所依托的濒海陆地与近岸海域构成的地理空间。作为宋元时期经济贸易最繁荣、军事布防最密集的区域，两浙濒海防区的构建与演变，既是理解当时整体海防战略的关键，也是观察此时期政治结构、经济形态和军事部署互动关系的重要窗口。既有研究对南宋濒海防区的考察多集中于前中期抗金防御，对端平以后宋蒙战争背景下的防区调整关注不足。沿海制置司与水军成为南宋海防研究的两条主要线索。熊燕军、黄纯艳、朱文慧、吴丹华先后梳理沿海制置司的沿革、官属、职能。就水军研究而言，王青松提出环绕临安、延至淮东、闽广的“一环两线”防御格局说。黄纯艳将南宋海防体系一分为二，认为北重南轻，北方旨在拱卫临安，而南方为了保障沿海社会和海上贸易安全。兵力集中于浙西沿海地区，浙东、福建和广南依次减少。张敬奎聚焦辛巳之役、涟海归属，观察南宋海防格局的变动。

元代海防研究多从海防机构、镇戍军、倭患与环境等角度展开，专门以元代濒海防区为研究对象的成果较少。姚建根主张传统中国海防起源于宋元时代，呈现间歇性、渐进性、局部地区优先特点。赵彦风进一步认为元代海防的起源可追溯至乃马真后称制时期河北、山东沿海对宋军的防御。刘清涛注意到日本因素对元代海防意识产生重要影响。整体上看，学界对南宋晚期至元代两浙濒海防区的延续与变革缺乏贯通性考察，仍存在就南宋论南宋、就元代论元代的割裂状态，尚未形成对宋元海防体系演变的整体性认识。本文在既有研究基础上，梳理考察南宋海防体制从依附陆防向专业化海防体系转型，以及宋元鼎革后元代海防体系的新发展，对于研究宋元时期军事部署、海防和经贸互动关系，揭示中国对外贸易重心由西北陆路转向东南海路有重要价值。

一、南宋前中期两浙濒海防区的形成

北宋尚未形成独立、系统的海防体系，防务长期处于水陆混管、临时措置的状态。除京东路登州等地设立专门海防机制外，两浙、福建和广南诸路的海防多与陆防混同，主要依靠巡检和临时派遣的捉贼使臣主其事。福建沿海地区虽在仁宗后期设寨驻巡，然因兵源驳杂、缺乏水战训练等问题，实际战力有限，而广南地区更未常设水军。

南宋因防御金军需要，十分重视海防建设，在平江设有许浦水军，嘉兴设有澉浦水军，明州设有定海水军。三支水军与濒海防区的建立相辅相成，其间更迭纷繁复杂、未有定制，直至宁宗时期才得以定型。

宋室南渡之初尚未设置专门的海防机构。濒海、沿江防区以太平州（今安徽当涂）分界，池州至荆南府段沿江防区由尚书吏部员外郎郑资之防托，而太平州至杭州段濒海防区属于监察御史林之平的辖区。太平州以下沿江至杭州段列入濒海防区范围，包括淮东路、两浙西路、两浙东路以及各自沿海地区。建炎元年（1127）九月，淮、浙沿海诸州增修城壁，招训民兵，以防金军自海道进攻。建炎三年后，长江口由浙西制置司负责。整个濒海地区的海防事务由浙西、浙东制置使或两浙制置使负责，直接关系朝廷安危。随着濒海防务日趋复杂，专门性海防机构沿海制置司应运而生。

沿海制置司的设立，标志南宋海防进入新阶段。关于其沿革，学界已有系统梳理。该机构始设于绍兴二年（1132）五月，由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仇悆任沿海制置使，置司平江府许浦镇。作为南宋首个专责濒海防务的机构，其成立是海防体系的重大发展。初期整合福建、两浙和淮东三地防务，形成海陆相连的统一防区。但因防区跨度过大、管理不便，在吕颐浩建议下，海防体系于钱塘江口一分为二，北部淮东、浙西防区由驻许浦的沿海制置使负责，南部浙东、福建防区由驻定海的浙东、福建沿海制置使负责，且例由明州守臣兼任。在沿海制置使与地方官经营下，以长江口、钱塘江口、甬江口为核心的两浙濒海地区连为一体，海上防御能力显著增强，成为南宋重要防区。不过，许浦、澉浦、定海三大水军协同防御的格局，直到宁宗时期才最终形成。下文即以浙西许浦、澉浦水军和浙东定海水军为切入点，讨论南宋前中期两浙水军及其濒海防区的形成过程。

（一）许浦、澉浦水军与浙西濒海防区

南宋浙西海防以许浦水军为主，辅以澉浦水军。许浦设置水军防江的传统由来已久。吴越王钱镠为防御吴国、南唐，在许浦堈身特创水寨军，奠定梅李镇雏形。至南宋，位于梅李东北35里、北入长江的许浦（今江苏常熟浒浦镇）取代前者，成为长江口最重要的军镇。尽管高宗驻跸江南之初便屯兵驻守江海要地，但南宋水军直至绍兴初仍主要分屯江阴、许浦和福山等地，并无常设驻地。

许浦水军建立于绍兴四年。绍兴二年，仇悆任沿海制置使，兼领福建、两浙、淮东诸路。七月，吕颐浩认为沿海制置司难以兼顾浙东、浙西两路海道，遂令仇悆专管淮东、浙西海防，另设浙东、福建沿海制置使吕源置司定海专管浙东、福建海防，调张公裕、赵琦所部由吕源统辖。但此时许浦沿海制置司处于有衙无兵阶段。绍兴四年，高宗至平江府，命韩世忠、杨沂中分守沿海要地。此时，韩世忠部下水军将领张荣屯守平江府已有一段时间。杨沂中部水军不久奉命调往许浦，“教习战船，以备缓急”，标志着许浦水军正式建立，成为淮东、浙西沿海制置司在许浦的主要军事力量。

许浦水军的隶属关系具有显著的二元特征。建制上，该水军最初隶属杨沂中神武中军，绍兴五年随杨沂中调任主管殿前司公事而改隶殿前司。与此同时，朝廷授权平江知府实际节制该水军，由此形成另一重地方统属关系。与驻扎临安、隶属关系单一的神武中军主力不同，许浦水军确立殿前司遥隶、地方实际节制并存的二元体制。该体制既确保朝廷对海防的掌控，又通过地方官节制，有效解决远程指挥难题。其遥隶关系主要体现为：使用殿前司番号，军官人事安排受制于殿前司，军务则与福建左翼军相类，均需申报枢密院与殿前司。此遥隶关系虽不涉及军事财政，却可使该军获得殿前司犒赏。值得注意的是，高宗时期的许浦水军与沿海制置司并无关系，故绍兴十一年沿海制置司裁撤，并未对其防务与既有的二元隶属结构产生影响。

孝宗乾道年间，宋廷出于和议既成与财政状况考虑，将许浦水军定额为3000人。乾道五年（1169）底，定海的殿前司水军奉命移屯许浦，与许浦原殿前司水军合驻，壮大许浦水军力量。同年，许浦水军改为御前水军，自殿前司改隶许浦水军都统司，遥隶枢密院。此后，许浦水军的规模持续扩大，编为四军、八将、六十二队，包括自乾道四年以来分驻江阴的300名水军，成为南宋规模最大的一支水军。

乾道六年，在孝宗准备进取中原的背景下，御前水军统制冯湛上奏指出许浦的地理优势：

臣躬亲相视海道控扼去处，数内苏州许浦镇，实控扼之要港，汊深远可以安泊舟船，土地高广可以安立寨栅。比之江阴屯驻之地，公议差胜，且去淮甸不远，斥堠相连，易于探报。比之定海驻扎之地，尤为良便。乞于许浦镇屯驻大军，合用寨地，委平江府差官与本军同去许浦踏逐标拨，并教场地步施行。

建设许浦大港的建议为朝廷采纳，然受条件所限，最终只能在许浦立寨，东接许浦太平，西接梅李胜法。淳熙八年（1181），许浦水军重新改隶殿前司。

绍兴初至乾道五年，许浦水军遥隶殿前司，实际由平江知府节制。乾道五年，许浦水军改为御前水军，改隶许浦水军都统司并遥隶枢密院，平江知府或于此际失去节制权。现有史料显示，其后许浦水军虽于淳熙八年、开禧元年（1205）两度复隶殿前司，却均未恢复知府节制。平江知府再度取得节制权已是乾道五年之后，此后，节制该水军者达11人12任。总体而言，乾道五年至开禧二年间许浦水军与平江知府的关系变化较为复杂，尚待新史料揭示。而开禧二年至理宗宝祐三年（1255），许浦水军则常由平江知府节制。

顾宏义据真德秀劄子指出，许浦水军在嘉定十四年（1221）为御前水军。若真德秀所言属实，是年许浦御前水军又暂由浙西提刑司节制。淳祐四年（1244），据《武义南宋徐谓礼文书》记载，许浦水军由知平江军府事节制。

浙西防区除平江府许浦水军外，嘉兴府澉浦镇（今浙江海盐县澉浦镇）亦驻有水军。澉浦镇地处海盐县乃至整个嘉兴府海岸线最南端，钱塘江口北岸，是距临安府最近的港口。澉浦镇始设于唐代，初衷为防盗与维护治安，军事色彩浓厚。随着南宋立国钱塘，澉浦镇因紧邻行在，军事价值愈发凸显。至宁宗时期，受开禧北伐、限制贸易等因素影响，宋廷在澉浦正式设立水军，以强化海防。

澉浦水军创置于宁宗开禧元年，设统制和统领，编额1500人，名义上遥隶殿前司，实际由嘉兴知府节制，呈现二元隶属关系特征。据天启《海盐县图经》载，“澉浦帅衔统制，而郡太守衔节制澉浦、金山水军”。澉浦水军与金山水军共同受嘉兴知府节制，知府皆系衔“节制澉浦、金山水军”。明人记载可得到南宋史料印证，如刘炳、史宅之、陈肖孙、文及翁、吴潜等多任知府皆有此系衔。不过，嘉熙四年（1240）十月至淳祐元年三月间，吴渊、邱岳在知镇江府时兼领浙西兵船。咸淳二年（1266），澉浦水军与金山、常州、江阴水军，一度暂由权两浙西路提点刑狱公事俞掞提领。澉浦水军建立较晚，借鉴许浦、定海水军制度，同样采用遥隶殿前司并由地方知府节制的二元隶属体制。该结构既确保中央对澉浦海口防务的总体控制，也赋予地方指挥灵活性。

绍定三年（1230），殿前司拨本司1000员，令嘉兴府“招濒海渔业、惯熟风涛、少壮趫捷之人，试验刺充澉浦水军”，并增置统制官一员提领。澉浦水军的发展恰与南宋中后期的海禁收缩政策同步。为降低南北贸易引发物价波动与军情泄露的风险，自光宗朝起澉浦的贸易活动遭到限制，直至理宗淳祐年间才逐步恢复。南宋海禁政策的短暂施行，是政治、军事、经济等多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与明清时期的海禁政策如出一辙。

（二）定海水军与浙东濒海防区

定海水军驻扎明州定海县，名义上辖明、越、温、台四州海防区。此跨州防区更可能是指沿海制置司的宏观辖区，而非定海水军日常驻防四州。定海水军的驻防布局，既契合南宋拱卫行在、北向设防的海防战略，也便于高宗君臣在危急时航海南逃。作为行在屏障，明州自然成为防御重心并驻扎重兵。定海水军的实际防区集中于明州，涵盖鄞县、定海、慈溪、奉化、象山以及昌国县周围列岛，旨在守卫甬江口，防范金军或蒙元军自昌国县一带进攻定海。为此，该军建立常态化巡防机制，每月派兵巡海。

定海水军的建制与隶属关系更迭频繁。建炎四年，枢密院提领海船张公裕扈从高宗海上避难，事后率部戍守明州，此为定海水军之始。该军由张公裕统领，隶属枢密院。绍兴二年九月，御前忠锐第八将赵琦率部随浙东、福建沿海制置使吕源驻守定海，张公裕改任沿海制置司水军都统制，定海水军遂改隶沿海制置司。绍兴三年正月，御前忠锐第七将徐文部屯定海，亦由沿海制置司节制，但其四月便率部投奔伪齐。此后张公裕任沿海制置副使，所统水军成为沿海制置司的稳定兵力。不久，沿海制置司裁撤为总领海船所，海船由张公裕与明州守臣李承造共领。同年九月，总领海船所复改为沿海制置司。绍兴十一年，沿海制置司再度罢废，“兵随司罢”，其水军建制随之撤销。

绍兴十八年因平定江海盗贼需要，定海水军首次遥隶殿前司，直到孝宗朝依然如此。沿海制置使、知明州赵子潚在隆兴元年（1163）所率平寇部队，即为这支殿前司水军。辛巳之役爆发之际，朝廷从福建、广南抽调的水军改隶有衙无兵的沿海制置司，当驻扎明州城外的江东寨。绍兴末年，殿前司水军与沿海制置司水军为并存的两支定海水军。

沿海制置司撤销期间，整体防务仍然存续。除绍兴十八年起常驻的殿前司水军外，沿海制置司罢废后，濒海防务或由明州守臣总领，此前已有先例可循。绍兴三年沿海制置司罢废，改设“总领海船所”管理船只，即由明州守臣兼总领。以此先例推断，绍兴十一年罢司后，海防军务大概率仍以类似方式运作。鉴于沿海制置使本就由明州守臣兼任，明州守臣本身即为统领水军、提领海船的主官，因此该司裁撤并未改变其兼领水军的事实，相关人事与职能均未中断。综上，沿海制置司的罢废，更多是宋金和议背景下的政治姿态，明州濒海防务在地方官兼领下得以延续。

乾道五年，朝廷调定海殿前司水军移屯许浦。知明州、沿海制置使赵伯圭强调定海控扼要冲不可撤备，并获准调沿海制置司水军移驻定海。定海水军移驻许浦，实为涉及三方的两次调动。首先将定海的殿前司水军调往许浦，为填补定海防务空缺，再将原驻江东寨的沿海制置司水军移屯定海，并改为御前水军，隶属枢密院。后来这支水军又扩编至4000人。沿海制置司水军始设于宋高宗时期，亦为南宋明州海防的核心力量之一，始终承担着维护明州海域海防安全与贸易秩序的重要职责。该水军与殿前司定海水军在存废时间及隶属关系上存在差异，但其无论遥隶殿前司还是枢密院，均呈现中央直属与地方知府节制的二元隶属结构。该体制在保持中央对甬江口海防总体控制的同时，也赋予地方应对突发事故的自主性，体现宋代中央集权与地方实效之间寻求平衡的制度调适。

绍兴府的海防地位次之。嘉定十二年以前，余姚县眉山、三山、庙山诸寨便已建立水军，隶属安抚司，后因士兵孱弱再度招置水军。而远离主要威胁方向的温、台二州，在史料中未见定海水军常设驻防，其地方武装可能更侧重维护治安与防御海贼，或如绍兴水军般隶属安抚司。因此，现存史料所见定海水军始终以明州（庆元府）为根本，主要负责拱卫行在、防御北敌，直至南宋末年驰援两湖，其核心任务未变。在钱塘江口海岸及岛屿之间，宋廷设立鲒埼、大嵩、管界、海内、白峰、岱山、三姑、岑江和螺头九寨，共有土军1483员。沿海九寨皆设立巡检。

南宋海防的核心在于以临安为中心构筑门户之防。至宁宗时期，浙西、浙东两大防区已形成以长江口、钱塘江口、甬江口为支撑、拱卫临安的三处濒海防区，相应配置隶属三衙殿前司的许浦、澉浦水军与隶属沿海制置司的定海水军。其中，长江口防务由殿前司许浦水军负责，钱塘江口由殿前司澉浦水军负责，甬江口由沿海制置司定海水军负责。有学者指出，长江口附近江海防辖区的划分并非绝对。从现存史料看，宋人以长江口、钱塘江口和甬江口为重心构筑濒海防区，分别应对金军可能自里洋、外洋、大洋发起的三条进攻线路。宋代虽无“三海口”之名，但时人已将三地并称“三江”、“三洋”，应是元人所谓“三海口”军事防区的历史渊源。

总体而言，许浦、澉浦和定海水军的隶属关系演变，反映南宋海防体制从依附陆防向专业化海防体系转型的历程。该调适过程，正是中央与地方在建立海防机制过程中对军事控制权的动态平衡。初期，朝廷未设专门性海防机构，濒海防务多由韩世忠、杨沂中等陆军将领兼管。一元隶属关系虽加强中央和皇帝的军权，却因指挥中枢远离水军驻地而调度不便。之后，伴随高宗收兵权而发明的二元体制解决该问题，水军名义上遥隶中央，实际指挥权则归于地方官，缓解遥控指挥的滞后性。中央遥隶、地方实控的二元模式，既延续北宋仁宗以来军队的遥隶传统，也是在朝廷缺乏专门性海防机构时，借助既有陆军体系履行海防职能的过渡举措。随着海防经验不断积累与防区建设日益完善，南宋建立起一套兼具中央统属与地方节制且运作稳定的专业化海防体系。

二、金山、向头水军与南宋两浙濒海防区的完善

端平元年（1234）后，南宋濒海防区的防御对象随着金蒙易代由金朝转变为蒙古。蒙古军南侵打破濒海防区持续数十年的承平局面，使得宋廷对濒海防区进行局部调整。

南宋端平元年北伐失利后，战局急剧恶化，北部防线在蒙古军的持续进攻下压力剧增。宋廷自嘉熙初年起，不断强化江海防务体系。在沿海地区，沿海制置司从温州、台州及庆元府征调民船数千艘，分为十番，每年调遣300余艘戍守定海；部分定海水军亦调往许浦协防，以防范蒙古军由海道来袭。

自淳祐元年窝阔台汗死后至宝祐六年蒙哥汗南侵前，宋蒙间局势较为稳定。在此期间，南宋采取措施巩固长江下游江防。蒙哥汗即位后虽侵入宋地甚广，但未能根本改变南宋京湖、两淮防线。东部地区情况则有所不同，沿海制置使吴潜指出濒海防区重大漏洞：

许浦枕扬子江而置司，去京师为远，惟澉浦去京师为近。而不知澉浦之外，又有所谓金山，乃应干舟楫所必经往稍泊之地……今定海水军虽得控扼之地，然于防制倭丽则有余，而于遮护京师则不足。

沿海制置使所辖防区的北部，即平江、嘉兴和庆元地区是主要防范区域。但定海水军驻地距离许浦、澉浦较远，一旦预警则增援缓慢。为增强联防作战能力，吴潜提议在许浦、澉浦和定海水军以外，增设金山、向头水军。

金山水军驻扎澉浦以东的金山（今上海金山），是澉浦水军的辅助军事力量，最早可追溯至孝宗淳熙时所设的澉浦、金山都统司水军。理宗绍定年间，在金山新置水军1000人，作为澉浦的外拓力量。该水军名义上遥隶殿前司，实由嘉兴知府节制，呈现隶于二元的属性特点。显然，吴潜在澉浦水军驻地外，在“舟楫所必经往梢泊之地”金山屯驻水军，意在强化钱塘江口北岸海防。这一时期，澉浦和金山两支水军，“其在寨者，通二千六百余人，而老弱废疾亦且三之一矣”。

除钱塘江口北岸的金山水军外，宋廷亦在南岸庆元府向头（今浙江慈溪东）设立水军，以解决定海水军距澉浦较远、赴援不及的问题。向头寨地理位置优越，“近在定海之里，其面势与金山相直，南抵钱塘，东接温、台，西通苏、秀，北达青、齐”。早在高宗朝，御史中丞沈与求便上奏，诸多官员建议在向头置屯，然此议当时未获采纳。宝祐三年，沿海制置司“新创军屯于向头”，分设水军、土军两寨，与金山形成唇齿相依之势。至此，钱塘江口形成以澉浦水军为主力、金山水军为外围拓展、向头水军为后备增援的防务格局。两浙水军兵力配置以浙西路沿海最多，浙东次之。

宋蒙关系破裂后，面对即将到来的濒海攻防形势，吴潜认为若蒙古军从新旧海州入侵，最有可能选择里洋、外洋和大洋三条路线：

贼欲侵扰淮东，则自旧海发舟，直入赣口、羊家寨，迤逦转料至青龙江、扬子江，此里洋也；若欲送死浙江，则自旧海发舟，直出海际，缘赣口之东杜、苗沙、野沙、外沙、姚刘诸沙，以至徘徊头、金山、澉浦，此外洋也；若欲送死四明，则外洋之外，自旧海放舟，由新海界分东陬山之表，望东行，使复转而南，直达昌国县之石衕、关岙，然后经岱山、岑江、三姑以至定海，此大洋也。

为此，吴潜采取有效措施，分别以许浦水军防御长江里洋路线，澉浦、金山水军防御钱塘江外洋路线，定海水军防御甬江大洋路线。三条路线与此前防金路线基本一致，表明宁宗时期形成的两浙濒海防御格局，对端平以后南宋防务产生重要影响。

南宋两浙濒海防区主要分为浙西路北部防区和浙东路南部防区。浙西路许浦都统司所辖水军，分别驻扎平江府许浦、顾迳、料角及嘉兴府金山、澉浦，扼守长江里洋和浙江外洋两条进攻线路。浙东路沿海制置司所辖水军，则主要驻守庆元府、定海县，以防御甬江大洋路线。宋廷还在此基础上征调浙东路南部温、台一带民船，以加强海上防御。

整体而言，端平以后南宋两浙濒海防御格局，是从宁宗朝形成的濒海防区发展而来。与南宋前中期类似，两浙濒海防区仍以平江、嘉兴和庆元府分别负责的长江口、钱塘江口和甬江口为核心防区。随着宋蒙开战，宋廷强化许浦、澉浦二镇战备建设，使其军事性日益突出。宝祐年间，为增强三个防区间的协防，宋廷增设金山、向头水军，分别作为澉浦、定海水军的外拓和增援力量，从而发展成以许浦、澉浦和定海水军为主，金山与向头水军为辅的新型濒海防御格局。该体系不仅提升南宋海防能力，也直接影响后来的蒙元水军及其濒海驻防格局。

同时，南宋中后期海防思想发生重要调整。光宗、宁宗至理宗初年，朝廷为防止海商泄露海防情报，一度收紧两浙路的贸易范围，表现出海禁倾向。理宗时期，面对内外交困局面，虽强调“海道为今日急务”，但初期吴潜仍侧重靖安内寇，对蒙古海上入侵风险估计不足。直至宝祐四年，吴潜重新研判形势，系统分析蒙古可能的海上进兵路线，并提出完整海防方案：以兵船巡逻大小七山、蛇山等地，广置烽燧预警；集中定海水军，增设向头水军强化要害布防；推行“义船法”动员民间力量，实现沿海寨兵与定海水军协同指挥。由此，吴潜及南宋后期君臣的海防思路由“靖内”转向“御外”，更加注重敌情研判、海洋地理与军事路线的结合，凸显主动防御与空间预警意识。上述措施共同构筑起多层次濒海防御体系，使南宋应对海上威胁的能力显著提升。

值得注意的是，南宋两浙地区海防体系并非单纯的军事防御工程，而是与海外贸易深度结合的复合型体系，兼具维护市舶贸易与海上秩序的功能。此特征为元代延续和发展，反映宋元时期海洋经略的总体取向。

三、蒙元两浙水军及“三海口”防区的新发展

南宋末年，两浙濒海防区自北向南主要为许浦水军驻守的长江口，澉浦、金山和向头水军驻守的钱塘江口，以及定海水军驻守的甬江口。此濒海防御格局为元朝所继承，并发展出“三处上船海口”防御体系。元朝将继承自南宋的“三海口”防御格局与新置的沿海万户府体制相融合，形成元代特有的濒海防御格局。元朝之所以能突破南宋固守的长江防线，最终完成统一，其强大的水军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学者对蒙元水军发展历程作过整体考察，兹不赘述。以下探讨元代两浙水军的具体发展情况。

元朝两浙水军主要由其原有水军，以及战时收编的南宋新附水军构成。元军占领江阴后，继承南宋当地的水军班底，将其打造为水军基地。至元二十二年（1285），江阴水军招讨司改编为江阴水军万户府，初镇江阴，后移镇江，再迁通州。此外，镇守黄州的蕲黄等路都元帅府所辖另一支重要水军，在同年改编为保定水军万户府，后因鄱阳湖动乱而徙至南康路。上述两大水军万户府应统辖大量兵力与战船，但缺乏足够史料支撑，难以详考。保定水军万户府与两浙海防无直接关系，故不赘述。就军事属性而言，真正负责元朝两浙海防者主要为沿海万户府。海道运粮万户府、上海漕运万户府、海道都漕运万户府等，主要负责每年从海道往大都运粮及其安全事宜。江阴水军万户府，以及至正年间在昆山设立的水军都万户府等，亦曾不同程度参与维护海运安全。

至元十二年，伯颜率军分三路进军临安，哈剌隶董文炳东路军负责进攻沿海诸城。哈剌与王世强率军5000人，攻占南宋许浦水军都统司所辖海防区内的江阴、许浦、金山等主要军事据点，并随即戍守澉浦海口。至元十三年春，哈剌率军与宋将张世杰战于朐山东门海界（今浙江岱山县衢山镇一带），自张世杰手中夺船4艘，又经过行省增拨700人后，率军守定海港口。至此，哈剌军正式驻扎在原南宋沿海制置司驻地定海。

元朝江浙行省的镇戍格局形成于蒙古军南征过程中。元军攻占临安后，阿剌罕、董文炳、高兴诸将继续“攻浙东温、台、衢、婺、处、明、越及闽中诸郡”。“丞相伯颜及元帅阿朮、阿塔海等守行省时，各路置军镇戍，视地之轻重，而为之多寡”，并在临安附近屯驻诸万户府。至元十四年，哈剌与刘万户行元帅府事于庆元，“镇守沿海上下，南至福建，北趾许浦”，其防区以北即为江防与陆防地带。可见元代海防范围大体承袭南宋旧界，并有所调整。就海防北段而言，哈剌所辖区域以平江路许浦为界，原南宋许浦水军都统司辖下的常州、江阴并未划入，元廷又于华亭县上海增设驻军。至元十八年阿剌罕死后，阿塔海等率所部及部分征伐日本归来的士兵，“分镇庆元、上海、澉浦三处上船海口”。至元十九年，元廷在自归州至濒海一线设28处驻军，即包括“三海口”。元代以上海、澉浦、庆元为核心的“三海口”体系，即由南宋许浦、澉浦、定海三大水军驻地发展而来。所不同的是，上海取代许浦，成为元代海防重要据点。

由于南宋时期江淮地区南北对峙的边防格局在元朝统一后不复存在，许浦作为江防军事据点的重要性下降。随着海上贸易发展，上海逐渐成为与庆元和澉浦相当的新兴港口。长江入海口的重镇由许浦转移至濒海地理优势更为明显的上海。元廷早在至元十四年便在庆元、上海、澉浦设立三个市舶司，“每岁招集舶商，于蕃邦博易珠翠香货等物”。同时，元军驻扎此三处上船海口，一是镇守濒海军事要塞，二是维系海运秩序。至元二十四年，在桑哥建议下，设上海、福州两个漕运万户府，以维系沙不丁、乌马儿等海运船。至元二十八年，因户口繁多，华亭之上海设县，隶属松江府。随着上海市舶司设立以及由镇升县的政区级别提高，上海发展速度加快，逐渐超过澉浦成为与定海匹敌的军事和经济型港口。除庆元、澉浦和上海外，元廷在至元十五年亦加强金山的军事力量。罗璧在跟随张弘范平定广南后，升明威将军、管军总管，镇守金山。罗璧镇戍金山四年，“海盗屏绝”，后徙镇上海，两个月内督造海舟60艘。需要指出的是，至晚在延祐七年（1320），元朝已新设镇守江阴、许浦等处通事汉军万户府，其设置或与海防有关。然相关记载匮乏，此万户府设立与海防的具体关联性，有待进一步研究。

另外，南宋平江府许浦水军都统司与庆元府沿海制置司间的戍防纠纷，入元后因江北划归河南江北行省而得以解决。江浙行省与河南江北行省隔江分治后，通州、泰州防务归河南江北行省负责，划入镇戍扬州路的泰州沂郯万户府和江阴水军万户府辖区。长江以南的海防区域则由江浙行省负责，属庆元路沿海万户府防区。

就南部而言，元代海防区与南宋初期类似，将福建地区囊括进来，显然是受蒙古军就地镇守习惯的影响。相较于几经更迭的南宋两浙海防机构，元朝例行由占领者镇戍该地。浙东、福建由哈剌率军攻占并就地镇守，负责南至福建、北至许浦一带的海防事务。至元二十二年，沿海万户府设于庆元，哈剌为首任达鲁花赤，负责江浙行省海防事务。

“沿海万户府”之“沿海”二字，既为番号，亦为地名，受南宋沿海制置司影响。哈剌、王世强在至元十二年秋统领白鹞海船百艘，在攻占浙西地区时又获海船300余艘，戍澉浦海口，并击败拥有千余艘战船的宋军，证明镇守沿海地区的元军辖有水军和战船。另据《永乐大典·站》记载，福建海站船在至元二十八年拨隶沿海万户府提调。但严格地说，沿海万户府水军是否皆为专业水军，尚存疑问。武宗至大元年（1308），元廷调陆路汉军接替沿海万户府驻防，其职责转由陆上部队承担，暗示其水军属性并不突出。不过以水军和陆军混合镇守海港，很可能是沿海万户府的真实情况。初占并戍守浙西的哈剌、王世强所部元军，即由3500名汉军和1500名新附军组成。

大体而言，由于哈剌以及沿海万户府长期镇守庆元路，元朝的海防重心与南宋基本相同，仍处于江浙行省北部的庆元以东海域。但因浙东地区系原南宋政权统治腹地而情况较为复杂，元朝建立稳固统治面临诸多问题。除杭州设四个万户府镇守外，江淮行省在至元二十七年上言：

今福建盗贼已平，惟浙东一道，地极边恶，贼所巢穴，请复还三万户以镇守之。合剌带（即哈剌——引者注）一军戍沿海、明、台，亦怯烈一军戍温、处，札忽带一军戍绍兴、婺州。

江淮行省所奏诸事，皆获枢密院批准。至元二十七年以后，浙东地区海防事务分由哈剌、亦怯烈、札忽带所领的三个万户府负责。哈剌率沿海万户府镇守庆元、台州及江浙行省濒海地区，亦怯烈宿州万户府戍守温州和处州，札忽带蕲县万户府戍守绍兴和婺州。成宗大德八年（1304），因江南海口驻军不足，元廷征调蕲县万户府王万户、寗万户汉军各100人和新附军300人戍守庆元，自乃颜而来的蒙古军300人戍守定海。

自世祖朝以来形成的浙东三万户府镇戍格局，至武宗时期发生重大变动。至大元年，日本商人在庆元滋事，火烧庆元官寺，暴露庆元沿海万户府军事防御能力低下。次年七月，江浙行省上奏枢密院：“去年日本商船焚掠庆元，官军不能敌。江浙省言，请以庆元、台州沿海万户府新附军往陆路镇守，以蕲县、宿州两万户府陆路汉军移就沿海屯镇。”枢密院以世祖朝伯颜、阿朮所定兵防格局不宜轻动，未允全面调换，仅议定“于水路沿海万户府新附军三分取一，与陆路蕲县万户府汉军相参镇守”，依此施行。仁宗即位后，江浙行省就万户府驻地迁调问题再次向枢密院提出申请：

两浙沿海濒江隘口，地接诸蕃，海寇出没，兼收附江南之后，三十余年，承平日久，将骄卒惰，帅领不得其人，军马安置不当，乞斟酌冲要去处，迁调镇遏。

面对江浙行省的再三申请，枢密院意识到浙东海防虚弱的严重性，认为庆元临近日本且已被倭商焚毁，应“以蕲县万户府镇庆元、绍兴，沿海万户府镇处州，宿州万户府兼镇台州”。皇庆元年（1312），此项驻地迁调工作得以完成。

浙东地区三万户府的驻地进行如下调整。首先，沿海万户府驻地完全变更，由庆元、台州内迁至婺州、处州，并以婺州为治所。其次，蕲县万户府婺州驻军迁至原沿海万户府驻地庆元，并以庆元为治所。沿海万户府与蕲县万户府的治所互换。最后，宿州万户府治所不变，处州路驻军迁至原沿海万户府驻地台州路。三万户府换防后，庆元海防的责任转至蕲县万户府。延祐七年，完者都袭任蕲县万户府达鲁花赤后，着手改善旧弊，加强庆元地区的军事防御，浙东海防能力显著提升。

综之，元廷在平定南宋后，为稳固东南沿海新附地区、防范故宋势力，采取系统的海防措施。一方面，忽必烈亲授哈剌、沙全等将领镇守沿海要地。其中既有其个人的江海作战之功，亦可能与哈剌鲁人身份所代表的军事传统有关，反映元廷对故宋政治重心、贸易海运繁盛之区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元朝逐步建立起沿海万户府制度，标志其海防思想从蒙金旧制中以经略司、招讨司、元帅府为代表的内陆体系，向适应海洋防御的专门化制度化体系转型。在该制度框架下，元朝沿用南宋濒海防御基础，并结合自身的沿海万户府体制，形成元代特有的“三海口”濒海防御格局。南宋以来的许浦和澉浦两大水军基地地位下降，军事防御功能弱化。庆元虽仍作为元朝在浙东军事力量的主要驻地，但因其基于沿海万户府制度而存在，与南宋存在差异。南宋两浙濒海防区以许浦、澉浦和定海三大水军分势而立，元朝则为设于庆元的沿海万户府一家独大。南宋两浙濒海防区呈现分权特点，而元朝濒海防区体现集权趋势。

结      语

蒙元朝廷以蒙古军制为本位，结合南宋濒海防区格局，形成元朝特有的新型濒海防区体系。就防区体系而言，元朝对南宋既有继承，亦根据自身特点有所发展。

南宋濒海防区突破政区界限，实现跨行政区间的军事管理。南宋初期，濒海与沿江防区以太平州为界，太平州以下至建康府江段属江南东路，镇江以下至杭州段属两浙西路，绍兴南至温州隶两浙东路，福建防区则属福建路。可见，此时濒海防区划分并未严格依附行政区划。孝宗朝以降，因镇江、建康二府及以上流域划入江防体系，南宋濒海防区大幅收缩，仅包括常州—江阴军至杭州段，行政上隶属两浙西路。而绍兴南至温州段防区，在行政上属两浙东路。该时期濒海防区受行政区划影响较大，海防范围虽大体依托两浙东、西路，却与政区不完全吻合：原属太平州至镇江府段及福建路等防区被剥离，临安府周边则将淮南东路通、泰二州跨区划入，且二州驻军由两浙东路的庆元地区调遣管辖；而同属两浙西路的镇江府，反倒未被纳入防区。可见此时濒海防区虽以两浙政区为基本框架，但依海防需求打破行政界限，呈现跨区域整合的特征。

元代海防范围与行政区划高度重合。河南江北行省与江浙行省分治后，原属南宋两浙海防区的江北通、泰二州改隶河南江北行省，遂脱离江浙海防体系。长江以南原属南宋海防区的常州亦退出海防序列。两浙濒海防区虽北部收缩，却因福建并入江浙行省而大幅向南拓展，沿海万户府所辖濒海防区北至平江路许浦镇，南至福建。经此番调整，元朝沿海万户府的防区与江浙行省行政范围基本重合。究其缘由，蒙元统治者对新附地区多以出征将领就地镇戍为惯例。哈剌曾随参政董文炳率舟师出江入海，连克江阴、许浦直至南部的温州、福州等沿海要地。其后先后镇守澉浦、定海，最终与万户刘深在庆元设立治所，统一辖制许浦至福建的全线沿海防务。此举打破南宋中后期将濒海防务分隶浙西、浙东、福建诸区旧制，改由设于庆元的沿海万户府集中统辖。这一转变既体现蒙古军就地镇戍的传统，更反映宋元濒海防御体制重要转变，即防区结构由多元分治转向一元统辖，集权化特征显著。同时，元代濒海防区的统一管理，亦与海外贸易管控、海站制度运行关联密切，共同构成沿海治理的整体框架。

宋元时期的许浦、澉浦二镇，因军事与商业两大因素的主导地位在不同阶段发生转变，其属性也相应呈现不同特点。许浦镇肇兴于军事，系因吴越国江防而设。南宋背海立国，对许浦的重视超越前代，使其成为长江口最重要的军事基地。在南宋与金、蒙元的战争中，许浦一直作为平江府，乃至浙西、淮东水军的主要驻屯区和军事指挥中心，对防御金、蒙元从山东海道南侵、拱卫临安而言至关重要。与澉浦镇相同，南宋许浦镇的军事与贸易功能相辅相成，其水军既承担海防任务，亦维持贸易秩序与濒海社会安定。元朝统一后，不再面临南宋面北设防的问题，许浦的军事地位随之下降，逐渐被凭借繁荣海外贸易兴起的上海取代。

澉浦水军乃宁宗开禧北伐之际为护卫临安而设。南宋后期，澉浦水军不仅负责海防，亦维持贸易秩序与濒海社会稳定。宋蒙战争爆发后，澉浦驻军得到强化，直到元军攻占澉浦时仍未发生变化。客观上看，澉浦驻军之降，使该地区幸免于难，南宋以来的商业繁荣得以延续。忽必烈时期，元朝既需在澉浦驻军以防南宋势力重整旗鼓，又设立市舶司以应对海运需求。南北统一和海洋贸易的繁荣，使澉浦从军事、经济并重的镇寨，转型为以经济为主导的商业重镇，其经济属性超越军事属性。作为元朝三处上船海口之一，澉浦一跃成为与泉州、太仓齐名的海外贸易中心。

宋元海防体系实现从临时性、区域性措置向常态化、制度化建设的转型，反映随着两浙地区经济与军事战略地位日益提升，国家层面逐步形成积极的海洋经略取向。南宋在两浙构建的海防体系与海外贸易深度联动，许浦、澉浦、定海等重要港口兼具漕运、商贸与军防功能，水军在防海之余，亦与巡检共同维护市舶秩序。但海防对海外贸易亦存在消极影响，如征调大中型船只限制了华商从事远洋贸易。该模式在元明时期得以延续，既强化朝廷对江南地区的控制，也推动海上贸易蓬勃发展。元代将万户府体制植入江南，并延续南宋市舶司体制，不仅使海防得以强化，亦促进海外贸易的持续发展与造船、航海技术的进步，为明初郑和下西洋提供坚实的物质与技术支撑，同时加强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郑和下西洋的首发地——刘家港就位于两浙濒海防区的昆山地区。

繁荣的近海贸易又为港口建设与海防维持提供支撑，进而巩固东南统治。南宋中期为降低南北贸易对物价波动的影响，通过增设澉浦水军来加强对澉浦港的管控，增强了杭州湾的防海力量。入元以后，为保障漕粮海运与近海贸易安全，朝廷设上海、福州两大漕运万户府。后受到日商焚掠庆元的影响，仁宗又重整浙东海防部署。明清两代以沿海卫所、军镇、水寨、营汛、烽堠等构成多重海防体系，其结构特征与宋元时期高度相似，显现海防思想与实践的延续性与时代性。系统探讨宋元海防体系的形成与建设，既有利于揭示该时期军事防御的复杂面貌，亦可弥补宋元军事史研究中的区域失衡不足。从更长时段看，该研究有助于深化对古代海防体系演变、海防思想与对外贸易发展的整体理解，厘清中国海防的制度渊源，进而推动海防史、海防地理学等相关理论体系的完善。

（作者王胜斌，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