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于《江海学刊》2026年第2期
摘要：坚持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基于百年奋斗总结出的宝贵历史经验。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述了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科学回答了我们党为什么要自我革命、为什么能自我革命、怎样推进自我革命等一系列事关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重大问题。深入研究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根本遵循、概念探源与实践指导，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和学理价值。
关键词：新时代 自我革命研究 根本遵循 概念探源 实践指导
祝彦，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全国红色基因传承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的政治智慧和担当精神，在综合考量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的基础上，深刻阐述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科学回答了“我们党为什么要自我革命、为什么能自我革命、怎样推进自我革命”等一系列关乎党的建设的重大问题，明确提出“九个以”的实践要求。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要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续深化正风肃纪反腐，加大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力度，更加有力有效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认真学习领会、深刻研究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高质量开展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研究，对于进一步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具有重要意义。
根本遵循：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的演进与实践
研究党的自我革命，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特别是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为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集中突出地体现在习近平总书记的著作《论党的自我革命》和相关讲话及文章中。梳理总结这一思想的演进过程与实践贯彻，对于准确理解把握其根本遵循十分重要。
第一，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的萌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始于党的十八大。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面临“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的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勇于担当的精神和高瞻远瞩的政治智慧，提出要从严治党。2012年11月15日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讲话时，刚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以“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忠诚与担当，表达了自己的决心和勇气：“我们的责任，就是同全党同志一道，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使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把从严治党作为切入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同志就此开启了自我革命的伟大实践。同年12月，党中央从制定中央八项规定开题破局，抓作风、惩腐败，以上率下，树立起了自我革命的典范。
从习近平总书记《论党的自我革命》一书来看，按照党的思想理论发展史的时间线索，第一篇文章以强调学习党章、遵守党章为基本要求和最高标准，号召“全党要牢固树立党章意识，真正把党章作为加强党性修养的根本标准”。以此为指导，根据党中央部署，从2016年2月开始，在全党开展“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即“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在此过程中，《人民日报》发表《习近平总书记论党章》，文章引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指出：“全党学习贯彻党章的水平，决定着党员队伍党性修养的水平，决定着各级党组织凝聚力和战斗力的水平，决定着全面从严治党的水平。不论是高级干部还是普通党员，要做合格党员，学习贯彻党章都是第一位的要求。”把“学习贯彻党章”作为“第一位的要求”，既彰显了党章的特有地位，也体现了自我革命的基本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讲，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党章的重要性本身就蕴含着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从学习党章、遵守党章入手，这既是我们党以制度规范引领自我革命的生动注脚，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的肇始。
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考察时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是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必然要求。”这是对“从严治党”理念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党的建设方面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由从严治党到全面从严治党，不仅仅是加了两个字，更是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敢于自我革命的精神，以及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的探索进程。“全面”一词，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定决心、战略定力和使命担当，宣示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政治勇气和高度自信。
从坚持“从严治党”到提出“全面从严治党”，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将全面从严治党作为新时代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伟大实践，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党的建设理论认识达到了一个新高度。由从严治党到全面从严治党，强调要认真学习党章、严格遵守党章，可视为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的萌芽。
第二，初步提出“自我革命”的重要命题。在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中，最早使用“自我革命”一词是在2015年5月5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12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勇于自我革命，敢于直面问题，共同把全面深化改革这篇大文章做好。”这是自我革命首次应用于全面深化改革领域，就概念而言，是首次提出“自我革命”一词。2016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要以自我革命的政治勇气，着力解决党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这是自我革命最早应用于党的建设领域。“四自能力”从四个维度对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提出了具体要求，是加强党的建设的有力武器。2017年2月13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这些重要论述可视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的初步提出。在此阶段，管党治党在理论上有了新的探索，并以新的理论成果指导实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相继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等，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为党的自我革命重要思想的正式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第三，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正式形成。党的十九大之后，从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是一场自我革命”到自我革命是跳出历史周期率“第二个答案”再到“九个以”的实践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正式形成。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全面从严治党纳入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在报告中“勇于自我革命”被列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目标。2018年1月11日，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是一场自我革命”，这一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本质内涵。在关于党的自我革命重要思想的形成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2021年11月11日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的重要讲话具有标志性的地位，习近平总书记非常精辟地指出：“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结合党的百年奋斗史，习近平总书记以举例的方式阐述概括了党的自我革命的几个方面：在指导思想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勇于解决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政治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坚决惩治腐败。注重制度管党治党，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定力全面从严治党，打了一套自我革命的‘组合拳’，形成了一整套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制度规范体系。”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要“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进一步把制度规范纳入自我革命范畴，以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来指导制度建设，使反腐败工作和制度规范化达到新高度。2023年1月9日，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对自我革命有很多经典性的金句，例如“能打败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革别人命容易，革自己命难”，“把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标志着该思想得到进一步深化。2024年1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形成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习近平总书记从党为什么要自我革命、为什么能自我革命、怎样推进自我革命的三重逻辑展开论述，提出“九个以”的实践要求，标志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正式形成。这一阶段，理论持续深化完善，同时在实践层面“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学习教育、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等有序开展，理论与实践高度结合。
第四，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丰富和发展。在党的思想理论发展史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也在不断丰富和发展，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赋予其新的内涵。2025年1月6日，在二十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腐败是我们党面临的最大威胁，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旗帜鲜明地表示坚定反腐败斗争的决心：“反腐败斗争必须坚定不移，任何犹豫动摇、松懈手软或半途而废，都将犯颠覆性错误。”由此强调，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2025年6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要做到对党的自我革命认识、党员干部增强党性、权力规范运行、从严监督执纪、落实管党治党责任等五个进一步到位。这一重要论述从不同层面为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作出了全面而系统的战略部署，进一步深化了党对自我革命的规律性认识，丰富和发展了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2026年1月12日，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党的自我革命重在治权，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一项重要任务。”这一重要论断进一步明确了党的自我革命的关键所在，为加强党的建设、规范权力运行提供了重要指引，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这一阶段在实践层面，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为指导，先后开展了党纪学习教育、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等活动，这两次主题教育的开展更具有现实针对性，体现了自我革命精神，将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融入经常性学习教育之中，效果显著。
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从初步提出到正式形成、丰富和发展的演进过程，我们可以粗线条地勾勒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的演进路径和逻辑：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党→自我革命。这一路径的演进逻辑表明，中国共产党人不仅仅注重外在的“严”，更注重于“内省”的自修自律。“从严”主要体现在从外而内的要求，而“自我革命”则是一种内化于心的自省觉悟——这正是自我革命的落脚点，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严于律己的品质。因此，我们也可以把自我革命称为“新质革命”，即刀刃向内的革命。党的自我革命相较于“从严”而言，更加体现了内化与赋新，也就是将“从严”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赋予了“从严”崭新的内涵，这是一场内化与赋新的新质革命。
概念探源：厘清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的崇高品质
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具有崇高的革命品质，不能让笼统的革命概念混淆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特质。要理解自我革命，必须先理解革命概念本身的来源与内涵，由此才能把握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内涵和品质，也才能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要“自我革命”，从而增强全党同志自我革命的自觉性。
经过梳理，革命概念大概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革命：汤武革命。从已有文献来看，“革命”一词最早见于《周易·革卦·彖辞》：“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革，即去除、改变之意，指对既有状态的打破；命，在此特指帝王之命，即君主的统治权与统治地位。所以革命的本意是指“杀死帝王”或者“帝王的更替”。概而言之，汤武革命就是旧中国几千年历史的普遍规律，即替天行道，改朝换代。这其中有“皇帝轮流做，明天到我家”“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等思想，由此形成了旧中国历史中反复上演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局面，而“汤武革命”便是这一历史逻辑的最初范本与文化象征。
第二种，中国近代史中的革命：日本媒体的命名。令人惊讶的是，大众所熟知的“近代革命”一词，居然源于日本媒体的命名。根据冯自由的记述，在清季乙未年（1895）兴中会广州起义失败以前，中国革命党人从未使用过“革命”二字，更不曾以“革命党”自居。从太平天国到兴中会之间的反清活动中，众多义士一直使用“造反”“起义”“光复”等名词。直到兴中会在广州失败，孙总理、陈少白、郑弼臣三人从香港东渡日本，途经神户时登岸购买日本报纸，报纸上一则新闻标题赫然写着：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总理与少白讨论，认为“革命”二字源于《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这段文字，日本人称反清义士为革命党，意义非常好，遂决定我们的党派以后就叫革命党。根据冯自由的解释，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具有浓厚的汤武革命性质，又综合了西方Revolution含义，于是将关于政治上或社会上的重大变革，都通称为“革命”，被国人沿用至今。
第三种，西方政治学和历史中的革命：法国大革命。其论述观点集中体现在法国学者托克维尔的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西方Revolution，即中文译作“革命”一词，它其实也有中国汤武革命的要素，同时兼具西方关于政治上或社会上的重大变革的含义。
上述种种，尽管皆以“革命”为名，但就内涵和本质而言，都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由此必须把各种“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的区别加以厘清，以凸显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内涵和品质。
即便在已经投身革命事业的群体内部，人们对于革命的理解也是千差万别。并非所有自称“革命者”之人，都真正洞悉革命的意义，更遑论拥有革命所必需的“崇高思想”。从历史维度来看，为数不少的“革命者”出于从众心理参与其中，比如阿Q也会要革命，其实“他们在一些地方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里来”。经过多次革命失败的孙中山先生曾清醒地指出：“所有抱着革命思想的中国人，约略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人数最多，包括那些因官吏的勒索敲榨而无力谋生的人；第二类为愤于种族偏见而反对满清的人；第三类则为具有崇高思想与高超见识的人。这三种人殊途同归，终将以日益增大的威力与速度，达到预期的结果。”由此可见，彼时真正具有革命“崇高思想”的占少数。对此，陈旭麓先生指出：“这段话极好地说明了革命的社会基础的复杂性”。
为什么要革命？早在1925年12月5日，毛泽东便在《〈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中写得很明白：“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政治周报》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由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主办的刊物，于1925年12月5日在广州创刊。彼时，毛泽东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兼该刊主编。以毛泽东同志当时的身份与地位而言，他对“为什么要革命”的解释，无疑是讲给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党员们听的，但是，就主流来讲，只有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听懂了，中国国民党的党员则基本未能听懂。在此后的历史中，毛泽东阐述的革命品质（即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在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无数中国共产党人身上体现得非常生动。
糊里糊涂地革命或者喊口号式地革命，既算不上真正的革命品质，也绝非切实的革命行动。斯诺采访毛泽东相关内容中文版的首位译者张宗汉，曾在其翻译后记中写道：“革命不爱钱，作大事不作大官，像这类的话，一般人喊得震天响亮，但革命牌子挂不上几天，竟作了大官，发了大财了，而没听得说毛先生是怎样发财的。他是布衣一身，穷得磅硬，只有他与士卒共甘苦，他为人民谋幸福，所以才得到人民的爱戴和拥护。”这是张宗汉基于自身对中国历史的深入观察，尤其是通过对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现实对比后写下的由衷之言，字里行间饱含对“毛先生”及其同志们、战友们革命品质的高度肯定与深切褒扬。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迥然不同于其他任何时代、任何集团、群体和政党发动的“革命”。对此有了清楚的界定和理解，就突破了传统党史学界对“革命”一词的泛化使用以及长期存在于人们思维中对革命一词的狭义化理解。只有突破了这一点，才能真正理解中国共产党革命事业的崇高与伟大，也才能真正理解党“坚持自我革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从而增强自我革命的自觉性。由此，也就理解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做到“坚持自我革命”。
就概念而言，“自我革命”这一表述在党的历史文献中出现较晚。但必须明确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坚持自我革命的品质，自党创建之始便已具有，自我革命就已开始，并且在百年奋斗中一以贯之，始终坚持，从而保证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中，自我革命的品质与自我革命的精神相映生辉。正是基于此，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将“坚持自我革命”列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10条历史经验之一。目前我们查到的文献表明，在中共党史上最早提到“自我革命”这个概念是1958年3月17日，《人民日报》刊登了郭沫若的讲话《赶上社会主义革命的最前线》，其中指出：“在六亿人口中，无党无派的人应该占最大多数。因而无党派的人就要特别加紧社会主义的自我革命。”同年3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祖年、题目为《自我革命》的文章，提出“摆在知识分子面前的迫切要求，是来一个政治思想上的自我革命”。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这里的“自我革命”主要是指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带有自我批评、自省等含义。把自我革命与党的领导干部结合起来讲，则是1963年12月20日由中共江苏省委员会印发的《江苏省委关于向农村基层干部和群众试读讲解中央两个文件的情况报告》，文中指出：“中央两个文件，一经与基层干部和各阶层群众见面，立即引起了强烈的反映，澄清了对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些疑虑和猜测，调动了各个方面的积极因素。广大干部、群众把中央的这两个文件，称做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好章程’，干部自我革命的‘好镜子’。”此处对“干部自我革命”的强调，尽管具体指向“干部”这一特定群体，但已然蕴含着党的自我革命的要求，为党的自我革命在干部群体中的实践提供了具体落脚点。1964年12月，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要求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人士，“根据毛主席的六条政治标准，提高觉悟，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并且进一步实行自我革命，逐步地从政治上和思想上脱离原来的阶级”。这里把“自我革命”对知识分子的要求，扩大到“工商界人士”，性质还是改造思想。
视域拓展：打开中共党史传统叙事方式的新天地
新时代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党的历史主线已经拓展为“党的不懈奋斗史、不怕牺牲史、理论探索史、为民造福史、自身建设史”等多条脉络。习近平总书记不仅深刻阐述了“理论探索史”这条贯穿党百年奋斗的主线，同时还精准解读了“自身建设史”所蕴含的党坚持自我革命的历史品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党的自我革命”这一重大命题，极大地拓宽了中共党史研究的理论视野与实践维度，为推动中共党史传统叙事主线的创造性转化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指引与方法论遵循。关于如何实现这一转换，本文认为，首先应从传统的革命斗争史转换到以理论创新史和党的自我革命史为重点的研究维度上来。
在中共党史传统的学科话语体系中，“革命”一词使用得最多、最广泛，也最为深入人心。在与“革命”一词相关的话语体系中，“被剥削被压迫”“打倒和推翻”等概念，以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打土豪分田地”等经典表述，共同塑造了以革命斗争史为核心的共识性主线索，并以此构建起中共党史叙事的基本框架，且“这个构架积久渐趋公式化”。
毋庸置疑，由于“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因此，以武装斗争夺取政权为主要特色的革命斗争史当然是中共党史的重要主线，被我们长期使用。在过去的党史学习、研究、教育中，这条主线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为人们理解党的历史根基与奋斗历程提供了清晰指引。
但是，也毋庸讳言，长期单一化主线索的使用，容易造成思维单一、方法单一、视角单一、话语单一等倾向，使得传统中共党史研究似乎很难突破固有界域。不难发现，我们过往对中共党史的讲述和阐释，其实长期置于狭义的“革命”概念之下，也就是紧紧围绕着革命斗争史展开。即便是尝试转换研究视角，或者拓展史料运用的范围，仍难以跳出革命斗争史这一固有范式。
如何找到新的路径和突破方向？其实早在20世纪80年代，著名历史学家陈旭麓先生就有以“新陈代谢”为旨趣的近代史学科体系的重构。这对于中共党史学科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向，其学术思路与研究路径值得借鉴。
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历史的重要论述，可以进一步拓宽党史研究的视野，会有“柳暗花明”“蓦然回首”的发现。原来，在党的百年奋斗史中，贯穿着两条关键主线：一是理论探索，二是坚持自我革命。
进入新时代，如果仍单纯以革命斗争史这条主线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在实践层面效果会显得更为单一，容易造成受众的审美疲劳，这一主线的最大特点是就事论事，虽意义重大，但亦有局限性。就事说事，止于说理，很难达到“学史明理”的深度和高度。例如，在谈及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开辟时，毛泽东早就总结提出过“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何为“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要讲清楚，就必须从理论的高度结合毛泽东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武装割据”的思想进行解释。由此可见，跳出单一的革命斗争史视域，转换党史叙述主线和视角，运用理论探索史或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主线来研究和宣传党史，在干部教育中会更具深度和高度，凭借理论的说服解释，更容易被人们理解和接受。事实上这条主线本身就贯穿党的百年奋斗史。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有很精辟的论述，2021年2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2022年10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又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历史昭示我们，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理论创新、致力理论探索、敢于理论创造，才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是得益于科学理论的指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才能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推动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断走向辉煌！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缘由所在！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若仅以单一的革命斗争史这条主线展开叙事，很容易造成片面认知：将革命简单等同于“革他人的命”，而没有去深究为什么要革命、什么是革命、凭什么来革命、怎样革命等一系列问题。与此同时，长期以来的党史传统教育中，人们容易将革命动因简单归结于个人层面的生存环境，认为革命的原因仅仅是“家里穷”“饥寒交迫”，所以要革命。不可否认，在1949年以前的旧社会旧制度下，“苦”与“穷”的困境、“剥削和被剥削”“压迫和被压迫”的矛盾，确实是当时革命的普遍动因，但必须明确的是，革命的目标绝非仅解决某个家庭的具体困难，而是要彻底解决整个社会和制度的问题和症结，推翻不合理的制度体系；我们要打倒的不只是某个具体的“地主”，而是以之为代表的整个剥削阶级和腐朽的旧制度。回望历史，中国共产党正是在“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大背景下应运而生，并非仅因那些共产党人家境贫寒到无法生存才选择奋起。无产阶级革命先驱者们创建中国共产党，投身革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秉持这份崇高，为了这个信念，无数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因此，如果仅仅把革命的动机局限于个人动因显然过于狭隘。陈知庶在回忆文章中对父亲陈赓走上革命道路做了深刻的分析，他写道：“过去，很多革命者成分是很高的，在社会上也是崭露头角。这些人大部分又都有文化，也是富裕家庭出身。他们参加革命不是随意的，而是理性的选择——相信马克思主义，坚信革命一定成功。”正因为具有这种崇高的革命思想和品质，所以“他们革命时不是为一己私利”。
恰如法国著名学者托克维尔所言：“人们会拿单个人的例子来反驳我；我谈的是阶级，唯有阶级才应占据历史。”我们不能“拿单个人的例子”来说明革命的动机，而应该注意在“旧制度”下，反动统治和剥削制度的存在，才是造成具体现象的根本原因。因此革命的目的是推翻“旧制度”和反动阶级统治，以达到消灭剥削和压迫的现象。
由此，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为根本遵循，打破固有的思维局限，跳出传统党史解释范式，着力转换叙述主线，将党的自我革命史作为党史学习研究和宣传的主脉络，以此教育广大党员领导干部，为新时代提高共产党人的党性修养教育提供坚实的历史逻辑。
实践指导：增强全党的自我革命意识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坚决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多管齐下肃党纪、正党风、查贪腐，党内风气为之一振，全党面貌焕然一新，取得了巨大成效。在2025年1月6日召开的二十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肯定地指出：“新时代以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力度之大前所未有，成效有目共睹。”
但是，受多种主客观因素交织影响，党内滋生的各种问题，特别是腐败现象、脱离群众等尤为突出，在一定范围、一定层次、一些群体、某些党员领导干部中甚至成为痼疾，突出表现就是在当前雷霆万钧的反腐败斗争态势下，在进行了多轮以整风为抓手的主题教育后，一些党员领导干部仍然我行我素，对党纪国法置若罔闻、毫无忌惮，不收敛、不收手、不知止。从近年来查处的案件情况来看，涉及党员干部人数之多、职务层级之高、贪腐数量之大，触目惊心，令人痛心疾首！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2025年1月6日召开的二十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仍然严峻复杂。腐败存量尚未清除，增量还在持续发生，铲除腐败滋生土壤和条件任务仍然艰巨繁重”，并在2026年1月12日召开的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中进一步指出，“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仍然严峻复杂，铲除腐败滋生土壤和条件任务仍然艰巨繁重。要保持高压态势不动摇，有腐必反、有贪必肃、除恶务尽，让腐败分子没有藏身之地”。
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历史逻辑表明，老一辈革命者和先烈们为什么能够赴汤蹈火、视死如归？为什么能够廉洁奉公、公道正派？为什么能够艰苦奋斗、联系群众？这源于他们在投身革命的时候就接受了革命理论的洗礼，树立了崇高的革命思想。正如陈云所言，自己入党的时候，“把列宁主义概论和马克思主义浅说都详细地看了，那时确了解了必须要改造社会，才能解放人类。这个思想对于我影响很大”。于是“入党以后，自己觉得此身已非昔比，今后不是做‘成家立业’的一套，而要专干革命。这个人生观上的改革，对于我以后有极大的帮助”。正是基于对革命崇高的理解，使他们的身上天然地体现了崇高的革命品质和优良作风。
在和平执政的今天，部分党员领导干部虽然对党史知识有所涉猎，却并未真正领悟共产党干革命的根本目的是什么，他们对革命的理解狭隘偏颇，仅仅停留于表面，也就无法从党史中汲取革命的智慧和力量。理论上的糊里糊涂、思想上的浑浑噩噩、历史知识的浅薄、实践的虚功，造成了现实中一些党员领导干部胆大妄为的现象。因此，遵照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学史明理”的要求和标准，端正党员领导干部对革命的理解，增强全党自我革命意识，极为必要。鉴于此，党员领导干部必须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学术界和广大理论工作者应高质量开展相关学术研究，为增强全党自我革命意识提供坚实的学理支撑。通过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武装头脑，实现从严治党向全面从严治党的纵深推进，并达到赋新与内化的高度和深度，增强全党同志遵守“六大纪律”的自觉性、主动性，并形成一以贯之的标准和作风。并且要把严字当头作为标准，让标准成为习惯，最终养成优良作风。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秉持认真的态度。1957年11月17日，毛泽东同志在莫斯科大学会见中国留学生时曾发表讲话指出：“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只要在坚持自我革命上讲认真、动真格，就必定能够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身上恢复并传承发扬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崇高精神和优良作风。
共产主义运动是一个自我扬弃的进程，本质上就是自我革命的运动。马克思曾深刻论述道：“要扬弃私有财产的思想，有思想上的共产主义就完全够了。而要扬弃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历史将会带来这种共产主义行动，而我们在思想中已经认识到的那正在进行自我扬弃的运动，在现实中将经历一个极其艰难而漫长的过程。”毫无疑问，“自我扬弃的运动”就是自我革命的过程，这个过程将是“极其艰难而漫长的过程”，其艰巨性与长期性不言而喻。经典理论逻辑已然阐明了自我革命的这一特性，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地指出：“全党必须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