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程千帆先生曾在1942年《国文月刊》第16期发表《论今日大学中文系教学之蔽》，对“持研究之方法以事教学”和“持考据之方法以治词章”进行了批评，引发了一些争论。先后有陶光先生的《义理、词章、考证》（《国文月刊》第28、29、30合期）和徐中玉先生的《国文教学五论》（《国文月刊》第66-67期）对程先生的观点进行商榷。本文即是程先生对两篇文章的回应。
本文发表于1948年。文中，程先生首次提出“将批评建筑在考据的基础上”这一重要方法论，比1954年《古典诗歌论丛·后记》所云“尝试着一种将批评建立在考据基础上的方法”，早了6年，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文章以书信形式，附载于王瑶先生《谈古文辞的研读》之后。但此文既未收入《闲堂书简》，也未作为逸稿收入《程千帆全集》。现整理刊布于此。
编者先生：
拙文《论今日大学中文系教学之蔽》在本刊十六期发表以后，承陶光先生和徐中玉先生先后赐教，非常荣幸。诚如两位先生所批评的，拙文颇有些地方“考虑得不够周到，而且立说太欠客观”，或是“陈义太高了，会行不通”，“轻重倒置了，会不必要”。在这里，我愿意表示诚恳的接受，和由衷的感谢。
不过，有两点我却还想简单地提出来谈一谈。
第一，两位先生对于拙文中的一点似乎有同样的误解，而以陶先生为尤甚，那便是我对于“考据”的看法。陶先生劈头便说：
“原作主要的论点侧重在词章和考据两者的轻重，很明显地，不但在教学上反对用考据方法，即对考据本身都觉得可疑。我想这不是大家能同意的。”
严格来说，这些话实在是不实不尽的。拙文的主要论点，决非如陶先生所说，却正是徐先生大文所首先提到的那两段。就我个人来说，我不但无轻视考据的意思，反之，倒是对于考据有着相当浓厚兴趣的。在《文史杂志》和本刊所发表的拙作研究古代诗歌的文章，一贯地将批评建筑在考据的基础上，便是明显的证据。不过我觉得：考据只是文学欣赏的过程，而非它的本身。欣赏文学，除掉作者之生平、作品之真伪、字句之校笺、时代之背景应当注意外，尤其要有空手入白刃的手段，或者灵魂冒险的精神，才能够直接接触到作品的最深处。（就这一点说，在近代学者中，我佩服俞平伯先生。）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考据是文学欣赏的准备工夫。考据对于欣赏，不仅是无害，而且是必需的。可是，它的功用也有个限度。我们不能永远停滞在考据的过程上，那便无法获得真赏，也就是没有达到欣赏的最终目的。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和徐先生的意见完全相同。所以拙文说：“若仅御之以考据，岂不无所措手足乎！”可惜这一个“仅”字，两位先生都忽略了。所以陶先生便特意作一篇大文，阐明义理、词章、考证的关系。而徐先生也说：“程先生笼统地把‘持考据之方法以治词章’也全（注意这个‘全’字）看成了病蔽，我却不能同意。”对于两位先生这点误解，我觉得很惆怅。同时更使我感觉惭愧的，就是：拙文也许写得不够详尽，不够清楚，所以才有这种误解发生。
第二，关于从习作旧文体去欣赏旧文体，及从习作旧文体去创造新文体这个意思，我承认是个人不合潮流的偏见。陶先生说：
“当然，一味考证作者和时代，不能与作者相关涉，谈不到理解。但若只会模仿古人做几句，就自以为‘能’，并且以为‘能者必知，知者不必能’，实在很危险。”
这是很周密的考虑。而徐先生所说的“行不通”、“不必要”的理由，更是精到的意见。可是，我得声明的是：我所说的方法只是欣赏和创造许多许多途径当中的一种，并没有说它是唯一的大路。一百年来，中国整个在突变中，一切社会制度、文化形态都在摸索，在找路走。文学批评和创作不在例外。对于明天的中国抱着热望的人，应该各尽所知所能，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去观察，去试验。文学变迁的因素，就本身说，不外古代的、外来的、民间的三种。这些因素，自然可以个别接受，但也无妨来一个高级的综合。（这自然不是说之乎者也和的呢哪吗出现在一篇文章里，或“纲常惨以喀斯德，法会盛于巴力门”之类。）那么，为什么不可以由这条路去试一下呢？最近，武汉大学的同学们举行了一个文艺朗诵晚会，我也被邀参加。对于他们学习的精神和热忱，我很兴奋，可是他们朗诵了小说、散文诗、诗、诗剧，其声调却完全同话剧的台词差不多。听者绝对无法从耳官去分别诗与散文、小说中的对话和诗剧中的对话。这不仅是朗诵者的技巧问题，更是新文体的形式和音律的问题。我当时告诉他们，这是应当改善的。古文和诗、词朗诵起来，便绝对可以从耳官分别。这自然并不是劝同学们用读古文的调子读散文，用读五律诗的调子读新诗，然而在旧诗文朗诵起来，音节分别非常清晰这点，不是我们所应当注意效法的么？假使我们有读旧诗文的训练，不是读新诗文时也就首先会注意到韵文、散文的音节应该有本质上的区别么？这不过是一个顺手拈来的例子而已。
在六年前，我曾做过一篇题为《论文言的习作》的短文（《文史杂志》第五卷第一·二期），对于这问题及其相关诸点有比较详细的说明。除了头一段提到的教育部颁布的中文系科目表已略有变更外，其中的问题都还有讨论的余地。如果贵刊愿以宝贵的篇幅发表这类文字，使文学批评和创作的建设，文言语体的关系，在理论上、实际上，因热烈的讨论而获得更圆满的结果，是非常希望的。
敬请
著安！
程会昌上
（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日
原载于载《国文月刊》第68期（1948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