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与大陆人的素质问题成为一段时间以来的舆论焦点（2012年），“蝗虫论”和“狗论”的极端言论甚嚣尘上，这些带着极端情绪的谩骂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趋于平静，但是背后的问题却不会被时间解决。“蝗虫论”和“狗论”都在谈论所谓的素质，但素质绝不是人种或地域的问题。不从文德教化上看问题，而直接将大陆人、香港人与素质低下划上等号，这恰恰是文化缺失的表现，只会引起对立。
把品德低下和区域联系在一起，这很明显是情绪的作用，不但无助于解决问题，也很不公平。实际上，在斗争劫夺、纵我制物的主导价值泛滥的今天，地域整体素质的好坏只有程度的不同，而没有本质的差别。比如，同样是崇尚争夺，但富裕地区的人对一块肉的争夺可能没有贫穷地区强烈，但能不能凭此就说这个地区人的品德要比贫穷地区的好？很多人喜欢比较不同地区人的素质，却只看到外在的表象而看不到本质。仅凭对一块肉的冷淡并不能证明其争夺意识淡薄，这个道理谁都知道，但由于心存偏见和敌意，在具体事情上总是不能客观。真正的素质是出于道德的“自觉”、出于文化的觉醒，而不是类似于对一小块肉淡漠的态度。主导价值相同而比较人的优劣，这样就陷入了种族主义逻辑之中，没有任何意义。
在主导价值观念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虽然不能否定地域特征，但并不存在本质上的“地域性”，道德或伦理上的“灾区”都是人为虚构出来的。这种虚构不完全是随意地想象，而是以表象或假象为素材的。虽然价值追求或认同大致相同，但生存或竞争环境较为恶劣的区域表现出来的问题要比环境较好的地区要严重，这为发现“地域的劣根性”提供了素材。社会或区域的分化本来是这崇尚竞争或争夺时代的必然产物，但外在的差异却被人为地赋予了本质的内涵，编排在先进与落后、理性与愚昧、文明与野蛮的序列之中。社会的或秩序的问题被人为地虚构为地域或群体的素质或品质问题，产生问题的原因被抽去，而结果却被绝对化，内在的“同”被忽略，而外在的不同却被本质化。所谓的“地域性”就是在因果、同异倒置的前提下虚构出来的。一些人以为全球化能够消除隔阂，但事实却不是这样，当今主导价值的全球化却正是隔阂产生的原因，不但是社会分化的主导者，也是确认者。西方中心主义虽然遭到唾弃，但其背后的价值准则并没有消失，那些在竞争中失败的群体不但要在物质上受损，还要在精神上被贴上污损的标签。
一些人对西方人歧视中国人愤愤不平，对港台人歧视大陆人更是义愤填膺，但是在面对河南人的时候，却不自觉地充当了歧视者的角色，被歧视者又歧视他人，其中的原因值得深思。“丑陋的中国人”在一些人那里一直是观察中国问题的视角，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又多了一个“丑陋的河南人”，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世界体系中以民族为单位的“理性”与“愚昧”、“先进”与“落后”的划分在国家内部也正以区域为单位复制。区域分化的过程成了制造“另类”的过程，这种经济与价值取舍标准的重合有着很深的寓意。“丑陋的中国人”是在中西相对中取舍出来的，国人的自我贬损、自我“他者”化，其实都离不开“文明”这个参照物。当国内一部分人在竞争和争夺环境中加入到“文明人”的行列、穿戴上“文明人”衣冠之后，“丑陋的河南人”又显现了出来，河南人成了“他者”中的“他者”，但取舍的标准并没有发生变化。由此可见，世界主流社会中的东方歧视与国内的地域歧视是相互联系的，虽然不能将后者直接解读为“西方中心主义”，但却是它的延伸。“丑陋的中国人”是“西方中心主义”在民族之间的表现，而“丑陋的河南人”却是它在国内的扩展，“丑陋”的标准都是由其所对应的主流价值给出，如果看不到其背后的主线，就难以真正认清时代的本质。
当今世界是一个“同而不和”的时代，主导价值的趋同与社会的分化、对立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同于私利而无义分、“纵我制物”，社会哪有不分化对立的道理？但由“同”而产生的“异”却成了区分文明与野蛮、先进与落后、理性与愚昧的标志。在主导价值及对应秩序的框架内，“文明”与“野蛮”已经脱离了其本来面目，成为一种社会性的标签。“野蛮”并不真实，而是与“文明”相对的存在，“文明”决定“野蛮”，“野蛮”证明“文明”，社会的鸿沟越深，二者的界限也就越明显。在这种相对的境地中，文明和野蛮的真实面目已经难以显现。所谓的“精英”与传统意义上的士大夫有着本质的区别，他们不是道德的楷模，也不是社会的中流砥柱，而是争夺的产物，是社会装扮出来的。改造“国民的劣根性”可以使得少部分人加入“文明人”的行列，但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文明”起来，因为所谓的“文明”本身就是斗争和野蛮争夺的产物，是在相对中取舍出来的，离不开对“野蛮”的划定。从“丑陋的中国人”到“丑陋的河南人”，这种变化并不是偶然的，这说明，以竞争“文明”为标准的国民性改造是一个永远无法完成的课题，即使人类从“地域人”变成为“地球人”，同样需要“河南人”或其他什么人从反面来证明“文明人”和“精英”的存在。“国民的劣根性” 和“丑陋的河南人”一样，并不是本真而是相对的、社会性的存在，是竞争失利的结果而不是原因。不摘去特定“文明”的眼镜，不除去认识的障碍，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反省。一些所谓启蒙者不理解当今主导价值的性质，不知道“文明”的外形是与强力相关的、相对的存在，以“蒙”启蒙，怎能祛除蒙昧？
被时代所蒙蔽，在其设定的框架内取舍，就像在一场无聊的游戏中争胜负一样，上下高低都不能摆脱无聊。真正的“启蒙”和“反省”是超越性的：超越东西相对，超越时代，直指人心。只有在这个前提下，人类所面临的真正问题才会显现。以“启蒙”自居之流可悲的地方在于，他们看到了现代中国人营养不良的症状，但却对失去根基、缺乏精神食粮视而不见，非要将它诊断为食物中毒，非要将问题归咎于传统文化。把吸毒的快感归功于“西”，而将其对肌体的损害归咎于“东”，这样的反思是建立在极其特殊的爱、恨之上的，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起到了极坏的作用。《丑陋的中国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风靡一时，对所谓国民劣根性的挖掘在国内一直被视为思想深刻，但它们起到好作用了吗？带着情绪都不能解决问题，更不用说带着恨意了。一些人就是因为读了那些刻薄的东西而产生了无知的偏见，恨祖宗、恨所谓的“酱缸文化”、恨周围“丑陋的人”，但就是不反省自身。自己是“文明人”或“文明”的向往者，而周围的人都是“丑陋”的，这种“文明人”的反思从一开始就是针对别人的。越是刻薄，越是有一个预先的取舍标准，“劣根性”就越容易显现，思想就越“深刻”。近代以来，这种爱憎分明的反思一直没有间断，但社会的道德状况不但没有随着对“丑陋的”中国人的诅咒而好转，相反却由于时弊的泛滥而恶化。
中华文化强调用心反省、反省自身，但现在所谓的反思却是建立在分别的基础之上：不是以“以心观心”，而是“逐物不返”；不是反思之后的分别，而是分别之后的反思。这种反思本身就是与歧视联系在一起的，是社会装扮出来“精英”和“文明人”对社会造就的“野蛮人”的反思。这种以分别为基础的反思其实就是为本质相同但社会属性不同的人贴上文明、野蛮的社会标签，这种所谓的反思与人心无关，与社会面貌的改善无关，从本质上说是对弱肉强食的社会主导价值的确认，根本谈不上增进社会的道德水准。这种反思可能可以激励一部分人改变其社会属性，但社会整体的文明程度并不会由于这种改变而发生变化，即使中国人或河南人加入了“文明人”行列，也会出现新的替代者，世界不会真正文明起来。真正需要反省是“纵我制物”的价值体系，是文化的缺失。只有返至不泯灭的人心，回归“人文之元”的文化，人类社会才能真正文明起来。
来源：《学习月刊》2012年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