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评论》2025年第2辑，第83-87页。

古代中国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西周维持了全国一统的局面，到了东周时期，尽管各国仍然尊奉周天子为天下共主，但实质上是处于分裂的状态。秦统一六国，推行郡县制，实现了中央对地方的直接控制。经过短暂的混乱时期，汉再次实现了国家一统。之后的三国两晋南北朝，尽管西晋时期有短暂的统一，但其他绝大多数时间处于分裂状态，直至隋唐完成了全国的统一，之后的王朝演变也大致遵循相似的趋势。那么，为何会有此般演变趋势？接下来，我将从大众文化视角剖析中国古代国家与社会的发展，分析大众文化对国家与社会演变的影响。

一、有关国家的分与合的四种解释

如何解释这种变化趋势，学界主要流行以下四种观点。

其一，政体的解释。西方国家的组织形式有多种样态，譬如古希腊时期，雅典奉行民主制，斯巴达则是双国王制；古罗马也有共和国和帝国的区分。而在古代中国，国家的组织形式中强调君主权力的至上性，自秦汉以来，更是形成了君主专制制度。君主权力的集中，有利于国家的统一。

其二，文化的解释。中国自汉代以来儒家思想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儒家的正统观念，“天无二日，地无二王”的思想，使在中华大地上尽管可能出现几个政权割据并存的局面，但它们始终将统一作为最终目标。同时，君主实现了对宗教的直接控制，君主是天子，集行政权力与宗教权力于一身。尽管有佛、道等宗教的流行，但它们必须依附于王权而存在，否则就会遭到打击。

其三，民族认同标准的差异。中国很早就存在的“华夷之辨”是基于文化和礼仪的区分，只要夷狄研习了中原的文化和习俗，就会被逐渐同化，最终与汉人融为一体。

其四，文化中心说。这种学说认为中国是另一个独立的文明中心，西方文明的中心经常转移，而且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希腊的文明都比较发达，很难有一个文明占据中心地位。中国的文化与周边的文化相比，绝对是巨人般的存在，因而很少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

二、大众文化的特点

那么，除了以上的解释，有无其他解释？在此，我们试图从大众文化的视角对此进行重新解读。与精英文化相反，大众文化是指一个社会中多数人遵循的价值、规范，体现在风俗、习惯以及各种礼仪中。长期以来，学者们在解释历史变革时，研究的重心在“精英思想”，即仅梳理或介绍“官学”，关注这些思想在当时的影响力以及对后世的影响，对大众文化则基本忽略。

传统的大众文化十分通俗，与平民百姓的生活实践密切相关，是百姓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对特定政治文化的隐性规则和理解。这种规则和理解对百姓的生活起着约束与规范的作用。它不出自身份显赫的政治思想家之口，更不会被专门记述，而是潜藏在百姓的社会生活实践中。尽管大众文化在历史学家的叙述中不显，但其作用不可忽视，它是国家治理必须考虑的因素。

思想的逻辑与国家治理的逻辑不同，思想的逻辑可以是理想化的，甚至是空想的，但国家治理则必须以现实为基础。前者的设计者往往是少数精英，后者则是多数人。前者的设计多是上限设计，提出的思想多是对当时的社会进行批判，思想是超前的；后者则是底线设计，需要照顾到多数人的喜好和欲求。譬如，儒家就对士人与大众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士人属于君子，应该重义轻利，必要时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但普通民众无知无识，无恒产就无恒心。在对士人提出道德的要求时，也应该照顾到普通民众的利益。

大众文化构成了一个社会文化的底色。国家可以运用各种资源对大众文化进行塑造，进而导致社会形态的改变。譬如，鲁国的国君伯禽以周礼对民众进行教化，形成了“重礼仪、崇教化、尚文治”的风俗。而商鞅变法的结果使秦国的民众重农、尚武、重功利。反之，大众文化也会对国家的制度和思想施加影响。一个王朝初建时，采用何种制度和统治策略，大众文化是必须考虑的要素。大众文化如同一个国家肌体中的血液，国家治理要适应该文化，否则就会带来严重的问题，甚至可能导致国家的衰落与分裂。秦朝统一六国之后，仍然沿用旧制对原六国地区的民众进行统治，结果失败了。商鞅变法之所以能够成功，主要与土地、人口规模，以及征战中不断积累的物质财富有关，相比之下，受文化因素的影响较小。但秦统一六国后，将秦的法制应用于原六国地区，就出现了中央奉行的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冲突。

大众文化在传统治理中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费孝通曾经将中国的传统社会界定为“双轨政治”，在县以下士绅利用乡规民约等调解民众之间的关系，乡规民约构成了大众文化的核心内容，“按照老规矩办”的思维方式影响着民众日常生活中待人接物、矛盾的调解等。

三、中国传统大众文化的定型与国家的一统

返回我们上面讨论的主题，中国为什么历经魏晋南北朝的国家分裂，最终在隋朝实现了统一？其中，大众文化的定型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就中国历史来说，西周的政体实现了一统，但大众文化多样。西周的统治者占领了商的都城，但对商的其他地区并未完成征服。分封的过程就是一次再征服的过程，周王允许诸侯拥有自己的军队，拥有行政权和财权等权力，允许他们根据自己的方式对自己的封地进行治理，因此，西周时期各个区域的文化呈现出多样性。譬如，就齐国和鲁国而言，齐国是因俗而治，而鲁国则是运用周的文化对鲁国的民众进行教化。至春秋战国时期，逐渐形成了周、秦两大主流文化。周文化依赖于对土地的依恋，发展出孝悌的道德观念，由孝悌发展到忠，忠、孝是其两大特点，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秦文化，崇尚耕战，以利益为导向，每个人都是战争机器上的一个零件，只强调行为的统一，对于政府颁布的法令，民众只能服从，不允许对其进行评价，以法家文化为代表。

到汉代，周、秦文化合流，秦文化的影响体现在制度上，汉承秦制，中央实现了对地方的直接控制，民众对诸侯的认同转变为对国家的认同。儒家的影响体现为中央对儒家经典的推崇，对孝悌模范的表彰，以及以教化实现民众内心对国家的认同。尤其是自汉武帝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对大众文化的影响逐渐深入。

东汉在儒家的发展史上经常会被忽略，因为这一时期并没有非常有名的思想家。但东汉是大众文化定型的时期。例如，近代以来，我们常用“汉族”称呼华夏民族，将其作为与其他少数民族相区分的重要标志，然而采用这一称呼，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东汉时期《白虎通》的颁布。东汉章帝召集了当时最著名的一群儒生，历时数月，对于儒家如何解释现实社会中所遇到的问题进行了讨论，讨论不出结论的，由章帝最终裁决。过去，学界多是从经学的视角肯定《白虎通》的意义，认为它主要是解决了今古文的争论。实际上，《白虎通》是对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如何来做的讨论。《白虎通》对44种礼仪进行了讨论，这些礼仪涉及从君主到普通民众的各个阶层，包括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各个方面。国家把这些讨论最终以礼的形式规定下来，作为民众道德评价、官员察举、官员晋升等的主要依据。换言之，《白虎通》通过国家的力量，以礼的形式对民众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进行了标准化和统一化的规定。通过这些礼仪的演练，汉朝民众在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上日趋统一，为形成统一民族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基础。此外，自汉武帝开始，官员的选拔实行察举制，推荐考察的标准是“孝廉”。《白虎通》颁布以后，礼仪中的各项规定也被纳入察举指标之中，人们的行为符合这些礼仪规定就有可能被推荐做官。这种对官员选拔任免的考核标准激发了民众对社会地位的追求，凸显出对礼的认同，更从另一个方面强化了大众文化。可以说，大众文化展现出对君主体制的认同、对儒家观念的支持，而这种倾向都是通过民众对礼仪的演练体现出来的。

大众文化的定型带来了很多影响。从消极的层面来看，为了得到举荐的机会，人们会将礼仪的践履推到极致，这就出现了作伪的现象。但也带来了一些积极的影响，大众文化成为社会舆论形成的重要基石。东汉末年，宦官专政，士大夫兴起了清议运动，清议的内容与大众文化是一致的，士大夫的清议得到了民众的支持。大众文化也成为抵制佛教和道教冲击的主要力量。佛、道在东汉末年开始兴盛，尽管对儒家有冲击，但并未动摇儒家的主导地位，这与大众文化的定型有着密切的关系。

传统的大众文化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民众对儒家的支持，进一步转化为对君主专制制度的支持，并塑造了“天无二日，地无二王”的正统观念。以此来看，魏晋南北朝时期，尽管国家大多数时期处于分裂状态，但大众文化并没有因此分裂。相反，由于汉族居于人口的多数，即使是异族统治者，也必须根据大众文化调整自己的统治方式，甚至按照汉族的模式调整自己民族的模式，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是民族融合的重要阶段。这些分裂的政权必须采用君主专制的统治形式，将儒家思想奉为国家的主导思想，以儒家的正统观念为指导，处理与其他政权的关系：首先是要自保，自保的基础上要自强，自强的基础上要完成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