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风云变幻的政治舞台上，张之洞无疑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纲，为洋务运动提炼出系统的思想纲领。而其用人之道，更是不拘一格、打破常规，尽显雅量，为晚清的颓局注入些许生机。

释前嫌，重用盛宣怀。张之洞用人最令人称道的一点，是能够超越个人恩怨和官僚派系之争。只要对方有真才实干，哪怕曾经是政敌，也照样可以合作重用。他与盛宣怀的关系，便是这方面的生动写照。

盛宣怀号称晚清“第一官商”，1870年投身李鸿章幕府协理洋务，凭其才干脱颖而出，很快成为李鸿章的得力干将。李鸿章对盛宣怀评价很高，称赞他“一手官印，一手算盘，亦官亦商，左右逢源”。而张之洞属于“清流”出身，与李鸿章在政见、利益上都有很深的分歧。因此，张之洞对盛宣怀也无太多好感。

甲午战争后，李鸿章备受诟病，被褫夺了执掌25年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职，风光不再。随着淮系势力遭受重创，盛宣怀的处境也岌岌可危、屡遭弹劾。而当时的张之洞正在湖北大力兴办实业，急需人才。特别是他倾注了无数心血的汉阳铁厂，投产后亏损巨大，已经陷入严重困境。于是，张之洞将目光投向了盛宣怀。

张之洞清楚地看到，盛宣怀之前虽为李鸿章的核心幕僚，但在办实业方面确实是第一流的人才。他一手经办的轮船招商局、电报总局、中国通商银行，皆为开风气之先的近代化企业。为招揽盛宣怀办好汉阳铁厂，张之洞摒弃前嫌出手保下盛宣怀，替他化解了弹劾风波，并保举其担任芦汉铁路督办大臣。

盛宣怀接手汉阳铁厂后，果然展现出卓越的经营才能。他将汉阳铁厂由“官办”改为“官督商办”，更新设备，调整产品结构，逐步扭亏为盈，更在此基础上组建了中国第一个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1908年，盛宣怀进一步推动汉冶萍公司改制，又将“官督商办”改为“商办”。从结果来看，张之洞力排众议起用盛宣怀，保全了汉阳铁厂，也为洋务运动后期企业转型提供了一条可行路径。

容分歧，优礼辜鸿铭。在张之洞延揽的众多人才中，辜鸿铭大概是最为奇特的一个。辜鸿铭生于马来亚，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葡萄牙人。他自少年起便在欧洲接受教育，精通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等多种语言。长达14年的欧洲游学使辜鸿铭深谙欧美文化的精髓，可他在受学者马建忠影响开始研读中国典籍后，却越读越觉得自己骨子里是个中国人。于是，他蓄发留辫，脱去西装，改穿长袍马褂，彻底回归传统。

1885年，辜鸿铭回到祖国进行文化寻根。经人推荐，到张之洞幕府中任“洋文案”，主要办理涉外事宜。辜鸿铭恃才傲物，性格乖张，与同僚很难相处。张之洞看重他西学功底深，对他颇为爱护，不但亲自教他查《康熙字典》，还为他引荐沈曾植等大儒，帮他打下更扎实的国学基础。

更难得的是，张之洞能包容辜鸿铭在思想上与自己的重大分歧。张之洞是“中体西用”的倡导者，主张学习西方技术以强国；辜鸿铭却认为西方文明本身就有根本缺陷，以孔孟之道为拯救世界的良方。二人曾有“经”“权”之辩，辜鸿铭批评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思想，未脱功利之念，不够纯粹；张之洞则认为辜鸿铭“知经不知权”，只知固守圣人之道，却不通时势之变。辩到最后，谁也说服不了谁，张之洞却并未因此对这位桀骜不驯的幕僚心生芥蒂。

张之洞去世后，辜鸿铭先后写下《张文襄幕府纪闻》和《中国牛津运动故事》，追忆这位曾包容了自己20余年的幕主。他感念张之洞的知遇之恩，称其为“儒臣”，赞扬其人格高尚、志节端方，甚至将张之洞的洋务事业比作中国的“牛津运动”，视之为文化精英对物质主义浪潮的悲壮抵抗。但他也批评张之洞的“中体西用”失之于功利，认为功利之心会导致“体”沦为“用”的工具，与捍卫儒学的初衷背道而驰。这种既尊敬又批评的态度，恰恰印证了张之洞用人的胸襟。

采西艺，广募异域才。张之洞用人，并不限于本土人才。在晚清洋务运动中，他是引进外国专家最为积极的地方督抚之一，其延揽的外国专家既有工程技术人员，又有军事教官、外语教习，涵盖工业、军事、教育等多个领域。

在工业领域，张之洞早在筹办汉阳铁厂时，便多次致电驻德、驻英使臣，请其从国外物色优秀技术人员。他先后聘请了英国工程师贺伯生主持建厂工程，英国矿师郭师敦、比利时矿师白乃富勘查煤铁矿藏，荷兰工程师吕柏负责炼铁技术。这些外国专家各展所长，为汉阳铁厂的创建提供了关键的技术支持。在创办湖北枪炮厂、织布局、缫丝局等企业时，张之洞同样不拘国籍，广募各国技师，使湖北成为晚清洋务企业中外国专家最为集中的省份之一。

在军事领域，张之洞署理两江总督期间，曾聘请德国军官来春石泰等30余人，按照德国军制训练自强军。这支军队从操法、战术到军纪、军容，完全采用德国模式，成为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陆军之一。回任湖广总督后，张之洞又为湖北新军延聘了数十位德国和日本教习。湖北新军后来能够在清末新军中名列前茅，与这批外国教官打下的底子密不可分。

在教育领域，张之洞创办湖北农务学堂、工艺学堂时，专门从美国和日本聘请教习，讲授近代农业科学与工业技术。两湖书院和自强学堂同样延聘外籍教师教授外语和西学课程，其中自强学堂分立英文、法文、俄文、德文四门，后又增加东文（日语），聘有俄、日、德、英等国教习，开创了湖北近代外语教育之先河。

张之洞聘用外国专家的基本原则是权操于我、为我所用。所有外国专家一律以合同方式聘用，明确任期、薪俸和职责范围，事权牢牢掌握在中方总办手中。汉阳铁厂选址之争，即循此原则处理。当时英国矿师郭师敦建议在大冶黄石港设厂，比利时矿师白乃富则力主在武昌设厂，双方各执一词。张之洞并未盲从任何一方，而是派员多方勘查，反复比较地形、交通、燃料供应等因素，最终拍板定在汉阳。这一决定虽在技术层面不无争议，却清楚地表明，他始终将决策权牢牢握于中方，会认真考虑吸纳外国专家的意见，但不为其所制。

纵观张之洞一生用人，既不囿于派系门户，亦不为清流时议所缚，凡才品优异者，无论是政见不同者、狂狷名士，还是异域洋才，皆可为其所用。从汉阳铁厂到湖北枪炮厂，从自强学堂到两湖书院，这些洋务事业的推进，既有赖于他对时局的清醒判断，也离不开他对各类人才不拘一格的任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