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青，香港中文大学宗教学博士，暨南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宗教中国化研究院副院长。广东省青年珠江学者，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德国海德堡大学访问学者。广东省民族宗教学会副会长，中国宗教学会理事、中央统战部宗教工作高端智库特约研究员。

张赫洋，澳门科技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所历史学博士生，师从吴青教授。研究方向聚焦近代澳门医疗史，华南道教与地方宗教史，兼及澳门红色文化资源挖掘工作。

摘要：广州黄大仙祠肇始于晚清，此后信仰辐射香港并形成延续至今的跨地域文化纽带。历经岁月变迁，该祠始终恪守“普济劝善”的立祠理念，主动顺应时代发展需求，将道教智慧转化为涵养人心与传承文化的社会资源。立足宗教中国化发展方向，广州黄大仙祠深度挖掘道教文化内涵，在守正创新中实现文化价值的当代转化。本文以广州黄大仙祠为例，剖析其发展实践经验，为粤港澳大湾区道教良性发展提供可借鉴的生动范式。

关键词：广州黄大仙祠；文化传承；宗教中国化

前言

黄大仙信仰源自晋代金华赤松，历经千年流转传入岭南，成为华南地区极具影响力的道教民间信仰。广州黄大仙祠前身普济坛诞生于晚清社会动荡、疫病频发的特殊年代，承担起施医赠药、教化乡邻的社会责任。此后该信仰由广州传至香港，逐步形成同根同源、往来密切的粤港跨境信仰网络，两地文脉与信仰联结延续至今。当今，传统道教场所面临转型发展的时代课题。本文以广州黄大仙祠为例，梳理其信仰源流、创立背景与传播历程，重点探究其在人才队伍建设、美育普及、文化传承等方面的当代实践，分析其如何活化传统文化，探索道教守正创新的发展路径，以期为岭南道教文化传承与宗教中国化实践提供参考。

一、普济坛的创立与地方社会功能

黄大仙信仰的源头，可追溯至晋人葛洪《神仙传》中“叱石成羊”的原始传说。十五岁牧羊少年（皇初平），“有道士见其良谨，便将至金华山石室中，四十余年，不复念家。”其兄初起寻之，问羊安在，初平叱石而起，白石尽成羊数万头，由此得道成仙。为“金华皇初平信仰”，自明代传入岭南后，为顺应岭南的社会文化习俗，“……明大司寇黄公辅取黄初平叱石成羊之义易今名”，称“黄大仙”。今广州黄大仙祠殿前犹有“叱羊传晋代，骑鹤到南天”一联，所追溯者，正是这段成仙叙事。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记载，“令于道上俯拾一石以进，及起则腰膂自如。又有樵者患脚疮不愈。……手削木皮传之，其疮即愈。”黄大仙擅长炼丹与医术，尤以治疗疮痍疥癣之疾见长。治病救人之传说历代流传，逐渐沉淀为黄大仙赠医施药、济世救人的神格内核。这一信仰经《金华府志》《兰溪县志》等地方文献的反复记载而渐次丰富，自赤松山向外播迁，渐成流布南方的重要道教信仰。

19世纪末的广州，正处于内忧外患交织的动荡之中，疫病屡屡流行，民生维艰，社会秩序屡受冲击。在国家救济能力有限的处境下，民间社会往往通过宗教组织实现自我救济与道德教化。善堂的勃兴正是这一社会需求的产物，它们以慈善赈济为外在功能，以神道设教为凝聚力量，成为联结地方社会的重要纽带，《番禺县续志》《南海县志》均有关于广州地方社会兴办善堂和芳村花地一带建有祠庙场所的记载。黄大仙信仰之所以能在此扎根并兴盛，与当时特殊的社会背景密不可分，黄大仙信仰得以与地方善堂传统相结合，承担起救苦济民的社会角色。光绪二十三年（1897），番禺大岭村“深柳堂”设坛扶乩，获黄大仙降坛指引，遂命名为“普济坛”，《惊迷梦》中诗曰“普救群生理本然，济人危急是神仙。坛开亦为行方便，台畔诸生志贵坚。”反映了彼时开坛时“普济劝善”的理念。此后，梁仁庵经黄大仙降箕示入道，逐步成为坛中重要成员，为黄大仙信仰的传播奠定了基础。次年广东疫症流行，前来求方者络绎不绝，所赐药签屡屡应验，普济坛由此声名远播。光绪二十五年（1899），在各界信众捐资之下，以黄大仙为主神的祠观在芳村花地落成，黄大仙祠介绍中记录，梁仁庵亦于此时担任住持，主持坛务。光绪三十年（1904），据《芳村文史》记载，祠观再获各界热心人士捐款重修，规模日盛，遂成珠江三角洲一带香火鼎盛的著名道观，对广州及整个珠三角一带的宗教生活均有相当影响。

就组织形态而言，普济坛依托乩坛与善信群体运作，既有主持坛务的乩手，也有捐资助善的市民网络。其仪式活动主要分为两个层面，一是施医赠药。信众借扶乩向黄大仙求取药签，再据签施治，以平价乃至无偿的方式为贫病者提供救助，直接回应了疫病流行下的民生需求。光绪二十九年（1903），广东水师提督李准之母久病不愈，闻芳村普济坛灵验，亲偕母至祠求方，得坛内道长诊治而疾愈，一时传为美谈，普济坛之声誉益隆。二是教化济民。借黄大仙的神格感召与劝善道文，向地方社会传播向善积德、济世利人的理念，在赈济身体之苦的同时，亦寻求安顿人心、维系世道。

二、岭南至海外信仰网络的逐步形成

1915年，因广州时局动荡，普济坛住持梁仁庵携黄大仙画像与坛符南下香港，先后在乍畏街、大笪地和湾仔一带设坛奉祀，是为粤港两地黄大仙信仰跨境传播的起点。此后数年，香港信众日增，坛址几经迁移，最终于1921年在九龙竹园村正式建立“啬色园”，沿用普济坛的乩坛传统开设“普宜坛”。啬色园建成后，逐渐发展为香港最重要的黄大仙信仰中心，与广州普济坛构成同宗同源的祠观谱系，广州为源头，香港是其重要传衍。这一谱系不只是地理意义上的延伸，更是一整套信仰、仪式与慈善传统的跨境移植。

黄大仙信仰自浙江赤松山南下岭南、又播迁香港及海外区域，并非形成某种固定的地缘组织，而是信众基于对黄大仙神格普遍灵验的认同，自愿参与宗教活动所结成的信仰网络。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粤港之间，这一信仰圈表现为人员、仪式、文本与善款的双向流动，广州的乩文、药签、劝善书籍源源不断传入香港。内地与香港之间的信仰纽带从未真正中断。改革开放以后，两地宗教往来逐步恢复，香港信众回乡谒祖、捐资重修者亦络绎不绝。2005年1月，香港啬色园董事即组团访问广州黄大仙祠，开启了新时期跨境往来的实质性恢复。

近二十年来，粤港乃至更大范围的黄大仙信仰互动，呈现出常态化的趋势。2023年是两地交流的重要节点，是年7月，香港省善真堂、蓬瀛仙馆组团来广州黄大仙祠交流；同年11月，广州黄大仙祠承办穗港澳道教文化节暨“问道岭南、共筑未来”学术研讨会，为粤港澳三地道教界交流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区域文化节点。次年，广州黄大仙祠赴港，先后参访青松观、啬色园、省善真堂，粤港之间至此形成实质性的双向往来。粤港澳三地黄大仙信仰的当代互动，已由早期的单向南下传布，转为常态化的多向联动。

信仰网络的形成范围不止于粤港澳区域。法国道教协会会长景秀道长于2023年4月来访黄大仙祠，标志着这一岭南祠观开始与海外道教界直接对话。此外，马来西亚道教总会与澳门道教协会共同到访广州黄大仙祠，显示信仰圈已延伸至东南亚地区。一座位于广州芳村花地的祠堂，如今已成为连接金华源头、岭南本土、港澳信众、海外华人乃至西方道教研究者的节点。从1915年梁仁庵孤身南下，到一百多年后多地道教汇聚广州，黄大仙信仰网络正逐步完成从乡土到多边的扩展。

三、黄大仙祠文化遗产的当代传承

由历史回到当下，广州黄大仙祠依托常态化的文化授课与传承活动，将创坛之初确立的“普济劝善”的核心理念，转化为体系化、常态化、可持续的当代文化教育实践。道教文化深度融入中华本土文脉与民众日常生活，黄大仙祠立足这一文化特质，持续开展经典研习、传统艺术修习、养生导引实训等课程，推动道教义理与文化内涵穿行于诗文品读、书画创作、身心调养等生活场景之中，探索出一条扎根本土、守正创新、适配当代社会的良性传承路径。

其一，打造以“双通”人才为核心的健康传承队伍。2016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建设一支“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诣、品德上能服众、关键时起作用”的宗教界代表人士队伍，为新时代宗教人才建设与宗教健康传承确立了根本准则。基于这一要求，黄大仙祠联合深圳大学宗教文化研究所常态化开办“传道人”文化传承班，以培养“精通宗教经典教义、精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双通”人才为目标，着力为道教中国化的实践培育高素质的文化传播骨干。文化传承班体系架构完善、层次丰富，既有李大华、张永义、冯达文等教授讲授《道德经》《庄子》等道家经典，也邀请车高飞、梁崇雄等业内专家开展天师道科仪、广东道教科仪等教学与实操训练，同时开设隋唐、宋明道教发展史专题，夯实传道人的经典素养与道学根基。课程还致力于突破单一宗教视角，延请专家来讲授宗教学及伊斯兰教、印度教诸题，使听众兼具贯通中外的宗教视野。文化传承班坚持经、教、史、仪并重，融会各家学术所长，旨在培育一批守正固本、博学通识的新时代道教传承人才，为道教文化的健康传承与创新发展提供持久的内生动力。

其二，依托公益讲座普及传统美育文化。自2024年起，黄大仙祠依托养素堂空间，搭建起面向社区开放的公益讲座开放平台。讲座主要涵盖道教经典研习、传统艺术审美、中医养生知识以及岭南地域文化等主题，覆盖古琴、洞箫、竹笛、书法、香道、茶艺、诗词吟诵等传统美育内容，使中华传统美育与道门清雅意境相得益彰。文化讲座以知识传播与公共教育为主要形式，大幅降低了传统文化的参与门槛，拓宽了受众覆盖面。“尊道贵德”“上善若水”等核心理念，不再仅停留于教义宣说，而是以美学、伦理学、生命哲学的跨学科形式走进大众视野，养素堂也由此成为传播传统文化和安顿身心的重要公共文化空间。

其三，文化建设拓宽道家文化当代传播的路径。在当代社会语境中，广州黄大仙祠已不再仅仅是一座供人祈福的宗教活动场所，而是逐渐转型为一个兼具文化传承与知识传播功能的复合型文化空间。在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民族宗教事务部门的统筹指导与政策引领下，黄大仙祠以“科技+文化”为发展思路，用现代技术手段拓展道教文化的呈现边界。通过常设科技展览、AI科普宣传片等媒介，道教在古代天文学、化学、医药学等领域的知识贡献得以被技术赋能，激发出强大的文化生命活力。与此同时，系统性文化阵地建设，包括民俗庙会展示、以花艺盆景为载体的生态理念展示，将道教核心价值观念嵌入地方文化记忆与日常生活审美之中。更为关键的是，黄大仙祠积极搭建教界与学界的对话平台，依托城市道教论坛等学术活动，深度参与宗教中国化的理论探讨与实践探索，走在当代道教本土化发展的前沿。黄大仙祠以开放的姿态回应时代发展需求，将传统道教精神转化为凝聚文化认同、维系社会信任、引领正向价值的当代文化力量。

新时代背景下，系统推进宗教中国化、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促进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创新发展的重要方向。从晚清救民于危难的民间善堂，到联通粤港两地的信仰纽带，再到如今深耕文化建设的复合型文化空间，广州黄大仙祠的发展轨迹正是本土道教顺应时代、守正创新的生动缩影。放眼粤港澳大湾区，黄大仙祠的探索为区域道教坚持中国化方向、挖掘传统文化时代价值、发挥宗教积极作用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范式，也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守正创新提供了鲜活的岭南样本。

（作者分别为暨南大学宗教中国化研究院教授，澳门科技大学博士研究生。本文为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粤港澳大湾区宗教中国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刊登于《中国宗教》2006年第7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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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沙茭敦仁善堂，在新造乡。光绪初，乡人刘庆孙、王旗三、陈作屏等筹建（据采访册）。广兴善堂，紫泥三善古坝、龙湾四乡合建。初在紫泥乡南阳里，光绪三十四年，善董韩敬才、韩厚享送出屋宇一所，改建于紫泥乡大桥头坊堂内。” 所载即“沙茭两司”即番禺县沙湾司、茭塘司的著名善堂。[清]《番禺县续志》卷5，民国二十年重印本，第397页；“斗姥宫在大通秀水南塘村外。嘉庆间乡人暨羽流募建。……西偏有斗台，同邑谭心翼茂才祈灵列宿，特布金创造。” “大通”即今花地一带建有祠庙类宗教设施。[清]《南海县志》卷5，清同治十一年刻本，第442页。

[5]  《惊迷梦》上卷，啬色园七十周年纪念普宜坛重印（内部资料），转引自蒋明智、韦秋圆：《清末民初黄大仙信俗在广东的复兴》，《文化遗产》2023年第6期，第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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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广州市道教黄大仙祠大事记》，内部资料，广州黄大仙祠。

[11]  《广州市道教黄大仙祠大事记》，内部资料，广州黄大仙祠。

[12]  新华社：《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习近平讲话 李克强主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2016年4月23日，https://www.gov.cn/xinwen/2016/04/23/content_5067281.htm，2026年6月8日。

[13]  王有强、靳燕：《加强宗教界“双通”人才培养力度——河南省政协助力我国宗教中国化走深走实》，人民政协网，2024年9月12日，https://www.rmzxw.com.cn/c/2024-09-12/3604022.shtml，2026年6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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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孙金诚：《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 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全国政协民宗委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委员座谈会侧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网站，2025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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