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文章以访谈的方式就生态时代如何重塑大学、什么是生态大学、建设生态大学的挑战、探索生态大学的可行性等议题展开交流，对因工业社会造成的大学生态危机的反思和大学的生态转型的呼吁贯穿始末。工业时代因过度聚焦于经济发展而导致了大学的生态危机，大学与八大生态系统之间的畸形关系要求生态时代重塑大学。生态大学在根本上指向高等教育所属不同生态系统的互相依赖和影响，我们对于生态大学的理解必须超越可持续型大学和绿色大学，以“生态系统繁盛度”作为衡量大学生态优劣的标准；目前，建设生态大学的挑战主要体现为大学系统内部缺乏跨学科性，以及世界一流大学和研究型大学评价体系的束缚。面向未来，生态大学的建设应该依托“可行的乌托邦”展开充分的想象力，不仅注重大学内部以及大学与外部世界的相互关联性，还要维护大学机构的完整性、自主性与服务性，并借鉴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和谐”“统一”“辩证”理念，将生态大学扎根于现实世界。

关键词：高等教育/ 生态大学/ 生态时代/ 生态哲学/

作者简介：罗纳德·巴尼特，英国伦敦大学教育学院教授(伦敦 WC1H0AL)。

原文出处：《教育研究》(京)2026年第1期 第96-108页

目前，人类正在步入一个全新的生态时代。这一时代所蕴含的不仅是应对生态危机的迫切要求，更是一种对人类社会、技术与伦理结构的重塑。在此背景下，植根于工业社会的传统大学理念、组织形态与制度安排，正遭受着全面而深刻的冲击。大学不能被动地适应变革，而必须在重塑生态时代中发挥能动性。“生态时代，大学何为”，是关于大学存在价值和合法性根基的追问。然而，我国高等教育领域似乎并未对这一问题作出深刻回应。在全球高等教育领域面临生态危机的当下，当代高等教育哲学家、伦敦大学荣休教授罗纳德·巴尼特(Ronald Barnett，1947-)建构的生态大学(Ecological University)理念，尤显穿透力和前瞻性。作为高等教育领域最具原创性与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巴尼特善于提出一系列原创性概念，以此重塑我们对大学的理解。他提出的“批判性存在”“超复杂性大学”“自由高等教育理念”等概念，早已超越地域界限，成为不同国家深化高等教育理论的重要参照。巴尼特超越了传统的功能主义或实用主义论述，将大学置于不确定秩序崩塌的后现代、超复杂性以及生态时代的宏大光谱中进行本体论探究。他的一系列洞见，在全球高等教育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目前，国内对巴尼特的研究主要通过引介其高等教育哲学、自由高等教育理念、创业型大学来展开，其生态大学理念在国内高等教育研究中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与深入的发掘。当前，中国高等教育正处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迫切需要一种超越工具理性的生态哲学来指引大学变革，巴尼特的生态大学理念超越了单纯的环境保护层面，指向大学在认识论、本体论和伦理学层面的生态重构，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将生态哲学转化为大学教育哲学与实践的理论指导。文章以访谈的形式呈现巴尼特对“生态时代，大学何为”的思考。他的生态大学理念集中体现在2017年出版的《生态大学：一项可行的乌托邦》(The Ecological University：A Feasible Utopia)以及2024年出版的《实现生态大学：八大生态系统、内在张力与行动宣言》(Realizing the Ecological University：Eight Ecosystems，Their Antagonisms and a Manifesto)(以下简称《实现生态大学》)两本著作中。本次访谈所探讨的是这两本著作未曾涉及的新思考，是对巴尼特已有理论的补充与延伸。

一、生态时代如何重塑大学

访谈者：您提出生态大学的构想，其根基在于我们正从工业时代迈向一个全新的生态时代(ecological era)，生态时代构成了您探索生态大学的重要背景，我的第一个问题将围绕大学的时代转型展开。您在《实现生态大学》一书中认为，“世界范围内，大学正在步入生态时代。很大程度上，它们是在无意识地蹒跚而入，尽管也有少数院校正审慎却仍略显随意地迈入这一时代”①。为此，您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批判，即大学辜负了生态时代，它未能履行生态责任，其现实表现与应有潜力之间存在巨大落差。在您看来，生态危机远不止气候变化，那么它意味着一种怎样的根本性转变呢?您在作品中反复提及的“生态时代”有哪些特点?除了一般意义上的环境危机，它是否还深刻挑战着工业社会所依赖的增长逻辑、知识生产模式乃至人类中心主义的世界观?这些挑战又是如何从根本上动摇了现代大学赖以存在的根基?

巴尼特：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在过去两百多年的时间里，世界正日益走向碎片化。它在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制度规范、组织形态和技术体系等各个维度都衍生出错综复杂的架构。伴随着这种多维结构的形成，工业社会也在持续分化——经济体系逐渐与社会制度及文化领域脱钩，文化领域又与技术系统相互剥离，如此循环演进。如今，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由巨型生态系统主导的世界。这标志着世界的演进进入了新阶段，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我的作品通常将大学置于工业社会中生态危机的视角下加以讨论。我融合了“流动性”“后现代性”以及“超复杂性”等理论话语，揭示大学生态在本体论、认识论以及伦理学方面遭受的合法性危机。生态危机是了解生态时代的重要切入点和基本背景。生态时代是一个由全球生态危机所催生与定义的、要求人类文明进行深刻转型的历史阶段，其内涵包含三个相互关联的层面：第一，生态时代指向一种自然生态危机，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资源枯竭与环境污染等全球性问题，共同构成了对人类生存的直接威胁，也是我们认识和反思生态时代的现实起点。第二，生态危机也是一种深刻的社会危机，它不仅暴露而且加剧了全球与社会内部的不平等、不公正现象，反映出人类社会关系的失调、正义的缺失以及全球共同体联结的断裂。生态问题本质上是政治、经济与伦理问题的集中体现。第三，生态危机在深层次上是一种思想与认知的危机。工业社会所依赖的技术理性主义世界观，比如，强调控制、征服、无限增长与人类中心主义，不仅导致了环境破坏，也塑造了大学的思维模式与价值取向。正是基于上述三种含义，我认为大学必须彻底反思并超越工业社会的发展范式，重获其作为社会想象力与批判性存在的本体论角色。未来大学所面临的，不仅是如何缓解生态危机，更是如何从根本上革新自身，以成为生态时代知识、伦理与公民的塑造者。一言蔽之，脆弱性与相互依存性正在取代工业时代的扩张性与征服性，成为生态时代的基本特征。

生态危机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环境危机，它深刻挑战着工业社会所依赖的增长逻辑、知识生产模式乃至人类中心主义的世界观。这些挑战从根本上动摇了现代大学赖以存在的根基——大学既是被动卷入这场生态危机的受动者，也是主动参与生态危机的行动者。它正试图用一个源于并服务于旧时代(工业社会)的体制与心智模式，去应对一个全新的、要求范式革命的时代(生态时代)，同时又在力量失衡的生态系统博弈中处于被动和从属地位。目前，大学系统的复杂性呈几何级增长。世界处于动态演进中，这些生态系统彼此掣肘，譬如经济发展偏离对自然的观照，导致自然禀赋与技术文明形成对立。技术既赋能经济增长，又在某些维度与经济发展形成竞合关系。这些自成体系的强大力量之间形成了极其复杂的关联网络。以人工智能为例，数字革命既被运用于医疗领域，成为日益精进的诊疗工具；同时也在网络空间被用作国家间博弈的武器，技术展现出“双刃剑”效应。这就是我们所处的时代图景，也是近两百年来工业时代演进的重要特征。你的问题非常重要，这是一个不经常被提到的问题。

大学并非独立存在，它深嵌于一个由经济、政治、技术、自然等系统构成的、力量极不均衡的宏观生态网络中。当前，经济生态系统(市场逻辑)和政治生态系统(国家力量)凭借其资源与权力，取得了压倒性支配地位，将大学强力牵引为服务于经济增长与国家竞争的工具。全球已有约三亿大学生。过去四五十年间众多国家斥巨资扩张高等教育系统，这些系统不可避免地被卷入生态系统的洪流之中。这严重挤压了大学内部其他关乎知识纯粹性、个人批判性发展的生存空间。在经济生态系统和政治生态系统之外，高等教育内部仍存留着其他生态系统，比如关乎知识建构的生态，关乎个体学习与社会学习的生态。西方正兴起一场运动，强调大学作为社区公共品的属性，而不仅是经济工具。此外，高等教育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也亟待探讨，这些议题大多体现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中，但这不过是大学与巨型生态系统关系的另一个剖面。生态时代向大学提出的根本性问题，并非仅是如何研究和应对环境问题，而是在一个万物互联的生态时代，大学应以何种身份、生产何种知识、培养何种人，以及服务于何种公共利益而存在。

当我提出“生态大学”这个概念时，正是指涉这种处境：在由不断增殖、演进、冲突的生态系统构成的世界里，大学究竟该承担何种责任?在这个被生态系统主导的时代，大学对世界负有怎样的使命?“责任”和“可能性”是理解生态大学的关键概念，我的生态大学理念试图阐释生态时代大学的应有责任，以及现代大学的生态可能性。这个世界正持续分裂、增殖，并被若干巨型生态系统所主宰。

访谈者：您的回答触及了生态时代中大学必须面临的一个根本问题：生态时代，大学何为?工业社会与研究型大学紧密相连，工业社会虽成就了研究型大学的卓越，但基于经济视野理解大学具有局限，自洪堡模式确立以来，研究型大学的范式主导了高等教育一个多世纪，并几乎定义了何为“世界一流”。我的下一个问题是：您所倡导的生态大学，是否意在成为这种经典研究型大学的对立面?或者，我们应将其理解为研究型大学在生态时代的一次深刻进化与超越?具体而言，当研究型大学的核心使命为服务于国家经济发展时，生态大学将如何重新构想知识与研究，并将其融入一个更广阔、更具关怀责任的生态系统?

巴尼特：我并未真正看出研究型大学和生态大学之间存在任何关联。研究型大学更像是一种对事实的陈述，它是20世纪下半叶兴起的一种大学形态，在此模式下科研成为重要职能，需要注意的是，即便在科研最密集的大学里，教学仍是核心功能。而生态大学则是一个兼具实践意义的理论与哲学概念，它主张大学处于多个受损生态系统的环绕之中，其任务与责任既要认清这种处境，更要动用资源修复每个受损生态系统。这对大学的所有职能均会产生影响：科研项目需要明确自身与特定生态系统的关联，并着力弥补这些系统的缺陷。该理念与全球众多高校通过工作聚焦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做法异曲同工。当前，学术研究正在被经济与政治这两大生态系统主宰。研究必须产生具体的效益——主要是经济效益，而国家正将大学推向这个方向。这是根本的变革，教学领域同样如此：教学必须着眼于提升学生的市场竞争力与就业能力，衡量标准是其对经济的效用与价值。但是，回到大学范式的层面，这引发了一个深刻命题：我们正在见证大学新功能的诞生。欧洲的大学长期秉持教学与研究双重职能，而注重实用主义的美国早已增添了第三职能——服务社会。如今，服务社会的概念已扩展为某种宏大使命，有人称之为“第三使命”，也有人表述为“知识转移”或“知识交换”。

当代大学的价值评判标准，越来越取决于其证明自身服务社会的能力——而所谓服务社会，往往被窄化为服务经济。这种逻辑具体表现为，只有当研究能证明其促进经济发展时才会获得国家财政支持。一个直接的影响便是，导致了过去30年间风靡全球的缩略词——“STEM”(Science，Technology，Engineering，Mathematics)的兴起。大学被要求不仅要让知识对经济有用，更要将其注入经济循环。于是，在全球范围内，特别是在综合性研究型大学中，我们目睹了科学园的兴建、知识转移办公室的设立、专利运营与创业部门的涌现。知识被赋予了创业使命，“创业型大学”的概念应运而生，这本身已引发我们思考：是否正在进入后创业型大学时代?所有这些意味着，过去三四十年间，大学的内涵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曾被视为超然于社会的大学已不复存在。现在，大学不仅被要求与社会经济建立紧密联系，更已成为经济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所有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都在服务经济，这已成为其主要职能，也是研究的核心指向。由此带来的结果不仅是科技领域的强化，更导致那些无法直接贡献经济的学科日渐式微。全球范围内，人文学科正在萎缩，捍卫人文学科的抗争从未停止，相关论证持续不断。另一个显著影响是，英语已成为全球知识生产的主导语言，非英语文献面临边缘化困境。譬如，一位母语为西班牙语的南美学者，同样被要求发表英文论文。关于STEM还需要补充的是，我们常将这个缩略词视为固定概念，实则不然。其内涵始终处于动态演变中，管理科学、商科、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不断被纳入其中。纳米科技等交叉学科层出不穷，生物工程等跨学科领域日新月异。我想说明的是，STEM本身正以惊人速度多元化增殖，内部交叉融合层出不穷。所有这些，共同构成了研究型大学知识生产与研究领域发生的深刻变革。

访谈者：您对研究型大学和生态大学之间关系的看法出乎我的意料。在《成为大学》(Being a University)一书中，您提出了三种实然存在(being)的大学理念——形而上学大学、研究型大学和创业型大学，与未来可能成为(becoming)的大学理念——生态大学。基于此，我此前产生了一个可能的误解：我倾向于将研究型大学和创业型大学视为生态大学的对立面，认为它们代表了旧范式，需要被生态大学这一新范式所取代。然而，您的解答指向了一种更具辩证性的关系。这引出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面向未来，“生态大学”这一理念的提出，对于大学而言是一场温和的改良，还是一种激进的革命?

巴尼特：这个问题触及了核心。我们正在见证生态大学作为一种可能性的出现。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许多高校正以一种深刻的紧迫感，意识到自身对更广阔世界所肩负的多重责任。这包括对原住民社群文化传承的责任、对乡村居民生计保障的责任、对贫困人群生存尊严的责任，当然，还有对整个自然生态系统存续的责任。面对日益加剧的环境恶化与社会不公，全球南方的许多大学正以惊人的自觉承担起这些复杂交织的使命。正如我常说的，这感觉就像是“推开一扇早已开启的门”，这是一种内在的驱动力在发挥作用。因此，我想强调，部分大学确实正沿着这个方向切实地推进，它们对所处社会、文化和自然生态系统的复杂性与脆弱性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敏锐，并开始尝试承担与之相应的、切实的责任。

那么，回到你的问题：这究竟是一场温和的改良还是激进而彻底的革命?我的回答是：两者皆是。在表象上，它呈现为一种温和的改良，一些大学设立可持续发展办公室，开设环境课程，启动跨学科研究项目。这些是必要的、积少成多的步骤。但在本质上，它所追求的可能是一场根本性的变革。这种变革的核心在于，如何让大学从根本上理解并接纳其更为宏阔的责任担当。这种变革必须在具体的社区层面扎实展开——我们如何促进大学与在地社群结成真正的伙伴关系，进行深度协同与知识共创，而不仅仅是单向的知识输出。

在面向未来的生态大学改革中，我呼吁每所大学都应推行一项生态行动计划，其目标在于激发充满活力的生态文化，培育具有扩散性的生态精神，并凭借这种精神持续而共同地识别并践行其生态责任与发展可能。更重要的是，生态大学的变革必须在政治体制与全球经济结构层面获得支持并产生回响，而最主要的障碍恰恰根植于此。当今世界的经济领域被少数巨型企业所主宰，它们的逻辑是利润与增长，而非生态福祉。在人工智能等领域，这种权力集中尤为明显，其发展路径往往与生态大学所倡导的公正、透明和负责任的原则背道而驰。

因此，在当前的全球政治经济结构下，我的生态大学构想存在着现实局限性。它至多只能在这种结构的缝隙中，逐步地、迂回地向前推进。我所做的尝试，只是将大学重新构想为一个更广阔生态系统中负责任的能动者，尽量为大学的发展开辟“可行的乌托邦”(Feasible Utopia)：一方面，生态大学必须是对当前大学异化状态的批判，当前，大学偏离了自己的核心理念，沦为知识工厂或商业附庸。另一方面，生态大学也拒绝那种不切实际的极端革命。这本质上是在保守的停滞与激进的颠覆之间开辟“第三条道路”：让大学在坚守其“乌托邦”理想的同时，能够脚踏实地，真正成为塑造一个更公正、更可持续社会的关键力量。这场进化最终能走多远，能否从一种局部的实践演变为重塑大学本质的全球性浪潮，让我们拭目以待。这不仅是大学的挑战，更是我们整个文明面临的抉择。

二、什么是生态大学

访谈者：您将大学置于深刻的生态危机背景下，提出了一种扎根于现实世界的“可行性乌托邦”——生态大学。通过借鉴阿伦·奈斯(Arne Naess)的深层生态学(Deep Ecology)观点，您所建构的生态大学理念，不仅描绘了大学与世界万物相互联结的理想图景，更践行了大学作为一个机构存在于世的根本可能性与伦理责任。这引出了我想请教的一个核心问题：在中文乃至全球的主流语境中，“生态”与“可持续性”常常被混为一谈，这导致了一种普遍的误解，即认为您提出的“生态大学”仅仅等同于我们已熟知的“绿色大学”(Green University)或“可持续大学”(Sustainable University)。但您鲜明地指出，大学必须超越“可持续性”。请您为我们剖析一下，当前主导的可持续性理念对理解大学具有什么样的局限性?

巴尼特：这是个极好的问题。在我的理论框架中，生态大学远不止关注自然环境——它固然关切生态可持续性，但视野要广阔得多。

这里有个关键论点：我列举了十大生态系统②，包括个人、知识、学习、社会、政治、法律、数字、文化、经济、自然，但我始终将自然生态系统列在末位。这样的安排是经过我深思熟虑的。许多人会理所当然地主张将自然生态系统置于首位，认为生态危机如此严峻，必须优先关注。但我的逻辑恰恰相反，唯有当我们修复与其他生态系统的关系时，才可能真正改变与自然生态系统的相处方式。

所有这些生态系统相互缠绕，形成一张复杂的关系网络。人类对自然的破坏，本质上正是源于其他关系的深层失衡，比如，我们对知识本质的认知存在缺陷，对人类与世界、与自我、与经济的关系的理解片面而扭曲。因此，我们必须重新思考一些根本问题：人类在这颗星球上的存在意义是什么?共同学习的本质是什么?除非我们开始严肃思考如何认识这个名为“地球”的非凡星球，以及我们作为其中一员的责任，否则生态大学的未来将无从谈起。这正是为什么我很少使用“可持续性”这个概念的原因，它的内涵过于局限，往往被简化为技术性的修补方案。生态大学绝非仅仅为了改善自然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而存在，它的使命要深刻得多：它要通过重塑我们与其他所有生态系统的关系，最终实现与自然世界的和解。

在《实现生态大学》这本书中，我将大学存在的生态系统分为内部和外部两类，前者包括知识、个人、学习和文化生态系统，反映了大学的内部生态，其中知识生态系统是大学内部生态系统的核心；后者涉及经济、政治、社会与自然生态系统，关涉大学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在理想状态下，大学在塑造内部生态系统中发挥的作用远比在外部生态系统中的更大。但目前每一个大学生态系统都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人类行为和技术的损害，这不仅加剧了大学生态系统的脆弱性，还引发了大学的生态危机，其中最严重的危机是经济系统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其他生态系统，这导致其他几个生态系统的地位遭到削弱，进而加剧了大学的危机。

世界正面临多重重大危机，而大学作为拥有惊人资源的非凡机构，本应助力应对这些危机。请允许我稍作夸张地指出，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危机、自然生态退化、可持续发展危机、全球变暖等固然紧迫，但还存在着人的危机，在这个疯狂世界里，何为人之为人的本质，代际鸿沟如何弥合，大学该如何回应人类身份认同与福祉危机，在这个急速变革的艰难时世中如何应对孤独与焦虑，社会福利系统的危机又该如何化解，等等，大学本可以比现在做得更多。虽然世界顶尖学府已经在行动，但它们的潜力远未充分发挥。当前，大学被诱导和鼓励专注于生产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但这未必能解决地球与人类这些根本而深层的危机，因为许多危机无法立即产生经济回报，于是出现了悖论：世界的真实困境与大学被限定的发展空间之间产生了断裂，这正是狭隘经济利益主导所造成的错位。面向未来，每个生态系统都需要被修正，至少我们必须改善与它们的关系。这才是生态大学的根本追求。

访谈者：生态大学的建构需要超越可持续性，因为大学是更广阔世界的一部分。大部分中国读者并不了解您的生态大学的含义，或者说您借用“生态”这个隐喻来理解大学有什么特殊性。我想请教您，与客观的自然生态系统不同，您所描述的大学生态系统，如知识、文化、社会等其实更像是一种类比与社会建构，在某种程度上，它缺乏自然生态那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真实性”与“物质性”。面对这种认为您的生态大学的理念不够真实的质疑，您会如何回应?或者更进一步说，在您的理论框架中，“生态”这个概念超越了生物学隐喻，它承载了哪些特别的哲学和教育学含义?

巴尼特：我在每一部作品中都一直对“生态系统”与“生态学”做出严格区分。请允许我先聚焦“生态系统”这个概念。我提炼了生态系统的十大特征，比如生态大学处于变化之中，以流动的方式相互影响，具有涌现性及不确定性等。我的目的在于阐释生态系统是由若干组成部分以某种方式协同形成的连贯整体，具备某种自我维系的特质。仅这个定义就蕴含了多重维度。生态系统处于动态形成过程中，它持续演进，不断发展。这引出了“生态系统繁盛度”(Ecosystem Prosperity)的概念。我的研究指出，所有生态系统都在某种程度上受损，因此繁盛与否成为衡量生态系统健康的关键指标。虽然“生态学”术语也常被使用，但我坚持作出严格的区分。

我将生态定义为高等教育所属不同生态系统的互相依赖和影响。生态系统是客观存在的实体，独立于人类而存在；生态学是人类对生态系统的研究。高校设立的生态与环境学院，正是通过跨学科方式理解世界，这是生态学概念的正当运用。我坚信，生态系统是真实的、独立于人类意识的，但它们正在遭受损害。我们可以通过生态学研究来考察这些系统，评估其繁盛程度。至此，我明晰了核心概念：生态学所研究的是客观存在的真实系统。

关于你提及的“大学作为生态系统”，我需要修正这个表述，我本人鲜少直接使用这种说法。更准确的描述是，当今世界多数国家都已构建极其庞杂的高等教育体系，即便是资源有限的全球南方国家也在快速发展。这个体系呈现出惊人的复杂性：既有致力于全球知识生产的精英大学和综合性巨型大学，也有扎根社区的小型院校；既有专注博士培养的研究型机构，也有侧重职业教育的专门学院。以英国为例，已有四所大学年收入突破20亿英镑，成为拥有数万师生的超级机构。因此，更精准的表述应该是：整个高等教育体系构成了一个宏大的生态系统，而每所大学自身又是其中极其复杂的生态子系统。这种嵌套式、多层次的理解，能帮助我们真正把握当代大学的生态本质。或许可以说，生态大学只是迈入了新阶段，正在探索向世界证明其价值的新路径，这是对我所述现象较为乐观的解读。而更悲观的看法则是，大学已迷失方向，丧失了完整性与本真性，沦为外部世界的附庸。当世界变得狭隘，大学也随之狭隘。用哲学术语来说，这实则改变了大学的本体论地位：它不再与世界保持距离，而是被彻底纳入世界的运行体系，这从根本上改变了生态大学在世界上的位置。

访谈者：您的生态大学理念不是孤立的教育理论创新，而是植根于生态哲学中的系统性重构。您认为生态学是人类对生态系统的研究，那么您的工作又是如何将生态哲学和大学的生态发展联系在一起的?或者说，生态大学的建构需要何种生态哲学?另外，在现实中，许多大学对生态大学的理解似乎陷入了误区，认为增设几门生态课程，发布一份可持续战略，就等于完成了生态大学的建设。但实际上，您所提出的生态大学是一场深刻的大学理念变革，那么在实际中，大学如何避免表面化地践行生态大学的理念?

巴尼特：这里需要区分生态大学和生态哲学。在我看来，生态哲学以生态学方式进行思考，即从生态系统内部及跨系统的相互关联性角度进行思考，并识别这些生态系统中存在的损害；而生态大学是一所准备好以生态学方式思考与工作的大学，即厘清与其有关的生态系统，并确定如何调动资源来修复这些生态系统所遭受的损害。我的作品借鉴了德勒兹(Gilles Deleuze)和加塔利(Felix Guattari)的生态哲学，以及巴斯卡(Roy Bhaskar)的批判实在论(Critical Realism)。

但是从理论维度看，有必要批判性地融汇世界各哲学流派的智慧。例如，知识生态究竟所指为何，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和谐”“统一”等概念能否为未来生态大学的建设与发展提供思想借鉴。大学的建设可能本身就处于一个充满张力的话语场域。正如我一直在阐述的：生态大学是一个关于高等教育未来的宏大图景。生态大学的建设并非只是设立个别环境研究或生态学课程那么简单，关键在于大学要从生态系统的维度重新认识自身定位。由此带来的挑战贯穿每一个专业领域：在生态大学的理念下，成为土木工程师意味着什么，研习计算机科学、法律或人类学又意味着什么。这要求我们以更广阔的视野理解自身专业。但这并非要求学生额外修读大量政治学、哲学、社会学或伦理学课程，而是要从专业本身出发进行拓展。

我认为，生态大学应当为学生提供多元视角，让他们能更好地理解自身与所学专业。并非所有学生都就读于面向职业导向的专业，因此我们需要审视计算机、法律、医疗等各行业面临的系统性挑战。学生需要敏锐感知社会思潮，在更宏大的语境中理解自己的专业——这样他们才能成为具有生态意识的学习者，以生态智慧挖掘自身的可能性。学生必须要在复杂、不确定和动态的生态时代，适应环境变化，发展批判性思维并积极参与社会变革。专业发展需要涉及社会批判性、哲学思考、文化意涵等层面，我们需要适度涉猎。跨学科是生态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大学需要借鉴跨学科思维。我并非说人人都要成为通才，只是建议适度拓宽专业教育的边界，这甚至不需要刻意创设跨学科情境，仅仅通过拓展课程体系，帮助学生深化自我认知。生态大学关切的不限于教学科研，更延伸至学术探索、社会服务、与在地社区的联结、与广阔环境的互动，以及对整个地球的责任。我所说的这些都具有深远影响。因此，生态大学在规划自身使命时面临着重大挑战：它既要扎根专业领域，又要超越学科壁垒；既要服务当地社区，又要心怀天下苍生。这种平衡本身就是一场永不停息的探索。

三、建设生态大学的挑战

访谈者：生态大学代表了高等教育的未来。但某种新的大学理念在最初产生时，可能不会那么快被接受。当生态大学试图在由旧范式所塑造的现实中扎根时，必然会面临某种挑战。目前，我认为，一个根本性的困境在于，当今全球高等教育仍被研究型大学的范式所主导，具体表现为竞争性和量化至上的逻辑。那么，在主流评价体系尚未真正接纳生态思维的当下，我们应当如何重新定义并衡量一所生态大学的成功?这种成功显然无法用传统的指标，如论文产出、经费数额或毕业生起薪等来充分体现。我们又该如何让生态大学内部这种深层的、难以量化的价值，在高等教育话语场域中获得应有的可见性与合法性?

巴尼特：衡量生态大学的成功并非易事，我们需要一种新的评价体系。我认为，生态大学必须成为具有批判精神的大学，需要认真思考如何与它嵌入的各类主要生态系统形成有机衔接——这至关重要。所谓“成功”，从来不是某个终点，生态大学应当严肃面对自身面临的挑战并持续为之努力。每所大学都需根据自身情况制定发展路径。以表演艺术类大学为例，其重点应聚焦文化产业：既要推动形成新的文化认知，又要让更多人能接触文化实践，使不同社会形态下表演艺术的解读方式不再受局限，并且呈现更开放的姿态。这仅是大学根据自身可能性探索发展路径的一个例证——关键在于它们不应盲目迎合新自由主义的要求，或是简单顺从企业或私营部门的用人需求，更不该沦为技能培训的工厂。

生态大学更应关注的不是成功，而是智慧。我提出的生态大学可能无法确保自身出现在世界大学排行榜的前100名中，也可能无法确保学者获得诺贝尔奖，还可能无法给学生带来最高的满意度。但它追求在多元生态系统形成的广阔而富有批判性的认知，这种理念应渗透各个层面。要让学生成为这些生态系统中有自觉意识的行动者，帮助他们掌握批判性的生态思维。每所大学都需要认清自身在特定生态系统中的坐标，进而探寻应对挑战的独特方式。其实，全球已有很多大学正在实践这种理念。我们观察到南方国家某些大学的做法，它们主动联结原住民社区，尊重其文化传统，既运用学术资源帮助这些社群深化自我认知、拓展发展空间，也批判性地审视这些生态系统遭受的破坏。大学正通过各种方式成为所在环境的批判性行动者与观察者，并正在就社会系统、社区发展等议题发出独立声音。

大学存在着无限可能，但不存在简单的成功标准。因此，我认为，应当放弃传统“成功”概念，在某些哲学家的激进主张里，甚至要求放弃“进步”或“改善”这样的概念，我们未必需要如此极端。生态大学不是空想，而是基于大学现实发展状况作出的合理评估和可能洞察，我们不能对当代大学的状况完全持有批判态度，而应该对可能导致大学发生根本性变革的积极想象持有一种乐观的态度。我们可以期待每所生态大学都能发掘自身潜力，持之以恒地耕耘，看看能抵达怎样的境界。每所大学都应以自己的方式、基于自身条件持续探索。若你愿意主动开拓，生态大学作为一个具有想象力的议题将在未来展现出无限的可能性。

访谈者：您为我们指出了建设生态大学面临的挑战，某种程度上，我们需要将生态大学从作为一种理念转换为一种大学发展范式，这是大学在想象论领域和本体论领域的差距。在建设生态大学的过程中，我认为还有一个潜在的问题：我们如何看待世界一流大学和生态大学的关系?我注意到您在《实现世界一流大学：一种生态路径》(Realizing the World-Class University：An Ecological Approach)一文中提出了“生态型世界一流大学”理念，目前愈演愈烈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为建构生态大学带来了何种挑战?

巴尼特：“世界一流大学”已成为一个充满张力的隐喻。一方面，它被跨国组织、国家机构及各高校用以标榜自身在全球格局中的定位与成就；另一方面，它也成为学者批判的焦点，认为这一术语本质上服务于认知资本主义、创业主义与学术等级体系的利益。换言之，自诩为“世界一流”的大学，正逐渐背离纯粹追求理解的知识本质。然而，这一概念仍在全球高等教育话语中占据着支配性地位，深刻牵动着经济与政治力量的分配。它同时重构了国家与高校之间的关系，驱使许多国家通过政策引导，推动本国大学争取“世界一流”的标签。

在此过程中，当代大学不论意愿如何，都已深陷复杂的生态困境。这种处境并非选择，而是现实。当前，流行的大学排名体系，仅聚焦于少数几个有限指标，如顶尖期刊论文数量等。在这样的评价逻辑下，“世界一流大学”这一术语显得单薄，无法涵括大学与文化、国家乃至人类思想发展之间丰富而深刻的关系。因此，“世界一流大学”不足以成为一个坚实的概念，它缺乏伦理、认识论与本体论基础，是当代政策话语中的一个符号。

每一所世界一流大学都应对自身在造成当前生态困境中所可能扮演的角色，展开深刻的自我反思。如果我们尝试将大学重新放置于生态背景中，视其为与多种生态系统相互交织的机构，或可塑造一种全新的“世界一流”理念——“生态型世界一流大学”。这将从根本上扭转大学与所处世界的关系：大学不再是施加控制的力量，而应成为倾听者、关切者，包容世界的生态多样性。换言之，我们可以将这种大学称为“生态型世界一流大学”，它深深嵌入一个充满事实与价值张力的环境，既关乎对自我与世界的认知，也牵涉了复杂的伦理判断。

生态系统本身具有动态性和脆弱性，既内在统一又彼此牵连。因此，“生态”不仅陈述事实，更带有强烈的伦理意涵：它既指出世界正处于困境(实然)，也强调这一困境之深重，使我们有责任寻求解决之道(应然)。当然，实现这一愿景将面临制度、认知与实践层面的多重挑战，且这些挑战会持续再生。生态大学无法逃避抉择，它必须不断识别新生的可能性，并权衡始终存在的价值困境。但只有这样的大学，才真正有资格被称为“世界一流大学”。或许，“生态型世界一流大学”的时代正在来临。

访谈者：或许，未来大学改革的重要议题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排名体系如何实现生态转型。基于大学的生态空白，我们可以认为当代大学存在生态危机吗?您在相关著作中将生态大学的挑战与八大生态系统的危机联系在一起，我想请您为我们深入阐述一下与大学相关的八大生态系统究竟存在哪些严重的危机，或者用您的话来说，存在哪些“缺失”(absence)。

巴尼特：补充一下，最近我提出了十大生态系统，即在此前八大生态系统的基础上，新增了数字与法律，我认为这两者都是非常强大的生态系统，从微观和宏观的角度影响着大学。我一直致力于提出并发展这样一个主张：通过引入哲学中的批判实在论，特别是巴斯卡所提出的批判实在论中的深度本体论(Deep Ontology)。我们可以将“危机”这一话语置于本体论的脉络中加以重新理解。“危机”作为一个概念，不仅指向世界深层本体论的结构性特征，也构成一种对世界的价值判断。因此，我们可以说，大学所面对的并非单一危机，而是多重危机的叠加。世界上许多生态危机，尤其是涉及八大生态系统的系统性问题，虽非大学直接造成，但大学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它持续支持并强化了一种工具化的知识生产体系。

大学至少面临八种危机，每一种都源于大学与之相关的八大生态系统的关系失调。比如，知识危机：由过去三百年知识体系的工具化所引发，知识本身的价值被其效用所取代；学习危机：学习者被异化为生产单位，其主体性在绩效导向的体系中逐渐消解；个人危机：尤其在西方学习环境中，个体被鼓励“做自己”，实则陷入个性化的陷阱，未能通过协作实现真正的自我完成；文化危机：大学在自我描述中回避文化角色，不再被视为重要的文化机构；社会危机：社会联结濒临解体，共识难以凝聚，大学在其中失去定位，对其与社会的关系与功能感到迷茫；政治危机：公共领域空洞化，大学虽受制于国家框架，却面临国家权威不确定的困境；经济危机：经济体系服务于有限利益，忽视整体社群与社会贡献，大学亦被其殖民，日益沦为经济机器；自然危机：自然从属于经济逻辑，大学在此陷入两难，其价值体系本应引导它关注并守护自然，但它深陷于其他系统危机之中。

我认为，生态大学面临的最大危机是如何在大学内部建立相互关联性，因此我呼吁跨学科性。此外，还有来自国家的政治挑战。生态大学在某种程度上必须是一所批判性的大学。世界处于持续的流动之中，而这种流动可被理解为多个大型生态系统纵横交错、彼此影响的过程。每一个生态系统都遭受了损害，而这种损害主要源于人类知识体系与技术文明的发展。你曾经问我，如果由我来设计生态大学的评估体系，最好包括三到五个核心维度，我会怎样设计。这个问题我需要认真思考一下再回答你。在建设生态大学的过程中，大学不可失去的四个特性是：相互关联性(大学内部及与外部世界之间)、机构的完整性、自主性与服务性(二者必须相辅相成)以及广阔的视野。生态大学是一所面向世界的大学，我们应该给予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去等待它的发展。

四、探索生态大学的可行性

访谈者：您将生态大学描绘为一项“可行的乌托邦”。这个术语充满想象力，它巧妙地将两个看似矛盾的概念结合在一起。“乌托邦”概念多见于社会学、政治学研究中，带有理想主义甚至不切实际的色彩，而“可行”意味着务实、可操作。“乌托邦”代表的训诫和批评，与“可行性”代表的希望与乐观构成了想象大学的不同层面。您为何选择这个充满想象力的词汇来描绘生态大学?您想表达的是一种怎样的希望和策略?

巴尼特：我之所以选择“可行的乌托邦”这个说法，是因为教育工作者怀揣些许“乌托邦”精神并非不合时宜。我们始终渴望构建那个或许永不会降临的更美好世界，但“乌托邦”的价值不在于它能否被完全实现，而在于它承载的双重功能：一方面，它包含着对现实境况不妥协的批判锋芒；另一方面，它驱使我们在现有的资源与观念约束中，不断寻觅通向理想世界的蛛丝马迹。尽管这些主张充满争议，我们暂且搁置辩论。必须承认，“乌托邦”概念确实具有某种思想价值。

然而，“乌托邦”的隐患在于容易坠入空想，变成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更危险的是，它可能催生极端意识形态，这需要我们始终保持警觉。正因如此，我强调“可行性”这个限定词。“可行的乌托邦”是最苛刻但也是最有成效的一种“乌托邦”。我在《成为大学》一书中详细阐述了“可行的乌托邦”所具有的几层含义：首先，生态大学是“乌托邦”，它肯定不会完全实现；其次，生态大学是可行的，已经有一些范例表明这些“乌托邦”可以实现；再者，生态大学作为一种“可行的乌托邦”既包含乐观主义，也隐藏悲观主义，它揭示了大学在创业型和研究型大学之外的积极可能性，但同时也面临着世界上极其不可能出现的力量。最后，“乌托邦”未必都是好的，即使生态大学实现了，将来也可能被更具有想象力的大学理念所超越。

“乌托邦”精神本应承载值得追求的价值世界，但必须扎根现实土壤。我的理论研究始终在双重维度间寻找平衡：既直面世界的本来面目，又探索现实蕴藏的可能性空间。这引发出关键难题：如何在我们时代的客观性与可行性边界的交汇处开展工作，我们需要在具体情境中辨别哪些变革具有实践可能，哪些尚在人类认知地平线之外。这既关乎智识探索，也涉及实践智慧，需要持续不断地深思与观照。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可行的乌托邦”突破了大学想象力的可能性贫困，为未来大学打开了大学的另一种可能性。

我将生态大学阐释为一个“双重的能量来源”，它既是存在于本体论世界的经验实体，也是存在于想象论维度的理念范式。前者脚踏实地，后者则充满希望，二者共同构成了生态大学的张力。只要我们不停止探索，“可行的乌托邦”就仍然是宝贵的。它既为人类保留希望的火种，又迫使我们制定务实的行动策略——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保持这种创造性的张力，既不放弃远方，又不轻视脚下，这或许正是当代教育工作者最崇高也最艰难的使命。

访谈者：“可行的乌托邦”为我们重新理解生态大学带来了理念的可能性，您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吗?尽管目前构建生态大学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但您依然将其视为未来大学的希望，这是否暗示着，您在当前高等教育的某些发展趋势中看到了生态大学理念的“可行性萌芽”。在您看来，当前全球高等教育领域出现了哪些生态大学的萌芽让您有理由相信，生态大学并非纯粹的哲学构想，而是已经具备了现实条件?

巴尼特：坦白说，我对有哪些生态大学的萌芽出现并不乐观。我们正身处一个日益晦暗的时代，目睹那些阻碍思想启蒙与人类解放的势力，各种盘根错节的既得利益集团正在收紧全世界的生存与思想空间，这情形令人窒息。令人警觉的是，本应带来解放的数字革命，其轨迹折射出强权正在以一种更精巧的方式殖民我们的思维领域。正如我先前所暗示的：即便在这样的晦暗之中，希望的火种也并未熄灭。在世界的一些角落，无论是在个人生活、社区实践还是制度层面，我们依然能目睹生态大学的微光。总会有人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坚持着生态大学的实践，捍卫着人之为人的尊严与可能性。我的悲观根植于一个冷酷的现实：那些压制良性思想与实践的力量，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在持续地膨胀与固化。在这样的宏观环境下，作为一名学者，我所能做的便是，紧紧地握住这些微光，从这些充满价值的抗争范例中汲取力量，然后，继续前行，继续言说。

回到实践层面，关于大学如何具体落实“生态化”这一宏伟蓝图，我们面临的是一片尚待探索的广阔荒原。我们不得不追问：大学，这个看似庞杂的共同体，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具备采取集体行动的意志与能力?它又该如何承担起对复杂生态系统的责任?跨学科研究固然指明了方向，但具体的实践路径何在?现有的学术文献中，关于如何操作没有清晰的指引，这本身是一个亟待填补的空白。而最根本的挑战在于，倘若大学所在的民族国家，正试图将生态大学服务于区域经济，那么生态大学就会丧失开放性、批判性与世界主义情怀，因此，大学如何在保持生存的同时，应对这种局面?这或许是这个时代赋予大学最严峻的问题。

访谈者：您的生态大学理念更多在理论上为我们描绘了大学的理想形态。您将生态大学的建构描述为一项永无止境的任务，这暗示着生态大学不是一个终极的、静止的完美形态，未来可能会出现我们今天完全无法预知的全新的生态系统。那么，我们今天构想的生态大学是否具备足够的开放性来回应这些未知的挑战?

巴尼特：生态大学必须始终保持一种全方位的警觉性，这种警觉不仅应渗透于其思维方式、环境感知与实践策略之中，更应贯穿于它所追求的一切规划与愿景之中。任何描绘生态大学的蓝图，都必须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不断被重新审视与诠释。现实世界始终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不断涌现新的情境与挑战，大学必须敏锐地洞察这些变化——然而这绝非易事。这不仅因为世界的本质本难以完全把握，更因为许多真相正被有意遮蔽：我们越来越难以触及真实的信息，很难在此基础上培养出真正具有批判性的反思能力。

举一个具体例子。过去，大学常以“批判性思维的重镇”自居，然而如今，我们越来越少地看到大学将这一使命明确写入其教育目标。相反，它们正逐渐蜕变为某种“技能工厂”，将学生塑造为适应技术逻辑的附庸。在这种以技能灌输为导向的体系中，学生作为独立思考者与批判主体的社会角色正悄然消退。我们所处的时代环境正在经历一场深刻而全面的蜕变。在这样的背景下，是否还能保留我所倡导的那种批判性反思空间，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但大学至少应当竭尽所能，守护那些既存的、有限却弥足珍贵的独立思考与批判的阵地。

生态大学，无论是在理论建构还是在实践探索中，始终是一项“未竟之业”。它需要不断融合本土智慧与全球视野，持续自我更新。在此，我愿进一步提出“十大生态系统”的构想，然而我们也不得不追问：大学的生态系统是否真能无限拓展?它的边界与承载力何在?

访谈者：建设生态大学是一项未竟的事业。作为一种新兴大学，生态大学目前正处于萌芽之中，这要求我们以更宽容的态度接纳生态大学的出现。至于生态大学能否引领未来的大学想象力，需要时间的检验。非常感谢您与中国读者分享您最新的研究进展。

本文访谈者系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生张雅鑫。她深度参与了该文对“生态大学”这一理念的梳理与观点阐述，同时还承担了语言把关人的角色。

注释：

①详见：Ronald Barnett.Realizing the Ecological University:Eight Ecosystems,Their Antagonisms and a Manifesto[M].London:Bloomsbury,2024.1.

②巴尼特的最新著作虽然是八大生态系统，但目前他又新增了法律和数字两大新的生态系统，只是还未在学术论文或者著作中公开此论点，后文会有提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