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四十年来，中国城市史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成就，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站在新的起点，如何进一步推动这一领域的研究，笔者受邀，抛砖引玉，谈一点愚见。
城市，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英国城市理论家艾伦·哈丁（Alan Harding）曾指出，在日常生活中，城市和乡村在空间使用上存在巨大差别：“一个是密度高、充斥高层建筑的‘人造区域’，另一个是人口稀少和‘自然’的乡村。”近代以来，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化成为中国人“退虏送穷”的工具与追求，以乡村资源支持国家富强的目标一以贯之。不过，现代中国多歧互渗的特性使城市与乡村之间始终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纠葛与联系，二者相互作用、彼此塑造。正因如此，要真正了解城市的发展历程，离不开乡村这一重要参照物，特别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城市发展，除了应该考虑中国共产党如何基于自身理想治国理政、型塑城市形态外，还需引入城乡互动的视角，考虑这一理想践行的乡村基础。
一 现实的无奈：新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错位发展
马克思曾言：“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而不像在古代那样，是城市乡村化。”随着技术的发展，大工业在城市集聚，带动乡村资源向城市流动，并引发早期城市病和城乡问题。恩格斯指出，大工业在全国范围的均衡分布是“消灭城市和乡村分离的条件”，而“农业和工业结合”则是消除城乡对立的关键。这些论述相当程度上成为影响乃至指导中国共产党探索城乡关系问题的理论基础。
长久以来，为了实现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也为了加快建成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实现工业化的重要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便明确提出以工业化，尤其是重工业优先发展为国家战略目标。而工业发展需要丰裕的资本、集中的劳动力、必要的基础设施和广阔的市场，因而城市也在工业化进程中被赋予了新的功能与使命。原来多以商业和服务业为主的城市被定义为“消费城市”，必须加强改造，使之成为可以承担工业生产的“生产城市”。“一五”计划时期，国家将工业发展重心放在城市，由农村迁移到城市的人口约为1 500万人，全国城镇化水平升至15.4%，由城市迁往农村和由农村迁入城市的人数之比约为1∶1.8，呈现出典型的“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的特征。
然而，随着人口持续向城市集聚，粮食供应紧张、城市就业和住房压力等问题逐渐显现。为应对这一局面，1955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城乡划分标准的规定》，1956—1957年又多次下发指示，要求严格控制农村人口“盲目”流入城市。1958年伴随人民公社制度的全面推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出台，将城乡居民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城乡分隔的二元户籍制度以法令的形式正式确立，中国政府开始对人口自由流动实行严格限制和政府管制。在此后的一段历史时期内，我国将大量人口下放农村、将工厂建在农村、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逆城市化”热潮。
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工业化和城市化同步，工业化推动城市化，城市化是工业化的结果。不过，建基于统购统销、户籍分离等政策之上的新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紧张：工业化需要大量劳动力从乡村转移到城市，但城市的扩张会增加国家供应，减少积累率。1960年初，毛泽东谈到：“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农业人口会减少。如果让减少下来的农业人口都涌到城市里来，使城市人口过分膨胀，那就不好。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注意这个问题。”侯丽曾言中国共产党“把城市化视为伴随国家工业化进程而产生的一种不良副产品”，“控制城市化，是为了限制工业化的成本，满足意识形态需要”，这种推测性的结论虽无直接的史料予以佐证，不过也反映出快速工业化及其伴随的城市化之间的张力。
中国共产党将弥合这种张力的希望寄托于缩小城乡差别：“要防止这一点，就要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还好一些。每个公社将来都要有经济中心，要按照统一计划，大办工业，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公社要有自己的高等学校，培养自己所需要的高级知识分子。做到这一些，农村的人口就不会再向城市盲目流动。”毛泽东对人民公社寄予的厚望，虽反映出消灭“三大差别”的理想，却最终在“大跃进”的失利中走向破灭。
因此，有学者指出：“1949—1965年间，政府不断调整着有关城市与乡村结构关系的宏观制度，其目标是改善城乡关系，结果却走向了反面。工业化快速推进而城市人口却频繁向乡村迁移，是当代中国历史进程中较为独特的现象。”萧冬连认为“工业化排斥城市化，并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现象”，中国出现特例的原因为“重工业优先的强制性赶超战略、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以及基数巨大且增长迅速的人口因素，大大限制了城市吸收农村劳动力和农村人口的潜力”。虽然有学者将中国共产党探索的工业化道路称之为“去城市化的工业化”，但若以“了解之同情”的视角观察，主观上，中国共产党希望超越城乡，走出一条工农结合、城乡结合的工业化之路，但客观上，限于城乡二元结构和发展水平，这一理想一时难以实现。
二 理想的尝试：社会主义新型工矿区
在工业化与城市化错位发展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并未放弃对理想社会组织形态的追求。1966年4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文章《大庆建成工农结合城乡结合的新型矿区》：
大庆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第一个新型工矿区。这里不仅是一个现代化的石油生产基地，而且是一个现代化的大农场，是一个工业和农业的共同体。……在广阔的矿区内，没有集中的大城市，分布着几十个亦城亦乡的居民点，有一个方便、朴素的生活环境；职工们在附近参加油田的工业劳动，家属们就组织起来，在居民点周围的土地上发展农业生产。……人们说大庆是乡村型的城市，也是城市型的乡村，是一个崭新的社会组织。
大庆社会主义新型工矿区，具有如下特点：第一、工农结合，城乡结合，建设分散的居民点；第二、勤俭建设，自己动手，盖乡土化的住宅房屋；第三、家属生产，人人劳动，工矿区内基本上没有“闲人”；第四、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相结合，面向生产，办革命化的学校；第五、集中领导，统一管理，实行政企合一的市政体制。大庆这种政企合一、亦城亦乡的聚落，“超越早期工业和农业的分化、城市和乡村的分化，兼有城市和乡村的优点”，被誉为探索出中国社会主义理想形态——“社会主义新型工矿区”。在“工业学大庆”的号召之下，大庆的实践成为特定时期内工业与城市发展的楷模。
三线建设是新中国工业化的另类实践场域，也是工业化与城市化错位发展的典型，大庆模式深刻影响了这场持续近二十年的工业与国防建设。
四川省最早学习大庆模式建矿区（特区）政府的是攀枝花。早在1965年1月，周恩来就批示：“攀枝花成立特区政府，仿大庆例，政企合一。成立党委，由冶金部党委为主，四川省委为辅，实行双重领导。”2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了《关于成立攀枝花特区人民委员会的批复》：“为了保证攀枝花地区的工业建设，统一安排生活供应、文教卫生、治安保卫等行政管理工作，宜基本上采用大庆的形式，即成立攀枝花特区人民委员会，实行政企合一。”贵州省按照大庆“社会主义新型工矿区”模式建设了五个特区。1966年2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贵州省设市和特区问题报告的批复》,“同意设立六枝、盘县、水城、开阳、万山五个特区人民委员会,进行政企合一的试点”。贵州省委认为：“这是建设新型矿区必须走的一条正确的道路。……从现实看，有利于备战、备荒、为人民……符合多快好省的建设要求，促进工农业相互适应地迅速发展；从长远看，则有利于逐步消灭‘三个差别’，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开辟道路。”
工农结合新型工矿区政府模式，在依托超大规模企业的基础上独立建市，如大庆、攀枝花、六盘水、十堰，而依托一般规模企业不足以独立建市，则在“厂社结合”的要求下建设县级的“工农区”，或由企业带动周边若干公社一体化发展。1965年，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曾提出建立“矿区政府”的设想，即“把厂矿附近的一两个公社交给厂矿领导，把工厂和附近农村人民公社相互支援协作的关系固定下来，大厂带大社，小厂带小社”。正是这一年，四川广安华蓥山光学企业明光厂创造出工农结合建厂、“厂社结合”的模式，从实践层面论证了“矿区政府”思路的可行性。“厂社结合”模式在三线地区广泛推广。
“厂社结合”模式有“厂社结合，工农并举，两种所有，分别核算，互相支援，等价交换，大庆大寨，共同发展”等原则，具体措施如下：（1）以厂带社，工、农业相互支援。（2）实行亦工亦农的劳动制度和半工半读的教育制度。（3）组织职工家属参加集体生产劳动。（4）贯彻小城镇的方针，依托乡场或城镇，厂社合办福利设施。“厂社结合”模式与大庆“社会主义新型工矿区”的做法基本一致，只是在谁来主导办理福利设施这一问题上，与“政企合一”的大庆不同，“厂社结合”是“依托乡场或城镇，厂社合办福利设施”。这条不同的经验，成为三线地区学习大庆建设“社会主义新型工矿区”的另一版本，即企业并不承担地方政府的角色，而是厂社、工农的高度融合。彼时全国设立了三个“工农区”，都在四川三线企业集聚之地，即华云工农区、白沙工农区和金口河工农区。
不过，工农区的命运与核心企业的命运高度关联。与攀枝花、六盘水等政企合一的工矿区不同，三线企业调整改造时期，华蓥山八个三线企业分别调迁到成都、重庆和南充；白沙的航天基地调迁到成都龙泉驿区，金河口的三线企业大部分调迁到成都，工农区的理想随之破灭。
总体看来，三线建设将工厂布局在远离城市的乡村，使其可以低成本利用乡村资源，建设“工农结合，城乡结合”的社会主义新型工矿区，除了战备需要外，更具有中国共产党希望“工农并举”、消灭“三大差别”的理想色彩。但当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三线企业调整改造、走出乡村后，其建设的完整的生产车间和完善的福利设施被弃用，直至今日除部分作为工业遗产得到保护利用外，大部分仍破败地散布在内地山区。所以，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理想聚落模式——工农结合、城乡结合的社会主义新型工矿区，希望能超越城乡，集合城乡的优点，避免城乡的缺点，想要亦城亦乡，结果却非城非乡，南辕北辙，乡村工业化的理想至今仍在探索之中。
三 进一步推动新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建议
基于以上两点认识，笔者认为进一步推动新中国城市史研究，或许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加强城市的聚集性和流动性研究
现代城市各项功能的实现主要体现在“聚集”与“流动”之上。城市化是产业、人口、资金、物资、信息、技术等要素聚集的结果，城市的活力则源于城乡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区域之间以及全球不同地区和国家之间的人员、资金、物资、信息和技术的流动。因此，城市依靠产业而聚集，依靠商业而流动，聚集与流动是理解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关键，也是理解城乡关系的关键。
上海的崛起便是一个典型。周武等人的研究表明，近代上海之所以在太平天国后迅速繁荣，与江南战乱造成的人财物流入密切相关。而当代上海的繁荣，也离不开全国各地资源的流入。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浦东新区的开发，聚集了全国甚至全世界大量的资金、人才和物资。资本、人才和技术的聚集，为城市的腾飞奠定了基础，更具虹吸效应，吸引更多要素，形成良性循环。
既存研究对于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即“盲流”）有所关注，但更多是从城市本位和政府角度切入，研究其如何劝退、控制盲目流动到城市里的农村人口，对流动人口本身的生存状况关注不多；城乡之间的商品流动、农副产品的流动，也仍然存在研究空间。如集体化时期，即使是在统购统销制度下、严厉打击“投机倒把”的各项运动中，城市和乡村之间仍然存在着“地下经济”，农副产品在城乡间通过“黑市”流通，弥补民众基本生活需求。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经济体制发生根本性变革，逐步废除统购统销政策，确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放松户籍、住房、就业等方面的管理，城市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改制等一系列政策，从顶层设计上打破工农城乡藩篱。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加速了工农城乡间的要素流动。新时代以来，党和政府继续完善农村的教育、“新农合”医保、养老保险、“低保”等制度，降低城市落户门槛，开启农地三权分置改革，引领工农城乡融合发展。未来新中国城市史研究的重点，应该放到改革开放之后，结合全球史探讨产业分工、资源配置、人口流动、物资流转、技术更新等核心议题。
（二）加强城市的生命性、人民性和多样性的研究
王笛指出，“城市是有生命的，也有出生到死亡的过程。”同时，城市不仅承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职能，更“应该是城市市民的城市，而且城市人要有尊严地享受自己的幸福生活。享受城市的幸福生活，就要回归城市的多元化、多样化和丰富的文化。”进一步推动新中国城市史研究，需要注重研究城市的生命性、城市生活中的人民性、人民生活方式的多样性，以及城市物种的多元性等。
卢汉超关注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老百姓的生活，虽然需要面对意识形态规训，但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仍然呈现出多姿多彩的样貌，上海人民用太极式非对抗的方式保持着依然“洋气”的生活。例如上海的绿化运动，“树种的选择、公园的规划都由国家规定。但个人自由仍在，市民依旧在自家的花园里种植自己喜爱的花卉和植物。在与日常生活密切联系的服装和食物方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上海虽然存在政治压力和物资匮乏等因素的限制，但民众对时髦服装和精美食物的追求一直延续”。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生生不息，是城市发展的真正动力。改革开放之后，一个更加自由、开放和包容的上海，又以国际化大都市的面貌重新回到世界舞台。与此同时，何其亮提出“非人类能动性”（nonhuman agency）的概念，探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人与自然的互动。他们的研究不仅展现了人类生活方式的多样性和坚韧性，也体现出对与人类共处一城的其他物种的关注，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和改变，通过对“非人类能动性”的研究，探讨人类与自然的复杂互动和博弈，亦可成为城市史研究的议题之一。
（三）城乡互为研究主体和对象，避免“城市中心主义”
在互联网通信技术日新月异、物流发达的当今社会，城乡之间生活的差异性越来越小。缩小三大差别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理想和政策追求，精准脱贫、乡村振兴等资源导入乡村，“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正在形成。
在新型城乡关系形成的过程中，需要将城市放到城乡互动、区域互动和全球互动的视野中去考察，尽量避免以城市为中心，城市进步、乡村落后的价值判断和“城市中心主义”。
尽管费孝通认为传统中国城乡“相成相克”，二者既“相互分离”又“相辅相助”，但近代中国知识界与国家治理体系曾在很大程度上以城市为中心来理解和塑造乡村，诚如罗志田所言，五四以后“乡村”在国家现代化叙事中被不断“问题化”：农村被视为落后、停滞、需要治理和改造的对象；梁心也指出近代城市知识分子以“都市眼光”观看乡村，将其纳入国家治理和现代化的逻辑。这种“农村问题化”的知识生产不仅塑造了城市中心论的价值预设，也让乡村的主体性和复杂性被忽视。
梁漱溟认为：“乡村是本，都市是末，乡村原来是人类的家，都市则是人类为某种目的而安设的。”主张从乡村入手去建设人类的新社会、新生活、新礼俗。百年来的乡村建设运动，为乡村社会进步和农民福祉，做出了诸多努力。如通过教育、扫盲、卫生、职业培训、经济合作、社区重建，改善农民生计等，推动社会整合，重塑乡村社会。王果关于重庆北碚乡村建设运动的研究，指出民族企业家卢作孚探索了乡村现代化的另一种路径，即通过工业化与社会服务让农民“不必进城”也能获得现代化成果。这些努力旨在探索不同于“城市优先”的现代化道路，但总体而言，近代以来“农村问题化”的认识框架已被逐渐内化，至今仍然深刻影响着人们对城乡关系的理解和治理逻辑。
与此同时，现代城市也并非天然稳固的现代性象征。现代科学技术塑造了高度舒适与便捷的都市生活，但这种便利性建立在能源、信息、物流等高度互联的基础设施之上，城市运行越是复杂精密，对外部系统的依赖就越强。一旦这些关键网络发生中断，城市生活可能迅速陷入失序与瘫痪。相比之下，传统乡村依托本地资源与相对自给自足的生活体系，在社会危机和基础设施失效时往往展现出更强的适应力和恢复力。这种对比提醒我们，现代化并不等同于城市化，也不能简单以城市为进步的唯一参照。“城市中心主义”的价值预设，长期将乡村视为“落后、需要被规划与改造”的对象，忽视了乡村相对分散、依靠本地资源的生活与生产方式在面对现代危机时的适应性，也低估了这种去中心化和本地化对于社会整体韧性和可持续发展的价值。
因此，城市史研究需要培养一种“城市化反思”的思维，应该重新考量中国城乡关系的发展历程、动力机制与价值取向，让城市和农村互为主体和对象，将其放置在经济环境、社会变革、人文地理、自然生态和政治格局的复杂关系网络中予以关注和研究，以促进中国城乡关系的良性互动和价值提升。
结 语
尽管新中国城市史研究已经硕果累累，但仍然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和尚待开垦的领域。如将其放在城乡互动的视野下加以考察，关注新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错位发展、关注中国共产党探索的“工农结合、城乡结合”的工业化之路、关注城市的聚集性、流动性、生命性、人民性和多样性，与乡村互为研究主体和对象，避免“城市中心主义”等等，都只是进一步加强新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几个途径而已。
城乡人民的生活丰富多彩，不同城市和区域具有自己的特色，研究者可以近距离接触老百姓的真实生活，了解老百姓最原生态生活方式的变迁。上海社会科学院金大陆研究员和同仁开展的“新中国百姓生活原生态研究：理发、洗澡与如厕的故事——兼论身体的环境史”项目，从传统公共空间过渡到私人生活空间，关注人类生活史与个人生命史，既可以展现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方式的变迁，以及卫生、隐私、时尚等观念形态的变化，又可以保存历史记忆，为后人进一步研究提供资料，一举多得，值得学习。期待新中国城市史研究能够诞生更多高水平的、贴近人民群众生活的学术论著，多层次、多角度展现色彩斑斓的城市生活和城乡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