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和大模型技术迭代升级，数字媒介生态正在跨越信息互联的边界，向着具有自主感知和决策能力的智能体发展。非遗的数字化传播长期受限于传统数字平台的视觉中心主义和算法分发导致的语境碎片化和体验疏离化的困境，智能体平台的介入正在重塑非遗传播的范式。基于平台漫游法和深度访谈法，研究旨在探析智能体平台对非遗数字传播生态的重塑，发现智能体平台在感知层实现了对非遗物质实体的模拟和准具身体验，在认知层完成对文化语境的修复，在关系层建立了社交温度和情感对话，塑造了非遗数字生命的在场。这一转向为算法时代文化遗产的活性赓续提供了新路径，同时，在利用技术重构传播范式时，应当始终锚定人类文明的灵光与精神本位，以实现文化遗产在算法生态下的本体论回归。

关键词：AI智能体；非遗数字传播；算法推荐；人工智能

引言

在以算法分发和社交连接为核心的Web2.0时代，数字平台打破时空壁垒确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大众传播的基础数字场域。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和大语言模型技术的爆发式增长，媒介生态正经历一场从“信息互联网”到“智能互联网”的范式跃迁。2023年，《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鼓励生成式AI在各行业、各领域的创新应用，构建应用生态体系。2025年，“DeepSeek”凭借“技术开源+生态共建”发展模式更广泛地介入政务服务、文化教育及产业制造等多个领域 [1] 。这一变革表明传播媒介正在由传统数字平台 ① 向具有自主感知、认知决策和执行能力的“智能体”演进。根据拉塞尔（Russell）和诺维格（Norvig）的定义，智能体是通过传感器感知环境并通过执行器作用于环境，即通过感知采取行动以实现特定目标的计算实体，同时提出了“理性智能体”概念，认为理性智能体能够完成更多任务：自主运行、感知环境、长期持续存在、适应变化以及制定和实现目标 [2] 。在这一视域下，智能体开始以传播主体的角色介入传播过程 [3] ，通过深度学习和知识图谱的构建，实现从内容推送到内容生成、从被动检索到主动服务的逻辑转向，向语义理解与智能交互的深层维度迸发。

一、问题的提出

智能体的兴起也受到文化遗产领域的广泛关注，在非遗传承人信息管理、文化遗产记录保存及文化创新传播等层面优势得到了实践检验 [4] 。非遗不是静止的“历史标本”，是一种以人为核心、以技艺为载体、以生活为场域的活态文化实践，具有非物质性、具身性、活态性与情感依附性。波兰尼的默会知识理论揭示了非遗传播的痛点：大量非遗技艺属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默会知识 [5] ，其高度依赖于身体的在场和多感官的综合体验。正因如此，非遗的传播天然地排斥机械的复制与脱离语境的展示，它要求的传播过程不仅仅是符号的位移，更是意义的在场与情感的共振。因此在传统的数字化传播实践中，非遗往往面临着严重的“具身性”消解危机，高保真的记录也难以传递非遗的感官体验以及技艺传承的情感波动。因此如何在数字空间中重建这种基于身体和情感的在场感是非遗数字化传播必须直面的问题。

目前对非遗数字化传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方面：第一，聚焦于数字化保存的应用性研究，探讨动作捕捉、三维建模、建立数字档案等“抢救”工作 [6] ，同时，也有学者开始反思数字化保存中的失真问题 [7] ；第二，着眼于传统数字平台的传播策略研究，分析短视频、直播等媒介形式对非遗可见度 [8] 和商业化 [9] 的赋能，探讨了基于多模态表达的非遗短视频跨文化传播机制及其优化路径 [10] ；第三，关于元宇宙 [11] 、人工智能与非遗结合的前瞻性研究，揭示了从被动展示向智能交互演进的可能性 [12] 。但关于人工智能与非遗的研究大多停留在技术可能性的宏大叙事层面，缺乏从非遗本体性出发探讨智能体如何介入非遗传播深层结构的研究。因此，本研究基于目前智能体媒介变革，试图回答非遗数字化传播的核心问题：在传统数字平台面临具身缺失、语境分离和情感淡化的问题下，智能体平台是如何通过其独特的生成机制和交互逻辑构建起一种全新的非遗传播范式的？其能否最大限度解决传统数字平台“所不能”的痛点？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路径，运用平台漫游法和深度访谈法，从平台界面交互、内容生态的体验式观察以及关键行动者认知的双重维度，获取具体、立体的一手资料。平台漫游法要求研究者以用户身份和反思分析者的身份系统、长时间地进入数字平台，通过亲身使用、观察和记录，捕捉平台的架构逻辑、交互设计、内容呈现以及算法推荐等隐形规则 [13] 。本研究选取两类漫游对象，一是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技术核心的智能体平台，重点考察百度文心智能体平台、DeepSeek等文化传承领域的智能体应用；二是传统数字平台，主要选取了抖音、小红书、B站，以算法分发和社交互动为核心的Web2.0平台。漫游周期为3个月，考察各平台在呈现非遗项目时，在内容生成方式、交互模式、语境构建和情感调动等维度的具体实践和差异。该方法使我们从用户体验层面直观感知两类平台底层传播技术的迥异，为理解智能体如何构建非遗传播新范式提供了实际操作经验。

为了获取更广泛的实际经验，获得来自传播链条各环节行动者的内部视角，本研究辅以半结构化深度访谈。研究选取非遗传承人和保护人、智能体平台开发者、文化遗产研究者、非遗消费用户，访谈内容围绕智能体平台与传统平台体验和开发的本质区别展开。这些资料有效验证并深化了平台漫游法的观察发现，同时揭示了智能体平台重塑非遗传播形态的复杂性和可能性。

三、智能体平台与传统数字平台的传播机制比较

智能体平台是指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和大语言模型技术，具有自主感知、认知决策与执行能力的计算实体平台。它打破了传统平台指令与反馈的工具理性逻辑，确立了以自主生成为核心的传播新逻辑与“人机共生”的主体关系。诞生于Web2.0时代的社交媒体和内容聚合平台侧重于解决非遗的可见性和传播广度问题，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智能体平台则致力于解决非遗的可理解性和深度性问题。这不仅意味着算力的提升，也代表传播范式从连接逻辑向生成逻辑的根本转移，深刻改变着非遗在数字空间中的生存形态。

（一）传播逻辑：从算法分发到自主生成

传统数字平台的信息传播采用的是基于流量逻辑的算法推荐技术，核心为预测和匹配，即通过协同过滤或内容标签将标准化的信息推送给潜在感兴趣的用户，这是存量信息的再分配。平台依据用户的历史行为数据来决定哪些内容值得被看见和推荐，充当的角色是“守门人”而不生产内容。在这种机制下，非遗传播往往会陷入“视觉奇观化”的陷阱，传播过程不可避免地出现单向度、机械化的特征。受众是看似主动搜索信息的被动接受者，始终被算法构筑的信息茧房所规训。

智能体平台所依照的是自主生成的传播逻辑，是一种基于意图理解的增量信息生产。智能体不是内容的搬运工和中介，是基于大语言模型的认知中枢，具备对知识进行实时重组和创造性转述的能力。智能体平台的信息是在交互发生的当下由模型通过概率预测而动态生成。这意味着每一次传播都是一次独一无二的“事件”，而不是标准化的“广播”。再者，传统数字平台受限于文件格式的约束，而智能体基于多模态大模型，因此可以打破不同媒介形式之间的壁垒，使得传播不再受限于单一感官通道，能够根据接收者的需求进行形态的自由流转和重组。可以说，媒介从信息的容器进化为信息的工厂。

（二）主体关系：从人机交互到人机共生

媒介技术的演进推动着人与机器权力关系的改变，在以往的数字平台架构中，人机关系常被界定为“人机交互”，这是一种基于工具理性的主客二元对立的结构：人是拥有意图和指令的主体，而平台是被动响应操作的客体与环境。用户通过点击、滑动、输入关键词等现行操作来驾驭机器，机器则以其运行逻辑执行命令，交互的本质是指令与反馈。平台始终处于被操作的工具地位，不具备独立的“人格”，也无法深度理解指令背后的情感色彩和深层意图。智能体主要基于自然语言处理（NLP）、多模态交互系统和自主决策引擎三大功能模块构建。这些技术突破了传统数字平台的局限，实现从单向信息传递到双向协同生产的范式转变 [14] 。智能体凭借其强大的情境感知能力以及情感计算能力，获得了一种“拟主体性”。它不再满足于被动地等待指令，而是具备了主动性和社会性。有研究提出“伙伴-伙伴”的角色定位，强调人类和智能体之间的平等合作关系 [15] 。智能体通过学习并模拟人类对话模式、思维逻辑乃至性格特征，使机械交互过程转化为人与机器的对话，屏幕在此变成具有某种意识的交流界面。智能体因此被视为具备特定能力的“数字生命体” [16] ，它能理解模糊的自然语言指令，从而主动拆解复杂任务，甚至在用户思维受阻时提供启发性建议，形成一种思维上的互补。此外，智能体能通过人类的语言指令分析出其情绪反应并实时做出相应反馈，这使人机连接从纯粹的功能性连接升华为情感性连接，人与智能体之间形成相互依存、共同进化的生态系统。

（三）数据处理：从标签化到语义化

传统数字平台将人的行为数据化，算法根据用户使用平台的特征给人打上标签化文本来建立信息分配秩序 [17] 。当非遗被转化为可存储、可编辑、可传播的数字标签时，其存在方式也从“主体性实践”转向“客体性资源”，非遗主体的文化阐释权让渡于算法模型，文化演进过程中的创造性力量被抑制，文化生态的整体性被割裂 [18] 。此外，文本、图像、音频等不同类型数据往往存储在不同的数据库中，彼此之间缺乏深层的语义互通。

智能体平台引入基于向量空间模型和深度神经网络的语义化处理模式，标志机器认知从符号匹配向内涵理解的演化。传统数字平台通常以关键词匹配来处理信息，如今面对通过计算向量之间的距离来理解概念之间的亲疏关系的智能体，已然相形见绌。在向量空间中，概念之间存在着连续的、细微的、隐喻性的关联，智能体能进行基于语义的整体性理解。这种理解可以保留信息的丰富语境和复杂结构，接近于人类的联想思维。语义化处理让智能体可以跨越单一的数据源，将碎片化信息编织成一张巨大的、逻辑自洽的知识网络。不同模态的数据被映射到同一语义网络中，实现了跨模态对齐。由此，智能体不仅能看见图像，更能读懂图像背后的叙事逻辑，进而可以模拟人类的通感，对世界进行全面的感知和重构。

综合来看，智能体平台相较于传统数字平台是底层技术逻辑的系统性重构，通过对二者技术机制差异的理清，让我们清楚非遗在数字化传播中面临的“只见其形，难悟其神”的困境并非单纯是内容生产的问题，也是传统数字平台中介逻辑的必然结果。同时启发我们智能体已经向着认知与情感层面进阶，为我们探讨非遗传播走出离身困境，走向智能体视域下的具身回归搭建桥梁。

四、智能体平台视阈下非遗数字传播的困境审视

在具身认知和深度语义的视域下回望以Web 2.0为代表的传统数字平台非遗传播，我们发现虽然传统数字平台在物理层面打破了时空壁垒，使非遗走出乡土场域向大众视野扩张，但这种基于“视觉中心主义”和“流量逻辑”的媒介范式在本质上与非遗强调的具身实践和本土语境存在结构性错位。在屏幕的中介下，非遗的数字化正面临着离身和变成符号景观的风险。

（一）技艺维度：物质实体虚化与触觉缺失

非遗的核心在于“非物质”，但这并不代表它脱离物质而存在。大多数的非遗技艺都是建立在极度依赖身体感知的物质实践上的。波兰尼将这种知识称为“默会知识”，这是一种“未被表述的知识，像我们在做某事的行动中所拥有的知识，是另一种知识。” [19] 其深植于工匠的指尖触感、肌肉记忆以及对材料的温度、湿度、质感的微妙把握中。但是传统数字平台中的非遗传播是框定在平面屏幕之内的基于视觉和听觉的传播，因此存在严重的视觉中心主义倾向，非遗技艺常被异化为一种视觉奇观。为了迎合碎片化的浏览习惯，镜头往往聚焦于成品光鲜亮丽的视觉冲击，或是展示最具表演性的高光时刻，比如川剧变脸的瞬间、打铁花的火光，而那些关于原始材料的粗糙质感、制作过程中的反复失败和打磨以及工作坊中的气味、温度等近身感官体验都被屏幕过滤掉。屏幕在呈现图像的同时也屏蔽了除视听之外所有的感官通道。受众只能看见技艺的表象，无法感知技艺的重量和温度。这种感官的窄化使非遗传播沦为一种“离身”的景观浏览，受众在此过程中始终是旁观者而非感知者。

鲍德里亚指出，符号在过度传播中会成为脱离指涉物的“拟像” [20] ，在传统数字平台中的非遗技艺恰恰经历着这样的过程。数字化图片和视频虽然在分辨率上不断接近肉眼可见的真实，但其本质是数字代码构建的幻象。在实际操作中，刺绣需要对抗丝线的张力，陶艺需要对抗泥土的重力，而非遗技艺的精髓正是这种人与物之间的对抗。但是传统数字平台无法传递这种人与物互动的真实质感，导致技艺在传播中被抽空了物质内核，变成了仅供视觉消费的轻盈符号，对受众而言他们消费的是非遗的影像副本而非技艺本身。

（二）文化维度：传承语境碎片化与意义悬浮

非遗是深嵌在特定时空语境中，与其生存土壤共生共荣的文化生态系统。非遗的诞生和发展与当地的自然地理环境、社会风俗、历史记忆密不可分，这种语境关联性是非遗意义生成的源泉。例如在田间地头传唱的民歌，只有将其置于劳作的场景与乡土的社会关系中才能理解其中的含义和情感，否则它对于听者来说就是一串没有灵魂的旋律。

传统数字平台的算法逻辑使非遗传播通常表现为几十秒或几分钟的短视频或几百字的图文快讯，譬如一段具有复杂文化背景的傩舞可能被剪辑为一段简单的、配上流行音乐的面具舞蹈，导致用户在视频中只是“走马观花”式的观看，无法理解其背后深层次的历史文化内涵。此外算法推荐流往往是随机的、非线性的，用户上一秒刷到的是苏绣，下一秒就可能是宠物视频。非遗内容因此失去了其原本的历史叙事链条和空间依存关系，沦为信息流中的数据碎片。这种碎片化的呈现方式难以使观众拼凑出非遗原本的文化全貌。此外，传统数字平台“标签化”组织信息的方式只能标记非遗的显性特征，比如“#手工#、#传统文化#、#非遗#、#地方民俗#”等，无法承载其隐性的文化内涵。当非遗被转化为标签并在网络中高速传播时，符号便逐渐脱离其原本的所指。例如，“扎染”这一标签在平台上可能拥有数以亿计的点击量，但大部分内容并不涉及其作为云南大理白族的日常生活方式，作为一种与自然共生哲学的文化根基，最终仅剩下“蓝色布艺”这一视觉符号被反复复制并挪用。这一现象导致非遗意义的悬浮：符号在网络上以空前的热度传播，表面似乎传得火热，但其根部已经断裂无存。非遗原本承载的礼仪、信仰、伦理等深层价值在传播中被不断稀释甚至遗忘。

（三）情感维度：社交连接弱化与体验冰冷

非遗是一种以“人”为核心载体进行活态传承的艺术形式，由于“人”的中心地位与“文化价值”正是“人文主义”所强调的要素，因此人文主义的理论思想便构成了非遗保护的理论逻辑起点 [21] 。从文化人类学视角来看，非遗是特定族群情感记忆的“活态容器”，每一项非遗背后都涌动着深沉厚重的集体无意识情感，包含匠人在与材料、环境的互动中生成的生态感知，以及经由代际重复技艺实践所沉淀下来的集体记忆和族群认同，这种情感往往具有显著的内敛性和滞后性特征。非遗基于血缘、地缘和业缘构建起的精神纽带具有极高的情感浓度和历史重量，它是非遗能够直抵人心、引发灵魂共振的根本力量。

然而，传统数字平台基于流量算法和快节奏分发的底层逻辑，与这种需要长时间沉浸和细细品味的深层情感相矛盾。为了在几秒钟内抓住用户眼球，平台算法倾向于推荐那些具有强烈视觉冲击力和戏剧性的内容，原本那些需要时间和耐心体悟的历史温情被猎奇的、刻意煽情的数字快感所替代。受众会被某种精细的工艺或高超的技艺所震撼，但这种情绪是生理性的、转瞬即逝的。他们很难透过屏幕触及传承人内心深处那份守艺的孤独和坚守，而这一部分正是非遗的“灵韵” [22] 所在。英国学者吉登斯将这种现象称为“脱域”，脱域意味着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 [23] 。被数据化后的非遗传播从原有的行为场景中抽离出来，也同时从本体中脱离。受众面对的是非遗的“数字拟像”，虽然在视觉层面实现了对他者的凝视，却难以在精神层面建立起跨越时空的深层情感共振，受众感受到的是一种“在场的缺席感”。

五、智能体平台对非遗传播的具身回归与超越

面对传统数字平台在非遗传播中不可避免的离身和意义消解的困境，智能体平台的介入正促成一场深度的传播范式重构。依托多模态生成、深度语义解析和情感计算等前沿技术，智能体平台展现出突破物理媒介限制的认知代理能力。其实践已超越对非遗表象符号的简单搬运，致力于在数字空间中构建非遗的感官系统、文化记忆和情感交互。智能体平台正推动非遗传播形态从单向度的视觉体验走向多重感官的具身体验，非遗的意义生成方式也从碎片化的信息拼贴走向整体性的意义共生。

（一）物质实体的感官补偿

智能体平台依托多模态生成技术正在最大程度上打破传统数字平台以视觉中心主义为导向导致的感官窄化和触觉缺失，构建一种基于通感模拟的准具身体验。虽然目前智能体尚无法完全在物理层面复原真实的触觉，但基于大模型对物理世界感知经验和常识的深度学习，可以精准捕捉到非遗技艺中的触觉特征，比如丝绸的顺滑、粗陶的颗粒感、玉石的温润，将其转化为高精度的指令或信号，充当“感官翻译者”的角色。在新疆的数字织机互动区，体验者在数字织机上亲身体验，随后屏幕上会出现艾德莱斯绸的经典纹样，一幅“五星出东方”织锦图案铺展开来。制作团队利用高精度扫描技术将纹理、结构和细节转化为三维数据，通过视觉和听觉的精细化配合，诱发用户产生心理触觉的通感反应，填补了触觉缺席的空白，让受众仿佛摸到了真正的非遗质感。

在物理环境的复刻方面，智能体驱动的生成场景在完成视觉复刻的同时，具备了理解非遗物质背后的物理属性的能力，并能根据用户的语言指令实时还原非遗原本的生存环境。比如在某智能体团队制作的非遗超级展厅中，数字盒子凭借微显示技术、分布式计算架构与标准化硬件、数字内容库等让各民族同胞都能通过现代化数字设备打破地域限制和时空壁垒，“看见”故宫，“走进”太和殿，欣赏国宝。在标准化观看体验之外，受众获得的是具有不可预测性和即时性的物理反馈，这种体验打破了以往预设脚本的局限，形成了一种无限接近真实物理世界的“准具身”的在场感。

（二）文化语境的语义修复

智能体利用检索增强生成技术，能够跨越文本、图像、音频等多模态数据鸿沟，将分散在古籍文献、博物馆档案、田野调查中的非遗信息进行深度的语义聚合。智能体不局限于数据存储的功能，它可以理解数据并像人脑一样建立起非遗技艺与特定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社会制度、民俗仪式之间复杂的逻辑关联。例如，2025年新昌非遗大巡游中，一条串联起新昌众多非遗地标的“非遗+智能体”打卡线路呈现。新昌县拥有1100多年的建县历史，AI智能体将大量散落的历史典故通过深层语义分析发现故事背后的关联，从而生成可感知、可参与、可互动的文旅体验，使游客得以沉浸式地了解完整的非遗语境。智能体在数字空间中编制了一张庞大的语义网，将非遗技艺重新植入其原本丰厚的文化土壤中，从而克服了标签化带来的意义碎片化。智能体内容是生成的、流动的。当受众接触某项非遗时，智能体便充当起一位博学的文化阐释者，它可以根据当前的对话语境瞬间激活相关的文化上下文并生成结构化的叙事，并能根据受众的兴趣点动态生成解释。这种按需生成的语境修复能力确保了非遗在传播过程中始终伴随着完整的意义场域，让受众实现从信息获取到深度文化理解的跃迁。

（三）情感连接的范式重构

智能体平台通过引入情感计算和人格化设定的相关技术突破了以往算法只识数据不识人心的局限，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捕捉并还原非遗中所承载的深层情感，将人机关系从功能***互升级为有温度的主体间性对话，从而实现情感范式的重构。非遗的情感性通常以一种隐蔽的方式存在于技艺实践和仪式过程中，现代受众在脱离其原生语境的情况下很难直接感知。但是波兰尼在强调默会知识的同时也提醒我们，不要把默会知识理解为神秘经验，默会知识只是难以用语言来充分表达，而不是说对这类知识绝对不能言说 [24] 。智能体平台依托大语言模型的语义理解与推理能力建立起一种高效的情感转译机制，拉图尔强调“转译”的中心思想是行动者给出的关于他们自己的兴趣和他们所吸收的人的兴趣的解释 [25] 。智能体识别并吸取非遗叙事中隐含的情感向量，再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将其转化为受众可理解、可感知的显性话语体系。河南非遗数字人依托百度文心智能体平台吸收了31万条河南非遗信息数据，用户的“为我画一幅有洛阳唐三彩韵味的现代家居图”的指令，其中隐含的对古典美学的向往、对传统与现代融合的期待，被智能体识别并吸收。平台生成的视觉画作将唐三彩中的釉色之美、造型之韵转译成直接可感、可以引发共情和惊喜的视觉语言。智能体在认识论层面消解了受众和非遗之间的情感隔阂，使无声的历史情感在数字语境中获得有效的符号化表征。

此外，大模型深度学习非遗传承人的口述史、性格特征以及语言习惯，由此可以模仿大师的口吻、价值观、人生哲学，进而创造出具有独特人格的“数字传承人”。例如太极拳数字人“云曼曼”拥有高度逼真的表情和动作并能进行实时交互对话，太极拳中的关于“松沉”“用意不用力”等依赖身体感知和心灵领悟的默会知识，以及其中蕴含的“阴阳和谐”“道法自然”等哲学情感，通过一个亲切的数字化身使年轻人得以领会这些古老智慧，从而让非遗传播上升为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精神交流。在这种人机共生的关系中，情感不再是传播的副产品，而成为传播的核心。

总体来看，智能体平台对非遗传播的深度介入，标志着数字媒介从信息承载者向具有认知功能主体性工具转变，进而形成一种“生成式具身”的传播范式。该范式在实践中弱化了以往传播中身心二元的划分，增强了非遗在数字语境中的在场性，减缓了非遗被动异化的状态，使之呈现为可感知、可理解并易于引发共情的活态存在。这一转向既涉及传播技术层面的调整，也反映出在智能时代下从本体论出发对非遗生存方式的再思考。

六、智能体平台中非遗传播形态的反思

智能体平台凭借生成式逻辑和具身感知机制，在极大程度上弥合了传统数字平台造成的身心二元鸿沟，促成了非遗传播从再现到重构的跨越。然而，在利用技术重塑文明感知的过程中，我们也必须警惕一种“技术利维坦” ② 式的异化 —— 虽然智能体平台能无限逼近非遗的视觉仿真和语义逻辑，但技术中介对文化基因的提炼方式、对人类生命力的模仿程度，以及对非遗本质的还原限度仍是我们亟须反思的重要命题。

（一）算法生成对“混沌美学”的遮蔽

智能体平台对非遗文化基因的提炼依赖于底层大模型对海量数据的统计学归纳。非遗作为鲜活的文化实践，其价值往往发生于那些无法被完全数据化的细节之中 —— 一种“混沌”的艺术美学 [26] 。智能体平台为了追求语义的连贯性和交互的稳定性，在重构传统文化时会不自觉地对文化基因进行去杂质化处理。这种处理方式倾向于将那些带有浓厚地域色彩、非主流的民间叙事话语更替为符合大众认知的、规范化的标准文化用语。那么，智能体平台呈现的非遗是具有野性生长力的原生态文明，还是被大模型逻辑修饰后的精美标本？这种对文化基因的精度提炼是否在无形中削弱了中华传统文化中“道法自然”的处世哲学？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反复斟酌的问题。

以民间所存的大量文本、唱本（如壮族民间师公、道公的仪式文本或壮族天琴巫师使用的唱本）等为例来说，这些文本一般是手抄本，且使用大量古壮字书写，对本行业、本民族文化语境之外的人而言极难释读。从广西相关机构近年来出版的此类文献来看（如广西古籍办2025年整理并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壮族师公经书抄本影印集成》），也多采用直接影印的方式，进行多文本对照以及精准释读之后再出版的民间文献很少，主要原因就是释读这些少数民族民间文本的难度极大。这类释读工作需要大量的人力和极高的专业素养，通力合作才可能推动。广西某高校借助壮族古籍文献识别系统，能够高效释读这类壮族民间文献，且有较高的准确度。但是，从笔者所看到的情况来看 ③ ，对于手抄文字的释读，智能识别系统仍然会面临具体的困难，如对稀有古壮字的释读困难，这就导致其后的直译、意译工作的准确度受到影响，从而无法精准呈现民间文本的丰富意涵。对文本的释读尚且如此，对与文本关联着的极其丰富庞杂的民间仪式活动的呈现难度更大。壮族民间师公、道公等在仪式中演述的文本都是具体文化语境中的“创编”，每一次展演都是独特的“那一次”，其丰富的内涵是与具体的民俗语境关联的，这样的文化意味是否能够在智能体平台准确呈现，恐怕还有待时间的检验。

（二）技术复刻引发拟真与本真的再思考

智能体平台对非遗展演的复刻已达到能习得传承人语言风格甚至细微神态，使数字代理在交互上呈现出极高的仿真度，进而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在场”假象，为受众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沉浸式体验。然而，当我们将视角从技术的完美呈现转回到非遗作为活态文化的本质属性时，就会发现这种技术的拟真与文化本真之间仍存在难以逾越的鸿沟。非遗的精髓蕴含在那些不可被统计的活的变量中，传承人的每一次呼吸、每一个不完美的瑕疵，以及身体与现场空气、光影、观众之间的微观气氛的流动，共同构成了文化表达中的灵魂。相比之下，智能体平台生成的数字传承人虽然在交互逻辑上趋于完美，却脱离真实的社会劳动和历史积淀，极易使传播体验变成一种精密的程序模拟。算法逻辑对确定性与最优解的追求，在无形之中也对非遗的活态弹性构成挑战。非遗的生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随人而异、随代而变的变化特质，这种不确定性是文化赓续的创新来源。当智能体将某位传承人的技艺数字化凝固成一种可随时调用、永不衰老的固定程序时，活态文化便面临被数字化定格和冻结的风险。高度标准化的技术复刻虽然解决了传播稳定性的问题，却可能遮蔽非遗作为一门“人的学问”的生命温度。

以非遗的具体类型来看，无论是手工艺类还是表演类都高度依赖展演者尤其是传承人的技艺主导和全身心投入，因此才能打动人。以民间小戏为例，艺人们使用的戏本往往极其简单，文本仅仅是最基本的故事情节提示，然而演员却能够演述出完整的故事。如广西浦北木偶戏的演出，演员可以根据极简的剧本提示演唱大量的三国故事，这是因为他们擅长“演述中的创编” [27] 。这种“演述中的创编”决定了民间艺术的演唱每一次都是独特的，因为文化语境不同、演唱者不同，即便是同一位演唱者亦会因为演出的具体要求做出灵活的调整，从而呈现为独特的“那一次”。其他类型的非遗也都有自身的文化标签，主要呈现为一种生活与人性的温度。技术复刻在不断进步，或许已经无限接近文化现场感，饶是如此，我们仍难以想象技术可以绝对复刻人，因为人是精微而生动的，民间艺术也因人而独特，由此，我们要警惕技术复刻对文化本真性的消解与遮蔽。

（三）构建“技术辅助、人本核心”的共生秩序

通过以上反思，本研究认为智能体平台中的非遗传播应超越技术崇拜的窠臼，向审慎共生迈进。在实践中，建立文化基因的保护阈值对维护非遗的多样化谱系至关重要，可以有效缓解算法逻辑对民间话语体系的单向度整合，防止带有鲜活地域特征的文化因子被大数据模型所同化，从而利用技术去容纳非遗的差异性，确保在非遗数字化传播中也能尊重并保留原始的文化根基。

同时，智能体平台在传播生态中应当扮演辅助性和引导性的角色，技术应用的重心应当向激发受众的参与感和学习欲倾斜，将线上的交互体验转化为线下的实践动力。智能体所构建的意义对话空间最终应当回归到现实世界中的工作坊、社区以及师徒传承等场域，促成数字流量向活态传承的本体回归。我们在追求技术手段无限接近非遗本质的过程中应当保持对技术局限性的深刻认知，方能守住那份无法被数据复制的灵光。只有坚持以人为核心，把智能技术锚定在人类文明灵光的辅助位置，非遗才能在算法时代实现本真性的价值跨越。

七、结语

媒介技术的每一次迭代都是人类感知世界方式的一次重塑，从早期的数字化采集到社交媒体的算法分发，再到如今的智能体平台具身认知，非遗在数字世界中的生存形态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变革。本研究通过对智能体平台和传统数字平台的技术逻辑比较，揭示了非遗传播正在从工具理性走向认知理性。数字技术在赋予非遗高可见度的同时也因其媒介特性和技术局限造成非遗“有形无神”的异化风险。智能体平台的兴起以其技术优势最大限度地破解了这一数字化悖论，通过多模态同感模拟、深度语义记忆孪生、拟人化的情感共情成功地在数字空间建构起非遗的具身性。这是对非遗“技艺、文化、情感”三个层面的修复，也是对其数字在场性的重新确立。

但是，这种技术性的回归并不意味着非遗传播完成了终极目标，通过进一步反思发现，算法逻辑在提炼文化基因时可能带来标准化倾向以及技术复刻对传承的在场感还原限度，这些问题依然构成数字传播的本体论边界。因此，在算法语境下，对人文价值的深度回归思考和对技术界限的清醒认知，共同构成文化遗产实现活续赓续的关键力量，促成非遗在智能化浪潮中完成向本真的价值跨越。

基金项目：论文系2023年度广西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广西民族地区乡村文化振兴发展研究”（项目编号：23FWY054）成果。

注 释：

①本研究所指的“传统数字平台”，是一个相对于“智能体平台”而言的相对性概念。它是指在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全面介入媒介生态之前，以Web 2.0技术为底座，以图形用户界面为交互中介，以算法分发与人际连接为核心运作逻辑的互联网应用形态。

②“技术利维坦”（Technological Leviathan）源自霍布斯政治哲学中“利维坦”的隐喻，原指一种强大且不可抗拒的统治力量。在智能传播语境下，其被引申为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全面渗透和控制，表现为由人工智能通过海量数据采集和算法黑箱所构成的新型权力结构。

③笔者于2025年12月27日赴某高校调研，看到了该系统对壮族民间文本《梁山伯与祝英台》等的释读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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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东南传播，2026年第4期，总第260期

本文引用格式：孙佳，孙丰蕊.数字生命在场：智能体平台对非遗传播生态的重塑范式研究[J].东南传播，2026（4）：5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