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深究宫崎市定在东西交通视野下构建的世界史叙事肌理时发现，其对日本“朴素民族”的形象塑造，始终凸显“日本优越论”的思想主线，深嵌着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底色。他通过预设“朴素民族”与“文明社会”的天然对立，制造理论假说，鼓吹战时日本“朴素民族”对外扩张行为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及至战后，宫崎市定依旧将日本对外扩张行径美化为所谓“文明使命”，固守“日本主导东亚转型”的叙事逻辑，由此映射出其史观潜藏的主观偏见和政治诉求。
关键词：宫崎市定；日本观；朴素民族；日本优越论；对外扩张
宫崎市定（1901—1995）是日本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第二代领军学者，其学术思想的萌发与体系化建构，与近代日本的时代变局紧密相联。19世纪末20世纪初，为了漂白日本军国主义的蔓延和对华领土的觊觎，明治、大正、昭和时期的日本主流舆论，总是试图给日本对外扩张行为找到某种“正当性”和“正义性”根据。彼时，宫崎提出的“朴素民族”与“文明社会”对立论亦呼应了日本“总体战”的时代需求，具有浓重战时意味。此后，该理论被宫崎沿用于多部论著，并成为其擘画世界史构图的核心阐释框架之一。学界对该理论的既有研究，多聚焦于剖析宫崎中国观的相关论题而对宫崎日本观的理解存异，且重心多落在日本近代转型议题之上，全面深入的探究尚付阙如，留有诸多掘进空间。鉴于此，本文拟以宫崎之世界史构图为研究场界，从其对立论逻辑建构、东西交通视野、战时战后思想流变等维度，重新释读并明晰其理论诘屈与抵牾之处，解构宫崎塑造日本“朴素民族”形象的思想内情与本质意涵，以期补益相关研究。
一、“朴素民族”与“文明社会”对立论的普世化逻辑建构
1940年，宫崎市定正式提出“朴素民族”与“文明社会”对立论。他基于先验性理论预设，强行营造“朴素”与“文明”天然对立的假象，并借此贯通性剖析近代以前中国历史的更迭与变迁，同时又把视域扩容至东亚世界，将日本纳入“朴素民族”序列加以讨论。此后，该理论日渐成为其探讨世界史问题的普世化理论基调。
在东亚场域内，“朴素民族”与“文明社会”对立论的形成，最初源自宫崎对近代以前中国历史的认知。其笔触之下，“文明”的主体特指中原王朝，“朴素”的主体则被界定为野蛮民族（周边民族），二者几乎在各层面都呈现鲜明的对立特征。宫崎认为近代以前的中国“文明社会”虽政经完备、分工细密、文艺昌盛，是一种崇尚文治、臻于成熟的社会形态，但内里却充斥着种种丑陋秘密。他主张文明起源于财富聚集地，人类文明化过程中对物质权力的过度追求，会无限放大贪婪、虚荣、堕落等人性弱点。他置中国“文明社会”于诊台，断其“痼疾”有奢靡享乐、文弱风气、政法废弛、戚宦擅权、豪族割据等，并判定中国业已成为“夜郎自大的文明国家”，社会发展停摆不前。
何为“朴素民族”？宫崎认定中国是东亚最古老的文明中心。文明社会的文明人将其周边分布的尚未开化民族视为夷狄戎蛮，并轻蔑视之。殊不知野蛮民族却保留着文明人早已遗忘殆尽的珍贵优点——朴素性。这些野蛮民族（周边民族）即为“朴素民族”，具有质朴正直、意志坚强、骁勇善战、凝心聚力、团结协作等特质。
相较于对“文明社会”的忧虑，宫崎充分肯定了“朴素民族”的优越性与能力，并将其视作治愈文明“痼疾”的良方。他认为“文明社会暗藏诸多缺陷，居其中者往往习焉不察。而未染文明之弊、保持纯真的野蛮民族（周边民族），反能从外部看得透彻真切”。“朴素”的野蛮民族、穷人、青少年对现状的“不满”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三者对“自我”与“他者”的双向不满，既促其正视并提升“自我”，亦能唤醒并拯救“他者”。因此，“当文明社会阶级固化、贫民积怨难纾，来自外部的朴素的野蛮民族便会趁机侵入，唤醒文明社会中业已麻木的不满情绪”。宫崎反复强调“朴素民族”侵入并占领“文明社会”的现象在近代以前的中国历史脉络里极为常见，贯穿始终。
该理论实则暗含着宫崎对“中国”概念的窄化压缩。他避而不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原生性，仅将中原王朝视为“中国”，而把野蛮民族（周边民族）剥离于“中国”范畴之外。继而，他以拟定的“朴素”与“文明”二元对立范式，嵌入对中国古代周边少数民族和中央王朝关系的分析框架之中，着意宣扬“中原王朝为中国论”“周边少数民族非中国论”。这实质上是宫崎在构建该理论之初，悄然为后续将日本顺利纳入“朴素民族”序列，进而宣扬日本优越性和侵华合理性所埋下的伏笔。这使我们不由得联想到宫崎的老师桑原骘藏对中国领土的块状分割，以及矢野仁一之“满蒙藏非中国本来领土论”。而日本意欲肢解中国的扩张言论，早在江户后期佐藤信渊的“宇内混同”“吞并中国”的言说里，就已悄然发酵。19世纪末至二战前后，这种论调随着日本对外扩张战事的蔓延而甚嚣尘上。宫崎对“朴素民族优越论”的阐释，最终落足点亦是在“东洋”之内，偷梁换柱，把日本引申为“朴素民族”，将中国描绘成“文明社会”，以此伪饰日本侵华战争的罪恶行径，制造假说来鼓吹其合理性与必然性。
推及西亚、欧洲等世界其他地区的历史，宫崎同样援用“朴素民族”与“文明社会”对立论来进行阐释，并将该理论升格为普世学说，借此夯实自身立论。以古代西亚地缘关系为例，宫崎亦是通过“朴素”与“文明”二元对立范式来加以形塑。他主张，统御广袤疆土的中央集权帝国大多并非由狭小城邦自然扩张而来。相反，往往是游牧民族或未脱游牧习性的农耕民族侵入并占领文明繁荣、城邦林立的区域，汲取当地文明，且保持征服者的勇武和凝聚力，最终实现领土扩张的结果。因此，论及美索不达米亚历史，宫崎认为苏美尔各城邦只有在“朴素民族”迦勒底人入侵后方能催生中央集权帝国。古巴比伦王国和亚述帝国亦是循此路径而成。至于成因与过程，宫崎并未详解，而是一味将之归结于“朴素民族”侵入并占领“文明社会”的理论逻辑。然则，宫崎此说未能顾及苏美尔王权观念的演变历程。他所述“迦勒底人”实指上古时期曾主导过原苏美尔地区的阿卡德人、阿摩利人、亚述人、迦勒底人等闪米特（塞姆）语族。事实上，苏美尔王权并非单一形态，而是随着社会发展呈现中央集权化倾向。早王朝“基什之王”称号的流变、卢伽尔扎吉西的区域霸权政体，皆是其王权专制化进程的例证。这为后续阿卡德人攻占苏美尔、建立中央集权化的阿卡德王朝，奠定了社会与体制根基。同理，乌尔第三王朝苏美尔再度崛起，中央集权体制同步深化，也被其后阿摩利人所建古巴比伦王国和亚述人所建亚述帝国吸纳，并影响整个西亚。宏观而言，上古西亚的民族迁徙并未湮灭原有文化，反而推动了族群文化融合与新文明生成。可见，宫崎之论断实则混淆了文明演进的表象与本质。
整体看来，“朴素民族”与“文明社会”对立论中，预设先验结论、削足适履逆推历史的例子俯拾即是，其框架逻辑无法适配多元复杂的历史场景，这也印证了前文对其理论缺陷的分析。但是，宫崎对自己的论说深信不疑，并将之沿用于其他论著。1982年，他又发表了《朴素主义与文明主义再论》，重申日本自古就是和中国不一样的文明国家，被归为“朴素民族”是事实，并坚信“朴素民族”与“文明社会”对立论能够成为帮助理解世界各地历史的有效指南。
二、东西交通视野下日本“朴素民族”优越论的意象勾描
宫崎史学的鲜明特点即是以宏阔的世界史构图为叙事基底，东西交通视野则是其绘制构图的核心思路。他将西亚、东亚、欧洲框定为世界史叙事主体，并认定三者的社会发展进程相近，均可采用“古代—中世—近世—最近世”分期框架，但三者的转型时序并不同步。西亚作为中心枢纽，最初在各层面都居于优位，发展最早。正因如此，宫崎重视西亚地位，主张西亚文明是世界文明之起源，并提出“文明流动论”。即文明由先进区域向后进区域流布，后进区域因此获得更为有利的发展条件。无论是西学东渐还是东学西传，皆以陆海东西交通为媒介铺展。三大区域上演着数千年的文明马拉松竞赛，先发未必恒强，昨日领先亦不代表今日优势。换言之，先进文明的代表会不断变换。
宫崎之“文明流动论”，似与内藤湖南“文化中心移动说”存在颇深的学理关联。而“朴素民族”与“文明社会”对立论，则是在宫崎东西交通史观的构筑过程中逐步成型的。其理论祖型与白鸟库吉“南北二元对立论”“东西交涉论”文脉相通。理论定型则得益于宫崎赴法留学、游历西亚之际，对伊本·赫勒敦“游牧民族与城市文明关系论”的深度吸纳。
然而，细究宫崎以东西交通为视野建构的世界史叙事肌理，不难发现，其字里行间无不暗含着对“朴素民族”日本之优越性、独特性的雕琢与褒赞。从前文所叙，宫崎诟病中国“文明社会”之“痼疾”，皆在凸显“日本优越论”的意图下展开。在某种程度上，日本对中国素有类似周边少数民族的复杂情感——既对中心文明怀揣憧憬，又抗拒轻蔑。这在江户时代已然明显。随着“兰学”“洋学”深入传播，江户思想家愈益强化“日本优越论”取向，转为批判和否定中国。其中隐匿的扩张理论，不仅引发近代日本各界热议，影响政府对外施策，更煽动起日本社会的侵略野心。
宫崎认为野蛮民族一旦接触文明社会，即会踏上文明化道路，但若是感染文明“痼疾”，便会丧失“朴素性”，而至堕落、衰败。那么，“朴素民族”都会走向如此结局吗？他予以否定，并解释道：“使其文明化而不误入歧途是执政者的责任。”其主张吸收外来文明之际，地理阻隔可因交通之利大幅消弭，外部影响则系于接受它的民族或社会的感知灵敏度。文明传播更似酵母发酵，时境有别，或成佳酿，或为酸醋。立足东西交通视野，宫崎以日本地处亚洲东西干线最东端，断定“朴素民族”日本在各时段都具备既能驾驭外来文明又能坚守自身特质的优越能力。
日本古代文明被宫崎归为“终端文明”。他认为西亚文明向东，经西亚、印、中、朝等文明体的各自重塑，终以驳杂无序的形态传入日本。较之中国历史，古代日本发展晚得多，二者起始即有差异。故而，其探讨日本文明时，常有意弱化中国影响印记，将中国视为文明传播的中介载体。他认为日本律令政治非直译唐制而是多有改编，西亚、印度的音符文字和音韵学传至中国仅促成反切法，于日本却催生五十音图，以此例证古代日本在接收外来文明时，已然具备改制和创新能力。宫崎强调，奈良至平安初期，具有日本特色的本土风貌渐显。假名的创制有助于当时贫弱的日本普及教育，更赋予日本文明以独特性。在构建“朴素民族”与“文明社会”对立论时，他常强调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因“汉化”丧失“朴素性”。与之相对，他亦以假名发展史为依托，着力描摹日本坚守朴素、保存国粹的形象。其深意实为表达日本在国民意识觉醒、民族独立与文化彰显等方面起步更早，重申“日本优越论”。
日本中世始于1192年，彼时中国已迈入近世。宫崎认为，幕府作为朝廷、公家的异质存在，一反既往，从东方压制西方，文明传播方向也随之逆流。其言，世界其他地区的中世，多始于夷狄（周边民族）对古代文明的蹂躏，而日本中世则始于本土固有文明的复兴。幕府政治下日式体制的复归，可视为一种民族主义的体现。日本中世封建制是为抵抗中国文明而实行的，并奠定了日本社会的独特性。中、欧近世文明虽有影响但皆存局限，日本中世堪称日本主义的时代，是在不排斥外来文明的情况下自觉形成的。其证据包括庶民未受唐风贵族文化浸染，推举新兴武士阶层为领导者，创造跪坐等日式新生活，发展新佛教改革，击退元军，驱逐欧洲人等。这与宫崎对“朴素民族”优越能力的总结相吻合。
宫崎指出封建武士具有武士独特的自觉性，理念上渴慕高雅文化，现实中却依循朴素且偶显野蛮的日本传统行事。他在探讨“朴素民族优越论”的纸墨间，曾多次提到“骑兵”“战斗力”“意志力”“男子气概”的重要性，主张“武士道终究只是在朴素民族间发展起来的道德”，意在赋予日本“朴素性”，以推导“日本优越论”。宫崎在战时对“武士道”的反复论说颇具深意。盖因明治维新以后，武士阶层虽已消亡，然武士道犹存，反因天皇制及对外侵略之需，成为维系日本军国主义扩张的重要精神支柱。
安土桃山后期、江户时代被宫崎划为日本近世，虽为封建制，却施行中央集权，可视作统一时代。他提出日本近世统一有赖于洋枪传入，但可惜德川幕府旋即锁国，斥逐洋枪、基督教等欧洲近世文明，致使日本难以生发真正的近世文明。虽有长崎窗口得以保留，然近世日本重返“终端文明”模态，其自然科学和战争技术增长迟缓，而对执政者最不实用的朱子学、阳明学、考据学等人文科学却不断发展，甚至在某些层面还超越了中国。宫崎认为近世日本就是以这种片面前进的方式，追赶上了近世中国，下一目标就是要追赶欧洲了。他指出中下层武士、商人、医生等“朴素”阶层是当时外来文明的引介主体，这是近世日本的特色。
随着下层武士推动明治维新，日本迎来最近世。宫崎指出根植于工业革命的欧洲最近世文明令人叹为观止。面对欧洲的强势外力，亚洲的内部力量几近无力。明治维新的顺利成功并非单纯仰赖内生驱动，更多是顺应了欧洲为殖民亚洲寻求战略基地的利益需求。日本借此开启了自己独特的追随外交。他主张日本是亚洲觉醒的先驱。日本的最近世文明实为把欧洲文明直译性移植到亚洲的“中继文明”或“分局文明”，随后自东向西传播给朝鲜、中国，开创了文明东西交通新潮流。
众所周知，明治初年，日本形成欧化主义风潮。至明治中期，国粹主义思潮勃兴，抵制全盘欧化，提倡民族独立、弘扬国粹。但随着1891年《亚细亚》创刊，国粹主义者将言论活动锚定殖民扩张的“膨胀政略”。甲午战争以来，“国粹主义”常被曲解、利用和极端化，渐变为日本对外扩张的学理依据之一。宫崎囿于此影响，在勾勒日本“朴素民族”优越性时，常加入“国民自觉”和“保持国粹”。他以西学东渐为例，赞扬日本在不失“朴素”前提下，对西方科学文明的接纳与学习能力，远胜中国。究其原因，他提出西方文明主义的表面下深藏朴素主义的特征。日本虽与“满洲人”的“朴素性”特质一脉相通，但又更具发展眼光。清朝统治者入关后未能抵御文明“病症”侵袭，变得贪图安逸、盲目自信、闭关锁国，致使在与西方的接触中败下阵来。而日本与清朝对待科学的态度，决定了彼此不同的命运。日本既保有作为“国粹”的古老文明，又未完全舍弃朴素主义精神，对西方科学文明不持任何偏见。尤其是朴素的日本国民更是能够成功地移植西方科学，掌握协调文明生活和朴素主义的诀窍。
综上所论，宫崎东西交通视野下的世界史构图既失之完整，更难称客观。其对日本“朴素民族”形象的捏塑，始终服务于凸显“日本优越论”的核心诉求。1942年，日本文部省为排斥西方影响，树立“皇国史观”新史学，启动《大东亚史》编纂计划。宫崎参与拟定核心方案，即亚洲文明应溯源至西亚，西亚文明沿陆海丝绸之路向东传播，并在历次东传中迭代精进，终于日本凝结为冠绝世界的文明精华，继而又自东向西逆流辐射。其价值叙事的隐衷，不仅是为近代日本在东亚的霸权行为寻找正当支撑，更欲论证日本具备超越欧美的潜力，最终为日本对外扩张赋予一层看似合理的学术底色。
三、日本“朴素民族”扩张行为的战时认识与战后复盘
宫崎市定对“朴素民族”与“文明社会”关系的论述，既以“日本优越论”为立论旨归，更充斥着“对立”与“征服”的价值偏向，深度嵌套于近代西方思想东传与日本对外扩张的双重历史语境之中。一战期间，泰戈尔曾于1916年访问日、美。他强调西方民族主义的根荄就是冲突与征服，西方文明是具有排他性的权力文明，同时赞扬日本学习先进技术的能力，认为日本社会的变化并非仿自西方。然而他万没想到，日本已经迈入帝国主义阶段。事实上，日本自明治以来就意欲以武威的“大东亚秩序”取代礼教的“华夷秩序”并确立东亚领袖地位。
这导致战时日本史学的发展与日本对外扩张政策深度勾连。彼时，日本学界为契合国家战略诉求、粉饰侵略扩张行径，在学术研究的取向选择与史实阐释层面，进行了诸般倾向性调适和论证。尽管宫崎始终否认其学说与战时局势存在深层关联，但是他又曾坦言：“历史学家必须与他所处的时代共同呼吸”，“战争既起，日本若失败就糟了。只要真能增强战力，我什么都愿意做”。战时，他就曾参加东方文化学院东京、京都两研究所的合作项目，其集体成果即是为日军侵华张目的《异民族统治中国史》。
在此情势下，宫崎所著《东洋的朴素主义民族与文明主义社会》作为昭和前期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历史地理丛书中的一卷，其言说深度裹挟着战争时局烙印。为了正当化、合理化日本“朴素民族”的扩张行径，他于立论中炮制并鼓吹“中原王朝为中国论”“周边少数民族非中国论”，影射中国“文明社会”业已失去光华和活力，亟需“朴素民族”救赎。他如是阐释，明朝历经近三百年岁月洗礼，中原文明社会已现迟暮之态，直至接受清朝八旗的朴素主义洗礼，方重获安稳。因此，若要疗愈文明之沉疴，注入朴素主义是唯一可行之径。日本与“满洲人”的“朴素性”特质一脉相通，并有能力开创东洋史上的新局面。其所勾勒的“日满亲善”图景，不啻是以历史叙述的方式来为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宣传造势。由前文所析，他极力标榜日本作为“朴素民族”的优越性，同时直言：“日本还很年轻，若能大悟，实现近乎完美的朴素主义社会并非难事。这不也正是东洋社会对日本的期待吗？”其于文末的此番慨叹，恰如明镜，清晰映照出彼时日本的政治图谋与扩张动向。由此，宫崎理论的政治隐喻色彩昭然若揭。
战后，宫崎时常复盘日本“朴素民族”的战时行为，其核心论点可总结为两方面。一方面，刻意弱化日本的战争责任，将日本塑造为亚洲解放的“救世主”，把日本战时扩张的根本原因归咎于西方帝国主义的“阴谋”。宫崎称日本帝国主义与军国主义的发展，是学习欧洲文明时被迫与其帝国主义相协调的产物，亚洲邻国因此沦为牺牲品。对于侵略带来的灾难，他着墨寥寥，全然回避日本发动战争的主观恶意与实质行径，反而刻意夸大日本对亚洲各国恢复独立的“历史贡献”，宣称其原动力并非来自殖民方的反省，而完全是日本的牺牲所孕育出的必然结果。其言，明治以后所谓日本军阀的功过历来很难说得到了正确清算。日本学者有责任对这场给日本国民带来巨大负担的事业的败因，做出不回避、不掩饰的真正解释。显然，宫崎是想借由“牺牲贡献论”稀释侵略本质，矫饰日本对外扩张的合法性，变相要求为日本战争行为“正名”，将侵略罪责转化为“历史功绩”，完成从“认罪”到“洗白”的最终闭环。
另一方面，秉持“日本优越论”的思想内核，把日本塑造为亚洲近代转型的唯一主导者，借此将“朴素民族”日本的战时行为美化为“历史必然”的“文明使命”。宫崎这一思想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对以往京都学派史观的继承和发展。内藤湖南在甲午战争伊始，便抛出“日本天职论”，称其使命是让日本文明“风靡天下，光被坤舆”。桑原骘藏则主张近代亚洲唯有日本具备独立国家的体面，堪与欧美列强为伍，日本国民肩负重责，一心致力维护东亚和平。宫崎亦强调近代东亚只有日本有志于文明开化，而中国和朝鲜则始终未能下定决心且反复制造混乱。日本的文明开化运动虽结局不幸，但其将欧洲文明译介至东亚，实为贡献卓著。他慨叹奈何日本对舶来新文明消化未足，加之军国主义作祟，这番苦心经营非但未获感念，反倒招致反感，没有得到恰当评价。此外，宫崎还强调战败后的日本，虽已肃清腐败权要，境遇却比东亚任何民族都凄惨，幸而国民团结犹存，朴素主义深潜社会底层，缔造了日本战后第二次产业复兴的奇迹飞跃，同时也给第三世界国家注入了活力与能量，再次强化了关于日本“朴素民族”的优越性叙事。
结 语
基于前文的考察，宫崎市定对日本“朴素民族”的形象塑造，始终以凸显“日本优越论”为思想主线。其世界史构图深嵌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底色，将“朴素民族”与“文明社会”预设为二元对立，既曲解了中国多元一体的历史格局，也混淆了世界文明交融共生的本质，相关论调最终沦为战时日本对外扩张行为的学术注脚。其战后复盘依旧回避日本的战争罪责，持续将日本扩张行径美化为所谓“文明使命”，固守“日本主导东亚转型”的叙事逻辑，映射出其史观的局限与失当。我们虽不能全盘否定宫崎史学研究的学术价值，却必须清醒甄别其理论体系中潜藏的主观偏见和政治隐喻。
本文作者 孙佳，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暨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讲师，中国历史研究院韩东育工作室成员，研究方向为东亚关系史、东北区域史、北方民族史。
原文载《外国问题研究》202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