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近代目的论的建立乃至近代形而上学的完成，都与对有机体的科学认识密切相关。康德指出，认识有机体需要引入合目的性概念。但此概念只能用来反思认识而非规定客体。目的论判断力批判的关键是区分两种整体概念，其中之一与交互作用相关，另一则与世界概念的歧义相关。20世纪生物学推进了前一种整体概念，彻底放弃了合目的性，以合计划性取而代之。海德格尔在对生物学相关讨论的基础上梳理了后一种整体概念，提出了一种比德国唯心论更为基本的形而上学。实际上，有机客体实存样式的核心在于整体形态的维持与转变，这不仅构成了有机体与机器的根本差别，还在过程中呈现出整体与过程两个维度的开放性。
关键词：合目的性；世界整体；合计划性；周围世界；筹划
有机客体的实存样式，是技术客体的实存样式的对立面。对技术客体的解释，是对“有机体与机器之关系”这个自然哲学乃至形而上学枢纽问题的一个新解答。它以20世纪的有机体新说为前提，这些学说总体上放弃了通过“合目的性”解释有机体的框架。这一态度导致了各种后果。其中最激进的形而上学后果是：器官、组织乃至有机体概念本身都可完全被机器概念从生命解释中排挤掉。
不过，有机体的实存样式问题并没有被解决。回观德国唯心论史，我们就能明白这一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从有机体引出合目的性，从有机体的合目的性引出全部自然的目的乃至世界的终极目的或者绝对者的活动特征，可被看作德国古典哲学主要论证中最关键的三个步骤。（参见康德，2002年，第339页）这三个逐渐递进的步骤分别是生物学的、自然哲学的与形而上学的。第一步是奠基性的，第二步和第三步的论证关系则可调整。这取决于，与自然目的论产生联系的是哪一种版本的“形而上学”目的论——是不可能实现理论意图的道德目的论，还是其他。当形而上学被理解为只能在实践中得到满足的道德形而上学时，自然目的论就只作为“诱因”而非真正的论据引出道德目的论。但如果有机体的生物学解释放弃了“合目的性”的框架，那么德国古典哲学式的形而上学——无论哪种版本的——就被抽掉了立足点。艺术品的形式的合目的性是支撑不起形而上学的。是否形而上学的典范因之必须转入有机体的对立面，即彻底无器官的机器，如当代法国哲学显示的那样？或者，更彻底一些，一切形而上学本身都因之无法立足？
本文尝试通过研究有机体的实存样式进入这些问题。我们首先检视康德有机体学说的本质及其后果；然后研究20世纪生物学放弃目的论典范的理由与贡献；最后研究与生物学的后目的论范式相应的形而上学形态将如何重提自己的基本概念——特别是在与德国唯心论的对照之下。
一、有机体与合目的性
认识有机体为何要引入目的因？因为单纯的机械因无法解释复多机械作用共同形成的统一性，只能将之归为偶然。假设沙滩上有个几何图形，如仅依靠大数目的沙粒与外部作用的复杂关系，而不引入一个有意图的存在者所赋予的外在形式，那么此图形就会被认为只是一个无规律的偶然结果。这样解释的代价是机械因成为无法统一的无限多样性。（同上，第221页）如果出现了大量有特定形态的事物，并且这些形态之间相同或相似，那么解释这些特定形态的最有效方式不是诉诸它们各自部分的复杂机械作用，而是承认它们有另外的原因性。有机客体与技术客体都是这样的事物。前者与后者的区别在于，它非但具有形态的稳固性或者变形的连续性，且能通过各部分的交互关系维持自己的形态。有机体的部分与整体分离后就不能继续存在，技术客体则并非如此。有机客体的这种实存样式，被康德概括为“自身生产”与“自身组织”两个特征。（同上，第222-223、225-226页）引入目的因是为了解释这两个特征。自身生产是就整体而言，自身组织则是就部分而言。设立目的因似乎只解释了自身生产，实际上有机体的这两个特征无法割裂。
在康德的预先说明中，引人注目的是：合目的性是多样性的统一，是特殊的普遍性，是反思的而非规定的。（同上，第21页）这里要注意合目的性与范畴及属的区别。毕竟范畴也是对杂多的统一，而属也是从特殊得到的普遍性。合目的性提供的目的概念是通过多样性涌现的，是形态或自然形式；它也是个体的形态，与个体的部分处于一个平面上，既不是归纳与概括的结果，也不是斯宾诺莎式的基底或实体的统一性。合目的性以某种不可替代的方式扬弃一与多、特殊与普遍的对立。黑格尔高度重视“特殊的普遍性”这个概念，认为这是批判哲学中最思辨处。（参见黑格尔，1980年，第144页）不过，这三点只是对合目的性概念的说明，而不是真正的批判，后者需要展示判断力的二律背反及其解决。其核心是这样一条命题：目的论判断力就是反思性判断力。换言之，如果目的论判断力没有被先验地批判为反思性判断力，如果目的概念没有被先验地证明为只属于合目的性概念，就会导致判断力的二律背反。此处很容易产生混淆，让我们分析得更仔细些。
二律背反的正题是“物质的诸物的一切产生都是按照单纯机械规律而可能”；反题是“按照单纯的机械规律，它们中的有些产生是不可能的”。（康德，2002年，第240页）这里要注意，一方面，非机械的规律立刻被康德等同为目的因原则。另一方面，机械论判断力全面排斥目的论判断力，主张机械规律是关于一切物质物的唯一规律。相反，目的论判断力不仅声称自己只对物质物的一部分有效，而且在对这部分事物用目的因进行判断时，也主张机械规律的同时有效性——只是这一规律从属于非机械的规律。更重要的是，这里的对立是有条件的。这就是正反题都被当成构成性的亦即对客体有效的原则，而反思判断力按照界定就不提供构成性原则。反思判断力有两个要点。第一，它与规定的判断力（将特殊归摄在普遍之下）相反，是从特殊到（经验性的）普遍。第二，它不规定客体，仅为了达到知识而反思客体。（参见康德，2010年，第131页）反思并不与诸对象本身发生关系以获得概念，而被用来发现概念的主观条件。（参见康德，2004年，第235页）它只提供认识的而非客体的根据，用来范导认识而非用来认识客体。这也就是合目的性概念（必定是反思的）与单纯目的概念（未确定是反思还是规定的）之区别。然而，仅凭从特殊到经验的普遍性，并不能证明这种普遍性不能用来规定客体。归纳法也有这个特点，不能因之认为归纳的结论不是客观规定。换言之，经验的普遍性只是反思判断力的必要而非充分规定。当目的论判断力构成性地使用反思判断力的这一点时，二律背反才产生。一旦凭反思判断力的第二点将目的论判断力限制为范导的，二律背反就被解决。这就是说：目的论判断力批判的核心就是将之辨识为反思判断力，而这种辨识不能只是指出特殊的普遍性；应该确切地揭示：反思判断力提供的认识根据是如何被目的论判断力当成客观原因的。对此康德这样解答：
对一个作为自然目的之物首先要求的是，各部分……只有通过与其整体的关系才是可能的。因为该物本身是一个目的，因而是在某个概念或理念下被把握的。这理念必须先天地规定应在该物中包含的一切东西，但如果一物只是以这种方式被设想为可能的，它就仅是一个技艺作品……但如一物作为自然产物……那么对此就有第二个要求:它的各部分是由于彼此交互地作为自己形式的原因和效果,而结合为一个整体的统一体的。因为只有以这种方式，整体的理念反过来(交互地)规定一切部分的形式和关系才是可能的，不是作为原因……而是作为认识根据。（康德，2002年，第225-226页）
一个整体之表象包含这整体形式的、及隶属于这形式之下各部分之联结的可能性根据……既然整体将是一个效果（产物），它的表象被看作它的可能性的原因；而一个原因，其规定根据只不过是其效果的表象，它的产物就叫作目的。（同上，第263页）
康德的基本思路，就是紧紧依靠整体与部分之关系解释目的因的建立。这调整了从外于质料的形式统一性引出生命原理的主流道路。整体与部分的说明效力明显强于形质论。这个思路分为四步。第一步，区分两种整体。一种是部分所依赖的整体（G1），另一种是作为部分交互作用产物的整体（G2）。后者依赖部分，来自人类的知性；前者则来自概念，可以直接提供对整体直观的“另一种知性”。第二步，被归为有机客体的各部分预先从属于G1,这是认识有机体的关键。被视为有机客体的诸部分在脱离整体之后不会保持存在。这是先于部分总和、先于部分相互关系的整体。这个整体概念是理念，它是用来认识有机体的根据。第三步，各部分的交互作用形成了G2，这就是诸部分的交互作用的总和。基于交互作用的特性，G2就是某种效果。第四步，部分所依赖的整体G1只是认识的根据或者G2这个整体的表象，作为根据它先于G2。而目的论判断力的核心在于：先于诸部分的整体G1就是诸部分交互作用的产物G2。换言之，G2被认为是与之等同的G1的效果。这样G1就从认知根据变成了具有客观效力的原因。G1是理念，G2是知性概念。目的论判断力的原初判断就是二者的等同——这也是合目的性概念能中介知性与理性的关键。（参见同上，第31-32页）这里终极就是开端，于是这种原因就是目的因。整体的自身生产通过部分总和之彼此组织得到支持。通过这种彼此依赖的组织（Organization）关系，有机体（Organismus）的部分就不是物体的一般块片，而是器官（Organ）。
目的论判断力批判的实质是，指出部分所依赖的G1只是认识根据，不涉及客体，而只用来预先把多样性统一为“诸部分”；或者说作为被“另一种知性”产生的直观去表象经验直观。机械律能解释多样性的元素及其集合，但无法解释多样性之有规律的统一性。单纯的结果并不是目的，目的是在开端已经以某种方式存在的结果。开端与效果的同一才能导致目的概念，这种同一的本质是将认识根据转变为“事实理由”，亦即原因。这个转变就是把主观理念直接客体化了；或者说把某种先验直观经验化了。批判表明G1之统一性不同于G2。前者只是范导性的理念，后者则是可用于直观所予的构成性概念。让目的论判断力批判真正成立的洞见是：诸部分之交互作用确实产生了客观整体G2；但该整体只是结果，不是目的。
交互作用之整体性正是形质论生命学说及其目的论辩护中缺失的东西。这个支撑着《判断力批判》的关键观点出自《纯粹理性批判》的协同性学说。协同性（Gemeinschaft）或交互作用（Wechselwirkung）是关系范畴中的第三个。按照先验分析论，协同性范畴对应的逻辑机能为选言判断。这一对应性不像在其他范畴中那么突出。为了论证协同性与选言判断的一致性，《纯粹理性批判》B版增订说：“［选言支］被认为是相互配合的，而不是相互隶属的……而是如同在一个聚合体中那样交互地规定（如果设定了划分的一支，则排除其余各支。反之亦然）。于是，在一个诸物的整体中也被认为有类似的连结……例如在一个物体中,其各部分之间交互吸引又交互排斥……正如划分的各支在被划分的概念中相互排除而又结合在一个领域中那样，知性也把一物的各部分表象为：每一部分都拥有其独立于其他部分的实存……但又在一个整体中结合着。”（康德，2004年，第76-77页，B112-113）
因而，选言判断与协同性的一致性在于，普通逻辑中选言支的集合或者说聚合体，与知性中诸物的交互规定或者一物中各部分之间的交互规定（交互吸引与交互排斥）的整体相一致。选言支的集合在先验逻辑中对应的就是原因与结果的交互性与整体性。后者不是原因与结果的单向序列，而是交互序列。协同性学说最值得注意的是两个微妙之处——它们既是麻烦，也是契机。
第一，协同性实际上是动力学的，而非严格意义上机械学的。物体内的相互吸引与排斥是典型的动力学特征。（参见康德，1988年，第53页）原理分析论甚至指出，没有动力学的协同性，空间的共同性都不能被经验地认识。（参见康德，2004年，第193页，A213/B260）动力学与机械学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的原因与效果序列是交互的，后者是单向不可逆的。而只有通过前者的原因性，才能把彼此独立的实体整合为更大整体的相互关联部分。但在讨论判断力的二律背反时，康德把非机械的规律直接等同为目的论，没有为动力学留下余地。实际上动力学既不是机械论的，也不是目的论的。（参见康德，1988年，第115页）如动力学混于前者，有机体就无法区别于机器；如动力学混于后者，有机体就被认为是有目的的。目的论判断力的实质就是把动力学的协同性混同于目的因。反之如能用动力学衔接机械论与目的论，就可从同一个本原推出机器自然与有机自然。这就是谢林自然哲学的基本方法。第二，当康德说，目的论判断力将作为范导认识的整体理念G1等同于构成性的整体概念G2时，他最终没有告诉我们，G1究竟是哪种整体理念——是可能性的整体，还是现实性的整体？这一点更加重要。
这个问题的解答在康德那里有两种倾向。按照原理分析论，从协同性可以表象交互规定所处的“世界整体”。（参见康德，2004年，第196页，A218/B265）注意，协同性逆推出的整体有两种，其中之一是直接涌现的、作为知性概念的整体，类似于选言支的现成集合。这是有相应图型因之有客观性的。此时选言判断的前溯推论得到一个能成为部分的相对“整体”（前溯序列并未完成），但这肯定不是第二种“整体”概念，即“世界”。为全部自然的目的论提供支撑的范导性理念只能来自协同性所表象的世界整体，而非相对整体。
然而，先验分析论的这一学说与先验辩证论不合。按照后者，世界整体是假言推理而非选言推理前溯的结果。世界是一切假言前提的综合、“整体的范围”，也就是一切被给予者的条件总体（现实性整体）。（同上，第276页，A322/B378-379；第287页，A340/B398）选言推理逆推的结果——一切选言支的总体——是先验理想。（同上，第461-463页，A576/B604-A579/B607）作为一切可能性的大全与总念，先验理想非但不同于现实性整体（世界），且正由于二者之间的紧张才有创世问题。我们把世界整体称为G1.1；把先验理想称为G1.2。
从被给予的知识，既可以通过假言推理上溯得到一切现实者，也可以通过选言推理上溯得到一切可能性。前者的世界解释是原因性的，世界是原因和效果序列的总体；后者的世界解释是模态的，世界是可能性大全中某些部分的现实化。至于这些部分是最大的共可能性（compossibilité）还是其他，另当别论。但原因序列的整体同样是被模态地思维的。无法从可能性中推出来的现实性就是偶然性。仅当全部原因系列始于先验理想，才能保证世界整体不是偶然的。至高原因不只是现实存在者，而且是必然存在者：从自身的可能性（本质）推出的现实存在者（实存）。于是，选言支与交互作用“隐含”的整体理念可以是一切可能性的大全，即先验理想，也可以是一切被给予性的整体，即世界。这样，自然目的论的形而上学解释，既可以上溯到至高原因或原初存在者，也可以只上溯到世界整体。如果是后者，代价就是得到一个自生产自组织但并无终极根据的自然界、一个自行其是的孤独生命体；那么建立在超自然的自由之上的道德目的论及道德神学就与自然界丧失了联系。康德当然不认为自然目的论能够让道德神学真正成立，但只满足于世界整体，而不追问世界的根据，也无法引出自由这块道德的唯一基石。
目的论判断力批判实质上排除了停留于世界整体的选项，但这并不等于认可先验理想。康德的方案是通过世界整体的根据通向自由概念，再从自由概念通向非理论的形而上学。然而，《判断力批判》表明，目的因的建立基于交互作用；先验分析论表明，交互作用与选言判断表象的可能性整体密切相关；先验辩证论表明，一切可能性的整体不过就是先验理想。因而，目的论判断力批判最深刻的地方并非原因（因而并非自由），而是可能性与现实性的模态关系。（参见康德，2002年，第76节）这种关系把目的论引向形而上学基本问题。目的是偶然事物的合规律性、必然性。（同上，第258-259页）必然与偶然都是通过现实性与可能性的关系得到界定的。可能性与现实性的根本关系就是先验理想（G1.2）与世界（G1.1）的关系。目的论的模态性清晰地展示了谢林以后德国唯心论的道路：从先验理想入手重建理论形而上学。下文将示，这一模态关系同样是后目的论形而上学的着眼点。
世界整体可以来自协同性，也可以来自根据律。创世问题仅同后者相关。（参见康德，2004年，第76页，B112；第196页，A218/B265）如果把根据律用于世界整体，那么就会产生自由与先验理想两个理念。这是自然目的论可能引出的两种形而上学。康德给形而上学安排的出路是非理论的、拒绝先验理想的。但这不妨碍谢林与黑格尔再次将自由与先验理想统合起来，重建思辨的形而上学。这种结合有其理论根源，即自由看起来是世界整体的某种原因性，但仍保有首要的模态含义。因为自由的对立概念是必然，而必然属于模态范畴。思辨形而上学推演出思辨物理学，后者不仅把整个自然界理解为有机的，且完全排除了目的论的主观性。换言之，在德国唯心论那里，G1与G2的同一本身就是客观的。如果建立G1的最终根据是绝对的，那么世界整体理念G1就是客观的。黑格尔对康德的批判切中了要害：二律背反的症结在于概念与客体的关系。（参见黑格尔，2021年，第357页）只有基本原理与最高根据的绝对性（概念与客体的根本同一）才能保证自然客体的合目的性（整体理念与客观整体的同一）。如果说目的论最终在思辨形而上学中突破了批判哲学的限制，那只是因为思辨的原则本身就是元目的论的。这就是作为隐德来希的行动。
总之，批判哲学从G1与G2的范导的等同性——这层含义表现为“合目的性”——出发推出有机客体的主观目的论以及相应的道德形而上学。思辨哲学从G1.1出发推出了G1.2与G2的客观等同性；从绝对性出发推演出了有机客体的客观目的论，与之相应的是思辨形而上学。两种形而上学尽管有冲突，但在这个根本问题上保有共识：有机客体的实存样式是目的论的（无论是否客观）。一旦这个共识瓦解，会产生什么样的自然哲学与形而上学后果呢？
二、周围世界与合计划性
上文揭示了合目的性概念对整体概念的依赖，20世纪的生物学家们也支持这一观点。库尔特·戈德斯坦（Kurt Goldstein）说：“生命领域中的目的论仅仅旨在界定一个概念：整体性概念……对有机体身上某一过程的目的论考察。关键并不在于该过程是否从属于某个目的，而在于它是否有助于维系该有机体的整体性或者某个更高层次的整体性……在此我完全赞同……尽量完全避免使用合目的性这一表述。”（Goldstein, S.263-264）这概括了当时生物学的主流倾向：从整体性概念出发去衡量合目的性、目的因与目的论。对此可提三层问题：第一，当时生物学主流理解的整体概念是什么？这一理解与德国古典哲学的整体概念（G1、G2）的关系如何？第二，如何从整体概念出发把握有机客体的实存样式？第三，从生物学主流的整体概念出发，有哪些回应目的论的方式？
问题的核心是关于有机客体的第二层问题。整体论之被接受，不过因为它是比目的论更基本的有机客体研究框架。如像第一、二层问题那样去检验整体论框架，也必须在有机体研究这个任务下进行。这个任务本身要放到一个更基本的、仍然支配着当代哲学与科学的问题背景下考察。
有机体与机器的近代对立自始就比古代更加尖锐。将动物视为机器的近代观点可以追溯到笛卡尔之前。（cf.Canguilhem, p.79）迄今为止的哲学、科学乃至技术的主流倾向都在有机体与机器两极之间打转，包括不断尝试弥合有机体与机器的对立，也包括不断证明这种尝试的失败。这些工作的科学层面与哲学层面是对应的。将目的论认同为有机体的本质，固然可与机器的机械论本质区分开；但如果目的论本身被解构为更基本的整体论，机器与有机体的区分就会再次成为问题，因为机器的联结同样是某种整体性。在生物学研究的不同倾向中，生机论与机械论是两个极端。前者恢复了目的论，后者试图完全用机器的范畴认识生物。作为两种极端的中道，最值得注意的是雅各布·约翰·弗莱赫·冯·于克斯屈尔（Jakob Johann Freiherr von Uexküll）。他以最彻底的方式整顿了两种倾向。在实验动物学中，于克斯屈尔首先完全将动物当作机器来研究（这种方式被称为机械生物学），逼出了有机体无法被还原为机器的超机器能力（übermaschinelle Fähigkeit）——但这种能力并不能被解释为“合目的性”。对有机体的非机械的生命能力的研究被称为技术生物学。于克斯屈尔的研究首先对海德格尔，然后对梅洛-庞蒂、西蒙东、德勒兹等法国哲学家产生了深远影响。通过吸收和转化机械生物学的基本概念，海德格尔提出了一种比德国唯心论更基本的形而上学。本节以于克斯屈尔为典范，考察当时的生物学如何回应上述三层问题。
对于克斯屈尔的生物学有两种几乎对立的评论。梅洛-庞蒂认为于克斯屈尔生物学是康德与谢林的某种综合，德勒兹则称之为斯宾诺莎主义的。（参见梅洛-庞蒂，第264-265页；德勒兹，第153页）双方各有正误。机械生物学认为有机体的内部不可知，仅从外部过程研究其规律，这种方法可算是某种康德主义，其学说的基本结论则是对合目的性学说的否定。换言之，于克斯屈尔生物学从机械论的框架出发，最终得到了非机械论的结论。于克斯屈尔并未像康德那样把非机械论等同于目的论，而是将之引向某种动态的“表面整体论”——这就是德勒兹释之以斯宾诺莎主义的缘由。我们可以把梅洛-庞蒂和德勒兹的评论结合起来，将于克斯屈尔的有机体学说视为对《判断力批判》的反讽。
这里的关键是诸部分之交互作用。现代有机体研究的出发点确实是整体——更确切地说，是交互作用整体G2。于克斯屈尔的工作基础是对G2的进一步分析。通过细分三重交互作用，才能清晰地区分有机体与机器的本质。首先，机器与有机体作为有部分的整体，都拥有各部分共同作用的图型或组织方式。这被于克斯屈尔称为建造计划（Bauplan）。仅凭有没有建造计划，区分不了有机体与机器。其次，有机体和机器都与外部世界产生交互作用。仅凭这层关系，也无法区分机器与有机体。二者真正的区分在于，与外部世界的交互关系能否导致整体建造计划的改变。在这里机械生物学抵达了边界。有机体与其外部世界特有的交互作用整体性就是有机客体的实存样式。
有机体与机器都会依据建造计划调节自己。生命固然是“一束反映过程”，机器也有调节能力（后来的“信息机器”对此提供了更多证据）。调节共有三种：外部调节（源于外部刺激的影响）、内部预设调节（建造计划之内的调节）与内部重构调节（改变建造计划本身的调节）。（cf.Von Uexküll, 1921, S.20）前两项是有机体与机器共有的能力，第三项才是有机体独具的能力：“我们将‘机器能力’定义为在具备已成型建造计划的对象那里可以找到的属性（即所有机械结构的属性，无论是否具有生命）。而与建造计划自身形成（Bildung）相关的超机器能力，则无法在完成的结构中找到。”（Von Uexküll, 1921, S.21）
生命具有形成、改变与维持建造计划的能力。维持计划或者说计划内的调节，是生命与机器共有的。但改变计划与形式形成（Formbildung）是生命特有的能力。此处导出了于克斯屈尔的研究中最精微之处。他发挥卡尔·恩斯特·冯·贝尔（Karl Ernst von Baer）的学说，将生命的自我调节比喻为“旋律”：“尚未存在的结构却能引导结构生成。这如同旋律中第一个音符与最后一个音符的相互影响—— 我们甚至可以说：最后一个音符因第一个音符而可能存在，反之，第一个音符也因最后一个音符而可能存在。”（ibid., S.23）对此说的解释在当代法国哲学中争议颇多。本文的论点是，与机器整体各部分在空间上的彼此依存不同，“旋律”般的生命过程整体当然具有时间性。（cf.ibid.）于克斯屈尔将生命特性首先与时间而非空间联系，这一点无疑处在上承柏格森下启海德格尔的脉络当中。但于克斯屈尔从来没有排除生命的空间性，正如他从来没有排除生命的机械性那样。“旋律”中前后音符的相互决定，指向的不是现象学式的时间样式交织，而是对“前后交互决定”似乎隐含的“合目的性”结构的回应——“合计划性”。正因为生命的超机器能力就是对“建造计划”也就是形态本身的调整，才会在过程上显得像“旋律”。与生命哲学或基本存在论不同，于克斯屈尔的核心概念不是时间性，而是“合计划性”（Planmaigkeit）。生命体是在与周围世界的交互作用中调节自己的，“旋律”比喻的只是这个交互作用整体的过程化。时间性与周围世界性是同一个生命原理（合计划性）的两个不可割裂的方面，周围世界性不能被还原为时间性或者旋律性。超机器能力中首先体现有机体特性的就是拥有周围世界。生物学的第一条原理就是：“每个动物都形成了其周围世界的中心，它作为独立的主体面对这个周围世界。”（Von Uexküll, 1921, S.218）
在生物学史上，周围世界几乎是“环境”（milieu）概念史的殿军。（cf. Canguilhem, pp.111-112）不同的有机体就是与周围世界缔合（verbinden）的不同方式。虽然揭示这些“不同方式”要通过实验动物学的观察，但有机体的本质是缔合周围世界，这一点是理论生物学为实验动物学提供的方法论基础。（cf.Von Uexküll, 1928, S.229-230）没有周围世界，就没有有机体。仅凭这一点就能终结自柏拉图直到谢林的“宇宙生命”说——因为宇宙没有周围世界可言。按照本节的划分，有机体与周围世界之间的关系就是第二重交互作用整体。虽然机械生物学也指出了第三重交互作用（有机体内部神经网络之间预先的交互作用与有序调控）（cf.Von Uexküll, 1921, S.79），但这从属于第二重交互作用。
上文已示，区分G2与G1是目的论判断力批判的关键。机械生物学对此提供了更确切的证据。超机器能力带来的交互作用结果恰恰是生物形态的转变（Umgestaltung）,而不是开端形态在终结的回归。生命活动中确实存在着循环现象，但这并不能支持目的论：“动物的每一个行动都通过一个闭环的作用链将主体与客体缔合起来。这条链从物体的特征载体出发，以一个或多个刺激的形式作用于动物的感受器；刺激在动物体内通过感知网络整合后，传递到作用网络；作用网络继而指令效应器执行特定的运动方式，而这种运动方式又恰好适配于物体的作用载体。由于客体的作用载体与特征载体通过对应构造相互缔合，这个循环最终得以完成——我称之为‘功能循环’(Funktionskreis)。”（Von Uexküll, 1921, S.46）
这种功能循环并非有机体的自身生产，而只是有机体与周围世界的一种交互作用方式。这种方式并未证实处于循环关系中的客体是目的。相反，功能循环的“任务始终在于：将客体从周围世界中移除”（ibid, S.47）——要么消灭客体，要么躲开客体。而动物主体方面甚至连这样的循环都不存在：“从最低等到最高等的所有无脊椎动物中，中枢神经系统的统一性仅存在于构造规划中。其功能仅构成一条贯穿的链条，在内在世界中从未形成循环。因此，动物从未达到最高程度的统一化层面。”（ibid., S.177-178）
有机体与自身及其周围世界的交互作用非但没有证明“合目的性”，甚至这种交互作用的基本原理——“合计划性”对应的自然力就是对“合目的性”的取代。《理论生物学》认为：“‘有机自然中的合目的性’这个概念……是有误导性的。有机体组织的智慧比任何意识都更令人惊叹。这种哪怕体现在低等生物的构形中的自然力可被称为合计划性（Planmaigkeit）……人们通常将那些能缔合时间上分离的个别性的更高层次规则称为计划（Plane），而不考虑它们是否基于人类的意图。我们完全可以用合功能性、和谐性或智慧来替代合计划性。重要的并非词语本身，而是承认存在一种依照规则进行缔合的自然力。”（Von Uexküll, 1928, S.144）
放弃合目的性是生机论以外的生物学主流的共同趋向。用合计划性取代合目的性本是中间路线，但容易被激进化。实际上于克斯屈尔既没有落入目的论，也未持有他的某些法国拥趸读出的机器论或平面论，而是贡献了一种被交互作用整体形态转变所表达的动力学。交互作用的“整体”是一种不闭合的组织过程。有机体的“自身”就是这个过程或者说“旋律”，可以有前后呼应、内外问答，但不会有始终同一的回归结构。生命就是组织这个过程的力量。“合计划性”学说汲取了旧目的论的形式说与形成力（bildende Kraft）学说并合之为形式形成，开放的形式形成意味着有超越周围世界的原则。人作为观察者能说明动物，是因为动物在人类的周围世界中。但人抽掉自己的周围世界、进入动物的内在世界和周围世界才能理解动物。（cf.Von Uexküll, 1921, S.5, 219）那么，为什么人能抽掉自己的周围世界，而动物却不能？为什么动物只能在它特有的整体之内，而人总是试图超越周围世界整体、进入世界整体？这个问题无法期待“普通生物学”回答，只有研究人这种“形而上学的动物”时才能回答。此时将重新启动被生物学搁置的整体理念G1。
三、世界与筹划
海德格尔论及于克斯屈尔和当时生物学的内容编在1929/30年的讲座《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以下简称《基本概念》）的第二部分。此部分以“动物是世界贫乏的”（das Tier ist weltarm）命题出名。这个激发了许多当代兴趣的命题似乎展示了海德格尔的动物学、自然哲学乃至生态思想等。但此类解释似乎忘了整个文本的主题，没有自问：讨论形而上学为什么要借道生物学？生物学会给形而上学带来什么独特的东西？纠结于“动物”并没有抓住海德格尔的意图。他通过动物学要讨论的是“有机体的本质”。(参见海德格尔，2017年，第369页）这不是什么时髦话题，而属于一个更基本的语境——17世纪以来哲学与科学主要倾向的流变。
在这个语境的指引下，本文从三个环节把握《基本概念》的有机体研究。首先是海德格尔对当时生物学前沿成果的转用与回应；其次是有机体学说在海德格尔思想转变中起的作用；最后是对德国古典哲学的形而上学道路（有机体-合目的性-逻辑学）的解构。第三环节是最重要的，它既表明了《基本概念》的真正意图，也最终解释了前两个环节。同样，《基本概念》的有机体学说为从根本上检讨德国古典哲学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德国唯心论有多依赖有机体，《基本概念》的有机体学说就有多重要。
海德格尔对当时有机体研究的观点是：既否定机械论，也否定目的论或生机论。他指出，对“努力于目标”（Zielstrebigkeit）这个有机性的关键，机械论提不出这个问题，生机论则过早地阻止了这个问题。（参见海德格尔，2017年，第375页）这是说，目的论作为一种回答并没有深思“努力于目标”的本质。实际上无论以“目标”为本原，还是以某种斯宾诺莎主义的姿态以“努力”为原理，对这个问题的解答都结束得过快了。海德格尔通过翻转“行为主义”范式深入了这个关键。行为主义通过外在表现而非内部本质来把握有机体。这种态度在科学与哲学上有深远的影响——无论是否以“行为”的名义。
海德格尔的有机体学说有三层观点：第一，行为的本质就是努力于目标。但努力于目标也就是受制于目标。动物的行为（Benehmen）也是字面的反义——迷醉（Benommenheit）。努力拿住目标的前提是已被目标拿住。有机体的本质就是迷醉状态。（同上，第342、370页）第二，被目标拿住的可能性条件是向目标所处的周围世界预先开放。动物之周围世界其实是排除阻碍环（Enthemmungsring）。因而动物的开放只是向着排除的开放。第三，因此对动物而言，存在者是作为阻碍而非存在者自身被通达的。将存在者作为阻碍排除不是拥有世界，而是“贫乏于世界”。
这里的前两层含义都来自海德格尔对于克斯屈尔有关观点的转述。“迷醉”描述了动物只对周围世界中特定物有反应（如著名的蜱虫例子）。“排除阻碍环”可以看作对周围世界及于克斯屈尔“移除客体”观点的转释。（参见海德格尔，2017年，第377页；cf. Von Uexküll, 1921, S.47）引起争议的“动物贫乏于世界”观点，不过是此类观点的推进：“周围世界的刺激同时构成一道固定的屏障，如同动物自己建造的房屋墙壁般将其环绕，隔绝整个陌生的世界。”（Von Uexküll, 1921, S.182）
推进并非只有术语意义，而是从生物学跃向形而上学的关键一步。这看似是用动物与人的一系列对立来标识的:人的权能(Vermogen)与动物的能力(Fahigkeit)、人的施为(Verhalten)与动物的行为、"形成世界”(Weltbildung)和“贫乏于世界”等。实际上，这一系列对立都围绕着“周围世界”与“世界”这两种整体性，其问题域既非动物学亦非人类学，而是形而上学。可注意的是，海德格尔在这部讨论有机体的讲稿中，把撑起了小半部《存在与时间》的术语"周围世界”还给了生物学，且提供了“排除阻碍环”这个中肯的转释。在与1919年著名的“讲台诠释”(周围世界体验)几乎同样的例子“黑板诠释”中，完全没有出现“周围世界”概念，而是直接引出了“整体”概念。“周围世界”本来就是于克斯屈尔生物学的术语，被胡塞尔、海德格尔分别用于各自的代表作之中。换言之，《基本概念》放弃了《存在与时间》从周围世界(物宜整体性)指引到此在(在世界之中)的道路，而是直接让“世界”出场。《存在与时间》的道路与架构接近《纯粹理性批判》的前半部分，而《基本概念》的架构可对照全本《判断力批判》。如果说于克斯屈尔提供了对第三批判的反讽，那么《基本概念》就提供了某种对抗(Gegenwurf)。谢林说:"从未有如此多深刻的思想像《判断力批判》第76节那样被浓缩在如此少的篇幅中。”(Schelling.S.242)《基本概念》结束于第76节并不令人惊异。海德格尔在那里回应了《判断力批判》的第76节，以一种同它一致的方式一一在可能性与现实性的“关联”中把握“世界”。
前文已示，周围世界是对G2的推进，而世界概念再次呈现了G1的歧义。澄清G1与G2两个整体概念的差别是目的论判断力批判的核心。早期谢林与黑格尔以不同的方式再次论证了二者的同一。20世纪初生物学主流扩充了G2的含义，彻底抛弃了生物学中的目的论范式，理论上再进一步便可直接摧毁柏拉图以来的自然目的论——宇宙整体不可能是“生命”，因为它无法拥有周围世界。但《基本概念》并未走此捷径，而是提供了一条比同时代生物学更彻底的道路。海德格尔一方面指出动物向周围世界的开放仍然是封闭的，另一方面重新面对G1.1与G1.2的紧张。只有重新回到“世界”这个首要的“形而上学基本概念”才能真正回应被合目的性-自我意识-逻辑学共同表述的德国古典哲学传统。这才是《基本概念》的最终任务。有机体研究是服务于这一任务的。《基本概念》的论证步骤是：（1）有机体研究的结论：动物缺乏世界；（2）人形成世界；（3）世界中“存在者作为存在者”的结构如何转出“逻格斯”（陈述）的基本结构：S作为P；形而上学如何转出逻辑学化的形而上学；（4）从陈述的结构中如何返回前逻辑的可能性整体。（5）前逻辑的基本发生中的世界筹划：可能性与现实性的关系。此方案的首尾也是本文的观点。但在处理逻辑学与世界整体的关系时，我们简化步骤，不通过“作为”结构，而通过康德在目的论中发现的逻辑学内容直接显示世界整体。这对本文已经足够。海德格尔那样做的意图是“围歼”以黑格尔为代表的逻辑学的形而上学。但在本文看来，有机体与逻辑学可以有更内在的结合。如果要绕道生物学，就该扣住目的论判断力本身的逻辑结构，而不是单纯的陈述结构。但海德格尔从陈述那里兜个圈子得到的结论与本文是完全一致的。
现在让我们回到第一部分的结论。在康德那里G1呈现为两个谜团——（1）G1引出了两个选项：世界或先验理想；（2）世界又有两个选项：一切现实性东西的整体或一切可能性的整体。这两个谜团的起源都一样：作为选言判断的逻格斯。它们的解决也一样：将世界理解为可能性的整体。如果可行，那就没有必要另外引入先验理想。解开谜团的关键，就是从逻格斯达到可能性。这就是《基本概念》的陈述学说的任务。现在笔者论证，这与康德从选言判断出发的方法是等价的。
海德格尔多次指出康德之世界概念的多重含义及其不一致。尤其是，它既指可能性整体，也指现实者整体；既是实存模态（现实性），也是本质模态（可能性）。（参见海德格尔，2015年，第247、250页）本文认为，可以用《基本概念》的方式为康德辩护。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可以发现一种与《基本概念》类似的、超越了可能性与现实性单纯对立的整体观。先验分析论认为，选言判断的各支既相互排除又相互结合。可能性的相互聚合不仅是动力学的逻辑基础，而且“表象”了世界。这并不是混淆了选言与联言或违背了排中律；而是说，诸可能性在选言或联言的运算符号之前已经聚合在一个原初模态空间中。一旦对诸可能性赋予真值，那么一些可能性就成为现实性，另一些则成为非现实性，“相互结合”的选言支就成为“相互排斥”的。选言判断显示的世界整体就其“相互结合”而言，正是那个前逻辑运算的一切可能性整体。
如果这个解释对康德研究显得晦涩的话，那么《基本概念》能够提供帮助。《基本概念》对《存在与时间》的陈述学说作了修正。后者把肯定与真实的判断当成了陈述的原初形式，其他不过是派生与补充。前者认为，逻格斯的本质在于“非此即彼”“既……又……”这些变式显示的共同可能性整体。（参见海德格尔，2017年，第481页）“非此即彼”就是康德所谓选言支的相互排斥。在海德格尔那里，原初的选言是特定陈述的真与假。“S是P”不是真的就是假的。真假未定的“相互结合”的叠加态——海德格尔偶尔称之为“游戏空间”——才是陈述的真值可能性。正由于陈述的本质结构是可能性整体，被确定的陈述才是指向某个可能性的“权能”。（同上，第482页）不同于动物行为的“能力”，权能是从可能性整体（遮蔽与解蔽的整体）亦即自由出发的自行约束。这种约束就是把“非此即彼”的特定选言支从“相互结合”的整体限制为“相互排斥”的。
陈述的解蔽-遮蔽的权能特性（也就是陈述“可被赋予真值”这个特性）基于陈述向着世界的开放。陈述断定真值的方式（从真值可能性中确定真值）基于在世界中存在的方式。生存与现成存在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是从一种弥漫的可能性整体中发生的现实性。现实化的条件是作为可能性整体的世界。这一发生具有不可分割的三层结构。第一层是作为现实者整体的世界，或者说现实性本身；第二层是作为可能性整体的世界；第三层是同时揭示了可能性与现实性及其原初关联的“使可能化”（Ermoglichung）。无论目的论、创世论还是形而上学基本设问，围绕的都是世界形成难题。试图从终极目的、意志、自由或终极理由出发的种种论证都可归结为从可能性到现实性的模态论证。无论从意志、概念还是终极理由出发，要解释的都是世界形成问题，但都殊途同归地陷入本体神学。海德格尔思路的彻底性在于直接诉诸“使可能化”而悬置了任何神学。他以形而上学的彻底性把谢林那里仍有创世论残余的“曙光”（Lichtblick）概念转进为“筹划”：“筹划的对象既不是可能性也不是现实性——筹划根本没有任何对象，而是对使可能化的自行开放。可能者与现实者的原初关联、可能性与现实性的原初关联，一般就其本身在这种自行开放中被解蔽。”（海德格尔，2017年，第520页）筹划就是显露使可能者与现实性的原初关联。在筹划中，现实性与可能性是不可割裂的。着眼于现实性，也可以把筹划叫作可能的现实者（das mögliche Wirkliche）之现实化（Verwirklichung）。（参见同上，第519页）这就是说，原初的东西就是可能性与现实性的阶次交织。世界就发生在这种原初阶次中。作为纯粹现实性的创世原根据被排除了。筹划既不是让人，也不是让神，而是让世界自己主宰（Waltenlassen）。海德格尔以一种最彻底的方式综合了康德世界概念的歧义：既不是从可能性推出现实性（本体论证明），也不是可能性与现实性的简单并存（单纯的偶在）；既不是自由决断（可能性整体意愿自己实存），也不是隐德来希，而是这些寓于其中的共同模态空间。
这里的筹划是对《存在与时间》同名概念的转进。此处的基点是世界的发生，而不是此在的生存。前者是后者的条件。筹划也是对于克斯屈尔“计划”概念的回应——后者本就通过筹划界定。（cf.Von Uexküll, 1921, S.10）将筹划的发生显示为世界的形成、将世界的形成显示为可能性整体在现实性上的开辟与开放，这两步消除了合计划性可能导致的目的论残余。
对有机体与机器关系的再认识是当代科学技术创新和哲学激变的重要线索。20世纪前半叶的生物学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堪比18、19世纪之交的生物学对德国古典哲学的影响，以及19世纪中叶生物学对后黑格尔哲学的影响。然而其形而上学意义尚未得到足够重视。
本文糅合于克斯屈尔和海德格尔的研究，将有机客体的实存样式概括为整体形态的维持与转变。这是有机体与机器的根本差别。这一过程呈现为整体与过程两个维度的开放性。第一个维度是整体本身的开放性：从有机体各部分的交互整体，到有机体与周围世界缔合而成的交互整体，再到现实性整体意义上的世界，最后到可能性整体意义上的世界。每一在后的环节，都是前一个环节的开放条件。第二个维度是过程本身的开放性。过程本身虽也可被理解为一种旋律性整体，但在这里强调的是诸形态的转变关系。形态包括有机体内部的器官关系，也包括有机体与周围世界的生态关系，同样包括世界的可能性整体与现实性整体之间的筹划。世界整体通向世界筹划。德国唯心论无非用概念形成（现实性与可能性的绝对统一）而非世界形成（现实性与可能性“之间”的发生）断言了这种筹划，从而在世界之上建立绝对者。交互作用整体通向器官关系与生态关系。技术就是对特定的交互作用整体的促进方式。在某些技术哲学家看来，技术客体就是在模拟有机体对周围世界的缔合。现时代最伟大的技术野心就是让机器实现有机体的全部本质。不过，在形而上学那里最重要的是对世界的筹划。正是这一筹划中可能性的发生，让其他的各种开放性得以可能。而世界可能性的发生正是此在与存在意义的发生。技术客体与有机客体一样，迷醉于周围世界中的特定目标。这种新“目的论”的代价就是可能性整体的遮蔽与存在意义的消失。重新面对有机体与机器的“之间”，既是当代形而上学也是当代科学的紧迫任务。21世纪的智识运动或将再次证明，科学技术的转变总是与形而上学的探索彼此激发、相互促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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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哲学研究》2026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