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金营，现任河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河北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河北大学人口与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张寒蒙，现任河北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生导师，正高级经济师，中国人口学会会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学、人口经济学。

［摘  要］面对人口负增长的新形势，通过促进区域间人口合理流动与相对聚集、提高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的空间配置效率，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新动能。中国巨大的人口规模与广阔的国土空间构成独特优势，人口规模回旋空间从供给侧和需求侧激发双重发展潜能。从供给侧来看，区域人口流动与相对聚集不仅实现了人力资本的空间优化配置，更推动了区域间产业分工体系的深化和协作关系的强化；从需求侧来看，规模足够大的人口流动使得区域分布更加合理，有利于通过区域市场关联、整体市场循环和叠加，促进投资、消费需求增加和升级。为充分发挥区域间人口流动与聚集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需要健全人口流动制度保障体系，构建区域产业分工协调体系，建立多层次人口聚集承载体系。当然，从长远来看，稳定人口规模是保持战略回旋空间、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保障。为此，必须将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投资于人”的战略部署落实到生育支持与能力建设的双重轨道上。

［关键词］人口流动；人口负增长；经济发展；人口规模回旋空间

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我国人均GDP实现了跨越式增长，由1978年的156美元增长到2024年的13445美元。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其不到美国人均GDP的六分之一、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立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未来30年我国仍须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确保年均经济增长维持在4%—6%的中等速度。然而，在经济发展客观规律与国际环境不确定性叠加作用下，我国人口发展受持续低生育率影响迎来负增长，且老龄化进一步加深，导致劳动年龄人口加快收缩，劳动力抚养比持续增大。这些因素使传统增长模式面临系统性调整，依赖投资扩张、外向型经济、劳动力无限供给、低抚养比红利及快速城镇化的增长动能正加速消减。伴随资本积累规模逼近临界阈值，资本要素边际收益递减效应显现，加之城镇化进程增速趋缓与劳动力成本刚性上涨，共同构成了经济增速换挡的下行压力。传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提升是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力。然而，这两大路径在人口负增长背景下均面临约束：技术进步所依赖的人口规模和市场条件难以得到满足，而人力资本提升又受制于持续走低的生育率。因此，如何充分利用人口这一基础性、全局性要素赋能新形势下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中国巨大的人口规模与广阔的国土空间为经济发展奠定了独特基础，这一优势在未来仍将持续发挥作用。目前，规模高达3.76亿—4亿的区域间流动人口，在供给侧实现跨区域劳动力高效配置，在需求侧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能，构成了支撑中国经济增长不容忽视的内生力量。在人口自然增长的动能逐渐减弱的背景下，这种基于空间优化配置的流动与聚集动力将发挥更加重要的战略价值。为此，本文辩证认识人口负增长与经济持续增长的关系，从理论阐释与现实关照两个方面探讨我国人口负增长条件下区域间人口流动与聚集所蕴含的经济发展潜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有利于人口合理流动与聚集的政策建议，并围绕保持人口规模相对稳定展开价值讨论。

一、人口负增长是否会带来经济停滞或衰退？

人口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要素，兼具供给侧劳动力投入要素和需求侧消费主体的双重角色，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在诸多经典经济增长理论中受到关注。然而，这些理论的提出大多伴随着人口增长的时代背景，随着世界各国越来越多出现人口负增长，传统经济增长理论对当前经济现实的解释力和未来经济发展变动的预测力存在局限性，不应简单地基于旧有理论思维定式和经验思维推断认为人口负增长必然带来经济停滞或衰退。

（一）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的判断逻辑及其局限性

从古典增长理论到内生增长理论再到统一增长理论，经济增长理论对人口作用的理解经历了从外生到内生的演变过程。以哈罗德-多玛模型为代表的古典增长理论将人口规模视为外生变量，隐含人口规模增长是经济增长最终决定因素的论断。以索洛模型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通过生产函数将劳动、资本与技术进步纳入分析框架，认为人口负增长将减少劳动力总量，在资本存量既定的条件下会导致资本边际产出下降，从而抑制经济增长。内生增长理论虽然将技术创新内化于增长模型中，但依然强化了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正相关关系，认为较大的人口规模扩张能够支撑更多研发活动，也能为企业创新行为提供更大的市场盈利空间，反之则不利于创新和经济增长。统一增长理论进一步将人口变量和经济增长内生化，虽然从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规模收益递增的角度提出了人口负增长下保持经济增长的可能路径，但都拘泥于技术进步单一作用机制，且对其落地载体和实现方式缺乏深入规范的讨论。

上述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之所以得出人口负增长必然导致经济增长乏力的结论，是因为其普遍采取总量或者单一质点式的分析范式，侧重于人口要素积累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强调人口要素在时间维度上的动态变化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而忽略了人口要素在多质点空间维度上动态变化（即人口要素流动）的作用。正如新经济地理学和区域经济学所指出的，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问题需要引入对空间因素的考量。人口要素流动不仅有助于提高各区域人口要素的边际生产效率，而且能够激活闲置人口要素，使各区域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扩张。如果忽视区域间人口流动与聚集的客观事实，可能严重低估区域间人口要素优化配置带来的整体经济增长潜能。

（二）国际经验的复杂性与启示

国际经验显示，人口负增长与经济表现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因果关系。不可否认的是，部分经济体在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后确实出现了经济增长乏力的现象。比如，日本自2010年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后，在储蓄过剩与投资不足的双重制约下，经济陷入低速增长；希腊自2005年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后，在债务危机冲击下经济表现持续疲弱，2024年名义GDP仍未恢复至2008年水平。这些案例表明，当人口负增长与结构性经济问题叠加时，经济衰退风险将显著上升。

然而，部分同样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的其他经济体却展现出不同的发展轨迹。比如，德国作为最早经历人口负增长的发达国家，1974年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时，全球正遭遇第一次石油危机，导致其GDP增长率从1973年的4.8%急剧下降至1975年的-0.9%。但德国并未因人口减少而陷入长期经济衰退，而是通过“工业4.0”战略推动智能化转型，并配合移民政策吸引高技能人才，实现快速恢复，维持了经济韧性。又如，韩国作为近五年进入人口负增长的发达国家，采取了内外结合的应对策略：对外将部分制造业向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转移，参与国际分工；对内实施延长育儿假、退休改革等制度，提高女性和老年群体劳动参与率。这些举措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劳动力总量收缩对经济增长的冲击，使韩国在同时面临老龄化与少子化挑战的严峻形势下，依然能够维持在全球价值链上的核心竞争力与经济运行韧性。

国际经验的复杂性启示我们：人口负增长并非经济衰退的充分条件。对于人口规模中等或较小的国家而言，国内市场规模受限，需要通过国际移民补充国内劳动供给，同时积极参与全球化产业分工，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延伸本国产业的发展纵深并优化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布局。

（三）中国人口和经济发展的特殊性与未来预期

基于以上理论分析和国际经验考察可知，对于人口负增长可能引发经济停滞的担忧确实存在一定的理论惯性和现实基础，而事实上经济停滞又并非人口负增长的必然结果。特别是中国人口负增长不同于传统理论假设和国际经验共性，是建立在人口规模巨大基础上的负增长。中国出现人口负增长时，人口总量达峰超过14亿人，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24》的预测结果，到2050年中国人口规模仍可维持在12亿—13.5亿。换言之，2050年之前中国人口规模巨大的局面不会改变。因而，中国人口负增长下的人口发展和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在于：一是人口规模巨大并长时期保持，且分布在广袤国土空间；二是人口规模达峰时，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仍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人民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有着极为强烈的愿望。因此，尽管人口持续负增长和人口老龄化会给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更加严峻的挑战，但人力资本存量持续增大、人口非均衡分布和区域回旋空间等都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来源。

从供给侧来看，传统增长理论关于“人口负增长导致经济衰退”的悲观推定往往忽视了技术变革对要素投入结构的重塑作用，而中国的发展实践表明，科技应用深化与生产工具升级正在从根本上改变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从需求侧来看，人口规模决定了超大市场需求和不断升级的多样性的消费潜力，倒逼生产能力持续升级，最终在生产者、技术研发者和消费者的共同塑造下，形成完整化的产业体系、多样化的产业生态、迭代化的产业动态，成为拉动经济增长和增强经济韧性的潜在动力。

综上所述，针对本节提出的核心命题，可以得出一个明确的判断：人口负增长并不必然导致经济停滞或衰退。尽管传统增长理论基于要素总量视角得出了相对悲观的预测，但无论从引入空间维度的理论重构，还是从部分发达国家的转型实践来看，优化要素配置效率与强化技术创新完全能够对冲劳动力规模收缩的负面冲击。特别是立足于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及未来预期大势，中国依然拥有由巨大人口规模和广袤国土空间所构筑的独特战略回旋空间。只要充分激发这一回旋空间所蕴含的动力，通过促进区域间人口的合理流动与聚集，中国完全有能力在人口负增长的新形势下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打破“停滞预言”。

二、区域间人口流动与聚集作为整体经济发展动力的理论阐释

基于前述分析可知，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侧重强调人口要素在时间维度上的动态变化，而忽视了人口要素在空间维度上的优化配置，因而得出了人口负增长必然导致经济增长乏力的悲观结论。然而，即使在人口负增长背景下，人口规模巨大决定了各区域可以分布足够多的人口，这些人口通过流动与聚集，优化劳动力空间配置，仍可为经济发展提供动能。为阐明这一判断的理论基础，本节系统梳理空间经济学、人口规模回旋空间和统一大市场等理论，进而提出人口要素空间配置优化驱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一）空间结构视角下的经济增长理论重构

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长期忽视空间因素在经济分析中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初，以Paul Krugman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创立新经济地理学（空间经济学），将空间要素纳入一般均衡理论分析框架，突破了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的局限。

空间经济学的核心贡献在于将经济分析从抽象的质点还原为具象的地理系统，揭示了空间结构对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在这一视角下，经济增长不再是要素总量的简单叠加，而是要素在多层级、多节点的空间网络中优化排布的结果。首先，人口聚集与经济聚集在空间配置上的耦合程度直接决定了劳动生产率水平。若劳动力要素在空间节点上配置不足或因过度拥挤产生负外部性，均会破坏空间结构的稳定性，导致产出偏离最优平衡。其次，中国巨大的人口规模是塑造其独特空间结构的基础底色。正是由于人口规模巨大，才可能在广袤国土上形成深度和广度并存的空间人口冗余，这种冗余充当了劳动力要素配置的“蓄水池”，使得人口能够在不同行政层级和地理梯度间维持规模化、持续性的流动与再分布。这种由规模支撑的流动弹性，允许劳动力要素突破传统生产函数的静态空间约束，在动态重组中不断推动生产可能性边界向外扩张。因此，在新发展格局下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在于：以优化空间结构为引领，通过人口要素的合理流动与高效聚集，促进人口空间分布与经济版图动态匹配，最终实现人口层级结构与产业梯次结构的深度协同。

基于空间结构视角的理论重构表明，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不仅在于要素总量的积累，更在于要素空间配置的优化。人口负增长并不意味着所有区域同步等比例收缩，而是伴随着空间结构的动态调整。这一调整过程蕴含着通过人口流动与聚集提升要素配置效率的显著潜力，为在人口负增长背景下保持经济持续增长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现路径。

（二）人口规模回旋空间与统一大市场理论

人口规模回旋空间理论是在人口负增长背景下对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的重要补充和发展，为理解中国特有的规模优势和统一大市场建设提供了核心理论支撑。在一定人口结构变动和人力资本水平下，人口规模所规定的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可选择集边界的拓展或收缩幅度即为人口规模回旋空间。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理论基础源于对市场规模与区域产业分工深化、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细化关系的深刻认识。人口规模越大，市场规模和市场需求越大。而市场规模能够通过社会分工的精细程度来影响一个区域的经济增长，一个经济体的跃进式发展往往离不开市场规模的迅速扩大和由其引致的社会分工精细化。

人口规模回旋空间在国内大循环中的作用体现在供给侧与需求侧两个维度。从供给侧来看，人口规模回旋空间通过稳定劳动力供给和优化要素配置发挥关键作用。即使在人口负增长背景下，巨大的人口基数仍能确保有效劳动供给的规模与稳定性。更重要的是，充足的人口规模能够通过市场规模效应、空间差序效应和技术扩散效应提升人力资本配置效率。市场规模效应使企业能够实现规模经济，降低单位生产成本；空间差序效应促进不同区域根据比较优势实现专业化分工；技术扩散效应则通过知识溢出加快技术进步在全国范围内的传播与应用。从需求侧来看，人口规模回旋空间通过扩大内需规模和优化消费结构支撑经济增长。人口规模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市场规模或者说市场需求的基础性、决定性要素。充足的市场需求推动企业扩大生产规模，促进社会分工深化，进而提升生产效率和经济发展水平。在超大规模市场支撑下，企业能够通过大规模生产分摊研发成本，实现创新投入与产出的良性循环，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高水平动态平衡。

由于中国国土面积大且有规模可观的人口分布，所以在经济发展上具有独特的区域空间回旋优势，既能为国内区域产业分工的纵向延伸提供充足人口和巨大市场空间，也能为国内区域产业价值链提供充足的层级空间和完备的产业链、产业体系。人口规模较小的经济体并没有这样的人口与地理空间耦合优势，其经济发展动力依赖于国际市场和国内生产创新；而人口规模大的经济体完全可以利用人口、产业和资源的空间回旋优势，以及区域间发展差异，实现产业协调发展，激发人口持续流动、聚集和空间再分布。

人口规模回旋空间与统一大市场建设理论的结合，为中国在人口负增长背景下保持经济持续增长提供了独特的理论路径。通过充分发挥巨大人口规模在总供给和总需求、内需和外需、投资和消费、出口和进口等环节的联通枢纽作用，能够畅通国内大循环并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从而保障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这一理论框架有助于更好理解和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优势，同时为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提供了思路与启示。

（三）基于高层级非均衡的人口空间配置动力机制

理解中国经济新动力的逻辑起点在于，实现由“低层级静态均衡”向“高层级非均衡”的范式转换。传统区域均衡理论往往追求空间上经济总量的均匀分布，但在人口负增长背景下，中国巨大的人口规模回旋空间允许要素在空间上进行深度重组。这种高层级非均衡本质上是承认规模报酬递增规律，通过人口向高效率区域的自由流动，在聚集中实现个体效用最大化。

随着人口流动的性质由传统的生存型转移升级为基于人力资本的效率型再配置，整个过程体现为图1所示的“循环累积因果”正反馈闭环。首先，从供给侧来看，技术变革与产业升级作为初始动力，吸引优质要素（人才与资本）向中心区域聚集，利用规模效应在局部形成全要素生产率显著提升的“供给高地”。其次，在需求侧，高密度的优质要素集聚在产生收入效应的同时，也引发了由多样性偏好驱动的需求扩张，通过丰富消费选择，内生地创造出对高端服务与多样化产品的高层级需求。最后，这种旺盛的市场需求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增强中心区域对优质要素的吸引力。这种循环累积因果效应形成了独立于人口总量增长之外的内生增长动能。

针对集聚可能引发的拥挤成本，中心区域可通过技术创新与治理优化不断抬升人口、经济承载力的上限，同时依托创造性破坏机制，将成熟产业向外围区域进行梯度转移，为培育新质生产力腾挪空间，确保“非均衡—流动—再平衡”的动态循环不竭。

综上所述，人口多中心、跨区域流动的本质是在空间维度上进行要素功能重构，最终形成一个有机互动的空间多级循环体系（见图1）。在该体系中，不同区域承担差异化的战略使命。“中心区”聚焦创新策源与技术扩散，“次中心区”承接先进制造与产业链延伸，“外围区”则承担生态保障与粮食安全的战略功能。由于外围区因执行限制开发政策而产生了显著的发展机会成本，体系内部应建立功能互补的溢出补偿机制，即通过中心区的财政转移支付、技术外溢与生态价值补偿等，将集聚产生的经济红利回馈至外围区，从而确保该体系在公平与效率的协同中实现可持续演化。当然，要确保这一机制顺畅运行，必须以统一大市场构建作为制度保障，打破行政壁垒，最终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目标。这一动力机制对空间经济学理论、人口规模回旋空间理论等均有所呼应，这也正是后文将展开论述的重点。

三、区域间人口流动与聚集促进整体经济发展的现实关照

（一）区域人口聚集与经济增长的现实验证

中国经济发展实践为前述理论提供了充分的现实验证。人口向经济发达地区的大规模聚集形成了19个国家级城市群的发展格局。其中，珠三角、长三角、成渝、中原和京津冀城市群的人口增长规模位居前列，这些城市群同时也是全国经济最活跃的区域，人口聚集与经济增长呈现高度一致性。国家级城市群的实践表明，中心城市的人口与产业集聚能够显著提升区域产出效率，并形成强大的发展势能。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为例，2020年其中心城市（成都和重庆核心区域）常住人口约3654万人，占城市群总人口的37.45%；而同期GDP总量达4.27万亿元，占城市群GDP总量的62.6%。这种经济集聚度显著高于人口集聚度的特征，一方面验证了中心城市通过人口与要素的高效配置实现了劳动生产率的跃升，体现了聚集经济的规模报酬递增效应；另一方面也表明，相对于显著的经济承载能力，中心城市在吸纳人口方面仍具有巨大的“回旋空间”。这种空间错配所产生的势能，正是未来推动人口进一步向核心区域流动、实现人口与经济空间均衡匹配的内在动力。

人力资本的空间优化配置是人口聚集产生经济效应的关键机制。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20年全国流动人口达3.76亿人，占总人口的26.04%。流动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在2000年、2010年和2020年分别为79.8%、83.6%和80%，表明人口流动本质上是劳动力要素的空间再配置过程。更重要的是，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水平持续提升。2020年省际流动人口中大专及以上学历者占比为20.83%，显著高于全国15%的平均水平，且较2010年的12.14%大幅提高；2020年全国大专及以上学历者超过53%处于流动状态，而2010年该比例仅为22.82%。这些数据表明，高人力资本群体的流动性更强，人口聚集正在经历从数量型聚集向质量型聚集的转变。

（二）人口流动促进区域分工协作的实践表现

人口流动不仅实现了人力资本的空间再配置，更推动了区域产业分工体系的深化。东部地区凭借技术、资本和管理优势，在高新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等领域保持领先地位。随着要素成本上升和环境约束强化，东部地区部分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亟需转移，中西部地区则依托较低的生产成本和不断改善的基础设施条件逐步发挥承接功能。

这种产业梯度转移与人口流动的协同关系在统计数据中得到清晰体现。数据显示，2020年东部地区人口占全国比重相较于2010年上升2.15%，经济占比下降1.16%；中部地区人口占比下降0.79%，经济占比上升2.25%；西部地区人口占比上升0.22%，经济占比上升2.44%。这一变化表明，东部地区在持续吸纳人口的同时完成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而中西部地区通过承接产业转移实现了经济份额的提升，两类地区形成了功能互补的发展格局。与此同时，区域内部呈现出显著的异质性分化特征。东部地区省份内部既有呈现人口均衡变动趋势的（如浙江省），也有呈现人口局部集聚特征的（如广东省）；而中西部地区则表现出省会城市“一城独大”现象，如西安、郑州等吸纳了全省主要人口增量。这种省内人口分布的差异，体现了人口要素根据各地市分工定位差异有序流动形成的空间布局。

由此可见，人口流动已不仅是单纯的劳动力转移，更伴随着促进区域分工协作、优化产业布局和加速技术扩散等效应。在人口负增长背景下，有必要通过市场机制与政策引导相结合，优化人口流动与产业转移的匹配关系，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经济高质量增长。

四、实现区域人口相对聚集的市场驱动与政策引导

（一）健全人口流动制度保障体系

在人口负增长的新形势下，应摒弃传统的“重物轻人”的投资思路，将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健全保障人口有序流动的制度体系，通过制度创新激发人口流动活力，引导劳动力向高生产效率区域集聚，释放人口规模回旋空间潜力。

首先，需要建立统一的人力资源市场体系。当前制约人口流动的主要因素已经从地理阻隔和行政壁垒转向信息不对称。劳动力供需信息无法在区域间有效传递和共享，造成人力资源配置低效。为此，应建立全国统一的人力资源信息平台，整合岗位需求、职业培训、技能认证等信息，通过数字化手段降低信息搜寻成本，引导各层次劳动力向需求地区精准流动，提升人力资源的空间配置效率。

其次，需要健全与常住人口相匹配的公共资源配置机制。公共服务水平差异会显著影响个体的流动决策，特别是在人口负增长的背景下，更需要加大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投资比重。具体而言，应根据学龄人口流向动态扩大流入地的教育资源供给，全面推行基于常住地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持续强化“人地挂钩”“人钱挂钩”等政策的施策精度与执行力度。

（二）构建区域产业分工协调体系

中国各地显著的要素禀赋差异与多样化的比较优势，为建立层次分明、功能互补的区域产业分工体系提供了重要基础。通过制度机制创新，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在要素配置方面的规模效应，统筹推进国家战略腹地建设，引导各区域根据自身功能定位，形成科学合理的产业协同格局，从根本上规避低水平重复建设与区域间恶性竞争。

建立基于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导向机制的首要选择是避免区域产业同质化竞争。应完善产业发展评估体系，引导地方政府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制定发展规划，防止脱离比较优势追求全产业链布局。通过强化主体功能区制度约束，限制在缺乏比较优势领域的低效投资，推动各区域在产业链不同环节建立局部专业化优势。

建立产业链协调和补链强链机制是提升产业体系完整性和韧性的重要举措。应围绕重点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和人才链，提前研判产业变革前沿领域的人才需求，建立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人才动态缺口清单，前瞻性布局新质生产力领域的人才培养。建立区域产业链信息共享平台，加强对关键产业链供应链的动态监测和协调，推动上下游企业、配套企业在空间上的合理布局，形成紧密协作的产业生态系统。既要防止产业链出现断链风险，也要避免无序竞争导致的重链乱象。

面对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必须加快推进产业发展方式向创新驱动型转变，努力提升国家整体产业体系完备度。应加快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提高就业岗位与劳动者自身技能水平的匹配度，将劳动者人力资本优势转化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只有加快实现区域专业化分工与协同发展，强化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才能使中国在面对国际产业分工中的不确定性时，能够因各产业环节均具备相应的区域力量支撑，从而有效分散和抵消各种风险冲击。

（三）建立多层次人口聚集承载体系

在人口负增长和区域人口增减分化日益凸显的局面中，必须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统筹考虑不同层次载体的功能定位和发展重点，通过系统性制度安排和政策引导，构建城市群主导、中心城市引领、县城支撑的梯度化人口承载格局，促进人口流动，实现人口的相对集聚和局部人口数量的增长。

城市群作为最高层级的人口聚集载体，应发挥规模效应和协调效应的战略引领作用。城市群在集聚人口和产业要素的过程中，应注重内部协调发展与对外辐射带动的平衡，推动形成多中心集聚格局。通过促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协作和要素自由流动，优化资源空间配置，避免单核过度集聚导致的“大城市病”等负面效应。

中心城市作为区域增长极，应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产业发展特色合理确定人口聚集规模。超大特大城市应推进组团式发展，通过建设郊区新城和发展市域铁路优化空间布局，疏解中心城区过密功能。中西部省会城市应加强与周边城市的协调联动，避免“一城独大”现象加剧。中心城市应建立以创新能力和实际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通过提供优质创新环境和发展平台吸引高素质人才，为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省域副中心城市在区域人口承载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平衡作用。通过承接中心城市部分功能，省域副中心城市既可缓解中心城市的聚集压力，又能带动周边地区协同发展，促进省域内形成合理的人口分布格局。应通过政策支持和功能培育，提升省域副中心城市的综合承载能力。

县城作为承接农业转移人口就地就近城镇化的重要载体，在人口承载体系中发挥基础支撑作用。县城不仅是人口集聚的物理空间，更是服务现代农业、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关键节点。必须强化县城对乡村腹地的生产性服务功能，通过农业技术推广与完善农村金融体系，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在促进非农人口集聚的同时，有效稳定农业生产人口规模，守住区域均衡发展安全底线。

五、稳定人口规模对于整体经济发展的价值讨论与政策含义

根据上述理论分析和现实经验考察，区域间人口流动和聚集确实是推动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源泉。通过空间结构视角重构经济增长理论，论证了在人口负增长背景下，中国依然能够通过充分发挥人口规模巨大和国土空间广袤的独特优势，激发区域间人口流动和聚集的经济发展潜能，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然而，这一机制能够有效运行的根本前提是拥有足够规模的人口基数。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24》有关中国人口的预测结果，持续的低生育率所带来的人口负增长将在2050年之后进入快速轨道，届时人口规模将大幅度减缩，到2100年可能会减少到6.33亿。倘若如此，不仅会使人口处于规模不稳、结构严重失衡和不可赓续发展的危险之中，而且支撑区域间人口流动和聚集机制发挥作用的人口规模基础将面临严重削弱，从而威胁整个经济体系的稳定运行。因此，保持人口规模相对稳定是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对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价值不言自明。

人口规模稳定的价值突出体现在为经济发展提供战略回旋空间。充足的人口规模使国家在发展路径选择上具有灵活性：在产业发展上，可以选择建立完整产业体系实现多样化，也可以选择专业化发挥比较优势；在市场战略上，可以依托国内大循环的市场容量优势，也可以深度参与国际分工。这种多元化的战略选择能力增强了应对复杂多变环境的适应性和韧性。相反，人口规模过度缩减将显著收窄战略回旋空间，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趋于被动。在人口负增长条件下，维持相对稳定的人口规模对于保持足够大且稳定的市场容量、支撑产业发展和促进技术进步均具有战略意义。只有在总体人口规模相对稳定的基础上，才能通过优化空间配置实现各区域人口聚集程度的合理调节，既避免部分地区因人口过度集中导致的“大城市病”，又防止其他地区因人口过度流失陷入发展困境。

人口规模稳定对区域协调发展格局具有根本保障作用。总人口规模相对稳定是实现人口聚集区域快速发展与人口分散区域持续增长协调统一的前提。当总人口规模过度收缩时，区域间人口流动将演变为零和博弈，人口聚集区域的发展以其他区域衰落为代价，破坏区域协调发展格局。若所有区域人口均呈显著负增长，那么形成有效的人口聚集增长极将极其困难；即使形成了，其聚集规模也可能无法达到支撑超大规模经济体增长的临界阈值，将对现有产业体系和城市体系造成结构性冲击。国际经验表明，人口规模过度缩减的国家往往面临内需市场萎缩、产业空心化和创新活力下降等挑战，即使通过国际分工也难以完全弥补国内市场和人口资源的不足。对于中国这样的超大规模经济体而言，人口规模过度缩减不仅影响国内经济循环，还将削弱其在国际经济格局中的影响力，对实现长期发展目标构成严重制约。

从长远战略的角度来看，稳定人口规模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条件，是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前提，更是保持充足区域人口流动和相对聚集动力的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所强调的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其核心不仅在于保持庞大的人口总量，更在于维持一个结构相对均衡、具备可持续更替能力的人口基础。对此，必须将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作出的“投资于人”战略部署落实到生育支持与能力建设的双重轨道上：一方面，要通过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努力提升生育率，守住人口规模的底线；另一方面，要通过加大教育与健康投资，大幅提升人力资本积累，以质量红利对冲数量亏损。只有在人口规模相对稳定、人口结构相对均衡的基础上，中国才能充分发挥区域空间回旋优势，通过人口流动与聚集释放新的经济发展动能，确保在人口负增长的新常态下依然能够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征程中行稳致远。

本文原载《山东社会科学》202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