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卫华于2025年12月22日病故。他是我多年来最亲近的老朋友之一，他的去世给我带来的悲痛最为深重，久久难以平静。由于此前已有约好的行程，我未能参加他的遗体告别仪式。更令我感到遗憾的是，在他病故前，2025年他在省中医院住院两个月期间，我曾两次打算前往探望。第一次，他婉拒了我，说医院环境不佳，让我不要过去。第二次，他表示自己即将出院，建议出院后再见面。出院后，他也告知了我，但我还未来得及去看望，就传来了他病故的消息。
他病故一个月后，在中华女子学院举行了武卫华追思会。会上，大家分别谈了对老武的感受与认识，我也分享了我们之间的交往。追思会上，张耀铭兄说道：“学典，咱俩曾联手把老武推上所谓C刊。如今老武去世了，我们仍有责任把《济南大学学报》的声誉和地位维持下去。这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这句话让我深为所动，感谢重情重义的耀铭老师！
我和卫华兄的关系严格讲始于《山东社会科学》杂志。当然我与《山东社会科学》的关系远远早于和卫华兄的关系。
我和老武都是1979年入学的大学生。他是中文系七九级，我是历史系七九级。当时学生人数较少，在同一个食堂用餐，虽然彼此打过照面，但并没有多少交往。我与中文系七七级、七八级以及七九级的其他同学有不少交往，但与老武之间并无深入接触。我们真正开始交往是在2000年之后。其中印象最深的是2002年春天，他来山东大学参加一个活动，我们两人同坐一辆大巴，并坐在相邻的位置。那是我与老武第一次面对面长时间交谈。当时，他已经在《山东社会科学》任职，并约我为该刊撰稿。从那时起，我便与《山东社会科学》建立了稳定且紧密的联系。
我们在杂志上的第一次合作，是我撰写的《近20年间中国大陆史学的几种主要趋势》一文。2001年五一节前，我随教育部海外教授联谊会赴台湾进行学术访问，在台北大学做了一场学术报告，内容是谈中国大陆史学的主要趋势。我当时在台北大学一个期刊上看到该刊的发刊词，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该文认为近百年来大陆史学界只有王国维和陈寅恪两人值得关注，其余皆不足以称为史学。对唯物史观派史学更是完全否定。这一观点让我感触很深。该刊发刊词的语气也颇为激烈。因此，我在台北大学明确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
由于白天安排了访问活动，我便利用晚上的时间起草了这篇文章。回国后，我将文章交给武卫华发表。后来发表的《近30年间中国历史学》《近60年间中国历史学》和《近40年间中国历史学》等系列文章，都是以此为起点逐步展开的。再往后，武卫华邀请我主持《山东社会科学》的“史学理论”专栏。具体过程我已记不太清了，只记得当时学术界开始流行请专家担任专栏主持人，他便找到我，希望我来主持史学理论专栏。当时我已担任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院长，事务繁忙，实际上并没有太多精力投入。但北京的陈启能先生是史学理论学科的元老，我便与他商量，希望他帮助在北京约稿。陈启能先生对此非常积极，答应负责专栏的实际工作。于是，史学理论专栏便正式开设起来。
这个专栏名义上由我主持，但实际工作主要由陈启能先生承担。他利用自己与国际史学界密切联系的优势，约请了大量北京学者和海外学者投稿，其中包括海登·怀特、伊格尔斯、吕恩、王晴佳等著名史学理论专家。该专栏在陈启能先生的主持下，使《山东社会科学》扬名天下。我做了一年，2005年以后，我将专栏工作全部交给陈启能先生。此后一直由他主持，直到武卫华离开编辑部、不再担任主编为止。当然，武卫华对其他专栏也投入了大量精力，但其中办得最好、最活跃，且引起国际史学界关注的，还是“史学理论”专栏。该专栏发表了大量国际史学理论研究专家的论文，几乎涵盖了当时国际上主要的史学理论学者。当时刊登这些文章还需要找人翻译，主要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史学理论研究室的人员承担。陈启能先生为此做了大量工作，对《山东社会科学》的崛起、对该刊走向全国学术界和期刊界，做出了巨大贡献。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曾在该专栏主持过一组以“历史与现实”关系为主题的笔谈。这组笔谈可能给学界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武卫华问我对学术界的看法，我表达了强烈的不满。我认为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学术界发生了两大重要变化：一是回避理论、回避对重大问题的讨论之风蔓延。1990年代初期，传统史学家尤其是所谓“资产阶级史学家”较为走红，这与苏东剧变有直接关系。苏东剧变后，在人们看来，连马克思主义的故乡都发生了变化，中国学术界也随之出现了重大转向，即排斥或回避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二是“乾嘉学风”抬头。学者们纷纷躲避现实，专注于材料考据、细节考证和史实考订。这一变化与鲁迅先生所说的“五四运动之后，有人高升，有人退隐”有相似之处，即部分学者借远离现实的学问来逃避时代问题。基于上述看法，我就组织了这组笔谈，并撰写了题为《放逐“现实”回避“问题”：90年代学风的致命伤》的文章。该文连同我为专栏撰写的开栏语，后来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由于批评比较激烈，产生了较大影响。这组笔谈主要由我的学生李扬眉、陈峰、蒋海升、李凌翔等人共同参与完成。在当时，这种由导师带领学生共同主持专栏的方式影响较大，但如今已很难再现。
此外，我还主持过《山东社会科学》的另一个专栏“面对大家”。虽然我是该专栏的主持人，但对此已几乎没有印象。2005年，我到兰州大学采访赵俪生先生，回来后主要由蒋海升执笔撰写了相关文章，最终以我们两人署名发表，这也是“面对大家”专栏的开栏文章。后来，该专栏又发表了刘桂生先生、刘家和先生、吉常宏先生、王绍曾先生等人的专访，其中包括对庞朴先生的专访。这些老先生都是我的熟人，吉常宏先生和王绍曾先生是文史哲研究院的老教授，刘家和先生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我与他们都有联系，因此得以进行采访。
当时武卫华经常催促我开展各项工作。老武有一个突出特点：他自己虽然不做学问，但知道谁有学问、谁能做学问，并且擅长以冠冕堂皇的方式推动他人完成工作。武卫华病故后，《济南大学学报》的领导曾找我，希望我接替他担任该学报的顾问。我对这位领导说，我没有武卫华那种在世事艰难时拉起一支队伍、另立山头的能力，因此无法承担这项工作。实事求是地说，武卫华是《山东社会科学》的功臣，他主政《山东社会科学》期间，正是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界包括期刊最困难的时期。没有老武当年的艰苦且带点儿蛮劲的努力，就没有该刊今天的地位和影响。
我在武卫华主持《山东社会科学》期间，发表过几篇文章。其中一篇是《十九世纪的自然科学与历史学：塑造、同化与区别》，这是我阅读大量西方著作时写下的读书笔记，我对这篇文章还比较满意。另一篇影响较大、至今仍是我重要的理论分析工具的文章是《现代学术史上的唯物史观——论作为“学术”的马克思主义》。在这篇文章中，我提出马克思主义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作为意识形态、政治和革命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另一种是作为学术的马克思主义。我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是大学问家，《资本论》本身就是一部重大的学术著作。在学术界，将这两者作出区分是必要的。例如，胡适虽然反对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革命的指导思想，但并不反对运用唯物史观来研究历史。胡适曾明确表达过，从经济因素的变迁看社会变迁是有道理的。但是胡适反对马克思主义作为革命的一个指导思想，在中国掀起一场又一场的革命的高潮。
而且，我在阅读马克思主义时，有一个非常突出的感受。马克思主义在指导革命实践时，包括在苏联，曾出现挫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并没有像马克思所预期的那样，首先在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反而在东方一些落后的国家，如中国，掀起了革命并获得成功。后来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也出现了重大挫折，例如苏东剧变。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作为学术层面的理论也站不住脚。它在指导现实政治和革命时可能有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料不到的问题，但并不意味着它在指导学术研究上同样存在问题。因此，我认为应该将马克思主义区分为两个区间：一个是政治的、作为意识形态和革命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另一个是作为学术的马克思主义。应当在这两个层面之间做出适度的区隔。这就是我在该文章中提出的主要看法。虽然谈不到有什么重大贡献，但这一区分至今仍是我们从事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最重要的理论工具。例如，在社会史论战中，陶希圣等人虽然在政治上属于反革命阵营，跟随蒋介石，但他们的论战却完全是在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内进行的。因此，这种区分和切割是必要的。我至今认为这一区分具有重要意义。
我将作为学术流派的马克思主义概括为“冲突社会学”。它专门研究社会冲突，研究如何认识和解决社会冲突。它运用阶级分析工具、阶级分析方法和阶级斗争理念来研究历史，从社会冲突的角度、从利益集团相互对抗的角度去观察人类社会和现实，这一视角至今仍然是正确的。正如乡下有一句话说的，“三个钱的不跟两个钱的人说话”。有三个钱的人和只有两个钱的人，彼此没有共同语言，吃饭也不是一个圈子。这就是阶层，也就是阶级。这种阶级划分在今天依然存在，与不同阶级的趣味和价值观差异密切相关。虽然我们已经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但不能放弃阶级分析的理念。这是现实社会的客观存在。因此，我认为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些具有重要创见的看法。这也是我在《山东社会科学》期间发表的重要文章之一。不仅是《山东社会科学》，在此期间还有《东岳论丛》也经常向我约稿。《东岳论丛》的副主编是翁惠明，也是我的老朋友、历史系七八级的同学。因此，那一时期武卫华向我要稿，翁惠明也向我要稿，我的文章不是发表在《山东社会科学》，就是发表在《东岳论丛》，主要集中在21世纪初期，即2000年之后。
仲伟民兄曾对我说：“学典，你已经成为山东地区的学者了，而不是全国的学者了。”后来武卫华调到《济南大学学报》后，我又开玩笑对老仲说：“我现在连山东地区的学者都不是了，已经成为济南地区的学者了。”我个人有一个特点，发稿子基本上不看杂志。我的稿子绝大多数都是约稿，很少有像现在这样主动投稿的艰难经历，几乎没有。一开始就没有。《历史研究》的稿子，都是老仲约的；《中国社会科学》的稿子，也是老仲他们那里约的。我纪念《历史研究》创刊50周年的稿子，也是老仲专程跑到我家里来约的。1988年7月份老仲到北京《历史研究》编辑部工作，1988年10月份，就跑到我家来约稿了。
前一段时间，我在山大儒学高等研究院主持了一次青年学者座谈会。当时屋里坐了三四十人，我先听大家发言，听完之后再做总结。越听我越生气。因为大家都说发不出稿子，在那里抱怨。我就说：“你们到这个时候还发不出稿子，能怨杂志社吗？能怨期刊界吗？归根到底还是怨自己没有写出好文章。如果你真正写出了好东西，人家自然会来找你。你抱怨什么呢？”后来他们说，本来王老师是来听我们意见、看怎么改进的，结果被他训了一顿，会开得有点不欢而散。我之所以生气，是因为这些人已经三四十岁，有的已经四十岁左右，有的已是副教授，文章还是发不出来，却只知道抱怨别人。
我认为，学术界还是识货的。我办过多年杂志，有很深的感受：你推出了一篇好文章，自己有成就感；如果你作为编辑，给朋友发了一篇自己都觉得没什么成就感的文章，心里其实是很难受的。每一个行业都有自己的职业荣誉，做编辑的职业荣誉就是发现好作者、推荐好文章。只要你有真正的好稿子，大家还是愿意约你的，现在依然如此。我看别人的稿子，尤其是年轻人的稿子，有一个特点：如果有人推荐说这个作者不错，我就看他的文章。第一篇不错，第二篇不错，第三篇还不错，那就可以放心了，这个人值得持续关注。如果看他第一篇平庸，第二篇平庸，第三篇还是平庸，那我就不会再看了，这个人从此就从我的视野中消失了。我认为他写不出好稿子。
我相信鲁迅先生说的那句话：“从血管里流出来的都是血，从水管里流出来的都是水。”那个流水的管子，是流不出血来的。这种人不是做学问的材料，你让他流出血来，那是不可能的。当然，这可能也有偏见，因为人都是在成长的。但我觉得，人在年轻的时候，文章还是应该有一些锋芒才好。如果年轻时的文章一点年轻的锋芒和气息都没有，又怎么能让人发现你呢？文章写得太有锋芒可能会伤人，但如果完全没有锋芒，虽然不伤人，却也很难冒出尖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与老武的合作大体就是这些内容。严格来讲，在我们的合作中，我更多的是做出奉献，而他并没有直接给我个人带来多少帮助，因为我的稿子无论投到哪里问题都不大。但他对我最大的贡献，是帮助了我的所有学生。他们没有一个人没在《山东社会科学》上发过文章，包括石莹丽、陈珊、张秀丽等学生，全部都在该刊发表过文章。陈峰更是发表了多篇文章，在学术成长过程中受益良多。姜萌在大学本科阶段就已在《东岳论丛》或《山东社会科学》上发表文章。这种盛况在将来很难再现。
当时我主编《文史哲》杂志，翁惠明主编《东岳论丛》，武卫华主编《山东社会科学》。山东地区的这几家重要期刊，我的学生发表文章几乎没有任何困难。那个时期，几乎我所有的学生都曾在这些刊物上发表过文章。老武对我的帮助，主要体现在对我这些学生的扶持上，使他们能够迅速在学界崭露头角，甚至本科生也能发表文章。大部分学生是在研究生阶段发表文章，李凌翔更是发表了不止一篇。当时武卫华让我推荐一个学生去帮忙，我就把蒋海升介绍给了他。后来我又把李扬眉介绍给武卫华。李扬眉负责《山东社会科学》和《东岳论丛》的英文目录翻译工作，这批学生都是这样培养起来的。如果查阅《东岳论丛》的时间线，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这是老武对我本人的帮助，但他确实也把我“山东化”了。
我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文章，主要发表在北京的刊物上，例如在《史学理论》上就发表了十几篇文章，《历史研究》和《中国社会科学》的文章也多在那个时期。但武卫华担任主编之后，我的文章大部分都发表在《山东社会科学》，以及翁惠明的《东岳论丛》上。我这个人的特点就是不看期刊，而重友谊。只要是朋友盯着我的稿子，我基本上都会给他。我从来不会考虑这个杂志对我个人学术成长是否有影响、算不算“工分”等问题，当时完全没有这种概念。在与《山东社会科学》的合作中也是如此。
武卫华后来离开《山东社会科学》，和他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有关，内中隐情，不予细说。最终是他担任了省社科联副主席，也就离开了杂志社。随后省里又将他调到孔子基金会，任副理事长兼《孔子研究》主编。做了两年之后，他便到了退休年龄，准时退休。武卫华出生于1955年，2015年年满60岁退休。退休后，立即被《济南大学学报》聘请为主编。我印象中他是2016年初去的。
2016年学界发生了一件大事：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即著名的“5·17讲话”，提出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我长期主张的学术中国化方向同这一讲话完全契合。
习近平总书记于2013年11月26日到访曲阜。2015年，我在威海为山东省青年骨干教师培训班讲课，解读总书记到访曲阜考察“三孔”的“信号”意义，时长三个小时，没有稿子，只有讲课提纲。当时方辉、刘培都是该班学员。我从上午9点讲到12点，学生根据录音整理成文章。2015年整理出来后，我将文章交给仲伟民，他放在自己杂志的头条位置。同时，我与伟民兄商量后也提供给《中华读书报》同步发表，《中华读书报》表示两家用同一题目不合适，我同意更换。最终《中华读书报》刊登了将近两版。这篇文章分别于2016年1月发表在《清华大学学报》（《中国向何处去：人文社会科学的近期走向》）和《中华读书报》（《儒学复兴，必须与自由主义对话》）上。我在2016年4月还在《理论建设》杂志上发表了《整个中国正在朝着更加本土化的方向发展》一文。我提出这一看法时，完全不知道即将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
“5·17讲话”前，上海市委宣传部于4月份邀请我到上海参加一个小型高端研讨班，主题是“中国道路与中国话语”。研讨班约二十人，我也未准备正式稿子，只带了提纲和想法，做了一上午的报告，讲了两个半到三个小时。学生根据上海的录音和讲稿整理成文，于是以《把中国“中国化”——人文社会科学的转型之路》为题发表在9月份的《中华读书报》上。
就在这一年，武卫华以济大学报主编的身份召开了一次座谈会。当时，他已被《济南大学学报》聘任，并承诺要将该刊办成C刊。为实现C刊目标，他需要一个特色栏目。那年年末，他组织了一场大型座谈会。我在会上阐述了自己关于中国学术本土化、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思考，并建议设立“本土化与中国学术转型”栏目。当时，会上有争议。尽管有争议，武卫华最终拍板决定，自2017年起推出该栏目。为配合栏目启动，老武逼我撰写了开栏文章《本土化与大国学术的必然选择》，并拟定了栏目相关说明，协助他完成了栏目的推出。
2016年10月15日，《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度选题座谈会上，王学典建议新设“本土化与中国学术转型”专栏，武老师欣然接受，并在2017年第一期作为学报第一专栏推出。
武卫华有一个特点：栏目推出之后，他不再主动找你，但如果你写了文章，他会一直盯着。他自己则从北京、上海四处约稿。最近我在《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与吴俊玲和李海英交流时，谈到办杂志不能守株待兔——不能等着兔子自己撞到树上，必须主动出击，应该满山满坡去找兔子。老武正是这样，他四处约稿，甚至约到了林毅夫的稿子。“本土化与中国学术转型”专栏可以说是当时全国唯一的倡导“本土化”的学术专栏。这是在“5·17讲话”之后推出的。明年就是这个专栏开办十周年。虽然主意是我出的，但老武借此大做文章，主动约了一大批稿件。济南大学也大力支持，只要能把杂志办好，其他一概不管。老武不负重托，两年进入C扩，下一轮便进入C刊。前后用了四年时间：先入C扩，再入C刊。进入C刊之后，发表的文章才算“工分”；在此之前，发文章不算“工分”。比如我那篇开栏文章《本土化与大国学术的必然选择》，当时《济南大学学报》连C扩都不是，只是普刊，文章不算“工分”。但这篇文章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转载之后可能就算“工分”了。另一篇在C扩期间发表的文章也被《新华文摘》转载，即便不转载，也已经是C扩。以普刊身份让学者甚至请名家发表不算“工分”的文章，必须付出艰苦努力，这需要有特殊的能力。老武做到了。此后，我每年都在上面发表文章。有篇文章我本想发在《中华读书报》，那边甚至已经排好版，但老武不同意，硬是拿了回来发在《济南大学学报》。
老武走到哪里，我几乎就跟到哪里，竭尽全力地支持他。如果老武没有去世，我会跟着他再去办《中华女子学院学报》。这里有一个鲜明的对比。老武的追思会由李光红校长在中华女子学院举办。李光红来自济南大学，是老武在济南大学的分管领导，所以清楚《济南大学学报》的工作方式和力度。在那场追思会上，李光红希望大家为《中华女子学院学报》的未来办刊方向出些主意，提一些合适的栏目。我当即发言，提议开设“儒家生育伦理研究”栏目。这个选题既适合该刊，又是当下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也契合儒家对家庭、婚育的重视。李光红当场表示接受。随后，该刊打电话请我写开栏的话，准备在第六期推出。我写完开栏的话交给编辑部，之后没了动静。后来别人把《中华女子学院学报》的目录发给我，这个专栏被放在了该期学报最后一个栏目。
这个栏目不是随便想到的。这是我去年“两会”时给全国政协做的一个提案：“关于弘扬儒家生育伦理提升年轻人婚育意愿的提案”，这个提案被列为全国政协2025年的重点提案。是思考了很久的一个问题。好的栏目不是哪个人都能随便办成的，你给出一个金字招牌，要能被接住才行。武卫华兄总是能接住，他是有头脑、有魄力、有执行力，是能把事情办成的人。
我对老武感情很深，真是兄弟情谊。我们每年不止吃一次饭，他爱喝酒，也能抽烟，因此得病也跟这些习惯有关。他体型偏胖，为人豪爽。在酒场上，我能陪他尽兴，是酒友，经常聚在一起。所以对他的病故，我感到十分悲痛。借着《山东社会科学》和《济南大学学报》的经历，我回忆起他做事的风格。在我碰到过的所有主编中，他是最有魄力的一位，能办成别人不敢想的事。当年《山东社会科学》经费很少，靠理事会由企业家出资。我有时对他刊发的一些经济类文章不太满意，他说，你不懂，不发这些就拿不到钱。上面拨给他的经费很少。21世纪初，杂志还做了很多广告。他还兼任过《领导科学报》的主编，他利用这个身份开发了许多资源，他当时忙得很。老武是一个值得怀念的人，期刊界很多人怀念他，耀铭兄、伟民兄、朱剑兄等，都是他的座上宾，有请必到。单是把《山东社会科学》和《济南大学学报》办成现在的水平，就足以让他不朽。
（作者附记：感谢察应坤副教授、在读博士生黄清媛的前期资料搜集与录音整理工作，笔者对全文进行了校阅与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