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史学的长河中，不乏父子两代人共同完成某项史学事业的佳话。西汉时司马迁继承其父司马谈的遗愿完成了《史记》，东汉时班固继承其父班彪遗愿完成了《汉书》，唐代李延寿继承其父李大师遗愿完成了《南史》《北史》。在新中国的史坛中也多有父子两代人共同为建设马克思主义史学而持续努力的史家，何兹全、何芳川父子两位就是其中的代表者。
一、何兹全先生的百岁人生
何兹全，1911年生，山东菏泽人。1931年考入北京大学史学系，1935年毕业。毕业后曾留学日本，一年后因病回北京，在《教育短波》社工作。抗战期间南迁，接受中英庚款董事会的专款资助﹐在中央大学历史系研究魏晋南北朝史，曾任国民党中央训练委员会编审。1944年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任助理研究员。1947年留学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欧洲古代和中世纪史。1950年回国后，一直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秦汉史学会、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唐史学会和北京史学会的理事、副会长和顾问。主要著作有：《秦汉史略》《魏晋南北朝史略》《中国古代及中世纪史讲义》（秦汉至唐中叶）、《读史集》《五十年来汉唐佛教寺院经济研究》《历史学的突破、创新和普及》《中国古代社会》《三国史》《中国文化六讲》《资治通鉴读本》《爱国一书生——八十五岁自述》《何兹全文集》（六卷本）等。2011年病逝。
何兹全先生的学术经历
在《何兹全学述》一书中，何先生讲述了自己一生的学术活动，包括青少年时代、北大四年、留学日本、抗战时期、求学美国、回国十五年、十年浩劫、新时期等章，全面阐述了他一生的治学经历。
北京大学的四年对于何兹全先生来说是最关键的时期。他曾回忆说：我是1931年暑假考入北大史学系的。当时叫作史学系，不叫历史系。这一年北大招收八十名本科新生，因为有二百名预科生准备升入本科，所以录取的少些。我是旧制初中毕业自学一年考入北大的，有点鲤鱼跳龙门的味道，很是得意。
我在大约二年级开始读《资治通鉴》、二十四史，每天钻进图书馆看书。那时的图书馆在松公府的平房大院，第二进院的北房是古籍阅览室，屋里南北放着几张长桌，在这里看书的人并不多，我们一人可以占半个桌子。借的书多了，三面围起书墙，自己藏在书堆里看书，像个小小的世外桃源。
从三年级开始写文章。我写的第一篇文章是《北宋的差役与雇役》，刊登在北京《华北日报》1933年11月22日和12月6日《史学周刊》上。当时为什么要搞宋史，现在已经回忆不起来了。大概是对北宋的役法和王安石变法感兴趣，就读起宋史来。但当时写文章，主要用的是《文献通考》的材料。
我的兴趣不久就转移到汉魏晋南北朝。我写的第二篇文章是《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是我在大学三年级下，即1934年上半年写的，刊登在1934年9月《中国经济》月刊第二卷第九期《中国经济史专号》上。一个大学生的投稿，居然能够发表，当时自然是很高兴的。
那时课堂教学受欢迎的是胡适、傅斯年、钱穆和陶希圣几位教授。他们的讲课都是很生动的，分析问题非常清楚、深刻，引人入胜，并且处处有他们各自独到的见解，使你佩服。那些老一代的学者，学问根基都很扎实，重要古籍都能上口背诵。
从1947年到1950年何兹全先生曾经到美国学习。他说：1947年5月到了美国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研究院。主要学习欧洲古代和中世纪史。只读书没有读学位。在留学期间，除了读书之外，我还打了一些零工。1949年，陈翰笙先生介绍我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政治学院协助佛朗西斯教授翻译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简编》，这样我就去了位于巴铁摩尔的霍普金斯大学。在那里呆了半年， 1950年春，我就离开了霍普金斯大学。
我回国以后，通过顾颉刚师联系了北师大历史系代系主任白寿彝教授，白先生同意我到北师大历史系工作，聘我为副教授。从此以后半个多世纪，我的命运就和北师大联系在一起了。
何兹全先生的主要论著
《中国古代社会》一书是何兹全先生于1987—1988年在美国华盛顿州大学作访问学者期间开始写作，回国后一年始完稿。本书集几十年研究的心得，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剖析古代中国社会历史的力作。全书时限上起原始社会末期，下至魏晋南北朝。何先生依据大量的史料，从国家形态、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诸方面的发展变化，综合论述了古代中国社会从原始的氏族部落到早期（即古代的）国家到封建制国家的发展和衍变的历程。本书是作者关于中国社会在汉魏之际进入封建时代这一学说的代表作。
《历史学的突破创新与普及》一书是何兹全先生在改革开放以后所撰写的文章汇编，出版于1993年。文集涉及范围比较广，有历史理论问题，有中国历史问题，也有治史经验的问题。其中关于国家起源问题、农奴制依附关系和封建社会的关系问题、资本主义以前交换经济对社会、历史的发展所起的作用问题以及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本义问题都是重要的历史理论问题。何先生认为，中国历史研究要想取得突破、创新，这几个问题都是关键性的理论问题。
何兹全先生的自传
书中何兹全先生回顾了自己一生的主要学术观点，他说：
我的史学研究，有三个领域：一是中国社会史（周到隋唐），二是汉唐佛教寺院经济，三是汉唐兵制。用力最多的是中国社会史。寺院经济是属于社会经济史的范围；我研究兵制，也是从社会史的角度出发。1995年12月我去台湾，在台湾清华大学应人文社会学院思想文化史研究室之邀为研究生作了几次中国文化的演讲，讲后出版了一本《中国文化六讲》小书。研究室负责人张永堂教授为本书写的《序》，对书和作者作了如下评述：“何先生治史深受胡适、傅斯年、陶希圣、钱穆等人的影响，因此他颇能把握中国社会经济史的观点，以思考中国思想文化史的相关问题。这是何教授治史的特点，也是本书的特点。”1995年去台湾时，和永堂教授还是新交，但他的评语，可谓知人知心。我治中国思想文化史、寺院史乃至兵制史，都是以中国社会经济史的观点来进行思考的。中国社会史是我的学术之根。
人类社会很复杂，历史也就很复杂。史学家是用人类的脑筋来反映社会的。社会在发展，他在那里照相，他写出的书就是照片。但史学家的脑筋与照相机有区别，照相机可以把外界的情况照得很清楚，但史学家办不到。史学家以自己的思想、理论、见识等去反映历史，有时可以很清楚，有时则很模糊，还有可能反映的根本不是客观现实，而是主观的理想。人们有各种史观去看历史，所以历史学是够复杂的。过去的历史，反映在历史书中就好像压缩的图片。其中，封建主义的可能是几千年的，资本主义可能是几百年的，社会主义也是几十年，确实是很复杂的。
解放后，我也不敢说自己完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因为我从16岁就参加了国民党，那时的北伐军也是革命的。那时，我已经看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看得还不少，接受了唯物论。但当时我的思想与共产党搞文化宣传工作的人的观点很不一致。那时社会乱，思想也很乱。那时比现在要乱，看问题比现在还近。当时的社会史论战，五花八门各种意见都有，共产党人的观点也不完全一致。我是在那个环境底下出来的一个念书人，还算是一个年轻的人。不论怎么说，我是一个爱国的人，我出了一本书就叫《爱国一书生——八十五岁自述》。现在我也还是爱国的，就是爱国家、爱民族、爱祖国的传统文化。
何兹全先生印象
在2001年何兹全先生刚刚过完九十大寿的生日时，我和首师大的同志曾一起去北师大何先生家的那个平房里访谈过他，这是我第一次与何先生见面。看到他九十岁的高龄，却那样满面红光、精神矍铄很感惊讶。后来在准备将他的访谈录收入访谈文集时，为了搞清楚他的学术历程中的一些问题我又多次访谈过他。对于他的学术人生历程和主要的史学观点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通过访谈，何先生给我留下突出的印象一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与辩证法的坚信。他说：到目前为止，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辩证法仍然是观察社会历史最科学、最有力的理论，西方的东西有它进步的地方，但它没有经过辩证法的过滤、提高，这正是中国年轻一代的史学家应该从事的工作。你们应该用辩证法来总结西方的史学思想，这样的话，二十年后，中国的史学思想会超过西方的史学思想。接受它的思想，而同时批判它的缺点和不足，21世纪初期中国史学如果会有个高潮的话，就在你们这一代了。要提高，要从现在西方史学理论所达到的高度来提高，这是中国史学的出路，中国学者的出路，也就是你们的出路。同时，你们也要看见现实，多看现实的发展，看到现实的好，也看到现实的不足，看到中国还有一条出路。中国有一条出路 ，中国的史学就有一条出路，在这条出路上安排自己。不要像钻进水底的人什么也看不见，要使自己清醒一些，站的高一些。如果你们对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对辨证唯物论接受得还不够，还要多学习学习。这没有坏处，我不会害你们。尽管我自己有时怀疑自己是不是老朽了，你们恐怕还没有感到我老朽了吧！
其次，就是何先生不服老，对于一个九十多岁的老人，还在那里努力奋斗。他说：我这个人是很笨的，不知你们承认不承认，不但没有天才，连中才都没有。但我有一个好处，是可以学习可以钻研、可以想问题，像老鳖一样，慢慢往上爬，爬到别人那个境界。所以，我是通过学习，接受了辩证法，以辩证法为指导学习历史。我没有天才，只是靠后天的勤奋学习，提高到现在这个水平已经不容易了。
他说：我总强调荀子的一句话：“不以所已臧害所将受。” 《中庸》又说：“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这两句话，也是做学问的人应该领会的。“不以所已臧害所将受”，就是不以自己已经接受的东西来排斥、损伤将要接受的东西。“择善而固执之”就是要强。人要有点固执精神，做事、做人、做学问，都是一样。不能东说东倒，西说西倒。做学问，要“择善”而“固执”之，但又“不以所已臧害所将受”。这就是辩证地看问题，辩证地处理问题。
二、史学才俊何芳川
何芳川，原籍山东菏泽，1939年1月4日出生于重庆市。1956年考入北京大学东语系，一年后转入历史学系学习。1962年10月留系任教，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先后被美国狄金森学院和香港城市大学聘为客座教授，2004年被日本樱美林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2006年6月29日病逝。
初识何芳川
我和何芳川只有一次交往，那是在1981年暑期北京市高考历史学科的阅卷点上。阅卷在北京建工学院，何芳川和范达人等是北大的阅卷老师，我是北师院的阅卷老师。那时我们都刚刚四十出头，何芳川比我大一岁。我们在一起阅卷几天，一起到食堂吃饭，休息时一起聊天，因此非常熟悉。那时候，我们都是普通教师，没有任何兼职。后来，与范达人一起研究史学概论课的建设，交往较多，与何芳川就没有机会交往了。后来，他担任了诸多职务，就更没机会见面了。2006年7月5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何芳川遗体告别仪式时，才第二次与他见面，但已经是天地两隔了。
何芳川的学术成就
何芳川的主要学术领域是非洲史、近代东方史和亚太区域史。
主要著作：
《世界历史》（近代亚非拉部分，合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
《崛起的太平洋》(合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年；
《非洲通史》（古代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
《澳门与葡萄牙大商帆：葡萄牙与近代早期太平洋贸易网的形成》，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中外文明的交汇》，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3年；
《中外文化交流史》（主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
主要论文：
第一部分：非洲史初探。包括：阿克苏姆古国初探、古代东非的沿海城市、层檀国考略、19世纪西方国家在非洲的探险活动、近代埃塞俄比亚统一国家的形成；
第二部分：近代东方史专题。包括：19世纪中叶东方国家的上层改革活动、15世纪中西三大航海活动比较初探、论近代亚洲资产阶级早期政治活动的性质和作用、近代东方民族解放运动的宗教色彩、近代东方的沉沦和日本的崛起；
第三部分：亚太区域史研究。包括：太平洋贸易网与中国、太平洋时代和中国、“华夷秩序”论、古代外邦致中华“国书”试辨、近代华侨与中华文明、世界历史上的大清帝国、汉文化的必然抉择——再论世界历史上的大清帝国、无望的对抗格局——三论世界历史上的大清帝国、文明视角下的郑和远航、古代使节来华考论、古代中国对外交往中的厚道、丝绸之路、21世纪东亚格局下的中国和日本——一个历史的视角、论当代中国的和平崛起——一个世界历史的视角；
第四部分：史学理论。包括：试论阶级观点与历史理论的统一、迎接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新纪元——20世纪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世界史体系刍议、文化自觉：单边还是多元？21世纪东亚文化建设与文化自觉、文明与航海。
学术界的评价
北京大学历史系马克垚教授说：
芳川教授原来的专业是非洲史，他和当时我系的郑家馨、陆庭恩有“非洲史三杰”的称号。在研究非洲史的同时，已经把他的视野扩大到亚非的广大地区，写出一系列关注亚非问题的文章。到上世纪90年代，芳川把研究的范围扩大到亚洲、太平洋地区。他敏锐地感觉到太平洋时代的到来或即将到来，于是对这一区域史的研究勾画出了初步的蓝图。他所勾画的亚洲、太平洋区域史的研究，是以中国为出发点的，他研究了历史上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地位。他写了论历史上的大清帝国的系列论文，论述了大清帝国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
何芳川教授天资颖悟，才华过人，而又学识广博、精力旺盛，信手拈来，皆成妙文。他不是单纯书斋中的学者，他力求站在时代的前列，指出时代发展中应该研究的问题。他想开创历史研究的一个新领域、新方向，并为此做过不懈的努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何芳川的社会兼职
1988年至1992年担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亚非拉史教研室主任；1992至1995年担任历史学系主任；1995至1997年担任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院长；1996至2002年担任北京大学副校长，曾任党委常委；1999年兼任档案馆馆长；2001年兼任校史馆馆长。2002年自副校长岗位退下以来，仍担任北大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院长、北京大学亚太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委员。他还曾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专家组副组长、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世界史学科专家组副组长、教育部历史学科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史学会副会长、北京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北京市史学会会长、中国亚太学会副会长等职务。
三、白发人送黑发人爱戴老人的何芳川
何芳川是一个孝子，非常爱戴两位老人，对待自己的岳母也像自己的母亲一样。在百忙的工作中，总要抽出时间陪伴老人。
疾病夺去了芳川的生命
正当何芳川踌躇满志地为实现他的多项研究计划和更大的理想抱负而奋发工作时，2006年5月他患上急性白血病住进了医院。此前，他持续低烧很多天，因为他一直身体很好，所以人们判断他就是一般的感冒，只要不再那么辛苦，好好调养一段时间就会恢复的。但最终的结果就是这样残酷。遏制白细胞扩散就要进行化疗，但何芳川在1997年因过度劳累得过重度肺炎，高烧40度持续几天不退，因此他的肺已经非常脆弱，进行化疗非常容易引起感染。然而，化疗中他的肺部果然感染，病情迅速恶化，身体状况急转直下。终于在6月29日下午，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生命定格在六十七岁。
2006年7月5日，北京大学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为何芳川举行遗体告别仪式。礼堂的内外贴满了闻讯赶来悼念的亲人、同事、学生、好友贴的挽联、挽词。本人得知了消息也前往送别。我看到在众多的挽联、悼词中，最引人瞩目的就是贴在礼堂外面这张何兹全先生亲自写的挽词。上面写道：
天哪！你何以如此残忍！夺走你的顺民、两个百岁老人的独子！！！
芳川，我儿，走好！我想不久爸爸、妈妈，会来看来看你的。
二00六，七，五。
每一个走到这张挽词前的人，都不禁驻足良久，潸然泪下。这一年，何兹全先生是九十六岁。真正是白发人送黑发人，这种撕心裂肺的痛，是每一个人都能深深感受到的。
2006年7月5日，何兹全先生所写悼念何芳川的挽词
慰问何先生
2007年10月2日，刚刚过了国庆节，我想趁这个节日之际去看望一下何先生。何先生已经不住在北师大了，我找到了蓝旗营何芳川的家，何先生见到我很高兴。不久之前，我把对何先生的访谈文章重新整理一下，文稿交给了他，请他提出意见。他说，文章看了，你写得很好，没有什么意见。又说，你文笔很好，能够把重要问题提炼出来。他说，人生中充满变故，多有不幸。这是指他去年失去了儿子，今年上半年又失去了爱妻。我说，您的人生中确有不幸，但是您也有幸运之处，您今年九十多岁了，身体还这么好，这不就是一种幸运吗？史学界那么多同行不都已经作古了吗？何芳川的夫人陈老师见我们两人聊得很好，就说您来和他聊聊他很高兴，希望您能常来。她还把刚刚出版的《何芳川教授史学论文集》和《何芳川教授纪念文集》两本书送给了我。
2027年11月27日，超星数字图书馆的编辑和摄影师要对何先生进行采访，全程录像，以给公众留下一份影像资料。我和她们比较熟，曾给他们介绍过几位学者进行录像，多是录完整的一门课。之前，我虽对何先生进行过访谈，但没有留下过音像资料，所以我带她们到蓝旗营何芳川家对何先生进行采访，也再一次看望一下何先生。
这次超星来访谈何先生，虽然他很高兴，也很愿意回答问题，但是毕竟年纪大了，又受了这两次精神上的打击，他已经很难系统地回忆什么学术上的问题了。他想说一些过去，但是已经不知从哪里说起了。揭开了学术的神圣面纱，坐在我面前的这位老人似乎已经不是教授、权威、泰斗，而就是一位父亲般慈祥的普通老人。芳川与我差不多同龄，而我的父亲如果健在的话也与何先生同龄。他去年失去了爱子，上半年又失去了几十年相濡以沫的老伴，但在他的脸上没有悲伤与哀痛，他平静而坚强地坐在那里，仿佛这些事情都没有发生。我不知道怎样用语言来安慰这位老人，就跟何先生说，我是和芳川同龄的人，都是您的孩子，我可以和您合一张影吗？何先生欣然同意，就请超星的摄影师为我们留下了这张宝贵的合影。这一年，何先生是九十七岁，而我是六十七岁，这是我与何先生的最后一次见面。
2011年2月15日，何兹全先生溘然长逝，据说他走的十分平静，这是完全可以想见的。他就是这样以坚强而平和的心态走完了自己的百岁人生之路。
四、结语
何氏家庭共有三代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就在北大百年校庆的时候何芳川写了一篇《三代北大情》的文章。文章讲述了他父亲、他自己以及他的女儿都曾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文章流露出三代人对于北大的真诚挚爱以及对于北大传统的传承之情。
我这里没有何氏第三代的资料，因此暂且不谈。但从何兹全、何芳川父子两代人那里，已经可以看出诸多关于史学的共同理念。何兹全先生强调：至今为止，唯物论和辩证法依然是研究历史的最有力的武器。他强调，“不以所已臧害所将受”，就是不以自己已经接受的东西来排斥、损伤将要接受的东西。“择善而固执之”就是要强。强调人要有点固执精神，做事、做人、做学问，都是一样。何兹全先生这些理念不是从何芳川的治学和做人中非常卓越地反映出来了吗？他从治非洲史到关注东方国家近代的历史，又从研究亚非国家的历史扩展到整个亚太地区。他从中国看到了整个亚太，又从世界的视角来关注中国。他在十几年前所关注的整个世界历史研究的新体系建设问题，不正是今天史学界所在热议的话题吗？
“择善而固执之”，正是何氏父子以毕生的心血为之奋斗的目标，也是他们终身的史学活动所坚持的行为准则！他们父子在中国史学史中所留下的遗产是永远不能忘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