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兹全（1911—2012），山东菏泽人，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曾先后留学日本、美国。曾就职于《教育短波》杂志社、中央大学历史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47年就读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后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培祗国际学院工作。1950年回国，执教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现为历史学院），历任魏晋南北朝研究室（所）主任、副系主任等职。担任中国秦汉史学会、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唐史学会、简牍学研究会等学会的学术顾问。曾多次赴美国、日本以及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访问讲学。
20世纪30年代进入学术研究领域，何兹全在中国社会经济史领域耕耘不辍，形成了具有开创性的研究理论和体系。发表了《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汉魏之际封建说》等学术文章百余篇，出版《魏晋南北朝史略》《中华文化六讲》《爱国一书生——八十五自述》《中国古代社会》等学术专著十余部。其代表作《中国古代社会》被学术界誉为“新中国史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反映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史研究的最新突破，标志着中国史学研究最新水平”。六卷本《何兹全文集》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特等奖、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
何兹全在史学理论、社会经济史、中国古代兵制、中国寺院经济研究等领域都有开拓性的建树与卓著的贡献，其首倡的“汉魏之际封建说”影响深远。“择善而固执之”“不以所已藏，害所将受”是何兹全教授信奉的两句古语。淡泊名利，谦和宽厚，温文儒雅，平易近人，对所有后学，城府洞开，亲切慈爱，堪为大师风范，可谓名副其实的“史学长老”。
“择善而固执之”出自《礼记·中庸》。何兹全先生对“择善”的理解，是指人生和学术道路的选择，而“固执之”的“之”则是在学术上的执着。将这句话作为人生格言，是何先生表达坚守学术思想道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从事历史研究的准则和信念，也是何先生对自己人生和治学道路的高度概括和总结。政治风云千变万化，但何先生的坚守始终未变。从懵懂的少年到“食货派”的中坚，从李庄恬淡的学者到赴美研究员，从一枝独放到改革开放后各种外来思潮和理论对中国史学界话语权的强势占位，何先生“乱云飞渡仍从容”。他坚信：研究历史发展规律，研究中国历史发展道路，始终是社会史研究的主流，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对史学研究的指导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革命高潮中的灵魂碰撞
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中国社会风起云涌，各种西方思潮扑面而来，政局震荡，新旧交紊，中国向何处去成为拷问时代的大问题。何兹全先生作为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满腔热血，心怀天下。作为山东菏泽地区中学生的他，感受到堪称北伐战争革命高潮的灵魂——马克思主义的无处不在。他热切吸收新事物和新思想，流连在各种小书店，如饥似渴地阅读，接触到很多与辩证法、唯物论、唯物史观有关的书籍。马克思主义的东来向包括何先生在内的知识青年打开了通向世界的大门，开启了中华民族觉醒的新时代，从而也决定了何先生的人生走向和学术道路。
对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发生的那场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何先生始终记忆犹新。徜徉在马克思主义者（当时参与争论的学人大多自称马克思主义者，此后自然是大浪淘沙）、非马克思主义者、反马克思主义者的唇枪舌剑中，时代和社会背景促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一次高潮。考入北京大学后，何先生的眼界更为开阔，接触到更多的新思想和新理论。在北大学习期间，何先生阅读了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的一部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德国农民战争》等书籍，接触到了辩证法和唯物论，也读了考茨基的《基督教之基础》、托马斯·莫尔和他的《乌托邦》等著述，对他的学术思想产生了巨大的震撼和影响，为他日后不断攀登学术高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晚年的何先生仍然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东来对中国社会和思想界具有重要的影响，从而引发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是20世纪中国史学史上应该大书特书的。何先生在这次巨大的思想浪潮的冲击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史学思想，并且成为当时社会史大论战各个阵营中极少数终生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
第一次大革命高潮过后，北伐战争期间发生在共产党、国民党右派、国民党改组派之间的斗争和分歧，不仅决定了此后中国的走向和党派分野，也导致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彻底决裂。对何先生思想历程影响最大的是何思源、胡适、傅斯年、陶希圣等人。何先生在北伐战争高潮中加入了以三民主义信仰为旗帜的国民党（改组派），此后在政治与学术道路上可谓一波三折，历经坎坷。
新中国成立后，远在大洋彼岸的何先生，于1950年毅然回到百废待兴的祖国。47年后，何先生回顾这次命运抉择的三岔口时谈道，“1950年前，摆在我面前的也是摆在大部分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面前的路，有三条：一是回大陆，二是留美国，三是到台湾去”。继续留在美国，生活工作无忧，当时何先生已经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学院取得fellowship（研究基金），一年2000元，足可以养家糊口，工作稳定。师母当时带着儿子何芳川在国内生活艰辛，也希望能到美国团聚。去台湾，可谓顺风顺水，傅斯年在国民党从大陆撤退时，已经带着史语所的大部分研究人员退到孤岛台湾，继续保留名称、编制和人员。傅斯年大概自认为何先生一定会再次追随他到史语所，继续完成已经开始并日渐拓展的学术研究，不仅一直为他保留着编制，还把何先生的书籍物品都运到了台湾。回大陆，应该说是最难和最需要勇气的，何先生是几十年的国民党党员，受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影响颇深，曾就中国革命的道路等问题与共产党人展开过“论战”，早就戴有一顶“新陶希圣主义”的帽子。是留在美国继续过着相对平稳和安逸的生活，还是听从恩师傅斯年的召唤进入刚迁移到台湾的史语所从事研究？然而，何先生选择的是第三条路，也是最艰难的路，毅然回到新中国。所有的顾虑都因“爱国”这两个字而无足轻重了。正如何先生所说的：“在中国，共产党已经取得政权的局势下，想国家安定，力量都用到祖国的建设事业上，使祖国富强，脱离落后受屈辱的苦海，只有牺牲脑袋里的个人民主，真诚彻底地向共产党投降，换取共产党的宽容，在共产党领导下建设祖国。”
我们不能把何先生这次选择仅仅作为普通爱国知识分子的选择。作为一个少年时期就加入国民党的老国民党员，选择了和祖国与人民共命运，选择了在共产党领导下同心同德、砥砺前行。虽然历经磨难，但何先生无怨无悔，“爱国一书生”是他自诩的人生最好写照。何先生衷心拥护邓小平同志领导的改革开放之路，他认为这是近代中国探索了大半个世纪后最需要、最正确的唯一道路，坚持走下去，中国的历史和中国的文化才有前途。他多次积极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终于在20世纪80年代实现了这个愿望。
中国社会史论战与马克思主义史学
1931年，何兹全先生进入北京大学史学系，正式开始了探索中国历史与社会的学术生涯。他陆续邂逅了对他的学术和人生产生重大影响的几位老师，恰恰这几位先生都属于那个时代叱咤风云的人物。其中，“食货派”的领袖人物陶希圣是引导何先生迈入学术殿堂的关键人物。
“食货派”的得名源于《食货》半月刊，创办于1934年12月，主编陶希圣。其创刊背景是当时中国社会面临重大转型时期，内忧外患，西风劲吹，围绕中国社会性质、中国向何处去等重大问题展开了中国社会史大论战。“应运而生”的《食货》半月刊集合青年学者，将他们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心得蒐集于此，强调理论的探讨应该以搜集和研读史料为基础，在国内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或认为由此形成“食货学派”。实际是以创建者陶希圣为核心，鞠清远、何兹全等为骨干，以研究社会经济史为旨趣的学术团体。他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试图探索和解释中国社会性质、中国历史道路、中国社会发展特点等问题，其实最终关注的是中国当时的前途和命运。在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中，“食货派”声名卓著，成果累累，开风气之先。他们是乾嘉学派盛行一时后的“另类”。何兹全先生是《食货》半月刊杂志的重要撰稿人和编辑。
中国社会史大论战直接促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何先生归纳当时的史学界参与论战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一、当代社会性质的讨论；二、当代农村社会性质的争论；三、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何先生最感兴趣并投身其中的是中国社会史的讨论，中国社会史也成为他此后研究的重点。
作为北京大学的年轻学子，何先生追随陶希圣，成为《食货》杂志的编辑，并在《食货》上共发表了五篇文章：《魏晋时期庄园经济的雏形》《三国时期农村经济的破坏与复兴》《“质任”解（一）》《三国时期国家的三种领民》和《中古大族寺院领户研究》。虽然政治身份是国民党党员，但思想学术道路始终坚持探索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史观，从中国社会史和中国经济史入手，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道路和发展规律，研究中国历史上的大问题，研究中国社会史的核心问题。早期的研究堪称筚路蓝缕，开启了何兹全先生重点研究的中国社会史、寺院经济和汉唐兵制领域，以及“汉魏之际（魏晋）封建说”的创设之旅。
历经百年沧桑，当时涉及的很多具体问题已经不再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和热点，甚至因陈旧和不合时宜被尘封多年。但争论的实质是要解答中国历史发展阶段与马克思主义所总结的人类历史发展基本规律是否一致、马克思主义是否适用于中国等问题，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考察和研究中国历史的尝试。可以说，这场大讨论的洗礼，奠定了何先生接受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学说的思想基础。
中国社会历史分期是中国社会史大论战的产物，这一争论持续了大半个世纪，几经起落，众说纷纭，国内外交织。按照五种社会形态的演进，争论的焦点之一是中国历史上何时进入封建社会，至少可以析分为西周、东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等多种观点。新中国成立后，西周封建说在一段时期占据了主导地位，史学界的大家——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都持此说。郭沫若原持秦汉统一封建开始说，后来把封建社会开始的时期提到春秋战国。何先生虽然坚持他所倡导的“魏晋封建说”，但只能缄口不言，并未随波逐流。1978年，在长春召开了中国社会史分期讨论会。当时分期说的主流仍然是郭沫若先生的春秋战国封建说，但西周封建说东山再起，魏晋封建说亦卷土重来。何先生在会上所做的“汉魏之际封建说”的发言，再次系统阐明了自己的分期说。
“择善而固执之”
学术上的“善”，一可谓理论之“善”，一可谓学术研究之“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史观即是何先生所奉行并坚持的理论之“善”。“固执之”，并非使之教条化和僵化，而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史观，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研究的有机结合，坚持运用发展的、联系的观点和方法。
在学术研究领域，何先生强调中国社会史是中国历史发展演变的主流，研究中国社会史应该是研究中国史的主流。他的主要学术贡献体现在如下方面。
一是首倡“魏晋封建说（即汉魏之际封建说）”。关于首倡之意，何先生指出：汉魏之际，社会经济有变化，研究这段历史的都能看到的，但认识这些变化是由古代到封建社会形态的变化而又给它以系统的理论说明，并以可靠的历史文献证成其说，“大约我是第一人”。他梳理出当时社会变化的四条线索，即：从城市交换经济到农村自然经济；从编户齐民、奴隶到部曲、客；从土地兼并到人口争夺；从民流到地著。人口分割制、寺院经济、士家和兵户身份的低落、依附民问题等，都抓住了这一时期历史变化、社会经济变化的关键问题，在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对自己所提出的“魏晋封建说”成为非主流说而被压制多年，何先生选择坦然面对，但不改初衷，没有停下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继续探索中国历史的脚步。
二是在汉唐兵制研究领域中提出世兵制。汉魏之际，是中国兵制史上的一大转变时代。何先生的兵制史研究基本上涵盖了整个魏晋南北朝，拓展了此前的研究领域。他认为，形成于汉魏之际的世兵制是魏晋南北朝的主要兵制。而世兵制的概念正是何先生最早在《魏晋南朝的兵制》一文中提出并加以研究的，在历史演变中对世兵制进行动态的阐释，揭示了世兵制的实质及发展变化。他对这一时期其他形式的兵制也并未忽略，如对中央直辖军队（中军）的研究“探赜索隐”。
三是对汉唐佛教寺院经济研究的开山之功。1934年9月出版的《中国经济》“中国经济史专号上”，刊登了何先生的《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是中国史学界最早研究寺院经济的学术文章。何先生研究中国社会史的目光，首先专注于佛教寺院，着眼点在于探讨中古封建社会生产关系的特征。“南北朝隋唐的寺院，不单单是一个宗教组织，而实在还是一个经济组织，社会组织，政治组织”，既是佛教信仰的载体，又是“披着一件宗教外衣的社会实体”，“在封建关系的表现上也特别显著”。由此及彼，研究寺院经济而探赜中国社会经济的特征。张弓教授总结了何先生为探究中国封建社会生产关系的特征，特意选择“中古寺院经济”这只“麻雀”而给予的“解剖”。他指出：“在中国学术史上，汉传佛教及其寺院，一向是宗教学的研究对象。把佛教及其寺院的研究，从单纯的宗教学领域，扩大引入历史学领域，首创佛教社会史的研究，是何先生的又一学术贡献。”他将何先生擘画的这一学术范畴，分作三个“板块”：寺院经济研究、寺院僧团与封建政权关系研究、佛寺文化研究。他认为，此后几十年，国内外的寺院经济和佛教社会史研究成绩斐然，基本上还没有脱离何先生七十多年前擘画的学术范畴，大体上是对何先生所做研究的延伸和深化。何先生的寺院经济研究，为后人竖起高标。何先生计划编写的“中国寺院史”，如今作为其未完成的夙愿，静静地躺在高高摞起的遗稿中。
1991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是何先生的代表作，全面阐述了他对中国古代社会发展道路、国家起源和形成、封建社会分期、汉魏之际社会变化等方面观点。20世纪50年代中叶，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学术界气氛比较活跃。何先生在《文史哲》上发表了《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几个问题》一文，他将其视为《中国古代社会》一书的初稿。有学者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该书“反映了90年代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最新突破，标志着中国史学研究最新水平”。在其姊妹篇《中国中世社会》中，何先生论述了战国秦汉城市交换经济发达，魏晋南北朝自然经济显著。认为变化之机在三国两晋：一是城乡经济的衰落；二是依附关系的发展；三是宗教的兴起。“中国中世社会”的框架也正是围绕着三条变化的线索展开和深入的。2013年，《中国古代社会》与何先生遗稿“中国中世社会”，经弟子们整理，合编为一本，书名为《中国古代社会及其向中世社会的过渡》，希企从更长的时段体现何先生对古代社会和中世社会历史过程及变化的思考。从长时段、从社会矛盾发展的深层原因分析社会变化，而非“表面地、浅层地看问题”，注重考察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和发展规律，并将其置于世界历史发展的大框架中考察；注重考察社会经济领域具有关键意义的变化及其深层次原因；在注重考察经济基础对社会发展变化作用的同时，也注重社会意识、思想与之的互动作用，正是何先生从事历史研究所强调的重点，也成为他研究问题的特点。
何先生在中国社会经济史、史学理论、寺院经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等领域中的开拓和前行，辩证唯物史观犹如“普照的光”，处处闪耀着光芒。
观井外之大天
何先生曾经引用过韩愈在《原道》一文中的“坐井观天曰天小。非天小也，所见者小也”这段话。何先生研究的领域可谓井外之大天，他思考的范围更可谓天外有天。
何先生经常谈起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分析两者的不同，同时经常对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理论进行比较，探讨两个国际在对马克思主义继承问题上的孰是孰非。他认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运用也需要唯物辩证法，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是不断发展的；中国共产党接受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也需要总结反省。何先生的这些想法并没有行诸系统的文稿，但说明何先生不仅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同时也在思考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发展变化。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指导和运用，是发展的、辩证的，是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而承认发展、承认变化，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并以此作为观察历史的主要方法。
20世纪80年代后的一段时间，海外商品经济、技术和资本涌入中国，西方国家的学术、史学思潮和著作也涌入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中国的实践受到某些人的质疑，何先生仍然坚持以辩证唯物史观推动中国社会史研究，走理论与材料并重、宏观与微观并重的道路。何先生针对有些人认为辩证唯物史观好像有点落后、不迎时了，他多次表示坚持辩证唯物史观，主要坚持两点：一是全面地看待历史现象和问题，二是从发展变化上看待历史现象和问题。何先生认为分为“唯物”“唯心”，“唯”字用的不好，应该是物加心，物是“根”，心是“叶”，无根便无枝叶，根深叶才茂。他还经常说，看问题既要全面还要深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是形容某些人看问题不全面，还要加上一句：只见树木，不见“根”，不够深入也是不行的。
《人民日报》海外版新闻交流中心编纂的《中国专家学者辞典》自选词条里，刊载了何先生对自己学术风格的评述：“我继承了中国史学传统，重材料，重论证，重把问题本身弄清楚。我受西方史学思想、马克思史学思想的训练和影响。我重视从宏观、微观看问题，从发展上看问题，从全面看问题，形成我宏观、微观并重，理论、材料并重的学术风格。”
他在主编的《中国中古政治和社会研究》丛书序言中指出：“要重视历史上所走过的弯路，重视这种偏差。一本书也可能材料多些，也可能理论多些；一本书可能重在宏观，也可能重在微观。但我们希望整套书，是在理论、材料并重，宏观、微观并重的思想指导下完成的。这是中国社会和政治史研究的正路，是做学问的正路，也是我们编这套书的指导思想。”
全面而深入地看问题，是何先生坚持身体力行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长达一个世纪的发展，波澜起伏，但何先生“不忘初心”，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研究历史，历久弥坚，始终不渝。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教授、首都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商业史学会副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