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来学的是中国文学。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会研究中国近代史？我的答覆通常是：两句话，一句是一言难尽；一句是命运的安排。

1962年初，我所在的八一农业机械学校奉命下马，我被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以下简称“师大附中”）选去做教员。前脚刚刚报到，外文出版社英文版《中国文学》编辑部就准备调我去当编辑，发函到师大附中商调。我当时有一个不知什么时候形成的观念：调动是组织上的事情，个人不能干预。因此，我虽然知道《中国文学》编辑部要调我，我当然也愿意去，但就是不吭声。自己不找学校领导提出要求，这样，自然调不成。过了一段时候，在《中国文学》编辑部的我的同学陈丹晨告诉我：你的调动有希望了，档案已经到了编辑部了。听到“有希望”，我自然高兴，但是，一想到我的毕业鉴定，我又觉得希望很渺茫，哪个单位愿意接受一个“严重右倾，丧失立场”的人呀！后来，过了一段时候，我的同学告诉我，调动吹了，师大附中将档案要回去了，说是改变主意了。

此后几年中，打击接踵而来。明代中叶王艮创建的泰州学派传人中有窑工、樵夫等下层百姓，长期被侯外庐、嵇文甫、杨荣国等哲学史大家视为“富于人民性和异端色彩”的学派。由于偶然的原因，我读到了王艮的再传弟子烧窑工人韩贞的《韩乐吾先生集》，发现情况并非如此，便写了一篇《韩贞的保守思想》，发表在1962年10月的《光明日报》上，后来进一步深入研究，写了长文《关于王艮思想的评价》，点名叫阵，针锋相对地批评侯、嵇、杨等大家的观点，结论和他们完全相反。该文发表于《新建设》1963年第9期。发表前，编辑部将清样送请历史研究所的副所长侯外庐先生审读。那时，“外老”（学界对侯外庐教授的敬称）正因对明代作家汤显祖及其戏剧作品《牡丹亭》的评价，受到中山大学王季思教授的批评。他不满意王文，肯定我的文章是讲道理的，同意发表。事后，“外老”又向历史研究所的人事干部提出，要调我到该所中国思想史研究室工作。此事我当时一无所知，“文革”中，从历史研究所的沈定平同志处得知，我除深为“外老”的博大胸襟感动外，最关心的还是为什么最终没有调成。沈定平告诉我，可能后来忙于“四清”，顾不上了。对此说，我不大相信，仍然怀疑是自己的档案不好，过不了政审关。“四人帮”被粉碎后，听说《诗刊》编辑部需要一位懂旧体诗词的编辑，我在《文艺报》工作的同学吴泰昌推荐我，后来也未有下文。

我进北大初期，热心于写诗、写小说，想当作家。后来则热心于做研究。“文革”期间，没有别的研究工作可做，便研究鲁迅。后来，通过同学谭家健的介绍，我认识了哲学研究所的吴则虞教授。那时，他因高血压中风，卧病在床。他想编《佛教思想文选》，我便帮他看佛经、抄佛经。这一经历，为我后来研究宋明理学，写作《王阳明》《朱熹及其哲学》《泰州学派》等书打下了基础。那时，只要能做研究工作，哲学、文学、史学，哪一个门类我都无所谓，也都有兴趣。现在近代史研究所决定调我入所，我当然很高兴，但是，想起此前的遭遇，又很担心，自己的档案那样糟，政审关通得过吗？那一段时候，反覆思虑、发愁，真有点食不甘味、寝不安席的味道。此时，我的朋友陈漱渝的一件毅然、决然的行动启发了我。他原是南开大学中文系的高材生，父亲是黄埔军官学校学生，解放前夕逃往台湾，受此牵累，毕业后分到女八中教书，评上了优秀教师却未能批准。大约是1976年，毛泽东批示成立鲁迅研究室，组织上要调他，他也为父亲的历史发愁，决定自报家门，先找组织谈话，结果组织不以为意，调动成功。我也决定采取同样行动，先找李新同志谈，将“丑事”说在前头。如果仍然决定调，当然很好；如果不想调，我也就从此死心了。

一天晚上，我鼓足勇气到了李新同志家。不巧，李新不在，其夫人于川女士接待了我。她听了我的叙述之后，微笑着说：“你家庭成分高了点，这没有什么关系嘛！”她不说“黑五类”，而说“成分高”，我还是听人第一次这样说。“至于反右斗争中严重右倾，这不正说明当时你是正确的吗？”经她这么一说，我放下了思想包袱，便决心改变过去的观念，回校找当时的负责人、革命委员会主任董质斌谈话，要求调动。心想：再不亲自出马，这辈子永远调不成了。董主任听我陈述后，未说不可以，仅称需要对方来人交换，并且提了三个条件：来人业务上不能低于我；必须是共产党员；必须可以当教研组长。我那时已经有点勇气了，当即婉言反驳：如果对方来人业务上不低于我，那么，何必来调我；我本身不是共产党员，为何要求来人必须是共产党员；我本人从未当过教研组长，为何要求来人必须能当教研组长。董主任表示，反正对方必须来人交换。

当时，刘明远同志负责近代史研究所的人事工作，我将情况汇报给他。他一听就笑了，说这不困难。所里正在解决夫妻两地分居问题，有许多研究人员的家属进京，都有大学学历，正要解决他们的工作问题呢！于是，近代史所一次就给师大附中送去了十八份档案，随便挑。没想到，过了一段时候，学校领导告诉我，一个人都不合适。这下子，我急了。刘明远同志安慰我：没关系，我们再送。接着，又给学校送去五份档案，不想，师大附中仍然一个也挑不中。我更急了。难道这一次调动又要落空吗？就在我几乎陷入绝望之际，从邻居处得知，北京舞蹈学校有一位家属，原是安徽师大附中语文教研组长，因照顾两地分居进京，关系在北京人事局，尚未分配工作。我听了之后大喜，这可真是应了一句古话，天无绝人之路呀。于是连夜赶到陶然亭北京舞蹈学校，见到那位家属，请她到师大附中来，以便我能调离，圆我从事研究之梦。对方欣然同意，我立即向学校汇报。没想到，过几天领导告诉我，此人是专科学校毕业，还是不行！这时我真是彻底绝望了，只能苦苦恳求：找到此人，已经很不容易了，还是接受她，放了我吧！大概我的恳求起了作用，也大概是因为“文革”中废除稿费，但我仍孜孜不倦地进行研究，出版了印数超过三十万册的《王阳明》一书，而我分文未得，反而花了不少钱买书送人，校领导终于点头同意我调离。

师大附中属双重领导学校，既归北京师范大学管，也归北京市宣武区教育局管。人事干部估计，我调离教育口，宣武区不会卡，但师范大学会卡，决定让我从宣武区出口，而向师范大学报备。果然，在向师范大学报备时，大学的人事干部听说我是调往中国社会科学院，立即询问原因，并说，这个人我们自己留下不好吗？人事干部因为同情我，说了句谎话：这个人不会讲课，教学效果不好！师大终于决定放行。

4月下旬的某一天上午，我从宣武区人事局拿到转出介绍信，立即飞身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报到，成了近代史研究所的正式研究人员。自此，一条崭新的道路在我面前展开了。我原来还曾想过，研究几年历史，将来继续从事文学。没想到，这是一条不归路。这辈子，不会有重操旧业的机会了。

从1960年8月离开北京大学，到1978年正式调入进入近代史研究所，这条路，整整走了十八年。

本文选自《学术回想录》一书中《我怎样走进近代史研究所的大门》，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