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近公布的几种《朝律》文本，提供了关于汉初朝会大典的新认识。其礼仪（“升成拜”“反走”“设九宾”“趋”等）融汇了“古礼”和“秦仪”，是对东方六国文化和关中故秦文化的双重继承，强化了汉初政权的连续性和合法性。朝会的位次由未央宫从内向外的三个空间构成，即殿堂上、殿门内、殿门外，折射出当时天下的三个圈层，即皇帝及其近臣、郡县制文武百官、藩臣和蛮夷，开启后代羁縻政策和朝贡体系之先河。《朝律》根据汉初大一统形势做出若干新变，通篇无“介”，取消了周礼中的“三不臣”和“五暂不臣”，诸侯从“不纯臣”变为“藩臣”，夷狄从“不臣”变为“来朝者”。《朝律》具有宣示朝廷权威、展演礼仪源流、加强民族认同等实际功能，所以才会颁示天下，随葬墓中。通过辨析《朝律》，可以加深对汉初政治格局的理解。
关键词：《朝律》 周礼 朝会 汉初 叔孙通
作者：杨华，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朱辰禹，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武汉43007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6年第5期P143—P166
岁首朝会又称“元会”“正会”“元正嘉会”“临轩大会”。它不同于“常朝”，而是通过朝堂礼仪展示和确认臣下对皇帝、地方对中央、四夷对华夏的认同，极具象征意义。关于秦汉时期岁首朝会的原始资料非常缺乏，只有《史记》《汉书》之《叔孙通传》、《续汉书·礼仪志》诸篇。相关研究比较薄弱，大多以政治制度史视之。近年新公布的几种出土文献，对于复原汉代朝会制度，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它们分别是：
（1）益阳兔子山汉初水井所出《朝律》（仅有律名），时间为汉惠帝时期（前194—前188）。（2）张家山汉墓M336《朝律》（下文简称《朝律》），时间不晚于汉文帝三年（前177）。（3）胡家草场M12汉简《朝律》（下文简称胡家草场《朝律》），不早于汉文帝后元元年（前163）。（4）海昏侯汉墓所出《王会饮仪》，不晚于神爵三年（前59年）。（5）定县八角廊汉墓所出《六安王朝五凤二年正月起居记》，时间是汉宣帝五凤元年(前57年)、二年。
这几种《朝律》文本，大都自署题名。关于秦汉墓葬中为何随葬法律文本，即它们系实用文书还是丧葬文书，学术界尚无定论，存在“生前喜好说”“明器说”“葬俗说”“镇墓兽说”等不同解释。一般认为，临丧抄写的可能性较大。各地在临丧抄写时，出现个别字词差异，以致目前几种《朝律》大同小异，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朝廷颁布了几种不同的《朝律》，也不影响这篇文献的可信度。
以上材料公布后，不少学者对《朝律》做过研究。但这些工作主要集中在文字释读、简序编连和文本复原三个方面，从礼仪制度角度开展的研究很不充分。值得深思的是，其一，在战国至秦汉的历史演变中，朝会礼仪具有何种政治意义？其二，《朝律》是涉及朝廷高级政务的律典，并非基层官吏所经常使用的实用律令（如《捕律》《囚律》《钱律》《行书律》《置后律》之类），为什么也会出现在这几座普通墓葬之中？本文试图从政治仪式的角度予以讨论，以深入理解汉初的政治格局。
一、《朝律》文本中的礼制信息
《朝律》共1457字，主要是描述诸侯王、列侯、文武百官和蛮夷等轮流朝拜皇帝的仪式，包括跪见、献礼、胪传等环节，以及其位次、动作、礼辞、礼容、时辰、警戒等场面，这与文献所见“元会”仪式的四个部分（即奉贽、上寿酒、食举、奏乐）大致相同。
在整理者和其他学者的共同努力下，《朝律》中一些字词释读大有进展。如，“印手”读作“抑首”、“宾”读作“摈”、“来宾”改释为“末宾”等，极大地疏通了该篇文义。但是，律文中有些关键性的礼制信息尚未得到揭示，以下略作展开。由于胡家草场竹简尚未完全公布，后文讨论主要基于张家山汉简《朝律》朝位图（见下页）。
（一）“升成拜”
《朝律》中“拜”字凡27见，胡家草场《朝律》中“拜”字凡2见。简348—353叙述诸侯王向皇帝朝拜行贺的仪节：典客传达皇帝旨意，请诸侯王行朝贺礼。诸侯王进入内廷的堂下，典客胪传诸侯王欲拜贺元旦之意。奉常宣旨，请诸侯王上堂（“登”）。诸侯王上堂后，自言“某藩臣某璧一，再拜贺十月”。诸侯王正准备下台阶时，奉常又传达皇帝旨意：
毕，王皆反走下。未及陛，奉常曰：“制曰：‘王毋下，请成礼于前。’”王还，曰：“臣敢不敬从。”遂进，北面，再拜。奉常称辞。王起，趋下，出，返位。351—353
这里所谓“成礼”，涉及上古拜礼仪节。凡君在堂上招待臣，臣要到堂下行拜礼（下拜）。但主人一般要让摈者推辞，宾客于是返回到堂上向主人行拜礼，这一套动作谓之“升成拜”。它常见于《仪礼》各篇，是上古君臣交往的一般礼俗。例如，《仪礼·觐礼》中天子之摈必须延请下堂的诸侯上堂，完成“升成拜”的朝拜动作。在诸侯朝会时，有三次“升成拜”。在射礼最后的旅酬环节，受赐者也要再拜稽首，“升成拜，明臣礼也”。如果没有推辞而直接进行堂上拜或堂下拜，都是礼仪苟简之举。清代礼家凌廷堪已对之有所总结，其《周官九拜解》言之更详：
凡臣与君行礼，皆降阶再拜稽首。若君辞之，则升堂，复再拜稽首，谓之“升成拜”。有降而未拜即升堂拜者，礼杀也。有不降即于堂上拜者，礼又杀也。
在《朝律》中，皇帝让诸侯王“毋下”而“成礼于前”，诸侯王返回堂上，北面再拜，从而完成这套“升成拜”的仪节。整个《朝律》中，只有诸侯王获得升成拜的优待。其他八批朝贺者均未提到堂上成礼，说明他们都是严格按照臣对于君的礼制，在堂下完成拜礼，确认了对于皇帝的君臣秩序。
（二）“反走”和“左右还”
《朝律》中“反走”凡4见，整理者理解为“小步后退”，似不完整。当皇帝出现时“九宾及朝者皆反走，跪，抑首”（简347、369），此处便不能理解为“小步后退”。它实际上是一种行礼动作。当尊者、长者到来时，都要回避，以示尊重，所以常与“辟（避）”相连，作“反走辟”。随后尊者、长者要令其“复位”或“反位”“反席”。迁庙礼中有好几处“反走”，当祖先的衣服和神位出现时，所有人都要回避，摈者喊道：“诸反位。”众人才返回旧位。避位、反位的动作很小，仅“逡巡”（稍退）而已，表示“礼文相变”即可。“逡巡”又作“逡遁”，《周礼》记载，天子朝会时在朝堂上向卿、大夫、士等贵族行揖礼，此时贵族们的动作是“皆逡遁”，然后复位。在聘礼中，当对方国君招待使者时，后者也有避位逡遁动作，以示推辞。
《朝律》中朝拜者“反走”，意在回避皇帝，不敢正视。律文规定，当皇帝出现时，反走回避又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类，九宾及朝者“皆反走，跪，抑首”（简347、369）。所有九宾和朝者必须回避并低头而跪，不敢平视皇帝，他们朝哪个方向跪呢？律文规定“立东方者左还，立西方者右还”（简369），还、旋为通假字。钱玄、王文锦、乔秀岩的研究都表明，古人左还（旋）就是今天的向右转，右还（旋）就是今天的向左转。简而言之，“某（左或右）还”就是把某（左或右）手向外而转身。就《朝律》而言，立东方者面朝西，他们左还即向右转，便是转向北方，面对北方堂上的皇帝低头而跪；立西方者面朝东，他们右还即向左转，同样也是面对北方堂上的皇帝低头而跪。由之展示他们在皇帝面前俯首而不敢平视的臣服姿态。第二类，中郎、郎中及陪立者都要跪下并低首，但是“毋反走”（简369）。因为中郎、郎中在东西两个台阶旁手执武器保卫皇帝，他们仅用跪姿表示臣服，为了保持警惕则不反走，即不改变方向。第三类，手执武器的“正、监及执盾、兵者”（简369），他们既不跪，也不低头，更不反走，时刻保持武装警戒。
随着奉常喊“起”，现场所有行礼者均起身“复就位”（简370、348），类似于古礼书中的“反位”。回避皇帝之仪便至此结束。在海昏侯简中，亦有同样记载。其“礼仪简”中有自题为《王会饮仪》的内容：
……[王]践登东堂。宾者、吏大夫皆反走，复位。
……反走，复位。王定立陛前，南向。皆复就位。
律文中，王出场时其他人都要“反走”回避，然后随着司礼者的号令，才“复位”。其仪式与《朝律》中皇帝出场时相同。
人类学分析表明，神秘化是政治仪式中“传达”（communication）信息的必要手段，“神秘化被接受得越彻底、越广泛，政治等级制度就越稳定”。刘邦打天下时，曾经“帷薄不修”，但《朝律》中皇帝出房时则场面神秘：“中郎从皇帝者立幄东、幄西、幄后。皇帝南向定立。”（简370）“幄”是皇帝身边的帷幔，围绕在其东、西、北（即背后）三面，且有中郎保卫，仅向南面敞开，形如车轩，故而朝礼又称“临轩”大典。相关场景可参看山东诸城汉墓《谒见图》及安徽马鞍山朱然墓《宫闱宴乐图》画像。《叔孙通传》也可与之互证。皇帝不可随便现身，当幄中的他出现时，百官传警，皆“反走”回避，“抑首”而不敢抬头正视。这场仪式无疑通过神秘性和距离感，增加了君主的权威。
（三）“设九宾”
《朝律》有2处言及“九宾”。一是简337：“典客设九宾。” 二是简347：“皇帝出房，奉常宾（摈），九宾及朝者（皆反走）”。整理者认为，九宾是九个等级的来朝者。前引杨勇文认为“九宾”应读为“九摈”，九摈随立殿内廷中，“末摈”是九摈中位次最末之摈，此改读极具建设性。“摈”和“介”都是“佐礼者”或“相礼者”，主人这一方的佐礼者称为摈，客人一方的称为介。设摈的目的是层层向下胪传信息。九个摈按照从上摈到末摈的顺序，由北向南纵向排列。每一层级的官吏行礼时，必先到末摈的西方并立，然后再逐级反向传达到上摈，进而跪着行献币诸礼。这是一种彰显等级的排场。
摈（或作傧）者与朝拜者的位次，实际上模仿了周代册命礼制。金文册命仪式中，摈（傧）者辅佐受命者进入大门，然后并立于中庭，面朝北受命，此乃最常见、最根本的空间方位。陈汉平总结说：
古代以右为尊，为高，为上，西周王室册命礼仪中之傧者多为受命者之上级长官，故于册命时傧导受命者入门，并立于其右。
《朝律》简文中多处出现相同情况，即朝拜者在末摈（宾）之左，末摈（宾）位于其右。简349、353、358都表明，诸侯王、丞相、太尉、诸侯王使者都在摈者的引导下，跪在其左，面向北方朝拜皇帝。虽然殿廷的空间有限，朝拜者与皇帝之间距离并不长，但是他们必须从末宾（摈）开始，逐级胪传，才能到堂上（殿上）行朝拜之礼。摈者就类似于金文册命礼中的佑者。
九为阳数之极，设九宾是等级最高的礼制规格。“九宾者，周王备之礼”。只有周天子才设九宾，但战国以来，诸侯称王，九宾之制常被用以彰显自尊或尊人。秦昭王二十四年（前283）秦、赵斗争中，赵王送玉璧于秦王，要求秦王“斋戒五日，设九宾于廷”。荆轲刺秦王时献上樊於期之头和督亢之图，秦王大喜，“乃朝服，设九宾”以迎接燕王使者。叔孙通将秦朝的国家礼典带到刘邦的朝会仪式中，在汉七年（前200）的长乐宫大朝会上，复制了“大行设九宾，胪传”之仪。无疑，汉初《朝律》中的设九宾继承了战国以来夸示等级的礼仪场面，用以彰显皇帝的至上权威。此种以九为尊的场面为王莽、曹操等人继承，东汉重大礼典都要“设九宾”。总之，秦汉时期统治者将周天子之礼法典化，并通过朝会仪式加以展现，这便是《朝律》设九宾的实质。
《朝律》条文中还有其他礼仪行为。例如，律文规定所有向皇帝行礼者都要“趋”，这也是上古礼制的孑遗。“趋”是疾行，即快步走，用以表示对尊者和长者的恭敬。路遇尊者和长者时要“趋而进”，当对方不愿交谈时要“趋而退”。孔子入公门，也要“趋进”。皇权时代的朝堂上也延续了这种礼仪，所有上朝官员都要“趋”。在叔孙通所制朝会礼仪中，就有“传言趋”的环节，这时大臣们要“疾行致敬”。《朝律》全篇共出现13次“趋”，这是朝堂行礼时大臣们必做的体姿动作。但律文中有“趋下”（简353、356、357）和“趋出”（简360、371），为什么没有“趋上”和“趋进”？这是由于大臣们要向皇帝献玉、上堂称贺，必须遵守“堂上不趋”和“执玉不趋”的古礼。
朝会之礼并非汉初首创。以上讨论表明，《朝律》所见朝会仪式与先秦古礼颇多相通之处，甚至继承了西周金文册命（赐命）之礼。叔孙通的制礼原则是“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司马迁曾任礼官，也感叹汉礼“由来尚矣”。汉初的《朝律》设计中，为什么要大量继承“古礼”和“秦仪”？因为“仪式兼具守旧的倾向和变革的潜力”，政治往往借由仪式上的“连续性感觉”和“形式上的持久性”来获得背书。礼仪的连续性和持久性是政治合法性和合理性的最佳说明。汉初兼并天下，其首要之务是防止关中故秦和东方六国死灰复燃，再次复辟。要想获得东西方的认同，必须以他们的文化继承者自居。如同秦国当年“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的逻辑一样，刘邦政权对“古礼”和“秦仪”同时加以继承。《史记·礼书》说，秦朝制礼时“悉内六国礼仪”，而叔孙通为汉高祖制礼时“所增益减损，大抵皆袭秦故”。汉二年还下诏，“上帝之祭及山川诸神当祠者，各以其时礼祠之如故”。李学勤指出，秦汉法律中有不少条文实则来源于《周礼》。秦汉律令对周礼的继承，与汉初制礼时的“如故”政策相同，乃是为了宣示其政权在文化上的连续性和合法性。
故秦博士叔孙通在汉初沿用“秦仪”很容易理解，但他所沿用的“古礼”是什么？整个西汉历史上，多次出现“复礼”的声音。西汉后期出现儒家礼制的系统性复兴。例如，汉宣帝时，萧望之等人“劝道上以古制”。汉元帝时，贡禹上奏，建议拆毁各郡国“不应古礼”的汉惠帝和汉景帝等刘氏宗庙。汉成帝时班婕妤每次进见和上疏都“依则古礼”。翼奉认为，云阳、汾阴的天地之祭与汉代皇帝的寝庙迭毁“皆烦费，违古制”。这些所谓“古礼”“古制”大多是针对汉武帝制度的批评和纠正，所以这些“古礼”“古制”显然不是汉武帝所实行的礼制体系。
那么，西汉人眼中的“古”，究竟系指何时？实际就是关中故秦之外的东方系统。《史记》《汉书》都称，秦朝统一天下后，废除了东方六国的文化，“维我汉继五帝末流，接三代绝业。周道废，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在汉代人看来，秦朝毁弃了古文化，而东方六国则继承了三代五帝的文化正统，最终传至西汉。清人吴大澂最早指出，“许氏以壁中书为‘古文’，疑皆周末七国时所作”。王国维继之证明，“汉人以其用以书六艺，谓之古文。而秦人所罢之文与所焚之书，皆此种文字，是六国文字即古文也。”司马迁说他十岁就开始“诵古文”，其实诵习的就是东方六国旧籍。汉代人所说的孔子所书六经、左丘明所述《春秋》，也都是战国文字。壁中书与《史籀》篇之文字差别，实际上就是“战国时东、西二土文字之殊”。近年来大量出土材料证明，《说文解字》中的“古文”大部分实即东方六国文字。在李斯等人的主导下，秦朝的政治文化“皆自用而不徇人，主今而不师古”。西汉人认为，反而东方六国文化是“师古”的。
如此说来，《汉书》所说“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意谓汉高祖时还来不及进行制度创新，显然并不副实。当时颁示天下的《朝律》表明，不需等到汉文帝和景帝时期，汉初就已经按照“古礼”来进行朝会了。而《朝律》所揭示的诸多礼制细节，既是对关东六国礼制的沿用，其实也是对商周古礼的继承，因为关东六国自认为承袭了商周古礼。所以，我们认为，《朝律》既承接了关中故秦文化，也承接了东方六国文化，是一种双重继承。
二、朝会位次与汉初宫廷政治
法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曾经指出，空间也是“政治性的、战略性的”。这虽然只是一个城市规划学的判断，但是若将中国古代的宫廷设计嵌入其中，便会发现，汉初朝会的君臣位置、宫殿门阙都彰显着君臣、上下、尊卑、远近、亲疏的空间感。叔孙通所制朝礼中的“尊君抑臣，朝廷济济”才是刘邦最为激赏之处。以下从四个方面解读新出《朝律》的空间结构及其与汉初宫廷政治的关系。
（一）朝会礼仪中的三个圈层
由简文和上图可知，皇帝朝会时，参加者分作三个层次：
第一层，皇帝及接受朝会的辅助人员。为了保证皇帝的安全，皇帝周边布置了多个近侍和武卫人员。首先，是“谒者一人”。谒者是皇帝侍臣，服侍帷幄，多是宦官，故曰“内”。“谒者以闻”（简347），在其奏报之下，皇帝出房。其次，是武装保卫人员。包括三批人：（1）堂上中郎。“八人执盾，四人操戟”（简335—336），这12人位于堂上，背靠东序和西序，夹侍皇帝帷幄。（2）东西两阶旁的武士。武士、少卒“八人操虎戟”立在东西两陛（简336）。胡家草场《朝律》行文稍异。（3）殿门两边的少卒。“少卒操虎戟立殿门内，门东、门西各十人”（简337）。少卒，或即文献中的“步卒”。东边10人，近门者首领称为“正”；西边10人，近门者首领称为“监”。
第二层，殿门内的文武官员。文官系列站在内廷东边，面朝西，以北为上，包括：（1）丞相、吏二千石、太中大夫；（2）诸侯丞相、诸侯吏二千石；（3）故二千石；（4）千石、中大夫至六百石；（5）御史、博士、奉常；（6）都官长丞五百石至三百石；（7）丞相史、太尉史、廷史、卒史陪立千石以下。武官系列站在内廷西边，面朝东，以北为上，包括：（1）太尉；（2）将军；（3）军吏二千石；（4）故军吏二千石。时代相近的张家山M247《秩律》可以说明这些官员的身份和等级。
第三层，殿门外的王侯和蛮夷。（1）殿门外（廷中）的西方，面朝东，以北为上，依次是诸侯王、彻侯、诸侯王使者和彻侯使者。（2）蛮夷来朝者，同立殿门外（廷中）门东和门西，皆面朝北（简342、343）。
以上三个层次，以殿堂上的皇帝为中心，由内及外，由近及远，按照殿堂→内廷（殿门内）→廷中（殿门外）的顺序安排位次。
（二）“由近及远”的权力结构
上述三个圈层，既是空间上的位次差异，也是权力大小的表现。总的来说，距离皇帝越近，越受皇帝信重，其权力越大。
由近及远、由亲及疏是人类早期认识世界和处理事务的一般原则。刘师培说，“古代之初，无治民之官，仅有司天之官及君主之属僚而已……君主之属僚，侍、御、仆、从是也”。这些师、傅、保、宰、仆、膳、庖、巫等君主属僚，原本出身低微，只因侍从君主，忠诚可靠，故而由近臣升为显秩，握有重权。在金文所见西周职官系统中，傅保类（保、媬、辅、小辅）、师类（大师、小师）、宫廷服务类（宰、膳夫、寺人、小臣、小子、御正等）人员，都因为接近最高统治者，参与机要，而成为级别很高的辅弼重臣。《周礼·冢宰》的设计中，类似官员尤多，例如宰夫、膳夫、庖人、内饔、外饔、烹人、宫人等，均是天子身边近臣，乃至仆役。他们更受信任并获得更多资源，是必然之事。
《朝律》反映了这种现实。简文称：“典客言具，谒者以闻。皇帝出房，奉常摈。”（简347）谒者、典客、奉常的身份已如上言，都是皇帝非常信任之人。而在殿堂上和两阶旁边手执兵器的中郎，亦绝非普通武士。同墓所出《功令》称，爵位在公大夫以上才能补中郎、谒者之缺（简117）。陈苏镇认为，中郎在禁门外值宿，可能还负责金马、长秋门内的宿卫，比郎中更接近皇帝。又如，殿门左右各10名武士，亦非常人，而属廷尉系统，其首领分别称为“正”和“监”：“廷尉，秦官，掌刑辟，有正、左右监，秩皆千石。”他们既负责保卫皇帝，又负责监察廷内百官。叔孙通本传称“不如仪者辄引去”，便是由这些人来完成的。
在《朝律》中，有明确数目的武士至少达64人，还不包括堂上的执戟中郎和两阶旁的侠陛郎中。所以叔孙通设计的朝礼中“侠陛数百人”，恐非虚指。霍光等人废除昌邑王时，太后“盛服坐武帐中”，其武卫也是这种“陛戟”之阵：“侍御数百人皆持兵，期门武士陛戟，陈列殿下。”汉文帝从代地到长安即位时，当晚就“拜宋昌为卫将军，镇抚南北军。以张武为郎中令，行殿中。还坐前殿”。可见宫廷近卫的重要性。在未央宫西南城隅的角楼，出土了矛、剑、弩、镞、刀等兵器，且有“卫”（卫尉省称）字瓦当，说明宫城四角皆有警卫。在这种威势之下，朝会者“莫不振恐肃敬”。
汉代统治者明晓，“治国之道，由中及外，自近者始”，这是宫廷政治的必需。汉惠帝继位伊始，立刻对亲近陛卫者大加封赏：
中郎、郎中满六岁爵三级，四岁二级。外郎满六岁二级。中郎不满一岁一级。外郎不满二岁赐钱万。宦官尚食比郎中。谒者、执楯、执戟、武士、驺比外郎。太子御骖乘赐爵五大夫，舍人满五岁二级。
从其赏赐的对象和顺序可以看出，他们都是汉惠帝最依赖的身边近臣，“皆旧侍从天子之人”，有些则是“太子之官属”。裘锡圭曾指出，《新语》中的“官皇帝”实则为“宦皇帝”，即郎官、谒者等皇帝家臣。阎步克也说，新出《秩律》中的“宦皇帝”者就是汉惠帝封赏的皇帝近臣。在《功令》（简35、37）《囚律》《杂律》（简150、302）中，有对于“宦皇帝”者的各种优待。总之，《朝律》仪式中深受皇帝信任的近臣、武士，与汉初宫廷的人员结构大致相当。史称汉惠帝为“宽仁之主”，但这种给身边近臣加官晋爵的做法绝非出于“宽仁”，而是宫廷政治的必要手段。文帝重用从故地代国带到宫中的旧部张武为郎中令，历时长达23年。直到文帝去世，才由太中大夫周仁接任，而周仁做了13年郎中令才因老病被免。这些人皆因忠诚且具有“恭谨”“不言”等品质，深获皇帝信任，值宿多年，而不是制度性的长久任职。在代王刘恒入主长安、刘贺即位、刘贺被废等关键的政治事件中，都发生过更换近臣、隔绝宫外的“清宫”故事，无不依赖这些可信的内侍。
（三）《朝律》中的内外空间
《朝律》中有12处提到“门”，有3处提到“廷”。胡家草场《朝律》中有7处提到“门”。由简文内容和上画朝位图可知，从北向南、从高到低分布着如下三个空间层次：（1）皇帝在殿堂之上。（2）殿前（即殿南）有廷（通“庭”），朝拜的主体即文武百官在殿下的廷中，可以称之为“内廷”。廷南有门，简文称为“殿门”。叔孙通所制朝礼中，文臣武将被“引以次入殿门”，胡家草场汉简中有《卫官令》，规定“入殿门，门者止”（简2249）。（3）殿门之外（即南方），是另一个廷，《朝律》中称之为“廷中”（简342），诸侯王等人立于此。再向南，便是大门（端门，简335）。如此，朝会礼仪在空间上便被划分为内廷和廷中两大部分。以上布局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是否相合？
根据未央宫1号遗址的考古发掘，目前出现三种判断。其一，考古报告指出，未央宫前殿是一个建筑群，它包括南、中、北三个大殿，由南向北逐级升高。南殿与南方的端门之间、三个大殿之间、北殿与后阁之间，分别存在相当的距离，形成4个庭即4个广场。考古发掘报告认为：
未央宫前殿应包括南、中、北三座宫殿，其间并有宏大的庭。庭和南部宫殿当为举行大朝、婚丧、即位等大典之用，或为“外朝”之地。中部和北部宫殿可能为“内朝”、“正寝”。
其二，杨鸿勋认为，这三座基址中，南部宫殿是“前殿”，它是这座台榭的总称，为大朝之所；中部宫殿面积最大的是“宣室殿”，又称“正室”“正处”，是皇帝退朝后所居；北部宫殿则是“后殿”。
其三，陈苏镇认为，前殿不一定包括三个殿，在已发掘的三座夯土基址中只有中部最大者是前殿遗址。前殿北方的基址是宣室殿；前殿的南方并无殿堂，所谓南殿基址只是未央宫前殿的大门及其附属建筑。他认为，在南部基址与中部基址之间，居中处有一道门，起着墙垣的作用，将南部和中部基址之间的空间分成两个庭院。
目前未央宫遗址尚未完全探明，一时难有定论。但学者们都认同每一个殿堂都附属有一个庭院。结合新出《朝律》简文，陈苏镇的说法似更合理。在中间最大一殿之南，有一个至少南北宽94米、东西长140米的庭院，足以容纳文武百官和保卫、胪传人员等；在殿门之外，还有一个至少南北宽50米、东西长140米的庭院（廷中），足以容纳诸侯王、列侯、蛮夷及其使者等。
殿门是一个象征，把朝会的空间分为内廷与外廷两大部分，这反映了汉初国家政事的内外之分。立于内廷的是郡县制官员，大部分是汉朝廷治下的“汉官”；立于殿门之外的诸侯王、列侯、蛮夷，则被视为“外臣”。不过，内廷中也有一些诸侯国的官员：“诸侯丞相次，诸侯吏二千石次。”（简338）如阿部幸信所说，即使诸侯国内也实行郡县制而非笼统的“郡国制”。这些由中央派往远方诸侯国的重要官吏，仍然是“汉”的一部分，所以也被视为“内臣”而立于殿门之内。
（四）朝会中的“文东武西”
上古朝会时，文官与武官的位次并不分明。例如，西周时军政合一，兵民不分，这见于《周礼》和金文材料。周康王即位时，诸侯捧着圭、币向其称臣道贺。西方诸侯从门左入，东方诸侯从门右入。这种根据分封区域来划定入门方位的记载，表明其时文武之别和尊卑之别尚不明显。在《仪礼·觐礼》中，诸侯朝见周天子之“次”（临时帷帐）位是按照血缘关系来划分的，“同姓西面北上，异姓东面北上”，同姓重于异姓，其时东尊西卑。以上均说明，把文臣与武将分为东西两组人群的位次方法，直到春秋战国时期尚未明确。
秦朝的朝堂格局缺乏史载，仅就目前所知，朝堂上按照文东武西的格局分别站立，可能始于汉初，这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叔孙通本传记载，他于汉七年为高祖刘邦规范朝会之礼：
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以次陈西方，东向；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西向。
《朝律》规定，丞相等文官“立东方，西面”（简338），太尉、将军等武将“立西方，东面”（简339）。此种位次格局与叔孙通设计的朝会仪式完全一致。西汉中期，田延年为河东太守，在平阳召见故吏，“令有文者东，有武者西”，说明在地方郡县也实行文东武西的排列方法。
《朝律》中文左武右的位次开创了一种朝会空间格局，一直被后代继承。东汉时，皇帝见天下郡郎，规定“文左武右”。迤及唐代，此种“东西班序立”的位次成为定制。《开元礼》记载，唐代朝堂举行朔日受朝之礼时，便是文官在东，武官在西，东西相对。宋代有“入阁”之礼，也是文东武西。明代规定，凡文武官相聚，皆文东武西。清代的大朝仪，“满、蒙、汉军分两翼，汉官分文东武西”。
《朝律》中文左武右的位次是根据殿上皇帝的视角，坐北朝南而形成的空间图景。战国至秦汉皆尚右，尊右卑左。这反映了秦汉时期崇尚军事实力的统治方略。在《史记》《汉书》叔孙通本传中，都是先叙述站在西方的武将，再叙述位于东方的文臣，与《朝律》同样说明了汉初武重于文的史实。
如同列斐伏尔所说，空间都具有政治性作用，而绝不纯粹是自然环境的复制。从文化功能主义的角度看来，《朝律》中北高南低、文左武右、内亲外疏的空间格局，以及在这些空间中举行的礼仪活动，均具有实际意义。巍峨壮观的未央宫费时二年方才建成，刘邦认为它靡费过度，萧何回答：“非壮丽无以重威。”也就是说，雄伟的宫殿承担着为汉室朝廷树立权威的功能。一般认为，礼仪具有流程重复、象征意义、非功能性三大特点。“非功能性”是指礼仪本身无法自带功能，但是礼仪的制定者和参与者却具有实用目的。“仪式普遍存在于政治制度中”，即对已经存在的制度赋予“合法性”，统治者通过仪式来渲染其权力和神圣性。中国历代的制礼作乐莫不如是，即通过时间、空间、礼器、礼辞、主持者、参与者、象征性的程式等要素，来确定等级秩序，维持社会运转。
上述几种《朝律》分别出土于相距较远的地域，说明《朝律》在汉初确实是一种颁布到基层衙署的法律文本。对于基层社会而言，《朝律》是一种非实用的仪式文本，它既不是“罪名之制”，也不属于“事律”，下层官吏根本不可能参与首都的国家朝会大典。但是，基层社会却通过对《朝律》和朝会大典的了解，而产生对汉朝廷的敬畏和认同。如同帝王巡游、陵墓建造、执馘献俘、秋季问斩等活动一样，中国传统礼仪大都具有“展演”（performance）功能，这就是常见于经学和史学文献的“观礼”传统。秦始皇巡游天下，不是为了长生久视，“追求一己之福”，相反，而是为了宣示权威并获得东方地区的文化认同。他在全国广植驰道，也不单纯是为了隐匿行踪，有时甚至故意现形、刻石敕戒，否则，他东游至韩国故地时就不会被张良椎击，到会稽时就不会被项梁和项羽所围观。又如，秦汉朝廷在各郡国道县设置宗庙，下令各地祭祀共同的皇室祖先，也旨在宣示朝廷权威，强化民众记忆，加强对中央的认同。《朝律》就是实现这种“展演”功能的仪式文本，全国基层社会可以从中看到朝堂之壮观、皇帝之威严、仪式之肃穆和群臣之驯服。按照儒家古礼，贵族子弟八岁入小学，学习书计和居家之节；十五岁入大学，“学先圣礼乐，而知朝廷君臣之礼”。知晓朝廷君臣之礼，是贵族子弟和基层官僚的基本素养。
三、《朝律》所见天下秩序
元会的根本宗旨是，通过重大礼仪再次确认皇帝与命官之间的君臣关系。秦始皇统一天下，“海内为郡县”，“人迹所至，无不臣者”。汉承秦制，也延续了秦朝的政治统治方式和政治气象，“四海为境，九州为家，八薮为囿，江汉为池，生民之属皆为臣妾”。《朝律》所见朝会礼仪正是此种天下格局的反映。
（一）“不臣”的消失
商周时，天子仍以诸侯为宾。各地诸侯与王室是血缘亲戚，与王室并非绝对的臣属关系，所以文献称这些诸侯为“宾”。《诗经·臣工》郑注和孔疏都明确说明，诸侯来朝天子时，不是“纯臣”（绝对是臣子），而属于“不纯臣”（不完全是臣子）。《尚书·康王之诰》孔疏也说：“天子于诸侯有不纯臣之义，故以诸侯为宾。”清人孙诒让总结说：“凡诸侯来朝会，王待以不纯臣，故谓之礼宾。”
在《仪礼·觐礼》中，诸侯的这种“不纯臣”地位，通过两种看似矛盾的礼仪加以表达。一方面，由西阶（即宾阶）上下，完成“升成拜”礼仪。如《燕礼》《大射》诸礼中，诸侯从西阶上下，表示天子待之以宾客之礼。另一方面，通过“入门右”以示自抑。古礼规定，为了表示自己不敢以宾客自居（不敢与主人分庭抗礼），客人往往自觉地由闑东入门，然后立于东阶（主人阶）附近，以示自谦，借此显示对主人的从属。所以在觐礼中，诸侯进门时“入门右”，郑注说：“入门而右，执臣道不敢由宾客位也。”
进入秦汉时代，皇帝为天下至尊，诸侯不再是宾客，其他人更不敢以“西宾”自居。《朝律》简文中，诸侯王朝拜皇帝时都“随上东陛”（简350—351），而不是从西阶上下。诸侯王如此，丞相、太尉也是“随上东陛”（简355）；其后的少府、郎中、彻侯等人，其仪皆“如丞相”（简356），自然也是从东阶上殿。这从诸侯王的贺辞也可得到说明，他们跪拜皇帝时自称“某藩臣某”（简351），明确表达对皇帝的臣属地位。
在秦汉皇帝和官僚体系下，儒家经学理论上的“不臣”之论已然湮灭，真正实现了“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儒家的朝礼设计中，原有所谓“三不臣”（二王之后、妻之父母、夷狄）、“五暂不臣”（尸、师、将帅、三老、五更）。诸侯属于“不纯臣”，其礼遇异于众臣，于是“朝则迎之于著，觐则待之于阼阶，升阶自西阶，为庭燎，设九宾，享礼而后归”。然而，《朝律》表明，秦汉朝礼与早期儒家的设计已大相径庭。诸侯王不再被皇帝下堂迎接，不再升自西阶、从门西而入，其待遇与彻侯、丞相、太尉等郡县之臣相同，不再是“不纯臣”。
这种皇帝居于高位、俯瞰众人的威仪超过了周礼。在西周册命仪式中，周天子位于堂上户牖之间，南向而立，受命者由傧者引导入门、立于中廷而北向，周王将策书递给宣命的史官，后者向廷中的受命者宣命。周王与受命者之间形成南向与北向、高位与低位的对应关系，尊卑显明。《觐礼》《曲礼》《明堂位》诸篇中，周天子的形象也是“负斧扆”而立于户牖之间。汉初《朝律》中皇帝与朝拜者的朝向和方位，不仅模仿了册命礼仪，而且其宫殿设计从地势上更加突显皇帝的至尊高位。汉代皇帝朝会在前殿举行，它利用龙首山的地势，削成北高南低的三个台基。考古发掘表明，北部最高处高出地面达15米：
（前殿）基址至今犹高耸在地面上，台基南北长，东西窄，由南往北有三个大台面，逐层增高。
这种北高南低的地势，正是朝礼中皇帝由内向外、由中央向藩国逐渐降低的位次格局，完全体现了未央宫的“重威”功能，其设计模仿并超越了先秦古礼。
（二）对“藩臣”的控驭
为了巩固同姓和异姓王侯对汉王朝的认同，汉初采取了剖符、析圭、立盟等多种方式，而朝会礼仪则是其重要手段之一，这可由朝会的位次和频率得到反映。
参加朝会并对皇帝自称“藩臣”，是汉代诸侯王确认其政治认同的标志。汉六年，刘邦曾于陈地朝会诸侯，梁王彭越参加。汉八年，刘邦在雒阳朝会诸侯，淮南王黥布参加。汉九年，未央宫建成后，刘邦曾在未央宫前殿置酒，大朝诸侯群臣。汉十年十月，淮南王黥布、梁王彭越、燕王卢绾、荆王刘贾、楚王刘交、齐王刘肥、长沙王吴芮皆来朝长乐宫。《史记》《汉书》特别记载，彭越于六年、九年、十年“皆来朝”，正是为了表明其政治立场。汉文帝十年，“诸侯王皆至长安”，表明文帝刘恒获得了整体性的政治认同。吴王刘濞怨恨朝廷，“失藩臣礼，称疾不朝”，可见藩王如不定期来朝便意味着反叛。古礼规定，“诸侯之于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其在边邑，曰某屏之臣某”。海昏侯奏牍自称：“南藩海昏侯/臣贺昧死/再拜/上书。”（M1:499—25）与之一脉相承。
《朝律》中，诸侯王、彻侯、诸侯王使者、彻侯使者都立于殿门之外，表明封国与郡县不是同一个政治系统。与诸侯王并排站于殿门外西边的，还有“彻侯”（简340），就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重定名号的“列侯”。汉初针对东方“诸侯王”和“诸侯人”，采取了多种军政防控措施。新出简牍中对于“降诸侯”“亡之诸侯”者处罚极严。
《朝律》中的官员站位，反映了《左官律》的要旨。早在汉初，贾谊就曾建议朝廷下令“禁游宦诸侯”，使人才“无资诸侯”。汉武帝时期，把在诸侯王国任官者称为“左官”，应劭说：“人道上右，今舍天子而仕诸侯，故谓之左官也。”左卑右尊，这对于诸侯国的官吏不无歧视意味。在《朝律》中，文官的立位是：
丞相立东方，西面。吏二千石次，太中大夫次，诸侯丞相次，诸侯吏二千石次。338
同为二千石，立于前面的是中央和各郡的“汉官”，而诸侯之官则立于其后，完全可与《左官律》相印证。颜注认为，左官之法起于汉武帝时期，此前所无。但《朝律》的官吏位次表明，此种措施早已见于汉初。《秩律》特别标明“汉中大夫令、汉郎中”（简440、441），显然也是将朝廷“汉官”与诸侯国的“非汉官”区别对待。这些可以视为削藩政策的先声。
汉礼关于诸侯王朝会皇帝的时间也有限制，其目的在于防范诸侯王久留长安而生变。《史记·梁孝王世家》引禇少孙语称：
诸侯王朝见天子，汉法凡当四见耳。始到，入小见；到正月朔旦，奉皮荐璧玉贺正月，法见；后三日，为王置酒，赐金钱财物；后二日，复入小见，辞去。凡留长安不过二十日。小见者，燕见于禁门内，饮于省中，非士人所得入也。
由以上规定可知，他们于年末岁首到长安朝见皇帝，只允许有两次“小见”、一次朝会和一次置酒赐物，总共不得超过二十天。前引定州八角廊汉墓出土的《六安王朝五凤二年正月起居记》（以下简称《起居记》）记载，六安王（缪王刘定）于五凤元年十二月廿七日抵达长安，次年正月初八日返回，在长安驻留十一日，参与各项朝会活动。由这篇《起居记》可得出五点新知：
第一，六安王在京期间，确实没超过二十天。第二，他在京期间的活动，大致包括参加五凤二年元会、返国当日朝见、朝见并接受皇帝和太后赏赐等，没有违反“四见”的规定。第三，当时朝会在正月举行，说明关于西汉朝会恒在十月的认识有误。第四，简0360记载：“玉璧、皮荐以上寿。”说明诸侯王朝会时必献玉璧、荐皮币，与史籍记载完全相合，与两种新出《朝律》也可互证。第五，该《起居记》还记载了当时朝礼的部分仪式细节。例如，叔孙通本传记载其朝会礼在“先平明”时举行，但具体时间不详。文献记载，一般朝礼皆在“夜漏未尽七刻”时“钟鸣、受贺”，即从前夜22∶15开始举行。《起居记》则云：“[未尽]廿二刻，汉治礼导王就位铜人下。未尽十九刻，汉治……。”（简1222）据此推算，则朝见的准备时间要提前至前日18∶30，此时便由礼仪官引导就位（“铜人下”），诸侯王在朝会前的“次”即设在某铜人处。从新出《朝律》看来，“铜人”当在前殿门外。
汉宣帝元康三年（前63年），大赏群臣，“赐诸侯王、丞相、将军、列侯、二千石金”。这个排列顺序与《朝律》的位次空间已然有别，诸侯王位列其首，正是经过多轮削藩，诸侯王不再具有分裂实力，“唯得衣食租税，贫者或乘牛车”的结果。
（三）从“蛮夷”到“外臣”
《朝律》中的“蛮夷来朝者”（简342—343）立于殿门之外，其位置较诸侯王使者、彻侯使者更靠外，显然他们距离权力核心更远。这些蛮夷究竟是何身份？哪些蛮夷可以来朝？
道与县级别相当，均是管理少数民族的政区层级。据研究，秦代已有12个道。《秩律》反映出，汉初有23个道。《朝律》中站在殿门之外的蛮夷代表，恐非“道中蛮夷”，因为道已被纳入郡县体制之内。在胡家草场汉简中，有“蛮夷复除、蛮夷士、蛮夷、蛮夷杂、上郡蛮夷间”等律文，简报称这些首次发现的《蛮夷律》“涉及分封、拜爵、徭役、賨赋、除罪、朝见等诸多事项”。目前《蛮夷律》仅公布9支简，从相关内容可知，“归义”后的道中蛮夷，已经纳入编户，与郡县制下的居民相同。简2597表明，其等级划分参照了秦汉二十等爵。蛮夷君长所对应的官大夫、大夫、不更等爵位都不高，他们不可能直接进京参与朝会。这些道所管辖的民众虽然是蛮夷，且具有自治权，但对他们的管理模式已与郡下之县相差无几。总之，这种郡县化的边区蛮夷，又称为“葆塞蛮夷”，其君长不可能立于殿门之外。
在“葆塞蛮夷”之外，才是“塞外蛮夷”。塞外蛮夷一词来自上孙家寨汉晋简牍：“诸塞外蛮夷为外臣。”（简338）这些自治的塞外蛮夷，之所以能被当时政治律令和传世史籍关注，正由于他们是汉朝中央朝廷的“外臣”。称其为“外”，是为了与“内”相对。例如，司马相如奉旨出使邛、筰、冉、駹等西南蜀地，当地人“皆请为内臣”。武帝时任敞建议，对匈奴采取“使为外臣，朝请于边”的政策。实际上匈奴、南越、乌孙、朝鲜等地，采取的都是“外臣”模式。
外臣与内臣之间有根本区别。其一，作为内臣的蛮夷要“受吏”，即接受中央派遣的官吏：“邛笮之君请为内臣受吏。”《功令》记载：“月氏道大抵蛮夷，不习吏事。请令旁县道给令史、吏，能自给止。”（简87）即从相邻的县道抽调官吏，到不懂法令、不明吏事的月氏蛮夷中任职，完全印证了司马迁的说法。其二，开关市。南越国请求“内比诸侯”的一项重要措施，就是“除边关”，西南诸夷也同于此。其三，上报土地、山川、官吏、户数、道里等资料。“自宣、元后，单于称藩臣，西域服从，其土地山川王侯户数道里远近翔实矣”，这些统计信息与郡县上计时的内容差不多。其四，通过朝见皇帝，确认对中央朝廷的认同。南越国内附汉朝的标志是“三岁一朝”，其王婴齐“惧入见”。朝鲜王卫满愿归为“外臣”，其重要条件也是“入见天子”，后传至其孙便不再“入见”了。
外臣又称“外蛮夷”。例如胡家草场《蛮夷律》称，“外蛮夷”可以前来“归义”（简1272）。“归义蛮夷”是文献中的固有用语，《汉书》说，典客“掌诸归义蛮夷”。前来归义的蛮夷，首先就会变成由道管理的“葆塞蛮夷”；而塞外蛮夷与之不同，他们则是汉王室的“藩国”。匈奴称“北藩”，南越称“南藩”。这大约相当于礼书中“内诸侯，禄也；外诸侯，嗣也”的统治模式。
学者们已注意到，所谓华夏化的过程就是“外服”蛮夷逐渐向“内服”转化的过程，这也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立过程。当“塞外蛮夷”内属或内附为郡县蛮夷后，更加偏远的塞外蛮夷便又开始新的内属或内附。例如《西域传》谓，宣、元之后，“单于称藩臣，西域服从”。反映在《朝律》的位次空间上，就是由未央宫殿门外转移到殿门内的过程。随着《朝律》颁布到无远弗届的基层，它传递给“夷狄”的信息是，他们都可从中看到各自朝会的位次。诸王四夷自然会通过努力，“内附”成为汉臣，从而实现上述空间移动。汉甘露三年（前51年）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愿意前来朝贡，大臣们都认为应当让他位居诸侯王之下，但宣帝诏令“以客礼待之，位在诸侯王上”，正是要通过朝礼位次变动来吸引更多的边夷“内附”。在这场超级待遇的展演中，“蛮夷君长王侯迎者数万人”，观者如堵，果然起到“匈奴遂定”的示范效应。
《朝律》中为什么没有“介”？按照礼书设计，国君来访，宾主之间要行“交摈”之礼。主人有九摈，宾客有九介。宾主之间不直接言说，而是通过九摈、九介层层传达，这个场面叫作“交摈”。其过程要往复三次，称为“三辞”（传达外交语言）。“交摈”和“传辞”，加上“车逆”（乘车出迎）和“拜辱”（拜宾屈辱来访），是尊重宾客的表现。有“九摈”必有“九介”，然而通观《朝律》简文，无一处提到“介”。《礼记·礼器》说：“天子无介。”郑注和孔疏都说，因为“天子无客礼”，他以天下为家，只有巡行四方，而不可能成为他国之宾，所以“无介”。《朝律》的设计正是这种模式。换言之，在汉代的对外关系设计中，没有对等的交互关系，只有上下君臣关系，前来参加朝会的蛮夷都被纳入王朝体系之中。
中国古代的“天下”模式，分别见于《尚书·酒诰》《逸周书·王会》《逸周书·明堂》《国语·周语上》《周礼·夏官·职方》《礼记·明堂位》《礼记·王制》《汉书·地理志》等文献。它们大同小异，都是中国居中、四夷内附的基本格局。秦朝和西汉初年，儒学尚未成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但是先秦以来形成的天下观念，几乎成为普遍共识，华夏、诸侯和蛮夷都认同这种“先京师而后诸夏，先诸夏而后夷狄”的天下模式。汉朝自认为继承了“圣王之制”，于是也继承了此种统治方略，并为后来的羁縻统治和朝贡体系树立先声。
在《朝律》中，奉常、典客和大行三种礼官并列存在，但其职掌各有分殊。其一，奉常。《朝律》中凡17见，职掌宗庙礼仪等国家政典，皇帝的“制曰”都由他传达，整场朝会盛典由他主导。其二，典客。《朝律》中凡26见，简文称“典客选诸侯及蛮夷”（简373），说明他主要负责诸侯和蛮夷事务，这印证了《汉书·百官公卿表》中典客掌“归义蛮夷”的职能。简文中多次提到典客的作用就是胪传圣旨，类似于宾礼中的上摈。当诸侯王、蛮夷前来朝贺献礼时，由典客向上呈报，皇帝同意之旨则由奉常颁布，然后典客受旨，再向下胪传。其三，大行。《朝律》中凡14见，“大行”之名是汉景帝中元六年（前144）才由秦朝和汉初的“典客”更名而来。为什么“典客”与“大行”同时出现在《朝律》简文中？《百官公卿表》中，典客的属官中有“行人”，颇疑简文中的“大行”就是文献中的“行人”，黎虎、孙梓辛等学者也有类似看法。在《朝律》中，大行负责赞导和陪同行礼，其服务对象有诸侯王使者、列侯使者、将军、故吏二千石等，明晰其职能还有待更多简牍的公布。总之，奉常代表皇帝负责国家政典，大行传达皇帝关于内臣的诏令，典客传达皇帝关于外臣四夷的诏令。这场朝会礼仪展现了汉初视治国同于治天下的宏大愿景。
结语
上文以张家山、胡家草场等汉墓所出《朝律》为基础，结合其他材料，讨论了汉初朝会礼典的仪式、内涵、沿革，及其与汉初政局的关系，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从《朝律》律文可知，君臣朝会的空间位次和行礼顺序，反映了汉初的政治格局。朝会时分为殿堂上、殿门内（殿廷）、殿门外（廷中）三个空间，皇帝位于堂上，距离皇帝越近，越受信重。站在殿门内的是郡县制下的文武百官，也包括汉朝廷派往诸侯国的中央官员；站在殿门外的是诸侯王和蛮夷。前者属于“汉”，后者则是“非汉”和藩臣，他们依次向皇帝行礼献币。当时的天下格局是：中央＞郡县（汉郡县＞其他郡县＞道）＞诸侯王＞蛮夷。而未央宫朝会时，根据君臣关系的重要性，其位次是：皇帝＞皇帝近臣＞武将系统＞文官系统＞诸侯王＞彻侯＞诸侯王使者＞彻侯使者＞蛮夷来朝者。二者可以对应。
第二，汉初朝会仪式既包含着大量的“古礼”，也包含着大量的“秦仪”，是对东方六国文化和关中故秦文化的双重继承。《朝律》中的“升成拜”“反走”“列九宾”“趋”礼等具体仪式，都见于儒家礼学文献。《朝律》吸收并扩展了先秦的君臣之礼，将其上升为宫廷政治的律令。汉仪实现了重要革新，呈现出大一统王朝的新气象。这种礼制设计旨在强化汉初政权的连续性和合法性，反映了当时政治上的内外、文武、华夷之别。
第三，《朝律》反映出秦汉时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的天下模式。秦汉时期的天下模式中，不再有国与国之间的对等交互关系。“朝觐之礼，所以明君臣之义也”。天子视天下所有人为臣民，取消了周礼中的“三不臣”“五暂不臣”和“诸侯不纯臣”。诸侯成为“藩臣”，而不再是“不纯臣”；“夷狄”成为“来朝者”，而不再是“不臣”。他们不再享有先秦礼制中的礼遇，而与文武百官一样，成为中央集权政治体系中的一环。汉代律令多次言及“如仪”，其实，它既如周仪，又如秦仪。此种制度设计开创了后代羁縻政策和朝贡体系之先河。
第四，《朝律》具有向全国基层宣示汉朝权威、展演汉礼源流、加强民族认同等实际的文化功能，所以《朝律》这样涉及朝廷高级政务的律典才会广布到各地基层衙署。而丧家为了显示丧礼的盛大（“荣其多”“荣其尊”），便将它作为随葬文书埋入墓中，为今天复原汉初朝会礼仪提供了全新史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