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高度重视心理健康教育，各级政府和学校积极探索和实践，在健康教育、监测预警、咨询服务、干预处置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工作成效。然而，当前的心理健康教育所面临的现实困境、理念困境、体系困境和实践困境，是社会文化、科技革命、育人机制和教育体系等多重因素造成的。深化新时代心理健康教育需要坚持全面发展和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构建家校社一体化的心理健康教育生态，加强心理健康服务的精准化与智慧化转型。
关键词：心理健康; 心理健康教育; 心理育人
本文发表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6年第7期 #基础教育 栏目
近年来，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已经成为党和国家关心、人民群众关切、社会广泛关注的重大议题。2023年4月，教育部等十七部门印发了《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2023—2025年）》，对新时代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标志着加强学生心理健康工作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切实纾解学生心理健康问题，进一步提高心理健康教育的育人效能，需要在客观审视当前心理健康教育现状的基础之上，凝聚基本共识，加强顶层设计，形成针对性的举措。
一、新时代心理健康教育的多重困境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高度重视心理健康教育，各级政府和学校积极探索和实践，取得了一定的工作成效。然而，学生心理健康问题依然呈现上升趋势，厌学、焦虑和抑郁等现象普遍存在。心理健康教育仍面临多重困境，有诸多难点亟待破解。
（一）现实之困：政策迭出，效果不彰
新时代我国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心理健康教育体系。
第一阶段是法律保障与规范化阶段（2012—2015年）。这一阶段通过立法奠定了心理健康教育的法理基础，同时由教育部主导，全面推进专业化、规范化的心理健康教育。2012年10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首次在法律层面确立对学生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必要性，为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开展奠定了法理基础与制度保障（董妍，俞国良，2024）。在此基础上，2012年12月教育部印发《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2012年修订）》，确立了心理健康教育的总目标，为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开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政策保证。2014年，教育部印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加强中小学德育工作的意见》，将心理健康教育定位为德育工作的重要抓手和有机组成部分。
第二阶段是多部门协同与系统化阶段（2016—2020年）。这一阶段，学生心理问题的复杂性日益凸显，这一工作也从单一的教育系统主管延伸到多部门协同。2016年国务院印发《“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将加强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建设和规范化管理纳入了国家公共卫生、国民健康的发展战略中，提出要加强重点人群的早期发现与及时干预。2017年原国家卫生计生委、教育部等22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心理健康服务的指导意见》，标志着跨部门协同机制正式形成，明确提出加强心理健康服务、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心理健康教育场域从校园内走向社会。
第三阶段是国家战略与深化发展阶段（2021年至今）。进入“十四五”时期，学生心理健康工作被提升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政策导向更趋战略性、系统性和前瞻性。2021年3月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将“加强儿童心理健康教育和服务”纳入国家远景规划，使学生心理健康工作的国家战略地位更加凸显。2021年7月教育部办公厅专门印发《关于加强学生心理健康管理工作的通知》，对学生心理健康管理工作提出了更具体的工作要求。2023年4月，教育部等十七部门联合启动《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2023—2025年）》，标志着加强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上升为国家战略。
进入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在国家战略布局中的地位日益凸显，政策供给与实践探索力度空前。然而，宏观层面的高度重视与微观层面的严峻现实形成了鲜明对比，工作成效滞后于预期目标，学生群体的心理健康状况不容乐观（吕小康，2023）。《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21～2022）》的调查结果显示，我国青少年群体的抑郁风险检出率高达14.8%（傅小兰，张侃，2023）。一项跨越十年的元分析结果显示，2010至2020年间，我国大中小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总体检出率不仅高达18.9%，更值得警惕的是，焦虑、抑郁及自杀未遂这三类核心心理健康问题的发生率呈现出显著的升高态势（俞国良，黄潇潇，2023）。以上研究数据表明，我国学生心理健康状况不容乐观，而且存在持续恶化的趋势，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前心理健康教育存在短板，迫切需要进行审慎反思和路径深化。
（二）理念之困：重问题防治，轻积极发展
我国心理健康教育陷入理念困境的深层原因在于，其教育性与发展性功能在实践中被遮蔽，异化为一种以风险管控为首要目标的反应性干预体系。这种模式将心理健康教育窄化为对心理问题的识别与干预，进而形成了以“筛查—预警—干预”为主线的工作模式。究其根源，目前心理健康教育深受“问题视角”主导，致使工作重心偏向于对少数已出现心理问题的学生进行识别、干预和危机处理。不少师生存在一种普遍的认知偏差，认为心理健康教育就是解决心理问题的工具，心理健康教育的对象就是存在心理问题的学生。由此可见，当前心理健康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其育人本义，其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育人功能未能得到有效彰显。
“问题导向”在教育实践中最突出的表现是将心理筛查工具化，并以此建构起学生心理健康状态评价指标。标准化的量表工具作为一种测量技术，其内在设定必然要求将学生丰富、动态、情境化的内心世界，压缩为静态的、可量化的风险指数。筛查结果的工具化应用极易形成标签效应，并固化对心理问题的污名化认知。学校依据筛查结果建立心理健康档案，并对所谓的高危群体进行识别与分级管理，在学生群体中划定了身份界限，使被识别出的学生不仅可能承受来自同伴的排斥与误解，更可能产生自我怀疑与消极的心理认同。这种分级管理模式，非但无助于消解大众对心理问题的病耻感，反而可能通过制造差异，强化了师生及家长对心理健康教育的误解乃至抵触情绪。
在教育实践中，学校将“零事故”作为衡量心理健康教育成效的主要指标，这直接导致教育工作者的注意力过度集中于如何防止极端事件发生。在这种绩效导向下，很多学校将风险评估、安全稳定置于首位，形成了以防危机、保平安为核心内容的工作体系，如建立24小时心理热线、制定危机干预预案、组建应急工作小组等。尽管这些举措确有必要，但过度强调危机防控的工作导向，使心理健康教育沦为了校园安全管理的附庸。其结果是，正常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被异化为安全隐患排查，心理健康教师的主要精力被束缚在危机预警与应急处理上，难以开展真正促进学生心理发展的教育活动。
这种偏重问题防治的心理健康教育模式背后，是当前心理健康教育对全体学生心理发展的系统性忽略。心理健康应该是一个连续谱系，不应仅是“有病”或“没病”的二元划分。心理健康教育应该和身体健康教育一样，面向全体学生开展。但在教育实践中，学校将有限的资源投向少数有心理问题学生的危机干预，面向全体学生的发展性教育被边缘化，就连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也往往成了形式化的知识讲授，难以促进学生内在的成长需求。调查发现，虽然某心理健康教育强省有93.21%的中小学开设了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但只有67.29%的学校能达到地方要求的标准课时（庞红卫，2023）。
（三）体系之困：重学校教育，轻系统治理
心理健康教育本质上是一项多主体协同、功能互补的系统工作。但在实践中，工作模式却变成了学校的单向责任，形成了一种以学校为中心的教育模式。权责结构的失衡不仅极大削弱了家校社协同的潜在效能，更使学校因陷入功能超载的困局，进而构成了心理健康教育的结构性挑战。
学校是教育教学的主要场所，被默认为承担心理健康教育的主体责任者。然而，学校作为一个功能有限的组织，在资源配置、专业支持和系统联动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当心理健康教育需要改善家庭教养方式，或改变社会负面舆情时，学校实际拥有的行政权力远不足以支撑这些现实要求。权责失衡会导致学校心理健康教育陷入运行困难，即便学校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也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家庭和社会环境的负面影响。
良好的心理健康教育生态应可以实现微系统间的动态平衡与良性互动，应当具有明确的协同机制、清晰的权责边界和全面的资源共享体系。而在目前的协同实践中，家校互动更多关注学生学习成绩、学习纪律等方面的议题，很少能探讨家庭教养方式、情感沟通模式等心理健康教育的话题。家庭教育会直接影响心理健康教育的效果，但学校很难有手段与途径改善这种状况。与此同时，学校与社区的合作多表现成心理健康活动或讲座的形式，难以真正形成协同教育机制，无法在真正意义上的建立心理健康教育共同体。当各子系统囿于自身的组织惯性时，心理健康教育协同育人往往就成为了象征性政策执行，而非实质性的心理健康教育生态。
从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来看，尽管已有部分地区试点建设社区心理服务站，但从总体来看，普惠性、低门槛的心理健康服务资源仍然极度短缺，且存在着城乡和区域间心理资源严重失衡的问题。同时，政府各部门权责分工混乱，政策执行和落实成效差异显著，如杭州市拱墅区、河南西平县等地区由政法委负责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而北京通州区则由社会工作委员会牵头（伍麟，刘天元，2019）。此外，社会组织发展缓慢，专业心理服务类机构无论是在数量规模上，还是在专业能力上都存在较大的短板，难以形成对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补充。更为重要的是，当前社会文化依然普遍存在着心理问题污名化现象，使得大量的心理健康需求被抑制，已有的服务资源也难以精准推送到目标人群。
心理健康教育的系统性决定了各育人主体应形成功能互补的生态场，而当下单向的责任转嫁机制，从根本上将学校教育转变为心理健康问题的责任主体。当因家庭教育功能弱化、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缺位时，学校被迫承载着社会的过度诉求，这种结构性矛盾违背了心理健康教育的基本规律。
（四）实践之困：重形式数量，轻过程实效
尽管在政策推动下，各级学校在形式上投入了大量资源和精力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学校的资源配置、制度建设与活动部署等外显性指标日趋完备，但在培育学生积极心理品质方面的实际效用却并未同步提升。心理健康教育的重心在行政化考核的导向下，易于从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核心目标，悄然滑向完成任务指标的程序性操作，从而导致实践投入与育人实效之间产生了显著背离，陷入了重形式而轻实效的普遍困境。
心理健康教育实践成效不佳，表现在教育内容供给与学生实际需要的错位。许多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内容滞后于时代发展，呈现出一定的僵化特征。所授知识多为心理学理论，忽略了与学生现实生活的联系，对学生面临的学习压力、人际问题、生涯发展难题等难以提供有效引导，理论知识无法转化为学生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同时，心理健康教育教材建设也存在不足，虽然理论框架较为完备，但在针对不同成长阶段学生的实际发展需求、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执行方案等诸多方面还远远不够。大部分教材仍停留在空洞的知识性教育内容层面，缺乏贴近学生实际的体验性活动和技能性训练，从而影响心理健康教育的实效（王卫权，2022）。
此外，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在组织实施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形式主义倾向。部分学校开展心理健康主题教育活动时，将重心放在了活动的规模大小上，倾向于组织举办大型的和影响力大的心理活动，并热衷追求媒体报道和宣传效果，希望展示心理健康教育的内容，却忽略了活动的实际质量和对学生心理素质的提升效果。例如，湖南省有4193所中小学开展了心理健康教育活动，主要形式是心理讲座，占比高达70.31%（王瑞瑶，等，2021）。活动策划和组织中的同质化现象普遍存在，不能顾及不同学生心理发展的个体差异。这样的活动组织导致了心理健康教育活动流于表面形式，难以帮助学生提升心理健康素养，造成了教育资源的浪费。
最后，学校的心理咨询服务也存在结构性失衡的问题。一些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只关注场地和设备等硬件条件的达标，却不重视心理咨询师队伍的素质提升和持续成长。专职心理教师人才紧缺，不能满足学生心理咨询的现实需要。现有师资队伍的专业成长支持体系亟待完善，常态化的专业督导、继续教育、案例研讨等机制缺失，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心理咨询的质量和效果。此外，心理咨询工作的功能重心被过度窄化为心理危机干预，而发展性的心理咨询被边缘化。部分学校的管理者将心理健康教育视同心理危机预防和干预工作，将不在校园内出现心理危机事件作为评价工作效果的主要标准。这种评价导向使得心理健康教育队伍沦为心理危机防控的“救火队员”，教育重心偏向心理危机防控工作而非发展性教育（章少哨，2020）。
二、新时代心理健康教育的困境归因
新时代心理健康教育所遭遇的现实困境，并非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多种因素综合导致的系统性问题。因此，对这些原因进行系统性分析和梳理，是超越心理健康教育现实困顿的必要前提。
（一）社会文化根源：对“成功”单一定义带来的教育内卷
新时代心理健康教育实践所面临的深层困顿，其根源在于中华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历史惯性与社会快速转型所催生出的教育内卷的双重冲击。二者相互交织，共同形成了现有不利于学生心理健康发展的社会环境，致使心理健康教育在实践中出现功能异化。
以科举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将“学而优则仕”确立为社会流动的根本法则，形成了以学业成功为社会活动最高价值的文化基因。虽然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然而，科举思想依旧沉积到当代，形成了长期的社会影响，并以“文凭”形式成为现代中国社会普遍流行的价值取向和认知模式。在这种传统观念下，教育的终极目标被简化为学业成功和社会阶层跃升。教育本应具备的丰富内涵被严重压缩，学生只有考得好、学得好，能够找到好工作，才能算是普遍意义上的成功。在此背景下，学生接受教育被局限于学业学习，学业学习还进一步被简化为对分数、排名和升学率的追求。在很大程度而言，这就决定了心理健康教育难以作为独立的发展性教育存在，只能作为学业竞争的依附性工具。
心理健康教育的重心在某种程度上不再是培育学生健全的人格，而是为了保障其学业目标的顺利达成。在实践中，心理健康服务被窄化为处理与学业直接相关的心理问题。例如，考前焦虑疏导旨在消除影响考试发挥的负面情绪，学习动力激发意在提升学生的考试动机，抗挫折训练则多半是为了让学生能更快地从成绩下滑中恢复。这些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固然有其必要性，但当它们成为心理健康教育的核心时，便意味着更根本、更关乎学生成长的主题，如自我意识的探索、生命意义的追寻、人际关系的构建等，被系统性地边缘化。最终，心理健康教育从一场关乎“如何成为一个完整的人”的深刻探索，降格为一套“如何赢得学业竞争”的技术辅助。
优质教育资源的有限性，使考试不可避免地成为学生竞争的主要手段。正是在此背景下，教育内卷作为一种非理性的过度竞争形态应运而生，系统性地形成了高压的学习生活环境，以考试成绩为核心的评价方式，长期影响着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在“一考定终身”的背景下，学生的未来被简化为一次高度不确定的考试结果，他们被迫将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考试的准备中，身心长期处在一种慢性焦虑的状态中。所以，当前学生心理问题的频发并不意味着当代学生个体的意志薄弱，而是学生在内卷化的教育生态中，经过环境持续塑造后的一种结构性的心理症候。
（二）科技革命助推：人工智能、大模型的爆发式发展对个体心理适应的系统性挑战
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以人工智能和大模型为代表，正在重构社会形态和人类生存方式。与过往的技术革命更多地冲击人类体力劳动不同，本次信息技术革命冲击的是知识生产、逻辑推理、情感交互等以往被认为是人类专属的心智领域，更可能对学生的心理健康产生多维度、深层次的冲击。
人工智能技术改变了个体的知识获取模式，使得学习的内涵和外延都在发生改变。一方面，智能化的教育工具提升了学生的学习效率，但也让学生对人工智能产生了过度依赖，削弱了他们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创造力。当大语言模型能够即时生成各种问题解答时，学生面临的挑战不再是知识如何获取，而是在人工智能技术下如何保持自主思维能力。另一方面，算法推荐系统将学生禁锢在信息茧房之中，不仅带来了认知视野的固化，更会影响价值观的发展，使青少年的思维模式趋向同质性和表面化，深度思考能力与批判性思维能力逐渐弱化。
人工智能技术推动了人机交互模式的普及，正在重塑着青少年的情感世界和社交方式。智能语音助手的情感化设计、聊天机器人的应用等，都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青少年对情感关系的认知。人机交互系统提供的情感关怀和心理安慰，满足了学生被关注的基本心理需要，但这种可预测的简单人际交互模式也削弱了现实人际关系中的复杂性、矛盾性和成长性。虚拟关系将替代现实关系作为一种解决现实生活中的社交焦虑和回避性应对模式，容易导致青少年减少在现实情境中的人际交往机会，使其社会适应能力产生钝化甚至发展停滞。
在人工智能技术驱动的社会环境快速变革的过程中，传统的心理健康教育已难以应对不断涌现的新心理现象。因此，心理健康教育需要将数字心理健康作为培养目标，帮助学生理解人工智能技术对心理健康发展的形塑作用。随着教育目标的转变，也必然要求心理健康教育的方法作出相应调整，要能实现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育模式。因而，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自身也面临着角色转变的挑战，需要在保持人文关怀的同时，掌握必要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能力，在人与技术的协同中找到新的平衡点。
（三）心理健康教育症结：多主体权责边界与协同育人机制的错位
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推进，亟待构建多主体协同的教育生态系统。家庭是情感基石，学校是发展主阵地，社会作为支持性环境，各育人主体相互紧密配合有效促进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然而，在教育实践中，各教育主体虽在形式上在场，但在实质性的互动上则极其有限，整个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系统表现出协同育人的低效。
在缺乏明确权责界定的背景下，学校由于其学生日常管理的功能，成为心理教育责任的主要承担者。家庭教育功能弱化、社会支持系统缺位、专业医疗资源迟滞等系统性问题，最终导致学生心理问题以各种日常行为表现异常的形式出现在学校场域。学校被迫在专业能力与法定权限不足的情况下，承担家庭系统干预、精神症状初步筛查、心理危机事件处置等超越教育范畴的职能。由此，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成为了学校教育管理问题，学校的干预因超越其专业权限而成效欠佳，致使整个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并不理想（李焰，等，2022）。
当前各主体间的联动更多的是基于心理危机干预的事件式合作，而非心理健康发展的教育式合作。只有在学生的心理问题明显甚至是出现危机的情况下，家校社之间的沟通才被临时激活。这种应急式的联动模式表明，家校社之间合作的目标还停留在对学生的心理问题的解决上，缺少对学生心理健康发展的长期规划。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情况下的合作并不是双向的协商沟通，而是单向的信息传递。例如，学校向家庭通报学生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或建议家长带学生去医院诊断治疗，但各方在育人理念、干预策略和支持方法上并未形成真正的共识，使得学生的心理问题不能妥善解决。
新时代心理健康教育的深化，早已无法仅靠单一主体的努力就能完善，必须从顶层设计出发，超越单纯罗列学校责任的简单思维，着力于构建主体权责明确、流程通畅、主体之间合作的协同治理新机制。而关键就在于从制度上明确各主体的责任和义务，厘清边界，建立跨部门联动的工作模式，以制度化的方式保障信息互通、资源共享与行动协同，从而建立起各司其职、优势互补、责任共担的心理健康教育生态系统，推动心理健康教育高质量发展。
（四）教育供给失衡：标准化工作模式与个性化心理需求的矛盾
心理健康教育政策不断完善，资源投入持续加大，教育活动的形式也日趋多样，但心理健康教育效果不尽如人意。当前，占据主导地位的标准化教育供给模式，其内在的普适性与同质化追求，与作为教育对象的学生心理的个性化与复杂性特质，形成了明显的矛盾。心理健康教育极易陷入一种标准化的工作模式，其形式上的完备性往往掩盖了过程实效性的缺失。
目前心理健康教育为了扩大覆盖面与落实规范性，往往依赖于统一的课程内容、普适性的心理测评量表、标准化的主题活动方案，却忽视了学生的个体性差异，将复杂的学生个体简化为一个可通过统一程序进行教育的对象（张慧，2023）。而事实上，由于学生在家庭背景、成长经历、生活环境等多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使得他们形成了独一无二的人格。例如，对于标准化的课程内容，即便任课老师进行了精心准备，也常常因无法有效契合学生的个体经验与内在需求，而显得效果不佳。教育供给的标准化与学生的需求多样化之间存在着的矛盾，使得投入的教育资源未必能被学生完全吸收，进而导致教育目标与实践效果的严重背离。
此外，在行政考核的压力下，心理健康教育的过程被不断简化为明确的可量化指标，比如学生心理档案的建档情况、心理健康课程的授课率、心理咨询服务的次数、大型活动的举办次数等。在行政主导的工作模式下，心理健康教育的重心从育人过程向业绩达标转变，迫使学校投入大量资源满足外部评估的指标性要求。与此相对，体现人文关怀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因其过程的非标准化与结果的难量化，在评价体系上被置于次要位置，导致其在实践过程中的比重被压缩。心理健康教育被工作任务所主导，本来蕴含的人文价值被边缘化，教育实践也退化为去人性化的执行过程，既剥离了其情感价值的元素，又削弱了其原有心理支持、价值引导个体发展的功能，最终沦为一个形式化的工具。
由此可见，心理健康教育实践困境的深层根源在于当前教育治理体系中普遍存在的系统性冲突，教育管理对标准化程序的路径依赖与学生心理发展内在的个性化特质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矛盾。这种对立一方面使心理育人脱离了学生的切实心理诉求，另一方面也导致其背离了教育目标。如果不对心理健康教育进行结构性改革，重构其与学生需求的动态适配关系，教育成效将始终受制于这一根本性矛盾的掣肘，难以摆脱无效供给的困局。
三、新时代心理健康教育的深化路径
新时代心理健康教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面临着诸多困境。进一步深化新时代心理健康教育，需要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全面发展和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构建家校社一体化的心理健康教育生态体系，深化心理健康服务的精准化与智慧化转型，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奠定坚实的心理基础。
（一）价值引领：坚持全面发展和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
新时期心理健康教育亟需实现从问题导向转向发展导向的范式转型。目前的心理健康教育过于关注对心理问题的筛查和干预，却忽视了心理健康教育更为本质的育人功能。这种理念的偏差，使得我国心理健康教育一直都处于被动处理心理问题的阶段，不能充分发挥其在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作用。重塑心理健康教育价值，应从教育本质出发，通过系统化的课程设置和活动组织，真正提升育人效能，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一要关注成长，从以问题为中心转向积极的发展性教育。心理健康教育不仅要关注有心理问题的学生，更要将教育的视野扩展到全体学生，提升所有学生的心理健康素养，培养其应对学习生活压力和挑战的能力。心理健康教育不能仅停留于解决心理问题的层面，必须成为促进全体学生全面发展的平台，更加侧重引导学生正确认识自己和利用自己的优势，如创造力、兴趣、勇气、智慧等积极品质，激发学生内生动力，促进他们在认知、情感和行为等多个层面的全面发展（姜小军，孙建波，2024）。
二要坚持教育为先，避免简单应用临床心理学干预模式。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是一个复杂渐进的过程，涉及个体在成长过程中的诸多因素，包括学业压力、人际关系、自我认知、家庭环境等。多因素相互作用导致学生从最初的情绪波动慢慢发展为比较严重的情绪困扰，出现焦虑、抑郁、孤独等心理困扰，但并非真患有心理疾病，也无需接受药物治疗。对一般的情绪问题如果直接使用临床心理学模式，则会造成学生心理问题“泛疾病化”，过度治疗会造成学生不自觉地贴上心理标签，降低自我评价，对未来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三要坚持“健康第一”理念，推动教育改革攻坚克难。将学生心理健康水平和综合素质发展纳入教育评价的核心维度，建立多维度的教育质量评估体系。如要加快破除唯分数、唯升学率评价的顽瘴痼疾，让学生的健康成长成为教育的根本要义。要通过督导评估等手段将唯分数、唯升学率评价作为红线，加强学生健康发展相关的评估，引导政府、学校和教师树立科学的政绩观、质量观和育人观。此外，还要加强考试管理，适当优化课程教材容量和难度，减轻学生学习压力。考试过多，课程太难，这往往是学生厌学、焦虑的重要原因之一。要提高考试质量，减少考试次数，杜绝以排名为核心的统考统测，切实将学生从考试的压力中解放出来。同时，要适当减少课程内容和难度，少学不学偏、难、怪、杂的内容，让学生有更多的时间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求开展学习。
（二）体系重构：构建家校社一体化的心理健康教育生态
随着社会变革的加速，传统的心理健康教育模式已难以适应学生多元化、个性化的发展需求。构建家校社一体化的心理健康教育生态体系，成为推进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突破口。教育理念的推广与内化是多主体协同的基础前提，部门联动的制度设计是实现资源整合的关键环节，专业支撑体系的构建则是提升服务效能的根本保障。三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家校社一体化心理健康教育生态的建设路径。
一是教育理念推广巩固夯实。心理健康教育理念的培育，不能仅在学校内部进行，更应当深入到家庭和社会，共同营造关注学生心理健康的环境。转变家长的教育观念，把健康放在教育的首位，通过家长学校、家庭教育讲座等形式，教育家长要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以及如何与孩子进行沟通交流、如何为孩子营造一个充满心理支持的家庭环境。政府、教育部门、卫生医疗机构、媒体等要加强沟通合作，形成形式多样的宣传渠道。同时，加强心理健康教育知识宣传普及，将“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塑造出全社会关注心理健康的良好氛围（童天朗，2021）。
二是加强多部门的联动形成合力。心理健康教育不能仅靠教育部门的努力，其他部门也要予以积极支持配合（俞国良，陈雨濛，2022）。通过强化部门之间的联动，有效实现“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的落地。卫生部门对学校心理健康服务工作予以专业支持，从专业角度帮助学生积极应对心理问题；宣传部门可以通过电视、广播、网络等途径大力普及心理健康知识，营造重视心理健康教育的社会氛围；公安部门可以通过进行法制教育，协助学校做好校园管理，预防和减少校园暴力事件发生。通过跨部门的联动机制，可以有效构建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心理健康教育网络（陈南菲，2023）。
三要强化专业支撑体系的协同建设。心理健康教育生态系统的有效运行，关键在于构建一个立体化、网络化的专业支撑体系。明确高校、研究院所、精神卫生机构等各类专业力量的社会心理服务角色，为心理健康教育一线实践工作提供专业支撑，通过专业督导、案例研讨、业务培训等机制建设，为学校心理健康教师提供持续的专业发展支持，促进其提高专业知识水平，提升其专业实践能力，推动心理健康教育队伍专业化发展（蒋佩，王卫华，2024）。同时发挥好社会组织在心理健康服务体系中的补充作用，支持专业心理咨询机构、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等第三方组织参与心理健康教育。这些社会组织可以在社区、家庭层面发挥其社会心理服务作用，有效弥补现有心理健康教育体系的功能缺失，从而全面提升心理健康教育的覆盖范围。
（三）实践创新：加强心理健康服务的精准化与智慧化转型
新时代心理健康教育需要不断创新实践方法，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满足学生的个性化心理需求，探索多元化的心理健康评估手段，建立起立体化、动态化的心理健康评价框架，从而更全面、精准地把握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
一要转方式，整合多种心理健康评估手段。除常用的自陈式量表评估外，还应当综合使用深度访谈、行为观察、作品分析等多种方法提升心理健康测评的信度和效度，从而更加全面地了解学生心理健康状况（马建青，田菂，2023）。访谈提供的是主观的深度体验，通过与学生面对面的直接交流，心理健康教师能够了解学生内心的感受和思维方式，从而获得他们的认知、情绪、人际关系以及自我意识等方面的信息。行为观察获得的是客观的行为表现，教师可以对学生行为表现进行观察记录，包括情绪表达、事件应对策略、人际关系处理等，从而了解他们在实际学习生活中的行为特征。此外，还可以通过分析学生的作品，如绘画、写作、音乐等，了解学生的内心世界以及他们的心理冲突，揭示其潜在的心理问题。综合运用心理健康评估方法，能够提高心理健康评估的准确性和全面性。
二要增效能，运用人工智能辅助心理问题的识别和干预。推动人工智能与心理健康教育的深度融合，不仅能够提高评估的准确率，也为数字化干预心理问题提供了可能（王艳艳，2025）。人工智能技术特别是大语言模型，能高效处理和分析海量非结构化数据，如日记、作业、在线讨论、学习记录等。具体而言，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可以通过学生的写作内容来分析他们使用消极情感词汇的频率，或者识别语句中的紧张和焦虑等情感语境。又如，基于大语言模型构建的心理咨询聊天机器人，能对学生提供情绪疏导与干预，可以有效帮助学生在日常情境中的自我调适。
三要调策略，建立心理健康动态监测机制。心理健康是动态变化的过程，受个体生理、心理、社会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因此单次测评难以把握其复杂变化。通过定期重复测评，能够动态地追踪学生的心理状态变化，早期发现心理问题并及时干预（游旭群，2022）。监测频率既可以根据学生年龄特点和心理发展水平设定，更要强化入学季、考试季、毕业季等重要阶段的监测。此外，要淡化甄别鉴定作用，大范围的监测是为了更全面掌握学生心理健康状况，推动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开展，而不是定点定位个体心理问题，亦非为给学校工作评比排队。最后，要强化监测的改进取向，帮助政府和学校基于监测证据优化心理健康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