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窃，是古老而日常的犯罪行为，但在历史长河中，小偷的真实面目一直是模糊不清的。我们对于历史上的窃贼印象，往往来自通俗文化中塑造的“义贼”形象，例如在台湾有著名的廖添丁，在明代则有侠盗一枝梅。明末文人凌濛初在他的作品《二刻拍案惊奇》中，对“一枝梅”的行为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述。然而，从这些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这其实是一个拼凑出来的故事。根据我的考证，“一枝梅”在明代的历史中确实存在，并非虚构的小说人物。然而，真实的“一枝梅”其实是活跃在明代中叶湖南永州府一带的江湖大盗，当时的地方官员花了大量的精力才将他捉拿归案。尽管明清以来，许多笔记小说都曾提及小偷，但描述的多是像“一枝梅”这样的特殊案例。过去的历史学家之所以对小偷的形象和犯罪讨论不多，是因为史料缺乏。近年来随着史料的开发，清代许多州县的地方档案逐渐被史学界知晓和应用，巴县档案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不过笔者开始接触巴县档案，并利用之作为分析的历史材料，原来的主要目的并非研究窃盗犯罪的历史，而是想要探析清代的物质消费文化。这样的研究途径来自一次非常有趣的对谈。还记得多年前刚开始从事物质与消费文化研究的时候，我曾尝试在暨南国际大学历史所开设一门相关的课程。当时修课的学生中有一位博士生吴奇浩，他上课时非常认真，尤其是课表中所列的外文二手文献，他都非常认真地进行了阅读。之后他也决定将台湾史上的物质消费作为他博士阶段的主要研究领域，并且以台湾的服饰历史为博士论文主题。在一次讨论过程中，我们思考如何利用新的历史材料来分析物质消费。我举出了西方学者常利用遗产清册上的记录来分析物质消费，同时我认为通过清代的抄家档案与徽州的分家文书这类文献，也可以探讨社会上层与商人阶层的物质消费。吴奇浩别出心裁，他觉得清代台湾的淡新档案有窃盗案件中失物与赃物的清单，应该也可以将其作为分析的史料。我非常赞同，但是我问他数量多寡，他则不敢肯定。

日后吴奇浩完成了博士论文《洋风、和风、台湾风：多元杂糅的台湾汉人服装文化（1624—1945）》，我是他答辩的委员，这篇论文相当优异，部分内容已经发表在《新史学》与《台湾史研究》等重要期刊上。只可惜他英年早逝，作为老师的我也是万分感慨与遗憾。即使如此，奇浩已留下非常重要的学术遗产。除了他的博士论文与著作，其他论著很少有利用窃盗案件中失物与赃物清单的。而巴县档案是我较熟悉的州县档案史料，我很肯定这样的分析方式绝对可以应用在巴县档案上。研究的成果也发表在本书的第七章，该章中分析从乾隆到同治时期地方上物质消费的变化趋势，这就是我最初的研究动机。

在我灵光一闪，想到利用巴县档案中的失物与赃物清单来研究物质文化的同时，暨南国际大学刚好有一位硕士生王大纲在寻找研究题目。他在修习我的课程后，希望能得到我对他硕士论文的指导。于是，我与他达成了一个协议，我为他指定了研究题目，希望他能利用乾隆朝的巴县档案来深入探讨窃盗问题，并且每完成一章就交给我审阅。他花了将近两年的时间才将论文完成，每一章我都仔细审阅并修改了至少两次。最终，他完成的硕士论文的水准超乎我们的期待，这大概是我在指导学生过程中最奇妙的经历。因为我自己从硕士班到博士班都是在台湾大学求学，接触的学生也都是台湾大学的学生。许多老师都有同样的经验，指导台湾大学的学生可说是事半功倍，因为他们的学术基础和学术资质都非常出色，所以指导老师需要花的力气相对较少。然而，对于次一级学校的硕士生来说，如果想要完成高水准的论文，指导老师则需要花费更多的精力和时间。王大纲的论文虽然是我花最多精力指导的成果，但至今仍然是我指导过的学生中最让我满意的硕士论文之一，这篇论文给我带来了极大的成就感，我对他的努力和成果感到非常骄傲。

关于巴县档案的收藏，“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档案馆拥有乾隆、嘉庆两朝的珍贵微卷。这些宝贵的资料，都是本所的赖惠敏教授多年来不懈努力的成果，她曾经申请科学及技术委员会计划，并用经费购入这两套微卷，为后人留下了无价的学术财富。我原本计划探讨乾隆、嘉庆两朝的物质收藏与消费的变化，但发现本所的嘉庆朝巴县档案竟然缺少盗窃类的案卷，这让我不得不改弦易辙，变更我的研究方向。就在这时，我得知京都大学的夫马进教授利用日本的学术经费，购得了同治朝的巴县档案，并积极推动相关的研究。于是我通过日本的友人，与他取得联系，希望能够前往京都大学，借阅同治朝巴县档案盗窃类的微卷。

我准备好后，就去京都拜访夫马进教授。他是日本中国史学界享誉国际的知名学者，与他讨论中国史，无论在书房或料亭，都是一场知识盛宴。夫马进教授退休后，仍继续从事学术研究。每次见他，都能听到他最新发现的史料和关注的问题。他的研究成果总有令人惊艳的新见解和新观点，让我敬佩不已。例如他在没有全文资料库和检索工具的情况下，从数千件巴县档案中找出讼师何辉山的线索。更感人的是他慷慨地借我巴县档案窃盗类的微卷。这些微卷是他退休前用研究经费购买的，因版权问题，京都大学图书馆无法收藏。夫马进教授为了促进研究，对前来借阅的国内外学者都十分大方，这种精神令人敬佩。这本书能完成，多亏了夫马进教授。没有他，这本书是无法面世的。

我与日本京都大学的关系，实在是充满奇遇与缘分。我首次踏足的日本学术机构，就是京都大学的人文科学研究所。当时我还是初至近史所的助理研究员，感谢陈慈玉老师的热心介绍，让我有机会认识了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村上卫教授。此外台湾大学历史所的学弟廖述英与严雅美夫妇当时也在京都大学留学，他们提供给我许多宝贵的资讯。因此，我也有幸认识了夫马进老师的得意门生山崎岳教授，他也曾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担任助手。他们都是我学术路上的良师益友，也是我一生的挚友。他们的陪伴，让我在学术的道路上从未感到孤单。 2017年，村上卫教授邀请我到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访问三个月，能够在这所著名的学府访学，并在我认为全世界最美丽的城市短暂生活，是我毕生最大的荣幸。冬季与春季在京都欣赏雪景与樱花，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在京都大学的这三个月，也是我能够专心阅读巴县档案的绝佳时机。同时，我也有机会参加京都大学的学术活动，与我敬佩的岩井茂树、石川祯浩等教授讨论学术，感受这个著名学府的学术气氛。非常巧的是，原来在广岛任教的好友太田出教授也转到京都大学任职，我正巧带着他的大作《中国近世の罪と罚：犯罪·警察·监狱の社会史》与庆应大学山本英史老师的专书《赴任する知県：清代の地方行政官とその人间环境》，这两本书都是我非常喜欢的，从这两本书里我获益良多。

在这段时间里，我全心全意地投入巴县档案盗窃类的阅读中。然而，尽管我在这短短的三个月里读完了一年的分量，但这与我最初的计划和想象有着相当大的落差，我没有预料到同治朝的案卷数量竟然如此庞大，这让我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焦虑。尽管随着阅读经验的累积，我的阅读速度有所提升，但离研究计划的完成仍然遥遥无期。我开始逐渐转移研究目标，但同时也因为缺乏有效的研究方法而陷入停滞。这是一段充满挑战和探索的旅程，每一步都充满了未知和期待。

巴县档案是藏宝图，每一次翻阅都能发现新的惊喜。最初，我只是想从中探索清代的物质消费文化，但随着阅读的深入，我对窃盗犯罪的奥秘越发着迷。我发现，这些州县的司法案件不仅记录了物品的流动，还揭示了犯罪行为的种种动机和影响。于是，我决定转向犯罪历史的研究，这也与我个人的兴趣和经历有关。首先，我是美剧《犯罪现场调查》的忠实粉丝，多年来，我跟随着剧中的侦探们，一起解开一个又一个的谜团。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可以直接把电视剧的情节套用到历史研究上。我还需要学习一些犯罪学的基本知识，其中一本由汤姆·盖许（ Tom Gash）所撰的《被误解的犯罪学》（Criminal: The Truth about Why People Do Bad Things）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他揭露了许多关于犯罪动机的迷思，包括偷窃犯罪，这也让我开始用犯罪学的视角来看待历史上的犯罪案件。此外我还阅读了一些犯罪学的教科书，学习了一些分析犯罪的方法。我尝试着把犯罪学和历史学的方法结合起来，重构窃盗犯罪的历史。这样的方法让我发现了一些令人惊讶的事实，也颠覆了我们对犯罪史的一些刻板印象。

我回国后开始思考转向探索犯罪史这个课题。我的研究助理，也就是本书的共同作者吴景杰教授，当时是台湾大学历史所的博士生，他正为博士论文的选择与方向而苦恼。他已决定研究法律史，但尚未确定具体的主题。我便建议他尝试运用巴县档案来探讨窃盗的法律面向，他也欣然接受了这个挑战，并顺利完成了博士论文《法律、犯罪、社会：清代后期重庆窃盗案件的官员思考模式》。这篇论文以法律史为主，但也融合了法律社会史的视角。他获得博士学位后，在本所进行博士后研究，我们也因此有机会经常交流，讨论如何合作改写论文与撰写专书。他的博士论文是这本书的重要基石，他对这本书的贡献与我不相上下。他的努力与成果也受到学界的肯定，在本所博士后期满后，即受聘于淡江大学历史系。

这本书之所以能够完成，是因为科学及技术委员会学术专书写作计划所提供了很大的经费支持，计划编号为 109-2410-H-001-079，特别在此致上感谢之意。我还要感谢许多曾为本书提供宝贵意见的师友，除了上述名单，还有叶文心、王国斌、刘铮云、伍跃、赖惠敏、邱澎生、梅尔清（ Tobie Meyer-Fong）、林文凯、陆康（Luca Gabbiani）、梅凌寒（ Frédéric Constant）、孙慧敏、城地孝、Kim Hanbark、谢歆哲等。最后还要感谢我的超级助理陈重方，他当时是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的博士生，也是法律史学界的明日之星，已经发表几篇重要的论文，颇受学界期待。因为有他帮忙，让我在身兼行政职务的同时仍然游刃有余。

有次和家父谈起我正在进行的研究主题，他听了后很感兴趣。他还回忆起小时候看到老家的叔叔家，家后面是养牛的牛圈，有一天夜里牛圈的墙就被挖了一个洞，叔叔的牛就这样被偷走了，这与本书中提到历史上发生的案件如出一辙。最后，这本书出版后的小小心愿，是希望在我退休之前，能够将历史犯罪学这一新兴的研究领域逐渐推广，让更多年轻的历史研究者投入相关的研究，进而丰富我们对历史的了解。

巫仁恕

2024年 2月于南港“中研院”

本文系巫仁恕 、吴景杰《日常犯罪与清代社会：十九世纪中国的盗窃案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6年7月一书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