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清代内阁大库档案自20世纪初发现以来，与孔子壁中书、汲冢书并称为“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见”。在此后的一百多年里，经过几代学人的不懈努力，清代档案的收集、整理、编辑、出版和利用取得了显著成绩。具体于清代文学研究，近年来随着儒林传、文苑传及部分大臣传稿档案的出版和数字化，清代档案对于清代文学研究的价值也开始引起学界的关注，并在清代文学史、重要流派、重要作家、清代诗文、小说戏曲等方面取得了新进展。但也应该注意到，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厘清存世档案及各版本的形成时间、对两传档案进行系统整理并形成权威文献整理成果、重视清廷官方视域中的本朝文学史的建构，仍然是利用档案开拓清代文学研究新进路面临的重要问题。

关键词：档案利用/ 清代文学研究/ 新进路/ 儒林传/ 文苑传/

作者简介：朱曦林，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原文出处：《古代文学前沿与评论》(京)2026年第2025第十一辑期 第313-332页

20世纪初，明清档案、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在当时被称为“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与孔子壁中书、汲冢书并称为“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见”。①明代档案存世数量有限，而清代档案的保存则“尚称完整”②，据调查统计，已知存世的有两千万件。③这些“清代二百余年之公家文书”④，包括内阁档案、军机处档案、宫中档案、内务府档案、各部院档案以及地方部门、私人档案等，主要分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台北“故宫博物院”、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等机构，“这批档案，内容之丰富，数量之巨大，反映清代社会生活之全面，是任何其它历史时期的历史资料所无法比拟的”⑤。从20世纪20、30年代开始，清代档案的整理和刊布，在探索中拉开帷幕；改革开放以后，在几代学人的努力下，清代档案的收集、整理、编辑、出版和利用取得了显著成绩，目前仍处于方兴未艾的阶段。

但相较于清史研究一直以来对档案利用的重视，“把它放在研究历史的最高地位”⑥，清代文学研究在近四十多年虽然已经从长期被冷落、边缘化发展为古代文学研究最具活力和发展最快的领域之一⑦，但对清代档案文献的关注和利用明显还不够充分。“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⑧，新的研究问题往往与系统而完整的文献互为表里，文献整理既是文学研究的基础，也是研究趋势的风向标，既反映出该领域研究的需求情况，又推动该领域学术研究的逐步深入，21世纪的清代文学研究能够“走出冷落”，即得益于一大批大中型丛书的陆续编纂和影印出版所提供的坚实文献基础。⑨具体于清代档案，近年来随着儒林传、文苑传及部分大臣传稿档案的整理出版和数字化，档案之于清代文学研究的价值也开始引起部分学者的关注。但客观来看，不管是从其文献数量、文本内容，还是其所体现的文学史价值，清代档案目前仍然是清代文学研究关注度较低且亟待开发的文献宝库。有鉴于此，本文拟从档案利用的角度略作梳理，以请教于方家。

一

从清末迄今，清代档案历经了清政府、北洋政府、国民政府等多次时局变迁和战乱破坏，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但存世至今的仍然可观。这些数量浩繁的清代档案，涉及了清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方面面，而与清代文学研究直接相关的则是国史馆和清史馆档案。国史馆是清代负责纂修国史的专门机构，设立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最初为撰修清太祖、太宗、世祖三朝史而设，其间史成则馆撤，至乾隆三十年(1765)十月，为纂修国史列传，重开国史馆，自此遂为常设机构。辛亥革命以后，国史馆改称清史馆，并接收了国史馆的档案。1927年《清史稿》修成后，清史馆撤销，国史馆和清史馆档案于1928年移交故宫博物院文献馆。⑩目前这部分档案主要分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

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概述》《“国立故宫博物院”清代文献档案总目》提供的记载中可以看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有国史馆档案42418件涉及五千余人(11)，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清国史馆及清史馆所修各种列传稿本一万八千余册(12)。其中与清代文学相关的档案主要涉及了国史馆、清史馆的儒林、文苑传档案。(13)那么，这些儒林、文苑传档案是如何形成的？曾负责纂修两传的缪荃孙在《国史儒林文苑两传始末》中对嘉庆至光绪年间的情况有过介绍，后来任清史馆总纂的夏孙桐也有详细的记载：

艺风所记《儒林》《文苑》两传，第一次阮文达之稿，有《儒林》而无《文苑》，第二次戴文端所进呈，两传始备。第三次道光甲辰另行删并，即坊间所刻之本；第四次光绪中艺风所撰，未及进呈；第五次光绪癸卯国史馆据艺风稿重添，欲进呈而未果。及清史馆开，两传仍归艺风经手，即所自撰旧稿增删，改名《儒学》《文学》，此第六次也。又经马通伯复辑，大致与缪稿无大异，略有增入之人，仍名《儒林》《文苑》，此第七次也。马稿又经柯凤孙复阅，仅改作序文，其中无甚变动，而其稿失去儒林一册，至付印时仓猝又取缪稿，但改用阮文达原序，传中亦稍更动，此第八次也。(14)

夏孙桐为缪荃孙至戚，在清史馆期间曾分纂嘉、道、咸、同四朝列传及《循吏》《艺术》二汇传，到后期又总阅嘉、道以后诸列传，朱师辙曾说“《清史稿》惟闰丈经手最多而亦最出力”(15)，故其对于儒林、文苑两传编纂情形的记载是具有较高可信度的。从夏孙桐的记载中可以看到，《儒林传》经过八次编纂、《文苑传》经过七次编纂，其中《儒林传》始创于阮元(16)，《文苑传》最初则由陈用光、潘锡恩、陈沆纂辑(17)，道光二十四年(1844)两传又经方俊、蔡宗茂进行了删并(18)，光绪六年(1880)缪荃孙、谭宗浚等人又续修两传，二十九年(1903)又进行了第二次续修。至民国年间修《清史》，缪荃孙重任其事，以儒学、文学为名纂辑两传，又先后经过马其昶、柯劭忞的纂辑修改，最终形成了《清史稿》之《儒林传》《文苑传》。(19)而以上这些历次纂修的稿本，最终也形成了当下所能见到的多种儒林、文苑传档案。

然而，迄今在清代文学研究中，对这些档案的关注和利用仍然有限，为人熟知的主要是《清史稿》的相关汇传，并将之作为考察生平的资料来利用，认为：“自清代以来，有不少研究清代作家、文集史料的成果，为我们研究清代作家的生平与相关文献提供了借鉴。《清史稿》有‘文苑传’三卷，清代著名的诗人作家大致收入(另有些入‘儒林’等传)但总体上记载过于简略，更无文学方面的研究。”(20)这种看法如果仅就《清史稿》的单一文本而言，确实无可厚非，但若进入到清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中，结合不同时期清廷纂修儒林、文苑传所形成的档案来看时，又使其呈现了清廷对不同时期本朝文学的态度和取向，成为具有官方色彩的文学史。尤其是有清一代的统治者，在万机余暇，无不雅好文艺，他们以极高的热情和兴趣直接参与文学批评活动，并将他们的文学趣味通过御制诗文集、钦定总集及序跋乃至诏谕、言谈，自上而下进行播散，对清代文学风气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21)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清代文学的发展走向。

事实上，清代官方即使到了统治秩序渐趋松弛的末期仍然保持着较大的威权，而官定文书也同样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光绪年间李恒在编辑《国朝耆献类征初编》时就强调“本人又国史馆本传者均将史传首列”(22)，有学者就指出：“当时士人常用来判断一位儒者分量的威权，是《四库全书》所收著作数量之大小，以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之评论。在道光以后，《国史儒林传》中是否有传？评价如何？则至为重要。《国史儒林传》一方面是以国史馆之名义纂辑，一方面是出自当时已获学界宗主地位的大儒之手，其重要性更高。”(23)值得注意的是，有清一代士人受顾炎武“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的影响，认为“文须有益于天下”，而文人“不识经术，不通古今”(24)，在他们心目中儒林传的地位要远高于文苑传，深恐先人或自己在身后被收入到《文苑传》中。如姜宸英就曾说“吾自少常恐为文苑传中人”(25)；汪喜孙则深恐其父与袁枚、蒋士铨被同列《文苑传》，希望能改入《儒林传》(26)；甚至姚莹急于将姚范的《援鹑堂笔记》出版也是缘于国史馆正在纂修儒林、文苑二传，希望能将其收入《儒林传》中。(27)当然，这只是士林对儒林、文苑传内涵的不同理解，由于这些传记最终是需要经过最高统治者的认可，因而不管是儒林传还是文苑传均具有相同的权威性，这种影响力甚至到民国初年依然存在。在《清史》撰修时，一位学人能否收入到《清史》、对其评价是否公允仍然是备受士人关注的事情(28)，比如当时为使晚期桐城派耆宿贺涛能在《清史》立传，弟子门生联名呈文的就多达七十人，后经徐世昌等人推荐(29)，最终才得以宣付史馆立传。(30)而缪荃孙在执笔《儒学传》《文学传》时，也因忌惮时论的评骘，对纂成之稿谨慎处理，深恐被私下流传。(31)甚至《清史稿》在问世之后，学人中对于《儒林传》《文苑传》应收入何人，传目应如分合，何人应入儒林，何人应入文苑，也颇为重视，不乏多种评价之声。结合这些例子来看，恰如学者所观察到的那样，“一旦被宣付国史馆立传，即使传本只是贮存在国史馆内，一般人无法读到，仍然可以产生很大的权威”(32)。从这个角度来看，有清一代多次续修儒林、文苑传都是清廷对官方威权的不断延伸，而如果我们将存世的不同阶段的儒林、文苑传档案，辨析连缀，排比成册，那么无疑可以形成较为完整的清代文学发展史。

具体于清代文学而言，五四以后受西方文学观念的影响，传统文学观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强调进化的文学史观和净化的文学史观，确立了以白话文学、平民文学为代表的新的文学观念。由此中国文学界逐渐走出传统，积极迎合现代西方文明，认为“只有诗篇、小说、戏剧，才可称为文学”(33)，而代表清代文学的则“是那些长篇的白话小说”(34)，并对清代诗文尤其是以桐城派、《文选》派、江西诗派为代表的传统诗文大加鞭挞，自此过去士大夫所擅长的古文、骈文、诗词等雅文学退却到了学术视野的边缘，小说、戏曲取代传统诗文成为文学正宗。(35)这种偏见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影响了我们的文学史对清代文学的评价，导致清代诗文研究长期受到冷落，直到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后，才逐渐从“一个期待关注的学术领域”发展成为“古代文学研究中最具活力的领域”。但如何从文学史的维度来认识清代文学仍然是学界需要面对的问题，正如有学者所观察到的那样，“尽管从理论上来讲，文学史研究的最终目的仍是要撰写文学史，但在眼下元明清近代诗文怎么入史的问题上还存在不少障碍的前提下”(36)，这就要求每一位清文学研究者应摆脱一隅之见和固有认知模式，在纵向的文学史运动和横向的文学史背景研究中，尽可能客观地把握清代文学的总体面貌和独特性质，并对其文学史价值作出既不背离历史语境，又富有现代学术眼光的阐释和重估。(37)

就上述层面而言，系统详备的儒林、文苑传档案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作为乾隆中期以降，士人世界的指导性文献之一(38)，官修的儒林、文苑传构成了对清代文学发展脉络的系统论述，虽然钱基博认为“一代文宗往往不厕于文苑之列。……入《文苑传》者，皆不过第二流以下之文学家尔。且作传之旨，在于铺叙履历，其简略者仅以记姓名而已，于文章之兴废得失不赞一辞焉”(39)，但在存世的不同阶段档案中，文学宗主不管是在列传或是在汇传中，他们的身影却是始终贯穿于其间的连接点，比如王士祯并非收在《文苑传》之中，但纂修者充分利用其领袖地位，在行文中以其为中心连缀书写了顺康诗学史的发展图景；而蒋士铨则是官方对乾隆朝诗学史书写的重要人物，以其构成了乾隆诗学的核心。(40)可以说，清代文学研究与此前朝代研究的一大不同，除了丰富的存世文献外，还有其他朝代无法企及的官方档案材料。“文学史乃纪述之事，论证之事”，其职志在于“纪实传信”(41)，因此当重新回到传统文学史的叙事中，借助这些存世的清代档案文献，从清代文学的实际出发，梳理清代文学史发展演进的线索，或许也可以成为进入清代文学史的一种新进路。

二

从嘉庆十五年(1810)阮元主持纂修儒林、文苑等传到民国十七年(1928)《清史稿》付印，两传的编纂一直受到时人的关注，由代表官方威权的指导性文献逐渐转变为后世对有清一代学术文化和文学成就的定评，迄于《清史稿》出版，对两传的评论依然成为一时学人的焦点。与此同时，由于儒林、文苑传所收学人之间关联密切，也往往使学人在研究讨论时无法将之割裂开来。

纵观这批存世的儒林、文苑传档案，其文献性质的转变，不仅为晚近学人的研究利用奠定了基础，同时也开创了对两传具体内容评论研究的滥觞。其中，首先为学人所关注的是《清史稿》的儒林、文苑两传。1914年初，清史开馆后不久，参与其事者就对《清史》如何撰修进行了讨论，当中的大多数人认为，“清史为结束旧史之时，不妨依据旧史稍广其类目”，主张沿用“旧史体裁”(42)，因此最终采“于氏(式枚)九条为主，而参取各家所长以补之”，即据《明史》的体例而稍作变通。(43)具体于儒林、文苑两传，馆中内外也不乏具体意见，比如吴士鉴就认为，《文苑传》应以阮元所修国史馆《文苑传》为依据，“除国初诸大家外，其余以有著述卓然可传者为限，或诗，或古文家，或骈文家，或金石学家，或校勘之学家，或文选学家，必须学有专长，方可列入此传”。(44)如果说这些讨论只是在两传编纂之前的话，那么在1928年《清史稿》出版后，各方的评论则形成了对儒林、文苑传的首批研究。如朱师辙对其祖朱骏声被列入附传颇为不满，认为：“清代小学桂、段、朱、王四大家，先祖《说文通训定声》为尤著，张文襄《书目答问》加以按语谓‘此书甚便学者’，清‘儒林’桂馥、段玉裁、王筠皆有正传，岂有反以最著之一人为钱大昭之附传？且先祖出钱竹汀先生门，以附竹汀尚不谓当，况与钱大昭素无往来，学术不相涉，而为附传可乎？”(45)张尔田则批评儒林、文苑两传存在有应立传而缺漏者，有不应立传而冒滥收入者。(46)傅振伦则认为两传的人物分合，颇有不妥之处：“本稿儒林文苑诸传，专传附出，分铨不当。如马骕附于《儒林二·张尔岐传》，崔述附见《儒林三·雷学淇传》，杨守敬附于《文苑三·张裕钊传》，其显例也。他若王国维之入《忠义传》，章学诚之入《文苑传》，分隶亦属失当。”(47)李权虽赞许二传“出入异同，实有别具卓识者”，但指出《清史稿》二传较《清国史》“儒林自芮长恤以下二百余人，文苑自周茂兰以下三百余人，并姓名而轶之”，批评“修《清史》者乃听其湮没而不之恤，秉《春秋》责备贤者之义，其能为之讳哉”，希望“后之续修者，愿有所观览焉”。(48)王伯祥还指出两传人物的遗漏问题，称：“《儒林》著录卢文弨和顾广圻，而黄丕烈、陆心源、丁丙诸人竟不一顾；《文苑》附见孙原湘和周济，而独遗诗人舒位、王昙和词人戈载。”(49)而时论亦有批评《文苑传》存在学者缺漏的情况，如朱筠、翁方纲在原刊本中即为漏传。(50)以上的这些评论虽然不是专题研究，但也为之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此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虽然《清史稿》《清史列传》《清国史》等书相继出版，但学界对儒林、文苑两传却鲜有做专题研究者(51)，这种情况直到进入21世纪初才有所改观。王汎森通过对存世儒林传档案的梳理，以《国史儒林传》的成书过程及顾炎武学术地位的转变为中心，探讨了嘉庆、道光年间思想文化历史中，官方意识形态、学术、思想、社会几种力量互相交织、转变的情形。(52)该文虽然主要讨论《国史儒林传》，但由于儒林、文苑人物的交织，在具体探讨时也离不开对文苑传人物的梳理，不仅涉及到了阮元撰修儒林、文苑传时的讨论过程，也提示了不同版本的儒林、文苑传稿及其纂修档案的存在及差异。从这个层面来说，本文也开创了晚近对儒林、文苑传档案利用的滥觞。与此同时，陈鸿森对《清史列传》《清史稿》儒林、文苑传的考证，则揭示了各传文本存在的问题。(53)

最近十几年来，随着档案的数字化尤其网络查档的逐步开放，以清国史馆、清史馆儒林、文苑传稿及其档案为中心的研究逐步展开。虽然历次传稿在编纂时，主持其事者皆秉持“两传本无轩轾”(54)的态度，甚至认为：“清代学术，超汉越宋。论者至欲特立‘清学’之名，而文学并重，亦足于汉、唐、宋、明以外别树一宗，呜呼盛已！”(55)但事实上，晚近对于两传研究则是从阮元《儒林传稿》及《国史儒林传》开始的。戚学民《阮元〈儒林传稿〉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通过研究阮元《儒林传稿》的编纂过程、学术记载、修订刊刻情况等，探究该书清代学术史论述成形的过程及其对晚清学术史著作的影响；马延炜《〈清国史·儒林传〉与清代学术史的建构》(湖南人民出版社，2016)在考证恢复《清国史·儒林传》纂修过程的本来面貌的基础上，通过文献的比较研究，呈现不同时代清学史文本纂修所折射出来的学术时态，并挖掘该传背后所反映的思想史、文化史等。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历次编纂的儒林、文苑传几乎是同时进行，并且两传人物在不同编次中还存在相互流转的情况，因此不管是以《儒林传》为主题的研究还是讨论《文苑传》者，二传之间的关系和变化均是在具体研究时无法回避的问题。近年来以清代档案利用为中心的研究，主要涉及了两传的版本及形成过程、清代诗文的官方认同、清代文学史书写、作家作品研究等，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对各传稿档案及其形成过程的研究。从前录夏孙桐的记载中可以知道，自嘉庆年间创编国史儒林、文苑传后，其曾经过多次续修和增补，厘清现存各档案之间的前后关系，呈现各个版本之间的演进关系是目前学界关注的主要问题。如戚学民《阮元撰二卷本〈国史儒林传〉》(《扬州文化研究论丛》2009年第1期)、《论余嘉锡覆辑〈儒林传〉》(《历史研究》2017年第2期)、《〈钦定国史文苑传〉钞本考》(《文学遗产》2017年第6期)、《桐城传人与文苑列传》(《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4期)、《潘锡恩与〈文苑传〉清史第一次稿》(《中华文史论丛》2019年第4期)等系列研究，分别讨论了阮元《儒林传稿》与《国史儒林传》的关系、余嘉锡覆辑《儒林传》第七次稿的内容和价值、清史《文苑传》第一次稿主要纂修者及其编纂情况。马延炜在前述专著中比较了《清国史·儒林传》历次纂修的文本情况(收入前著，第55—92页)。黄圣修《清两卷本〈国史儒林传〉考述——兼论道光二十四年以前〈儒林传〉稿本之变化》(《故宫学术季刊》第29卷第4期，2012年)利用档案对《国史儒林传》进一步研究，指出阮元于嘉庆十七年所缴交的传稿在嘉庆十九年至二十三年期间，曾经过顾莼与曹振镛等人的删改，并以“《儒林传》三十六本”进呈御览。此后该稿又经历过数次的调整与修正，最后定稿为方俊、蔡宗茂之八卷本《儒林传》。后来八卷本又在馆员辗转传抄之下，为书肆所得。书商一方面将八卷调整为两卷，另一方面又将阮元的序抄录置于卷首，自此根源于国史馆，却又有差异的两卷本《国史儒林传》才算真正的问世。赵永磊《〈国史儒林传〉与阮元〈儒林传稿〉关系辨误》(《文献》2019年第2期)则通过辨析缪荃孙《国史儒林文苑两传始末》记载的讹误，考证这两个版本的差异及变化原因。伍野春《南京图书馆藏〈儒林传稿〉版本考》(《扬州文化研究论丛》2019年第1期)、《阮元〈儒林传稿〉文本源流及其演变考》、《阮元〈儒林传稿〉辑纂原则考论》(《扬州文化研究论丛》2023年第1期)等，系统考察了阮元《儒林传稿》的版本、文本源流及演变、辑纂原则等问题。肖慧琛《光绪国史续修文苑传纂修考略》(《厦门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考证了光绪年间国史馆续修《文苑传》的情况，即夏孙桐所称第四次稿，指出这一稿展现了光绪前期对顺康雍乾嘉道咸同及光绪前期共九朝文坛正统的确定。阎昱昊《马其昶清史〈儒林传〉稿本初探》(《安徽史学》2022第6期)通过对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清史馆档案中两册署有“马其昶”之名的《儒林传》稿本的考察，揭示了清史《儒林传》第七次稿的基本面貌。唐铭鸿《〈清史列传·文苑传〉与七十四卷本〈文苑传〉关系考》(未刊稿)指出刊本《清史列传·文苑传》是以清国史馆光绪二十七年(1901)至三十二年(1906)间恽毓嘉、余堃、恽毓鼎等人纂辑成形的七十四卷本《文苑传》为基础，直接采用其纂修成果刊行而成。罗婷婷《嘉道咸时期国史〈文苑传〉纂修考》(清华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考证了《文苑传》第一次稿的纂修情况。蒋亦晗《缪荃孙两稿〈文苑传〉的文献学研究》(清华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对缪荃孙光绪年间主持纂修的《文苑传》及清史馆时期纂修的《文学传》进行了详细比对分析。李思清《清史馆文人群体研究》(中华书局，2024，第438—452页)考察了《国史文苑传》到《清史文苑传》人物谱系的变化。

第二，是探讨清廷官方对本朝文学史的建构。历次撰修的儒林、文苑传形成了官方对本朝学术及文学成就的记载，并长期在士林中具有高度的权威性。但这种建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其间在不同时期既受皇权的直接影响，也与主持编纂者的学术、文学取向密切相关。戚学民的系列研究成果，如《记载佳话：清〈钦定国史文苑传〉对诗歌史成就的书写》(收入前著，第162—174页)讨论了《钦定国史文苑传》对本朝诗学史成就的评价，认为官方通过写出皇帝对特定作者的赏识以标明统治者对文坛的引领作用，以比拟前代著名诗人彰显本朝诗人的水平；《昭代雅音，渔洋为宗：王士祯与清史〈文苑传〉顺康诗学史的书写》(《清华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纂述权力与诗史构图：〈蒋士铨传〉与清史〈文苑传〉对乾隆朝诗学史的书写》(《清华大学学报》2020年第1期)则通过考证清史《文苑传》第一次稿的编纂，指出王士祯不仅在本体意义上是顺康诗坛领袖，也在认识论层面上对顺康诗学史的书写发挥了重要作用。而由蒋士铨弟子陈用光纂辑《蒋士铨传》，并指示其将袁枚、赵翼排除在《文苑传》之外，造成第一次稿对乾隆朝诗学史记载的残缺，则是曹振镛领导的纂修团队刻意为之的结果。《性灵派登场：论〈续文苑底稿〉对乾隆朝诗学史的续写》(《东南学术》2022年第6期)则以光绪年间编纂的《续文苑底稿》为中心，讨论官方对乾隆诗学史的改写，指出《续文苑底稿》首次将袁枚和赵翼等性灵诗人立为正传，使性灵诗学成为清史《文苑传》记述的乾隆朝诗学史骨干，从而揭示了性灵诗派及乾隆朝诗学史被历史建构的历程。邓菀莛《清史〈文苑传〉对诗学史的改写——基于对钱谦益的探讨》(《社会科学家》2020年第8期)通过考察刊本《清史稿》对钱谦益的改写，揭示出编纂官所展现的诗学正伪、源流之辨，认为该传的改写不仅是史官对历史的还原与纂史之改写，也寄予了易代后的诗学选择与文化坚守。唐铭鸿《清史馆新修〈文苑传〉研究——以缪荃孙〈文学传〉为中心》(清华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4)梳理了缪荃孙《文学传》对清代文学史的建构，指出该传稿强调诗学正宗，形成了一条由钱谦益、王士祯、沈德潜构成的核心脉络，并强调张之洞、李慈铭在同光诗学中的重要性以及唐宋调和的诗学特质脉络；文章学则以桐城派、阳湖派相抗衡作为主线，并书写了一批不立宗派的古文家。

第三，是对重要流派、重要学者作家的文史书写研究。在有清一代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产生了多个重要的学术流派、文学流派，不仅在当时具有广泛的影响，在学术史、文学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比如常州学派，在清代学术史上被认为晚清今文经学的源头，尤其是经梁启超的谱系化后，形成了以庄存与、庄述祖、刘逢禄、宋翔凤、龚自珍、魏源、康有为为代表的晚清今文经学传承发展脉络，并广泛为此后的学人所接受。但事实上，在清廷撰修的历次《儒林传》中，常州学派并非是以西汉今文经学反对古文经学的对立流派，而归属汉学阵营的重要支脉，是十三经治学系统的有机构成。这方面戚学民《汉学主流中的庄氏学术：试析〈清史稿·儒林传〉对常州学术的记载》(《中华文史论丛》2011年第4期)通过对缪荃孙所撰《儒林传》第四、第六稿及《清史稿》的考察，指出缪荃孙的记载在时间上早于梁启超等人，应是十九世纪80年代之前学术界对于常州学人的主流看法。《清史稿·儒林传》对常州学者的记载说明，关于常州学派的解释远非只有梁启超式的单一的诠释角度，也应该回到权威模式形成之初的语境中，联系常州学人的学术著述等原始资料，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而对于常州文派，其《论清史〈续文苑底稿〉对常州文派的书写》(《文学评论》2021年第2期)以清史《文苑传》第四次稿为中心，梳理缪荃孙在该稿中对常州文派的记载，指出由于缪氏是常州人又是汉学后劲，在《儒林传》《文苑传》中均有意提高常州的地位，因此《续文苑底稿》不仅首次提出“常州派”之名，还以张惠言和恽敬为领袖，陆继辂、董士锡和李兆洛为别支，书写了一个和桐城派相抗的文派。而同样的情况也体现在桐城派上，作为清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流派，从姚鼐开始就有意识地建构其发展传衍的脉络，此后桐城派学人又通过选本、汇钞、传记等形式不断谱系化桐城派的发展史。(56)在清国史和清史的记载中，参与编纂的桐城学人也在不断强化其正统地位，温馨《陈用光与清国史馆〈文苑传〉中桐城派谱系考》(《安徽史学》2022年第1期)通过对陈用光入国史馆前后历史情境的考察，以《文苑传·姚鼐传》第一次稿的编纂为中心，发掘清代国史馆史传文本的形成过程，考察姚鼐对抗汉学、力宗宋学的形象塑造和桐城派学统的书写。戚学民、唐铭鸿《论〈续文苑底稿〉对桐城派史的续写》(《安徽史学》2022年第1期)、《论姚永朴〈文苑列传〉对桐城派史的书写》(《安徽史学》2023年第4期)分别讨论第四次稿的工作本《续文苑底稿》对桐城派续写的内涵和价值，指出该稿将“桐城派”名义正式写入国史，以官方形式进一步确认了桐城派古文正统地位；清国史馆和清史馆全宗中的姚永朴《文苑列传》虽然后来大部分未被采用，但该稿增立了戴名世、吴汝纶等传，并重纂了方东树、梅曾亮和管同传，重写了桐城派发展史。李思清则系统梳理了《清史稿》对桐城文派的记载和评价。(收入前著，第453—483页)

第四，是以档案为中心的学术史研究。清代官方两传的编纂虽然秉承皇权的旨意，但也同样受到一时学术风气的影响，前引王汎森的研究通过顾炎武在儒者全神堂地位的变化，很好地揭示了其中的原因。晚近两传档案的研究，在爬梳具体档案的内容之外，也逐渐走向档案的外部研究，尝试从学术史的角度厘清两传的编纂过程是当前学术研究的趋向之一。陈居渊《汉学与宋学：阮元〈国史儒林传〉考论》(《复旦大学》2011年第2期)即以阮元《儒林传稿》为中心，指出该传的编纂已逾越官方著作与私家著作之间的鸿沟，是作者根据时代特定的学术文化需求所作出的新综合。它对于回应当时学术界汉宋对立的学术生态、消弭纯汉学化学术研究的极度泛化、重新确立嘉道以后新的学术导向、突破传统学术史叙述范式等方面都产生了正面而又持久的影响。黄圣修《光绪朝的〈儒林传〉纂修——以〈儒林传〉存三十二卷本为中心的讨论》(《台湾师大历史学报》第67期，2022年)考证了光绪年间《儒林传》的纂修情况，指出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儒林传》存三十二卷本，是以缪荃孙主持纂修时所完成的传稿为底本，并在此基础上经过增补部分人物、调整传目而成。同时，作者还深入到纂修的背景之中，讨论光绪朝国史馆运作与盛清时期的差异，以及外部学术政治环境对史稿纂修的影响，尤其是在纂修过程中对于体例拟定、新学科应对等问题所面临的困境与回应。他的另一篇文章《清代学术的汉宋视角转换——以马其昶〈清史儒林传稿〉为中心的讨论》(《台大历史学报》总第70期，2022年)通过考察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所藏马其昶《清史儒林传稿》，指出该传稿对传目人物收录安排所做的调整，以及姚范、姚鼐与方东树等人出入《儒林》《文苑》的例子，可以看出从清中叶以迄民国初年，汉、宋两派支持者对于以正史纪传为载体的清代学术史该如何撰写，曾有过激烈的角力。该稿所呈现的清学景象，与缪荃孙稿完全不同，因此就其意义而言可谓汉宋学的视角转换。朱曦林《清史馆与清学史研究之风的形成——以缪荃孙〈清史稿·儒学、文学传〉的编纂为中心》(《汉学研究》第37卷第1期)系统梳理了缪荃孙《儒学传》《文学传》的编纂过程，以及纂修前后清史馆内外的讨论及评价，尤其是两传编纂期间编纂者关于儒林、文苑传入传人物的讨论，从两传编纂及影响的角度考察清史馆与清学史研究之风形成的关系。唐铭鸿《清史馆新修〈文苑传〉研究——以缪荃孙〈文学传〉为中心》则关注到缪荃孙在该传编纂期间，由于受到当时文学现代转型的影响，在“文学”“文苑”命名之间徘徊的情形，并指出该传所代表的官方史学视角的考察，是理解清末文学现代转型的重要侧面，也是展现清末民初“文学史”观念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另面。

此外，在清代戏曲小说研究方面，如么书仪《关于升平署档案》(《文学遗产》2008年第2期)、陈志勇《清中叶梆子戏的宫内演出与宫外禁令——从内廷档案中的“侉戏”史料谈起》(《文艺研究》2019年第9期)、郑志良《碑刻、历史档案与吴敬梓家世生平辨析》(《文学遗产》2023年第6期)、朱姗《〈歧路灯〉作者李海观印江宦迹考论——以新见清代档案史料为核心》(《文学遗产》2023年第1期)，通过对清代档案的利用，在一定程度上也拓展了戏曲小说、作品作家研究的路径。

三

近年来学界通过对清代档案的利用尤其是儒林、文苑传档案的利用，在清代文学研究的多个领域中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但不可否认的是，相对于数量浩繁、种类繁多的清代档案来说，不管是对于档案研究本身还是通过档案利用拓展清代文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目前只是做了初步的探索，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和值得关注的地方。就笔者管见所及，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厘清存世档案及各版本的形成时间次序。从上述梳理中可以看到，目前关于《儒林传》《文苑传》档案的形成及其先后次序，学界主要依靠的记载是缪荃孙《国史儒林文苑两传始末》和夏孙桐在第六次稿《儒学传》《文学传》书首的《附记》。事实上，由于夏孙桐与缪荃孙之间的至戚关系，除了夏氏直接参与清史馆编纂的情况外，此前两传版本的情况或是直接来源于缪的转述，或是借助史馆的档案记载，但所说的内容均不涉及历次编纂之间的过程稿。但随着两传档案研究的逐步深入，研究者也开始注意到在已知记载的历次档案版本之间还出现了多种不可忽视的过程稿，如阮元《儒林传稿》到坊刻两卷本《国史儒林传》之间还有进呈的“三十六卷本”、修改的八卷本；《儒林传》第七次稿在马其昶覆辑之外，还有余嘉锡的覆辑稿；坊刻《清史列传·文苑传》则是以清国史馆七十四卷本《文苑传》为底本，而该稿又是以缪荃孙《续文苑底稿》为基础；从缪荃孙《文学传》、马其昶《文苑传》到《清史稿·文苑传》刊本之间也不尽如夏孙桐所言，而是经历了复杂的变化。如何在系统爬梳儒林、文苑传各个成稿档案及过程稿基础上，确定各版本之间的关系，是下一步研究中需要考证厘清的问题。同时，从目前已有的成果来看，“《××传》第某次稿”“××卷本《××传》”“《国史儒林传》”“《钦定国史文苑传》”“《续文苑传底稿》”等表述均是研究者在对某个传稿档案进行研究时常见的命名方式，但由此也造成了研究者对各个传稿档案命名的不尽统一。事实上，能否对各个档案成稿包括各过程稿有准确的定位和命名，即是研究者能否厘清各个成稿版本及前后次序的重要标志，也是当前两传研究所需要逐步解决的问题。

第二，是对两传档案进行系统整理并形成权威整理成果。从以上所谈及的档案版本问题延伸而言，则是目前对历次《儒林传》《文苑传》档案系统整理的欠缺。虽然在两传影印出版方面已经有《续修四库全书》本《儒林传稿》、《清国史》本的三种《儒林传》及一种《文苑传》，整理出版的则有《清史稿》《清史列传》的成果，但与已知的两传档案仍然有较大的差距。其中，《清史稿》成书之后，迄今曾经有过两次较大规模的集中整理。第一次是新中国成立初期，自20世纪50年代末起，国家集合四方专家，对《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系统点校。第二次则是70、80代，台湾地区众多清史专家合作完成的《清史稿校注》。《清史稿》的两次整理，于《儒林传》《文苑传》用力重点各异。前者系具有开拓意义的创举，做了传文的分段，并施加新式标点。后者采取“以稿校稿，以卷校卷”的原则，利用存档的清史馆原稿、清国史馆历朝国史稿及相关资料，进行全面校勘，《儒林传》出有校记476条、《文苑传》出校记291条。(57)近年来，对《儒林传》的系统整理，则有陈祖武先生的《清史稿儒林传校读记》，该书秉持“实事求是，护惜古人”的宗旨，以中华书局点校本《清史稿》为底本，参校影印嘉业堂抄本《清国史》三种《儒林传》，对该书《儒林传》著录之近三百家传记进行整理，并逐家校读，订讹正误。同时还逐传附录点校本《清史列传》之相关传记，并进行校对。可以说该书不仅是目前关于《儒林传》整理最为精审的成果，也为接下来如何汇编整理两传做出了开拓性的探索。事实上，如果放眼前述的多种《儒林传》《文苑传》档案，学界的系统整理仍然任重而道远。由于涉及的两传档案版本繁多，仅夏孙桐提及的版本《儒林传》就有八次成稿、《文苑传》有七次成稿，各个版本两传的分合不尽相同、所收人物多寡有异，在厘清各个版本的形成次序、内容差异之后，选择哪个版本作为整理的底本，以何种形式来汇编整理，也是值得进一步探索的问题。而这种整理汇编的目的，在于能给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一个经过整理、编排得宜的版本，一编在手，重要的版本异同可以一目了然，重要的学术见解亦可尽收眼底。(58)

第三，是重视清廷官方视域中的本朝文学史的建构。作为官方意旨的体现，清代统治者以“钦定”“御定”之名通过书籍的编纂深刻影响着一代“文学”的发展。从清代文学研究的角度来看，作为士人世界的指导性文献，清廷官方编纂的《儒林传》《文苑传》与《四库全书总目》一样都具有毋庸置疑的权威性。但若就二者的研究来说，《四库全书总目》仅从诗文评经典化的角度，近二十多年来对该书的研究已经开拓出明清文学研究的新领域，有学者就指出，《四库全书总目》不仅代表了清代正宗正统的学术思想，而且基本构成了古典形态文学批评学术史的雏形，大致体现出传统诗文评研究的学术水平。同时，该书作为传统诗文评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也是现代形态文学批评史学科形成的基础。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虽然借鉴了外来文学批评的形式，但《总目》提供的许多内容、观点及文献也为批评史家所普遍接受和充分利用，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少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即是以此为底本和基础的。(59)然而，与《总目》具有同等权威地位，同儒林传一起被视为“文学并重”的文苑传，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受到的重视程度与《总目》仍然有较大的距离。《总目》作为清廷官方颁布的著作，从清中叶以降已经广泛受到关注，而两传则因为未正式刊行，虽然在士林中具有颇高的影响力，却直至清末由书商刊行后才广为流传。尽管如此，从历次编纂的两传档案尤其是文苑传档案及其纂修过程中可以看到，由于国史、正史的权威地位甚至到了民国年间修《清史》时，能否进入史传都是时人及门生家属趋之若鹜的事。如何来建构清代官方的文学史叙事并非易事，既要能彰显文治盛景、润色鸿业，又要能获得士林的公论，取得舆论的支持，同时纂修者也在具体编组过程中试图呈现其文学主张，时常为人传述征引的阮元、曹振镛、翁方纲、谭宗浚、缪荃孙、吴士鉴等人的讨论无不证明了此事。《文苑传》从嘉庆末年创编到民国初年《清史稿》刊本，仅已知的成稿即有七种，其中还涉及了前述多种过程稿，历次档案稿本逐步形成了清代官方对本朝文学史的建构并不断进行调整：诗学方面从最初以钱谦益、王士祯为中心的顺康诗学，到沈德潜、蒋士铨、袁枚、赵翼在不同阶段稿中对乾嘉诗学史的续写，再到道咸以降同光诗派，呈现清代诗学的发展脉络；古文方面，则呈现从清初侯方域、魏禧、汪琬，到桐城派方苞、刘大櫆、姚鼐及阳湖派张惠言、恽敬、陆继辂等，再到清末吴汝纶、李慈铭等为主线的发展史。此外，在词学方面则对阳羡、浙西、常州等主要学者兼有记载。因此，在厘清各传稿档案版本的基础上，逐步考察清廷官方在不同时期对本朝文学史的书写、调整、续写以及对代表性学者的定位，探究其对本朝诗文词赋成就的评价，揭橥官方视域与私人记述之间的不同维度，尤其是在近代西方分科体系传入与文学革命影响之中，传统文苑传编纂的坚守与调适，也是清代文学研究中值得注意的问题。

第四，是既要进入档案之内也要观照档案之外。在关注历次传稿档案本身的问题之外，对于产生这种建构的过程也是清代文学研究所应值得关注的问题。从前述梳理中可以发现，在形成每一次传稿时，编纂者都会根据其学术旨趣和文学主张在清廷官方意识范围之内对入传人物、行文表述进行调整。如性灵派进入《续文苑底稿》的书写之中，即与负责其事的清国史馆总裁潘祖荫和纂修官缪荃孙有关，并且由于缪荃孙的关系，常州人在《儒林传》《文苑传》中的地位大幅度提高，并在《文苑传》的古文记载中特别塑造了“常州派”的名义和谱系，在诗学史记载中则出现了常州人赵翼、黄景仁在内的性灵派阵营。而桐城派在历次《文苑传》档案中均占有重要的地位，除了姚鼐自身有意建构桐城派谱系并加以宣传外，与主导第一次稿纂辑工作的桐城传人陈用光不无关系，他不仅将桐城派写入了国史《文苑传》，使桐城派的记载首次进入国史，而且使桐城派成为该稿中乾隆年间唯一的古文作家群体，从官方名义上确定了桐城派古文正统的地位，此后历次《文苑传》对古文发展脉络的叙述即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续写。(60)由此可见，观照档案之外是利用档案进行清代文学研究必不可少的一环。还是以文史交织的桐城派研究为例，在清代学术发展历程中，时人对于晚清学术虽然有“道咸以降之学新”的整体认识，但身历晚清民国学术变迁者，在述诸笔端梳理这一发展脉络时，亦有不同感受。然而就经典清学史著作来说，对于晚清学术的论述，从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到稍后的钱穆、侯外庐、杨向奎等，不管对今文经学采取何种态度，却大体接受梁启超的说法皆以今文经学作为晚清学术演进和发展的主线。(61)但如果跳出经典清学史著作，从桐城派的视角来看，则形成了另一种晚清学术发展的主线。如与桐城派有千丝万缕关系的徐世昌在编纂《清儒学案》时，不仅采取“揆以通天地人之谓儒”(62)的态度，“于《文苑》中人，亦加甄综”，更是认为“桐城学派为有清特起者，故须详其源流”(63)，甚至认为：“清代文章，号为桐城、阳湖二派，证以钱鲁斯之言，则二派固自一源。望溪之于《三礼》，姬传之于《九经》，即不与婺源同科，亦何异新安正轨？”(64)对于晚清学术的梳理，特别强调“挺生其间”的主流是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桐城派所倡导的“博文以约礼，信道而尊闻”“以班、马之文章，发程、朱之义理”(65)。这一表述与王国维“道咸以降，乃二派之合而稍偏至者”(66)的认识颇为相近，只不过《清儒学案》所建构的“会通汉宋以求新”的晚清学术，是以桐城派作为内里的脉络。而这种从学术上对桐城派的认识，在马其昶覆辑的《儒林传》第七次稿中也有鲜明的体现，在这一稿中，姚鼐、方东树均从《文苑传》被移入了《儒林传》中，由此呈现出了与此前历次传稿档案不同的清学史景象，体现了“在清代学术史中长期被忽略的一群人，他们心中学术史样貌及其自我定位的展现”。(67)而这也提示我们，在利用档案研究清代文学时，不能仅仅单一的在文学史的视域中，而必须兼顾政治史、学术史等多方面的视域。

注释：

①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学衡》1925年总第45期。

②戴逸：《清史〈文献丛刊〉、〈档案丛刊〉总序》，《明清论丛》第5辑。

③秦国经：《明清档案学》，学苑出版社，2005，第1页。

④沈兼士：《文献馆整理档案报告》，《文献特刊·报告》1935年。

⑤李文海：《清史研究八十年》，《清史研究》1999年第1期。

⑥郑天挺：《清史研究和档案》，《历史档案》1981年第1期。

⑦参见石雷《明清诗文研究的观念、方法和格局漫谈》(《文学遗产》2011年第3期)、张晖《元明清近代诗文研究的现状及其可能性》(《文学遗产》2013年第4期)、吴承学《明清诗文研究七十年》(《文学遗产》2019年第5期)、杜桂萍《现状与反思：清代诗文研究的学术进境》(《求是学刊》2022年第5期)、何诗海《〈文学遗产〉70年与元明清文学研究》(《文学遗产》2024年第6期)等。

⑧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第266页。

⑨参见周明初《走出冷落的明清诗文研究——近十年来明清诗文研究述评》(《文学遗产》2011年第6期)，吴承学《明清诗文研究七十年》(《文学遗产》2019年第5期)。

⑩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概述》，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3，第79页。

(11)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概述》，第80页；秦国经《明清档案学》，学苑出版社，2005，第91～92页。

(12)庄吉发：《清史馆与清史稿——清史馆未刊纪志表传的纂修及其史料价值》，《故宫学术集季刊》第23卷第2期，2005年。

(13)按，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儒林传》312册、《儒学传》3册、《文苑传》226册。(《“国立故宫博物院”清代文献档案总目》，台北“故宫博物院”，1982，第184页)

(14)夏孙桐：《附记》，缪荃孙：《儒学传》卷首，上海图书馆藏稿本。

(15)朱师辙：《清史述闻》“序”，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第2页。

(16)《儒林传》第二次修改情况，据缪荃孙言：“总裁戴文端公进呈时，出毛奇龄于文苑，去沈国模、谈泰、桂馥、钱澄之、方中通、朱鹤龄、臧庸、阎循观、汪绂、金榜、王鸣盛、丁杰、任大椿、孔广森、张惠言、孔兴燮等十七人。文达不以为然，而载被删主任入《揅经堂续集》。各人均载表字，各书均注出处。跋言官书不入、私集不取之稿，不妨收之。”(缪荃孙：《艺风堂文漫存(乙丁稿)》卷三《国史儒林文苑两传始末》，张廷银、朱玉麒主编：《缪荃孙全集·诗文》，凤凰出版社，2014，第661页)

(17)参见戚学民《〈钦定国史文苑传〉钞本考》，《文学遗产》2017年第6期。

(18)缪荃孙：《艺风堂文漫存(乙丁稿)》卷三《国史儒林文苑两传始末》，《缪荃孙全集·诗文》，第661页。

(19)参见朱曦林《清史馆与清学史研究之风的形成——以缪荃孙〈清史稿·儒学、文学传〉的编纂为中心》，《汉学研究》第37卷第1期。

(20)参见吴承学《清代文章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文学遗产》2006年第1期。比如《中国古代文学通论·清代卷》“附录”开列的《研究书目举要》，也并未将《清史稿·文苑传》列入其中。

(21)参见吴承学、曹虹、蒋寅《一个期待关注的学术领域——明清诗文研究三人谈》(《文学遗产》1999年第4期)、蒋寅《科举试诗对清代诗学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0期)。

(22)李恒：《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首《述意》，清光绪十年刻本，第6a叶。

(23)王汎森：《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第506～507页。

(24)顾炎武著，陈垣校注《日知录校注》卷一九，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第1097、1108页。

(25)方苞：《记姜西溟遗言》，钱仪吉《碑传集》卷四七，靳斯校点，中华书局，1993，第1315页。

(26)汪喜孙：《汪孟慈集》卷五《与王念孙书(二)》，《汪喜孙著作集》，杨晋龙等点校，“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3，第184页。

(27)姚莹：《东溟文集》卷二《与张阮林论家学书》，《姚莹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14，第39～40页。

(28)参见朱曦林《清史馆与清学史研究之风的形成——以缪荃孙〈清史稿·儒学、文学传〉的编纂为中心》，《汉学研究》第37卷第1期。

(29)贺葆真：《贺葆真日记》“1915年11月9日”条，徐雁平整理，凤凰出版社，2014，第316页。

(30)贺葆真：《贺葆真日记》“1916年2月8日”条，第333页。

(31)陈东辉、程惠新：《缪荃孙致吴士鉴信札考释》“十五”，《文献》2017年第1期。

(32)参见王汎森《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第530页。

(33)刘大白：《中国文学史》，大江书铺，1933，第10页。

(34)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商务印书馆，2015，第1066页。

(35)参见刘跃进《文学史的张力》(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第3～19页)，吴承学、曹虹、蒋寅《一个期待关注的学术领域——明清诗文研究三人谈》(《文学遗产》1999年第4期)，吴承学《明清诗文研究七十年》(《文学遗产》2019年第5期)。

(36)张晖：《元明清近代诗文研究的现状及其可能性》，《文学遗产》2013年第4期。

(37)参见何诗海《〈文学遗产〉70年与元明清文学研究》，《文学遗产》2024年第6期。

(38)参见王汎森《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第530页。

(39)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绪论”，傅道彬点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第6页。

(40)参见戚学民《清史档案中的清代文史书写》，清华大学出版社，2022，第125～161页。

(41)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绪论”，第5页。

(42)《清史馆近闻》，《时报》1915年6月15日。

(43)朱师辙：《清史述闻》卷一，第3页。

(44)吴士鉴：《陈纂修体例》，《清史述闻》卷一一，第156～157页。

(45)朱师辙：《清史述闻》卷五，第72页。

(46)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第84页。

(47)傅振伦：《〈清史稿〉评论上》，许师慎辑《有关清史稿编印经过及各方意见汇编》下册，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79，第569页。

(48)李权：《阅〈清史稿〉儒林文苑诸传书后》，《东方杂志》第41卷第5期，1945年3月。

(49)王伯祥：《读〈清史稿〉述臆》，《民铎杂志》第10卷第1期，1929年1月。

(50)朱师辙：《清史述闻》卷五，第73页。

(51)这时期代表性成果有：汪宗衍《〈清史稿·儒林、文苑传〉校记》(《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总第12期，1981年)、王锺翰《清国史馆与〈清史列传〉》(《社会科学辑刊》1982年第3期)等。

(52)王汎森：《清代儒者的全神堂——〈国史儒林传〉与道光年间顾祠祭的成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9本第1分册，2008年3月。

(53)陈鸿森：《〈清史列传·儒林传〉考证》，《传统中国研究集刊》第3辑，2007年；《〈清史列传·儒林传〉续证》，《中国典籍与文化》2012年第1期；《〈清史列传·文苑传〉识误》，《成大中文学报》总第28期，2010年；《〈清史稿·儒林传〉举正》，《国学研究》第25卷，2009年。

(54)缪荃孙：《文学传序》。

(55)赵尔巽等《清史稿》卷四八四《文苑一》，中华书局，1977，第13314页。

(56)参见拙文《近百年来桐城诗派研究述论》，《古代文学前沿与评论》第3辑，2019年。

(57)参见陈祖武《清史稿儒林传校读记》，商务印书馆，2020，第2～3页。

(58)参见刘跃进《关于〈文选〉旧注的整理问题》，《古代文学前沿与评论》第1辑，2018年。

(59)参见吴承学《论〈四库全书总目〉在诗文评研究史上的贡献》，《文学评论》1998年第6期。

(60)参见戚学民《性灵派登场：论〈续文苑底稿〉对乾隆朝诗学史的续写》，《东南学术》2022年第6期；《清史档案中的清代文史书写》，第210页。

(61)参见张勇《梁启超与晚清“今文学”运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第14～38页。该文指出：“梁著清学史的开创性地位及长于论断的特点，使得后来有关清学史的观念性讨论和个案研究，或正或反、或引申或辩驳，多以任公的相关论述为出发点；其中，有关晚清今文学的研究，更因任公以‘亲历者’身份所做叙述的‘权威性’，而成为后来研究的基本凭借或起点。”(第38页)需要补充的是，章太炎、刘师培对今文经学的梳理虽然不是受梁启超的清学史著作影响，但却与晚清时康有为、梁启超的政治立场有着密切的关系。

(62)夏孙桐：《观所尚斋文存》卷六《拟清儒学案凡例》，民国年间铅印本。

(63)曹秉章整理，徐世昌批示《清儒学案曹氏书札》，俞冰主编《名家书札墨迹》第12册，线装书局，2007，第161～162页。

(64)徐世昌：《清儒学案》“凡例”，陈祖武点校，河北人民出版社，2008，第2页。

(65)徐世昌：《清儒学案》“序言”，第2页。

(66)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二三《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第574页。

(67)参见黄圣修《清代学术的汉宋视角转换——以马其昶〈清史儒林传稿〉为中心的讨论》，《台大历史学报》总第70期，202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