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信息】贾根良、林塘城：《结构性失业概念的正本清源与高质量充分就业—— 基于经济学说史的考察》，《社会科学研究》2026年第4期，第19—26页。

【作者简介】贾根良（1962— ），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高级讲席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林塘城（1998—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 要：主流宏观经济学教科书将结构性失业定义为工资刚性引致的失业，这使得结构性失业概念失去了原本的内涵，将本应关注经济结构变迁所引发的劳动力市场错配的复杂现实问题，简化为源于劳动力价格机制失灵的市场出清障碍。通过梳理从凯恩斯革命到战后“黄金时代”的失业论战，再到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时期的结构性失业概念的诞生和嬗变，可揭示西方主流经济学如何将“结构性失业”概念置换为具有特定意识形态色彩的概念。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结构性失业”理论将失业治理的责任从社会转向劳动者个体，推动形成了强调个人就业能力而弱化国家和社会集体责任的治理逻辑。同时，自然失业率等概念与结构性失业概念的绑定，摒弃了从总产品市场和有效需求不足视角理解失业的凯恩斯遗产，严重限制了通过积极的总需求管理与直接创造就业以应对失业的政策空间。回归结构性失业概念的本源，全面理解结构性失业和需求不足型失业的辩证关系，对构建更全面的就业理论、推动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  •结构性失业；工资刚性；需求不足型失业；高质量充分就业政策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着力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并指出“人力资源供需不匹配，是当前我国就业领域面临的主要矛盾”。 ¹ “结构性就业矛盾”一方面体现了失业群体的结构性特征即“结构性失业”，另一方面体现了已经实现就业的异质性劳动力的就业质量问题。将失业治理和就业质量优化作为有机整体进行考察，是深化就业体制改革，实现从“更加充分和更高质量的就业”到“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工作。经济学教科书塑造了一代又一代学子对经济学常识的基础认知。然而，目前主流的宏观经济学教科书对结构性失业概念的片面阐释，不仅未能适合当前就业工作的实际需要，更是从根本上误导了对结构性失业问题的认知。例如，曼昆（N. Gregory Mankiw）编写的经济学教材是全球范围内最具影响力的入门教材之一，在中国当代经济学教育中亦扮演了重要角色。曼昆的《宏观经济学》将“工资刚性与工作配给引起的失业”称为结构性失业，即“在现行工资下，劳动供给量超过劳动需求量”，但由于“最低工资法、工会的垄断力量以及效率工资”导致“工资刚性”，“尽管存在劳动的超额供给，企业也不能降低工资”，因此，“企业必须以某种方式在工人中配给稀缺的工作岗位”。 ²不少常用的入门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使用了类似的理论逻辑。例如，克鲁格曼（Paul R. Krugman）提出：“结构性失业是指在劳动力市场中，职位寻找者的人数多于在某一工资水平上可提供的工作职位数所引起的失业。” ³ 高鸿业主编的《西方经济学》教材对结构性失业的定义，虽然采用了更接近传统理解的表述——“结构性失业是指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不匹配所造成的失业，其特点是既有失业，又有职位空缺，失业者或者没有合适的技能，或者居住地点不当，因此无法填补现有的职位空缺”——但其后续内容仍然遵循西方主流经济学教材的分析框架，围绕“工资刚性”及其成因展开对结构性失业的论述。 ⁴结构性失业概念的传统含义是指“因技术变革、产业的地域转移或其他一些长期影响而从特定岗位上被取代的工人所面临的失业情况”。 ⁵ 学者们曾按照结构性失业概念的传统含义对其各种类型进行研究，本文综合其研究成果，将结构性失业定义为：由于技术创新、产业变革、区域经济兴衰以及消费模式的转换等宏观经济结构的变动，导致新兴岗位需求与劳动力的既有特征结构（包括劳动者的技能类型、知识结构、区域分布、年龄性别等），出现持续性的错配与失衡，从而引发的长期失业问题。流行的宏观经济学教材关于结构性失业的分析逻辑的问题在于：将结构性失业的本质锚定在工资变量上，从而把对经济结构问题的关注，转移到工人为什么不愿意接受更低的工资上。相应地，解决失业的策略也被局限在优化劳动力市场的供给方视角上，而总需求管理和直接创造就业的政策传统，则被视为在另一种层面上对自由竞争的劳动力市场的破坏。本文旨在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对结构性失业概念的置换进行彻底批判。本文第一部分考察经济学说史中结构性失业概念的历史演变，揭示其原初含义与当前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教科书定义的大相径庭。第二部分在经济学说史考察的基础上，对主流宏观经济学教科书的结构性失业理论因忽视经济结构变迁、转嫁失业治理责任、贬低需求不足型失业而产生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全面批判。第三部分将阐释准确理解结构性失业对我国高质量充分就业的重要意义。

一 结构性失业概念的经济学说史溯源

（一） 新古典经济学及其充分就业的教条

在新古典经济学占据主导理论地位的时期，结构性失业没有存在的理论土壤。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完全自由竞争和理性经济人。19世纪90年代，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综合古典经济学的分配理论和边际学派的边际理论，形成了新古典经济学供求均衡的工资理论，认为劳动市场的均衡工资水平由劳动力供求关于自发决定。 ⁶ 这一时期对充分就业的理解表现为：“在完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如果工资可以随劳动力供求变化而自由涨落，则通过市场价格机制自发的调节作用，也就可以使一切可供使用的劳动力资源都被用于生产，实现充分就业。” ⁷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庇古（Arthur Cecil Pigou）的失业理论清晰地体现了这一逻辑。庇古认为，“在劳动者完全自由竞争且劳动力完全流动的条件下，工资水平始终与需求保持紧密关联，确保全员就业。因此，在稳定状态下，实际上所有人都能找到工作。这意味着任何时期存在的失业现象，完全源于需求条件持续变化，而摩擦阻力阻碍了工资的即时调整”。 ⁸ 基于此，凯恩斯总结庇古的失业理论时指出，“‘摩擦’失业和‘自愿’失业已经构成（古典理论的）失业的全部范畴”。 ⁹

（二） 凯恩斯革命与结构性失业概念的雏形

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席卷了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失业人数剧增。凯恩斯提出了在“古典学派的假设前提不容许”存在的失业范畴——“非自愿失业”。 ¹⁰ 值得注意的是，凯恩斯所指的“古典学派”实际是指自19世纪70年代发展起来的新古典主义方法，与当代经济学史中所指的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顶点的古典主义方法并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¹¹ 在凯恩斯的理论体系里，非充分就业假设取代了古典经济学的充分就业假设，总产出和总就业理论取代了古典经济学的价格理论。 ¹² 凯恩斯明确表示，“自愿失业”和“摩擦性失业”两种范畴不能涵盖所有的失业现象。大萧条时期的经济现实强烈表明：“总有一些人愿意接受现行工资而工作，但却无工可做。” ¹³以庇古为代表的传统失业理论，始终将工资问题置于分析的中心，并由此得出一个“普遍性的结论：面对劳动力需求的变动，工资率的刚性越大，失业率就可能越高”。 ¹⁴ 然而，这一解释对于凯恩斯关注的“非自愿失业”现象缺乏足够的解释力。因此，凯恩斯认为，最好将传统失业理论称为“充分就业下的分配理论”。换言之，庇古等人所研究的，实际上是存在“自愿失业”和“摩擦性失业”的充分就业状态下失业量的高低，而忽视了这两者之外的“非自愿失业”现象。凯恩斯革命虽然没有直接催生出一个有别于摩擦性失业的结构性失业概念，但它使得失业问题的分析重心发生了重要转移：从劳动力市场的价格机制失灵，转向关注宏观层面有效需求不足的系统性困境。在战后经济复苏、需求旺盛的情况下，失业问题仍然大量存在。那些在经济中长期存在且难以用“摩擦性失业”和“自愿失业”解释的失业现象，最终被明确提炼为独立的理论范畴——结构性失业。 ¹⁵

（三） 结构性失业概念的诞生与黄金时代的失业论战

二战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迎来了强劲的经济复苏，进入战后发展的“黄金时代”。与此同时，西方经济学界开始反思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凯恩斯所主张的大规模公共投资和赤字支出政策，被视为对大萧条时期糟糕经济表现的过度反应；而减税方案则被认为足以替代旧的政策框架，既能发挥凯恩斯主义刺激总需求以促进经济增长的巨大潜力，又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对企业自主决策权的侵蚀。这一时期，新古典综合派的菲利普斯曲线成为理解失业的主流分析框架。凯恩斯的“非自愿失业”理论逐渐被教条化，菲利普斯曲线通过对工资率和失业率之间的数量关系的实证分析，似乎印证了新古典综合派的核心主张——以减税政策为主导的总需求管理政策，能够有效地解决失业问题。1957年，美国进入战后的第三次周期性衰退。尽管工业生产和实际收入在1958年就迅速恢复至衰退之前的水平，但高企的失业率直至1964年都一直维持在5.5%以上。 ¹⁶ 经济繁荣与严峻失业并存的现象催生了另一种理解失业的视角。1959年，美国联合经济委员会发布《摩擦性失业的程度与性质》报告，正式明确并强调了结构性失业概念。报告将摩擦性失业界定为自由市场经济中不可避免的短期失业现象，它源于劳动力市场的正常波动，包括劳动者为寻求更好的机会而自愿进行工作转换，新进入劳动力市场者的求职期，以及由季节波动引起的暂时性职位空缺。 ¹⁷ 这是市场有效匹配与运行的自然产物，通常持续时间较短。与之相对，结构性失业被定义为一种更深层次的长期失业形式，其根源在于经济基本条件的根本性变化，如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转型、消费模式转变或者地区性经济衰退。这些变化将导致劳动者的技能与新兴的劳动力需求之间出现持续错配，或者使得某些地区的就业机会永久性减少。对经济结构变迁和劳动力异质性特征的关注，催生了有别于总需求管理理论的失业分析视角。面对繁荣时期的高失业问题，坚持总需求管理政策的“需求不足”阵营和倡导人力资本投资的“结构变化”阵营的经济学家们展开了一场围绕失业原因的大辩论。 ¹⁸ 与坚持以减税政策为核心进行总需求管理的新古典综合派不同，“结构变化”阵营的经济学家认为，繁荣时期的高失业本质上是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变迁、新技术应用以及资源转移的结果，只有通过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全面发展职业技能培训和国家基础教育体系，使劳动者在技术迭代和产业转移中保持适应性，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结构性失业问题。 ¹⁹ 然而，也有一些“结构主义”者认为，技能培训必须在解决就业岗位不足问题的基础上开展，否则只能导致失业在劳动者之间的重新分配。 ²⁰ 因此，凯恩斯主张的通过赤字支出增加劳动需求的政策不能被放弃。

（四） “结构性失业”被置换为具有特定意识形态色彩的概念

20世纪70年代，失业率和通胀率的同时上涨，对菲利普斯曲线的分析构成了事实上的颠覆。针对新古典综合派以减税为主的总需求管理政策的失败，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恢复了凯恩斯革命之前新古典经济学的弹性工资理论，并结合“自然失业率”理论与理性预期学派的跨期均衡理论，提出了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中与工资刚性绑定的结构性失业概念。在“自然失业率”的理论框架下，除周期性波动之外，自愿失业、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共同构成了“自然失业率”的全部内容。 ²¹ 在新的分析体系里，所有需求方政策，包括政府赤字支出和直接创造就业的计划，失去了理论上的正当性。“自然失业率”定义了一个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体系内的某一均衡状态的失业率，其水平差异仅源于劳动力市场的不同特征。由于该失业率处于均衡状态而非凯恩斯理解的非均衡状态，因此，凯恩斯革命之前的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工资和失业的分析在此重新获得解释力。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就以这种所谓的“科学的”解释力为理论，以反对最低工资法、削弱工会对资本的抗衡作用并倡导放松劳动力市场管制的意识形态为本质要求，提出了以工资刚性定义的结构性失业概念，从而彻底地抛弃了结构性失业概念原本的内涵。表1总结并比较了自19世纪末以来经济学说史中四大经济学流派有关失业类型的定义、理论逻辑和政策含义，说明了结构性失业概念的诞生和嬗变过程。

表1   经济学说史中结构性失业概念的诞生和嬗变

二 对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结构性失业理论的批判

从经济学说史的考察中可以发现，当前主流的宏观经济学教科书将结构性失业锚定在工资刚性的定义，实质上是将特定的理论范式乃至意识形态强加给了现实经济问题。它不仅扭曲了结构性失业概念的本源——即宏观经济动态和产业结构变革对劳动力市场造成的冲击，更在政策认知和实践层面产生了误导性后果。本部分将从概念误用、视角遮蔽和责任转嫁三个方面，对其进行系统性批判。

（一） 概念误用

流行的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教科书将结构性失业本应指向宏观经济与产业维度（如技术革命、产业升级、区域转移等）的结构，置换成了微观层面的劳动力市场制度结构或价格机制问题。这一置换导致对失业根源的判断发生了偏移：“新的”结构性失业概念对自由竞争和工资灵活机制的意识形态的重申，将失业归因于劳动力市场，抛弃了凯恩斯从产品市场的有效需求解释失业的理论。在其本源意义上，结构性失业概念的提出，旨在解释为何在经济繁荣时期，依然长期存在大量失业。其定义直指问题的根源——技术进步导致特定技能的过时，产业变迁引发部分地区的萧条，消费模式转变致使相应产业或行业的萎缩和消失等。其本质上是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创造性破坏”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现实体现，核心在于就业岗位的破坏和创造在技能、地域、时间上的错配。然而，工资刚性的分析框架转移了问题的焦点。结构性失业不再被视为经济结构变革导致的结果，而被转化成一个工资谈判或制度层面的问题——为什么工人不愿或者企业不能降低工资以实现市场出清？以美国为例，秉持主流框架的经济学家们一方面宣称国家已经实现充分就业（在2016年美国经济协会的年会上，马丁·费尔德斯坦宣称美国“基本上处于充分就业状态，总体失业率为5%”，《华尔街日报》和路透社的调查也支持了这一论断） ²² ；另一方面，大量美国人对“财务安全、社会关系……”感到焦虑，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越来越难以通过勤奋工作解决债务问题，美国社会甚至出现因滥用毒品、酗酒和自杀而引发“绝望之死”的公共健康危机，这与工人就业机会和经济条件的侵蚀密切相关。 ²³萧条地区的持续性衰退、国家产业空心化等问题，也成了市场竞争的自然结果。由工资刚性定义的结构性失业，切断了失业问题与经济结构变迁原本的关联，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造成的失业问题，被视为经济迈向更高效均衡的必要摩擦和短期阵痛。于是，以结构性变革加速为由，宣称自然失业率（主要为结构性失业）呈长期上升趋势，便显得合乎其理论逻辑。这一视角下，美国“铁锈带”的困境、欧洲的去工业化遗留问题，以及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比较优势陷阱”，都成了市场化的自然选择——“任何区域失业差异都将通过工人对相对工资差异的迁移反应来解决，这反过来又有利于地区的经济增长”。 ²⁴

（二） 视角遮蔽

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的结构性失业理论将分析焦点锚定于劳动力市场的微观价格机制，并追求形式上的数学精确性，实质上贬低并遮蔽了从总产品市场和有效需求不足视角理解失业问题的理论路径。失业究竟是一个劳动力市场问题，还是总产品市场的问题，本质上反映了理解失业问题的两种视角之间的分歧。然而，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对劳动力市场微观基础的追求，排除了对总需求动态的核心考察。主流理论通过构建“非加速通货膨胀的失业率”（NAIRU）这一核心概念，将结构性失业概念自然化、固化和数学化。NAIRU被塑造为一个理论上的均衡点，低于此点的失业率将引发不受控制的通货膨胀，这一失业率水平也被称为自然失业率。据此，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都被归入自然失业率的范畴，被视为经济正常运行下的必然产物，不应该通过主动创造需求的措施加以消除。实际上，自然失业率是一个不科学的概念。自然失业率在方法论上将失业率伪装成技术性规律，从而遮蔽了根本问题：NAIRU并非物理常数，而是由特定历史制度、产业政策以及社会契约所共同塑造的变量。失业率目标被锚定在一个主观估算且常被宣称因结构变革而上升的NAIRU，实质上为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套上了一个“科学的”枷锁，主动放弃了通过总需求管理和政府直接创造就业等措施实现充分就业的目标。自然失业率体系下的结构性失业理论，几乎完全摒弃了凯恩斯革命的核心遗产——从总体的产品市场和有效需求不足的视角来理解失业。在凯恩斯的分析体系中，失业的根本原因是总支出不足以购买经济在充分就业下所能生产的全部产品。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水平是由产品市场决定的，换言之，失业是由于缺乏商品和服务需求，而非工资刚性的结果；相反，较普遍的工资下调除非扩大了对外出口，否则就会导致有效需求不足，从而引发失业的进一步增加。将结构性失业与工资刚性绑定，实质上是将分析的起点和终点都锁定在劳动力市场本身，仿佛失业只是劳动力价格（工资）未能灵活调整以适应预设均衡的局部失灵。我们并非说理解劳动力市场本身的制度特征不重要，而是这种视角的局限导致了失业治理政策的狭隘化：任何超越劳动力市场供给方干预（如培训、流动性调整、废除最低工资制度和工资弹性化等）的政策尝试，尤其是直接提升总需求、创造就业岗位的扩张性财政政策，都会因其可能扰动那个主动设置的枷锁（NAIRU），而遭受过度的警惕和理论责难。战后曾占据主流的、将维持充分就业视为国家核心责任和社会契约基石的理念，被重新定义为对市场过程的低效干预和对私人部门自主权的侵害。

（三） 责任转嫁

当主流理论将结构性失业塑造成以工资刚性为核心的问题时，长期失业便不再被视为经济系统的失灵，而被归因为失业者个人的责任。失业治理的责任便由此从国家和企业不可逆转地转向劳动者个体。在传统的结构性失业概念看来，技术变革、产业转移等是全球资本积累和竞争驱动的结果，其带来的失业成本理应由社会（通过政府）、企业（作为变革受益者）与失业者共同承担。以凯恩斯理论为基础的失业治理的“充分就业框架”强调，维持充分就业是社会集体责任。其关于充分就业的承诺，要求国家采取更主动的总需求管理政策，并在经济周期的各个阶段提供公共部门的就业岗位，承担作为最后雇主的责任。相比之下，西方主流经济学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所推行的“就业能力框架”，则强调个人和企业对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的适应能力，失业的原因主要源于“失业的人选择处于当前的状态，因为他们没有投资于适当的技能，没有以足够的努力或严谨的态度寻找可用的机会……” ²⁵ 在此逻辑下，失业工人的技能培养和减少市场搜寻成本等方面的努力被认为更有效。“新”的结构性失业概念不仅被视为实现充分就业后的合理存在，通往充分就业的政策选择也被局限在供给方。受局限的就业政策，一方面强调劳动者需通过自我投资以提升技能，增强适应性和流动性，接受更灵活的工资和工作形式；另一方面则认为企业缺乏系统性承担工人再培训的动力——因为根据市场逻辑，这是劳动者为保持就业能力应做的私人投资。于是，企业不再承担培训工人的责任，而培养适合企业需求的劳动者，则成为应该由社会承担的公共成本。这为资本雇佣劳动力的“收益私有化、成本社会化”提供了理论辩护。按照这种逻辑，公共部门的角色被限定为提供培训和劳动力市场信息、完善市场功能，而非直接创造就业或引导产业结构的变革。若职业教育体系未能适配生产需要，并由此引发严重失业，也被视为劳动力市场自由竞争的合理结果。青年高失业率的固化和中年失业危机，正是这种责任转嫁的恶果。教育体系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脱节，被归咎于个人选择或教育机构的失灵，青年人从学校到工作的过渡异常艰难；由于技术变革和行业迁移而面临失业危机的中年群体，则被归因于个体技能不足、难以适应经济发展的新需要。正如迈克尔·哈灵顿曾指出的，“穷人之所以穷，因为他们好吃懒做”这一类论调，使得人们习以为常地认为穷人就是那些与社会进步脱节的人。 ²⁶ 在结构性失业概念提出的初期，当代贫困的新形式曾受到广泛关注。经济学家们呼吁，应将那些因经济结构变革而难以融入社会的群体纳入社会治理范围。然而，在主流经济学的框架下，相关问题被排除在视野之外，甚至比没有结构性失业概念的时候更为严重。

三 为结构性失业概念正名对我国高质量充分就业的重要意义

中国的就业政策实践，始终立足于经济发展阶段面临的现实挑战，体现了超越单纯劳动力市场微观调节的宏观视野，如政策文件中的“结构性就业矛盾”的概念仍是以原本的结构性失业概念为基础的。但是，宏观经济学教科书将结构性失业概念定义为工资刚性问题的主流教条，仍在误导学生和读者，不仅使许多人无法充分认识技术革命、产业升级与全球价值链变革带来的系统性就业挑战，也难以在政策层面统筹需求管理和供给改革的需要，进而阻碍了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让劳动者公平分享发展成果。因此，必须拨开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所设置的理论迷雾，恢复对失业问题的全面认识。

（一） 全面理解中国失业的系统性根源

对于中国而言，失业问题绝对不能套用流行的自然失业率及其与工资刚性绑定的结构性失业理论。当前中国面临的就业挑战，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经济增长不确定性增强、新技术革命挑战下结构变革，以及内需潜力有待进一步释放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²⁷ 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地缘政治冲突与部分国家的“去风险”浪潮，加剧了外部需求的波动，直接影响到出口导向型产业的就业容量；人工智能的加速运用对既有的岗位构成了长期的挑战和冲击；部分群体的收入增长放缓、预期波动，又制约了消费需求的释放。此外，中国经济正处在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的关键期，传统产业的数字化、绿色化改造，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和壮大，对劳动者的知识结构和技能素质提出了全新要求。这一过程中出现的岗位的创造与破坏，在区域、行业、技能和时间上的错配，正是发展过程中结构性失业的核心内容，其根源在于经济体系的演化。而降低工资水平以减少工资刚性，不仅不能减少失业，反而将因降薪减少总需求进一步加剧失业。在这种情况下，有效需求不足不仅会引发周期性的失业压力，更会加剧结构性失业的困境。以培训政策为主的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在工作机会短缺的情况下，难以解决失业问题，失业者无法找到本不存在的工作。 ²⁸ 当新兴产业创造的优质岗位不足时，传统产业解雇的劳动力将面临更严峻的转型困难，技能不足问题将在有效需求不足的宏观背景下被放大。不仅如此，长期失业对这部分群体的损害，并不会随着周期性的经济复苏得到恢复和扭转。因此，理解当前中国失业问题的框架，必须抛弃流行的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中的自然失业率理论以及以工资刚性定义的结构性失业概念。

（二） 建设供需协同的高质量充分就业政策体系

破解当前中国复杂的就业难题，必须跳出供给方至上或需求方唯一的二元对立思维。传统的两类就业治理政策在具体实践中都有其局限性：以供给方调整为主的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忽视了劳动力需求和就业机会充足是政策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而以需求方管理为主的凯恩斯主义的总需求管理政策，无法解决“有增长无就业”和“失业型复苏”的问题，还会导致收入不平等和贫困问题的恶化。 ²⁹ 构建一个从需求和供给两端协同发力、市场机制与政府作用互为补充、短期托底与长期发展有机衔接的健全政策体系，是应对新技术革命与产业变革、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必要基础。首先，要坚持需求方管理的持续性作用。必须抛弃将“自然失业率”视为不可逾越的铁律的教条思维，认识到存在非自愿失业和过剩产能的情况下，政府的财政空间本质上是功能性的，而“3%赤字率的红线”只是自我强加的限制。 ³⁰ 2025年12月，《求是》杂志发表重要文章《扩大内需是战略之举》，重申了需求方管理和供给方管理并重的必要性。文章强调，“最终消费才是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扩大消费最根本的是促进就业，完善社保，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³¹ 因此，宏观经济政策要强调就业优先导向，积极挖掘和培育新的就业增长点。同时，需求方管理必须与收入分配改革相结合，完善工资合理增长机制，形成“扩大内需—促进就业—增加收入”的良性循环。其次，要坚持“投资于人”的长期发展战略。系统性优化劳动者全职业生涯的能力，一方面可以促进失业者更好地融入时代需求，另一方面能够保持国家创新能力和发展优势。政策的关键在于，将人力资本提升与产业政策、科技政策紧密联动，将“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确保技能供给的方向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长远需求相匹配。在就业市场匹配机制方面，深化户籍、社保等制度改革，破除劳动力流动障碍，提升市场匹配效率。在民生保障方面，完善养老、托育、医疗等保障措施，从社会层面对工资形成补充，为劳动者在产业转换和职业变迁中提供基本生活保障，降低其转型风险。最后，更好地发挥政府直接创造就业岗位的保障性功能。通过就业保障计划等措施直接创造就业岗位，既是对劳动力市场的必要补充，也是对充分就业是社会集体责任这一理念的实践。科学开发公益性岗位（如社会服务、环境治理、治安管理等），不仅能够帮助困难群体实现就业和增收，也能显著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因此，应将公益性岗位开发、以工代赈等直接创造就业的举措纳入常态化的保障制度，并将其与国家重大战略（如乡村振兴、生态文明建设、社区治理等）等系统性工程紧密结合起来。

（三） 构建中国自主的就业理论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构中国就业理论体系，积极讲好中国就业故事，有效提升我国在就业领域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 ³² 中国的就业治理实践及其成就，为理论创新提供了丰富的土壤，我们必须摆脱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失业理论的路径依赖，进行深刻的理论自觉与创新。构建中国自主的就业理论体系，首要任务是对“充分就业”“结构性失业”等核心概念进行符合中国实际的再界定，使其挣脱“自然失业率”框架下自由市场教条的束缚。自然失业率这一自我预设的枷锁，在推动失业在一部分群体之间重新分配的同时，对于解决失业总量的问题收效甚微。在研究方法上，中国自主的就业理论体系应该突破新古典宏观经济学高度抽象化与个体主义的方法论局限，更多引入政治经济学、演化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政治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等坚持的集体主义方法论和历史视角，有助于打破自然失业率的教条。改革开放以来，体制转轨、农民工流动、高校毕业生就业等一系列难题的现实治理成效及其局限，应当成为新理论创造的重要支撑。最终构建一个以“高质量充分就业”为目标的核心分析框架，实现就业岗位扩大、人力资本投资与收入分配改善之间的动态平衡。总之，构建中国就业理论体系的意义除了学术自立，更在于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学理支撑，并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发展与就业共赢，探索超越资本逻辑的新路径。这要求经济学教育者和研究者坚持从实践中提炼理论，从经济学说史中汲取灵感，用立足本土、观照时代的学术话语，塑造新一代学子对经济与就业问题的科学认知。本文对结构性失业概念的正本清源，就服务于这一目标。

1. 习近平：《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求是》2024年第21期。

2. N. 格里高利·曼昆：《宏观经济学》，卢远瞩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141—142页。

3. 保罗·克鲁格曼、罗宾·韦尔斯：《宏观经济学》，赵英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52页。

4. 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469页。

5. James W. Knowles and Edward D.Kalacheck ，Higher Unemployment Rates，1957-60：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r Inadequate Demand，Washington：U. S. Goverment Printing Office，1961，p.7.又如伍兹定义的结构性失业概念：“结构性失业……是指因下列原因造成的失业：（1）由于新产品的创造、自发或诱导的偏好变化、进口商品竞争的加剧等原因引起的消费需求的重大转变，从而减少了特定行业或行业群体、特定局部区域或地区的工人的就业机会。（2）技术变革，涉及特定行业内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或使特定技能或产品变得多余或过时。重大技术变革可能会引入一个全新的行业，而逐渐摧毁一个成熟的行业……在这种情况下，由此产生的失业将来自（2）和（1）的结合。（3）特定地区的自然资源枯竭。（4）产业组织或所有权的变化导致某些工厂因上述以外的原因而关闭。”参见H. D. Woods and Sylvia Ostry，Labour Policy and Labour Economics in Canada，Toronto：Macmillan of Canada，1962，pp.377-378.转引自G. Peter Penz，The Theory and Measurement of Structural Unemployment，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1968. pp.5-6.

6. 易定红、陈翔：《中国工资形成机制：概念界定、现状分析与未来展望》，《江西社会科学》2022年第11期。

7. 厉以宁、吴世泰：《西方就业理论的演变》，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年，第1页。

8. A. C. Pigou，The Theory of Unemployment，London：Macmillan，1933，p. 252.

9.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高鸿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1页。根据凯恩斯的总结：自愿失业是指，由于各种原因，人们拒绝接受相当于他们的边际生产率的产品价值的报酬而去工作；摩擦性失业是指，在一个非静态的社会中，总会存在着在不同的工作中转移而导致的失业，这种转移的原因可以是主动的，也可以是被动的。

10.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高鸿业译，第11页。

11. 威廉·米切尔、L.兰德尔·雷、马丁·沃茨：《新宏观经济学》，贾根良、李黎力、何增平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25年，第666页。

12. 方福前：《围绕“凯恩斯革命”的最新争论》，《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12期。

13.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高鸿业译，第12页。

14. 阿瑟·塞西尔·庇古：《论失业问题》，包玉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49页。

15.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长期的结构性失业不同于凯恩斯的“非自愿失业”。凯恩斯的“非自愿失业”应该是一部分结构性失业和周期性失业。换言之，有一部分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是难以区分的。也正因如此，结构性失业的概念才诞生得如此之晚，因为在早期的经济学理论体系中，没有为区分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留下理论空间。

16.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Unemployment Rate ［UNRATE］，”Federal Reserve Economic Data （FRED），https：//fred.stlouisfed.org/series/UNRATE ，Mar. 18，2025.

17.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and U.S. Department of Labor，The Extent and Nature of Frictional Unemployment，Washington：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59，pp.1-6.

18. Eleanor G. Gilpatrick，Structural Unemployment and Aggregate Demand：A Study of Employment and Unemploy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1948-1964，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Press，1966.

19. Thomas Curtis，87 Million Jobs：A Dynamic Program to End Unemployment，New York：Duell，Sloan and Pearce，1962.

20. Hyman P. Minsky，“Poverty：The‘Aggregate Demand’Solution and Other Non-Welfare Approaches，”Hyman P. Minsky Archive，1965，p. 472，https：//www.bard.edu/archive/minsky/472 ，Dec. 13，2025.该文是明斯基为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政府与公共事务研究所举办的贫困问题教师研讨会准备的论文。

21. 保罗·克鲁格曼、罗宾·韦尔斯：《宏观经济学》，赵英军译，第54页。

22. John Komlos，“Despair at Full Employment：The Urgency of a Fairer Labor Market，”Challenge，vol. 61，no. 5-6，2018，pp. 363-386.

23. Charles J. Whalen，“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nd Chock-Full Employment：Reclaiming the‘Right to Work’as a Cornerstone of Progressive Capitalism，”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vol. 53，no. 2，2019，pp. 321-340.

24. William Mitchell and Joan Muysken，Full Employment Abandoned：Shifting Sands and Policy Failures，Cheltenham：Edward Elgar Publishing，2008，p. 125.

25. William Mitchell and Joan Muysken，Full Employment Abandoned：Shifting Sands and Policy Failures，p. 4.

26. 迈克尔·哈灵顿：《另一个美国》，郑飞北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年，第21页。

27. 沈坤荣：《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人民日报》2025年8月22日，第9版。

28. 贾根良、刘爱文：《就业保障：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的根本性措施》，《社会科学战线》2024年第7期。

29. 贾根良、刘爱文：《就业保障：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的根本性措施》，《社会科学战线》2024年第7期。

30. 贾根良：《国家财政与疫后重振中国经济的战略构想》，《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5期。

31. 习近平：《扩大内需是战略之举》，《求是》2025年第24期。

32. 习近平：《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求是》2024年第2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