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史学科的一门分支学科，台湾史研究是推动新时代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近年来，大陆台湾史学界围绕台湾史“三大体系”建设与创新，从各自领域出发，推动台湾史研究不断走向深入。值此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发表10周年之际，笔者不揣浅陋，对近年来台湾史研究趋势进行初步观察与总结，以期为学界继续深化台湾史研究提供一点参考。
一、重视史观问题，推动台湾史理论建设
台湾史是兼具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特色学科，台湾史理论建设涉及台湾史研究的基本立场、历史观、方法论等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史观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岛内台湾史研究日渐受到“台独”史观的侵蚀，部分台湾学者以突出台湾“主体性”的名义，力图将台湾史与中国史割裂。大陆台湾史学界基于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始终坚持中国史观、统一史观。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大陆台湾史学界在开展台湾史实证研究的同时，重视从史实出发，针对“台独”史观谬论进行深入剖析与批驳。陈孔立是较早明确提出以中国史观研究台湾史的大陆学者，近年来又陆续发表了多篇文章，针对“台独”史观的主要特性与危害，从学理层面进行辨析与批判。针对“台独”史观的一些具体表现，如“原民史观”“台湾南岛语族原乡论”“共构殖民论”“殖民统治有益论”“台湾地位未定论”，以及“台湾意识”异化对台湾史研究的影响、“台湾400年史”说、“皇民史观”等，学界也展开了深度辨析。近年来大陆台湾史学界对“台独”史观的研究还展现出研究视角的创新，因而颇具方法论意义。如李细珠结合战后台湾“台独运动”史、台湾政治社会生态变迁，对“台独”史观进行系统、宏观研究，提示有关“台独”史观的研究可以跳出狭义的学术史研究范畴，与政治史、社会史作进一步的融合。
在辨析、厘清“台独”史观的谬误的同时，学界还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台湾史理论建构，其重心之一也是围绕史观问题展开。有鉴于“台独”史观的负面影响以及两岸台湾史学界的史观分歧与对立，李细珠创新性提出“两岸一体史观”。“两岸一体史观”从台海两岸关系历史实际出发，强调台海两岸是一个历史形成的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两岸一体史观对于台湾史研究，既是符合台海两岸关系历史实际的理论概括，更有学理探讨与理论解释的张力”，对于“台独”史观也更具有针对性，有助于破解各种“台独”史观的谬论，维护中国主权和领土的完整。刘相平则基于“史观问题的实质是认同问题”，从大多数台湾民众认同中华民族这一两岸关系现实出发，提出“中华民族史观”。陈孔立继续倡导建构“共同史观”，并指出这种史观有一个形成的过程，可以通过两岸交流，“逐步形成共有观念，增进互相认同”。
在讨论史观问题基础上，学界也努力建构完整的台湾史理论体系。陈孔立曾提出建立综合性区域研究的“台湾学”构想。张海鹏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从一个中国立场出发，对台湾史学科体系建构作出重要贡献。2021年10月，学术期刊《台湾历史研究》正式创刊，对于推动台湾史研究，特别是台湾史“三大体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台湾历史研究》是大陆学界第一份台湾史专业学术期刊，以“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理论导向和学术导向，刊载台湾历史研究领域学术成果，促进学术交流，服务国家对台工作的大政方针”为办刊宗旨。该刊从创刊号开始设置常设栏目“唯物史观与台湾史研究”，明确唯物史观在台湾史研究中的指导地位，并刊发相关台湾史理论文章。创刊号上该栏目即刊发了李细珠有关台湾史“三大体系”建设的理论文章。该文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从服务于整个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设的高度，探讨台湾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建设和创新，指出台湾史“三大体系”内部结构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其中学科体系是基本框架，学术体系是核心内容，话语体系是表现形式，三者构成一个完整的有机统一的台湾史研究体系。该刊随后又刊载了刘相平撰写的以“中华民族史观”为主轴加快构建台湾史“三大体系”的理论文章，以及有关台湾史“三大体系”建设的4篇笔谈文章，使台湾史理论建构问题进一步得到学界广泛关注。
无论围绕史观问题，还是台湾史“三大体系”建设，台湾史理论建设都将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台湾史学界的一项重要任务。这是由台湾史学科状况所决定的，“作为中国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台湾史研究还只是一门非常年轻而并不成熟的新兴学科，无论是宏观意义上的‘三大体系’建设，还是各个具体领域的专题研究，都有待于学界同仁不断地深入探索和努力开拓”；同时，两岸台湾史学界的史观分歧很难在短期内消除，“台独”史观还会以各种形式影响台湾史相关领域的具体论述。如何继续厘清“台独”史观谬误，进一步构建、完善正确史观指导下的台湾史理论体系？近年来学界围绕史观问题和台湾史“三大体系”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已奠定良好基础，并具有借鉴意义。一方面，学界对“台独”史观的辨析与批驳，对“两岸一体史观”等正确史观的建构，以及对台湾史“三大体系”建设的思考，都离不开具体领域、具体专题的实证研究；另一方面，学界也从问题意识出发，通过坚实可靠的实证研究，针对具体领域、具体专题，形成具有理论指导意义的历史解释体系。如张海鹏为《日据时期台湾人民抗日斗争史》所写的导言，精炼总结了研究日据时期台湾人民抗日斗争历史的五点认识，对如何认识日据时期台湾人民抗日斗争史具有理论指导意义；李细珠通过对清政府理台政策与清代台湾历史定位的全面考察，打通了1840年前后的清代台湾史，将清政府理台政策的历史演变概括为“三节四段”，厘清了清前期“消极治台说”、台湾社会“土著化”等台湾史既有认知的错谬之处，建立起对清代台湾史的完整的解释体系，有力证明了“两岸一体史观”具有史实基础与理论解释张力。上述两例进一步说明，今后台湾史学界应加强理论自觉，继续以扎实的实证研究为基础，结合具体领域、具体专题，持续推动台湾史理论建设，使台湾史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形成有机联动，以无可辩驳的史实破解“台独”史观的种种谬论，牢牢掌握台湾史话语权。
二、研究重心转向清代和战后，部分领域有待加强
台湾史的研究对象是自古以来台湾地区的历史。就研究时段而言，台湾史可分为史前与早期、荷据、明郑、清前期、晚清、日据、光复初期、1949年后等不同时段的台湾史；其中清前期和晚清可合并视为整体的清代台湾史，光复初期和1949年后则通常被笼统地称为战后台湾史。由于历史研究需要一定的文献资料作支撑，台湾史研究自发轫以来，即偏重明清时期（包括前述荷据、明郑时期以及清前期）和近现代台湾史研究，且研究重心呈现出由古及今、逐步后移的趋势。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清代台湾史是台湾史研究的热门领域，进入90年代后，其地位逐渐被日据时期台湾史取代。这个趋势在岛内台湾史学界尤为显著，日据时期台湾史一度成为“显学”中的“显学”，时至今日依然保持较高热度，清代台湾史研究则相对受到冷遇。至21世纪，台湾史研究的重心又进一步向战后台湾史、特别是1949年以后的台湾史转移，战后台湾史研究在两岸台湾史学界都成为重要的学术增长点。不过随着大量明清时期台湾档案的出版，近十余年来，清代台湾史研究再次受到大陆学界的青睐，并重新焕发生机，清代和战后成为当下大陆台湾史研究最为关注的两个时段。
台湾史研究还可按研究领域、专题来划分，包括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思想文化史、“涉外关系”史、两岸关系史等。与台湾学界更偏好社会经济史不同，大陆学界的台湾史研究偏重政治史、“涉外关系”史、两岸关系史以及思想文化史。结合研究时段与研究专题，从近年来成果发表情况来看，大陆台湾史学界在以下几个领域成果尤为集中：
其一，清政府理台政策研究。清政府的理台政策是近几年清代台湾政治史研究中的热点问题，集中了不少有分量的研究成果。李细珠关注清政府理台政策的延续性，围绕朱一贵事件、林爽文事件、牡丹社事件后清政府的理台政策调整，清政府在台湾实行的各项政策，以及清朝官员对台湾的治理等，展开深入研究，对以往学界较为流行的“消极治台”说提出不同看法，认为清政府对台湾的重视程度和对理台政策的慎重态度一以贯之，不存在前期“消极”、后期“积极”之分。他还就清代台湾的开发和社会转型，在既往学界争论的“内地化”“土著化”之外，提出“一体化”的概念，指出伴随着台湾开发进程，台湾与大陆逐渐实现一体化。上述研究体现了突出的问题意识，对推进清代台湾史研究有重要意义。
在清政府的理台政策中，少数民族政策是近年来尤受关注的细分领域。如围绕清前期清政府对在台筹设土司制度的讨论与最终放弃，台湾的“番界”“番屯”制度等，学界均有较为集中的讨论，还有研究者以宫廷仪制为切入点，观察清政府的台湾少数民族政策。从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视野以及海疆与边疆治理研究视野出发，今后学界对于该议题无疑还会持续关注。
其二，1949年后的“涉外关系”研究。该问题与台湾问题研究、国际关系研究、国际冷战史研究都有交叉，多年来都是大陆台湾史研究的热点。其中，台湾当局与美国的关系最受关注。研究者不仅强调多语种档案史料的广泛运用，且在研究视角等方面寻求创新，引入跨学科与全球史视角。其次是与英国的关系，英国外交部档案数据库推广使用，有力推动了相关研究。另外，台湾地区与印尼、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地区的关系逐渐受到关注，琉球问题则在近期再次成为热点，反映了台湾史研究强烈的现实关怀。“涉外关系”史今后还将是台湾史的热点领域，并将继续拓展空间视野。
其三，日据时期与战后台湾思想文化史研究。思想文化史一直以来也是台湾史研究成果比较集中的领域，大陆学界以往比较关注国家认同、文化认同以及历史记忆等问题，教科书、同乡会等是重要的研究对象，亦有研究者从报刊舆论切入。近年来报刊舆论、迁台学人、两岸学术交流等问题受到更多关注，研究背后的问题意识也更加多元。受报刊舆论研究的带动，思想文化史研究的时段也从战后扩大到日据时期，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大陆学界对日据时期台湾史研究的不足。
其四，中共台湾地下党史与台湾革命史研究。这是中共党史与台湾史的交叉研究领域，也是台湾史近年来的新热点。围绕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近来就有多篇成果发表。另外，有关中共在台隐蔽战线、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对日本殖民统治下台湾人民革命的关心与支持、中国共产党与台湾农工运动及台共的关系等台湾革命史中的重要问题，近年来学界也多有关注。该领域的兴起，一方面与岛内开放大量“白色恐怖”时期的档案有关，另一方面受到中国近代史学界革命史研究趋势的影响。该领域的研究目前来看方兴未艾，尤其受到青年学人的青睐。有关中共台湾地下党史，研究者需要加强对中国共产党地下工作系统的了解，在运用台湾“白色恐怖”时期档案时宜有所分析鉴别；至于日据时期台湾共产主义运动以及其与中共、日共、共产国际的关系，则须注意各方的互动，并进一步挖掘史料。
除以上相对聚焦或者说“热门”的研究领域外，围绕荷据时期台湾史、清代与战后台湾政治、经济及社会等议题，学界的相关研究也在继续推进。2025年是抗战胜利与台湾光复80周年，有关台湾人民抗日斗争与台湾光复的历史，近期也有较多研究成果。总体而言，从研究时段来看，大陆学界对荷据、明郑以及日据时期台湾史的研究相对偏弱；就研究领域或研究专题而言，社会经济史研究有所不足。当然任何学科的研究重心在不同时期有所变化都属正常现象，不可能也无须强求真正做到均衡。只是台湾史的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都还在发展完善过程中，大陆学界有必要“保强扶弱”，在保持既有热门领域优势的同时，尽可能补齐短板。由于学界以往对荷据与明郑时期台湾史的研究基础较好，依笔者浅见，有两个领域亟需加强。一是日据时期台湾史，这是大陆学界一直以来研究力量投入相对薄弱的领域，近年来在报刊舆论研究及中共党史、革命史研究的带动下，研究成果有所增加，但有关殖民体制、“殖民地现代化”等问题，还可加强实证研究。二是1949年后的台湾史，也就是台湾现代史。虽然学界多年来在研究时段上后移，但主要关注“涉外关系”、两岸关系和思想文化研究，1949年后的台湾政治、经济、社会变迁，现有研究较为薄弱。与中国其他地区的历史相比，台湾史较为特殊的地方主要体现在日据和1949年后这两个时段，深化日据和1949年后台湾史研究，不仅有利于完善台湾史学科体系与学术体系，也有利于正确处理台湾史的共性与特殊性，使台湾史更好地融入中国史的整体叙事。
三、关注跨学科研究，推动学术创新
台湾史作为地方史、区域史，在学界多年耕耘之后，除个别时段外，不易开辟新的领域，台湾史研究创新需要借助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的转变，尤其是与其他学科以及历史学研究前沿的对话。
跨学科研究在台湾史研究领域有较为深厚的传统。大陆学界专门从事台湾史研究的学者数量比较有限，不少研究者是从事其他领域研究时兼及台湾史，像“涉外关系”史、思想文化史、经济史，很多研究者还来自历史学之外的国际关系、文学、经济学等学科。非历史专业学者的跨学科成果，或存在一手史料运用不够充分、欠缺历史纵深感等问题，但近年来学科融合的趋势日益显著，一些跨学科研究者自身也重视一手文献与历史学方法的运用，因而不乏优秀的跨学科成果。这些成果甚至不局限于以往较为熟悉的国际关系、思想文化史等领域，还包括来自理工科领域。如黄庄巍、刘静对台湾光复后大陆迁台建筑师群体的研究，以及孙诗萌对清代台湾城市规划的研究，都从建筑学出发，拓宽了台湾史研究领域，并从建筑史角度深刻揭示了台湾与大陆历史上不可分割的联系。
台湾史学界也有意识地加强与其他学科的对话，不仅与中国史其他分支学科，也与世界史以及历史学之外的其他学科展开对话。前述台湾史的几个热点领域大多体现了这种跨学科的特点。近年来台湾史学界倡导海疆与边疆治理研究对话，旨在以台湾史联结海疆史与边疆史研究，为推进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不仅体现了跨区域研究视野，更具有鲜明的跨学科特色。围绕海疆与边疆治理研究，《台湾历史研究》还邀请不同领域的专家撰稿，于2025年第3期和2026年第1期各发表一组笔谈文章，就相关理论与方法进行对话。海疆与边疆治理研究正带动台湾史研究形成新的热点，推动台湾史研究进一步深化。这种跨学科对话一定程度上也凸显了台湾史学科对于其他学科的借鉴意义，从而有助于台湾史学科突破“小众”学科的限制。
台湾地处我国东南海疆，历史上多次受到外国势力袭扰，甚至侵略、殖民。研究台湾史，不仅要在中国史视野下，结合中国史的问题意识来考察具体问题，有时候还需要将视野进一步从中国史扩大到世界史、全球史。大陆学界较早前就注意到台湾史研究需要有世界史视野，并须借鉴世界史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以便更好地处理荷据、日据以及1949年以后的台湾史。全球史研究兴起后，也有学者指出荷据与明郑时期台湾史可作为全球史研究的重要论题。学界近十年来在研究荷据时期台湾史时即自觉实践了这一研究路径，并在研究1949年以后的“涉外关系”、美援以及土地改革等问题时进行了尝试，一定程度上推进了相关问题的研究。不过必须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世界史、全球史视野与“台独”史观的“同心圆”理论完全不同，不是跳过中国史，将台湾史与世界史、全球史直接联系，而是从中国史出发，既看到台湾这个区域，也看到更广阔的外部世界。未来学界可以继续借助该视角，进一步推进明清之际、日据以及1949年后台湾史研究。
为避免研究碎片化，也为了全面、深入揭示台湾史的发展规律，学界不仅从空间维度不断拓展研究视野，包括前述将其与中国其他区域的历史联系起来考察的海疆与边疆治理研究对话，以及从世界史、全球史视野进行的研究等；还从长时段、整体史角度进一步拓宽研究视野。近年来清代台湾史研究的新突破，一定程度上即与打通了清前期与清后期的时间界限，贯通式观察清政府的理台政策有关。又如将日据时期台湾史放在晚清至战后的整个近代史脉络里观察，有助于更客观、全面地认识所谓“殖民地现代化”的本质。同样，研究战后台湾史，也须从较长时段和整体视野进行考察。如光复初期台湾经济恢复成效不彰，引发民怨，不仅有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施政不当的因素，日据末期极端的经济统制政策以及战争对台湾经济的破坏也是重要因素；而要理解国民党在战后台湾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还需结合民国史进行研究。这种整体视野不仅涉及时空维度，还包括打破研究领域和研究专题的分野。如对于战后台湾经济的研究，不仅关注经济政策与经济制度本身，也关注美援、国民党统治体制等多重因素，使相关研究不仅有助于理解战后台湾经济体制的形成，也为观察战后台湾政治和社会演变起到重要作用。
以上是对近年来台湾史研究趋势的初步观察，比较粗线条，也比较主观。总体来看，近年来台湾史研究适应新时代台湾史学科发展的要求，尤为重视史观问题与台湾史理论体系建设，为继续深化台湾史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学界在清政府治理台湾研究、战后“涉外关系”史、日据时期与战后思想文化史、中共台湾地下党史等具体研究领域也取得了相对丰硕的成果，同时通过跨学科对话与不断拓宽研究视野，持续推动台湾史学术创新。今后台湾史学界应以高度的理论自觉，继续关注台湾史理论建设；在具体研究领域需力求“保强扶弱”，在保持原有优势领域基础上，加强日据时期与1949年后台湾史研究，从而进一步完善台湾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台湾史“三大体系”建设之间的有机联动与持续创新，必将推动台湾史研究逐步走向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