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朝云:闽台财政改革与各方权力纠葛——雍正朝台湾县知县周钟瑄案解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9 次 更新时间:2020-12-04 14:51:50

进入专题: 周钟瑄   闽台财政改革   耗羡   养廉银  

程朝云  

   摘    要:

   雍正三年,台湾县知县周钟瑄被控贪污,由于牵涉到闽台财政改革的大背景,此案引起了雍正皇帝的高度关注,并演变为震动闽台官场的一桩大案,涉案人等都被卷入了皇权与地方官员博弈的大漩涡。案件的审理过程,伴随着闽台财政改革的全过程,从清查仓谷亏空,到耗羡归公和养廉银制度化的最终完成。透过考察周钟瑄案,闽台地区财政改革的过程得以完整呈现。在皇权的强势施压下,闽省官员提出的耗羡归公方案显得仓促而草率。

   关键词:周钟瑄; 闽台财政改革; 耗羡; 养廉银;

  

   雍正三年( 1725 年) 十月,时任台湾县知县周钟瑄被巡台御史禅济布密折参奏有贪赃枉法之事,随后由于满汉御史互参及其矛盾不断激化,案件逐渐升级,并引起雍正帝的高度关注,最终演变为震动闽台官场的一桩大案。为调查此案,雍正不仅多次下令福建督抚彻查,还两次派遣钦差前往福建,直到雍正七年( 1729 年) ,此案才匆匆审结。对于此案,学界主流观点认为周钟瑄是被诬陷①。尹全海在讨论巡台御史制度时,将周钟瑄案作为典型案例说明巡台御史与福建地方官员之间存在矛盾②。此案中禅济布与闽台地方官员的矛盾,一定程度上折射的是皇权与地方官员的矛盾。在周钟瑄案中,我们可以看到雍正皇帝的想法是如何左右此案走向的。周钟瑄案作为地方官员被控贪污的“经济犯罪案件”,其审理过程非常“巧合地”伴随了闽台仓谷亏空的清查赔补,以及耗羡归公和养廉银制度化的最终完成。这种“巧合”为解读此案提供了新的视角,由此或可了解此案何以触动了雍正皇帝的神经,皇权与地方官员的矛盾又围绕什么展开。同时,无论是清查追补钱粮积欠,还是耗羡归公与养廉银的制度化,都是雍正整顿国家财政的重要举措,学界虽已有不少有份量的研究成果面世,但相关举措在闽台地区如何具体展开,则很少提及①。因此,从财政改革角度解析周钟瑄案,也有助于了解雍正时期闽台地区财政改革的具体过程。

  

   一、周钟瑄被参与满汉御史之争

   雍正三年十月七日,巡台御史禅济布密折参奏台湾县知县周钟瑄,指其在审理贡生吴素犯奸一案时收受贿赂,并指责汉御史景考祥因私交而袒护周钟瑄。周钟瑄在审理吴贡生案时收受贿赂并与台湾知府范廷谋分肥的传闻,原发生在七、八月间,当时禅济布即要求景考祥一起上奏,但景考祥以缺乏证据为由拒绝,并透过诸罗县知县孙鲁向周、范二人“传谕诫饬”。周、范二人转而往上司处申辩,后者还具详至满汉御史和台湾镇、道处,要求查明虚实。禅济布因无实据或其他原因,只好当着台湾镇、道的面将范廷谋的详文发还。约两月后禅济布还是将此事告到了雍正皇帝处,并在奏折后抄录了范廷谋的详文②。依范廷谋所述,以罚造府城木栅的方式了结吴贡生一案,周钟瑄有钻律令空子、不合规的地方,而该案的审理显然得到了上司的默许,周钟瑄在道、府处均口头“打过招呼”③。这种不完全合规的处理方式为此后的官场纷争埋下隐患,周钟瑄被禅济布所参不能说没有自身的原因,但台湾文武官员不和以及后来的满汉御史不和,则是直接的导火索。

   台湾孤悬海上,清政府原采取闽台合治以及由福建地方官员“隔海遥制”的治理策略,但康熙六十一年( 1722 年) 台湾爆发朱一贵起义,深刻暴露出这一策略的弊端。为加强对台湾官员的监管,在清廷与台湾之间建立畅通且可靠的信息渠道,朱一贵起义被平定后,康熙从京中派出满汉御史各一名,任期一年,作为皇帝的“耳目”,到台湾巡察。雍正即位后,对巡台御史颇为倚重④,禅济布是雍正亲自选派的第一位满御史,一年任满后又留任两次。雍正三年四月,新任汉御史景考祥抵台。但禅、景二人并未形成统一战线,反而很快就关系紧张。据台湾巡抚毛文铨所奏,围绕满汉御史,台湾地方官员分属两大阵营,台厦道吴昌祚、台湾府范廷谋、海防同知王作梅、淡水同知王汧和升任参将吕瑞麟等,属景考祥系,台湾镇总兵林亮则因和禅济布同一阵营,“不和之故,皆出于此”⑤。将台湾文武不和归结为满汉御史之争显然有失偏颇,但周钟瑄案发生时,两人不和已是事实。前述禅济布的奏折,很明显地指责景考祥袒护周钟瑄,且有阿附权臣之嫌⑥。不能不令人怀疑禅济布在时隔两月后旧事重提,是禅、景二人关系更为紧张的结果,周钟瑄则成了二人争斗中的牺牲品。

   在禅济布参奏周钟瑄不久,景考祥也密折参奏禅济布收受下属礼物、纵容属吏开小押铺取利等10 款违规之处⑦。同年十二月二日,禅济布又参景考祥纵容下属生事以及带其侄来台冒籍考试等事⑧。满汉御史的矛盾冲突日益公开化,令雍正也不由感慨: “不和之情状已呈露朕前矣”⑨。

   对禅济布参奏周钟瑄一事,雍正一开始没有太大反应,只在朱批中对禅济布有所勉励⑩。对于禅济布、景考祥互参,雍正则认为“事难拟意”,令禅济布到福州与景考祥对质?11。表面上看,雍正对两人是“一碗水端平”,但在内心深处,对两人的看法有很大差异。对禅济布,雍正认为其是“一老实谨慎人”,两次留任,是因“三年以来阅尔声名颇好”?12。而景考祥,“非朕信用人也,观其言行,似非诚实”?13。在景考祥升任福建盐运使的谢恩折后朱批: “既用汝运使之后,方闻汝声名不妥,颇不安静。果若此,殊为大负朕恩矣。慎之。”①对景考祥的不喜虽可能受到禅济布参奏的影响,但景考祥与台湾大部分官员关系融洽,更因福建巡抚毛文铨保荐,转任福建盐运使,无疑也让雍正觉得景考祥违背了巡台御史作为皇帝“耳目”、监视闽台地方官员的初衷。因此,在满汉御史之间,雍正更信任与台湾大部分官员关系紧张的禅济布,而对景考祥颇有成见。对满汉两御史截然不同的看法背后,显然是雍正对闽台地方官员的极度不信任,这就为周钟瑄案后来的发展埋下了伏笔。

  

   二、案涉钱粮与案件升级

   由于被参一事,雍正四年( 1726 年) 初,周钟瑄被解职,在台家产也被查封。禅济布也被要求前往福州暂住,待新任闽浙总督高其倬到任后,与景考祥就此事相互对质②。此时,该案依然未引起雍正皇帝过多反应。然而,禅济布与新任巡台御史、吏科给事中汪继燝二月二十一日就周钟瑄案所上的一份奏折,使雍正对周钟瑄案的态度发生很大变化,从同日禅济布另一封奏折后的朱批来看,雍正显然认为该案反映的情况非常严重,“你若无此一奏,几乎了不得”③。

   这份奏折究竟涉及哪些内容,以致雍正有这样的反应? 由于未能找到这份奏折,所以不能确切知道禅、汪二人如何表述,但从有关官员奏报审理此案的一些细节,大致可以窥出其参奏的主要内容。禅济布和台厦道吴昌祚、台湾知府范廷谋一起,参与查封周钟瑄家产,从县衙搜出现银近2 万两,而周钟瑄此前说县衙中并无钱粮,禅济布认为这显然是赃银。周的家产中还搜出各项领状,显示周钟瑄曾借款给台民放债图利。又私置房产多处,以及将公中稻谷借给他人图利营私等。查封过程中,范廷谋与周钟瑄还相互“勾结”,试图毁灭“罪证”。更甚者,台邑十五里佃民投递匿名公呈,并击破粮房马仁、黄成房屋,抢夺衣物④。

   一个小小的知县,县衙里何以有如此多说不清来源的现银? 府县官员相互勾结回护,民情激愤,目标指向收粮的胥吏……以上信息组合起来,呈现出来的是台湾地方官员相互勾结,盘剥百姓,以致激起民愤的图景,这幅图景与康熙六十一年的朱一贵之乱不无相似之处。对这样的情形,雍正自然会警惕。但该案引起雍正注意的还不止这些。

   在得知台湾的变故后,福建巡抚毛文铨于三月十日上奏力保周钟瑄,认为其可能遭到禅济布“构陷”。他先强调周钟瑄有才干、有操守,并深受台湾兵民爱戴,至于周钟瑄家产中搜检出的巨额现银,毛文铨则解释是暂存县衙、准备买补稻谷的“公款”。雍正回复: “此事朕实难预定,两下审明方知是非也”,同时又批评毛文铨“此见甚偏”⑤。不久,毛文铨又和福州将军、署理闽浙总督印务的宜兆熊联名上奏,指责十五里人民匿名状告周钟瑄,其实是禅济布的构陷,并汇报已拿获参与此事的李好等四人,准备押解到省审问。这份奏折使雍正对毛文铨的批评更趋严厉: “禅济布故宜静听高其倬,尔等亦当遵旨静待高其倬。尔等即发臬司秉公审理,甚属不合。恐禅济布实情一出,尔等真情亦难掩矣。此事大错了。毛文铨一切料理、奏对甚属不妥。”⑥这段朱批可谓大有深意,结合雍正曾将禅济布、汪继燝二人的前述奏折留中⑦,从“恐禅济布实情一出,尔等真情亦难掩矣”一句来看,显然雍正认为周钟瑄案不是一个局限于台湾官员的案件,而是涉及到了闽省督抚级官员,但雍正尚未打算公开追究,毛文铨急于为周钟瑄辩护的做法,反而会使该案公开化,违背雍正原意。

   禅济布、汪继燝参奏的重点是周钟瑄县衙中搜出巨额来源不明的银两,以及放债、以公中粮食图利等行为,如果雍正认为周钟瑄案涉及到了福建省级官员,那也就意味着雍正认为省府县多级官员在台湾共同敛财。类似情形在清初并不鲜见。清袭明制,在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收入划分上,实行中央集权的财政分配体系,“原则上天下财赋都归中央”,地方存留数额非常有限。这种财政分配格局导致地方财政基础极为薄弱,一些必要的支出甚至都无法支撑,过低的俸禄进一步加重了地方官员的财政困境,地方官员不得不想方设法另辟财源,侵占、挪用仓储钱粮,公然在正额赋税之外加征耗羡,在清初几乎成为普遍现象⑧。康熙后期,地方财政乱象愈演愈烈,到雍正继位时,不得不面对国库空虚、钱粮短缺的局面,于是清查亏空、充实国库成为后整顿财政的首要任务⑨。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雍正颁布上谕,要求各省督抚务必严格稽查,于三年内将仓储亏欠悉行补足①。台湾在平定朱一贵起义后,由闽浙总督满保和福建巡抚黄国材等清查出库银及仓粮亏欠问题,除着令相关官员赔补外,还有22 万石仓粮的缺口,由满保奏明中央,以台湾官庄雍正元年至三年的租息购买稻谷偿还,并从雍正四年起,将官庄租银归公充饷②。

   官庄原是台湾文武官员的产业,或接收自郑氏政权的文武官田,或自行出资招佃开垦,或民垦田园托庇某官员以获得保护。官庄交给佃民耕种,每年收取的官租,通常用于弥补台地官员经费之不足。在失去这笔重要的收入后,台湾地方官员的各项开支从哪里来? 台湾县是台湾府治所在地,不仅其存留经费按规定要供应府、道一部分开支③,府道衙门的一些未见于账面的开支,另外还有像修建台湾府城这样的工程项目支出,恐怕也更多索取于该县。雍正三年三月,巡台御史衙门和台湾镇、道衙门共同商定修建台湾府城,曾获得雍正嘉奖,成为官员的重要政绩。修建府城约需银万余两,具体事务交给台湾县知县周钟瑄总管。虽然建城费用号称由官民共捐④,但从吴贡生一案来看,周钟瑄不得不通过一些不完全合规的方式筹集建城费用,说明大部分费用仍着落到台湾县筹措。而照一般情况,周钟瑄要么索于民,也就是加收耗羡,要么将手伸向仓谷。考虑到禅济布还参奏周钟瑄私自出借稻谷,雍正此时可能更怀疑周钟瑄动了仓谷。

雍正四年初,由于连日阴雨,闽省多地米价上涨,接到福建巡抚毛文铨的奏报后,雍正就批复: “积贮之事,天下之政莫要于此,当时刻留心筹划者”⑤。后来又谕饬各省官员: “所贮仓谷原备歉年赈济之用,实百姓性命所关,地方官员亏空仓谷者较之亏空银两,其罪更为重大。”⑥由此可知雍正对积贮一事极为重视。按满保之前所奏,台湾库欠钱粮应可在三年之限内补足,但周钟瑄案无疑让雍正对此深表怀疑,就算近2 万两现银是用于买补稻谷的存谷价,但背后仓谷亏欠的数量很有可能远多于这些银两能买到的稻谷数量。对于闽省仓谷可能有严重亏空的情形,雍正后来表示,他早在年初毛文铨对闽省米价上涨应对失措,且奏请从邻省江西买米平粜时,就有所察觉,因上任巡抚黄国材和毛文铨交接时,曾说福建有仓谷160 余万石,这样的仓储数量,断不至于因一个小小的荒歉而缺粮,所以他怀疑满保、黄国材在福建多年,“诸事善于掩盖弥缝”,毛文铨恐怕被他们愚弄了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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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安徽史学. 2015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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