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于1940年初正式成立，在东进抗日过程中与反共的国民党鄂东地方势力程汝怀部发生磨擦，同时吸引安徽桂系李品仙部的注意，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江北新四军的压力。枣宜会战后，纵队为西进抗日适时提出“向西发展”的方针，但东线大、小悟山被国民党军队袭击。皖南事变前国共磨擦加剧，国民党欲全面“清剿”豫鄂边区的新四军，纵队分散兵力、多点布局加以应对。豫南战役后，中共提出“发展河南”的军事计划，但最终未能落地。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的主要目标是抗击日军，其发展战略和斗争策略是中共敌后抗战武装力量发展路径的缩影。
新四军第5师是中国共产党在华中地区的重要武装力量之一，其前身是李先念领导的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关于新四军第5师及其后续的发展历程，近年来相关研究较多。然而关于新四军第5师的前史，尤其是成立于1940年初的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的研究较少，尚未从中共整体布局的角度对纵队的发展战略予以探讨，纵队与中原局以及中共中央之间围绕军事策略的多重互动有待深入挖掘。在中共中央和中原局“发展华中”的战略布局中，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虽是“偏师”，但仍扮演重要角色。本文将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置于国共抗战和中共发展华中的宏观局势中予以考察，在多方互动中梳理纵队发展战略与斗争策略的变化，以期进一步推动华中区域的中共抗战史的研究。
一、国共关系与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的战略选择
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确立“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新设中原局负责华中地区工作，刘少奇担任书记。中原局及其下辖豫鄂边区党委机关均设在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1939年1月17日，豫鄂边区党委派李先念率领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从竹沟南下，李先念部与豫南、鄂中、鄂东等地的党组织及地方武装陆续取得联系，武装力量逐步壮大，于1939年5月改编为新四军挺进团。6月中旬，李先念等人在湖北省京山县养马畈与鄂中区党委召开会议，决定新四军挺进团与鄂中的应城抗日游击队等部合编为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
9月21日，刘少奇从延安重返竹沟。这时竹沟附近“环境甚为严重”，中原局机关决定撤离，竹沟设留守处负责后方勤务与交通。豫鄂边区党委书记朱理治率部南下鄂中。10月下旬刘少奇率中原局机关东进皖东，12月初与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会合。中原局之所以向东转移，除竹沟斗争环境严峻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央此时已决定“发展华中”的任务由新四军江北指挥部负责，刘少奇前往坐镇，以加强领导。中原局机关撤离后不久，国民党第31集团军耿明轩调集地方武装突袭竹沟，屠杀大批伤病员和群众，是为竹沟事件。
竹沟事件发生后，南下的朱理治与李先念于同年11月中旬在信阳四望山召开会议，决定成立新的豫鄂边区党委，统一负责豫南、鄂中、鄂东的工作，将豫鄂地区的中共武装合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会后，边区党委率部向鄂中敌后挺进，豫鄂地区共产党的领导重心也完全进入敌后，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的战略布局即将在日伪军、国民党军环伺的局面下展开。豫鄂边区中共敌后抗战的中心从豫南转向鄂中，以安陆、应城、京山等地为核心的鄂中根据地自此成为豫鄂边区的基本区。
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建立前，李先念多次率部进攻日伪军。如1939年10月13日在京山县新街毙伤日伪军180余人，国民党第5战区特别登报宣传这一战绩；31日，在孝感的花园、安陆之间伏击日军骑兵，毙伤100余人；12月5日，在京山马家冲反日伪军包围，毙敌伪70余人。1940年1月3日，刘少奇致电朱理治、李先念，提出所有在鄂中、鄂东活动的中共武装统归他们指挥节制。随后，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在京山正式成立，下辖5个团队和3个总队，李先念担任纵队司令员，朱理治任政委，任质斌任政治部主任。3月，朱理治去延安，纵队政委由任质斌代理。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建军后，继续展开对日伪军的军事活动。1940年2月中旬，纵队南渡襄河，进攻汉阳侏儒山的伪军汪步青部，兵锋直指武汉。
刘少奇于1939年12月初抵达皖东藕塘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发现皖东形势已不容乐观，新四军第4、第5支队减员严重，且面临国民党的军事压力。皖东根据地处于国民党李品仙部和韩德勤部中间，处境维艰。李品仙是国民党安徽省主席和第21集团军总司令，属于桂系，对中共颇为敌视，此后发起1940年3月的国共皖东磨擦。李品仙部西面是国民党鄂东行署主任程汝怀指挥的地方游击纵队，而程汝怀部的西边就是李先念领导的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程汝怀一直积极反共，多次在鄂东屠杀中共党员，制造了1939年的乌珠尖惨案和夏家山事件。
1939年11月5日，国民党湖北省代主席严立三向蒋介石报告称，新四军独立支队司令李威（李先念化名）近奉中共中央之命，在鄂中、鄂北游击根据地活动。1940年1月1日，严立三又报告称“在平汉铁路南段沿线盘踞之‘匪军’，近改组番号为新四军第三挺进团队，以李威亦名先念为司令”，已令国民党鄂中专员石毓灵和程汝怀合力“剿办”。
1940年1月12日，中原局向朱理治、李先念发出指示，要求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向平汉路以东进发，目标是“打击日寇汉奸”，以求“迅速发动与组织民众，建立根据地”。但国民党鄂东第19纵队司令蒋少瑗属程汝怀麾下，东进必然与其发生磨擦，因而中原局主张“对程汝怀属下部队及鄂东各县武装，采取积极的攻势，坚决消灭程之力量”。为应对鄂东国共磨擦，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从事实出发，历数程汝怀罪行：程汝怀在黄梅、黄冈屠杀抗日民众和中共党员，勾结伪军进攻中共部队，甚至命令蒋少瑗部攻击正在配合国民党军队抗日的新四军部队。不过中原局明确指出，只要程汝怀停止屠杀，赔偿并协助“我军在鄂东抗日，并保证以后不得有反对我军我党行为，我们即取停止对程之军事行动”。东进行动较为重要，故中原局要求李先念、任质斌亲往指挥。
当天，中原局将行动计划报告中央。朱理治、李先念决定对平汉路以西暂取守势，由李先念率纵队主力东进大、小悟山。在接下来的数年中，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以及后来的新四军第5师发展方向虽然多有变更，但长期部署向东发展，以期与安徽的新四军打通，改变自身孤悬中原的处境。可惜事与愿违，直到抗战胜利二者也未能全面连通。不过李先念部的东征，有力配合了江北新四军的军事行动，是中共“发展华中”大局中的一环。
与此同时，严立三向蒋介石请求出兵协助，称李先念部“实力不下三四千人”。1月18日，蒋介石向第5战区司令李宗仁、副司令孙连仲以及李品仙发电，令其与地方部队协同进攻新四军。桂系、国民党中央与中共三者之间关系微妙。中共中央认为，李宗仁、白崇禧“对我减少磨擦，故李先念部至今能生存于鄂中”，李品仙虽是桂系，但已“半中央化”。李宗仁于2月6日向蒋介石报告称，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有5个团队，每团队有约“千二三百人”。26日，李宗仁又向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汇报说，国民党的一些县长勾结伪军，勒捐扰民，“酷嗜鸦片，纵情嫖赌”，导致民怨纷纷，而新四军部队适时出现，解决伪军，赢得民心，吸引了一大批爱国知识青年，这是李先念部迅速发展的原因之一。由此可见，李宗仁对新四军的评价不低。
1940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八路军、新四军各部发布工作指示，提出当前的任务为“扫除一切投降派顽固派的进攻，将整个华北直至皖南、江南打成一片”。李先念部的任务是“力争鄂中、鄂东，坚决建立政权，建立根据地，扩大军队至三万以上，坚决消灭程汝怀”，争取在一年内完成。鄂中是纵队的基本区，接下来的主要任务就是发展鄂东。李先念部自挥师东征以来，进展不算顺利。1月中旬，第1团队进攻国民党鄂东第19游击纵队第3支队刘梅溪部，第2团队阻击蒋少瑗第19纵队，本来已获胜，但由于日军向小悟山“扫荡”，加之东边李品仙部前来增援，李先念为防腹背受敌，率部西撤。2月中旬，纵队再次东征，迫使刘梅溪溃逃，但遇上冬季大雪封山，给养难支，加之桂军救援程汝怀部，遂又撤军，返回平汉路西。
由于1939年12月的晋西事变，1940年初国共关系愈发紧张，中共从抗日大局出发，主动提出和平解决双方冲突。1940年3月14日，中共中央指出，山西等地的反磨擦斗争已告一段落，接下来各地若有反磨擦斗争，也须“注意自卫原则，不应超出自卫的范围”。华中方面尤其是皖东地区，中原局和新四军仍要应对李品仙等部的进攻，军事磨擦在所难免。3月，中原局指挥江北新四军在皖东成功反击来犯的李品仙部，取得定远自卫战的胜利，随后于苏皖交界处的半塔集击退韩德勤部。在皖东反磨擦斗争中，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有力牵制鄂东程汝怀部和安徽李品仙部的兵力。刘少奇提出，李品仙“决定以武力解决新四军……广西军与我四、五支队之冲突将不可避免”，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应当与新四军第4、第5支队进行战略配合，调兵再进路东，向大别山方向发展。3月12日，李先念和任质斌向中原局汇报反攻程汝怀部的计划。刘少奇回复说，程汝怀在鄂东“与我作对已八九年，对我危害较之中央军及桂军要大得多……如能找到机会，彻底消灭程，对我是有利的，如果程向我进攻，发动鄂东反共高潮，则为消灭程之机会”。中原局同意“反攻程之提议”，但要求军事上须作周密准备，进攻程汝怀部时注意对其进行政治孤立，争取鄂东地主及中上层人士的中立，同时争取程汝怀的部下；对桂系李品仙部“仍不采取进攻姿态”，并进行统战。
然而，意外发生了。3月11日，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进驻白兆山，与川军的162师发生冲突，好在双方无伤亡，和平解决；21日屯于白兆山的国民党石毓灵部向纵队的第2团队进攻，纵队次日反攻；川军的161、162师在第5战区的命令下，以6个团的兵力进攻纵队，纵队付出伤亡54人的代价击退川军。25日，严立三向李宗仁求援，同时呈报蒋介石称，李先念部“以京山、应城为根据地，以安陆、云梦、应山、孝感为活动区”，声势浩大。此次双方虽然发生磨擦，但均无较大伤亡，严立三却向蒋介石谎称李先念部“损失甚大”。
3月22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通过反共指导方案，明确“豫皖边区淮河以南地区之‘进剿’部队”由李品仙统一指挥。28日，蒋介石分别密电李品仙与韩德勤，进行军事部署。面对国民党对华中新四军的全面进攻，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分而治之，“以淮河、淮南铁路为界，在此线以西避免武装斗争，在此线以东地区则应坚决控制在我手中，先肃清地方顽固派”；对桂系持缓和态度，而对韩德勤部“当其进到我军驻地时，坚决消灭”。中共中央同时部署八路军115师黄克诚部和苏鲁豫支队南下，增援华中新四军。4月初韩德勤部暂时被击退，回到淮河以北，李品仙部也因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在西面“攻击之威胁而有停止进攻皖东之意”。
关于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在接下来整体战略中的安排，毛泽东作出明确指示，继续让李先念在平汉路西的部队中抽调3个团队过路东，加上原在路东的2个团队，同在鄂东行动，“吸引桂军不能向东进攻第四、第五支队，并打击程汝怀，开展大别山”，对桂系不要采取攻势。在中共发展华中的布局中，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的任务是立足鄂中并向东发展，打击程汝怀部进而牵制桂系李品仙部，减轻皖东新四军的压力，同时避免和桂系正面冲突，影响统战工作。鄂东的程汝怀部反共较为坚决，与其发生军事冲突对时局影响较弱，但是程汝怀部毗邻李品仙部且屡向其求援，故纵队在进攻程汝怀部时要避免与桂军或其他国民党正规军发生冲突，这对李先念等人的军事能力和政治智慧是极大考验。
1940年4月8日，中原局传达相关部署，令李先念部“再从平汉路西部队抽调两个至三个团的兵力过平汉路东行动”，路东部队一面吸引李品仙部主力，不采取攻势；一面“先打程汝怀及其他两面派顽固武装”。纵队进军鄂东前，为继续坚守鄂中根据地，成立路西指挥部，陶铸任指挥长。17日，李先念和任质斌率3个团队和信应游击总队再度东进，分兵南北两路出击大、小悟山，进攻盘踞于此的程汝怀下属刘梅溪等部，最终在18日下午拿下大、小悟山。“豫鄂边区党委和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司令部、政治部机关遂由平汉路西移驻姚家山”，大、小悟山成为边区党委和纵队的中心。之前朱理治到延安后，曾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中央书记处对纵队的成绩大为赞赏，于5月上旬发电嘉奖说，“武汉附近新四军挺进纵队（有九个团）的创造，是一个伟大的成绩”，虽然纵队暂时未能与八路军、新四军取得地域上的联系，但要努力扩大自己，“务求在一年内扩大到四万人，主要的发展方面是（平汉）路东”。毛泽东发给东南局书记项英的指示也提到，“李先念纵队反对顽固派向鄂中和鄂东进攻的自卫战争”等军事行动，是“绝对必要和绝对正确的”。刘少奇在7月3日发给毛泽东的电报中也明言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的战略作用，认为“自李先念部及第四、第五支队在鄂东、皖西积极活动后，李品仙对皖东有和意”。在1940年的前4个月里，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在坚持鄂中的同时向鄂东发展，既壮大自己，又有效地牵制了国民党地方武装与桂系李品仙部，有力地支援了苏皖地区新四军的战略展开。
二、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发展方向的转变
1940年5月2日，刘少奇向李先念等人发电，提醒纵队提防被日军逼回鄂东的桂系172师，该师2个团“有向你小悟山部队进攻之可能……你们应即控制礼山、黄安、宋埠以南地区，迅速创立根据地”，并加强政治宣传，提出“联合抗日”，采取防御战，“在事实上说明我军与桂军作战是不得已的”，同时做好自卫作战的准备。正当此时，日军发起对枣宜地区的侵略。5月1日，日军第3师团自信阳北西进，第39师团8日攻占枣阳，5月16日国民党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殉国。6月1日襄阳沦陷，12日日军占领宜昌。
鄂西抗战战事正酣，日军连续向襄花公路、汉宜公路等处增兵，国民党第5战区却向第9集团军下令，要求“一个月内肃清鄂中的新四军”。此前，蒋介石已令李宗仁“剪除”豫鄂皖新四军。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自日军大举西犯以来，不断袭击日军据点，配合襄、宜正面战场抗日，并对“友军在我活动区与敌作战受伤人员”进行收容医治。
由于日军占领豫南确山等地，毛泽东于5月11日建议纵队的路西部队“向北发展”，深入豫南敌后，恢复根据地。刘少奇要求李先念遣人秘密北上，“确山竹沟沦陷……我应火速派一部稍有战斗力的部队去确山竹沟一带活动，坚决开展与组织地方武装……创立根据地”。但此时李先念等人意不在“向北”，而是“向西”，尤其是西北方向。由于桐柏、新野、枣阳均已沦陷，襄樊“大有不守之势”，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决定向西出动，在随县、枣阳之间发展武装，以控制大洪山与桐柏山脉。14日纵队向西占领白兆山，15日将西进计划报告中央军委，拟17日继续向西。
向西发展的同时，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积极打击日伪军。5月17日，纵队的第7团队驰援被日军包围的川军125师1个团，协助其突围；从5月到6月上旬，枣宜会战发动之际，纵队各部向西作战略展开，牵制日军西进，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先后袭击了黄陂、随县、孝感、安陆、应山、应城、京山以及礼（山）北各县境内的敌伪据点二十余处，破坏小河镇至夏店、花园至东阳纲、花园至应山、安陆至巡店等公路百余公里”。刘少奇在6月6日的报告中说，李先念部“在平汉路东控制大小悟山，并向黄冈、礼山、经扶地区活动”，纵队的司令部及第2团队乘敌向西进攻之机会发展。
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向西发展之际，鄂东的国民党军队发动突袭。6月2日，国民党桂系第7军军长张淦指挥171、172师，联合鄂东游击第16、第19纵队共1万余人向路东的大、小悟山发起进攻，经过4昼夜战斗，纵队留守兵力不敌，豫鄂边区党委和纵队司令部、政治部于5日转移到平汉路西。
面对突发状况，刘少奇认为，既然大悟山不能守，便“以不固守为宜”；桂军若来犯，“待其进至必要地点，突然消灭其一个营或一个连”；目前在政治上不应反对桂军及李品仙，应提反对顽固派的口号，向桂军士兵多作团结抗战的政治宣传；建议纵队除留3个团队在路东活动，坚持原有根据地外，其余主要发展方向都应转向路西。
与此同时，李品仙在皖东向新四军提出和谈，刘少奇视其为缓兵之计，表示己方“可保证不回大别山，但桂军亦不应到路东，彭雪枫、李先念亦可保证不向大别山发展，必须桂军、中央军不进攻彭、李二部”。对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而言，目前当“坚决打击鄂东反动派，对桂军不采取攻势，但桂军来攻则坚决还击之”；在京山、应城、安陆活动的纵队应向大洪山、随县一带发展；在信阳、罗山活动的少量部队，应当放手发展，在地方上组织游击队。可见在中原局看来，纵队应坚守东面的既有地区，重点向西发展，北面提前准备豫南工作。刘少奇深知李先念部的不易，提议让重庆的南方局与李宗仁、白崇禧交涉，要求制止李品仙部对新四军的进攻。
6月11日，李品仙向蒋介石汇报称，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6月5日被其击溃，移至平汉路西。16日，严立三也向蒋介石转呈程汝怀的报告，诬蔑李先念部“煽胁民众，倡行赤化，近更与附近各据点敌寇勾结，向东侵扰，企图各个击破我游击部队，进而夺取大别山根据地”，目前已被程汝怀指挥部队击败，“向陂麻公路以南地区‘逃窜’”。更有国民党将领将枣宜会战失败的责任归咎于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称“李先念、罗厚福等部，磨擦助敌”。为正视听，李先念在17日的公开电报中阐明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的抗日功绩，指出纵队“不仅打击日伪有功，且不遗余力配合友军作战”，要求“从速严惩破坏抗战、有害团结之程汝怀等”。
20日，李先念针对大、小悟山被进攻之事再次公开发电。值得注意的是，和17日电文一样，内容仍主要针对程汝怀，说程汝怀“骗请”李品仙，“令其所属第七军军长张淦”，“向我大小悟山之留守部队进攻”，有意减轻桂系责任。电文强调，大、小悟山被袭之后，纵队在敌后坚持抗争，打击日军，“今鄂东全境及皖豫边界尚有敌据点百余”，谴责张淦和程汝怀未“遣一兵、发一弹，却不惜对我抗日后方大动干戈”。
虽然李先念公开发电针对程汝怀，但是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毕竟已与桂系发生军事冲突，因此中央要求其严格遵守统战方针，与国民党的斗争要遵循“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不应轻率动武，要从大局出发，避免政治上的孤立。中共中央明确了纵队接下来的发展方向，即“向西发展，建立鄂中巩固的抗日根据地”。6月14日，李先念率部再次攻克白兆山，18日与安陆县的严叔端部达成合作，22日占领京山北部通往鄂中各县的枢纽平坝镇，伪军丁巨川部投降，自此白兆山和京山的根据地连成一片，鄂中根据地的局面进一步打开。
张自忠牺牲后，参加枣宜会战的国民党第33集团军一部分被困于大洪山，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计划助其脱困。李先念派第2团队前往京山县的大山头，第5、第6团队西进大洪山腹地，“驰援张自忠余部，以控制大洪山”，必要时第2团队可增兵大洪山。6月28日，中央军委再次提醒李先念，日军正加紧进攻鄂中和鄂西，应当配合友军以打击敌人，若超出自卫原则向国民党顽固派出击，“对我在全国政治上不利”。翌日，中原局通知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桂军3个团和程汝怀部已至路西，此外有第12集团军等部，“他们除控制日寇外，同时有对付我之可能”，应加紧统战，避免冲突，以保存力量与阵地为目标，“我主力应向南靠……暂时不要过路东”，不要公开反对包括第7军军长张淦在内的桂系军队。
7月1日，毛泽东、王稼祥向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发电，表示国共双方可以各退一步，希望南方局在重庆进一步谈判，协助解决鄂东和皖东磨擦。此时蒋介石已令第75军增援李品仙，李先念过平汉路东的部队被桂军攻击，已大部退回路西，中原局提出的停战条件包括“李先念部不向大别山行动”。
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于7月1日向中央军委和中原局汇报下一步计划：暂停路东行动，重点向西北方向的大洪山发展；暂不增加路东兵力，避免与桂军冲突；派一个基干中队前往荆门、钟祥一带，以建立在鄂西北的军事据点；加强与国民党各部军队的统战工作。同时，李先念向刘少奇表示，西进过程中会竭力避免与桂军冲突，但是对“随桂军同来破坏我后方之程（汝怀）、蒋（少瑗）等部”，则坚决打击。
7月7日，中共中央结合国际国内的局势变化指出，“现在是反共高潮下降时期，故又应该强调团结……我们斗争的主要火力应该向着真正的投降派，而不是向着一般的顽固派”。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需抛弃前嫌，不仅要避免与桂军磨擦，还要进一步加强对桂系尤其是李品仙部的统战工作。李先念、任质斌通知纵队各部，“如顽固派不加紧磨擦，各部应尽量避免与国民党军的武装冲突”，将工作中心转到部队整训上面，同时经常派出兵力袭击日伪军；加紧对国民党军队的统战活动，“要利用一切机会派代表或送信给附近的友军，用事实说明我们过去与某些顽军的冲突，乃是迫不得已的行动，以改善和建立友军与我们的关系”；若遇到国民党军队挑衅和进攻，应尽量避免与其发生武装冲突，“做到仁至义尽”，如果实在难以避免且必须武装自卫时，需要先经过纵队军政委员会的批准。15日，李先念再次在纵队内部发出通知，强调要“争取桂军与我们合作”，通过写信、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出版刊物和小册子等手段，宣传桂军与新四军须团结，“只要桂军不向我们的防地进攻，我们就同他们密切合作，共同抗日”。
这时，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意欲再次对日组织武汉会战，李品仙奉命抵达黄陂。刘少奇指出，此事与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关系密切，要严防国民党借机进攻，“谨慎布置自己队伍”。新四军军部提出与李品仙积极谈判，双方划定边界，李先念部在“路东以罗山与黄陂公路以西，黄陂夏店至黄安、宋埠公路以南；路西以襄阳汉水以东、桐柏山脉以南为界”。毛泽东认可与李品仙谈判的意见，指出“李品仙有和平意，我们应力争”，同时要求刘少奇调整纵队前段时间“进攻别人过多”的行动方针。
7月中下旬，华中根据地除要粉碎日军“扫荡”外，仍旧面临韩德勤部和李品仙部在东、西两面的夹击，中共中央和中原局决定全力对付苏北的韩德勤部，陈毅任指挥的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改为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对于西面的桂系李品仙部则要缓和冲突，若韩德勤南下进攻陈毅部，应大举反攻，发展苏北。与此同时，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的平汉支队进行了京山平坝保卫战，击退日军第3师团2个大队的5次进攻，鄂中根据地得到巩固。
为进一步贯彻“向西发展”方针，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向西南方向开辟襄（河）西、天（门）西地区。7月间，纵队收编盘踞在京山县南山的国民党地方武装，打通前往襄西的道路；建立襄西军政委员会，在襄西的中共武装随后合编为襄西独立团。8月，纵队成立天西指挥部，刘少卿任指挥长，消灭天西土匪武装，成立了中共天（门）京（山）潜（江）县委。当月上旬，李先念赴天汉地区部署汉阳的伪军反正工作，这部分伪军于13日转赴天西加入纵队。
8月11日，李先念等将近期布局襄西的军事计划向中央军委和中原局报告：已令第5、第6团向京山南部地区活动，打造进出襄西的据点；“我派往襄河西岸之一个中队已到荆门、钟祥边”；第7团主力最近移至信阳、随县边发展，而且未与路东的桂系军队发生磨擦；第2、第3、第8、第9团现均在安陆、随县整训，与国民党的125师和驻扎大洪山的第29集团军保持良好关系。
虽然中原局希望与桂系保持统一战线，但李品仙不愿与新四军和平相处。他在内部军事会议上表示，要以武力解决新四军，“除调二个师至皖东皖北外，又急电鄂北再调一个军来安徽”，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的压力减小，但皖东新四军压力陡增。为此，中原局再度要求彭雪枫和李先念配合皖东新四军作战，李先念部需调2至3个团重返路东，向大别山发展。8月下旬，鉴于纵队在鄂中白兆山与国民党地方武装及川军交锋，刘少奇令李先念部再回平汉路东，尽量避免与桂军冲突，“只求得在鄂东建立据点”。
三、皖南事变前后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的因应
1940年8月，韩德勤加紧调动部队，进攻苏北的新四军陈毅部，双方于9月底在黄桥展开激战，陈毅部获得胜利。黄桥战役的失利引发国民党方面巨大震动。10月19日，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布皓电，强令八路军和新四军在一个月内，全部撤至黄河以北。国共关系日趋紧张，周恩来建议中央考虑皓电，原则上不能同意，但需要进行答复；可将新四军主力北移，或“立即分散”，防备“地方借故解决，李先念部要防止陈诚‘清剿’”。
陈诚于1940年7月出任第6战区司令长官，自9月始，他倚重程汝怀，重点“围剿”张体学率领的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鄂东独立团。10月下旬，国民党军深入鄂中根据地，孝感的诸多战略要点为桂系的第48军所占，切断了李先念部和苏皖新四军的联系，以及“路东和路西的联系、（襄）河东和（襄）河西之联系”，在路东的纵队主力陷入三面包围，国民党128师从天门南面向北进发。李先念等人认为，国民党此次行动虽号称是打日本，实际上“打我可能极大”，而且“桂军已开始进攻我大悟山及蕲（春）黄（梅）广（济）部队”。11月1日，毛泽东等急电中原局和华中新四军各部，告知他们蒋介石已令“汤恩伯率九个师，李品仙率三个师立开豫皖”，若11月20日前华中的中共部队不北移，便要在“期满后”进攻，“皖南、鄂中两方面亦必有进攻布置”，要求各部立即进行军事和政治上的准备，“加紧根据地的创造与巩固，加强友军中统战工作”。
11月3日，毛泽东等再次向刘少奇发电说，“蒋介石准备投降，决心驱我军于黄河以北，然后沿河封锁，置我于日蒋夹击中而消灭之”，华北调兵南下已然来不及，要以华中现有军事力量进行应对，计划“组织一支二万人左右的挺进军，乘反共军封锁未成，从其间隙打到他后方去，然后以一小部（三千左右）配多数地方工作干部，在大别山地域创造游击根据地，以主力或集中、或分散……纵横驰骋于皖西、豫南、鄂北、陕南广大区域”，李先念部的任务是“巩固现地，策应我军，将来或向鄂西或以一部以向大别山，创造根据地”。
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于11月9日公开回应皓电，拒绝国民党强令华中新四军北移的要求，但为顾全大局，皖南新四军将移至长江以北。11月上旬，刘少奇来到新四军苏北指挥部，与陈毅会合。17日，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以下简称“华中总指挥部”）正式成立，由刘少奇、陈毅等人领导，统一指挥陇海路以南的所有中共武装。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计划将东南局和中原局合并为华中局，领导华中与江南敌后的一切党政军工作，不过华中局直到1941年4月才正式成立。
11月12日，任质斌向中央军委报告近期面临的局面：9月初以来日军分区对豫鄂边区进行“扫荡”，目前仍在路东各处与潢川、罗山等县“扫荡”；国民党第39军由枣阳向豫鄂边区推进，“似有推动二十九集团军向我进攻之模样”，同时第47军、第29集团军、第128师等部“已收到于本月底向我进攻之命令”；虽然边区周围多系杂牌部队，但对方在上级命令和国民党中央军压迫下，仍有向我进攻可能。因此，纵队军事部署是“以战斗力较弱之七团在信应随礼”；路东独立团在黄冈、蕲春；第5团在武汉附近；襄西独立团在荆州、钟祥；第4、第10团在京山西部活动，“牵制和迟滞对方向我进攻的部队”；作为纵队主力的第1、第2团等6个团，屯兵于京山、安陆等鄂中根据地核心地区，准备随时出动。
11月下旬，国民党第29、第22集团军因对日作战，对豫鄂边区的攻势渐趋缓和，反倒是南面的第128师进逼天门一带。纵队采取“一打一拉”策略，一面与第128师缓和关系，一面抽调2个团南下，在天汉湖区布置3个团严阵以待，同时李先念到达天汉布防。
此时，蒋介石希望早日清除华中的中共武装，于12月23日电令第5战区尽快“肃清”辖区内的新四军。12月，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公开通电，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40年底，国共两党在华中地区已成剑拔弩张之势，豫鄂边区周围亦有国民党军环伺。不过之前最具威胁、屯兵天门的国民党第128师，在李先念遣两团南下时便退至襄河以南；平汉路以东的桂军，大多已调至皖东。由于新四军在路东兵力较少，程汝怀部多个游击纵队仍在围攻张体学的鄂东独立团。汤恩伯的国民党第31集团军屯兵桐柏山，极有可能与川军孙震的第22集团军一起向应山、安陆等处出兵，进攻边区。大洪山的第29集团军和武当山的第33集团军与纵队尚无冲突。
李先念和任质斌认为，应当对第31、第22集团军采取守势，重点打击路东的国民党地方武装，同时利用襄河两岸沦陷后的真空局势，抓紧发展应山县以西地区的游击战争。为此，纵队各部作出部署：第1、第2团增援路东第7团和鄂东独立团，“再度打开路东的局面”，同时牵制桂系李品仙部对皖东的进攻；增派第6团去襄河西岸，继续发展襄西地区；第3团守卫白兆山，护卫纵队司令部，第4、第10团驻兵向家冲，护卫边区党委机关；第5团继续在天汉一带活动。
1941年1月6日，国民党新二军军长陈大庆率领2个师，第85军军长王仲廉率领1个师，由桐柏山出动，经商城、随县向边区逼近，10日开始进攻白兆山。纵队在白兆山兵力不多，决定在抵抗不力时向京山大山头一线撤退。国民党军也在向应山西、安陆北进攻，并有经此转向路东以进军安徽的可能。
就在这时，震惊各方的皖南事变发生。1月14日，中共中央提出在政治上军事上准备作全面大反攻，“粉碎反共高潮”，要求各地准备对付最严重事变。刘少奇全面权衡后提出应当在政治上全面反攻，在军事上除个别地区外暂时不实行反攻，宣传抗议皖南事变，揭露国民党分裂行为。这一建议被中央采纳，后来成为解决事变的主要方针。20日，陈毅任新四军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委，重建新四军军部。
1月16日，中共中央军委总参谋部通报国民党在华中的“剿共”部署，国民党方面将华中划分为四个区，分别由王仲廉、李品仙、汤恩伯、冯治安任鄂中区、淮南区、淮北区、襄西区总司令。中央军委指出，“我华中、山东各部须为适应反共军进攻而分别作具体之部署”，由刘少奇、陈毅负责统辖。1月中旬，华中总指挥部向李先念去电，确认其是否计划在原地坚持或留一部于原地，主力到路东大别山打游击。22日，刘少奇、陈毅向新四军各部发出指示，要求各部坚持苏南阵地和津浦路西及陇海路南现有阵地，其中李先念部需独立作战，坚守当前阵地并向“反共军之后方进行游击”，必要时主力可到大别山、桐柏山地区游击。张云逸认为华中新四军突击方向应在皖北，要“坚持打败汤恩伯，乘胜进逼豫南”，与李先念部配合。
李先念决定以游击战削弱“顽军之有生力量”，再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第1团迅速东进，以配合鄂东独立团应对鄂东国民党军，发展黄陂、黄安以南一带的游击战争，在大别山开辟新据点；第7团与信阳、应山、罗山、礼山的地方武装坚持原地，相机恢复四望山根据地；第6团与襄西独立团仍在襄西发展，一旦局势大变，立即深入武当山；第5团与湖区地方武装，准备随时反击伸入襄河以北的第128师；第2、第3、第4团与京山、安陆地方武装，准备迎击白兆山、大洪山的小部国民党军，并策应各方。
王仲廉部和陈大庆部进逼白兆山后，李先念率纵队主力暂移到京山、安陆地区。27日，纵队第2、第3团突袭陈大庆部的1个团，同时击溃国民党第6游击纵队的2个支队。第1团也向路东进发，先在孝感击溃一批日伪军，又在黄陂击败国民党第16游击纵队。
当国共两党因皖南事变纷争之际，日军发起春季攻势，意图歼灭移驻豫南的汤恩伯部。日军的出兵间接导致围攻鄂中的国民党各路军队暂时偃旗息鼓。面对陡变的时势，中央军委提出在皖西、鄂东及河南布置游击战，其中鄂东的浠水、黄梅以及豫西南一带日军占领的地区，由李先念负责布置，彭雪枫也准备2个游击支队在适当时候派往豫西活动。华中总指挥部要求李先念部在桐柏山、大别山及鄂西、豫西南布置游击战争，发展地方党组织。1941年1月底，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第1团已抵黄陂，计划与黄冈的第9团（原鄂东独立团整编为第9团）会合；第7团正向豫南的信阳西部发展。
2月1日，毛泽东提出在全国建设三个基本战略区，其中鄂豫陕边战略区由彭雪枫、张云逸、李先念三部推进，“以在一年内达到在鄂西、豫西及陕南建立游击根据地为目的，利用日蒋矛盾及目前日寇向豫北豫西进攻机会”。李先念要向鄂西、豫西、鄂东三处发展，鄂东可令现在路东的纵队负责，“鄂西、豫西均随着日寇的进展向前推进”，深入敌后开辟根据地。毛泽东还希望此次可以打通华北与华中的联系，“黄河以南部队应准备出豫西（鄂豫陕边）”。依据抗战局势，毛泽东判断国民党反共高潮可能下降，因此新四军要力争河南，李先念部要“注意湖北、河南各军，大大发展交朋友”，以德报怨，共同合作打退日军的进攻。鉴于汤恩伯部大败，中央军委再次强调新四军要集中力量向河南敌后发展。刘少奇和陈毅也向李先念去电，指出“主力应即向豫南行动，创立根据地”，在鄂东及信阳、罗山与襄河的部队仍照原来部署。2月3日，华中总指挥部要求纵队北上豫南的桐柏山一带发展，准备豫南的游击战争，鄂东方面也需要加强地方工作，作好应对两党关系全面破裂的准备。
2月5日，李先念和任质斌回复刘少奇，第7团已由信阳向礼山挺进，他们将率第2、第3团于两日后从安陆北移豫南。同日，刘少奇通知新四军各部，“我军为保卫中原、配合友军打击敌人计”，当积极向西行动。在此次发展河南的计划中，彭雪枫部向西，李先念部向北，二者将会师河南，在中原开辟新局。7日，华中总指挥部催促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尽快出兵，在汝阳附近建立游击根据地。李先念、任质斌率领第2、第3团向豫南沦陷区进军，逐步恢复信罗边根据地。
中共发展河南的前提是日军继续进攻，而由于日军停止进攻阜阳，国民党军遂围攻彭雪枫部。虽然彭雪枫希望路东部队前来支援，但刘少奇认为暂时不应再向河南发展。12日，刘少奇和陈毅改变对新四军的部署，因为此时日军豫南攻势已停，汤恩伯部损失不大，国民党有继续进攻华中的可能，遂命李先念部停止向豫南前进。次日，刘少奇、陈毅致电彭雪枫表示，新四军应当停止向河南发展，先巩固基本区。中共中央于2月下旬表示，刘少奇的决策是正确的，应停止进军河南。
在接到刘少奇的指示前，李先念和任质斌发现北犯日军已撤退，“王仲廉、洪显成等又在布置向我进攻”，决定趁其立足未稳，令纵队的4个团先攻占大悟山，重新打开鄂东局面。2月17日，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兵分两路出兵大悟山，反击程汝怀的第19游击纵队，获得大胜，重新恢复了大、小悟山。
2月18日，中央军委正式对外发表新四军各师番号，新四军第5师由李先念担任师长兼政委，任质斌任政治部主任。同时，国民党对华中新四军的进攻并未停止。李宗仁3月18日下令，要求4月底全部“肃清”鄂中李先念部。4月5日，李先念率新四军第5师全体将领通电就职。至此，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开始整编为新四军第5师。此后，新四军第5师于日伪军、国民党军夹击的处境下继续在豫鄂边区坚持抗日斗争。
作为新四军第5师的前身，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是中共在豫鄂边区的主要军事力量。纵队力量逐渐壮大的历史，从侧面映射出中共“发展华中”战略稳步推进的过程。纵队在注重自身发展的同时，在中共中央和中原局的领导下服务整体大局。在国共关系的演变以及中共华中全局规划的大背景下，纵队立足鄂中，从自身出发，发展战略、斗争策略因局势之变而多有变化。纵队主力原向东发展，在抗战局势变化后转为向西发展，东侧主要采取守势；皖南事变发生前后，纵队多点布局，应对国民党军队的“围剿”。纵队在1939年底至1941年初的战略调适与策略因应，在纵向上是新四军第5师的“前史”，在横向上是中共“发展华中”大局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纵队是中共抗日军事力量的一个缩影，在各方关系的变动中不断斗争、抉择与因应，保障自身生存发展的同时有效减轻苏皖地区新四军的压力。纵队的发展除依靠李先念等军政领导人的积极谋划外，离不开中共中央和中原局的幕后运筹，显示出中共在区域抗战中面临的困境及应对智慧。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2026年第1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