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洛林院长给人最深刻的印象，也可以说是他身上最鲜明的特质，就是谦和、平易近人。他既是一位知名学者，也是一位高级干部，这样的人一般会被贴上学者型官员的标签。但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一点官架子都没有，在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眼中，甚至可以说他一点“官样儿”都没有。

2000年我到洛林院长身边做他的秘书时，他已经是社科院的常务副院长，明确为正部长级，并且已经六十二岁了。我陪他到外地出差，他总是坚持自己提行李箱，坚决不让我帮他拿，上了飞机也总是自己把行李箱放到行李架上，乘务员要帮忙他也不用。到了地方，接待的同志要帮他提，他也坚决不让，有时甚至会转好几个圈躲开地方同志的“硬抢”。后来我跟他出差，一般也自己提个行李箱，再拿个包把双手占满，免得被人背后说这个秘书太不懂事儿，都不知道替领导拿行李。

洛林院长有午休的习惯，他的办公室里间有张床供午休之用，外间会客室有长沙发，他告诉我中午可以躺在沙发上午休，并告诉我午休大有好处。他其实午休也就是眯一会儿打个盹儿，一般不会超过半小时，然后就起来看书看文件，我在外间都能听到里面的声音。但不到上班时间他从不开门出来，怕打扰我休息。有时他中午有外事宴请，宴请结束得早他回到办公室，一边快步回房间，一边对匆忙起身的我说“继续睡，继续睡”，然后把门一关，各睡各的。

有时宴请结束得稍晚，他会跟着陪同的外事局领导到人家的办公室聊天。大家都知道他有午休的习惯，有一次外事局领导问他怎么不回去午休，他说我在睡觉，怕回去打扰我。这事儿后来传了出来，更显得我这个秘书不懂事儿了。

不仅我这个秘书，有时司机也“不懂事儿”。院机关食堂每天下午临下班前会在科研大楼一楼支个摊儿卖馒头包子之类的主食副食，方便科研人员下班后回家吃饭。洛林院长有时想起来就自己匆匆下楼买几个拎上来，从不叫我帮他买。后来有其他领导的司机看到后就跟王国强师傅说了，王师傅觉得这应该是他的分内事，就在车上跟老头儿说以后要买这些东西就跟他说，别再亲自下楼去买了。

第二天洛林院长很不高兴地跟我说，国强不让我自己去买馒头，还觉得我给他丢人了。我借机跟他讲了讲道理，说是啊，您这样可不就会让外人觉得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不懂事儿吗？他听了没吭声，但以后就把这事儿交给了王师傅，不再亲自下楼买了。

洛林院长不仅对待身边人非常平易，对待下属和外人更是如此。社科院有三十多个研究所，加上院直机关有四十多个正局级单位，虽然不是权力机关，但事情也是千头万绪，每天上门汇报工作的人很多，每天要批的文件更多。除了所长书记局长等各单位主要领导，也经常有一些副职登门汇报工作。社科院的所长们也都是学者出身，有很多也不太“讲规矩”，加上知道洛林院长的风格，有时会派处长或室主任代其来汇报事情。对这些，洛林院长从不在意，从来没有说按级别该见谁不该见谁。

院直机关的一些处室干部来我们办公室送文件，看到院长在也常常绕过我直接把文件送到领导面前，有的是想让领导马上批了，有的则是就想在领导面前露个脸儿。对这些洛林院长也从不为忤，我这个做秘书的也无可奈何。

我们去外地出差，地方都会有陪同人员，有领导干部也有接待办的同志，洛林院长喜欢跟他们攀谈交流，加上一点架子都没有，常常跟这些地方同志成了朋友。这些同志有的借来京开会或办事之机过来看望他，他只要能排出时间都会热情接待，有时甚至还会请他们吃饭。在他看来，是他到地方上给人家添了麻烦，接待陪同他都是情谊，他从不觉得这是他们的分内之事。

洛林院长曾长期在厦门大学工作，当过老师也当过校领导，对厦大有很深的感情，很多师生也跟他感情很深，上门来拜访的更多。他的老同事、他教过的学生跟他熟络我不奇怪，奇怪的是，有很多是他担任学校一把手时还在读本科的学生，竟然也跟他熟络，他也都记得他们，见面也如同老友一般。

洛林院长的平易近人源于他的谦逊，这种谦逊是刻在骨子里的，不是故意做出来的。他从来都没把自己当什么大人物。有人会说他毕竟是学者出身，认为他虽然当了高官，但仍保持着学者的本分。但我觉得，这跟是不是学者也没关系，我见过有些学者的架子比他大得多，根本的还在于他骨子里的人品和修养。

洛林院长是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毕业后一直在大学从事经济学研究和教学，后来虽然行政工作越来越多，行政职务也越来越高，但他始终继续从事经济学研究工作，到社科院后更是主持和领导许多重要经济课题的研究，每年都参加党中央和国务院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是高级领导干部中比较少的经济学专家，深受中央领导的器重，在经济学界也有很高的声望。

他这样的身份，被冠以“著名经济学家”的头衔是很自然的事，但他却不以为然。有一次他到外地作报告，主持人介绍他是“著名经济学家”，他却摇摇头说：我都不知道我够不够得上称为经济学“家”，更不要说什么著名了。

他不仅否认自己是“著名经济学家”，也是少有的经常在公开场合说“我不懂”的经济学家。他参加学术会议或作学术报告，当有听众提出一些他不熟悉的专业的问题时，他经常会很坦诚地说：你提的这个问题我没有研究，我不懂，但我们社科院某某研究所的某某某是这方面的专家，我可以帮你们请他过来讲讲这个问题，或我可以把他介绍给你，你向他请教。

说“我不懂”，并不代表洛林院长对这些问题真的不懂，而是源于他谦逊和严谨的态度，他不喜欢做“万金油”，更不喜欢乱说话、乱表态。事实上他读书很多，每天看报纸看文件更多，对方方面面的情况也都有所了解，也有很多的思考。但他知道术业有专攻，对一些问题有些看法有些观点很容易，但要深究下去就需要有很扎实的专业素养，所有的问题都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

他做报告做讲座，一般都只讲自己做过深入研究的题目，内容都很平实却很有深度，能把问题讲透，但从来没有什么惊人之语或者说什么博眼球的话。

在院里，洛林院长也时常就一些问题向所长们专家们请教。有问题不懂，不懂就向懂的人请教，他从不觉得这是什么掉价儿有失身份的事情。他主持一些课题的研究，课题组里有资深专家也有年轻学者，洛林院长总是认真倾听课题组每个人的意见，在他眼里每个人都是专家，都值得他学习。在学术观点上，他也从不自以为是，能倾听和容纳不同意见。

有一年社科院两位学者要给中央领导讲课，洛林院长主持课题组讨论准备讲课内容。最后定稿时中央政研室的两位同志来试听和把关，听下来发现两位学者在某个问题上的观点并不一致，就提出了质疑。洛林院长听了以后却表示，观点不完全一致很正常，让中央领导知道有些问题有争论也是好事。他拍板就这样讲，不改了。

后来在讲座上，果然中央一些领导对争论的问题很感兴趣，也参与到这些问题的讨论中，效果很好。洛林院长敢于这样拍板，跟他经常参加中央文件起草，对中央领导的作风比较了解也有关系。

洛林院长为人谦和，在日常工作中也是如此，工作中的问题总是跟其他领导同志商量着办。他有事要找其他副院长或院直机关各部门负责人时，很少把人召到办公室来，而是喜欢登门拜访。

那时院直机关大都集中在科研大楼的2-3层，大楼东西向很长，院领导的办公室也比较分散。有副院长打电话来说要过来商谈工作，洛林院长马上会说我过去，对方也赶紧表示他过来，两人都撂下电话就出门，经常在楼道中间相遇，最终他还是到对方办公室去谈。不仅是院领导，办公厅和各局领导，甚至是一些处室，也经常会突然得到他的光顾，有时让人家有点措手不及。对此，他自己的解释是借机多走动，避免久坐。

洛林院长看文件也不喜欢写批示批语，更不喜欢写大段批语。他觉得有问题的，一般会拿起电话打给相关负责同志沟通，或拿起文件就直接去了对方办公室。他也不喜欢做长篇讲话，讲话一般都言简意赅，没有套话虚话。有时需要我给他准备讲话稿，一般都不会超过2000字，基本都是三号字体两页纸内搞定。他主持的会议，一般也不会超时。

他批文件也很快，有时他出差回来，桌上堆了好几摞文件，不到半天就全批完了。他能体谅下属和下属单位的工作难处，文件很少在他手里耽搁，除非他出差在外或连续几天在外参加重要会议。

洛林院长对院里的学者是十分关心爱护的，特别是对老专家老学者。每年春节前办公厅都会安排院领导登门看望退休的老领导和一些知名的老专家老学者，会提供一份名单供各位领导勾选。洛林院长每年都会选择一些没有担任过领导职务的老学者登门看望，除了询问他们有什么困难或有什么诉求，他也会就这些老学者的研究领域请教一些问题。

洛林院长读书很多，也很杂，除了经济学专业的书籍，他还看很多历史方面的书籍，不仅是中国历史，他对世界历史也很感兴趣，这可能跟他早年学习资本论，后来主要从事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研究，八十年代初又曾留学南斯拉夫都有很大关系。有一段时间，他曾主动分管历史学科片，跟很多历史学者交流时，他们都很惊讶洛林院长对历史问题知道那么多。

他也喜欢看小说，特别是对俄罗斯文学情有独钟，这可能跟他年轻时主要学俄语有关。他看小说的量是非常大的，有一次我陪他去看望外国文学所的著名翻译家高莽先生，两人谈起俄罗斯文学，高莽先生都感叹他居然读过那么多俄罗斯小说，两人相谈甚欢。

除了在一个班子里共事过的退休老同志，洛林院长每年必去看望的还有于光远先生。于光远先生也是党内著名的马克思主义专家和经济学家，也是1955年当选的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跟洛林院长的父亲王亚南先生十分熟悉，洛林院长年轻时就认识他。

洛林院长对这位前辈礼敬有加，于光远先生也对他十分喜爱。两人每次见面都非常亲切，可以说无话不谈，有时也会就一些理论问题展开讨论。于老先生非常可爱，每次都会拿出自己最近所写文章的打印稿，特意签上自己的大名送我一份。

对于生病或有困难的老专家老学者，洛林院长更是关心。他除了指示院直有关部门和所里尽可能给予帮助和特别照顾外，他也会动用作为常务副院长的权限，从院长基金里特批两万元（规定的最高限额），直接送到这些老学者手中，帮他们解决燃眉之急。我记得我经手的有世经政所的老所长浦山先生和法学所著名民法专家谢怀栻先生等。

对于青年学者，洛林院长更是爱护有加，有什么问题反映到他这里，他都尽可能地帮忙解决。即便是对于一些有过错的年轻学者，他也不主张动辄处理人，而是主张以批评教育为主，而且尽可能替他们缓颊。

有一次，一位年轻科研人员因为住房条件问题跟所领导产生矛盾，愤怒之下拿椅子撒气，一用力把一把旧椅子弄散架了，所领导旋即以破坏公物为名要将其开除。这个年轻人跑到院里来哭诉，分管的副院长也认为这样处理太重，不符合比例原则，也提出异议，但所领导态度强硬，坚持必须开除。最后闹到洛林院长这里，所领导还是固执己见。洛林院长也没有跟他们硬刚，而是跟分管院领导和人事局的领导商量后，他亲自给另一个研究所的所长打电话，根据这个年轻人的专业专长，将其调到了这个研究所的相关研究室。

还有一例，有位研究人员发表文章数量很多，但质量不高，大都是报刊文章而非学术论文，而且是喜欢发表奇谈怪论、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那种，在社会上名气很大，自视也很高，但业内人士却对他不大认可，所以在评正高级职称时连续几年都评不上，后来有一年所里终于给他评上了，到了院里高评委又把他否掉了。他很生气，来找院领导反映。

洛林院长接待了他，听他滔滔不绝讲了一大通之后，洛林院长问他：你就说你想让我怎么帮你吧。这位研究人员答道：您把院级高评委取消了就行！我在旁边听着差点喷出来。洛林院长淡然一笑，说这个我可做不到，这个忙我帮不了你。你还是自己查找一下原因，争取写几篇好文章，明年再继续评吧。第二年，洛林院长还是在高评委会上帮他说了话，让他终于评上了正高级职称。

洛林院长做这些事情，这么帮助人，绝不是无原则的和稀泥，而是在原则范围内尽可能维护研究人员特别是年轻学者的利益，解决他们的问题和困难。他不喜欢以权压人，也不喜欢发号施令，而是用他的方法把事情处理得尽可能圆满，让各方都能接受。

洛林院长对年轻人的关心和爱护，会让人想起他的父亲王亚南先生，在这方面他们是一脉相承的。一个著名的故事是，厦大有位女生因家境贫寒，把用过的邮票撕下洗净后再当新邮票用，结果被查出，学校要给予处分。王亚南先生了解到她平时学习很刻苦，表现也不错，认为是因家庭困难才出此下策，就在对她进行批评教育后，每月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15元钱由系里转交给她，却不告诉她钱的来源，直到她大学毕业。

另一个著名的故事是王亚南先生发现了陈景润这个人才。徐迟在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中记述了王亚南先生对陈景润的关怀和知遇之恩，很多人都据此认为，是王亚南先生慧眼识珠，发现了陈景润这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洛林院长却说实情并非如此。

王亚南先生根本不了解陈景润当时偷偷钻研哥德巴赫猜想的事情，不知道他钻研的是什么，更不可能预见到他后来能做出突出的成就。他只是觉得一个大学毕业生沦落到在街头卖茶叶蛋是不应该的，才强令厦大数学系把陈景润找回来给他一份工作。

王亚南先生解放前就在厦门大学任教，解放后长期担任厦大校长直至在文革中去世，对厦大的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他不仅学问很大，人品学品更是有口皆碑，在厦大师生中享有崇高的威望。2001年我随洛林院长回到厦大参加王亚南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的纪念活动，在纪念大会上，厦大的一位老学者在发言中动情地说，“都说人无完人，王亚南先生在我心目中就是一个完人”。

洛林院长后来也担任了厦门大学的主要领导，他继承了老先生的好传统好作风，在厦大师生中也享有崇高的威望，厦大师生见到他都称“王老师”，跟他都非常亲近。他是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临危受命担任大学党委书记的，在当时的困难局势下，他充分利用自己的亲和力和影响力，维护了学校的稳定。

洛林院长对一般干部也是十分爱护的。社科院虽然是一个研究机构，但也经常会有告状信发到院领导办公室来，我都会一一拆开放到洛林同志的案头。那些有实情的，洛林院长都会一一处理，有的转给相关领导，有的他会亲自过问。但对于那些捕风捉影没有任何实据的匿名信，洛林院长都会撕掉扔到垃圾桶里，不会过问更不会批转。对于上门告状的，洛林院长的态度一般都是聆听，但从不轻易表态，在弄清事情真相和是非曲直之前，他不会偏听偏信。

洛林院长经常参加中央文件起草工作，他也经常推荐社科院的专家学者参与其中，这让他们有机会参与政策讨论和政策制定，也让他们有机会更多了解国家大局和中央的战略，让他们的研究更贴合现实更贴合中央需要。在参与文件起草过程中，也有研究人员崭露头角，受到中央领导的赏识进而走上领导岗位。

洛林院长退休后，有更多的时间可以看书。看书可以说是他一辈子的习惯，在职期间也是如此，有空的时候他都在看书看报，包括在飞机上。他也喜欢逛书店，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去北京三联书店逛逛，买一堆书回来。他到外地出差，只要有自由活动时间也喜欢到当地书店逛逛，他跟我说外地书店也常常会有一些北京书店没有的好书。他总是随身带着钱包，每次也让我挑几本书他一起买了。

洛林同志退休后，我也离开了他身边，并且大部分时间都在外地工作。回到北京时我和爱人经常会请他和师母一起坐坐，有时也会叫上他的学生或邀请社科院的老所长老同事们一起。大家都喜欢跟他聊天，喜欢听他讲典故，喜欢听他分享最近看的好书。

洛林院长博闻强记，读过的书，过去经历的事，他都记得很清楚，而且讲起来很生动。书中的原话，或别人说过的话，他常常能大段复述出来，而且他善于模仿各种方言口音，说起来惟妙惟肖，经常惹得我们哈哈大笑。但岁月不饶人，随着年齿渐长，近两年我跟他相见时也逐渐感觉到他记忆力衰减，身体和精神也慢慢不如从前健朗敏锐。

上周五我在外地突然收到洛林院长不幸去世的消息，虽然知道他已年近九旬，也属高寿，但心中仍十分不舍。我们失去了一位令人敬仰的长者，一位温润如玉的君子，一位博学睿智的学人，一位恬淡谦和的老领导。他的为人为学为政，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典范。

斯人已去，德懿犹在，风范长存！

李涛 敬挽

2026年6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