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世佑:会风·艺风·学风

——应《中国文化报》之约而作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661 次 更新时间:2009-03-20 1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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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世佑 (进入专栏)  

尝闻几位立足于书、画两界的友人多次抱怨,他们的“业内”常开一些互相吹捧的研讨会,觉得很没意思,但去也不是,不去也不是,总是进退两难。倘若去吧,了无趣味,纯粹浪费时间;不去吧,邀请者就觉得你不给面子,就会得罪人。况且,如果人家手中有权,敬酒不吃定有罚酒伺候。他们还常问我:文史学界的研讨会如何?国外艺术界的研讨会该不会这么开吧?

国外艺术界的研讨会我没参加过,国外学术界的研讨会肯定不是这么开的。也许还可以根据一些旁证资料作出估计,他们的艺术研讨会恐怕也不会像我们这边一样,“花一些不明不白的钱,请一些不三不四的人,说一些不痛不痒的话。”他们虽然不说我们中国人近乎家喻户晓的那个成语“实事求是”,但他们“求是”起来却比吾等当真得多。

在欧美国家主办的学术研讨会上,人家不会理睬你那些虚假的客套,因为即使表扬别人,也得表扬到点子上,说内行话,尽量展示你的学术鉴赏力。人家把你请来,就不是等你来浪费表情说废话的。你还要发表讨论式或批判式的意见,多多少少要给与会者一点相应的启示。而且你的发言既要有论点,更要有论据,无论表扬别人,还是批判别人,都是如此。还有,批判别人不等于否定别人,更不等于趁机发泄什么私愤乱起哄。

在西方国家,当每位论文报告人宣读论文或概述要点之后,主办者一般都会安排一个对该论文的研究领域比较有发言权的学者做论文评论员,对报告人的发言或论文做出正、反两方面的点评,甚至单刀直入,发表不同意见,然后自由讨论。在自由讨论的环节,既可对报告人继续批判,亦可互相补充,互相回应,甚至争论纷纷,也常有争得面红耳赤的场面,但一般都是对事不对人,并不那么影响人际交往。无论年资高低,在求真求实的学术标准面前人人平等。而且在发言的时间上,无论是报告人,还是评论员,每人发言的时间都有明确的限制,也讲平等。时间快到时,就有会场秘书按铃提示;时间一到,主持人就会终止你的发言。参加这样货真价实的研讨会,既不浪费时间,而且人人都能受到教益,与会者乐此不疲。

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大陆学者派出去和西方学者请进来的人次逐渐增多,西方学术界的会风对我国大陆学术界的影响逐渐增大。加上得开放之先的港台学者常来大陆参加研讨,他们的风格早就与国际会风接轨了,不仅喜欢发言,而且经常直奔主题,实话实说,一般对大陆学者都不太客气,对大陆学者的触动也很大。记得在90年代初,我在广东参加一个国际研讨会,一位来自台北的年轻学者就对一位年长的广州学者的报告与选题价值提出尖锐的批评,言辞激烈,语气也重,全场顿时鸦雀无声。当时,两岸的学术交流还不多,弄得双方都感到有些紧张,最后由那位台北学者的师长出面圆场,才把气氛缓和下来。相比之下,大陆的学者虽然口头上强调“实事求是”,评论员制度和限时制度也在逐渐模仿,但此类模仿在国内规格的研讨会上并不普遍,比较常见的现象就是喜欢客套,习惯于啰嗦。况且,某些研讨会的主办目的原本就不是为探讨学术或艺术而来,而是为宣传、为铺垫关系、为评奖名利而来。“以文会友”的本意固然包含互相切磋,一同进步,现在却成了名副其实的“会友嘉年华”。文人相轻与文人相捧原本就只有一步之遥,都是由党同伐异的朋党旧习派生出来的一对孪生兄弟。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名利之天下。当文人的自律在市场化与金钱主义、享乐主义的喧嚣中挤压殆尽时,学术丑闻与艺术丑闻的频频出场就不在话下了。即便是潘天寿、丰子恺再世,恐怕也难免眼睁睁地面对劣币驱良币之路数,悲叹今与古之迥异。

固然,国人一般都能牢记“多栽花,少栽刺”的古训,并把泛道德主义的“积德”意识联系起来,还有植根于中华文化的面子观念充塞脑际,也知道“捧场”的本义就是挖空心思说好话,但是,专门化的艺人与专业化的学者毕竟都有责任充当善意的批评者,而不是充当以假话搞敷衍的和事者与误导者。虽然古希腊人曾经坚信“语言是医治恶劣心情的良药”,他们也喜欢听好话和说好话,但他们并非总是生活在“恶劣心情”里,而且这样的好话恐怕多与学术批评无关。还是阿拉伯人说的好:“出自肺腑之言,才能触动别人的心弦”。古希腊人的后裔也说过,“珍贵的珠宝可以估量,朋友的忠告无法估价”。类似的生活经验与智慧还可以举出很多,不知可以提醒某些花钱办画展还花钱换赞美的艺术工作者或“艺术家”否?

无论是艺术创作,还是学术研究,置身于庄严肃穆的艺术殿堂或学术殿堂,某些过于人情式的评论与其说可以皆大欢喜,还不如说费力不讨好,因为那些不得要领的好评不啻看轻被评者与在场同行,而稍有艺术品味或学术境界的同行几乎都是宁信其无,不信其有。对被评者货真价实的热情和友善,莫过于以直言不讳的批评相帮助,除非你实在无话可说。殊不知,即便是在大千世界的俗圈里,也往往只有诤友才是真友。更何况,艺术评论较之艺术作品更能反映评论人的功力与品质,更容易推动新一轮的艺术创新,实在马虎不得。在前苏联还流传过这样一句谚语:“供给人们的甜食已经够多了,他们的胃因此得了病,这就需要苦口的良药和逆耳的忠言。”对那些近乎庸俗化的会议评论,理应以学术规范或艺术规范的名义予以排拒。否则,倘若海外同行将它讥为“中国大陆式”或“具有中国特色”的评论,我们怎么回应呢?

屁股决定嘴巴,学风制约会风。研讨会开得如何,往往受制于主办单位与主办人的动机或目的;会风之优劣,则源于艺风与学风之高低,还有各级学会、研究会的“会风”,美协、书协的“协风”如何,它们平时在追求什么,排斥什么,恐怕都值得深究。

蒙恬说过,“功名欲是人类一种不合情理的欲望;甚至连哲学家们自己似乎也极不愿意摈弃追求功名这个弱点。”我想补充蒙恬的是,如果功名的获取是以虚假的自吹或互吹为前提,那么,承载功名的艺术或学术最终就不过是一堆文化垃圾,当作者的自然生命还在虚假的名利中延续时,他(她)的艺术生命或学术生命要么早已死亡,要么根本就没有存在过。

(原载《中国文化报》,2009年3月19日“美术周刊”,发表时编辑拟用笔名,兹恢复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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