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商周时期的东南地区有其独特的经济模式、政治形态与社会复杂化发展模式：民营手工业生产与金属采冶发达，市场化经济推动区域性生产中心和交流中心的出现，形成分散多元的区域性政治、经济中心及高等级人群，经济发展推动社会复杂化进程。作为中心的商周王朝通过输出自己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影响力及以威望品——礼器——为代表的礼乐文化与礼制，强化了彼此的文化与制度认同；作为边缘的东南地区则向中原商周王朝输出金属矿产资源、独特手工业产品以及其他地域性特产，彼此构成密切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体系。两者的互动不断加深中原中心与东南边缘之间的整合，为东南地区融入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化体系奠定了历史与文化基础。

作者：徐良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摘自：《考古》2026年第1期

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2026年第5期

随着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探讨不同区域的古代文化特征、社会面貌、发展道路与机制，理清其融入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已成为当前学术研究的重要方向。商周时期的东南地区是其中的代表性区域。本文讨论的东南区域涵盖大别山南麓至江西，以及长江以南的皖南、苏南、浙江和闽北等地；时段约相当于中原商代至春秋早期，包括大路铺文化、吴城文化等，流行几何印纹硬陶与原始瓷是其突出特征；从文献记载看，除皖西南与文献中的淮夷、群舒关系密切外，整体应属于百越文化的范围。

聚落形态所反映的经济模式

原始瓷器、印纹硬陶器生产和青铜采冶铸遗存是东南地区商周考古的突出现象，存在大量以手工业生产和青铜采冶铸等经济活动为突出特征的不同等级的聚落遗址。

浙江北部以德清县为中心的东苕溪流域是夏商周时期印纹硬陶、原始瓷窑址的主要分布区之一，窑址集中分布于德清龙山和湖州青山两个片区。该窑址群的特征包括：出现时间早、持续时间长，窑址密集、生产规模大，产品种类丰富且质量高，独立窑区而不依托于遗址等。另外，东苕溪流域也存在与窑址同时的较大型聚落遗址，但堆积都不太丰富，不同于中原地区的中心性聚落遗址。这些聚落很可能因窑业生产而兴起，主要功能在于窑业生产的组织、管理与产品的交易、转运。

闽北地区同样存在突出的印纹硬陶器和原始瓷生产中心，其重要发现包括武夷山兴田镇葫芦山窑址及浦城猫耳山窑址群等。其中，猫耳山聚落群中的窑址群位于核心地带，产品以施黑衣的印纹硬陶为主，另有少量原始瓷。辽田尖山窑址、苦寨坑窑址的碳十四测年结果显示是距今3800—3400年，被认为是目前已知最早的烧制原始瓷器的窑址，其产品在晋江流域、闽江下游及九龙江下游等地的青铜时代遗址中均有发现。竹林坑遗址发掘窑址及相关作坊遗址，产品以原始瓷豆为主。该遗址周边还分布有西周至春秋时期的多处窑址及其他遗址。

西周至春秋前期的浙江衢州云溪土墩墓和皖南黄山屯溪土墩墓出土的原始瓷器不仅具有高度一致性，还表现出相当突出的土著性，仅常见于黄山—天台山以南地区。这一现象提示在该地区可能存在一处尚未发现的原始瓷器专门化生产窑场。

皖南、皖西南与江西地区的商周遗址无论大小，也同样多与陶瓷器生产、青铜采冶铸活动有关。例如，鹰潭角山遗址是商代一处专业化生产窑场，其产品在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江西宜黄锅底山遗址和福建光泽池湖墓葬等都有发现，显示该窑厂产品在很大区域内流通，是一处商品化生产窑厂。樟树吴城遗址的原始瓷、印纹硬陶器生产和青铜冶铸是该城的重要活动。九江荞麦岭遗址包含与青铜冶炼、铸造相关的遗存。此外，江西地区的一般商周遗址中也多发现有与印纹硬陶生产和青铜冶铸相关的遗迹，还有与古代铜矿采冶直接相关的遗址，如瑞昌铜岭铜矿遗址。

皖南铜陵师姑墩遗址存在青铜冶炼与铸造遗迹，且该聚落可铸造工艺复杂的容器。考古调查显示，该遗址所在盆地内的几个同时期遗址中均有较多青铜冶铸现象，铜陵附近数十处墩形遗址均分布在凤凰山等矿区范围内，整个聚落群都与青铜冶铸有关，且冶铜生产模式相似。距离铜矿区较远的皖西南地区中小型遗址中也多见青铜冶铸遗迹，如合肥大雁墩遗址、庐江凤形遗址等，枞阳一带也存在商周时期规模不等的青铜矿冶遗址。

分布于鄂东南、皖西南和赣西北地区的大路铺文化的聚落遗址多与青铜采冶铸活动密切相关。如近年发现的大湖咀遗址与东南地区金属资源的控制、经营有关。从余家畈遗址、大路铺遗址发现青铜容器陶范现象看，部分较高等级的聚落可以铸造青铜礼器。考古调查确认的分布于幕阜山脉东北部山间盆地的60余处晚商至春秋中期矿冶遗址，大致可分为沿河湖水系分布的四个生产单元，这些生产单元就近利用矿产资源生产金属产品，并通过各自的水系向外输出产品。

从这些遗址特征可以看出，东南地区的聚落往往以特定手工业生产或资源开采为核心，经济活动与聚落功能密切相关。无论聚落大小和等级高低，均表现出某种民营经济主导社会生产的特征。较大型聚落多与较大型手工业生产中心和重要交通枢纽相关，不见中原大型城址中的高等级建筑、大规模祭祀遗存等政治、礼仪中心特征；一些规模较小的城址，政治、礼仪中心的特性亦不突出，更明显的是经济、防卫特征。

从考古遗存看，在东南地区商周时期社会中，权力对生产经营的控制和对重要资源的垄断不明显，反而显示出因生产经营、资源开采和商品贸易等经济活动带来财富积累与社会地位提升的现象。如大型墓葬往往出现在生产中心或交通枢纽附近，墓主人地位一般体现在墓葬规模和随葬原始瓷、印纹硬陶器和玉器等的数量上。从原始瓷与印纹硬陶器在东南地区广泛存在并且不同等级墓葬与遗址均可见到的现象看，其主要功能是实用器和作为贵重物品和财富标示，而非具有等级化和垄断性的政治权力和身份地位的象征物。大墓随葬的青铜礼器更可能是来自中心地区的威望品与奢侈品，这些大墓的主人可能因经济实力而获得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并通过商周王朝赏赐或自铸青铜礼器来彰显身份与地位，即他们是因富而贵。

相比较而言，中原地区商周王朝呈现出一种权力对资源和重要手工业生产的控制与垄断的社会特征。青铜礼器、兵器和玉器等奢侈品均集中于不同等级的政治中心如都城和高等级聚落中，数量和品质与主人的政治地位和权力密切相关，体现出“宗器不鬻”的垄断性。中原地区三代王朝作为政治中心的高等级聚落遗址，虽与资源控制、重要手工业生产等经济活动之间也存在密切关系，但这种关系是权力通过贡赋体系控制重要产品的手工业生产等经济活动，其本质是政治、宗教权力左右经济活动。因政治控制经济，权贵们“因贵而富”，这与三代社会广泛存在的血缘组织、宗法制政治制度和祖先崇拜意识形态等密切相关。

考察商周王朝政治中心的聚落结构，可以看到这种社会政治形态与经济模式的表现。规模巨大的都城是最高权力中心和财富汇聚之地，政治中心内的建筑、墓葬、礼器的等级，财富和奢侈品的多少，均与政治等级、宗法地位密切相关，手工业生产等经济活动基本为王室和贵族所垄断与掌控。城市等高等级聚落的主要功能是作为政治、礼仪与宗教祭祀中心。

从金属原料的拥有与控制情况来看，中原地区的金属原材料均出土于都城和高等级大墓中，显示王室和贵族对金属资源的绝对控制。而东南地区的金属原材料常出现于等级并不很高的墓葬之中。这一现象显示东南地区民间可以拥有金属资源并开展青铜冶铸生产，官方或高级贵族并没有对金属资源的垄断权，即不存在垄断金属资源与产品生产的超级权力。

区域聚落中心的兴起与经济活动密切相关

中原地区中心聚落的兴起、迁移与资源控制虽有关系，但政治考量是第一位的，资源掌控是通过政治、军事来实现的，如郑州商城、安阳殷墟、丰镐、成周等商周都城的兴起与迁移多与政治事件或统治观念密切相关。与之相比，东南地区大型遗址和区域中心聚落的兴起、高等级人群的出现则与金属资源采冶、手工业生产或交通贸易枢纽等存在直接关联，可以说经济活动是东南地区社会复杂化的主要推动力。

其一，一些大型遗址和区域中心聚落作为生产中心而兴起。如毘山城址、下菰城城址的出现与东苕溪原始瓷、印纹硬陶器制造业生产、管理与运销相关；角山遗址等均以陶瓷器生产为中心；大路铺文化的诸多重要遗址与金属资源的采冶和运输相关；南陵牯牛山城址周边是皖南铜矿带，城址扼水上交通运输之要冲，控制着附近铜矿的开发与运输；瓯海杨府山土墩墓和黄岩小人尖土墩墓所处之地临江毗海，享有鱼盐之利。

其二，一些大型遗址和区域中心聚落因地处流通枢纽而兴起。商周时期的东南地区既存在着对外尤其是与中原地区的物品交流网络，即所谓的“金道锡行”，也存在内部的交流通道系统。关于与中原地区的物品流通网络“金道锡行”，除刘莉和陈星灿曾梳理出早期中国长江流域与中原地区之间资源流动的东中西三条路线外，我们认为商周时期还存在一条由汝河等淮河水系沿大别山东麓至江淮之间的“巢”，跨长江到东南地区的交通线。关于东南地区内部的物品流通问题，从东南地区内部原始瓷、印纹硬陶器存在广泛一致性，如带矮圈足的豆、碗等原始瓷器广泛存在于整个东南地区的现象看，东南地区存在某种内部交流通道网络。

对外的“金道锡行”交通网与东南地区内部通道网络连接起来，构成更大的物资流通网，许多处于该网络枢纽上的聚落由此而兴。比如，九江荞麦岭遗址地处长江与赣江交汇处，樟树吴城遗址位于赣江上下游交叉点和通往抚河流域、闽北和岭南的交通枢纽之上，两处遗址不仅是陶瓷器与青铜器的生产基地，更是物资流通枢纽。宁镇地区土墩墓群和葛城城址、休屯盆地的屯溪土墩墓群、金衢盆地的云溪土墩墓群以及闽北的管九土墩墓群等，均位于区域间的交通要道之上。大路铺文化在中原地区与东南地区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交流中发挥着中转枢纽作用，商周时期的“金道锡行”途经此地，一些重要的大路铺文化聚落由此而兴。

从“中心—边缘”关系看中原对东南地区的影响

理解商周时期东南地区的社会与文化除了以比较的眼光来分析其与中原地区的差异，还要以联系的眼光来分析其与中原地区的关联及商周王朝对其发展的影响。从中心与边缘关系的视角分析中原商周王朝如何影响东南地区，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给予我们有益的启示。

沃勒斯坦认为世界体系可分为中心地区、半边缘地区和边缘地区。“中心地区”拥有强大的国家机器并控制贸易与生产，而“边缘地区”则提供原材料与廉价劳动力。经过史学家修正与补充的世界体系模型认为区域性威望品交换网络对古代社会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

学者们提出，早期商王朝通过盘龙城等据点直接控制东南地区，中期以后转为间接控制；西周王朝与东南地区保持着朝贡关系，通过战略据点进行监控；商周王朝均通过贡赋、联盟、战争、贸易等手段建立与东南地区的联系。“金道锡行”的存在即证明了这种联系的存在，春秋中晚期吴越两国与晋楚齐鲁等国的密切关系也显示这种联系有其历史基础。

依据世界体系理论，作为中心的商周王朝向作为边缘的东南地区输出以礼器为代表的威望品，东南地区的马桥文化、吴城文化、土墩墓文化等均出现了中原王朝的礼器文化因素。作为边缘的东南地区则向作为中心的商周王朝输出铜、铅、锡等金属资源及印纹硬陶、原始瓷等特色产品。东南地区在商周时期已初步融入“青铜礼器文化圈”之中，并且通过接受青铜礼器，渐渐认同和接受其背后的礼乐文化、政治制度和祖先崇拜信仰等文化大传统，该地区的文化与人群也由此逐步融入华夏文化圈中，为东周时期吴越文化华夏化奠定了基础。

中原中心与东南边缘之间的互动，一方面限制了东南地区统一政权的出现，另一方面推动了该地多元政治经济中心的出现。首先，商周王朝不会允许东南地方出现一个可能与之对抗的统一权力中心。其次，东南地区的不同区域经济、政治中心虽然均服从或服务于中原商周政权，但彼此之间却是相互独立与竞争的关系。此外，东南地区多元的历史文化传统、复杂多样的地形地貌以及缺乏像北方那样广泛存在的血缘组织，也促使该地区多元政治中心的形成。

随着商王朝直接控制的消失，各地土著文化兴起。由当地人群经营的铜矿和手工业生产与贸易中心的兴起促使原来的经济中心转变为经济与政治中心并重，各地高等级墓葬显示当地土著上层贵族纷纷出现并相互独立并存，多区域政治体和政治中心出现。这种政权多元、分散的现象也符合世界体系理论中边缘地区政权弱势的理论，并与文献中有关“百越”“七闽”等众多族群的记载相呼应。

结语

通过梳理东南地区商周时期的考古发现，分析其聚落形态特点，比较其与中原地区商周聚落形态的异同，结合对作为中心的中原商周王朝与作为边缘的东南地区之间互动关系及其影响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商周时期的东南地区有其独特的经济模式、政治形态与社会复杂化发展模式：民营手工业生产与金属采冶发达，市场化经济推动区域性生产中心和交流中心的出现，加之商周王朝的影响，形成分散多元的区域性政治、经济中心及高等级人群，经济发展推动社会复杂化进程。无论是早期的直接控制还是后来的间接联系，作为中心的商周王朝通过输出自己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影响力及以威望品——礼器——为代表的礼乐文化与礼制，强化了彼此的文化与制度认同；作为边缘的东南地区则向中原商周王朝输出金属矿产资源、独特手工业产品以及其他地域性特产，彼此构成密切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体系。两者的互动不断加深中原中心与东南边缘之间的整合，为东南地区融入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化体系奠定了历史与文化基础。

苏秉琦、严文明、张光直、李伯谦诸先生都论证过中国早期文化是多元的，不同地区文化有自己的特点和发展道路。考古发现与本文讨论使我们认识到商周时期的东南地区同样有自己的文化特点与发展模式。北方地带、云贵高原等地区的考古资料及其所反映的古代文化面貌、社会复杂化过程与机制同样各有特色，我们只有将它们分别系统梳理并阐释清楚，才能真正厘清多元一体中华民族文化的起源、发展过程及其演进机制，讲清楚各地古代文化的历史地位与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