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认为中国人看历史有自己的独特方式，绝不轻易对历史事件下结论，而是把它放到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去考察和比较，然后才得出见解。
其实西方人的这种看法并不准确。
在任何对历史事件的评价中，人的评价都是次要的，所谓结论，其实与人的见解无关，那是历史到了历史最后所做的言说。
以下这个故事可为佐证。
1
春秋战国时代，齐、楚、魏、赵、韩、燕、秦七国曾经出现短暂的势均力敌局面，这七个国家中任何一个都有可能兼并另外六国，成为霸主，条件是：你必须有一个奋发图强的国家领导人，着眼于建立真正的征服力量，而要获得这种力量，首先需要有一个或数个具有超常智慧、能够运筹帷幄的杰出人才。
这两个条件，首先在秦国齐备了——公元前三百六十一年，新君秦孝公即位，胸怀大志，试图向中原发展，求贤若渴，恰巧在这个时候，一个不被魏国重用的人跑到了秦国，投到秦孝公门下。
此人就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改革家之一商鞅。
商鞅给秦孝公留下的第一印象不像是能够担当重任的人，因为这个人有一些不切实际，满嘴仁义道德，迂腐地谈论什么尧舜禹汤——即所谓的王道——这对于急功近利的秦孝公来说显然远水解不了近渴，脸上的颜色就不那么好看，把商鞅打发走了。
秦孝公责怪举荐商鞅的宠臣景监：“你看你这个同志，怎么给我举荐了这么个人？我看这人基本上就是个傻子嘛！”
景监很紧张，虽然心里不认为商鞅是个傻子，也不敢辩驳，回来赶忙把秦孝公的话对商鞅说了，还责怪商鞅说：“你不知轻重，怎么什么话都往外抡呢？你总不该把敬爱的秦孝公当成能够胡说八道的酒友了吧？”
商鞅笑着说：“你以为我是个傻子吗？”
景监气呼呼道：“你说对了，我还真的就把你当成傻子了，因为我无法理解你跟国家领导人说话为什么如此草率？要知道，你失去了一个多么好的让孝公同志刮目相看的机会呀！”
商鞅宽慰景监说：“景监兄，政治这玩艺儿，我还是懂得一点儿的。我现在知道孝公想要什么了。这样吧，景监兄，还要麻烦你给我通报一下，在给我一个免检孝公同志的机会，等我再见到他，跟他讲一讲他想听到的道理，他或许就不那样看我了。”
景监同志面情上推不过，同时也很想让秦孝公见识一下商鞅的真本事，证明他的举荐没错，就答应了商鞅的要求，再次请秦孝公见商鞅。秦孝公虽然满脸不高兴，但是国家正值用人之际，见就再见一次吧！这样，中央警卫团的同志就第二次把商鞅同志带进了戒备森严的皇宫。
商鞅这次不再谈论王道，而是直接谈论起了霸道，所谓霸道是这样的——不搞什么仁义道德，也不去感化人民，而是采取断然手段强化中央权威，贯彻中央意志，用严酷的法律约束人民，叫人民无条件服从，抱着石头按照既定路线过河，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秦孝公听得如醉如痴，道：“商鞅同志，你了不起呀！这正是我要的东西啊！”
结果，秦孝公当即任命商鞅为总理，给了他很大的权力，让他在秦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在很有政治眼光的秦孝公看来，政治体制改革是第一位的，政治体制改革成功了，经济体制改革将不在话下，秦国一定能够奋发图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成为超级大国，在地缘政治乃至于国际政治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为人类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
商鞅同志信誓旦旦对秦孝公说：“孝公，你老人家放心，我商鞅就是肝脑涂地，也要把改革事业进行到底，让秦国强大起来！”
秦孝公说：“好！”
2
任何改革都会有阻力，商鞅的改革也不例外。但是我们现在不说阻力，先说一说改革的最基础条件，即民众的信任。
民众的信任其实就像是一个人的信誉，人家必须相信你这个人，认为做的是有利于大家的好事，并且认为你这个人说话算数，言必信，行必果，否则，人家凭什么要信任一个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花言巧语的家伙呢？
商鞅是这样取得这个最基础条件的——
公元前三百五十九年（秦孝公三年），商鞅起草了一部法律，经过秦孝公批准，颁布之前，为了取得人民对政府和政府法律的信任，商鞅别出心裁地在京城南门树立了一根木头，命令说如果哪个人把这根木头扛到北门去，就能够得到十两金子。木头不重，一个身体条件一般的人都能把它扛起来走到北门去，这就是说，不管谁，只要愿意，就能够不费吹灰之力得到十两金子。
老百姓让政府欺骗怕了，不相信会有这样的好事，有的还以为是政府用这个办法诱惑喜欢占便宜的人（有一说是“引蛇出洞”），然后绞杀，哪里有胆量去碰那根木头？
商鞅看老百姓不动，又发布了第二道命令：如果有人把木头扛到北门，赏金提高到五十两金子！
这下子整个京城都轰动了，众说纷纭，总的感觉是：政府为了诱杀一个人，下的饵料是不是太大了一点儿？难道对贪便宜的人也要搞连坐、灭九族不成？结果更没有人敢去扛那根木头了。
这时候——其实是任何时候——有一个活得不耐烦的人就想了：我别无所累，孤身一人，活着已经是这样艰难，还怕他灭什么九族？我用这办法死了，让政府给宰了，还是官办的，说不定会因此名扬天下，值了！这个人来到那根木头跟前，二话不说，往手心啐一口唾沫，呼啦一下把木头扛到肩上，一溜小跑到了北门，咣啷一声撂在地上，叫道：“老子把木头扛来了，要杀要剐，来吧！”
结果官兵没来，商鞅来了。
商鞅拍着那人的肩膀，说：“你信任政府，不怀疑政府，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执行，真的是一个好同志，值得全国人民学习！来呀！把五十两黄金奖励给这位同志！”
那位同志得五十两黄金，起初惊愕，继而狂喜，大笑而去。商总理命令全国主要报纸重点进行宣传，结果，这件事很快就在全国人民中间流传了开来。那位得了黄金的同志成为先进典型，国家英雄，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活得也有了滋味，珍重起自己的生命来，还经常到全国各地做报告谈心得体会，听者无不动容；而那些看了布告却没有胆量扛木头的人，则悔青了肠子，哭天号地骂自己是傻瓜、犟驴、笨猪、一钱不值的蠢蛋。
有什么办法呢？生活经常就是这样既严峻又滑稽，你根本摸不着它的脾气。
3
但是通过这件事人们弄清楚了一点：政府说话不是闹着玩儿的，那可是一句顶一万句，绝对含糊不得！而这正是商鞅所需要的，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是他推行改革最迫切需要的基础条件。有了这个基础条件，下面的事情就好办了。
商鞅马上颁布了他所制定的法律，这部法律的内容大致说来就是建立庞大的户籍管理制度，奖励军功制度，鼓励农业生产制度等等。法律反映的是最高统治者即国家的意志，当然需要权威，需要严酷，所以后人评价它为“酷法”。值得注意的是，“酷法”在一定历史时期之内是能够推动社会发展的，结果秦国就真的发展起来了，成为七国中最为强大的国家。
专制君主国家一强大就会发动战争，这已成为历史规律，秦国当然也不能免俗，更何况秦孝公同志立志改革的初衷即是征服其它六国，所以商鞅同志就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开始率军攻打邻国，把进攻方向首先设定在秦国东面的魏国，不费吹灰之力把安邑拿下来了，同时又占领了固阳……魏国感觉到亡国的危险，只得选择妥协，魏惠王乞和，与秦孝公在今天的华县签署和平友好条约，成为秦国的附庸国，战事停止。为了显示大度和仁慈，秦孝公还把已经占领的安邑退还给了魏国，魏惠王很是感激。
国际形势这种风云突变对于其余五国的警示作用不言而喻。俗话说，弱国无外交，结果齐、楚、赵、韩、燕也都像魏国那样屈从了秦国，竞相称臣。此时对于秦国来说，真可谓国内外形势大好，不是小好，秦孝公很满意。国家和人一样，只有在有条件道德高尚的时候才道德高尚，强大的秦国面对称臣了的其它六国采取高姿态，不再征伐，而是专注于国内的改革事业，试图进一步扩展国家实力，至于扩展国家实力以后干什么，秦孝公还是商鞅同志究竟是怎么想的，其它六国难以琢磨，忐忑应对之，历史就像一条河流一样进入到缓慢流淌的河段，平静而安详。
据此我们可以认为，历史自有历史的发展规律，在一定意义上，人，哪怕是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君主人臣，也很难为历史拿主意，人只能在“走着瞧”的姿态中参与到被客观规律推动的历史进程之中，所以，一个社会事件的历史意义，通常不会是即时显现的，它还需要等待机缘。
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秦国在新的历史阶段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4
秦国的第二波国内改革大规模展开了。
作为改革事业的具体领导者，商鞅同志都做了什么呢？
首先是开阡陌封疆。阡陌者，供兵车来往通行之道路也，所谓开阡陌，就是把这些不再实用（当时各国均很少使用兵车，造成了道路闲置）的道路开垦成能够播种粮食的农田；封疆者，一是把疆界和防守用的土地划分给领主，二是制定具体政策，鼓励老百姓多开垦土地，新开垦的土地归开垦者所有，国家按照规定收取地租。与这些政策配套的一项更加重要的政策是：国家支持和鼓励土地的买卖流通，这就极大地激发了人们进行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快速提高了生产力。
第二是建立起全国统一的行政体制。这就是说，把市镇和乡村划分为有国家直接领导的四十一个县，每个县设置一个县委书记或者县长，由中央直接任命和委派。这就是后来秦始皇实行“郡县制”的雏形，在当时的战国的确具有不容忽视的体制创新意义。这种意义，从两个方面体现出来，一是全国的生产活动有了统一的机构，能够协调指挥；二是保证了中央权力以垂直方式更加有效地发挥作用，限制了封建领主经济实力的做大和政治意愿的发挥。
第三是迁都咸阳。这件事表面看起来意义似乎不那么重大，但是，它内里所包含的政治讯息却极为重要，可惜其它六国都没有及时感觉到这种讯息，或者说感觉到这种讯息以后，鉴于国力衰弱的原因没有找到应对的方法，结果酿成了一场巨大的历史灾变，但这是后话。秦国原来的首都在雍城（今陕西省凤翔县境内），咸阳在渭河以北，比雍城向东移动了数百里。秦国地处西部，一向被认为是“戎族”，此一移动，得到了与东部南部其余六国互动的机会，这至少为秦最终灭六国奠定了地理意义上的基础。
我们仍旧来说秦国的国内改革。
与历史上的任何改革事业一样，由于牵涉到巨大的利益调整，难免就会有一些人站出来对改革说长道短。然而，此时的商鞅总理地位和权威已经非常了得，有了秦孝公的支持，真可谓所向披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霸道”的旗帜下，商鞅开始名正言顺地绞杀政治上的反对派——这里所说的“绞杀”不是形容词，而是动词，那就是真刀真枪地杀人，杀所有非议改革开放事业的人。历史记载，商鞅曾经在一天杀七百人，渭水河边，浸染了无数人的鲜血。
新的考验来到商鞅面前，太子驷竟然也非议起新法来了。依照“酷法”，这当然是要杀头的，商鞅也的确想这样干，然而太子驷毕竟是秦孝公的儿子，你没有办法什么也不说就推出去斩了。商鞅把这件事直接汇报给秦孝公，说：“如果太子驷因为是太子而不被惩罚，新法在人们的心目中就会大打折扣，久而久之，会严重影响改革大业。”秦孝公作为国家主席，当然支持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即使面对亲生儿子生死也不得不为国家社稷着想，一挥手说：“你……就看着办吧！”
商鞅念在秦孝公的面上，没有杀太子驷的头，却把太子驷的老师公子虔的鼻子给削掉了，而太子驷的另一个老师公孙贾的脸上也被刺了字——这对于一向飞扬跋扈的太子驷来说，简直就是奇耻大辱——太子驷气得几乎疯掉。然而，并不掌握实权的太子驷没有办法，或者说，他现在没有办法，因为他毕竟还不是秦孝公，他只是一个太子。
改革开放事业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仅仅十几年功夫，秦国就变得更加富强起来，进一步成为七国中的佼佼者。鼎盛之时，商鞅小试牛刀，再次亲自率领五万大军征讨魏国，这次，拿过了对于魏国来说犹如骨肉的西河，魏惠王只好屈辱地把首都迁到大梁（今河南省开封市）忍着去了。
秦孝公大喜，把商于（今河南省淅川县一带）的十五座城池分封给商鞅，这也是商鞅人生事业最辉煌的顶点。
5
人一到顶点就容易犯晕，愿意听人说好话；在强势人物面前说好话又似乎是古今中外所有人的人性弱点，这样，我们就不难想象会有多少人阿谀商鞅总理。阿谀大致为：如今秦国如此强大，全是您的功劳呀！您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改革家，您改变了土地制度，限制了贵族，实行连坐法，桩桩件件都是了不起的大手笔……商鞅很舒服，很享受。
很舒服很享受的商鞅仍然觉得还没有听到最想听的话，就问众人：“你们觉得我比五羊皮大夫百里奚怎么样？”
众人齐声说：“与您相比，百里奚简直就是一个傻子！”
商鞅更加舒服，更加享受。
这时候，一个叫赵良的同志站出来说：“总理呀，我有几句不中听的话，不知道该不该讲？”商鞅和颜悦色，说：“你说你说。”
“刚才您说到五羊皮大夫，我就把他跟您比较一下吧！”赵良侃侃而谈。“百里奚在楚国给人家放牛，穆公知道了，就想方设法把他请到了秦国来当总理，您呢？却是经过小人景监的举荐才得到孝公的赏识；百里奚得到穆公信任以后马上推荐蹇叔当总理，他只做蹇叔的助手，您却独掌大权，一意孤行；百里奚处处替老百姓着想，减轻兵役，不乱用刑罚，想方设法叫老百姓安居乐业，您呢？把老百姓当作奴隶，用严酷的刑罚对待他们，把他们当成了供您役使的工具；百里奚生活简朴，出行从来不坐马车，您呢？每逢出行车马几十辆，卫兵前呼后应，阵势不亚于孝公，把老百姓吓得不知道朝那里躲；百里奚死后，全国人民无限悲伤，就像死了父亲，您呢？由于实行酷法，上上下下没有一个人不恨您——说句不客气的话：他们都恨不得您早死呢！”
商鞅睁大了眼睛看着赵良，沉思良久，然后问道：“我商鞅为了秦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难道真的有这么多人恨我吗？”
赵良说：“不错，您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秦国，为了秦国的老百姓，但是，您不知道，您的办法是有问题的。首先，您实际上只得到了孝公一个人的信任，没有别的人来帮助您；其次，您以为自己事事都在替秦国的老百姓着想，但老百姓在您那里其实是没有分量的，您心里连一个小民也没有，否则您就不会用那样重的刑罚对付老百姓了。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即使得到了一些好处，他们也不会感谢您。”
“老百姓愚昧无知，他们懂得什么？”商鞅嘟哝说，“如果我事事听从他们的意见，改革开放事业就没有办法进行，也不可能取得这样大的成果。”
“自古以来，没有一个国君或者总理仅仅凭借自己的决心就能够把事情做成功的，违背老百姓的意志就是违反了天意，违反了天意的事情，是不会成功的。‘天’是什么？天没有耳朵，它是通过老百姓的耳朵来听的；天没有眼睛，它是通过老百姓的眼睛来看的，您津津乐道的所谓成就，其实微不足道，它甚至还隐含着危险。我现在很替您担心，希望您赶紧悬崖勒马，举荐一个人来代替您，您呢？安分守己地回家去种地，这样，也许能够避过灾祸……”
商鞅耐着性子听完了赵良的话，什么都没说，但是他心里从此有了一个可怕的阴影，担心人们有一天会墙倒众人推，真的落得可悲下场，改革开放事业虽然仍旧在推进，商鞅也不得不照顾各方（尤其是太子驷为代表的特殊利益集团）利益，寻求一种妥协和平衡。
但是为时已晚，商鞅没有躲过赵良所预言的那种命运。
公园前338年（秦孝公二十四年），秦孝公死，太子驷继位，这就是历史上的秦惠文王。不要以为国君就天然的道德高尚，这位秦惠文王就不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不但不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一个心胸狭窄、小肚鸡肠的小人——他继位以后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清算商鞅曾经给与他的羞辱，结果就以谋叛的罪名下了逮捕商鞅的诏书。
商鞅跑了。
这个孤独的英雄失魂落魄地跑到函关（今河南省灵宝县境内），天黑下来了，打算找一家旅店住一宿。旅店老板要查看商鞅的身份证，商鞅不敢亮明自己的身份，老板就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开眼呢？难道你不知道商鞅颁布严厉的法律，没有身份证件旅店不得收留么？要是让你住下，我不是得等死么？”
商鞅仰天长叹：“老天爷呀！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残酷的方法对待我？”
好在旅店老板没有向公安机关举报，商鞅得以混过了函关，连夜逃到魏国。魏国是什么地方？是被商鞅两次大军征讨的地方，被他整得很惨，如今你却要到这里逃命，这不是自投罗网吗？魏惠王想杀商鞅的念头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现在他竟然偷逃到了这里，岂能放过？结果魏国举全国之力紧急布置警力捉拿商鞅，商鞅惶惶然如同丧家之犬，再次逃回到他的领地商于。
苦于捉不到商鞅的秦惠文王立即调集公安武警围追堵截，把商鞅堵在了一个荒僻的郊野，商鞅束手就擒。
秦惠文王“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最残酷的手段了结了商鞅的性命，这就是中国汉语成语“五马分尸”的来由——把商鞅的脑袋和两只胳膊两条腿分别拴上一匹马（另有一说牛），然后往打马，让五匹马朝五个方向拉拽，可怜的商鞅同志被活活撕扯开了。
一个赫赫有名的良相，就这样死在了自己开创的伟大事业之中。
6
商鞅死后，历史并没有停止，仍旧凭着惯性在往前发展，再经过一百多年，公元前221年，秦终于消灭了六国中最后的齐国，结束八百年诸侯割据称雄的局面，实现了大一统，建立起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国家。
我们能不能把商鞅变法看成专制主义秦王朝基本价值观的奠基呢？可以这样看，也不可以这样看。说可以这样看，是说商鞅的酷法的确在相当程度上构成了秦国暴政的思想渊源；说不可以这样看，是说秦国暴政不完全是秦一国思想文化的结果，那是所有七国统治经验的汇集——我们能够举出的例子就有辅佐齐桓公成就春秋霸业的思想家管仲同志杰出的统治思想——所谓大一统者，指的就是这样一种综合。
谁做了这种综合？是秦始皇吗？是李斯吗？
不是，是历史。
不管杀了商鞅的秦惠文王还是后来的什么王，在历史情境当中都不是决定历史发展方向的决定性因素，决定性因素是文化，不是人。所谓历史，在价值判断意义上，更是文化的历史而非人的历史，正因为这样，我们才能够处在这样一种境遇当中——犹如科学家所讲的，在物理和化学意义上，我们每一个人的每一次呼吸都有数个玛丽莲•梦露肉体的原子进入和排出我们的身体，同样，我们今天每个人的人生处境都与两千多年以前那个叫商鞅的人为社会制定的基本规则息息相关，这就是说，一种被称之为文化的东西经由历史的通道到达了我们的现世人生。
这就是本文标题所宣示的“历史的最后言说”吗？
我觉得还不是。
社会事件是历史链条上一个又一个相对独立的环，它既显示个体的整体，又代表整体的局部。作为个体的整体，它当然要有自己的评说；而作为整体的局部，它又处在长久的过程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历史有两种态度：一是就环的质地和结构提出分析报告，从而构成有意味的历史解释；一是对整体仍旧保持沉默，这就是说，它认为还没有到进行最后言说的时候，它需要继续等待。
我们目前得到的仅仅是有限的历史解释，我们还没有得到历史的最后言说。
让我们困惑的是，相对于历史的最后言说来说，历史的解释确实有很多值得进一步观察的东西，譬如：秦始皇统一中国对于民众具体的生存来说究竟有多大意义？是不是一国的强盛必然会体现为民众福祉的实现与提升？历史发展的终极目标是人还是国家？在一个即使强盛但民众像被豢养的家禽一样禁止思想（“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地方，能够说经济发展必然含蕴着人文发展的因素吗？
商鞅在世，当然会很不高兴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好在后世很少有人让老人家烦心——最近捧读范文澜先生所著《中国通史》，我看到的历史解释是这样的：“人民的经验是：做小国的人民不如做大国的人民，做大国的人民不如做全中国统一的人民”。“七国人民不愿意打仗，谁能统一中国，人民就希望从他那里得到和平。”范文澜先生引用《孟子•公孙丑篇》中的一段话：“人民遭受虐政的苦难，再也没有比现实更厉害的了。饥人见食物就要去吃，渴人见水就要去喝，……哪个王能实行仁政，人民喜欢他，好比倒挂的人得到了解救。”于是，范文澜先生说：“秦国政治在七国中比较好一些，因此人民把希望寄托在秦国，荀子曾代表这个希望断定秦国将实现统一中国的伟大任务。”
这也是我们的教科书的解释。
秦国最后真的如同范文澜先生所言，人民的希望变成了现实，秦帝国诞生了。但是我不知道范文澜先生是如何解释更能够代表人民的陈胜、吴广同志为什么又要揭竿而起，造起这个国家的反来？这样一个寄托着人民希望的伟大国家，为什么竟然二世而亡，如此短命？范文澜先生当然会注意到秦始皇的暴政，我们的教科书也在做这样的谴责，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自己被人暗示：在秦始皇统一中国的伟大历史贡献面前，那些暴政就算不得什么啦！
我觉得据此已经完全可以说明某些历史解释其实并非那样可靠了，这里面的根本原因，恐怕还在于历史解释本身就是绵延不绝的历史的一部分，它自身尚需被解释，它又怎么能准确地解释历史呢？
我们在等，历史也在等。
究竟什么时候历史才进行最后言说，给所有的历史解释以解释呢？
不知道。
（2007-3-3凌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