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哲学史是哲学的自我反思途径，哲学是哲学史的当代激活工具，二者结合才能健康发展：一方面，哲学观点是历史语境的产物，不存在超越时代的抽象哲学价值，因此哲学研究无法脱离历史语境；另一方面，哲学具有自主性，有自身具有并非完全由语境决定的标准与方法，因此哲学研究不完全等同于哲学史研究。从反思平衡角度看，哲学观点虽受语境约束，但未被语境决定，哲学观点的合理性仍须借助哲学论证来实现或评估，而非仅仅归因于历史语境。哲学编史学亦须在历史真实性与哲学相关性间寻求反思平衡，既要避免哲学研究的“时代错置”，也要避免所谓“纯粹古物研究”，以期实现“通过历史理解哲学，借助哲学反思历史”的最终目标。

作者：陈常燊，山西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摘自：《北京社会科学》2026年第2期

原题：《西方哲学史视域下“哲学”与“历史”的多重纠缠——基于元哲学视角》

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2026年第5期

哲学与历史的深刻联系并非一眼即晓。以西方哲学为例，从横向比较角度看：一方面，将哲学史与哲学的联系类比于科学史与科学的联系，这种做法面临着很多问题；另一方面，历史哲学与哲学史的联系也不同于历史科学与科学史的联系。只有在作为“超学科”“跨学科”或“二阶哲学”的元哲学（metaphilosophy）背景下，才能真正把握哲学与历史的多重纠缠。顾名思义，元哲学是关于哲学的哲学，它不仅在描述的意义上追问哲学是什么，还在规范的意义上追问哲学理应如何做，以及为什么理应这样做。从元哲学角度看，哲学与历史之间的纠缠体现为哲学史和历史哲学在不同层面上为当代哲学研究提供哲学支撑：一方面，哲学具有深刻且广泛的历史性，另一方面它与历史之间又存在着表面看来难以调和的理论张力；反观哲学史这边，一方面它具有相对于哲学的独立性、自主性和不可还原性特征，另一方面，从哲学编史学（philosophical historiography）视角看，它又难以避免地受到作为哲学分支的历史哲学的深刻影响。

哲学的历史性

在元哲学的视域下，不存在脱离哲学史的当代哲学，当代哲学构成了未来的哲学史，正如过去的哲学构成了当下的哲学史。哲学史既可以是哲学，也可以是历史，这种两面性是哲学史区别于科学史的显著特征之一。哲学史家嘉伯（Daniel Garber）指出：“我们既不能忽视先哲与当代学术工程的相似性——他们启迪我们探索，又为思想提供养分；也不能忽略其与我们的根本差异——他们有别于当代范式的研究纲领，不同于当下的问题与前提假设。”此处的相似性和根本差异都属于哲学，而不只是历史。

哲学史至少具有三重身份：哲学的“过去”、对过去哲学的研究、当代哲学家所处的历史传承。哲学的历史性体现为其语境性，所有哲学概念或命题都应在特定语境中被理解。字面上相似的概念或命题，仍可能因语境差异而有不同理解。基于奇硕姆（Roderick Chisholm）的命题知识将哲学知识视为一种“从言知识”（knowledge de dicto），它关系“何人所说”或“何种文献著录”，并根据它们来断言谬误或无知。而科学知识是一种“从物知识”（knowledge de re），它关系事实，也根据事实来断言谬误或无知。

柯林斯（Randall Collins）式哲学社会学提供了结合“内史”（哲学史）与“外史”（观念史）的研究路径。哲学史是研究哲学的历史的路径之一，当代哲学家更加关注哲学的“内史”，而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家可能对哲学的“外史”更感兴趣。不管选择“内史”还是“外史”的研究方式，都不是将哲学史视为“哲学本身”或者“历史本身”的恰当理由。

哲学史既可被视为哲学的“内史”，也可被当作“外史”，两种研究方式各有侧重和所长。从“内史”观点看，哲学的历史不同于历史的哲学。哲学的过去并不等于哲学共同体的过去，因为哲学史不只是历史上那些与哲学相关的实践、人物和事件的总和，也并非只包括概念、论点、论证以及围绕它们的诸多意见。哲学史在名哲言行录和思想史之间摇摆，其平衡点取决于哲学史是内在历史这一假设，即哲学的历史发展源于对哲学问题的思考。然而站在“外史”的角度，柯林斯反对从观念产生观念、从个体产生观念的观点，转而主张：哲学不能脱离学术群体、代际间网络和组织竞争的社会学特征。哲学史学史与哲学史都具有不可还原的历史性。虽然迪特里希（Eric Dietrich）坦言哲学“在过去3000年毫无进步”，但不管哲学自身是否进步，都不影响哲学史编撰的进步。

哲学史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哲学史的元哲学意义在于：一方面，它使哲学编史学和哲学史学史成为两门密切相关的学科；另一方面，它使对哲学史的哲学反思成为可能。支持哲学史的构成主义表明，自然科学的历史性并非让科学史成为科学的构成要素，不了解科学史也能成为科学家。哲学的情况与之截然不同。严格来说，任何哲学都是哲学谱系学。如威廉姆森（Timothy Williamson）所言，从哲学史出发，我们可以了解我们不经意间做出的大量预设从何而来。这意味着，任何哲学问题都有路径依赖，哲学工作都需要通过历史的方式来推进。单亚峰借鉴苏格拉底名言指出，未经审视的哲学是不值得做的。好的哲学必须经受历史的检验。

弗雷德（Michael Frede）强调哲学史的独立性，他提倡的“历史化的哲学史”可视为某种语境论立场。由于哲学史享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所以提供了一种哲学家可能觉得有所助益的独立观点。然而，历史学家对哲学问题的所谓中立性可能是个错觉。吴天岳指出，我们对哲学历史关系重构的立场很难说是中立的，不加反思地宣称“客观中立”的哲学立场，往往会将某种偏见或刻板印象先入为主地植入历史文本中。

哲学史的自主性毋庸置疑。哲学是动态的，类似于结合了“现在”与“流逝”的移动聚光灯的时间观。而哲学史是“静态的”，它要么类似于永恒论（Eternalism）的时间观，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哲学都收纳进哲学史，要么类似于收缩块（shrinking block）的时间观，将未来的哲学知识排除出哲学史。弗雷德表明，哲学史像一项具有内在价值的历史事业。他将哲学史理解为历史叙事的哲学，而非哲学叙事的历史。正是历史将哲学从单纯的可能世界拉回到现实世界，从单纯逻辑上的抽象叙事拉回到时间维度上实际发生过的无数个“现在”的具体叙事。

哲学史的独立性也有限度：它并非绝对独立的，仍在不同程度上依赖于逻辑、哲学乃至科学。莱肯（William Lycan）认为，缺乏逻辑的哲学史就是一团令人作呕的混乱。哲学史要被视为哲学进步的历史，还必须依赖科学的判断标准，因为抛开逻辑与科学的发展，没有任何东西能被称为进步，而所谓共识总是局限于短时间内小范围的群体。对哲学史编纂者来说，着眼于“达成共识”的哲学进步观既无必要，也不可能。

哲学与哲学史相互依赖。哲学史既不等于哲学，也不等于历史。与其将哲学史视为哲学内部的一个分支，不如将哲学史视为哲学与历史的跨学科研究。哲学是动态的、有待于沉淀的东西，而哲学史是被沉淀下来的哲学。在过去，有些理论可能被视为末流而未被编纂进当下的哲学史；反之，许多现在不被视为哲学的理论，也可能以后成为哲学的一部分。

哲学与历史之间张力的调和

不少现当代哲学家采用理性重构的方法解读哲学史。他们不关心哲学家在历史语境中的真实意图，只关注其论证能否被重构为有效逻辑形式。例如，罗素研究莱布尼茨哲学时，区分了“哲学关系”的研究和“哲学本身”的研究，进而在历史和理性之间选择理性，在历史和哲学之间选择哲学。理性重构的关键在于以当下的哲学敏感性理解哲学史文本，而无论这种表述是否符合作者原意。

调和哲学与历史张力的方式很多，“概念工程”是其中比较激进的策略。伯吉斯（Alexis Burgess）等人将概念工程分为概念伦理、创新和实施三个层面，涉及概念的评估和改进、思考和谈话中使用的概念装置，以及对现有概念或其他表征装备修改或使用的实践。它可从两个相对的方向运行：要么站在哲学史保守立场，对无法与哲学史正统兼容的当代哲学进行削足适履式处理，把如今的一些哲学排挤出哲学正统；要么反过来，把如今的一些哲学史逐出哲学史正统，或对哲学史进行拿来主义式处理。

当前学界存在关于哲学史的拿来主义与语境论之争。以贝内特（Jonathan Bennett）为代表的拿来主义者认为哲学史是当代哲学的思想和论点来源，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方式。而以嘉伯为代表的语境论者坚持“纯粹的历史”：哲学史作为其本身被研究和理解，即使哲学史上的问题已在哲学议程上消失。

拿来主义者受到两种批评：从研究目标看，如果追求真理是研究哲学史的唯一动机，那么哲学史的大多数内容都可能是不重要的；从研究方法看，如果仅仅将哲学家的思想转译成当代表述，那么就有在历史层面歪曲原意的风险。同样语境论者也受到了挑战。

尽管林马丁（Martin Lin）批评贝内特和嘉伯对哲学及其历史做出了没有根据的假设，即哲学正以相对较快的速度进步。但这一假设事实上影响了他们对研究方法的看法：促使贝内特强调我们可以从过去的错误中学习，也促使嘉伯强调研究哲学史有间接的哲学益处。

我们应当批判地理解哲学史对当代哲学的意义。正如培根批判“剧场假象”，倡导我们要摆脱认知僵化，不再迷信权威。也如普里斯特（Maura Priest）所言，哲学的学科自主性不仅体现在与其他学科之关系，也体现在哲学同行间哲学分歧的普遍性，这对于学术界既是一种“认知福报”，也符合哲学的学科性质。

辩证地看，哲学与历史的“和解”要求我们对“哲学”概念进行伯吉斯式的概念工程分析。康德说过，从来没有我们要学的哲学，我们只能学习做哲学。“做哲学”也可理解为“哲学地做”，将哲学理解为学习的方式而非对象。尼采意义上的批判式哲学史提醒我们要“辩证地”看待历史：对敢于行动和拥有力量的人来说，历史尤为重要；而过量的历史感又是时代的敌人，会伤害当下的生活。在哲学史中，我们应该通过批判性考察古人以获得启迪，而非以怀古派立场贬低当代哲学。哲学史以哲学反思为前提和目的，才能融入哲学生活。哲学史要对哲学有所贡献，必须忠于历史语境，展示含有不同预设和概念哲学生活的可能性。

莱肯的元哲学采用了在哲学中广泛应用的反思平衡方法——提倡将哲学描绘成广泛的解释性反思平衡，将常识、科学和我们对话题最坚定的直觉结合在一起。威廉姆森指出，哲学必须在质疑预设与使预设发挥作用之间维持微妙平衡。套用康德名言来说，哲学缺乏历史则盲，哲学史缺乏哲学则空，哲学史的存在，恰恰帮助我们在哲学批判性与历史保守性之间维持一种动态的反思平衡。

历史的哲学性及其对哲学编史学的影响

哲学史有自己的历史哲学，历史哲学为哲学史提供了元哲学和方法论支撑。真正的历史哲学与真正的哲学史一样，既是哲学也是历史。哲学史与历史哲学之间的“解释学循环”强调，哲学史的意义在其与历史哲学的循环中持续生成的。哲学史编纂学是动态的、未完成的对话过程，既受限于历史哲学传统，又通过创造性阐释来拓展传统的边界。

柯林武德（Robin Collingwood）主张历史研究本质是“重演”历史当事人的思想活动，通过理解行动的动机与逻辑，重构历史事件的深层意义。他说：“历史过程不是单纯事件的过程，它有思想过程所构成的内在方面；而历史学家要求的正是这些思想过程。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哲学史家应关心辩论双方的思路历程——尤其是辩论双方在特定语境下的真实想法，而非外在行为。将社会事件改述为心理事件，才是哲学史家的任务所在。

不同于柯林武德的主观唯心论，黑格尔在客观唯心论意义上使用“思想”概念，认为历史是“绝对精神”外化过程，其本质是世界精神通过矛盾运动实现自我认识和自由意志的展开。他认为，历史并非偶然事件的堆积，而是理性支配的必然进程，表象的混乱背后隐藏着内在逻辑。一切历史都是“绝对精神”的外化史，这意味着哲学史是“客观的思想史”。因此，哲学史不仅是哲学理论和实践的历史，更是元哲学与哲学编史学的历史，因为元哲学是哲学背后的内在逻辑，而哲学编史学是其具体表现。

克罗齐（Benedetto Croce）提出“历史即哲学”，指出史学家必须通过哲学思维来穿透表象，抽离出事件背后的普遍精神逻辑。他认为真正的历史（活历史）必须渗透主体的思想活动，而非单纯的史料堆积（编年史）。历史学家总是从当下的精神需求出发，通过思想活动激活沉睡的史料，使之成为“活的历史”。哲学史的认知具有动态性，并非对过往哲学体系的机械复现，而是基于现实关切的重构。

克罗齐的上述历史观影响了理性重构的哲学编史学的形成。威廉斯（Bernard Williams）早期认为，理性重构对哲学史是绝对必要的，他指出：“没有哲学的哲学史不仅无法阐明哲学，也无法阐明哲学史。”但他后期反而强调历史重构对哲学史的重要性，反对架空哲学文本的历史语境和传承。在他看来，反历史的哲学无异于拒斥哲学本身。综合其观点可知哲学史中的“哲学”与“历史”两个维度缺一不可。

事实上，历史哲学提升了哲学编史学的认知格局。哲学史可以拓宽哲学的纵向视野和与其他学科交融的横向视野。威尔逊（Catherine Wilson）指出，哲学史为哲学提供了框架，有利于批判性地接受或反思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结果。换言之，哲学史使哲学通过对科学的反思自我更新，也为哲学与科学同化的思考提供原始材料。

综上所述，从元哲学视角看，西方哲学史背景下的“哲学”与“历史”之间存在着动态共生关系。哲学史是哲学的自我反思途径，哲学是哲学史的当代激活工具，二者结合才能健康发展：一方面，哲学观点是历史语境的产物，不存在超越时代的抽象哲学价值，因此哲学研究无法脱离历史语境；另一方面，哲学具有自主性，有自身具有并非完全由语境决定的标准与方法，因此哲学研究不完全等同于哲学史研究。从反思平衡角度看，哲学观点虽受语境约束，但未被语境决定，哲学观点的合理性仍须借助哲学论证来实现或评估，而非仅仅归因于历史语境。哲学编史学亦须在历史真实性与哲学相关性间寻求反思平衡，既要避免哲学研究的“时代错置”，也要避免所谓“纯粹古物研究”，以期实现“通过历史理解哲学，借助哲学反思历史”的最终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