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明胜，天津市委党校教授，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AI大模型、智能算法等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和迭代升级，信息化发展正迈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全面跃升新阶段，数智技术应用不断催生全新治理议题，重塑网络舆论生态和治理格局。当前，网络空间意识形态斗争、突发公共事件与网络舆情风险、AI滥用和深度伪造、智能算法舆论操控、网络犯罪、网络数据信息安全等问题叠加呈现，网络生态治理依然面临不少复杂矛盾和风险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指出：“要健全网络生态治理长效机制，着力提升治理的前瞻性、精准性、系统性、协同性，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领导干部作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关键少数”，其在数智时代网络生态治理能力的提升，不仅是个人综合能力跃升的关键引擎，更是关乎高水平国家安全屏障建设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层较量。数智时代如何培养领导干部数字思维，提升网络生态治理数智领导力，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成为现实紧迫课题。

一、数智时代对领导干部网络生态治理能力提出新要求

当前，随着ChatGPT、DeepSeek等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普及运用和深度嵌入，全新治理体系建构和数智化赋能，让治理本身从现实空间主导向虚实共生的全域治理范式转变。基于信息传播格局的改变和舆论生态的重塑，网络乱象、网络风险挑战日趋复杂化，信息生产传播呈现多源海量、真假交织、多模态组合的新特征，舆论传播呈现算法驱动、圈层固化、裂变传播的新生态，意识形态斗争进入网络主导、隐秘渗透、跨国博弈的新阶段，深化网络空间安全治理成为维护国家主权与总体安全的重要举措。当前，网络空间已成为主权安全博弈的前沿阵地、意识形态斗争的主战场、社会风险传导的主要渠道，如何有效提升网络空间治理效能，对领导干部信息整合辨识力、舆论引领力、意识形态斗争力和数据防护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要确保实现各项目标任务，提升领导干部网络生态治理能力是当前提高干部现代化建设能力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信息的生产和传播逻辑发生根本改变，对领导干部信息整合和辨识力提出新挑战。根据第5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当前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达6.02亿人。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传统的用户信息生产正转向人工智能参与甚至主导的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这使得信息生产和传播日益去专业化，实现信息生产主体的多元泛化和准入门槛的扁平化。特别是在网络自媒体时代，传统以采编权为中心的信息传播路径以及原有的“中心—边缘”信息权力格局正被扁平化格局取代，人人成为信息生产的策源地，外加生成式AI的广泛应用，信息生产和传播“去中心化”特征愈加凸显。随着传播主体的隐匿化、多元化，信息把关人的缺位和责任边界的模糊，平台算法的流量优先驱动，这些因素叠加催生AI深度伪造、虚假信息生产、扩散和失控风险，多模态AI组合的实践应用正不断消解网络信息的可验证性与可信度，不断从底层侵蚀网络信息空间的信任根基。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25年全球风险报告》，将“虚假信息和错误信息”列为当今世界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AI生成的虚假错误信息凭借其高仿真性、高传播力、强煽动性，正成为搅动现实舆论场的风险引爆点。面对信息渠道多元、信息指数增长、信息内容真假交织的全新网络生态格局，领导干部亟须培养穿透式的信息整合力与关联研判能力，善于在网络空间正确辨识和判断信息真伪。

网络传播格局和舆论生态发生变化，对领导干部舆论引导能力和斗争本领提出新挑战。从国内传播态势来看，随着人工智能深度嵌入网上内容推荐系统，信息消费依赖算法分发，以算法为核心的信息分众化传播机制使用户被动接受算法主导的价值观念，大量同质化信息内容不断被循环推送，用户的信息视野日益狭窄，个体的认知窄化与信息茧房效应导致网络传播日益圈层化。此外，资本裹挟下的算法黑箱，信息不透明、算法偏见，导致信息垄断和话语霸权。基于资本逐利和“流量至上”驱动，诸如饭圈文化屡屡突破网络公序良俗底线，生成式AI批量生产“三俗”产品污染网络信息生态，情绪化表达和网络谣言，极易引爆社会舆论。从国外传播态势来看，由于西方国家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先发优势，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数智技术的底层规则、数据模型和语料训练从源头便渗入了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偏见，借助生成式AI批量生产渗透历史虚无主义、“普世价值”等错误认知的内容产品，通过隐蔽方式和手段传播渗透，不断消解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凝聚力、传播力和影响力。此外，AI幻觉和算法反噬的颠覆性影响，不断加剧观点对立和群体极化，扭曲社会价值共识，境外势力利用AI传播虚假错误信息，伪造舆论场，蓄意编造抹黑历史、诋毁制度、歪曲政策，这些严重扰乱意识形态领域传播秩序，危害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治安全。实践表明，全新的舆论场和传播格局下，网络意识形态斗争已经从表层的“内容攻防”下沉到“模型、算法及语料阵地”，这要求领导干部必须主动把握数智传播规律，强化风险预警和阵地管控，洞悉技术背后隐含的价值偏向，不断创新话语传播方式，提升网络舆论引领力、塑造力，增强网络意识形态斗争本领。

人工智能滥用引发数据安全新风险，对领导干部数据安全防控和治理能力提出新挑战。随着AI的广泛应用和多场景布局，数据过度采集、数据滥用、数据篡改和伪造、数据跨境流动等，引发新的风险态势。一方面，AI滥用打破了传统数据使用的合规性。AI训练对海量数据的需求，让个人身份信息、商业机密信息、政务敏感信息等均成为无差别搜集的对象，这击穿了过往数据应用的安全边界。另一方面，数据滥用、信息污染日益威胁数据安全和隐私安全。特别是AI滥用导致数据非法共享、过度挖掘、用户画像精准锁定以及数据违规交易，导致隐私侵犯和敏感信息缺乏保护。一些恶意主体以数据投毒污染训练语料的方式，间接向大数据模型输入错误信息和特定价值偏向，不断引发数据信任危机和安全隐患。此外，数据跨境流动和数据泄露成为危及国家安全的新威胁。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滥用，数据跨境流动和交易频繁，一些核心数据和语料如被西方国家获取和控制，会导致我国在全球数字博弈中处于被动地位。数智时代数据的海量集聚、跨界流动和场景泛在，倒逼领导干部摒弃传统数据管理思维，提高数据统筹整合、动态防控和系统治理能力。

二、当前领导干部网络生态治理能力存在的短板与弱项 

数智技术的迭代和实践应用，正全面重构信息的生产、传播、交互和治理范式。网络空间呈现出来的信息茧房、算法黑箱、AI伪造、流量无序、网络谣言、舆情反转等治理乱象，不仅扰乱网络空间秩序、撬动社会共识、侵蚀主流意识形态根基，更考验网络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网络生态治理是网络强国建设的重要任务，事关国家发展和安全，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面对技术迭代的加速、舆论生态格局的改变、风险形态的多样翻新，少数领导干部仍沿袭传统科层制组织模式和管理理念，思维僵化、应对手段方式单一，议程设置、话语表达和共情能力不足，风险精准识别与预警防范滞后，难以适应数智时代复杂多变的舆论场，迫切需要提升网络生态治理能力。

秉持传统治理思维，对数智时代网络生态治理存在认知偏差和治理理念错位。部分领导干部将数智技术简单等同于技术工具，对数智时代网络生态治理的复杂性和动态性缺乏敏锐洞察，往往习惯和固守传统“单向灌输、层级传达、管控为主”的模式，将网络媒介视为负面风险源，人为将线上线下治理割裂，导致被动救火、疲于应对。囿于对AI深度合成、网络谣言、智能水军缺乏认知，没能从底层逻辑深刻认识到数智技术对网络舆论传播、意识形态斗争和国家治理范式的重构，部分领导干部尚未形成以数据和算法驱动治理的数治思维。特别是对算法推荐、流量机制、模型运用、数据画像的内在机理缺乏系统关联分析，没能穿透表象透析技术本身隐含的价值倾向与意识形态立场，有的干部只注重平台管理，轻视内容引领，只注重形式覆盖，忽视价值引导，往往出现守土失责、处置应对失当，甚至导致矛盾激化，让工作陷入被动局面。 

对网络生态治理规律把握不够，应对手段方式单一、治理效能不高。数智时代网络传播呈现即时性、圈层化、情绪化、算法主导、虚实交织的特点，网络生态治理不再是简单的舆情管控、舆论引导，而是涉及政治安全、意识形态、公共服务、社会治理、文明秩序建构的综合系统。少数领导干部对网络舆论的突发性、情绪化、去中心化特点认识不清，对网络传播的演化机制、扩散路径和反转机制等缺乏预判，对网络社群、亚文化和粉丝经济、自媒体生态认识不到位，不了解风险扩散演化规律，缺乏数字感知和应用能力，仍沿用传统科层制的管控、审批和封闭决策方法，习惯用“封堵捂删”的老办法管新问题，数智技术应用被动和滞后，特别是面对频发的跨平台、跨领域、跨部门网络风险，未能有效整合协调网安、宣传、公安、文旅、市场监管等治理部门的协同关系，呈现“多头管理”与“治理真空”并存的被动局面，导致治理过程被动防守多、积极主动塑造少，治理成本高、群众获得感不强，甚至出现治标不治本的短期应对行为。

在网络生态治理中话语体系建构能力薄弱，舆论引导能力不足。有的领导干部对数智时代网络民众差异化的话语体系缺乏了解，习惯于公文语言和官样表达，缺乏换位思考和共情共鸣，往往出现自说自话、无人倾听的局面。对网民大众关心关切的问题，有的领导干部习惯用官话套话生硬表态，要么居高临下、避实就虚、答非所问，要么习惯沉默失语、拖延回避，回应策略失当往往容易引发次生舆情、叠加风险，导致政府公信力流失。面对圈层化的网络传播生态，部分领导干部僵化的话语模式和刚性说教，难以获得算法推荐的流量加持，使得主流话语被降低权重而难以穿透信息茧房广泛触达受众，致使领导干部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力被算法稀释。议程设置是引导网络舆论的抓手，部分领导干部话语创新和议程设置能力不足，不会造议题、不会讲故事、不善于用网言网语，在意识形态斗争中习惯“被动防御”，缺乏敢于亮剑、主动阐释、积极破题的能力，主流意识形态面临弱化、虚化、边缘化的风险。

对网络生态治理相关风险识别研判不精准，分级管控与分类施策能力不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维护网络安全，首先要知道风险在哪里，是什么样的风险，什么时候发生风险”。部分领导干部由于对数智新技术、舆论场新生态缺乏系统感知，特别是对数智技术引发的意识形态风险、数据安全风险和社会治理风险研判浅表化、静态化，对风险边界和责任体系认知模糊，导致领导干部对网络生态治理风险管控缺乏标准、分类不清、协同不够、节奏滞后，习惯于“一刀切”和简单化处置。风险识别不精准，问题分类不科学，处置策略就会失当。由于缺乏标准化的风险分级分类体系，对网络“三俗”、网络谣言、意识形态渗透、数据泄露、算法反噬等不同类型，对一般风险、较大风险和重大风险等不同风险层级，没能建立清晰的风险研判标准和精准应对机制，管控手段单一僵化，分类处置能力薄弱，协同管控合力不够，难以常态长效治理。

三、数智时代全方位提升领导干部网络生态治理能力的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网络生态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充分调动各方力量，综合运用教育、行政、法治等多种手段。面对数智技术的快速迭代、网络信息生产传播逻辑的变革、网络舆论格局与风险形态的重塑、意识形态斗争的数字化隐匿化以及数据安全防控新要求，领导干部必须主动拥抱数智变革，全面升级思想认知、更新治理理念、转变工作方法、构建长效机制，推动自身数字治理能力和治理素养的更新升级，推动网络生态治理从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的现代化跃升。

增强智治思维，树立新时代网络生态治理观，实现从传统治理向数智治理转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抓网络生态治理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守正创新、坚持法治护航、坚持系统观念”。“五个坚持”是有机统一的整体，共同构成新时代网络生态治理观，是新征程上加强网络生态治理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其中，坚持党的领导是网络生态治理的“定盘星”，是加强网络生态治理的根本保证；坚持人民至上是网络生态治理的价值立场，是抓好网络生态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守正创新是网络生态治理的动力源泉，是提升网络生态治理效能的关键路径；坚持法治护航是网络生态治理的重要支撑，是维护网络生态治理秩序的根本手段；坚持系统观念是网络生态治理的基本方法，是构建网络生态治理整体格局的必然选择。领导干部要以“五个坚持”提升数智素养，转换治理理念和治理范式，推动管网治网从经验治理、被动应对、部门分割迈向科学治理、主动预判、系统协同，着力提升治理的前瞻性、精准性、系统性、协同性，实现从管控本位转向善治本位，从人力粗放转向数字精准，从分割分散转向多部门协同联动，确保网络生态治理实现“放得开”与“管得好”的有机统一。

优化治理模式，健全网络生态治理长效机制，形成协同共治强大合力。网络生态治理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需要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共建共治。一方面，要加强党对网络生态治理工作的全面领导，强化各级党委（党组）管网治网的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发挥政府赋能引导作用，压实平台企业责任，发挥网民和社会监督作用，加强内容审查和隐私保护，加大对数据安全、算法模型推荐的监管力度，强化信息公开、媒体监督和行业自律，形成党委领导、政府管理、企业履责、社会监督、网民自律等多主体参与管网治网新模式新格局。另一方面，要统合吸纳多元主体共建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的多元协同与信息共享体系，构建“一点发现、全网处置”的风险研判、应急响应、同步处置的联动长效机制。针对网络舆论场中的意识形态斗争，要积极培育向上向善的网络生态文化，建立健全网上思想道德教育分众化、精准化实施机制，实现主流价值观念的高效触达与深度穿透，实现“善治”与“善智”双向互构。此外，要将网络生态治理纳入法治轨道，细化网络生态治理的配套法规体系，实现源头教育、过程监管、末端惩戒与体系保障有机结合，通过明晰权责链条、推进部门协同联动，汇聚网络生态治理整体合力。

创新方式方法，防范数智技术应用风险，锻造提升专业履职能力。加强网络生态治理需要多措并举、多种手段方式结合，领导干部要实现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治理”，从“传统管控”迈向“数智治理”。首先，善于利用数智技术实时感知、动态监测、精准识别风险种类和级别，针对风险特征采取差异化、定制化解决策略，实现风险前置，加强源头治理和系统治理。例如，对意识形态渗透、数据泄露、网络暴力、网络谣言等违法违规行为，要坚决打击，依法严惩，铲除滋生的环境和土壤；对网络“饭圈”乱象、网络“三俗”等不良文化现象，要综合运用道德约束、行业规范、教育引导等方式激浊扬清；对算法歧视、信息茧房等技术和伦理问题，要加强技术监管，推动算法透明和技术向善。其次，建立健全风险防控处置体系，筑牢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防线。领导干部要立足数智时代的风险特征完善分级分类的安全监管机制，科学划分风险类别与等级，明确不同种类风险的识别标准、管控责任和处置流程，形成多部门、跨部门联动协同共治机制。最后，善于策划设置议题，借助新媒体主动发声，善用轻量化、接地气、年轻化表达，用好群众语言和网言网语，强化正面回应和舆论引导，提高共情治理化解风险、凝聚共识的能力水平。

加强场景应用，发挥技术驱动和数据支撑作用，提升数智赋能网络生态治理效能。一方面，可搭建数字化治理实训平台，依托数字化实践场景开发和应用，提升网络生态治理现代化、智能化水平。针对网络谣言、网络暴力、网络诈骗、虚假信息等，构建全网态势感知模拟系统，研发推广信息内容识别、溯源取证应用模型，构建“算法适配受众”传播模型，提升领导干部网络生态治理的有效性和精准性。如借助系统化培训，可提升领导干部运用数智技术嵌入政务服务、行政审批的技能水平，通过服务场景构建、数据治理流程再造，提高领导干部善用AI有效破解政务服务中重复提交材料、多头跑、多次跑的堵点难点问题，提升数字政务服务效能。另一方面，领导干部要提升数字化胜任能力。善用网络问政、民意直通车等数字媒介渠道，利用自然语言处理、大数据分析等技术，对民众网络留言、意见诉求、舆情热点开展研判分析，捕捉群众急难愁盼的共性问题、发掘社会舆情风险苗头，快速高效地将民意诉求转化为具体政策和治理举措。此外，通过引导领导干部参与数据集成、场景设计等实际工作，完善分级分类数据安全管理制度，明确政务数据、商业数据、企业数据等各类数据在采集、存储、传输、使用、销毁全流程中的管理标准，厘清政务部门、商业技术部门、平台企业等各主体的数据安全责任，提高领导干部算法监管、数据隐私保护、数据安全防护等方面的能力水平，筑牢人机协同治理的安全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