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是一个启蒙的年代，引导时代潮流的中国知识分子，拥抱民主与科学，但并没有对历史观进行深刻的反思。实际上，现代中国急需一个历史观的启蒙，其重要性可以说不亚于对民主与科学的追求。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长河中，主宰民众对历史认识的一直都是帝王史观和英雄史观，而且在近代以后，基本未对此进行一个彻底的清理。迄今为止，我们的历史学家所撰写的几乎所有的中国通史，以及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中国历史教材，都是以王朝和帝王为中心的。这种以王朝和政治权力为核心的历史观，成为当今中国社会认识历史的最主要的理论资源。这种历史观不仅简化了历史的复杂性，也导致了人们对历史的片面理解。因此，重新审视历史观的问题，尤其是从日常生活和普通人的视角出发对其进行审视，在今天就显得尤为重要。
什么是历史？
人类社会过去所发生的一切，都可称为历史。我们所说的历史有两种，一种是过去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第二种是历史学研究者根据有限的资料对已经发生的历史进行的重新建构。本文主要讨论第二种历史。而第二种历史有非常强的主观色彩，哪怕依据同样的史料和同样的方法，也可能写出不同的历史，甚至写出完全不同的历史。这是因为研究者在资料的选取、理解、解读、阐述、分析、讨论等方面的不同，更不要说其还受到地域、民族、情感、教育、家庭出身、经济地位、政治观点、意识形态的影响。
第一种历史是非常复杂的，历史事件被记录下来留给历史学家撰写第二种历史的依据是非常有限的，用一个更直观的表达，存世资料可能不足原貌的百分之一。几十年、几百年甚至几千年之后，历史学家试图利用这不到百分之一的数据，去重构历史，我们可以想像，他们所写的历史与历史的真相到底有多近或者有多远的距离。因此，我们都必须知道，历史记载和历史写作常常只是一种历史的表达方式，是为历史学家所生活的那个时代服务的，反映的是那个时代对过去历史的理解。
这也就是为什么历史学家克罗齐认为“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他强调的正是历史书写的主观性：历史的编纂和理解往往受到当代社会、文化和政治背景的影响。历史学家在研究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时，会受到自己所处时代的观点和意识形态的制约，因此对历史的解读常常反映当代的价值观。这一论断也显示了历史的相关性，它在暗示我们，历史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与当代社会息息相关。人们通过对历史的研究，理解和解释当代的问题和现象，历史为当代提供了经验和教训。克罗齐也表明了历史的动态性，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变革、科技进步等因素都会影响人们对历史的理解。历史的编纂和解读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新的视角和方法可能会改变我们对过去的看法。
尼采在《历史的用途与滥用》中说：“历史，只要它服务于生活，就是服务于一个非历史的力量，因此它永远不会成为像数学一样的纯科学。生活在多大程度上需要这样一种服务，这是影响一个人、一个民族和一个文化的健康的最严肃的问题之一。”因为，“由于过量的历史，生活会残损退化，而且历史也会紧随其后同样退化”。所以，正如尼采已经指出的，历史不是一门科学，它不能像科学一样，结论是可以反覆验证的，所以我们把历史学归入人文学，而不是社会科学。
尼采区分了历史的三种用途：纪实、批判和怀古。他认为，适度地使用历史能够帮助人们理解现实、激励创造和推动个人的成长。他提倡在生活中应以生命的需要为导向来使用历史，而不是让历史限制个人的发展和自由。在尼采看来，生活始终是至高无上的，了解历史正是为了服务于生活。历史的纪实、批判和怀古这三种用途，对应着不同人群的需求和生活状态。对于希望有所建树、正在奋斗的人来说，历史可以为他提供榜样和鼓励，他所需要的便是纪念式历史；一个有保守与虔敬天性的人，希望从历史中找到自己存在的源泉，使自己获得归属感，他所需要的便是怀古式历史；而一个希望有所革新的人，则需要打破旧事物的约束，从而用新的东西来取代它，这样的人所需要的便是批判式历史。在尼采看来，历史的功能在于服务生活，这是理解历史的核心。他强调，历史不应被视为一门抽象的科学，而应当与人类的实际生活紧密相连。当历史能够帮助人们理解现实、激励创造和推动个人成长时，它便实现了其真正的价值。但是，过度依赖历史或沉迷于历史，被历史的沉重包袱所压倒，可能导致生活的“残损退化”。
E. H.卡尔在《历史是什么？》中指出：“历史是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连续不断的、互为作用的过程，就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此语强调了历史的动态性质，特别是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的互动关系。他认为，历史并不是简单的过去事件的累积，而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充满了解释、理解和再解释的可能性。“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意味着历史学家在研究历史时，不仅要回顾过去，还要将当下的视角和理解融入历史的解读。这种观点揭示了历史的重要性，强调了历史理解的主观性和相对性。历史学家在选择、解释和呈现历史事实时，受到自身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此外，所谓“对话”也反映了历史的多元性。不同的历史学家可能会基于相同的历史事实得出不同的结论，从而形成多种历史叙述。
卡尔·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阐明，“历史”并不是一个不言自明的概念，“大多数人所说的那种意义上的『历史』根本就不存在”。那么，大部分人是如何理解“历史”这个词的呢？波普尔认为，其实他们所指的是“政治权力的历史”。但是，政治权力的历史不过是历史的一个方面。政治权力被看成历史的全部，其实“是对一切得体的人类概念的冒犯”。他认为，历史决定论（或者历史主义）就是权力崇拜，“权力崇拜是人类最坏的一种偶像崇拜”。波普尔的观点强调了历史的多元性，历史不仅是政治事件和权力斗争的记录，还是一个更加广泛和复杂的领域，涵盖了文化、经济、社会、思想等多方面的演变。将历史简化为政治权力的历史，实际上是对历史本质的误解。这种狭隘的理解使历史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被忽视。人类的历史不仅是权力的更替和斗争，还包含了人类在科学、艺术、道德和社会组织等领域的探索与发展。因此，波普尔呼吁，我们应当以更加全面和包容的视角来看待历史。
历史决定论实际上是将历史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简化为固定的模式，认为历史的发展是线性且必然的。这种观点不仅限制了人们对历史的理解，也压制了个体的自由意志和创造力。历史决定论往往将历史的发展视为某种不可避免的命运，从而将政治权力的变化视为历史的全部。这种思维方式容易导致对权力的崇拜，因为它将权力看作历史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波普尔认为，这种权力崇拜忽视了个体的价值和潜力，导致对自由和人性的压制。权力崇拜危害巨大，那些掌握权力者利用历史决定论来为其统治正当化，声称他们的权力是历史的必然产物，从而压制任何反对的声音。权力崇拜使得个体的声音和选择被忽视，人们在面对权力时，失去批判性思维和独立判断的能力。这种状况不仅对社会的进步造成阻碍，也使得权力的滥用和腐败得以滋生。
中国历来重视历史的写作和记录。梁启超说：“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梁启超的这句话，强调了历史学在国家和民族发展中的重要性。他认为，历史不仅是知识的积累，更是民族认同和政治进步的基础。认为史学乃“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表明了他对历史学广泛性和重要性的认可。历史学不仅涉及过去的事件和人物，更涵盖了文化、思想、社会结构、经济发展等多个方面。历史学的博大体现在其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人民生活等多个领域有密切的联系，能够帮助我们全面理解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变迁。梁启超将历史称为“国民之明镜”，强调了历史在塑造民族认同方面的作用。又说历史是“爱国心之源泉”，表明了历史在激发民族情感和增强爱国主义意识方面的关键作用。
什么是帝王史观？
历史观是指人们对历史的理解、解释和评价的观点和态度。它涉及对历史事件、人物、过程和意义的看法，反映了个体或群体在特定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下形成的理解。历史观不仅影响人们对过去的理解，也影响对当前事件和未来发展的看法。历史观往往受到个人经历、文化背景、教育程度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因此不同的人或群体可能会对同一历史事件产生截然不同的看法。
历史观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不同的历史传统、文化和意识形态会产生多种历史观。历史观也不是永远不变的，会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发展和新证据的出现而变化。人们可能会重新评估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形成新的理解。历史观提供了一种解释历史的框架，帮助人们理解复杂的历史现象。决定论历史观认为历史的发展受到特定因素，如经济、社会结构、自然环境等的决定，个体的自由意志在历史进程中显得有限；多元历史观强调历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认为不同文化、民族和社会的经历和视角都应该得到重视。
循环历史观认为历史是循环往复的，某些事件或模式会不断重复，强调历史的周期性，黑格尔所谓的中国是“一个没有历史的文明”（a civilization without history）就是这样的历史观。黑格尔认为，历史是精神发展的过程，而西方文明，尤其是德国和希腊文明，体现了历史的进步观念。他认为，中国文明缺乏这种历史意识，更多地关注传统和稳定，而非历史的变化与发展。中国的历史呈现出一种循环的特征，强调重复和保持传统，而西方则注重进步和发展。这种循环性导致中国文明在某种程度上缺乏对历史变革的深刻理解和反思。但是到了今天，无论是西方还是在中国，信奉黑格尔循环史观的历史学家，恐怕可以说是寥寥无几了。
线性历史观认为历史是一个线性的发展过程，从过去到未来不断进步，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可以说就是这样一种史观，认为人类的历史就是按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最后到共产主义社会这样一条线发展的。从 20 世纪中期开始，中国占统治地位的便是唯物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或者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这种史观强调物质生活条件在历史发展中的基础作用，认为历史的发展主要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而经济基础又影响着上层建筑，包括政治、法律、文化等方面。唯物史观的核心观点包括：历史的发展是由生产力的变化和生产关系的调整推动的，生产力的提高会促使社会形态的变迁。根据唯物史观，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社会的发展往往伴随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而且历史的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
其实历史唯物主义或者唯物史观，只是现代中国历史学主流的一个外表，如果我们仔细考察它的深层结构，其核心的内涵是帝王史观和英雄史观，而且这种史观是从中国古代到近现代一以贯之的。帝王史观主要关注国家和统治者的历史，强调帝王将相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它往往以政治权力的更迭、王朝的兴衰为中心，认为历史的进程主要是由统治者的决策和行为所推动的，忽视普通百姓的生活和社会底层的历史。
司马迁的《史记》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纪传体史书，通过对历代帝王的记载，展示了帝王的权力与统治，以及他们在历史中的重要性，体现了帝王史观的基本特征。《史记》分为本纪、表、世家、列传和书，“本纪”是《史记》的主要部分，共有十二篇，主要记录帝王的事迹和统治情况。从黄帝到汉武帝，详细描述了各位皇帝的生平、治国方针、在位时的重大事件及其对国家的影响等。“表”主要以表格的形式列出历史事件的时间顺序和重要人物的关系，共有三大类。它们分别是“年表”、“世表”和“月表”，提供了直观的历史时间线和人物关系，便于理解历史脉络。
“世家”有三十卷，主要记录各个重要家族的历史，尤其是诸侯王、显赫家族及其后代的事迹。通过“世家”，司马迁展示了各个家族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影响，以及他们与中央政权的关系。“列传”部分有七十篇，主要记录历史上重要人物的生平事迹，包括政治家、军事家、文人、思想家等。“书”主要包括对某些特定主题或领域的讨论，如《律书》、《乐书》、《封禅书》等。这些“书”不仅提供了对各个领域的历史和文化的回顾，也展示了司马迁对当时社会各方面的观察与思考。
司马迁《史记》被后世史学家视为典范，但也是帝王史观的始作俑者。其非常强调地位的尊卑之别，从本纪到列传，历史人物是以身份来划分的，帝王将相的功绩与权力贯穿了整个历史叙述。《史记》强调忠君爱国，个体行为和思想在此基础上才有价值。司马迁对暴力和征服着笔甚多，他笔下的秦王横扫六国、李广远征匈奴、霍去病出兵西域等，均为渲染帝王事功的“宏业”。这导致后来的历史记录和写作，几乎都围绕王朝的兴衰更替，千千万万的民众被历史遗忘了。
不过，应该看到，司马迁在记录帝王事迹时，常常加入自己的道德评价，指出统治得当与否对王朝的影响。这种道德层面的分析超越了简单的帝王史观，使历史不仅是权力的记录，也包含了对治国理政的反思。尽管《史记》中的许多内容集中于统治者，司马迁也在“列传”部分记录了许多非帝王的历史人物，甚至贩夫走卒，如“刺客列传”、“滑稽列传”等，展示了不同社会角色对历史的影响。但是随后官修的二十四史，则越来越远离司马迁这个非凡的历史写作角度，完全滑向了帝王史观。
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指出，以帝王为中心的历史写作，其结果就是国民“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而中国人引以为自傲的没有间断的历史，“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这种历史观使历史成为权力斗争和帝王业绩的记录，记录的是皇族和权贵的家族谱系，而非国家发展和社会变迁的全景。在这种历史观下，国家的概念被简化为朝廷，历史书写不能真实反映人民的命运，导致世代相传的历史缺乏对社会层面的深刻理解。梁启超的观点其实表明对历史写作的重新审视可为现代史学的发展铺平道路。但遗憾的是，一百多年来，我们并没有对传统的历史观和历史写作进行彻底的反思。
帝王的事业与百姓的血泪
在帝王史观的主宰之下，神圣化统治者，对民众持戒备态度，实际上成为了古代中国的一项国策。商鞅《商君书》中的《弱民》篇说：“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在商鞅看来，人民处于弱势，国家才能强大。弱势的民众更容易被统治和控制，国家可通过集中权力来实现政策目标，而不必担心民众的反抗。主张通过“弱民”来实现国家的强盛，即通过控制和驯化民众，减少他们的自主和权利，维护国家的稳定和强大。治国理念是站在国家的立场上还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就会做出完全不同的判断。
在帝王时代，普通人如同蝼蚁，帝王在争夺政治权力时更是互相残杀。他们穷奢极欲，凭藉君主的威权与王朝的财力进行专制统治，包括那些所谓“伟大”的君主：汉武帝频繁的远征，付出了“海内虚耗，人口减半”的代价；唐太宗争夺皇位继承杀害兄弟，为了权力丧失了基本的人伦；康、雍、干三朝大兴文字狱，更是对文化人肉体和精神的无情摧残。但是在官方的历史中，他们却不断地被美化、被颂扬、被崇拜。
为了巩固皇权专制，官僚机构和官僚队伍的规模越来越庞大，而这些官僚机构都是建立在对人民的压榨之上。实际上，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农民起义，都是由于专制王朝对人民的残酷压迫，把农民逼上绝路而发生的，是“官逼民反”，是民与官的矛盾，并非主要是我们现代历史书所经常总结的农民与地主的阶级矛盾。权力完全集中于皇帝个人，统治集团维护的是皇帝的私利及其官僚统治阶级的既得利益。
皇权专制制度是中国两千余年间所有苦难和罪孽的总根源。正如谭嗣同在其《仁学》中所论：“由是二千年来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沿及今兹，方愈剧矣。”这是对君臣关系的批判，这里的“黑暗”与“否塞”，暗示了政治环境的腐败与昏暗，意味着统治者缺乏明智的治理，臣子们也失去了应有的理智和慈悲，形成了一种失去人性的社会状态。谭嗣同提到秦始皇的统治以极权和暴力为特征，强调君主的绝对权威，而臣子则被压制到卑微的地位。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往往只关注自身的权力和利益，使得统治体制更加腐败。
中国历史上充满帝王和英雄无谓的争斗，其实在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开篇引用的那一首词，已经道出了对于帝王和英雄的嘲弄：“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此诗揭示了历史的无常和人类争斗的徒劳。“滚滚长江东逝水”象征着历史的浩荡与无情，时间将所有英雄和帝王的争斗冲刷成了往事，显示出历史的变迁与人事的短暂。将地球的生命与个体的生命进行比较，可以引发对人生、价值观以及权力欲望的深刻思考。地球的历史大约有四十六亿年，人类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大约两百万年前，现代人类（智人）大约在三十万年前出现，并逐渐演化和发展，而具体的人类文明的历史则大约有几千年的记录。个体的成就和权力在历史的长河中显得微不足道，但人们对于权力疯狂的欲望，却让许多有所谓雄才大略的人奋斗一生，乐此不疲。
“浪花淘尽英雄”体现了英雄人物在历史长河中的渺小，尽管他们曾经辉煌，但最终也难逃被历史遗忘的命运。“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则强调了事物的相对性，胜负与成败都是瞬息万变的，唯有自然与时间永恒不变。在三国时期，“英雄”们为了权力和地位展开的争斗，最终导致了无数人的死亡，这不仅是对个人命运的影响，更是对整个社会和历史进程的巨大冲击。历史的长河中，许多帝王和英雄在权力的驱动下，往往忽略了更深层次的人性与道德，最终留下的只有悲剧和遗憾。“是非成败转头空”，为了权力而进行的斗争，最终都被历史遗忘，留下的只有历史的教训和对人类行为的反思。尽管在当时，这些斗争可能被视为英雄行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认识到这些争夺背后的代价——生命的流失和社会的动荡，而付出最大代价的往往是普通人。
许多无谓的争斗和鲜血提醒我们，真正值得赞颂的不是那些在战争中取得胜利的人，更是那些能让老百姓过自己的日子、在历史上没有什么业绩可以记载的统治者，可惜这样的统治者少之又少。我们常说：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像安禄山、秦桧等固然是历史的罪人，但是他们上面握有绝对权力的皇帝又何尝不是罪人呢？一个封建王朝的灭亡，对老百姓意味着什么？我们今天唏嘘于一个王朝的灭亡，是因为我们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而从一个老百姓的角度来看，其实无非换了另外一个统治者。
帝王史观对历史的歪曲
帝王史观有深远的影响。首先是权力集中与个人崇拜，人们过于关注掌权者的个性和决策，而忽视普通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其次是帝王统治的合法性与权威性，使得当代政治中的权力结构和决策过程被视为历史延续。统治者利用历史来巩固自己的权威，声称其统治是历史的必然。在这种历史观之下，强调人民的服从，权力高于一切，忽视民众的需求和声音。统治者利用历史中的成功与失败案例，来指导当下的决策，这种历史意识形态可能导致对历史事件的片面解读。帝王史观会导致对历史的误解，忽视了历史的复杂性。历史的记录和写作，常常将历史简化为统治者或英雄的故事，没有普通的个体，没有人性，没有人文关怀，充斥着腥风血雨，让读历史的人，误认为那就应该是历史的样子，世界就应该是弱肉强食，赢者通吃是理所当然的。
帝王史观忽视了历史事件的多元因素和复杂背景。这种历史观将焦点放在统治者和重要人物身上，导致普通民众的经历和声音被忽视，使人们对历史的整体脉络和普通人的生活状况缺乏全面了解。而且这种历史观也是一种历史的选择性记忆，以符合某种政治目的或意识形态为目的。这种选择性记忆导致对帝王的美化，从而影响公众对历史的真实认知。当权者利用帝王史观选取历史论据来支持自己的决策，这种误用可能导致错误的政策选择和社会后果。帝王史观使人们接受现有的权力结构和政治制度，认为古已有之就是合理的，这种思维方式可能削弱对社会变革和进步的追求，使得历史的教训难以被真正吸取。
统治者居历史的主导地位，往往将历史框定为统治者及其征服的叙事。这种对帝王行为的强调，掩盖了各种社会群体的贡献，最终形成的叙事可能导致人们对历史理解的偏颇，普通人的声音被帝王与“英雄”的荣耀所淹没。统治者通常基于帝王史观构建历史叙事，导致对多元历史叙事的排斥，形成单一的视角，无法反映社会的丰富和文化的多样性。
其实，历史反覆告诉我们，在绝对的权力之下，无论是多么伟大的人物，最后都会沦为历史的跳梁小丑。但是这些跳梁小丑，在官方的历史叙述中，都被塑造成了高大威严的神一样的人物，让世世代代被压迫者去膜拜。可能有人会质疑我以偏概全，但是我想指出的是，绝对的权力可以腐蚀一个人的灵魂，可以让一个聪明的人变得愚蠢，甚至因为实现所谓的宏大目标——我们经常认为其为“善意”的出发点——而酿成大灾难。这种现象，现代经济学家有很多的论述，正如哈耶克在其《通往奴役之路》第二章提头语引用诗人 F. 荷尔德林的名言：“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远大的“目标”越清晰，时间的浪费、信心的挫败就越严重，离成功与幸福也就越远。他在《科学的反革命》一书中指出：“把工程学的技术运用于全社会，这当然要求那个领导人具备有关社会的全部知识，就像工程师具备其微观世界的全部知识一样。集中的经济计划不过是把这种工程学原理运用于整个社会，它所依据的假设是，所有相关的知识的全面集中是可以办到的。”因此，那些认为管理一个国家可以像做建筑工程一样打草稿、做设计，无非是竭力想控制社会的狂妄之想而已，往往都造成了灾难性的结局。
统治者借助源于帝王史观的历史书写，来为自己的权威或行为辩护，包括诉诸一种假定的历史命运、历史的必然性或统治的权力，确立其政治的合法性。帝王史观可以影响教育和知识的传播，其往往连篇累牍地美化统治者和其军事征服，而忽视更广泛的人的命运、社会和文化的历史。这导致公众对权力和帝王的崇拜，历史理解的扭曲，人文素养的缺乏，批判精神的丧失。
那些秉承帝王史观的政策制定者，关注宏观战略和国家权力，则忽视紧迫的社会问题、社会福利和民生事业。对过去统治者的美化可能会导致对社会变革的抵制，从古代帝王那里寻找统治的合法性，导致将任何改革视为对既定历史秩序的挑战。帝王史观还不断地给人们灌输青史留名的痴心妄想，导致手握大权的人，希望在历史上留下厚重的一笔，以供后人崇拜。结果他们梦想的丰功伟业，恰恰是老百姓的累累白骨。
帝王史观在历史叙事中占据重要地位，因为它们往往被政治力量所利用。这种史观往往将统治者描绘为历史事件中的关键人物，强调他们的英雄主义和伟大成就。这种历史观将战争或征服视为国家的荣耀，进而强化了使用暴力的合法性。帝王史观通常采取单一化叙事，通过简化复杂的历史事件和背景来塑造帝王或英雄。这种简单化可能导致人们对历史事件的态度偏向于极端，比如将某个事件视为完全的胜利或失败，而忽视事件背后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导致对历史的误解和极端化。帝王史观导致某些历史事件被高估或低估，形成选择性记忆。如统治者强调其历史上的辉煌成就，而忽视战争所造成的苦难。
对帝王的歌颂成为文化的主流，是文明社会的悲哀。帝王崇拜是顽固的魔怔，也是历史教育的失败，与文明价值背道而驰。人们忽视了许许多多基本的历史事实：普通人开天辟地，豪强占山为王；朝代更迭，无非转移了奴役老百姓的权力，老百姓照旧交税纳粮，当奴隶做牛马；帝王开疆辟土，老百姓暗无天日；平民付出一代又一代鲜血和生命，帝王永远欲壑难填。
作为弱者，由于帝王史观的不断灌输，认同弱肉强食，对强者屈从，对弱者傲慢，没有正义感和怜悯之心，这是作为弱者的悲哀。这种历史观，造成了中国人的奴性，鲁迅对这种奴性，进行了无情的剖析。鲁迅说假如有一种暴力，“『将人不当人』，不但不当人，还不及牛马，不算什么东西；待到人们羡慕牛马，发生『乱离人，不及太平犬』的叹息的时候，然后给与他略等于牛马的价格，有如元朝定律，打死别人的奴隶，赔一头牛，则人们便要心悦诚服，恭颂太平的盛世。为什么呢？因为他虽不算人，究竟已等于牛马了”。鲁迅在这段话中深刻地揭示了中国历史上专制统治对人性的压制以及由此产生的奴隶心理、对人的贬低和物化。鲁迅提到暴力不仅是身体上的压迫，更是精神上的贬低，使人们失去作为“人”的尊严和价值。当人们在极端压迫下，甚至开始羡慕牛马的生活时，他们已经被逼到了绝望的境地。所谓“乱离人，不及太平犬”，人们感恩给他们所谓“稳定”的统治者，甚至会赞美统治者，称颂所谓的“太平盛世”。鲁迅揭示了专制统治如何通过最低限度地让人民苟活，来维持其统治，并使被压迫者心甘情愿地接受现状。
鲁迅接着说：“我们不必恭读《钦定二十四史》，或者入研究室，审察精神文明的高超。只要一翻孩子所读的《鉴略》，——还嫌烦重，则看《历代纪元编》，就知道『三千余年古国古』的中华，历来所闹的就不过是这一个小玩艺。但在新近编纂的所谓『历史教科书』一流东西里，却不大看得明白了，只仿佛说：咱们向来就很好的。”这段话更是对历史教育和历史观的批判。显然，鲁迅认为了解中国历史并不需要钻研冗长的二十四史，或在学术研究中沉浸。相反，只需通过简单的书籍，就能了解到中国悠久历史中所经历的事情其实只是一些“玩艺”，并没有那么神圣和庄严。
在鲁迅看来，“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中国的百姓是中立的，战时连自己也不知道属于那一面，但又属于无论那一面。强盗来了，就属于官，当然该被杀掠；官兵既到，该是自家人了罢，但仍然要被杀掠，仿佛又属于强盗似的。这时候，百姓就希望有一个一定的主子，拿他们去做百姓，——不敢，是拿他们去做牛马，情愿自己寻草吃，只求他决定他们怎样跑”。这就是中国百姓在历史和社会变迁中的困境与无奈。中国人长期以来未能获得“人”的尊严和价值，最多只能被视作“奴隶”。百姓对政治斗争无知又无奈，无论处于何种状况，百姓似乎总是被动地卷入其中，缺乏主动选择的能力。鲁迅提到百姓希望有一个“主子”，这反映了他们对乱世的恐惧，对稳定与安全的渴望。在动荡不安的环境中，百姓宁愿接受一个主宰自己的力量，哪怕这种力量是压迫性的。鲁迅使用“牛马”来形容百姓的境遇，揭示了他对人权缺失和人性沦丧的批判。
鲁迅接着抨击所谓的“太平盛世”。假使真有谁能够替百姓决定，也就是所谓的“皇恩浩荡”，则他们无非是被迫接受统治者定下的“奴隶规则”。无论是谁来了，“除了老例的服役纳粮以外，都还要受意外的灾殃”。像张献忠那样的枭雄，“不服役纳粮的要杀，服役纳粮的也要杀，敌他的要杀，降他的也要杀：将奴隶规则毁得粉碎”。而在这种时候，“百姓就希望来一个另外的主子，较为顾及他们的奴隶规则的，无论仍旧，或者新颁，总之是有一种规则，使他们可上奴隶的轨道”。所以在整个帝制中国的历史上，百姓拥有的无非两种选择：“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这种循环，所谓“一治一乱”，在接受“皇恩浩荡”的“臣民”看来，那些作乱人物是给“主子”清道辟路的。当百姓遭受战乱苦难之时，就会怀念统治者虚构的所谓的“太平盛世”，也就是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的“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这真是中国老百姓世世代代的无尽的悲哀。
鲁迅的呐喊是振聋发聩的！他对帝王史观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其对中国人性和社会心理的深远影响上。他认为，帝王史观通过历史的不断灌输，使弱者在长时间的专制统治下形成了一种奴性心理。这种心理表现为对强者的屈从和对同类的傲慢，导致人民缺乏正义感和怜悯之心。鲁迅指出，帝王史观不仅是对历史的扭曲，更是对人性的压制。这种历史观使人们在极端压迫下，甚至羡慕牛马的生活，显示出人们在绝望中的自我贬低。他强调，历史教育往往偏重于华丽的叙述，而忽视了真实的历史经验，使人们对历史的认知变得肤浅。此外，鲁迅批判这种统治逻辑如何通过最低限度的生存条件来维持统治，使得百姓对现状心甘情愿，接受不公的“奴隶规则”。在这种环境中，百姓缺乏主动选择的能力，常常处于被动的状态。面对动荡的社会，人民宁愿选择一个压迫性的主子，以求得表面的稳定和安全，这不是什么人民享受安定，而是恐慌之下的无奈选择。在今天看来，其实就是一种无声的血泪控诉。
被塑造的“伟大”帝王
对历史的歪曲和误导最主要的表现，就是普通人从历史中消失了。而关于那些所谓“伟大的”帝王的记载，经常是与历史的真实相差甚远，甚至是有意的对历史进行歪曲和篡改。戴维·温格罗和戴维·格雷伯在《万物的黎明》(The Dawn of Everything，中文版译名为《人类新史：一次改写人类命运的尝试》)中说：帝王“在他们自己的纪念碑上，他们自我呈现的形象类似民间英雄乃至圣人”。今天的人们会以为纪念碑上篆刻的豪言壮语便是真实历史的写照，其实其往往与真相相差甚远。古代统治者们把自己打扮成高瞻远瞩的英明之主，“英雄式政治”不断出现，那些“自命不凡、争强好胜的个人魅力型人物”你方唱罢我登场，给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其实在历史上，“重大的政治成就”往往发生在统治者无所作为的时期，但是这些时期“总是遭到轻视或忽视，只因那时没有人在建造宏伟的石头纪念碑”。
两位学者强调了权力如何通过叙事来塑造公众的认知，这种倾向使历史成为权力斗争的工具，服务于特定的政治目的。所谓的“英明”帝王无非统治者自我塑造的结果。其实，现代政治领导人往往利用媒体和公共形象管理来塑造自己，以便在公众心中维持权威和合法性。温格罗和格雷伯的观点强调了权力如何通过叙事和象征性表现来影响社会意识，从而构建出与实际权力动态相脱节的“历史”。温格罗和格雷伯的观点挑战了人们对“伟大”故事的传统理解。历史并不仅是帝国和统治者的叙事，更是无数个体生命的集合。普通人的故事、集体的抗争和日常生活中的点滴，都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詹姆斯·斯科特 (James Scott) 进一步指出，帝王的形象是他们精心塑造的，“象征性秩序造就的盛大场面不仅在公共典礼，如国王加冕和五朔节游行中看得到，还能在公共空间中的建筑结构本身看到，包括广场、雕塑、拱门和宽阔的大街。有时建筑本身的设计意图就是用它们的高大与雄伟激发民众的敬畏之心。它们常常充当一种图腾，为一点也称不上有序的现实补充一点虚幻的秩序”。斯科特提到，帝王的形象并不是自然产生的，而是经过精心设计与构建的。这种塑造涉及多方面的因素，包括政治、文化和社会心理。统治者通过各种方式，如公共典礼、庆典活动和建筑设计，来强化他们的权威和地位。这里的“精心塑造”强调了权力的主动性，表明统治者会利用各种手段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
斯科特提到的“象征性秩序”是指通过特定的活动和仪式来营造出一种有序的社会氛围。在国王加冕仪式和节庆游行中，帝王通过精心安排的场面展现自己的权力和威严，这种象征性的展示不仅是对统治地位的确认，也是一种政治宣传。通过这些公共典礼，民众被引导去感受和认同这种权威，从而增强了对统治者的忠诚与服从。斯科特进一步指出，公共空间中的建筑结构，如广场、雕塑、拱门和宽阔的大街，都是权力象征的重要体现。这些建筑的高大与雄伟不仅是物质层面的表现，更有心理层面的影响。建筑设计的意图在于通过视觉上的冲击来激发民众的敬畏之心，使他们在潜意识中接受并认同统治者的权威。这种建筑的象征性作用可以追溯到历史上的许多帝国与国家。比如，古罗马的凯旋门和古埃及的金字塔，都是通过宏伟的建筑向民众传达统治者的伟大与不朽。这些建筑不仅是对物理空间的占领，更是在文化和心理层面上的统治。
斯科特的“虚幻的秩序”概念，反映了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在现实中，社会往往是复杂和混乱的，但是通过象征性的表现，统治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掩盖这种混乱，营造出一种看似有序的社会状态。建筑、庆典和仪式等元素共同构成了一种虚幻的秩序，这种秩序为真实的社会现实提供了一种美化的外衣。统治者不仅在政治上巩固自己的地位，也在文化上规训民众的服从。民众在参与这些仪式时，逐渐内化了对统治者的崇拜和忠诚，使统治者的权力得以持续和合法化。
为了让统治变得合法化，统治者多用种种的假象来粉饰太平和欺骗国内的老百姓。帝王沉醉于万方来朝的虚幻的梦境，例如中国历代王朝都画有“职供图”或者“万方来朝图”。在明清两代的朝贡史上，假贡使事件层出不穷。有的是自行捏造一个不存在的国家，自任使节，或者冒充那些真实存在的国家之使节。之所以会出现这种荒谬的现象，主要应归因于当权者喜欢万邦来拜的虚荣景象。《利玛窦中国札记》中留下了这样一段观察：“所谓的使臣便以据称是派遣他们来的各国国王的名义仿造文书，其中满是对中国皇帝的极度奉承……中国人知道整个事情是一个骗局，但他们不在乎欺骗。”
所谓的朝贡使团绝大多数都是商队。明朝是禁止正常的贸易往来的，但允许外国以进贡的方式进行朝贡贸易。朝贡者一进入中国，所有的开支都由朝廷支付，沿途所有的给养也由各地的地方官提供。每到一个地方，当地的官员还要为他们举办极为豪华的酒席，他们带来的给皇帝的礼品和他们的货物，都要由沿途的老百姓出牛马来运输。其实朝廷知道大部分朝贡是骗子，但仍要就此给老百姓营造出万国宾服、天下太平的错觉，以证明其统治的合法性，以及维持皇帝的面子。朝廷甚至派使节到海外，招徕邦国或者部落朝贡，大量的所谓礼物发放，造成国库空虚，当无数的老百姓还在忍饥受饿的时候，巨量的民脂民膏就以这样愚蠢的方式流进了外人的腰包。
今天应该怎样读历史？
回答今天应该怎样读历史这个问题，我想强调的是必须要有批判的眼光，因为许多历史记录可能被美化或扭曲，反映了记录者的偏见，我们需要严格地审视史料。帝王史观和英雄史观过分地强调少数人的作用，忽视了普通人的贡献，导致对权力的盲目崇拜。批判这种史观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历史。掌权者常利用历史为其统治服务，篡改或选择性记录历史是惯用手法，批判权力在历史中的作用能揭示其背后的动机和影响。历史写作常维护现有权力结构，批判这种写作方式促使我们寻求更客观的历史视角。通过这些批判，我们才能更准确地理解历史的复杂性，避免被掌权者或传统观念误导。总之，今天阅读历史，我想强调四个批判：对史料的批判、对帝王史观的批判、对权力的批判、对过去历史写作的批判。
第一，对史料的批判。当我们在阅读历史的时候，一定要知道，二十四史以及各种官方的记录，不是扭曲的，就是有选择的，其实是不那么可信的历史。为什么不可信？因为掌握政治权力的封建帝王可以任意销毁、篡改和歪曲历史。干隆编纂《四库全书》，销毁了大量他认为对大清不利的书籍，据统计为13600卷，总计15万册有余；焚毁版片170多种，8万多块；还系统地对明代档案进行了销毁。对专制统治者来说，历史事实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按照他们所认可的内容去记载和解释。以帝王史观所撰写的几乎所有的历史，存在大量的对历史的歪曲。
历史记载中的明君贤相几乎都是不真实的，不是被美化，就是被肆无忌惮地臆造出来的，历史成为统治工具的一部分。在帝王掌握绝对权力的体制下，是不可能产生真正利国利民的君主的。哪怕一个天生慈悲为怀的人，一旦他掌握了绝对的权力，他便不可避免地被权力异化为一个冷酷无情的君主。由于人们醉心于帝王史观和宏大叙事，所以帝王和英雄在道德和人格上的种种问题，都可以被视为瑕疵，哪怕成千上万条生命在他手里葬送，也可以轻描淡写地被一笔带过，甚至完全不提。读任何历史，对帝王的所谓“伟业”歌功颂德，一定得分外小心，不要让帝王史观左右了我们的历史思考。
第二，对帝王史观进行批判。不要崇拜权力，不要崇拜帝王，历史不是帝王或英雄创造的。如果说他们对历史有影响的话，那么他们对文化和文明的摧毁远多于建设，而文化和文明的建设者则是广大的普通人。所以我明确地指出：“历史学家要为百姓写史，哪怕是凡夫俗子每天坐茶铺的『毫无意义』的日常行为，也远胜于一代枭雄所谱写的横尸遍野的血泪史。”我们要敬畏历史，对于那种试图创造历史的人，要抱着极高的警惕。
我在《历史的微声》中写道：“当我想到所谓整体历史的时候，在我的脑海里就会浮现出这样一个画面：帝王或者英雄站在高高的山巅上，俯瞰整个大地，为自己马上要创造历史，而心潮澎湃，豪情万丈。极目望去，在他的眼中，是乌泱泱的人海，芸芸众生，小如蝼蚁。对他来说，面对这样的人海，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也不少，个体在这里已经失去了意义；个体的命运，在这里是无关大局的；芸芸众生之间，是没有区别的，甚至看不清他们的面孔。他们变成了一种我们称之为的『群体』、『群众』或者『人民』这样的概念。他们没有自己的故事，也没有自己的历史，当然也就没有自己的未来。如果这些芸芸众生为了帝王或者英雄所谓的『宏大事业』而死去，就无声无息地化为了尘土。”因此作为一个普通人，要理直气壮地抵制帝王和英雄史观，不要被宏大叙事迷住了双眼。
在帝制中国，每一次改朝换代，每一次大的战争，其实都是文明的倒退，然后经过许多年无数的普通人的辛勤劳动，一代又一代的努力，当一个稳定的社会创建起来后，往往不是长治久安，而是新一轮的动乱又开始了。当帝王或“英雄”指挥千军万马纵横驰骋的时候，就是腥风血雨、尸骨遍野，无数生命灰飞烟灭的时候。当我们在读史过程中被帝王的“大事业”激发出豪情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认真想一想，如果你是千军万马中的一员，或是被铁蹄所征服的人，从这样的战争中，你和你的家庭会得到什么，又会失去什么？
第三，要对权力进行批判，把帝王拉下神坛。历史的记录和历史的写作，经常被统治者用作一种有效的统治工具。他们一直操控话语霸权，利用权力的工具来美化他们的统治，对于人民的痛苦避而不谈。一代又一代帝王将相，企图利用历史的编撰来让老百姓逆来顺受地接受他们的统治；老百姓要感到自己的卑微，要对帝王和权力顶礼膜拜，要像供神一样地供奉着他们，维护他们的名声；要让老百姓都相信，他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伟大”而“慈悲”的君王所赐予的。在我看来，任何给老百姓造成灾难的帝王和权力掌握者，无论其建立了一个多么强大的王朝，都应该受到历史的审判，而不是被赞美。
第四，要对过去的历史写作进行批判。历史写作长期以来受到政治权力的影响，忽视普通人的声音，只强调帝王、“英雄”等少数人的功绩。这样的叙述方式不仅扭曲了历史的真实面貌，也影响了社会对历史的理解和认知。历史写作往往体现了一种选择性记忆。权力者为了巩固自身的合法性，往往倾向于美化自己的统治，将不利的事件和声音排除在外。这种选择性记录使我们所知的历史多是片面的，甚至是被篡改过的。批判过去的历史写作，就是要揭示这种选择性记忆背后的政治动机，恢复历史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过去的历史写作过于强调少数人物的作用，而忽视了普通人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性。历史不应只是关于统治者、征服和战争的故事，而是广泛涵盖社会各个层面的多元故事。普通人的生活、奋斗和经历同样应该构成历史写作的核心部分。重新审视历史写作，能够帮助我们理解那些被忽略的声音和贡献，从而获得更全面的历史视角。这样才能让每个普通人认识到自己的价值。我们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传宗接代等这样的日常行为，就是文化和文明世代传承的主要推动力量。普通人地位不应该卑微，在这个世界上不应该没有他们的声音。哪怕普通人的声音是微弱的，但是当千千万万的普通人发出自己声音的时候，一定会被这个世界听到。当我们阅读历史的时候，一定要牢记这一点：在任何一个文明和任何一个国家，权力没有那么神圣，帝王和帝国也没有那么崇高，真正神圣和崇高的就是组成这个国家99%的普通人，以及他们的要求，他们的幸福，他们的美好未来。
历史教育与历史观的启蒙
帝王史观和英雄史观之所以在中国长期盛行，就是由于这样的历史观影响下的历史写作，对我们的历史教育以及对历史认识的侵蚀。历史教育不仅是知识的传授，更是培养批判性思维的重要途径。通过对历史写作的批判性分析，公众能够更好地理解历史与现实的联系，发展独立的思考能力。在这个过程中，历史写作的批判性反思有助于打破对权力的盲目崇拜，培养对社会变革的开放态度，而不是沉浸在过去帝国、王朝的所谓的“辉煌”之中。对历史写作的批判是理解历史的重要手段，通过揭示历史叙述中的偏见和误导，才能更准确地把握历史的真实面貌，促进社会的多元发展。在此基础上，历史不仅关乎过去，更成为理解当下、塑造未来的重要工具。
中国的历史教育以王朝、帝王和政治事件为中心，忽视普通人的经历和对历史的贡献。这种教育模式导致了学生乃至大众对历史的理解非常局限，缺乏多元视角和批判性思维。在美国，历史教育内容涵盖广泛，包括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等，关注的不仅是历史上像华盛顿、林肯那样的伟人和独立战争、南北战争等重大事件；还包括普通人的生活、社会运动，以及文化发展。例如，美国历史教科书探讨土著人口、移民、女性、少数族裔的历史和贡献，而且教师通过引导学生讨论和辩论，帮助学生对美国政治和社会进行批判。
例如《不同的镜子：多元文化的美国历史》被广泛用于美国的中学和大学课堂上，提供了关于美国历史的多元文化视角，重新审视美国历史，重点描述了不同族群在美国的发展历程中的影响，各个族群如何在美国社会中争取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包括他们所面临的挑战、歧视和斗争，揭示了种族主义和排他性政策对这些群体的影响，并讨论了他们的反应和抵抗，探讨了美国社会中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与冲突，以及这些互动如何塑造了现代美国的文化和社会结构。另外，两卷本历史教科书《美国人民：民族国家和社会的创立》，目前为止已经出了第8版，从普通人的角度重新审视美国历史，涵盖了广泛的社会、经济和文化主题，从人民而不是从国家来认识美国的历史。
这里，我想用最强烈的措辞呼吁，中国从小学到大学的历史教科书，都应该重新撰写，抛弃王朝、帝王、英雄以及那种只关心权力、战争、征服的僵尸历史，而撰写出中国人民艰苦卓绝、有血有肉而有普通人的历史，历史就是的生活史。没有普通人的历史，历史就是不完整的，就是偏颇的、谬误的、被歪曲不完整的。大历史固然重要，但它绝不是历史的全部，甚至不是历史的大部分，在任何时代，普通人都是绝大多数。这里我想指出的是，所谓的“大历史”是传统意义上的大历史，其实我认为关心中国人民命运的历史才是真正的大历史。历史是一面镜子，它应该照见我们寻常百姓的日常与人生。我们这个时代，更需要有人文关怀的、普通人的历史。只关注宏大叙事，人们就只会从国家大视角去看问题。似乎只要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则无论采取怎样的方法、个体付出怎样的牺牲，都是可以接受的，这是非常有害的历史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德国和日本的战争发动者得到其国家民众普遍的支持，就是统治者利用历史煽动极端民族主义以及历史被误用的最典型的例子。在这种历史观之下的政治，也只会损害普通人乃至民族国家的根本利益。
还应该认识到，任何历史问题都没有所谓的唯一或者标准的答案。历史变化多端，经常并不是按帝王或者权贵的愿望来演化的，它是千千万万个无法预测的因素在特定的时间、地点以及各种机缘巧合下，对人类社会施加有形乃至无形的影响的。历史不只有一种解释，这是因为历史研究是主观活动，不同的历史研究者会写出不同的历史，对历史提出不同的看法。对一个历史问题的认识，是随着时间和空间的改变而改变的，我们经常说要把历史放到历史的语境中去理解，就是这个意思。把一段历史与其具体语境分离开来讨论，经常是没有意义的。对一个历史问题的争论，多数情况下不在于争论各方看到了不同的资料，而在于由于历史观的不同所造成的对历史和资料本身的不同理解。
通过对历史和历史教育的深刻反思，公众能够更好地理解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联系，进而在促进社会发展中发挥积极的作用。我们需要鼓励多视角的历史研究，倡导包容性历史观，以促进社会的多元发展。历史并没有单一的答案，不同的历史学者因其背景、意识形态和研究方法的不同，往往会对同一事件产生截然不同的解读。这种多样性不仅丰富了我们的历史知识，也促使我们在面对历史时保持批判性思维。历史的叙述往往受到政治权力的制约，普通人的声音被排除、被隐藏或者被掩盖。因此，重视微观历史的研究，关注普通人的经历与贡献，能够更好地理解历史的真实面貌。
历史教育在塑造公众历史观方面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因此，应该将中国人民的历史作为中国历史教育的主要内容，而不是那些目前充斥在历史教科书里面的王朝、帝王将相，以及统治人民的各种权术。历史不仅是过去的记录，更是理解现实、塑造未来的重要工具。通过对历史的深入研究，能够更好地理解社会变革的动力，增强对当代问题的敏感性和批判性思维。历史教育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历史教育应当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培养他们正确的历史观。通过多元化的历史教育，学生才能够更好地理解历史的复杂性。今天的人们在阅读历史时，应当保持批判性，关注多样性，理解复杂性，并试图通过历史来思考现实。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历史的意义和深刻内涵，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才能建设公正、自由、包容和尊重人民权利的社会。
必须进行一个历史观的启蒙
由于帝王史观左右了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对我们的历史认知，以及怎样看待今天和怎样展望未来，有极大的消极影响。对于普通人来说，怎样看待权力、怎样看待自己的义务和责任、怎样看待自己的角色，都是必须回答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在必须要有一个历史认识的启蒙。帝王史观和英雄史观在历史叙述中占据了主要地位，往往忽视了普通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主要推动作用。历史不仅是关于帝王、权力和英雄的故事，更是关于无数个体的生活、奋斗与牺牲的故事。通过对历史观的重新审视，能够更全面地理解历史事件的复杂性。
在当今社会，如何正确地认识历史显得尤为重要。应当以批判的眼光对待历史资料，尤其是那些由掌权者撰写的历史记录。我们需要意识到，许多历史文本可能存在选择性记忆、偏见乃至肆意的隐藏和歪曲，尤其是那些强调统治者所谓“丰功伟绩”的记录。因此，在阅读历史时，必须对史料进行深入分析，识别其中的立场和意图，避免盲目接受美化帝王的叙述。理解历史，应当关注历史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历史并非单一的线性进程，而是由无数个体的经历和选择构成的。因此，今天的人们应当努力从不同的视角去理解历史，尤其是那些被边缘化的群体的经历，理解普通人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性。
本文对帝王史观和英雄史观的批判，揭示了其对历史的歪曲。帝王史观往往将历史简化为统治者的功绩与荣耀，这种简化也影响当代社会的政治决策与公众认知。通过对历史的批判性分析，我们能够识别出历史叙述中的偏见与误导，从而更好地理解历史的复杂性。在阅读历史时，必须对帝王史观和英雄史观保持警惕。历史常常被统治者用作统治工具，试图通过美化自身的统治来维护权力。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历史的歪曲往往表现为普通人在历史叙述中的消失。而事实是，历史是由无数普通人的行动和选择共同推动的。历史叙述中的权力不平衡导致了普通人的声音被排除在外，历史的记载往往与历史的真相相去甚远。因此，在研究和书写历史时，应当关注普通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这样才能更全面地理解历史的真实面貌，揭示被忽视和抹杀的声音，纠正历史叙述中的偏见和歪曲。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历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认识到普通人在历史中的重要作用。
历史的教训应当促使我们反思权力的本质，警惕绝对权力可能带来的腐败与灾难。那些发动战争而给百姓造成灾难的帝王，无论他们做出了多大的“业绩”，也必须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而那些谨慎地使用权力的统治者，为了小民的福祉，化干戈为玉帛，让人民安居乐业，哪怕被人们认为平庸或者无所作为，也值得在历史上留下一笔。当然，在反思权力的同时，历史书写的中心，应该让位于为文化艺术、科学技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决定性贡献的普通人。
王笛，澳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讲席教授，研究领域为中国社会史、城市史、新文化史、日常生活史和微观史
本文原分上下两部分载于香港三联《读书杂志》第18、19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