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充分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是加快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要依托。基于理论溯源与历史经验考察发现，市场规模是大国产业体系迈向现代化的关键条件，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核心特征体现在容量、结构、秩序、运行与环境五个维度上，并展现出内需总量庞大、要素资源充裕、产业体系完整、需求层次丰富、结构持续升级的独特优势。超大规模市场需求通过最终品与中间品两个市场驱动产业实现规模扩张与结构升级的双重跃升，叠加新应用场景的创新催化效应，共同构成牵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动力机制。从终端扩容提质、中间品强基固链、场景创新应用、流通降本增效以及制度环境优化五个方面协同发力，全方位构建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向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动能转化的实践路径。
刘维林，国家重大人才工程青年学者；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赵雅婷，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
一、引 言
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是“十五五”时期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已被列为《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首要任务。在此背景下，深入探析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如何有效牵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系统辨析其理论机制与实践路径，对于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筑牢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产业根基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近年来，中国产业发展长期依赖的国际市场正面临世界经济增长动能减弱、逆全球化趋势抬头以及地缘政治格局深刻演变等外部压力，国内市场则面临传统要素比较优势逐步衰减、关键核心技术自主供给能力不足、重要原材料与核心零部件等产业基础薄弱等诸多挑战。反观中国产业体系，仍存在创新动能不足、产业基础支撑不牢、新兴产业发展不充分、价值链地位有待提升、产业协同效应不强等现实瓶颈。在正视这些挑战和瓶颈的同时，也应看到中国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过程中具有独特的优势，其中最根本、最突出的优势在于拥有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中国经济具有规模经济效应超大、范围经济效应超大、空间集聚效应超大、创新学习效应超大和发展外溢效应超大等鲜明特性，具体涵盖了有效需求优势、生产和供给能力优势、市场竞争优势、空间结构优势、科技创新应用优势等多重优势。超大规模市场成为继生产要素价格优势逐步消失后，中国未来参与国际产业竞争的巨大比较优势，甚至可能是绝对优势。“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在此阶段，超大规模市场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突破关键结构性瓶颈、重塑产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支点。
依托超大规模市场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具有深厚的学理依据。首先，市场规模对经济发展具有多维驱动效应。从宏观看，大国在经济结构、投入—储蓄等方面更有规模优势，从而带动经济增长。从微观看，市场规模扩大能深化劳动分工、鼓励创新转化和提高研发效率等。从具体机制看，超大规模市场可通过技术溢出与降低创新风险和成本、吸引价值链高端环节和提高劳动收入等多重路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其次，学界立足中国特定情境，从不同角度阐释超大规模市场与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系。本文从经济学的基本逻辑出发，从供给侧与需求侧两个维度展开梳理。供给侧方面，现有研究将优化要素配置、抑制劳动溢价、鼓励技术创新等作为市场规模的主要作用渠道，认为超大规模市场可在促进要素、商品以及服务的自由流动，提升产业技术创新水平等方面发挥作用。需求侧方面，现有研究考虑消费升级、贸易开放等市场规模扩大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并认为其可通过本地市场效应提升制造业贸易竞争力。罗重谱和李晓华进一步将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划分为最终消费和企业采购两大部分，并呈现规模庞大、体系完整、层次丰富、高速增长、持续升级等特征，刘青等认为其中的产业需求是科技创新的重要驱动力，戴枫等也强调扩大中间品需求规模是内需引致制造业中间品创新的核心传导路径。
现有文献为理解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与产业发展的关联提供理论支撑。但仍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关于超大规模市场的基础理论尚未得到充分阐释。现有研究多侧重于对超大规模市场的特征描述与整体效应分析，对其本质内涵、演进机理及其对产业发展的深层作用机制等基础理论探讨不足。尤其在分析超大规模市场对产业发展的影响时，尚未从产业体系整体视角构建体系化分析框架，缺乏全景式理论支撑。二是对“市场—产业”之间的需求牵引与动态适配机制缺乏深入剖析。现有研究虽涉及消费升级、产业需求等方面，初步勾勒出需求到产业的传导线索，但需求信号从终端市场传递至产业链上游的完整路径尚未厘清，未能凸显“需求牵引”的主动性与系统性，导致“需求—产业”之间的理论衔接较为松散。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提振内需已成为推进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抓手。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确立为年度首要任务，明确其是应对外部挑战、保障民生福祉、支撑经济长远发展的关键战略举措。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也指出未来五年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中国未来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要求增长动力从外需依赖、投资扩张转向居民消费，并将提振消费摆在突出位置，充分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与此同时，中国依托完整的工业体系形成数量规模庞大、品类细分完备的中间品市场，也为产业发展和创新提供强劲的引致需求支撑。因此，终端消费需求与中间品需求所构成的需求侧牵引机制是“十五五”时期利用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关键路径。
二、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理论渊源及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
探究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作用机理，需溯源市场规模牵引产业发展的相关理论脉络，并从实践层面考察市场规模优势支撑大国经济崛起的历史经验，从而为系统阐释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牵引机制奠定坚实的学理支撑与经验基础。
(一)超大规模市场的理论渊源
早期对市场规模优势的理论探讨与分工研究紧密结合，其理论渊源可追溯到亚当·斯密“市场范围假说”关于分工与市场规模关系的讨论。该假说认为，市场规模是决定专业化水平和生产效率的根本性约束条件，这为后续相关理论的发展奠定重要基础。随后，马歇尔将分工的效益归结为内部规模经济与外部规模经济，从生产成本角度阐释市场规模驱动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杨格则继承和发展亚当·斯密的“市场范围假说”，提出“劳动分工取决于市场规模，而市场规模又取决于劳动分工”，即分工和市场规模相互影响的动态机制。在此基础上，以杨小凯为代表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家基于斯密定理和杨格定理提出用分工解释供给和需求，强调分工与市场规模的循环积累。
20世纪后半叶，经济学分析工具的进步推动经济学家重新审视市场规模的作用，此后对市场规模优势的理论探索可以划分为供给侧和需求侧两支。供给侧以内生增长理论为代表，即侧重于从要素供给角度阐述技术创新过程中规模经济的有效性，论证市场规模在解释长期经济增长中的关键作用。如罗默构建的基于知识要素的内生增长模型，系统地将规模报酬递增纳入增长理论，阐释更大的市场如何通过促进知识积累与技术创新，从而形成持续的内生增长动力。Segerstrom等的第二代半内生增长理论则引入知识边际生产率递减设定，进一步明确经济规模是影响长期人均收入的关键因素。需求侧的研究强调“需求引致创新”与“本地市场效应”，聚焦需求规模对创新、贸易和专业化模式的影响。需求引致创新理论将市场规模从静态的外生条件转变为动态的创新驱动因素，揭示其对技术创新的内生激励机制。新贸易理论则从空间维度拓展市场规模的理论边界，本地市场效应理论指出，对于某一产品拥有较大国内需求的国家，将自发地成为该产品的生产集聚地与净出口国，从规模报酬递增与贸易成本并存的框架下揭示需求分布对产业地理格局的决定性作用。在此基础上，新新贸易理论构建异质性企业垄断竞争框架，从生产率、工资、市场竞争、贸易成本等方面对市场规模展开考察。与此同时，新经济地理和新新经济地理理论就大规模市场的集聚效应、选择效应及群分效应进行了阐述。综上，关于市场规模的积极作用已达成基本共识并形成一系列经典学说，成为驱动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
纵观理论发展历程，市场规模的角色经历了深刻转变，从最初被视为“外在约束条件”逐渐演变为“内生驱动力量”。近年来，随着理论认识的深化，市场规模的影响范畴不再局限于生产领域，而是延伸至创新生态构建、产业空间布局和全球价值链竞争等多个维度。市场规模优势理论的日臻成熟，既为解构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奠定学理基础，也为探索以市场规模驱动现代化产业体系高质量发展的路径确立了分析范式。
(二)市场规模在发达国家历史进程中的作用
国家规模决定大国崛起的潜力，市场规模在发达国家产业发展进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从不同国家的具体实践来看，市场规模对产业竞争力的塑造路径呈现出显著的差异化特征。早期，英国通过殖民体系大幅扩张市场规模，为工业革命奠定原始需求基础。美国早期通过南北战争构建统一的国内市场，驱动本国的工业化浪潮，二战后推行欧洲复兴计划以及多边自由贸易计划等，为国内工业产能开辟庞大海外市场，并进一步通过推动产业生态演进与主导全球技术标准等措施，系统性提升本国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奠定全球经济领导地位。与美国形成对照，二战后的欧洲并未依赖单一国家规模，而是通过区域一体化制度性地构建统一市场，为产业升级提供兼具规模与制度保障的支撑。在东亚，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则采取出口导向策略，将外部市场作为战略性需求来源，成功嵌入全球价值链并实现产业跃迁。上述路径共同揭示一个核心规律，即有效发挥市场规模优势是驱动本土产业升级与技术积累的关键因素。
在利用市场规模牵引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各国采取的战略模式多样，具体路径各具特色。以美国为例，其庞大且统一的国内市场，为产业发展提供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20世纪初，美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快速扩张推动工薪阶层规模持续扩大，从而引致标准化工业品需求爆发式增长。持续攀升的有效需求为规模化、标准化生产提供经济合理性支撑，进而倒逼企业扩大对流水线等生产技术的资本投入规模。规模化生产通过规模效应和稳定的回报预期推动技术应用与工艺革新的持续发展，为美国产业体系的持续演进提供基础动力。更进一步来看，超大规模市场的力量并未止步于生产革新，而是更深入地表现为对技术优势的塑造能力。在全球战略资源竞争领域，美国政府作为“超级买方”，其集中、稳定的公共采购与本土市场对前沿技术的潜在需求深度契合，为技术落地提供关键的初始应用场景，有效牵引技术突破与产业化进程。但是，技术的规模化落地与持续迭代始终离不开市场的主导作用。为此，美国政府积极推动此类技术成果与本土庞大市场需求对接，依托超大市场规模优势摊薄研发与生产成本，推动行业技术标准统一与相关应用爆发式增长，最终孕育出一批定义全球技术标准与产业生态的商业巨头。由此可见，美国基于超大规模市场的内生需求抢占技术革命先机，构筑全球领先产业优势，成功将市场规模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
对于本土市场规模有限的经济体，主动构建适配自身禀赋的市场规模是塑造产业竞争力的前提。德、日两国的实践经验表明，即使面临本土市场容量的约束，凭借对区域及全球市场的系统性嵌入与整合利用，亦可实现产业的跨越式赶超，进而构筑差异化的竞争优势。首先，德国积极依托欧洲区域一体化突破本土市场规模限制，推动产业形成高度专业化分工格局。德国素有对质量、精度严苛要求的传统，其产业长期专攻于高复杂度中间品与专用资本品的研发制造，进而在机械、化工等领域形成了高度专业化的供给体系。但受本国市场规模限制，往往难以支撑此类技术密集型、规模敏感型产业达到最优生产规模。为此，德国借欧洲统一市场的契机深度整合并利用其规模效应，有效突破本土市场容量限制，推动德国高端装备、特种化工等优势产业实现规模化发展，最终在全球高端制造业细分市场中确立以技术领先和品质可靠为核心的稳固主导地位。其次，战后日本受限于国内市场条件的相对不足，在“贸易立国”战略的引导下，以汽车、电子等战略性产业为重点，通过系统性整合全球市场资源，实现产业竞争力的跨越式提升。日本主动推行“雁行模式”，通过有序的产业转移和产能布局，在东亚地区构建起以自身为核心的产业链体系，成功将外部市场规模转化为本国的产业竞争优势，持续推动技术升级和产品迭代。此外，日本在整合外部市场的同时，始终注重培育国内市场的质量标准体系，使本土企业具备对接国际需求的竞争力。日本制造业成功突破国内市场规模限制，在多个领域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优势，充分证明有效利用市场规模对产业竞争优势塑造的关键作用。
历史实践充分证明，市场规模是塑造产业竞争优势的战略基石，即使本土市场规模有限，经济体仍会通过深度整合外部资源，主动构建适配产业升级的市场支撑体系。市场规模的核心作用在于，它为产业的动态演进提供关键的发展场域，并以此驱动新技术的迭代、分工的深化与规模经济的形成，从而为培育产业竞争优势奠定基础。从更深层次来看，市场规模的战略价值不止于静态的初始禀赋，更在于其为产业内生演化与持续升级提供动态发展空间。因此，中国应当充分运用内生的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通过激发市场潜力、完善规则体系、促进供需匹配等措施，构建规则完善、运行高效的市场生态，实现从市场规模优势向产业竞争优势的实质性转变。
三、超大规模市场的核心特征与中国独特优势
聚焦于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情境，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展现出更为丰富的复合特征，对其独特优势的解构也需立足于总量与结构框架下的多重维度展开。
(一)超大规模市场的核心特征
从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实践来看，“超大规模市场”这一表述已超越单纯的“市场规模”，包含市场规模的巨量化、资源流动的畅通化和制度规则的统一化等更为丰富的涵义，因此其核心特征也包含多个维度，本文将其概括为市场容量、市场结构、市场秩序、市场运行和市场环境五个方面。
其一，在市场容量层面，具备需求与供给的双重规模优势。在需求侧拥有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和持续升级的消费市场，在供给侧拥有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完备的产业配套，能够为市场提供全门类的产品与服务供给，二者共同构成超大规模市场的基底。其二，在市场结构层面，呈现为范围广、多层次、立体化的体系架构。横向维度上，实现商品与服务市场的全门类覆盖，纵向维度上，贯通从基础消费品到高端装备的全产业链条，要素维度上，构建资本、技术、人才等全要素协同发展的格局，三者有机融合，共同为市场功能的迭代升级提供坚实的结构化支撑。其三，在市场秩序层面，形成统一规范、公平透明的制度基准。通过统一准入破除区域性壁垒，跨区域协同监管维护公平竞争，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激发市场创新活力，共同筑牢市场的制度根基。其四，在市场运行层面，体现为价格灵敏、竞争充分和供需适配的运行机制。价格信号引导要素自由流动，竞争机制推动资源配置效率持续提升，供需互动促进产业升级与消费升级的动态适配，三者协同发力确保市场配置效率的最大化。其五，在市场环境层面，表现为集现代化基础设施和法治化营商环境于一体的支撑系统。现代化的基础设施与数字基建保障市场运行的物理效率，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为市场主体提供稳定的发展预期，二者共同为超大规模市场提供全方位的环境保障。
(二)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独特优势
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独特优势，源于特定国情下的禀赋特征与市场规模效应的叠加共振，具体表现为总量与结构的双重优势。在总量维度上，庞大的内需总量、充裕的要素资源以及完备的产业体系三者叠加，构建起其他经济体难以比拟的产品与要素双重超大市场，为产业体系的现代化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与战略支撑。在结构维度上，区域经济发展的梯度差异赋予市场巨大的纵深空间，使其能够容纳多层次的居民消费与产业需求，而需求层次的持续升级则进一步从动态层面推动市场边界向更广领域、更深层次延展。因此，总量维度的规模基础与结构维度的升级动力协同共进，共同塑造中国市场超大体量与强劲动能紧密结合的独特优势。具体来看，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可归纳为五个方面，一是内需市场规模巨大，二是要素资源供给充裕，三是产业体系配套完整，四是需求层次梯度丰富，五是结构迭代升级持续。
第一，内需市场规模巨大。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首要优势，根植于其庞大的内需总量，这不仅包含了十四亿多人口支撑的全球最大消费市场，更涵盖伴随现代化进程而形成的巨量投资与中间品市场。这种规模巨大、层次丰富的内需市场，为经济运行提供内在的稳定性与强大的缓冲韧性。与此同时，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稳步扩张的经济总量进一步强化内需的规模效应，为畅通国内大循环与支撑高强度创新提供坚实的市场基础。
第二，要素资源供给充裕。一是得天独厚的自然与人力禀赋。辽阔国土蕴藏的丰富自然资源，为建立完整的产业体系提供坚实的物质保障；庞大的人口规模则构成涵盖基础劳动力与高端人才的雄厚人力资源，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梯度化支撑。二是体量庞大的新型数据要素。持续活跃的经济活动与庞大人口共同催生海量高质量数据资源，涵盖居民消费、工业生产与社会运行等多个维度，为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提供全球最大规模的训练场景与底层支撑。三是高效完备的基础设施资源。较为完善的数字与物流基础设施网络，显著降低要素流通与市场交易成本，既保障劳动力、资本等传统要素的顺畅循环，又承载并加速数据资源的流动与价值实现，从而推动各类要素在统一大市场中实现高效配置。
第三，产业体系配套完整。中国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的全部工业门类，形成自循环能力强、抗风险能力突出的产业生态。产业链条从基础原材料贯穿至各类终端产品，构建起紧密联动的生产网络。中国完整的产业体系所具备的网络优势，能够快速响应国内市场需求变化，并通过紧密的产业关联将需求信号高效传导至产业链各环节，既确保内需市场的供给质量，又通过供给能力升级创造新的需求空间，为“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的良性循环提供坚实可靠的载体。
第四，需求层次梯度丰富。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丰富的需求层次，主要体现在消费、空间和产业三重维度，三者共同构筑起独具特色的市场纵深优势。在消费维度上，不同年龄阶段、收入水平和消费需求群体，共同构成全球最具多样性的终端消费需求，从基础生存型消费到享受型、发展型消费的全面覆盖，形成多元的消费需求体系，为各类产品和服务提供广阔的市场空间。在空间维度上，广袤疆域决定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具有超大的地理空间跨度，并由此形成自然差异和社会差异。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梯度为不同技术路线和产品形态提供差异化发展空间，有效支撑各类技术与商业模式的落地与迭代，同时催生丰富多样的应用场景。在产业维度上，完整的工业体系涵盖从劳动密集型到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形态，形成梯度化的中间品需求市场，为传统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提供缓冲空间和培育环境。
第五，结构迭代升级持续。结构持续升级优势具体表现为消费、空间与产业三个层面的联动演进，彰显出强劲的动态优势。在终端消费层面，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催生了规模庞大、层次多元的消费新场景，终端消费的持续升级通过产业链传导，为产业体系向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转型注入核心动能。在空间布局层面，区域发展的梯度差异在塑造多层次市场空间的同时也催生区域间的功能分工。梯度差异与功能分工共同构建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产业格局，既保障产业升级的连续性与差异性，也为新技术新产品的规模化应用提供丰富场景。在产业结构层面，传统产业升级与新兴产业发展并进，产业体系在梯度演进中相互支撑。多元化的产业需求结构在维系稳定性的同时，通过内部竞合持续推动结构优化，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综上可见，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核心特征并不限于规模本身，而在于其多维属性所蕴含的内生优势，多方协同发力，推动其演进为兼具自我强化机制与多维赋能效应的现代化市场形态，其在“总量—结构”上的复合优势，既是驱动中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也是参与全球竞争的核心战略资源。
四、超大规模市场需求牵引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作用机制
基于“市场—产业”循环链条视角，超大规模市场可以划分为产品服务市场与生产要素市场，其中产品服务市场可进一步划分为中间品市场与最终品市场。承接前文分析，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在终端需求与中间品需求两个维度上均呈现出显著的总量与结构双重优势。两类需求通过“增量”与“提质”两条路径，共同牵引产业体系实现规模扩张与结构升级。具体而言，其作用机制主要通过以下五个维度展开：一是终端需求潜力的释放直接为产业规模扩张提供容量支撑；二是终端需求结构的升级倒逼和引导产业提质增效；三是中间品需求规模的扩大夯实产业的基础体量和网络韧性；四是中间品需求层级的跃升驱动产业链向复杂化与高端化演进；五是市场内生的新应用场景，为技术迭代与模式创新提供验证平台和孵化空间，激活产业发展的长远动能。
（一）终端需求潜力释放推动产业规模扩张
终端需求潜力可解构为当期存量与未来增量两方面。当期需求存量能够提供产业发展壮大所依赖的规模经济效应与需求稳定效应；而未来需求增量则通过延展产业生命周期，形成时间维度上的跨期拉伸效应，二者共同构成产业规模扩张的“稳定器”与“推进器”。因此，终端需求的有效释放，既能激活存量潜力，为产业扩张筑牢静态基础；又能撬动增量空间，为产业规模的持续增长注入动态韧性。
第一，庞大的终端需求转化为显著的内部规模经济，确立产业扩张的成本优势。依托超大规模市场所提供的广阔市场空间，企业得以有效集聚分散的消费需求，为生产端实现规模经济创造先决条件。在规模经济作用下，企业的生产与创新固定成本被显著摊薄，在实现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的同时显著提升生产效率。这种成本优势不仅强化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支撑其扩大再生产，更驱动超额利润有效回流至研发活动，构建起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相互促进的正反馈机制，为产业规模的长期扩张注入持续动力。
第二，需求稳定效应为产业运行提供可预期的市场空间与风险缓冲机制，保障产业体系的平稳发展。超大规模市场庞大的需求总量能够有效平滑周期性震荡，在遭受外部冲击或外需骤降时，可维持市场规模的相对稳定。这种确定性的市场需求为企业对抗不确定性提供战略缓冲空间，有效降低创新的边际风险。稳定的市场预期激励企业转向长期价值创造，进而提升其风险偏好，驱动资本向高风险、长周期的突破性创新领域集聚，为产业规模持续扩张提供增长动力。
第三，持续扩张的需求总量能够有效延展产业成熟期的规模增长窗口。依据产业生命周期理论，产业在步入成熟期后，往往因市场饱和而面临边际增速递减的压力。而在超大规模市场中，终端需求总量的持续扩容与多层级需求潜力的梯次释放为成熟产业提供持续的“边际需求补偿”。这实质上平滑了产业生命周期曲线，即通过拉长成熟期的存续跨度并延缓衰退拐点的到来，使产业规模得以在更长时间维度内持续增长。这种由市场总量自然增长所驱动的外延式扩张，不依赖于技术进步，而是构成一种普适性极强的增长动力，为整个产业体系规模的可持续性扩张奠定坚实的底层基础。
（二）终端需求结构升级促进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
随着中国跨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居民消费需求日益呈现出多样化与异质性特征，并沿着从单纯物质功能满足向高品质服务体验、深层次文化价值以及新形态消费活动延伸的路径演进。这种消费结构的深刻变革，形成强大的市场筛选与倒逼机制，驱动产业体系加速向精细化、高附加值方向转型，成为中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重要牵引力。
第一，超大规模人口的异质性偏好通过范围经济效应支撑中高端细分市场发育。中国庞大的消费者群体不仅意味着巨大的总量，更蕴含着丰富的偏好异质性。这种长尾效应使得即使是小众的个性化、中高端需求，在超大规模市场的加持下也能形成足以支撑企业盈利的有效市场规模。这极大降低企业开发差异化产品的边际成本，促使企业从同质化的数量竞争转向差异化的质量竞争，展开适应性创新。企业从大规模标准化逐步转向柔性制造与精准供给，开发专精特新产品，满足多样化细分市场，进而催生能够快速响应、精准匹配的新型产业生态，为产品迭代与系统创新注入持续活力，推动产业结构向精细化、高阶化转型。
第二，市场需求对消费体验与服务敏感度的提升，推动制造业向“制造+服务”的融合型高端环节延伸。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升，消费者对单纯物质产品的依赖度降低，转而更加重视全生命周期的消费体验与高品质服务。这种需求变化牵引传统制造业突破单一的生产加工环节，向研发设计、定制化服务、售后运维等高附加值环节延伸。通过“产品+服务”的系统解决方案，产业体系得以从低端的加工组装向微笑曲线两端的高附加值环节攀升，实现价值链的纵向拓展。
第三，消费者对文化自信与情感价值的追求通过品牌赋能提升产业的软实力与附加值。中国居民的消费需求正从注重功能满足向追求精神满足跃迁，内含文化元素与情绪价值的商品日益成为市场新宠。这种趋势促使企业在产品研发中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审美，挖掘产品的符号价值与情感溢价。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通过持续的内容创新，实现文化价值与商业回报双赢，其核心动力源于消费者为情感共鸣与文化认同支付溢价的强烈意愿，消费者支付溢价的行为将激励企业通过强化品牌叙事、文化IP赋能等方式构建差异化竞争优势，从而推动产业价值链向品牌与营销环节延伸，并带动设计、创意等高附加值关联产业发展，持续促进产业生态整体价值的提升与格局重塑。
第四，消费升级与技术进步的协同共振催生出以数字、绿色、健康消费为重点的新型消费。新型消费将持续深化终端需求的多层次性，不仅丰富传统消费活动的多样性，更直接催生新的产品类别与服务形态，不断拓宽消费市场的空间与边界，孕育出全新的细分领域与潜在空间，从而刺激现有企业的产品创新与供给结构优化，引导各类要素资源流向新赛道，为产业新环节的诞生提供支撑。
（三）中间品需求扩张助推产业规模体量提升
社会分工的精细化与复杂化是持续推动产业分工结构变革的核心动力。中国完备的产业体系为分工网络的形成与扩张提供广阔空间，中间品需求在规模上已超过终端需求，这意味着中间品市场已不只是终端需求的传导渠道，更成为驱动产业规模扩张的主要动力。作为连接上游要素资源与下游终端使用的关键，中间品需求规模直接决定产业体系的广度与厚度。中国超大规模的中间品市场通过分工深化、体系支撑和乘数放大三重机制，支撑产业规模体量持续扩张。
第一，巨大的中间品需求支撑产业链的纵向垂直分工与横向专业化配套。超大规模的中间品需求打破细分产业的规模瓶颈。这意味着即使是产业链上原本依附于整机厂的微小零部件或加工环节，在海量需求的支撑下，也能独立发展成具备规模经济的专业化子行业。这种垂直解构效应，促使大量专业化配套企业涌现，极大地丰富了产业生态的“颗粒度”，使中国产业体系在每一个细分环节上都具备支撑大规模生产的产能基础。中间品需求的扩张还会推动规模经济效应在生产网络各细分领域全面渗透，驱动产业链各环节的平均成本曲线发生下移，为产业规模的有效扩张提供效率基础。
第二，广阔的中间品市场维持了工业门类的完整性与产业配套的本土化。庞大的中间品需求为上下游企业提供了稳定的本土市场空间，使中国能够维持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最完备的工业体系。这种全产业链集聚优势，使企业可以在国内快速寻找并匹配到几乎所有类型的原材料与零部件，大幅降低供应链的搜寻成本与物流成本。完备的中间品市场像磁石一样吸附上下游企业形成空间集聚，构建起其他经济体难以复制的超级产业集群，从而在总量上筑牢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实体根基。
第三，中间品需求的循环累积放大宏观经济的产业波及效果。中间品需求的本质是产业间的相互购买与生产性服务。超大规模市场意味着极高的产业关联度与迂回生产程度。终端需求的每一次扩张，通过庞大的中间品网络多轮次地传导与放大，产生数倍于最终需求的工业总产值扩张效应。这种需求乘数机制，使中国经济能够通过内部复杂的产业关联网络，将市场需求转化为倍增的工业增加值，从而持续推高国民经济的产业总规模与体量。完整的产业链优势塑造并强化产业生态的网络协同效应，实现知识与中间投入品的跨主体共享，系统性降低中间品市场的创新成本与试错风险，从而强化其需求的规模性与可持续性。
（四）中间品需求提质牵引产业链供应链向自主化与现代化跃迁
随着产业分工的纵深推进，中间品在生产体系中的占比逐渐提高并成为技术进步的物质载体，中间品的需求结构也由于下游资本品与消费品的复杂化、高端化趋势，通过产业链的后向关联机制发生深刻质变。这种需求层级的跃迁，不仅使中间品成为供应链价值创造的关键环节，更通过技术牵引作用，提升整个产业链的自主化与现代化水平。具体而言，中间品需求升级主要通过技术倒逼、风险补偿与标准协同三大机制，为产业链供应链高端化演进注入持续动能。
第一，中间品需求升级强化技术倒逼机制，驱动产业链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伴随下游新兴产业的蓬勃发展，针对高技术含量中间品的引致需求呈爆发式增长，并表现出显著的高技术门槛与高频次迭代特征。基于产业链上下游的技术互补与匹配约束，下游“链主”企业通过设定严苛的采购标准与技术规范，将终端市场的竞争压力沿供应链向上传导，形成强有力的技术倒逼机制。这种源自需求侧的硬约束，迫使并激励上游供应商加大研发投入与技术攻关力度，在通过“优胜劣汰”筛选出优质供给主体的同时，有效破解上游基础工业的“低端锁定”困局，牵引产业链关键环节从低附加值的加工组装向高技术密集型的研发制造跃迁。
第二，中间品需求提质倒逼风险补偿机制建立，加速产业链关键环节的自主可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往往伴随着高昂的研发沉没成本与极强的时间不确定性。随着中间品需求向高品质升级，高性能中间品的有效需求加速释放，其产生的创新溢价为上游企业提供丰厚的技术创新租金。同时，在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加剧的背景下，下游链主企业基于供应链安全考量，将原本的离岸采购转为对本土高质量中间品的刚性替代需求。这种高收益预期与高市场确定性的叠加，构成有效的风险补偿机制，显著降低企业创新的边际风险，激励国产供应商突破“卡脖子”技术瓶颈，支撑产业链关键环节实现自主可控。
第三，中间品需求升级深化标准协同机制，驱动产业链供应链向现代化转型。产业链现代化不仅是技术层级的跃升，更是生产组织方式的数字化、绿色化与系统化变革。随着中间品向高附加值及系统集成环节攀升，其交互属性对跨企业的技术接口兼容、数据交互规范及碳足迹核算标准提出严苛要求。这种需求侧的系统性升维，客观上倒逼全链条建立统一的底层技术协议与通用交互规范，通过深化标准协同大幅降低链上协作交易成本。依托通用的标准接口，上下游企业得以击穿环节间的“信息孤岛”，实现节点间的数字互联与绿色协同，最终构建起数实深度融合、网络高效协同的现代化产业生态体系。
（五）新应用场景赋能新质生产力培育发展
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推动新场景大规模应用，已成为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有力支撑。区别于传统产业，新质生产力所依托的前沿技术往往具有颠覆性与非连续性，其对应的市场需求在初期呈现出高度的模糊性与潜隐性。场景的核心价值在于通过主动构建可感知、可交互的具象化空间，为新技术的产业化落地先导性地挖掘并锁定潜在的市场需求。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内生的海量、多元且复杂的应用场景，成为新质生产力培育的孵化器与加速器，使各类技术创新能够快速匹配目标群体，最终顺利实现产业化应用。
一方面，新场景通过需求引致创新与风险共担机制，为新质产业链的初期培育提供关键支撑。前沿应用场景作为显性的需求载体，推动创新模式从技术驱动转向场景牵引。这一过程将技术探索转化为基于场景反馈的精准匹配，通过前置性定义需求边界，倒逼供给侧开展定向攻关，有效规避研发方向与市场脱节的结构性错配。此外，针对新质生产力初期投入高、强外部性及收益不确定性等特征，政府主导的重大应用场景通过提供确定的需求预期，有效弥补市场失灵。这种基于“政府背书+市场验证”的风险共担模式，将创新的外部性内部化，为微观主体提供必要的试错缓冲区，激励企业勇于进入技术“无人区”，加速未来产业的布局与推广。
另一方面，新场景发挥着新型要素载体与资源配置枢纽的双重功能，推动新质产业向高阶形态演进。在数字经济时代，应用场景不仅是消费场域，更是数据这一新型生产要素的供给源头。场景的规模化运行持续沉淀海量行业数据与反馈信息，激发“干中学”与“用中学”效应，反哺算法优化与产品迭代，从而确立以场景应用沉淀数据要素、以数据反馈驱动技术演进的循环增长机制。同时，超大规模场景释放的确定市场信号，能产生强大的要素集聚效应，引导资本、人才等稀缺要素精准匹配至高效率和高附加值技术路线，助力新质生产力的产业主体在广泛的市场检验中实现规模化跃迁与生态化发展。
五、超大规模市场需求牵引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实践路径
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需求侧优势对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引作用，需围绕消费品与中间品两类需求的总量扩张与结构提质展开。
（一）着力释放终端市场潜在需求，夯实产业升级市场根基
消费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环节，也是牵引产业升级的源头动力。必须立足扩大内需战略基点，聚焦于“提升消费能力、挖掘异质需求、稳定市场预期”三大关键维度，将潜在的市场规模优势转化为驱动产业发展的现实动力。
一要着力提升居民有效支付能力，为产业规模扩张筑牢购买力底座。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在产权制度层面充分承认人力资本在价值创造方面的贡献，推动资本所有者与劳动者实现利益均衡。通过在初次分配中提高劳动报酬比重，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以降低居民预防性储蓄倾向，强化就业政策以稳固收入预期三方面协同发力，切实提升居民对高品质、高附加值产品的支付能力，确保庞大的终端需求能够转化为产业扩张的有效订单。二要利用数字化技术精准捕捉异质性需求，驱动产业向精细化与柔性化转型。顺应消费者需求个性化与分层化趋势，大力推广C2M（从消费者到生产者模式）等新模式。依托大数据技术精准识别并聚合分散的长尾需求，将其转化为可规模化的柔性制造指令，从而倒逼生产线从传统的大规模标准化向智能柔性化转型，实现供给侧对需求变动的敏捷响应。三要发挥超大规模市场的战略缓冲效应，稳定产业发展的宏观预期。建立健全逆周期调节机制，在面临外部冲击时，通过扩大公共消费、实施耐用品补贴等政策工具稳定需求总量。这能为产业链提供稳定的产能利用率预期，有效平滑产业周期波动，防止因需求收缩导致的产业发展失速。
（二）着力激发中间品市场分工优势，驱动产业价值链向高端攀升
中间品市场是连接产业上下游的枢纽。应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对分工深化的决定性作用，通过标准引领、集群培育、创新协同三措并举，畅通产业链价值传导路径。
一要推进中间品标准化与通用化建设，大幅降低链上协作交易成本。坚持政府引导、链主牵头、协会协同，制定关键基础零部件与元器件的通用接口规范与数据交互标准。着力提升中间品的模块化水平与互换性，消除企业间的技术壁垒与兼容性障碍，从而显著降低上下游的搜寻、适配与验证成本，充分释放产业链分工深化的网络外部性。二要培育专业化中间品供应商集群，支撑产业链分工深化。依托超大规模的本土中间品需求，引导制造业企业剥离非核心制造环节，聚焦细分领域培育一批“专精特新”与“单项冠军”企业。通过提升中间品供给的专业度、精细度与一致性，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更深层次的垂直分工与高效协同。三要构建关键中间品的市场扩散与风险共担机制，加速国产替代进程。通过完善风险补偿与市场准入激励机制，健全上下游协同创新机制，针对性降低高技术中间品面临的市场信任壁垒与转换成本，缓解产业链企业应用创新产品的试错风险，利用超大规模市场的规模效应加速产品迭代与技术熟化，实现从需求侧牵引到供应链自主可控的良性循环。
（三）着力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推动新质产业稳步发展
为充分将我国丰富的场景资源转化为现实的产业培育优势，亟须通过构建全域开放、数据闭环与深度融合的场景生态，加速新技术从概念验证向规模化应用转变。一要建立前沿技术场景开放清单，打造技术产业化验证平台。有序开放城市治理、智慧交通、医疗健康等公共领域场景资源。发布新场景开放清单，将潜隐的社会需求转化为显性的技术验证空间，为新技术提供低成本的试错平台，助推其跨越从实验室到产业化应用的“死亡之谷”。二要构建场景、数据与算法的闭环机制，激活数据要素的乘数效应。在场景建设中前置规划数据采集体系，推动生产与生活场景的全面数据化。建立合规的数据回流机制，确保场景运行产生的高质量数据能够反哺研发端，形成以应用沉淀数据、以数据优化算法、以算法升级产业的良性循环，通过“干中学”效应加速技术成熟。三要推动生产性场景与生活性场景融合，拓展产业边界。既要利用工业互联网等生产场景加速技术的产业化验证，又要依托数字健康等生活场景和海量用户基础促进技术的规模化应用。同时推动生产数据与生活数据的跨界流动与交叉赋能，加速催生服务型制造等融合型新业态。通过生产性场景效能提升与生活性场景体验优化双向发力，构建多元共生的场景生态，为新质生产力发展开辟广阔的市场空间。
（四）着力构建现代化流通体系，提升产供销运行效率
现代化流通体系是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大动脉，应坚持硬件联通与软件赋能并举，通过数字化平台赋能、实体网络优化与制度堵点疏通，全方位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打通制约产业循环的流通梗阻。一要搭建数字化供应链协同平台，降低产需匹配的搜寻与交易成本。鼓励行业龙头企业开放工业互联网平台，实现产能、库存与物流数据的实时互联与共享。通过算法匹配与全流程数字化调度，解决上下游信息不对称导致的资源错配问题，并结合产业特征定制“物流+产业”的解决方案，推动生产端与消费端在流通环节深度协同与精准对接。二要完善多式联运物流网络，降低实体流通成本。统筹布局国家物流枢纽网络，大力发展高铁物流、铁水联运等高效模式，大幅降低跨方式中转成本与门到门综合运输成本，从而实质性扩大市场辐射半径，突破地理空间限制，使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势能覆盖更广泛的区域与产业。三要优化商贸流通网络布局，破除流通环节的制度性与技术性堵点。推动跨区域物流标准互认与规则衔接，优化城乡一体化商贸网络布局，精准补齐末端配送短板。通过消除流通环节的隐性壁垒，保障生产要素与商品在区域间实现高效顺畅流动，实现供需在多元场景下的精准对接。
（五）着力优化制度环境，筑牢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制度支撑
制度优势是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转化为产业竞争优势的根本保障。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以制度创新打破空间分割与行政壁垒，通过统一大市场构建、产权激励强化与宏观政策协同，释放新一轮制度变革红利。一要破除市场分割壁垒，构建高效规范的全国统一大市场。重点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全面落实公平竞争审查与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纠正区域间排他性竞争行为。通过打破行政性垄断与地方保护，确保要素与产品在全国范围内无障碍流通，加速超大规模市场需求总量在空间上有效叠加，从而支撑起专业化分工所需的巨大市场规模。二要强化产权激励与监管，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完善知识产权与数据产权保护制度，加大侵权惩罚力度，确保创新主体能够充分获得技术创新的市场回报。同时深化“放管服”改革，建立稳定、透明、可预期的监管环境，切实降低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激励企业利用大市场开展长周期、高风险的研发投入。三要创新宏观政策协同机制，增强政策取向一致性。建立消费、产业、科技政策的常态化统筹与评估机制，推动标准互认与规划衔接。实现消费端需求信息向生产端产能及创新活动的精准传导，稳固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高水平动态平衡，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持续动力。
纵观大国经济的演进规律，将市场规模优势转化为产业竞争优势，是迈向经济强国的必由之路。置身全球产业重构与国内动能转换的交汇期，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所蕴含的独特优势，不仅为产业体系的现代化建设提供战略缓冲空间，更是我国在全球价值链攀升中掌握主动权的核心战略支点。“十五五”时期，必须持续激发内需潜能、畅通“需求—产业”循环链条，从需求端打通大国经济增长脉络，将市场优势彻底转化为引领现代化产业演进的动能，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坚实的产业底座。
载于《江西社会科学》2026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