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金农（Stephen R. MacKinnon）教授的英文书Chen Hansheng: China′s last romantic Revolutionary（以下简称《陈翰笙传》）2023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现在熊鹰翻译的中文版终于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书名译作《一代传奇陈翰笙：学术与革命的双重人生》，2026年2月出版）。麦教授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一批访华的美国学者，1972年3月他曾作为美国“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友好访华代表团成员来华，受到周总理的接见。此后他多次访华，从事研究和学术交流，1979至1981年担任人民日报社外籍专家并指导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研究生。他早年在耶鲁求学，本科阶段即问学于芮沃寿（Arthur Frederick Wright, 1913–1976）、芮玛丽（Mary Clabaugh Wright, 1917–1970）夫妇，博士时期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师从刘广京，毕业后于1971年秋进入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任教，2011年正式退休。
麦教授对研究陈翰笙的兴趣发源于研究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知名校友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 1892–1950），他从史沫特莱的朋友圈发现陈翰笙这一传奇人物，并于1979年7月第一次采访陈翰笙。当时翰老已经82岁了，和麦教授一见如故，表示希望用英语记录自己的一生。麦教授终于在自己82岁时出版了《陈翰笙传》，而他自己也变成了我们的“麦老”。这本书不仅是对翰老波澜壮阔一生的回顾与重建，更是一部穿越20世纪世界政治风云与中外学术交流的知识史叙事。作为早期中国社会科学的奠基者、跨国左翼学术网络的活跃成员、兼具革命理想主义情怀与实证主义方法的革命学者，翰老的一生充满了矛盾、跨界与变动，麦老通过严谨的史料梳理辩证和细腻的笔触，使其从复杂历史中跃然纸上。麦老全书试图证明翰老终其一生是个具有浪漫主义革命理想的知识分子，无论身处何地、活动多忙，总是坚守自己安身立命的学术天职。
尽管翰老在1988年出版了自传《四个时代的我》，身后亦有众多传记与回忆文章问世，但麦老一书内容之详实与系统，堪称最为完整的翰老传记之一。为翰老作传绝非易事，因其一生极为传奇而复杂，从1897年到2004年，横跨三个世纪、行迹遍及亚美欧多国，长期工作于美国、苏联、印度等国，用中、英、俄语出版发表了论著30余种、文章200余篇，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史、农村研究、国际关系、欧美史、印度史等诸多领域。麦老指出，陈翰笙的回忆录和口述史对自己1927至1928年在苏联以及1934至1939年在纽约的经历言之不详，所以麦老花费了很大精力补充这两个关键时段翰老与国际学界的互动。
麦老历时数十年，搜集了大量史料，力图真实再现翰老一个多世纪丰富多彩的革命和学术生涯，厘清坊间各种传闻。他的史料来源主要有三类：首先是他在1979至1981年间陆续与翰老谈话，记录下137页翰老英文口述传记，构成这本《陈翰笙传》的主干；其次，麦老查阅了北大图书馆、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无锡革命博物馆、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麻省大学图书馆的大量档案；最后是1979至2014年间他采访了中、美、印等地翰老的亲属、朋友、同事、部下、同行、熟人等相关人士，搜集信息和线索。不过，以翰老工作范围之广，尚有挖掘新史料的空间。
麦老试图通过梳理翰老的家庭背景和早期求学生涯来推断其后来投身革命的内在逻辑。他注意到，陈翰笙幼年与身为清末新军军官的父亲关系疏远，其妻子顾淑型来自无锡望族，而无锡近代得风气之先，率先引入近代工业，被称为小上海，出了很多工商业和文化名家，比如工商业界的荣家、唐家，文学家钱锺书，革命家陆定一、秦邦宪等。陈翰笙小学就读于实行英文教学的东林书院，11岁时亲历满清要员端方访问东林书院，浩大的排场给年幼的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09年，陈翰笙进入长沙明德学堂（今“明德中学”），期间通过黄兴、宋教仁、张继、柳亚子（还有陈天华，后来在日本蹈海而死）等人接触到同盟会进步思想。其中，对陈翰笙影响最大的是同盟会会员、南社社员傅熊湘，正是他在少年陈翰笙心里播下了反帝的思想种子。
翰老在人生各阶段常得“贵人相助”，也总能敏锐捕捉时代思潮。1911年在长沙基督教青年会遇到美国化学家罗伯逊（Clarence Hovey Robertson, 1871–1960），接触到自然科学，想去加州跟布尔班（Luther Burbank, 1849–1926）学习植物学。这一年夏天，他被父亲送上火车去北京参加清华留美预备学校考试，住在远房亲戚家，遇到了五岁多的陆定一。四十年后陆定一做了中宣部部长，邀请翰老做北大副校长。翰老婉拒了。报考清华失利后，同年9月陈翰笙进入雅礼学堂（今长沙市“雅礼中学”），遇到英语老师赖德烈（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1884–1968），后来1947年去普林斯顿大学开会时又再次遇到已成为耶鲁中国史教授的赖德烈。在雅礼学堂期间，陈翰笙被老师瑞德（Alfred C. Reed, 1884–1951） 安排到马萨诸塞州赫门工读学校，1916年进入波莫纳学院，又被历史系主任维斯特嘉（Wardmar C. Westergaard, 1882–1963） 欣赏，推荐到芝加哥大学读硕士。在波莫纳，陈翰笙还结交了何廉和李景汉，他们后来各自成为知名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在芝加哥，他又结识了高仁山、查良钊、何思源等人，逐渐介入时政，并曾和查一起奔赴美国首都华盛顿，力促顾维钧坚守外交原则、不和列强妥协。
值得注意的是，1921至1922年，陈翰笙在哈佛大学跟当时美国最负盛名的欧洲中古史学者哈斯金斯（Charles Homer Haskins, 1870–1937）求学。1919至1921年陈寅恪、吴宓、俞大维等人也在哈佛，但和陈翰笙错过。1922年，陈翰笙转入柏林大学，两年就拿到博士学位。其实陈寅恪于1921至1925年也在柏林大学，但两人似无交集。1939至1941年，翰老在香港协助宋庆龄从事工合运动工作，陈寅恪在港大任教；1941年两人也都疏散到桂林，但都没有交往。
虽然翰老在柏林主要学习东欧史，却亲炙于社会学家和经济史家桑巴特（Werner Sombart, 1863–1941），受其出版的三卷本《现代资本主义》（Der Moderne Kapitalismus）启发很大，对其有关被殖民国家经济与欧洲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联系的分析印象深刻。翰老在南欧游历时近距离观察到一战后欧洲人民的痛苦生活，其反帝思想因而得以进一步强化。这一阶段的翰老已经具备三种能力：通晓英文、德文、法文、俄文等多门语言，具有广阔的国际视野，高度关注社会不平等问题。这为他后来回国转向中国农村研究、再到参与国际左翼学术与政治网络奠定了坚实基础。1924年毕业时，陈翰笙在柏林遇到五四运动后离开北大、在德国暂避锋芒的蔡元培，蔡元培邀请他到北大任教，但他1924年秋季在历史系仅数月即与系主任朱希祖发生冲突，由胡适、王世杰、李大钊等安排转到政法系教美国宪法史和欧美国际关系。这期间，陈翰笙积极参与反帝反封建活动，亲历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1926年夏天，他加入共产国际。这一身份的转变标志着他开始将自己的学术工作与革命事业结合起来，确立了“以学术服务革命、以调查推动改造”的理念。大革命失败后，1927至1928年，陈翰笙在莫斯科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任研究员，展现出高度的学术自主性，这段经历也为他的农业研究奠定了根基。
1928年起，翰老担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开始系统从事农村社会调查。在此期间，他多次从事田野调查，借鉴欧美社会学与经济学中的定量方法，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出发，强调对土地制度、农业生产关系、阶级进行分析，发表了《封建社会的农村生产关系》（1930）、《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1937）、《中国的地主和农民》（英文版，Landlord and Peasant in China: A Study of the Agrarian Crisis in South China，1936）、《帝国主义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1939）等一系列论著，为中国本土社会科学提供了早期理论范式与方法论路径，也为后来的土地改革与农村政策提供了学理支持。
翰老不仅是中国社会科学的开创者之一，更是国际左翼知识网络中的关键人物。他曾分别于1927至1928和1935至1936年两度在莫斯科工作，与马扎亚尔（Ludwig Madyar, 1891–1937）、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 1896–1988）等学者有密切联系；1936至1939年在纽约太平洋学会工作期间，与美英左翼知识界保持互动；1944至1946年在印度工作时，与高善必（Damodar Dharmanand Kosambi, 1907–1966）、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1889–1964）等人交往密切；他还曾在香港、桂林、加尔各答、德里、东京、巴黎、西雅图、纽约等地游历讲学，与很多知名学者交流农村问题研究。值得一提的是，旅居印度期间，翰老还和桑纳（Daniel Thorner, 1915–1974）合作，编写了《南亚的生态和农业区域》（Ecological and Agrarian Regions of South Asia Circa），此书已成为当代研究南亚经济社会变迁的必读书。桑纳正是后来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 1902–1985）网罗到法国高等实验学院（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简称EPHE）第六部的印度农业研究学术权威，和汉学家白乐日（étienne Balazs, 1905–1963）一起参与布罗代尔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研究项目（参见：陈怀宇，《在西方发现陈寅恪》，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73–75页）。如果陈翰笙不回国，会不会也参与布罗代尔的这个项目呢？
翰老与苏联的关系颇为引人注目，为后人提供了值得进一步思考与研究的空间。这种关系不止于思想层面，更通过其两度亲赴莫斯科的实践深度嵌入苏联的“知识政治”体系之中。这两段经历，标志着他从一名外围观察者转变为苏联学术与政治网络内部的参与者。第一次莫斯科之行（1927–1928）发生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的背景下，翰老作为共产国际成员在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工作，为苏联同行撰写关于华北政治、农村经济与军阀关系的分析报告，同时参与国际农民运动资料的编纂工作，首次将中国农村的土地剥削、佃农契约与农业信贷问题纳入世界比较研究体系。第二次莫斯科之行（1935–1936）则发生在斯大林肃反初期的紧张氛围中，翰老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从左翼自由知识分子到革命知识分子的政治身份转换，并在莫斯科见到了潘汉年、胡愈之等人，为后来从事统战工作打下了基础。
这两段经历不仅深化了翰老对计划经济与农业集体化的理解，也使他对苏联体制的复杂性有了切身体验。他始终保持一种“敬而不盲”的姿态，这种立场后来在其回应“亚细亚生产方式”论争时表现得尤为突出。在知识交锋层面，翰老认为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有待商榷，这是他与苏联知识界最具影响的互动之一。面对国际马克思主义主流学者如马扎亚尔、魏特夫等人所主张的“东方专制”论——将中国定义为以自然经济、官僚汲取和农民束缚为特征的封闭社会——翰老在1930年代末至1940年代初撰文指出，中国农村早已深度卷入商品交换体系，地主与商人阶级在地方经济中发挥着“过渡资本主义”功能，而农民则在土地与劳动力市场中展现出能动性。这一观点为战后中国农村史研究奠定了基础，亦显示出其学术批判立场的成熟。他认为，苏联部分理论家仍延续了“欧洲中心主义”视角，只是披上了马克思主义语言的外衣。他则致力于在马克思主义框架下建构基于“中国经验”的理论逻辑，而非简单套用苏联模式。
麦老的《陈翰笙传》读来引人入胜，也时时让人思考。比如翰老在国际学术界，特别是在日本学术界的影响，以及当代学者对他学术贡献的反思和批评，值得进一步探讨。在日本，翰老的影响尤其突出。他于1934年出版的《广东农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很快在1936年即被译成日文出版（佐渡爱三，丛文阁），1940年井出季和太又出版了另一个译本（松山房）。讽刺的是，井出并非马克思主义学者，而是专门研究日本东南亚开发政策的殖民主义学者。翰老1939年在纽约太平洋学会出版的《帝国主义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也在1941年出了两个日译本，题目稍有不同（殿生文男，东洋书馆；水田博，生活社）。四五十年代在日本的《中国公论》《中国经济月报》《亚细亚经济旬报》上都有翰老的经济史研究介绍。五十年代的日本学者，如安藤彦太郎、中村治兵卫等人，都系统研究过翰老的论著。1963年，翰老代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与左翼学者日本朝鲜研究所理事长古屋贞雄、中国研究所安藤彦太郎以及朝鲜科学院的李升基、金锡亨签署学术合作声明，发表在日本《历史评论》（1963年12月第160期）上，谴责美帝国主义，倡导东亚和平外交。
同样值得研究的还有翰老对日本战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一些汉学家对中国革命的胜利非常关切，传统研究中国史的学者如仁井田陞等人很关注中国农村问题。1955年郭沫若率团访日，翦伯赞在日本做了关于中国历史分期的报告，引起了日本学者的浓厚兴趣和热烈讨论。翰老的中国农村研究当然也是当时重要的思想学术资源。
当然，批评的声音同样存在，例如当代经济史学者罗斯基就指出了陈翰笙的研究方法与逻辑推理的薄弱部分（Thomas G. Rawski, Issues in the Study of Economic Trends. In: Economics and the Histori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pp. 47–50）。他认为翰老的农村问题分析为技术上较弱的研究，指出其在数据使用、变量解释、理论推导及文本与表格之间的逻辑一致性方面存在明显问题。例如翰老以每个种植区的两个代表性村庄为样本，便断定烟草种植导致农民生活水平下降，罗斯基质疑样本的代表性及其是否带有确认性偏误。罗斯基也批评翰老未能识别数据偏差，如选择交通便利或有组织的村庄作为样本，容易误判农村全貌。他强调定量研究必须具备稳健性分析，验证假设变动下结论是否依然成立。翰老的研究虽具问题意识，但缺乏方法上的严谨性与说服力。
麦老将翰老称为“中国最后的浪漫主义革命者”，这既是对其革命理想的致敬，也道出了他一生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挣扎。他与国民党左翼、共产国际、苏共、欧亚地区左翼学者长期保持合作联系，也始终保持学术的独立性，他一生都在追求社会正义。翰老以其跨越语言、文化、体制的能力，成为一个活跃的全球性知识传播者和组织者。他对农村问题的重视，对农民作为历史主体的坚持，对跨文化研究的倡导，对社会科学作为参与改变现实工具的信仰，构成了他的精神遗产。
（作者为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授）
